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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们，在部队待了两年后，《美国军人法案》帮助我在纽约大学过了浑浑噩噩的四年。我在晚上打工以弥补政府补助的不足。我其实可以在业余时间打工，只是我急于毕业，想用我的学位和大学知识给这个世界和女孩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在为迟交论文和错过考试找借口这方面经验丰富。我支支吾吾、喃喃地向耐心的教授们讲述自己的不幸人生，暗示巨大的悲痛。我那爱尔兰口音帮了大忙。我生活在信任和老天爷作证的边缘。
当我在一摞图书后面打呼噜时，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们戳醒了我。其中一位告诉我，图书馆内严禁打盹睡觉。她善意地建议，外面华盛顿广场公园里有无尽的长椅，我可以躺在那儿直到警察到来。我对她表示感谢，并告诉她一直以来我是多么崇拜图书管理员，不仅因为他们懂得杜威十进分类法，还因为他们也提供其他日常生活方面的帮助。
纽约大学的教育学教授提醒我们小心日后的教学生活。他说第一印象很关键。他说：你们和第一个班级见面、打招呼的方式可能会决定你们的整个职业进程。你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他们在观察你们。你们在观察他们。你们是在和美国青少年——一个危险物种打交道。他们不会对你们仁慈。他们会估量你们的能力，会决定对你们采取什么对策。你们以为你们控制着局面吗？再想想吧。他们就像寻热导弹，在跟踪你们时，他们依靠原始的本能。这是年轻人摆脱他们的长辈、在这星球上立足的机能。你们知道这个，是不是？希腊人知道这个。研究一下希腊人吧。
教授说在学生进入教室之前，你们必须决定自己将站在哪儿——“姿势和布局”，以及自己将成为怎样的人——“身份和形象”。我从不知道教学会那么复杂。他说：你们不能简单地讲课，除非你们知道该把自己放置在什么地方。教室要么是你们的战场，要么是你们的操场。你们得清楚自己是谁。记住教皇的话：“了解自己，不要认为上帝会审视你。正确的人类研究就是人类自己。”教课第一天，你们要站在教室门口，让学生知道你们很高兴见到他们。我说的是，站着。任何一位剧作家都会告诉你们：当演员坐下时，演出将停滞不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确立自己的风度，并在教室外的楼道里展示这种风度。我说的是，教室外。那是你们的领地。当你们走出教室时，你们会被认为是个坚强的老师，无所畏惧，随时准备面对一群蜜蜂。一个班级就是一群蜜蜂，而你们就是战斗的老师。这是人们并不认可的东西。你们的领地就像你们身上的气味，你们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楼道里，楼梯上，当然，还有教室里。千万别让这些蜜蜂侵犯你们的领地。绝不。记住：坐着或甚至站在讲台后的老师实质上缺乏自信，他们该换份工作。
我喜欢他说“实质上”一词的方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用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之外的场合。我期待自己当老师后也能用这个词。它有个重要的言外之意，能让人们坐直身子并集中注意力。
你站在那个小小的讲台上，一讲就是一个小时，而你面前的每个人都在做笔记。我认为那感觉真是棒极了。如果你再有好的长相或性格，女孩子们就会在课后蜂拥到办公室或其他地方看你。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教授说他作过一项关于高中学生行为的非正式研究。如果我们敏感并善于观察，就会在上课铃响之前注意到某些不寻常的瞬间。我们会注意到青少年的体温如何上升，血液如何流动，如何产生足够为一艘战舰提供动力的肾上腺素。他笑了，而你会发现他对自己的这些观点是多么得意。我们也对着他笑，因为教授有这个权利。他说老师必须观察学生如何展示自我。他说：很多东西——我说的是很多东西——取决于他们如何进教室。观察他们的入场式。他们漫步走，他们神气十足地走，他们拖着脚走，他们彼此碰撞，他们开玩笑，他们炫耀。你们，你们可能没想过进教室这件事，但是对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来说，这可能是全部的全部。进教室就是从一个环境转移到另一个环境。对于那个少年来说，那令人不快。那儿会有恶人，会有从粉刺到丘疹等日常令人讨厌的东西。
