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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甫问有没有人来接我。我告诉他没有。他说我可以和他一起坐火车到纽约，他会照顾我。船靠岸后，我们坐出租车来到奥尔巴尼巨大的中央车站。等火车时，我们喝了用大厚杯装的咖啡，吃了用厚盘子盛的派。这是我第一次吃柠檬蛋白派。如果在美国，人们总这样吃饭，我就不会再挨饿了。我会很好，很胖，就像他们在利默里克说的那样。孤独时，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饥饿时，我有派。

美国的火车和爱尔兰的不一样。在爱尔兰的火车上，你和五位乘客分享一个车厢。而这列火车车厢很长，里面太拥挤了，坐了好几十人，还有些人得站着。我们一上车就有人给神甫让座。他说谢谢，并指了指旁边的座位。当我坐下来的时候，让座的人们好像并不开心，因为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我什么也不是。

车厢的远处，人们在唱歌、嬉笑，喊着要开罐器。神甫说他们是回家过周末的大学生，开罐器就是用来开听装啤酒的工具，也许他们是好孩子，但不应该喝那么多酒，希望我到纽约后不会变成那样。他说我应该将自己置于圣母马利亚的保护之下，请她向她的儿子求情，让我保持纯洁、节制，并且不变坏。他会在洛杉矶为我祈祷，会在十二月八日圣母无沾成胎节那天为我做特别的弥撒。我想问他为什么选那一天，但我什么也没说，怕他又用有钱的肯塔基人来烦我。

他告诉我这些事，可我却梦想着在美国某个地方、在电影里的某个大学里成为一名大学生的样子。那里总是有白色的教堂尖塔，没有属于新教徒的十字架。男孩和女孩在校园里漫步，手里拿着大部头的书，互相微笑着，牙齿像雪一样白。

到达纽约中央车站后，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母亲说过我可以去找一位叫丹·麦克阿杜雷的老朋友。神甫告诉我怎样用电话，但是丹那儿没人接听。好吧，神甫说，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中央车站。他对出租车司机说，我们去纽约人酒店。

我们把包拿进一个只有一张床的房间。神甫说，放下包，我们到楼下的咖啡店吃点东西，你喜欢汉堡包吗？

我不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汉堡包。

他转了转眼睛，让女招待给我一份带薯条的汉堡包。汉堡包要烤透，因为我是爱尔兰人，而我们对任何东西都蒸煮过度。爱尔兰人对蔬菜的所作所为真是奇耻大辱。如果你能猜出爱尔兰餐馆里的蔬菜是什么，就可以获得门票对号奖。女招待笑着说她明白，她母亲就是爱尔兰人，是世上最糟糕的厨师。她丈夫是意大利人，真的通晓厨艺，可是她在战争中失去了他。

瓦乌。她就是这么说的。其实说的是“战争”，但她和所有不喜欢发词尾r音的美国人没什么两样。他们说“鸦叫声”而不是“汽车”，你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不能按照上帝创造的发音方式去念单词。

我喜欢柠檬蛋白派，但是不喜欢美国人遗漏词尾r音的说话方式。

吃汉堡包的时候，神甫说，我得和他一起过夜，明天我们再看看怎么办。在神甫面前脱衣服是件奇怪的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双膝跪地，假装祈祷。他说，如果我愿意，可以去冲个澡。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用那么多热水冲澡。洗浴用品也不缺，一块香皂洗身子，一瓶洗发液洗头发。

洗完澡后，我用挂在浴缸上的厚毛巾擦干身子。回屋之前，我穿上了内衣内裤。神甫正躺在床上和人通电话，一条毛巾裹着他那胖肚子。他放下电话，瞪着我：我的天，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这长内裤？

利默里克的罗奇商店。

如果你把长内裤挂到酒店窗外，人们就会举手投降。一点建议，不要让美国人见到你穿这种长内裤，他们会认为你刚从埃利斯岛上下来。要穿三角裤，你知道什么是三角裤吗？

我不知道。

不管怎样，你需要三角裤。像你这样的孩子应该穿三角裤。你现在是在美国。好了，跳上床吧。这让我很困惑，因为没有要做祈祷的迹象，而我认为这是神甫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他下床，进了浴室，但是没过一会儿，又探出脑袋来，问我是否擦过身子。

