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爱尔兰橡树”号内燃机船驶离科克港,本应在一星期后到达纽约市。然而出海刚两天,我们就被告知船正驶向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我对大副说我只有五十美元,爱尔兰船运公司能替我支付从蒙特利尔到纽约的火车票钱吗?他说:不,公司对此不负责。他说货船是公海上的妓女,可以为任何人做任何事。你可以说货船就像墨菲的灵魂狗,会陪任何一个流浪汉走上一段路。
两天后,爱尔兰船运公司改变了主意,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驶往纽约市。但是又过了两天,船长被告知:驶往奥尔巴尼。
大副跟我说奥尔巴尼是哈德逊河上游的一座城市,是纽约州的首府。他说奥尔巴尼拥有利默里克的所有魅力,哈哈,那是个养老的好去处,却不是结婚养孩子的地方。他是都柏林人,知道我从利默里克来。当他嘲讽利默里克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用机敏的话语击败他,可我照镜子看了看自己的模样:长满丘疹的脸、疼痛的双眼,还有糟糕的牙齿。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勇敢地面对任何人,特别是一个穿着制服、将来会拥有自己的轮船的大副。我对自己说:为什么要在意别人怎么谈论利默里克呢?在那儿,我拥有的只是痛苦。
后来就发生了那件奇怪的事。十月美丽的阳光下,我坐在甲板的躺椅上,努力幻想着纽约的样子,湛蓝色的大西洋环绕四周。我要去看看第五大道或者中央公园或者格林威治村,在那儿每个人都长得像电影明星,有着深褐色的皮肤,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但是利默里克将我推回到过去。我没有在第五大道和深褐色皮肤、闪亮牙齿们闲庭信步,而是回到了利默里克的街巷:女人将披巾裹到肩上,站在门旁闲聊天;孩子们玩耍、嬉笑,哭着找妈妈,脏兮兮的脸上沾满面包屑和果酱。我看到人们参加周日上午的弥撒,当某个饿得全身疲软的人从长椅上倒下,不得不被教堂后面的男人们抬出去时,窃窃私语声就会传遍整个教堂。那些男人对众人说:让开,让开,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难道没看见她喘不过气来了吗?我想成为那么一个叫大家让开的人,因为那样就有权待在教堂外面,直到弥撒结束,然后还可以到小酒馆去,而这就是要和男人们站在后面的原因。不喝酒的男人总是笔直地跪在圣坛边,显示他们是多么好,又是多么不在意世界末日来临之前酒馆是否关闭。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弥撒的应答。他们祝福自己,一会儿站一会儿跪,在祈祷时不停地叹息,好像比其他教徒更深刻地体会到上帝的痛苦。有些人彻底戒了酒,可他们是最坏的,总是宣讲酒的害处,瞧不起那些依赖于酒精的人,好像他们走在通往天堂的正道上。每个人都知道讲坛上的神甫很少谴责酒或喝酒者,而他们的行为却好像上帝会抛弃喝酒者似的。想喝酒的男人们待在教堂后部,一听到神甫说“礼毕,会众散去,走吧,解散了”,他们就作好溜出门的准备。他们待在后面是因为口干舌燥,而且觉得自己太卑微了,不能和那些严肃的人在一起。我待在门边,可以听到他们小声议论那乏味的弥撒,但如果你不去,就是道德犯罪,尽管你不清楚和旁边的人开玩笑说“这个神甫不快点你就会当场渴死”是不是更严重的道德犯罪。如果怀特神甫出来布道,他们就会坐立不安,不停呻吟:世界上最乏味的布道。而怀特神甫双眼转向天堂,宣布我们都在劫难逃,除非改正错误,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圣母马利亚。我的姨父帕·基廷会说:
如果圣母马利亚给我一杯可爱的奶油黑啤酒,我就会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她。他的话让男人们发出阵阵窃笑。我想和已经长大成人、穿着长裤的帕·基廷姨父一起,和那些口干舌燥的男人站在一起窃笑。
我坐在甲板的躺椅上,脑海里浮现出自己骑车沿着利默里克市到乡村送电报的情形。我看见自己一大早骑行在乡村公路上。雾气从田野里升起,奶牛时不时冲我哞哞几声,狗朝我跑来,我用石头将它们赶跑。我听见农舍里婴儿哭着叫妈妈,农夫们挤完奶后将奶牛赶回田里。
躺在甲板躺椅上,湛蓝色的大西洋环绕着我。前面就是纽约,我梦想的城市,我可以拥有深褐色皮肤、令人目眩的洁白牙齿的地方。可是我开始暗自落泪。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竟然会怀念利默里克,那座有着灰色记忆的城市,那座我梦想着要逃离的城市。我听到了母亲的警告:你熟悉的魔鬼比你不熟悉的魔鬼强。
船上原定有十四名乘客,但有一人取消了行程,因此我们只好带着不吉利的数字出发。出海的第一个晚上,船长在晚餐时起立欢迎我们。他笑着说,虽然他对乘客的数字并不迷信,但是既然我们当中有一位神甫,如果尊敬的阁下能祈祷我们免遭危难,那就再好不过了。神甫是个胖乎乎的小个儿男人,出生在爱尔兰,但在洛杉矶堂区待得太久了,没有一点爱尔兰口音。他站起来祈神保佑时,有四名乘客将手放在大腿上。那动作告诉我,他们是新教徒。我母亲曾经说过:新教徒矜持的样子,让你可以在一英里之外就发现他们。神甫请上帝用怜悯和爱俯视我们;在风暴频仍的海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准备好永远投入他神圣的怀抱。一名上了年纪的新教徒伸出手,想要握住妻子的手。她笑了笑,冲他摇了摇头。他也笑了笑,好像在说:别担心。
晚餐时,神甫坐在我旁边。他小声说那两个上了年纪的新教徒在肯塔基州饲养纯种赛马,很有钱。如果我还有点常识,就该对他们表示友善。世事难料。
我想问对饲养赛马的有钱的新教徒表示友善的好方法是什么,但是我不能问,因为担心神甫会认为我是个傻瓜。我听到新教徒们说爱尔兰人是那么迷人,他们的孩子是那么可爱,以至于你几乎注意不到他们是多么贫穷。我知道,如果想和有钱的新教徒交谈,就得微笑,就得露出我那糟糕的牙齿,那就完了。等我在美国赚到钱,一定冲到牙医那儿将我的微笑修缮一番。你可以从杂志和电影上见到微笑是怎样攻城略地,让女孩发狂的。如果没有那种微笑,我还不如回到利默里克,找一份在邮局的黑暗后屋里分拣信件的工作。在那儿,他们不关心你是否有牙齿。
睡觉前,服务员在娱乐室提供茶水和饼干。神甫说:我要杯双份的苏格兰威士忌。忘了茶吧,迈克尔,威士忌有助我入睡。他喝着威士忌,又小声问我:你和那有钱的肯塔基人谈过了吗?
没有。
该死!你怎么搞的?你不想在世上取得成功吗?
想。
那么,你为什么不跟那有钱的肯塔基人谈谈呢?他们也许会喜欢你,给你一份马夫之类的活儿。你的地位会得到提升,而不用去纽约。那里是犯罪的发源地,邪恶的渊薮,天主教徒得日夜抗争才能保持信仰。所以,为什么你不跟那有钱的肯塔基人谈谈,让自己有所成就呢?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提到有钱的肯塔基人,他总是会窃窃私语,而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果弟弟马拉奇在,他就会径直走到那有钱人跟前,让他们着迷。他们也许会收养他,留给他上百万美元,还有马厩、赛马、一幢大房子和打扫房子的女佣。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和有钱人说过话,除了说过:夫人,电报。而后我会被告知绕到佣人专用门:这里是前门,你不知道吗?