虽然我无法理解教授讲的东西，但对此印象深刻。我从没想过步入教室会牵扯到那么多事。我认为讲课就是件简单的事，就是将你知道的东西告诉班上的学生，然后考他们，给他们成绩。现在，我知道了作为老师的生活竟然如此复杂。因为了解了有关老师的一切，我对这个教授很是钦佩。
一起上教授的课、坐在我旁边的学生悄悄地说：这家伙在胡说八道，他这辈子从没教过高中生。这个学生叫西摩。他戴着一顶亚莫克便帽
，因此他时不时说些很有学问的话也就不足为奇，或者他就是为了吸引坐在他前面的那个红发姑娘而卖弄学问。当她因西摩的话语而转过头来微笑时，你会发现她很漂亮。我希望自己也能卖弄一把，可不知该说些什么，而西摩对任何事都有独到的见解。红发姑娘告诉西摩如果他真那么想，就应该大声说出来。
该死，不，西摩说，我会被踢出去。
她对他笑了笑。当她对着我笑时，我觉得自己飘飘欲仙。她说她叫琼，然后她举起手以引起教授的注意。
什么事？
教授，你教过多少个高中班级？
哦，几年来，我听过几十个班的课。
但是你真的在高中教过课吗？
你叫什么名字，年轻的女士？
琼·萨默斯。
难道我没告诉你，我听过、辅导过几十个实习老师的课吗？
我父亲是个高中老师，教授。他说只有亲自教过，你才会了解高中教学。
他说他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这是在浪费整个班级的时间。如果她想继续这个讨论，可以和他的秘书预约。他们可以在他的办公室见面。
她站着把背包带往肩上一甩。不，她不会预约和他见面，她觉得他没理由不坦白地回答她关于教学经历的问题。
够了，萨默斯小姐。
她转过身，看了看西摩，瞥了我一眼，向门口走去。教授瞪着眼，手里的粉笔掉了下来。等他捡回粉笔，她已经不见了。
现在他会怎么处置琼·萨默斯小姐呢？
他什么都没做。他说快下课了，下周见，然后拿起包走了出去。西摩说琼·萨默斯极其漂亮地毁了自己，极其漂亮。他说：告诉你一件事。不要招惹教授。你不会赢，不管在任何时候。
下一个星期，他说：你看见了吗？耶稣！
我认为一个戴着亚莫克便帽的人不应该那样说耶稣。如果“耶和华”或“他妈的”是骂人的话，而我用这些话骂他，他又会怎样？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因为害怕他嘲笑我。
他说：他们在约会。我看见他们在麦克杜格尔街的咖啡馆里情意绵绵地喝咖啡。他们手拉着手，眼对着眼。他妈的。我猜她在他办公室和他聊了一会儿，然后就这样了。
我口干舌燥。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碰到琼，并开口说话。我们会一起去看电影。我会选择一些带字幕的外国电影，以显示我是多么老于世故，而她将崇拜我，让我在黑暗中亲吻她，以至于错过很多字幕和故事线索。那不要紧，因为我们会在一家烛光摇曳、舒适温暖的意大利餐厅谈天说地。她那红色的头发在烛光中闪烁。天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我的梦就到此为止。我以为我是谁？是什么让我认为她会看我哪怕一秒钟呢？
我在麦克杜格尔街的咖啡馆里徘徊，希望她能见到我并对我笑一笑，而我会还以微笑。我那么随意地抿了口咖啡，而她就会印象深刻，接着又看我一眼。我会确保她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尼采或叔本华的作品，而她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本可以和那个沉迷于德国哲学、敏感的爱尔兰人相处时，却浪费时间和教授在一起。她会说声“请原谅”，然后离开。在去厕所的路上，她会在我的桌子上放下一张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纸条。