我擦过了。

你的毛巾没动过，你用什么擦的身子？

浴缸旁边的那块毛巾。

什么？那不是毛巾，那是浴室地垫，是让你洗完澡后站在上面的。

我能从书桌上的镜子中看到自己的模样，脸色发红，不知该向神甫说声对不起，还是保持沉默。在美国的第一晚就犯了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相信不久之后，我会是个正常的美国佬，做什么都不会犯错。我会自己点汉堡包，要薯条，和女招待开玩笑，也绝不会用浴室地垫擦身子。有朝一日，我在说“战争”和“汽车”时会不发结尾的r，但如果回利默里克就不会那么做了。如果带着美国口音回到利默里克，他们会说我是在装腔作势，像所有美国佬一样有个大屁股。

神甫身上裹着毛巾从浴室里出来，用手拍打着脸，空气中有股香水的味道。他说再没有比须后润肤露更提神的了。如果我喜欢，也可以搽一些，那东西就在浴室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是说“不，谢谢”呢，还是应该下床走到浴室，抹一些须后润肤露呢？我在利默里克从没听说过有人在剃完胡子后往脸上抹东西，但我想美国不一样。我后悔没有找一本讲解如何与神甫在酒店共度纽约第一夜的书。在酒店里，你时时刻刻都会因干蠢事而出丑。他说：啊？我说：噢，不，谢谢。他说：你自便吧。我不和有钱的肯塔基人说话时，就能看出他有点不耐烦。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叫我走开，那样我就得带着自己棕色的小提箱露宿纽约街头，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不想冒那种风险，因此对他说，我还是想抹点。他摇了摇头，让我去抹了。

从浴室的镜子里，我看见自己正在往身上抹须后润肤露。我冲自己摇了摇头，如果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那我真后悔离开爱尔兰。神甫责怪你不和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友好相处，对浴室地垫一无所知，穿那样的内衣裤，还怀疑须后润肤露。即使没发生这一切，能来到这儿也已经很不易了。

神甫已经上床了。我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他对我说：好吧，上床吧，明天还有漫长的一天呢。

他掀起被子让我进来。看到他一丝不挂，我吃了一惊。他说晚安，然后关灯，开始打呼噜，入睡前甚至没有说声“万福马利亚”，也没有祈祷。我一直认为神甫睡觉前会跪上几个小时做祈祷。这个人一定天恩眷顾，而且对死亡毫无畏惧。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神甫都像他那样，在床上一丝不挂。和一个一丝不挂打着呼噜的神甫同床共眠，想入睡也难。我不知道教皇本人是否也这样上床睡觉，还是叫一名修女送来带有教皇绶带和徽章的睡衣。他又是如何脱掉身上的那件白色长袍的？是从头上脱掉呢，还是让长袍滑落在地，然后一步跨出去？上了年纪的教皇恐怕无法自己将长袍从头上脱掉，也许会叫一名经过的红衣主教来帮忙，除非那名红衣主教自己也上了岁数，不得不叫来一名修女，除非教皇在白袍底下什么也没穿。红衣主教知道教皇的白袍，世上没有一名红衣主教不知道教皇穿什么，因为他们自己都想当教皇，巴不得这位教皇早日归天。如果修女被叫进来，她就得将白袍送到梵蒂冈热气腾腾的洗衣房去洗。其他修女和见习修女们唱着圣歌，感谢上帝让她们获得为教皇和红衣主教团洗衣服（内衣裤除外）的特权。内衣裤由双目失明、不会因手里拿的东西而产生罪恶念头的老修女们来洗。我手里拿着的东西是不应该在床上当着神甫的面拿的。我平生第一次抑制住罪恶的诱惑，转身朝向自己这一边，开始睡觉。