这就是我想跟神甫说的话,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对神甫所有的认识就是他们用拉丁语讲弥撒和其他事情。他们听我用英语忏悔我的罪孽,代表我们的主,就是上帝,用拉丁语宽恕我。当神甫一定是件很奇怪的事:早上醒来躺在床上,知道自己有权根据心情决定是否宽恕别人。当你懂得拉丁语并能宽恕罪孽时,你就很有权,而人们也就难以和你交谈,因为你知道世上黑暗的秘密。和神甫交谈就像和上帝本人交谈一样。如果你说错了话那就死定了。
船上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怎样和有钱的新教徒,以及要求严格的神甫交谈。我姨父帕·基廷能告诉我,可他远在利默里克。在那儿,他把任何事情都搅得一团糟。如果在这儿,他一定会拒绝和有钱人谈话,还会叫神甫去亲吻他那高贵的爱尔兰屁股。我希望自己也能那样,但是当你的牙齿和眼睛都被毁了,你永远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了。
船上的图书室有一本《罪与罚》。我想这也许是本很好的推理小说,尽管里面全是些让人看不懂的俄国名字。我坐在躺椅上翻看,这个故事让我感到很奇怪。讲的是一位名叫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俄国学生杀死了一名放债的老妇人,然后努力让自己相信,他有权拥有老妇人的钱,因为她对世界无益,而她的钱可以支付他上大学的费用,这样他就能成为一名律师,替像他这样为钱杀死老妇人的人辩护。这故事让我感到很奇怪,在利默里克,我曾经有过一份为有钱的放债老妇人菲奴肯太太写威胁信的活儿。当她坐在椅子上死去后,我拿了她的一些钱,用来支付到美国的费用。我没有杀死菲奴肯太太,但是拿了她的钱,这让我觉得自己几乎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坏。如果我现在死去,他一定会是我在地狱里遇到的第一个人。我可以向神甫忏悔,以拯救自己的灵魂,即使神甫一旦宽恕了你,就应该忘掉你的罪孽,即使他会因此而控制我,会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让我去诱哄那有钱的肯塔基人。
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一名水手叫醒了我:先生,你的书被雨淋湿了。
先生。我来自利默里克的街巷,可是一个满头灰发的人却称呼我为先生,尽管按照规定他不应该和我说话。大副告诉过我,水手除了说声“你好”或“晚安”以外,绝不允许和乘客说话。他说这名满头灰发的特殊水手曾经是“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船长,但是被发现和一名头等舱的乘客待在她的船舱里,所以被解雇了。他们的行为引发了一场忏悔。这个人名叫欧文。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看书上,显得与众不同。当船靠岸,他会带着一本书上岸,在咖啡馆里阅读,而其他船员则喝得酩酊大醉,得由出租车拖回船上。我们的船长对欧文很敬重,甚至把欧文叫到他的船舱里一起喝茶,谈论在英国驱逐舰上共同服役的日子。那艘驱逐舰被鱼雷击中,他们俩抓着救生筏在大西洋上漂浮,浑身发冷地谈论着回到爱尔兰后的日子。他们要好好地喝上一顿,要吃山一样多的熏肉和卷心菜。
第二天,欧文和我交谈。他说知道自己没有遵守规定,但还是忍不住要和这艘船上任何一位读《罪与罚》的人说话。船员中无疑有些名副其实的读者,但他们读的不外乎埃德加·华莱士 或者赞恩·格雷 。若能和人谈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他想知道我是否看过《群魔》或者《卡拉马佐夫兄弟》。当我说从来没听说过的时候,他显得很伤心,建议我一到纽约就冲到书店买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那样就不会再孤独了。他说不论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哪一本书,他都会给你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你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便宜货了。这就是欧文跟我说的话,尽管我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神甫来到甲板上,欧文走开了。神甫说:你在跟那人说话吗?我知道你在和他说话。嗯,我跟你说,他不是个好伙伴。你明白,是吧?我听说了他所有的事。他顶着一头灰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在擦洗甲板。很奇怪,你竟然会和一个毫无道德的普通水手说话,可是我让你和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说话,你却连一分钟时间也没有。