我在菲戈罗咖啡馆见到她的那天，她真这么做了。她离开餐桌时，教授以那种占有和骄傲的神情看着她。我真想一脚把他从椅子上踢开。接着，他瞥了我一眼。我知道他甚至没认出我在他班上。
他示意结账。当女招待站在桌子旁挡住了他的视线时，琼乘机把那张纸条放在我的桌上。他们离开后，我打开纸条：“弗兰克，明天给我打电话。”电话号码用口红潦草写成。
上帝！她注意到了我，一个摸索着想成为老师的码头工人，而那个教授，天哪，是一个教授！可她却知道我的名字。我被幸福冲昏了头。餐巾纸上用口红写着我的名字，而那口红曾经碰过她的芳唇。我知道我会永远珍藏那张纸条，直到把它带进坟墓。
我给她打电话。她问我是否知道我们可以在哪儿安静地喝一杯。
查姆莱咖啡馆？
好的。
我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坐？该说些什么？我将和曼哈顿最漂亮的姑娘一起喝一杯。她或许每晚都和那个教授上床。想到她和他在一起，我就痛苦万分。查姆莱咖啡馆的男人们满怀妒火地看着我。我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和那个漂亮姑娘、那个令人倾倒的尤物、那个绝色佳人在一起的那个邋遢家伙是谁？哦，也许我是她的兄弟或表兄弟。不，不可能是那种关系。我不够好看，说是她的远房表亲也没人相信。
她要了杯饮料。诺姆外出了，她说，他每周在佛蒙特教两天课。我猜大嘴西摩把所有事都跟你说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你……你邀请我来。
你怎么看自己？
什么？
很简单的问题。你怎么看自己？
我不知道。我……
她看上去不以为然。让你打电话你就打电话，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你不知道你怎么看自己。看在上帝的分上，说说你的优点吧。来吧。
我觉得鲜血涌上脸庞。我得说点什么，要不然她会起身离开。
一位码头平台领班曾经说过，我是个强壮的小爱尔兰人。
哦，那么，凭那句话和十美分硬币，你就能将地铁开出两站地。你是个迷失的灵魂。这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诺姆喜欢迷失的灵魂。
从我嘴里冒出了这么句话：我不在意诺姆喜欢什么。
哦，上帝。她要起身离开了。她没有。她笑了，笑得那么起劲，以至于几乎被酒呛着。之后，一切都变了。她冲着我笑，笑了又笑。我感到很幸福，几乎要欢呼雀跃。
她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我的心疯狂乱跳。我们走吧，她说。
我们来到巴罗街她的公寓。进门后，她转过身吻我。她旋转着脑袋，她的舌头按顺时针方向在我嘴里游动。我却在想：主啊，我不值得她这样。为什么上帝没在我二十六岁之前告诉我这些？
她说我是个身体健康的农民，明显地渴望爱抚。我不喜欢被称为农民。天哪，我没读过书吗？没看过E. 劳里·朗、P.G. 沃德豪斯、马克·吐温、E. 菲利普斯·奥本海姆、埃德加·华莱士和又老又好的狄更斯的书吗？我认为我们在这儿要做的不仅仅是表达情感。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她问我是否喜欢扁鲨，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她说一切取决于你如何烹调它。她的秘诀是冬葱。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么做，她说，但这对她很有效。美味的白鲑最好用上好的白葡萄酒烹制，普通的料酒可不成，得用好酒。诺姆曾经做过一次鱼，但弄得一团糟。他用了些加州啤酒，结果做成了一只旧鞋的味道。那个可怜的心肝只知道他的文学和讲座，对葡萄酒和鱼一窍不通。