第二天，神甫在报纸上找到一间备有家具的出租屋的广告，租金为一星期六美元。他想知道我在找到工作前是否有能力支付租金。我们来到东第六十八大街，房东奥斯丁夫人带我上楼去看房间。房间位于楼道尽头，用隔板和门隔开，有一扇临街的窗户。床、一个带镜子的小衣柜和一张桌子将屋子塞得满满的。伸开双臂，我就能碰到两边的墙壁。奥斯丁夫人说这是间不错的屋子，我很走运，它没有被人抢先一步租了。她是瑞典人，说能看出来我是爱尔兰人，希望我不要喝酒。如果喝酒，无论喝醉与否，我都不能带女孩到房间里来。不能有女孩，不能有食物，不能有酒。蟑螂在一英里之外就能闻到食物的味道，一旦它们进来，你永远无法赶走。她说：当然，你在爱尔兰是绝不会见到蟑螂的，那儿没有食物，只能喝酒。蟑螂要么饿死，要么变成酒鬼。不用说什么，我知道。我姐姐嫁给了一个爱尔兰人，这是她做的最糟糕的事。爱尔兰男人是很棒的约会对象，但不能嫁给他们。

她收下了六美元，说还需要六美元做押金，然后给了我收据，告诉我当天什么时候搬进来都行。她相信我，因为我是和那位不错的神甫一起来的，尽管她不是天主教徒，尽管她姐姐嫁给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就够了。上帝帮帮她，她正为此遭罪呢。

神甫叫了一辆出租车将我们送到巴尔的摩酒店。穿过酒店门前的马路，就是中央车站。他说这家酒店很有名，我们要去民主党总部，如果他们不能帮一个爱尔兰孩子找到工作，就没有人能了。

楼道里，有个人从我们身边经过。神甫小声说：知道他是谁吗？

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如果不知道毛巾和浴室地垫的区别，你怎么能知道他是来自布朗克斯区的伟大的博斯·弗林，全美仅次于杜鲁门总统的最有权势的人！

伟大的博斯按下电梯按钮。在等电梯的时候，他将一根手指插进鼻孔挖了挖，看了看指尖上的东西，将它弹到地毯上。我母亲将那动作称为挖金子。在美国就是这样。我想告诉神甫，我相信德·瓦勒拉绝不会这样掏鼻孔，人们也绝不会发现利默里克的主教一丝不挂地上床睡觉。我想告诉神甫我对世界的总体看法：上帝折磨你，让你的眼睛和牙齿坏掉。但是我不能这么说，我担心他会没完没了地讲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讲我如何错过了一生中的好机会。

神甫和民主党总部办公桌旁的一名妇女说了些话，她拿起电话，对着话筒说：这儿有个孩子……刚下船……你有高中文凭吗？……没，没有文凭……好的，你有什么期望？……旧国还是个穷国……好吧，我送他过去。

我得在星期一早上到二十二楼的凯里先生那儿报到，他会安排我在巴尔的摩酒店工作。刚下船就找到工作，我难道不是个幸运的孩子吗？她就是这么说的。神甫告诉她：这是个伟大的国家，爱尔兰人的一切都得益于民主党，莫林。如果这孩子能投票，你就又为民主党争取到了一张选票。哈，哈，哈。

神甫叫我回酒店，他过一会儿和我一起吃晚饭。告诉我可以步行回去，东西向的马路叫大街，南北向的叫大道。我不会有麻烦的。穿过第四十二大街来到第八大道，一直往南，我就能到达纽约人酒店。我可以看看报，看看书，或者冲个澡，如果我答应远离浴室地垫的话。哈，哈。他说，如果我们运气好，也许会遇到伟大的杰克·登姆普西。我对他说，我情愿遇到乔·路易斯。他训斥我说：你最好学会跟着自己人。

晚上，登姆普西酒吧的服务生笑着对神甫说：杰克不在这儿，神甫，他到园子里去考查一名新泽西州的中量级选手了。

园子。泽西。这是我在纽约的第一天，人们就已经像我在利默里克看的电影里那些匪徒们一样说话了。

神甫说，我这位小朋友从旧国来，他想见乔·路易斯，然后笑了。服务生也笑了，说：啊，新移民才会这么说，神甫。别担心，在这个国家待上六个月，再看到黑鬼，他就会拼命跑的。要点什么，神甫？晚饭前来点小东西？

