战争的直接起因

根据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 在《和平谈判1919》中的记载，1919年6月28日星期六，“La journ é e de Versailles（《凡尔赛和约》签订的那一天），我们到场时克列孟梭（Clemenceau）已经在华美的穹顶下就座了。他的头顶上就是那幅名画《Le roi gouverne par lui-même》（王者执政） 。他看上去瘦小枯干，面色蜡黄，像是故事里干瘪的小矮人……寒光一闪，门口的共和国卫队士兵收剑入鞘，发出响亮的金属碰击声。‘Faites entrer les Allemands（带德军进来）。’克列孟梭道。他们被引导到各自的座位上，克列孟梭立刻打破了沉默。‘Messieurs（先生们），’他尖声喊道，‘la s é ance est ouverte（会议开始）。’接着他又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最后不知是谁大声说了一句‘我们是来签订和平条约的。’于是圣康坦（St. Quentin） 走向德军，带着无比的威严把他们引到摊放着条约的小桌前。德军签了字。

“突然间外面传来雷鸣般的礼炮轰响。这是在向全巴黎宣告：穆勒博士（Dr. Muller）和贝尔博士（Dr. Bell）在第二次《凡尔赛和约》 上签了字。‘La s é ance est levee（会议结束）。’克列孟梭高喊。除此之外再无一语。

“我们留在座位上，看着德军像被告席上的犯人一样被带走，他们的眼睛仍然死死盯着远方地平线上的某处。

“我们继续留在座位上，等着五巨头通过走道离开。威尔逊（Wilson）、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自治领代表，还有另一些人；最后是克列孟梭，迈着他那一摇一摆，带有嘲讽意味的步伐。和我仅隔着一个座位的潘勒韦（ Painlevé ）站起身来向他打招呼，伸出双手握住了他戴着手套的右手，并向他道贺。‘ Oui （是啊），’克列孟梭说，‘ c’est une belle journée （今天是个美妙的日子）。’他迷蒙的眼中噙着泪花。

“玛丽·缪拉（Marie Murat）就坐在我身边，听到了这段对话。‘ En êtesvous sûre （你肯定吗）？’我问她。‘Pas du tout（一点也不），’她答道，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就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在礼炮声中被埋葬，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酝酿，虽然后一场战争—也包括前一场战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蒸汽机、会计室乃至原始人的本能，但后一场战争的直接起因就是《凡尔赛和约》。不是因为这个条约过于苛刻，也不是因为它缺乏智慧，而是因为它违反了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中的条款。请务必牢记这一点，因为正是这个不光彩的行为使希特勒得以动员整个德国作为他的后盾，并站在德军的立场上为他每次破坏这一条约的行动找到正当理由。

简而言之，事情是这样的：1918年10月5日，德国政府向威尔逊总统递交照会，表示接受他的“十四点原则”并请求和平谈判。3天后，威尔逊总统做出答复，询问是否可以认为德国政府参与谈判的目的仅仅是就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四大准则”和“五点细则”中所列条款的实施细节达成一致。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又经过一番沟通，威尔逊总统于11月5日向德国政府做出了他的最终答复，表示盟国政府“已宣布愿意根据总统在1918年1月8日在国会演说中所列举的和平条款（十四点原则）和在他的后续演说中所阐明的和解原则与德国政府议和”。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日后的凯恩斯勋爵）曾写道：“德国和盟国之间因为这次换文而达成的契约条理清晰，严谨规范。和平协议的条款应该符合威尔逊总统的历次演说提出的观点，而和平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它们的实施细节’。这个契约的细节具有非同寻常的严肃性和约束性；因为它的条件之一就是德国应该同意将会剥夺其反抗能力的停战协议。既然德国已经依照这个契约解除了自身的武装，那么盟国要维护信誉，就尤其应该尽到自身的履约义务，而且，盟国也不能利用自身的地位来谋取利益” 。

然而盟国并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相反，在德国解除武装之后，盟国首先就抛弃了在先前多次召开的和平会议—包括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会—上与德方全权代表口头谈判时所遵循的程序；其次，在巴黎和会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德国的封锁；第三，他们废弃了停战协定的条款。正如哈罗德·尼科尔森所指出的：“在威尔逊总统提出的23项条件中，只有4项被纳入了《和约》中。”

关于第一点，《和约》签订时担任意大利首相的尼蒂（Signor Nitti）在他的《没有和平的欧洲》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这将作为现代史上的一个恶劣先例而被永远载入史册：盟国践踏了一切誓言、一切先例和一切传统，甚至从未给德国代表发言的机会；在饿殍遍野、国力枯竭、革命爆发的威胁浮现之时，德国代表除了在条约上签字之外别无选择……教会的古老法则规定，必须给每个人一次陈情的机会，即使魔鬼也不例外：Etiam diabulus aidutur（即便是魔鬼也有权发表意见）。然而新时代的民主政权虽然许诺建立国民社会，却连在黑暗的中世纪被视为神圣戒律的被告权利都不愿尊重。”