和一个手捧你的脸、告诉你要对自己有信心的女人相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她说：我父亲来自利物浦，他酗酒而死，因为他害怕这个世界。他说希望自己是个天主教徒，这样就可以出家，可以永远不用再见到人。是我母亲努力让他说出自己的优点，可他做不到，因此他酗酒而死。你喝酒吗？
不多。
小心点。你是个爱尔兰人。
你父亲不是爱尔兰人。
不是，但他可能是。利物浦的每一个人都是爱尔兰人。我们来做那条扁鲨吧。
她递给我一件和服。好了，到卧室里换衣服。如果武士能穿，那么一个不那么强壮的“强壮的小爱尔兰人”也可以穿。
她换上一件丝质晨衣。那晨衣好像是活的，一会儿粘在她身上，一会儿悬着好让她在里面自由活动。我喜欢衣料粘在她身上的样子，那使身穿和服的我充满活力。
她问我是否喜欢白葡萄酒，我说是的，因为我发现“是的”是任何问题的最佳答案，至少对琼是这样。我对着桌上的扁鲨、芦笋和两根摇曳的蜡烛说“是的”。我对着她举起酒杯、和我的酒杯碰了一下、发出砰的一声的样子说“是的”。我告诉她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我想接下来对她说我开心极了，但那听起来可能会不自然，而她可能会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这会毁了整个夜晚和我以后的生活。
扁鲨之夜后的六个晚上，我们都没有提到诺姆，除了她卧室花瓶里那十二朵新鲜的玫瑰（上面有张卡片，写着“诺姆的爱”）。我多喝了点儿酒，以便能鼓足勇气问她：你究竟如何做到当着诺姆送的新鲜玫瑰的面和我一起躺在这床上？但我从来没这么问过。我买不起玫瑰，因此我送她康乃馨（她把它们插在玫瑰旁边的大玻璃瓶里）。没有竞争。在诺姆的玫瑰旁边，我的康乃馨看起来很令人伤心，以至于我用仅剩的几美元给她买了一打玫瑰。她闻了闻，说：哦，它们真漂亮。我不知道该对此说些什么，因为这些玫瑰不是我种的，而是我买的。花瓶里，诺姆的玫瑰干瘪了。想到我的玫瑰将会代替诺姆的玫瑰，我很开心。但是，她接下来的举动在我心上留下了我曾受过的最大的伤痛。
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看见了她在卧室里所做的一切：她一支一支拿起我的玫瑰，小心地把它们插到诺姆的玫瑰的中间和周围，后退几步，看了看，用我的新鲜玫瑰撑起诺姆那些无精打采的玫瑰，轻轻抚摸它们（他的和我的），笑了，好像两组玫瑰一样好。
她一定知道我在注视着她。她转过身，冲着在厨房里忍受煎熬、几乎要放声痛哭的我笑了笑。它们真漂亮，她又说了一遍。我知道她说的是二十四朵玫瑰，而不单单是我那一打。我真想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冲她嚷嚷几句，然后怒气冲冲地离开。
我没有这么做。我留下了。她做了八宝猪排配苹果酱和捣碎的土豆，味道像卡纸板。我们上了床，可我满脑子都是和那个佛蒙特狗杂种的玫瑰混在一起的我的玫瑰。她说我似乎干劲不足，而我想告诉她我情愿自己死了。没关系，她说，人就是要彼此习惯，你得保持精力充沛才行。
这就是她保持精力充沛的方式？同时应付我们两个人，用不同男人的玫瑰插满自己的花瓶？
那个春季学期快结束时，我在华盛顿广场遇到西摩。进展如何？他笑着说，好像他知道一切，大美人琼好吗？
我结巴了，重心从这只脚换到那只。他说：别担心。她也和我干过，但是她只得到我两礼拜。我一弄清她要搞些什么名堂，就让她见鬼去了。
搞什么名堂？
那都是为了老诺姆。她请我做客，请你做客，天知道还请了谁，而她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诺姆。
但是他去了佛蒙特。
佛蒙特，你这个傻瓜。你一离开她的住所，他就在那儿探听细节了。
你怎么知道？
他告诉我的。他喜欢我。他跟她说我的事，她跟他说你的事，他们也知道我在跟你说他们的事，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谈论你，谈你如何傻到什么都不知道。
我走开了。他在我后面喊：任何时候，嘿，任何时候。