我要双份的干马提尼酒，不加冰，加削成卷儿的柠檬皮。

新移民呢？

他要……嘿，你要点什么？

请来一杯啤酒。

你十八了吗，小子？

十九。

看上去不像，但只要你和神甫在一起，就一点问题也没有。是吧，神甫？

是的，我会看着他的。他在纽约一个人也不认识。我会在走之前把他安顿好。

神甫喝完了双份的马提尼酒，又要了一份就着牛排喝。他对我说，我应该考虑当一名神甫。他会帮我在洛杉矶找份工作。那样，我会过上舒适的生活。寡妇们去世后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我，包括她们的女儿。哈，哈，这就是该死的马提尼酒。抱歉，说脏话了。他吃了大半牛排后，让服务生上两个冰激凌苹果派还要一杯双份轩尼诗酒将牛排送下。结果，他只吃了冰激凌，喝了半杯轩尼诗酒，就睡着了。下巴垂在胸口，一上一下地晃动着。

服务生没了笑容。该死！他还没付钱呢。他那该死的钱包在哪儿？把口袋翻过来，小子。把它递给我。

我不能抢劫神甫。

你不是在抢劫。他得付该死的饭钱。你需要辆出租车送他回家。

两名服务生帮着他上了出租车，纽约人酒店的两名年轻服务生又把他拖过大厅，拉上电梯，再把他扔在床上。他们对我说：一块钱的小费就够了，一人一块，小子。

他们走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一个喝醉了酒的神甫。我按照电影里的做法把他的鞋子脱了，但是他坐起来，跑到浴室吐了很久。出来时，他拽着自己的衣服，把领圈、衬衫、裤子、内衣裤扔到地上，然后仰面瘫倒在床上。看得出他很兴奋，双手放在自己身上。到我这儿来，他说。我后退了几步：噢，不，神甫。他滚下床，嘴角流着口水，身上带着酒和呕吐物的恶臭。他试图抓住我的手，放到他身上。我退得更远了。我退出门，退到走廊上，而他站在门口。这个胖胖的小个子神甫冲着我喊：哦，回来，孩子，回来吧，这都是喝酒惹的，上帝，对不起。

但电梯门是开着的，我不能对里面那些正看着我的正派人士说，我改变主意了，要回到这个神甫身边。他最初想让我对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态度友善，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份扫马厩的工作，可现在却向我摇晃他的阳具。这显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大罪。倒不是我自己受天恩眷顾，不，我没有，只是期待着神甫树立一个好榜样，而不是在我到美国的第二个晚上大出洋相。我不得不走进电梯，假装听不见神甫在房门口光着身子流着口水叫喊。

酒店一楼有一个打扮得像海军上将的人。他说：先生，要出租车吗？我告诉他：不，谢谢。他说：你从哪儿来？哦，利默里克。我从罗斯康芒郡来，到这儿四年了。

我只好问这个罗斯康芒郡人，怎样才能到东第六十八大街。他告诉我沿着第三十四街向东走。那条街很宽，照明也很好。一直走到第三大道。我可以坐高架铁。如果精力充沛，也可以一路走到那条大街。他对我说：祝你好运，跟着自己人，小心波多黎各人，他们身上都带着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他们性情急躁。沿着人行道的边儿在路灯下走，要不然，他们会从黑黑的门洞里捅你。

第二天早上，神甫给奥斯丁夫人打来电话，说我该过去拿我的小提箱。我到了酒店的房间门口，他说：进来，门没关。他穿着黑西服，背对着我，坐在床的那一边。我的小提箱就在门边。把它拿走吧，他说，我要到弗吉尼亚州的一所静修院待几个月。我不想看见你，也不想再见到你，因为昨晚发生的事太可怕了。如果你动动脑子，和那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走，那事儿就不会发生了。再见。

对着情绪不佳、背对着你、将一切都归罪于你的神甫，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提上自己的小提箱坐着电梯下楼，不明白这样一个宽恕他人罪孽的人，怎么会在自己犯了罪孽后却来责备我。要是我做了那样的事儿，喝醉了酒还让人把手放到我身上，我会说是我干的。没别的，就是我干的。他怎么能因为我拒绝和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说话，就责备我呢？也许神甫就是那样接受培训的。也许在自己也想犯些罪孽时，却要日复一日地倾听他人的罪孽真是挺不容易的。喝了点酒，曾经听过的那些罪孽在体内膨胀，你就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了。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整天聆听那些罪孽的神甫。我会经常处于亢奋状态，被主教送上驶往弗吉尼亚州静修院的轮船时，一定已经精疲力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