关于第二点，我们应该回忆一下温斯顿·丘吉尔首相1919年3月3日在议会下院的发言—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正在全面实行或者随时准备运用各种高压手段；我们正在积极实施封锁，我们强大的军队随时待命，一旦接到通知就会在最短时间内进攻；德国现在已经濒临饿毙。我从陆军部的军官那里得到的证据表明：第一，德国全境都出现了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的迹象，德国军民正苦不堪言；第二，在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重压下，德国的整个社会和国民生活结构面临崩塌的巨大危险。因此现在正是解决问题的时候。”

这段话清晰地表明，逼迫德国在枪口下签约正是盟国的意图。

凯恩斯写道，和会一召开，“诡诈阴险的歪理邪说之网就开始编织，最终使整个条约的文本和实质都透着虚伪。全巴黎的女巫都得到了这样的指示：

正即邪来邪即正，

毒雾茫茫妖云腾。

最狡诈的诡辩家和最虚伪的法条起草人着手工作，炮制出众多高明的论调，可能足以将一个比总统聪明的人愚弄一小时以上。”

他还写道：

“他们不为欧洲的未来生活而忧心，也不为欧洲的谋生之道而焦虑。他们一心挂念的是边疆和国籍，是实力的平衡，是帝国的扩张，是削弱一个强大而危险的敌手的未来，是复仇，也是战胜国将自身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转嫁于战败国。

“两个关于未来世界政策的针锋相对的方案被摆上了桌面—其一是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其二是克列孟梭的迦太基式和平方案。然而这两者中只有一个有资格进入议程，因为敌人并不是无条件投降的，而是按照关于和平总体性质的协议条款放下武器的。”

冲突的种子就此埋下，它注定要开花结果，造成一场比这个背信弃义的条约所终结的冲突更为可怕的大战。

其中有一个人—虽说他代表着谈判的一方—预见到了未来的灾难。1919年3月25日，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上发表了一份题为“在条文起草工作完成前提醒和平会议考虑的一些事项”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写道：

“……你们可以剥夺德国的殖民地，将她的陆军削减为一支纯粹的警察部队，海军裁减为五流国家的水平；但到头来都是一样的，如果她感到自己在1919年的和平会议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那么她总能找到办法对她的征服者进行报复……要想维持和平……前提是不留下会激怒德军、不断激发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实，通过正义或公平的手段获得赔偿……在胜利之时流露的不义和傲慢将永远不会被遗忘或宽恕。

“基于这些原因，我强烈反对将德军从德国的统治下转移到其他民族的统治下，除非此举有可能让德军受益。德意志民族毫无疑问已经证明自己是全世界最有朝气、最有能力的民族之一，如果让德国被一群小国所包围，其中许多国家的主体民族先前从未自主建立过稳定的政府，但是每个国家境内都生活着大批极力主张与母国再统一的德军，那么我实在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原因比这更能引发未来的战争。按照波兰代表团的提议，将210万德军置于一个宗教信仰迥异，而且在其自身历史中从未体现出稳定自治能力的民族统治之下，在我看来，这早晚一定会在欧洲东部引发一场新的战争……”

很遗憾，这番警告被置若罔闻。德国被迫为整场战争承担罪责，担负了全部战争开销的债务。她的经济资源遭到掠夺和毁灭，西普鲁士（West Prussia）的大片土地被割让给波兰以制造“波兰走廊”。

在此不必详述，只需提及一个事实便已足够：为了强迫德国拿出条约所要求的天价赔偿，同时也为了瓦解德国，法国在1923年1月11日占领了鲁尔（Ruhr）地区。此举导致德国财政崩溃，失业率急剧增加。

在英国有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个违反条约的行为的意义。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直言此举“实际上是一种战争行为”；下院议员查尔斯·罗伯茨（Charles Roberts）指出法国“正在实施不可挽回的举措，其终极结果只可能是引发未来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而我认为这样的战争将可能带来文明的覆灭……”；下院议员R.伯克利上校（Captain R. Berkeley）认为“如果说有一种处于战争边缘的行为……那么法国政府派兵进入鲁尔区的行动就是这样的行为”。《自由主义者杂志》表示：“几年内再爆发一场战争的可能变得更加明确和肯定了……实施预防措施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事实上，现在可能已经为时太晚—德军心理上遭受的创伤可能已经深得足以持续到他们恢复报复能力之时。”