我勉强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所有事情我都是勉强过关。教师资格考试的及格分是六十五，我考了六十九。我认为我得以及格是由于布鲁克林东区高中的一个英语部主任（他给我的示范课作过鉴定）的好心以及自己有幸粗略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纽约大学一位嗜酒如命的教授曾经友善地对我说，我是个蠢学生。我当时被惹恼了，后来想了想，发现他是对的。我在各方面都很蠢。但我发誓有朝一日会振作起来，集中思想，聚精会神，有所作为，摆脱一切束缚，整合自己的行为，一切都按照传统的美国方式进行。
我们坐在布鲁克林技术高中楼道里的椅子上，等待面试，填表，签字声明效忠美国，向全世界保证我们现在不是、过去也未曾是共产党。
我看见她之后很久，她才坐到我身边。她头上包着绿色围巾，戴着深色眼镜。她拿掉围巾，露出炫目的红发。我很渴望见到她，但是我不会转过身看她，从而让她得到满足。
嗨，弗兰克。
如果我是小说或电影里的人物，我就会骄傲地站起来走开。她又说了一声嗨。她说：你看上去很累——
我打断她的话，以表示在经历了她对我所做的一切后，我不会对她客气。不，我不累。但是之后，她用手指碰了碰我的脸。
那个小说里的人物会把头往后一仰，表示他没有忘记一切，不会因为两声招呼和几个指尖的抚摸就心软。她笑了，又一次碰了碰我的脸颊。
楼道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看她。我想他们一定很好奇她会对我做些什么。她那么漂亮，而我几乎不讨人喜欢。他们看见她把手放到我的手上。
你还好吗？
很好，我声音嘶哑地说。我看着那只手，想着它在诺姆的身体上游走。
她说：你对面试紧张——
我再次打断她的话：不，我不紧张。
你会成为一个好老师。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那么你为什么参加这个面试？
没别的事可做。
噢。她说她打算拿到教师资格证书，教上一年，再把这段经历写成书。这是诺姆的建议。大专家诺姆。他说美国的教育一团糟，来自学校系统、揭发丑事的书一定会畅销。教上一两年书，对学校糟糕的状况来上一番抱怨，你就会有一本畅销书了。
轮到我面试了。她说：结束后喝杯咖啡怎么样？
如果我有一丁点勇气或自尊，我就会对她说不，然后走开。可我却说好的，然后面试去了，带着一颗怦怦狂跳的心。
我对三个考官说早上好，但他们都受过培训，看也不看应聘者。中间的那个说：用几分钟时间念一下你面前桌子上的那首诗。念完后，我们会让你分析它，并告诉我们你如何把它教给高中生。
那首诗的题目描述了我在面试时的感受——“我情愿忘记我是谁”。
右边那个秃子问我是否知道那首诗的体裁。
知道，哦，知道。这是一首奏鸣曲。
一首什么？
噢，对不起。一首十四行诗。十四行诗。
那么押什么韵呢？
啊……啊……押abbaabbacdcdcd韵。
他们互相看了看。我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
那么诗人呢？
噢，我认为是莎士比亚。不，不是，是华兹华斯。
都不是，年轻人。是桑塔耶纳。
秃子瞪了我一眼，好像我冒犯了他。桑塔耶纳，他说，桑塔耶纳。我几乎要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羞愧了。
他们看上去很严厉，而我想声明：问有关桑塔耶纳的问题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因为我在纽约大学虚度的四年中所看过的教材或诗集里没有这个人。他们没有提问，但我主动说出了对桑塔耶纳仅有的一点知识，那就是如果我们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就一定会重复自己的错误。他们不为所动，甚至在我告诉他们我知道桑塔耶纳名叫乔治时也面无表情。
那么，中间的那个说，你会怎么教这首诗？
我含含糊糊地说：噢，我认为……我认为……这首诗部分讲的是自杀以及桑塔耶纳如何感到厌烦。我会讲詹姆斯·迪恩，因为青少年崇拜他，还会讲他如何很可能无意识地在摩托车上送了性命。我会介绍哈姆雷特的自杀独白——“生存还是毁灭”，并让他们讨论对于自杀的感受，如果他们曾经有过自杀经历。
右边的那个说：你会为强化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先生。什么是强化？
他抬了抬眉毛，看了看其他人，好像是在尽量容忍。他说：强化是一项活动，是充实内容，是后续措施，是某些紧扣学习的作业，这样学生才会牢牢记住所学的东西。你不是在真空中教学。一名好老师会将教材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你明白吗？
噢！我绝望了。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会让他们写一篇一百五十字的自杀遗言。那会是个鼓励他们思考人生的好办法，因为塞缪尔·约翰逊说过：想到早上要自杀就会让人很好地集中注意力。
中间的那个蹦出个词：什么？
右边的那个摇了摇头：我们不讨论塞缪尔·约翰逊。
左边的那个从牙缝里挤出话来：自杀遗言？你不能做这种事。听到我说的话了吗？你是在和思想脆弱的人打交道。耶稣基督！你可以走了。
我说：谢谢。但这又有什么用？我确信我完了。很容易就能看出他们不喜欢我，不喜欢我对桑塔耶纳和强化的无知。我还确信那个自杀遗言的想法是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是高中各部门的头头或者担任其他重要的工作。我不喜欢他们，正如我不喜欢任何凌驾于我之上的有权人，比如老板、主教、大学教授、税务审查官、领班等。即便如此，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主考官之类的人那么无礼，他们总让你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我想如果我坐在他们的位置，我会努力帮助应聘者克服紧张感。如果年轻人想当老师，那些认为桑塔耶纳是宇宙中心的主考官就应该鼓励而不是恐吓他们。
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但是我不懂得人情世故，不知道坐在上面的人得保护自己不受下面的人欺负。我不知道年长的人得保护自己不受那些想把他们从地球上赶走的年轻人欺负。
我的面试结束后，她已经在楼道里了。她把围巾在下巴那儿打了个结，告诉我面试很容易。
不是那么回事。他们问我关于桑塔耶纳的问题。
真的吗？诺姆很崇拜桑塔耶纳。
这女人是不是没头脑啊，一定要用诺姆和那该死的桑塔耶纳毁了我这一天？
我才不在乎诺姆，也不在乎桑塔耶纳。
哦唷唷！瞧这口才。这个爱尔兰人是在发脾气吗？
我想屏住呼吸，降降火气，但是我走开了。我没有停下来，即使她喊着：弗兰克，弗兰克，我们可以来真格的。
我走过布鲁克林桥，一路走到东七街的麦克索利商店，嘴里重复着：我们可以来真格的。她这是什么意思？
我一杯接着一杯喝啤酒，就着薄脆饼干吃肝泥香肠配洋葱，在麦克索利商店巨大的小便器里狠狠地撒了一泡尿。我在公共电话亭给她打电话，听到诺姆的声音就挂了。我为自己鸣冤叫屈，想再次给诺姆打电话，邀请他到马路边上作个了断。我拿起话筒，最终又放下了，回了家，抱着枕头啜泣。我讨厌自己，骂自己是个傻瓜，直到酒意涌来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带着宿醉的痛苦，我来到布鲁克林东区高中参加教学考试。这是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最后一道坎。我应该在课前一小时到达，但是我坐错了地铁，结果迟到了半小时。英语部主任说我可以下次再来，但我想了结这件事，特别是在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失败的时候。
主任递给我几张纸，上面写着这节课的主题：战争诗歌。我背过这些诗：西格弗里德·沙逊的《那重要吗？》和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致注定失败的青年人的赞美诗》。