法国的第二个目的是从奥地利到下莱茵扶植一批独立天主教国家，从而肢解德国。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占领鲁尔区的同时，他们发起了密集的宣传攻势，鼓吹将莱茵兰分裂出来，并把巴伐利亚转变为臣属于法国的独立天主教君主制国家。到了1923年10月，巴伐利亚的分离主义运动已经大见成效，以至于巴伐利亚的首相在法国授意下，决定在当年11月9日—德意志共和国成立5周年纪念日宣布巴伐利亚独立。就在此时他应运而生—阿道夫·希特勒。

在大战期间，希特勒是巴伐利亚第16步兵团的一名下士。停战以后，他加入了一个极小的政治团体，这个只有6名成员的团体自称为“德国工人党”，而希特勒在成为它的首领之后很快就把它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强烈反对分裂并自认为代表“人民和祖国”的他在11月9日与鲁登道夫将军（General Ludendorff）一起率领大约3000名追随者在慕尼黑的统帅堂游行，结果遭到警察拦截射击，最终一哄而散。希特勒本人也遭到逮捕，被判在兰茨贝格要塞入狱服刑5年。但是他在那座监狱里只待了13个月，期间写下了《我的奋斗》的第一卷。由此可见，M.福利克（M. Follick）在其书中写道，“新的德国”正是“法国自己造就的；它诞生于法国的专横、暴虐以及压迫。”是言之有理的。

德国找到了一个领袖：这个人只要等来一个机会就能顺势而起，并且一呼百应。这个机会就是1929—1931年的经济大危机—各战胜国财政政策的产物。在1928年，国社党（纳粹党）在德国国会中只有区区12个席位，但是当时已经在酝酿的经济衰退再次创造了与1923年相似的条件，因此到了1930年9月，他们已经发展成为德国的第二大政党。3年后，通过巧妙利用失业问题和大众的疾苦，希特勒爬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在被拥立为德国元首之后，他就着手逐条否认《凡尔赛条约》，与条约炮制者否认停战协议的做法如出一辙。

1935年3月16日，宣布恢复征兵制；

1936年3月7日，出兵收复了莱茵兰；

1938年3月13日，吞并了奥地利；

同年10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

1939年3月13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同年3月21日，他要求将但泽（Danzig）归还给德意志帝国，并且让德国获得穿越波兰走廊的通道。

就这样，在命运之轮转动之下，20年前的3月25日的预言终于应验，在那一天劳合·乔治预言，将200万德军置于波兰人统治之下“一定迟早会在欧洲东部引发一场新的战争”。

另一些人也预见到了这一点。在劳合·乔治提出预言的10年之后，福利克也曾指出：

“波兰走廊的罪行要比这样的罪行恶劣千倍：假如德国打赢了战争，然后纯粹出于削弱英国的目的，划出一条穿过现今的喀里多尼亚运河（Caledonian Canal） 、宽约10英里的走廊赠给荷兰。这可以类比法国划出一条纵贯德国最富饶地区之一的走廊赠与波兰的行为。法国的盟友竟赞同了这样的犯罪行为，可以说是实施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反文明暴行……为了给波兰提供一个海港，盟国又针对德国犯下了另一桩罪行：将但泽从她怀中夺走并宣布为自由市。在各种最能代表德国的事物中，没有一样比但泽更具有象征意义……或迟或早，波兰走廊一定会成为一场未来战争的起因……”而如果波兰不将这条走廊归还给德国，“……她（波兰）就必须做好准备，迎接一场以德国为敌的、损失极惨重的战争和大混乱，有可能还会重回她刚刚摆脱的受奴役状态。”

从这些议论可以看出，希特勒在3月21日提出的两个要求并非全无道理。尽管如此，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Mr. Neville Chamberlain）还是在3月31日极不明智地向波兰做出了英国会提供支援的保证（当然他看穿了希特勒的要求只是后续侵略的借口）。他宣布：“如若发生任何明显威胁到波兰独立的行为，并且波兰政府认为动用其国家武力进行抵抗势在必行时，英国政府将有义务立即向波兰政府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援。” 为了使这个保证有效，英国向苏联求助；但是斯大林认为再发生一场“资本主义”战争利大于弊，因此一直在与英国的谈判中虚与委蛇，直到8月23日才与德国握手言欢，而英国对波兰的保证就此成为一纸空文。

希特勒一手促成了1939—1945年的战争，这一事实是不容置疑的，而同样不容置疑的是造就了希特勒的人和事：巴黎和会中不受约束而又控制一切的主席克列孟梭，以及他的杰作《凡尔赛条约》。

于是在1939年9月1日的黎明，世界再一次听到了雷鸣般的炮声：这一次是为了庆祝第二次《凡尔赛条约》的寿终正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幕。 ayV02y8CC9LGS28DTdM4bgRT4TuRWIt8bW5+Ge51dAW8NVVSTBueqbKZzUQ6kx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