在纽约教书，你就要遵循教学计划。首先，你要陈述教学目标，然后，你要激发班上学生的兴趣，因为众所周知，这些孩子不想学任何东西。
我对班上的学生讲我姨父的故事，以此来激发他们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毒气熏过，回家后发现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在利默里克煤气厂往火炉里铲煤、焦炭和时光。学生们哄堂大笑，主任也微笑了。这是个好兆头。
光讲诗可不够。你要“引导和召唤”，要让你的学生参与到教材中，要让他们兴奋。这是地方教育委员会的话。你要问一些关键性问题，以鼓励学生参与。一位好老师应该抛出足够多的关键性问题，从而让全班学生的脑子在四十五分钟内不停地运转。
有几个孩子谈到了战争，以及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家人。他们说一些人回到家时已经失去了脸或腿，这不公平。失去一条胳膊不是那么糟糕，因为你终归还有一条胳膊。失去两条胳膊就是真正的痛苦了，因为得有人来喂你吃饭。失去一张脸又是另外一回事。你只有一张脸，失去就没有了，朋友。一个身材可爱、穿着一件粉色带花边衬衫的女孩说，她姐姐嫁给了一个在平壤受伤的人。他根本没有胳膊，就连可以固定假肢的残肢也没有。因此，她姐姐得喂他吃饭，给他刮胡子，做任何事，而他所要的就是性。性、性、性，那就是他要的全部。她姐姐因此疲惫不堪。
坐在教室后面的主任用警告的语气说：海伦！可她对着全班同学说：哎，那是真的。你怎么会要一个得给他洗澡、喂他吃饭，然后一天和他上三次床的人呢！一些男孩在窃笑，但很快止住了，因为海伦说：对不起，我为姐姐和罗杰而难过，因为她说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要离开他，而他就得到老兵医院。他说如果那样，他就自杀。她转过身，对着教室后面的主任说：对不起，我说了些关于性的话，但那是真实发生的事，我不是有意要失礼。
因为海伦的成熟、勇气以及她那好看的胸脯，我是如此钦佩她，以至于我几乎无法继续上课。如果她能整天围着我，给我洗澡、擦身子、做日常按摩，我想我不介意当一个截肢者。当然，老师不应该这么想，但是，当你正值二十七岁，又有一个人像海伦这样坐在你面前，提出性之类的话题并像她那样看着你时，你又会做些什么呢？
一个男孩不依不饶。他说海伦的姐姐不该担心她丈夫会自杀，因为当你没胳膊时，你不可能自杀。没胳膊，你就没法死。
两个男孩说：当你只有二十一岁时，你不应该不得不面对没有脸或没有腿的生活。噢，当然了，你可以装个假腿，但你绝不可能戴张假脸，那又有谁肯和你约会呢？那不就结了，你永远不会有孩子或任何东西。你的母亲会不愿意见到你，你所有的食物都得通过一根吸管。想到你会因担心可能看到或看不到那张失去了的脸，而永远不想再看浴室里的镜子，真的很令人伤心。想象一下，当一个可怜的妈妈在知道儿子永远不会再用剃须刀和剃须膏后，不得不决定将它们扔掉时，她该有多难。永远不会再用了。她不会真的走进他的房间，说：儿子，你永远不会再用这些剃须工具了。好多东西堆在这儿，我要把它们扔了。他坐在那儿，没有脸，而他的母亲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你能想象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吗？你只能对你不喜欢的人那样做，很难想象一个母亲会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即便是他没有脸了。不论你境况如何，你的母亲都应该会喜欢你、支持你。如果她不喜欢你、不支持你，你能到哪儿去呢？活着又有什么用呢？
班上的一些男孩子希望能有自己的战争，这样他们就可以到那儿进行报复。一个男孩说：哦，胡说，你永远不能进行报复。他们向他喝倒彩，他们的喊叫声淹没了他。他叫理查德。他们说全校都知道他是共产党。主任做着笔记，也许是关于我如何允许教室里出现不止一个声音，从而失去了对班级的控制。我绝望了，提高了嗓门：有没有人看过一部关于德国士兵的电影《西线无战事》？没有，他们从没看过。在德国人对我们做了那么多坏事后，为什么他们应该掏钱看关于德国人的电影？该死的德国佬！
你们有多少人是意大利人？半个班。
这是不是说在意大利和美国开战后，你们就再没看过意大利电影？
不，这和战争没有关系。他们只是不想看那些带有愚蠢字幕的电影。字幕走得很快，你永远无法跟上故事的发展。当电影出现雪景而字幕又是白色时，你到底应该怎样才能看清楚呢？许多意大利电影都有雪景和对着墙角撒尿的狗，它们很令人沮丧，而人们却只是干站在街上等着一些事情发生。
地方教育委员会规定，每堂课必须有一个归纳所有内容、引出家庭作业、强化或得出某种结论的总结，但是我忘了。下课铃响起时，两个男孩正在争论。一个支持约翰·韦恩，另一个说他是个从未上过战场的大骗子。我试图用一个大总结归纳所有内容，但讨论却仍在零零星星地进行。我对他们说谢谢你们，但是没有人在听，而主任挠了挠额头，并做了笔记。
我走向地铁站，一路责骂自己。有什么用呢？老师，天哪！我应该和狗一起待在军队里。我应该在船坞和仓库里抬东西、拖东西、骂人、吃大个三明治、喝啤酒、追逐港口附近的妓女，那样生活要自在得多。至少我和自己的同类、同一阶层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变得自高自大，远离心爱的人。我应该听从爱尔兰的神甫和正派人士的话。他们告诉我要提防虚荣心，要接受我们的命运。那些性情温顺、心灵谦逊的人在天堂里有一席之地。
迈考特先生，迈考特先生，等等。
主任隔着半个街区叫我：等等。我转身朝他走去。他有一张善良的脸。我想他来是要安慰我：很不幸，年轻人。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唉，我本不应该和你说话，但我只是想说几星期后你会收到考试成绩。你具有当一名好老师的潜能。我是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的确了解沙逊和欧文。我的意思是，走在这儿的人有一半分不清爱默生和米基·斯皮兰。所以，当你拿到成绩并开始找工作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哦，好的，当然，好的，我会的。谢谢。
我在街头跳舞，在空中漫步。鸟儿在高架地铁站台上喳喳地叫，人们微笑着、尊敬地看着我。他们能够看出我是个从事教学工作的人。我毕竟不是那么傻。哦，主啊！哦，上帝啊！我的家人会说些什么呢？老师！这个词会传遍利默里克。你听说过弗兰克·迈考特吗？耶稣啊！他在美国那儿当老师了！他走的时候是啥样？什么也不是。他那会儿就是那样。可怜又悲惨的家伙，看上去活像一个被猫叼进来的东西。我要给琼打电话，告诉她我已经获得了一份教学工作，是在一所高中。虽然不像诺姆教授那样高高在上，但仍然……我往投币口里塞了十美分钢镚。它掉了下去，但我又放下了听筒。给她打电话意味着我需要给她打电话，但我不需要这个需要。没有她在浴缸里，没有扁鲨和白葡萄酒，我照样可以活。地铁列车轰隆隆地进站了。我想告诉那些不管坐着还是站着的人：我获得了一份教学工作。他们会从报纸上抬起头，冲我微笑。不，不给琼打电话。让她跟那个毁了扁鲨、对葡萄酒一窍不通的诺姆，那个道德败坏、不能忍受琼这个人的诺姆待在一起吧。不，我会径直走到码头仓库，准备干活直到我的教师资格证书到来。我的教师资格证书。我真想在帝国大厦的顶端挥舞它。
当我打电话询问那份教学工作时，学校说对不起，那个和蔼的主任去世了。对不起，没位子了，还祝我找工作顺利。每个人都说只要我拿到证书，找份工作不成问题。到底有谁愿意要一份那么糟糕的工作？工作时间长，收入低，和美国乳臭小儿打交道，你得到哪些感激了？这就是这个国家迫切需要老师的原因。
一所接一所的学校告诉我：对不起，你的口音是个问题。你知道，孩子们喜欢模仿，校园里将充斥着爱尔兰方言口音。当孩子们回到家，口音却变得像——你知道——像巴里·菲兹杰拉德时，家长会怎么说呢？你明白我们的处境吗？校长助理不明白，操着那么一口方言口音的我是怎么拿到教师资格证书的。难道地方教育委员会还有别的标准吗？
我很灰心。伟大的美国梦中没有我的一席之地。我回到港口附近地区，在那儿我觉得舒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