我们只是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的,那会给你在纽约带来很多好处。你看不到多少需要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招聘广告。没办法让你和有钱的肯塔基人交谈,你却在这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和水手们废话连篇。离老水手远点,你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东西。跟那些对你有用的人交谈吧。看看圣徒的人生故事吧。
沿哈德逊河靠新泽西州的这一侧,上百艘船密密麻麻地停靠在一起。水手欧文说,那都是战时和战后给欧洲运送给养的自由轮。想到它们总有一天会被拖到造船厂拆解,真是让人感到伤心。但世界就是这样,他说,轮船的寿命比妓女的呻吟还要短。
神甫问有没有人来接我。我告诉他没有。他说我可以和他一起坐火车到纽约,他会照顾我。船靠岸后,我们坐出租车来到奥尔巴尼巨大的中央车站。等火车时,我们喝了用大厚杯装的咖啡,吃了用厚盘子盛的派。这是我第一次吃柠檬蛋白派。如果在美国,人们总这样吃饭,我就不会再挨饿了。我会很好,很胖,就像他们在利默里克说的那样。孤独时,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饥饿时,我有派。
美国的火车和爱尔兰的不一样。在爱尔兰的火车上,你和五位乘客分享一个车厢。而这列火车车厢很长,里面太拥挤了,坐了好几十人,还有些人得站着。我们一上车就有人给神甫让座。他说谢谢,并指了指旁边的座位。当我坐下来的时候,让座的人们好像并不开心,因为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我什么也不是。
车厢的远处,人们在唱歌、嬉笑,喊着要开罐器。神甫说他们是回家过周末的大学生,开罐器就是用来开听装啤酒的工具,也许他们是好孩子,但不应该喝那么多酒,希望我到纽约后不会变成那样。他说我应该将自己置于圣母马利亚的保护之下,请她向她的儿子求情,让我保持纯洁、节制,并且不变坏。他会在洛杉矶为我祈祷,会在十二月八日圣母无沾成胎节那天为我做特别的弥撒。我想问他为什么选那一天,但我什么也没说,怕他又用有钱的肯塔基人来烦我。
他告诉我这些事,可我却梦想着在美国某个地方、在电影里的某个大学里成为一名大学生的样子。那里总是有白色的教堂尖塔,没有属于新教徒的十字架。男孩和女孩在校园里漫步,手里拿着大部头的书,互相微笑着,牙齿像雪一样白。
到达纽约中央车站后,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母亲说过我可以去找一位叫丹·麦克阿杜雷的老朋友。神甫告诉我怎样用电话,但是丹那儿没人接听。好吧,神甫说,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中央车站。他对出租车司机说,我们去纽约人酒店。
我们把包拿进一个只有一张床的房间。神甫说,放下包,我们到楼下的咖啡店吃点东西,你喜欢汉堡包吗?
我不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汉堡包。
他转了转眼睛,让女招待给我一份带薯条的汉堡包。汉堡包要烤透,因为我是爱尔兰人,而我们对任何东西都蒸煮过度。爱尔兰人对蔬菜的所作所为真是奇耻大辱。如果你能猜出爱尔兰餐馆里的蔬菜是什么,就可以获得门票对号奖。女招待笑着说她明白,她母亲就是爱尔兰人,是世上最糟糕的厨师。她丈夫是意大利人,真的通晓厨艺,可是她在战争中失去了他。
瓦乌。她就是这么说的。其实说的是“战争”,但她和所有不喜欢发词尾r音的美国人没什么两样。他们说“鸦叫声”而不是“汽车”,你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不能按照上帝创造的发音方式去念单词。
我喜欢柠檬蛋白派,但是不喜欢美国人遗漏词尾r音的说话方式。
吃汉堡包的时候,神甫说,我得和他一起过夜,明天我们再看看怎么办。在神甫面前脱衣服是件奇怪的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双膝跪地,假装祈祷。他说,如果我愿意,可以去冲个澡。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用那么多热水冲澡。洗浴用品也不缺,一块香皂洗身子,一瓶洗发液洗头发。
洗完澡后,我用挂在浴缸上的厚毛巾擦干身子。回屋之前,我穿上了内衣内裤。神甫正躺在床上和人通电话,一条毛巾裹着他那胖肚子。他放下电话,瞪着我:我的天,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这长内裤?
利默里克的罗奇商店。
如果你把长内裤挂到酒店窗外,人们就会举手投降。一点建议,不要让美国人见到你穿这种长内裤,他们会认为你刚从埃利斯岛上下来。要穿三角裤,你知道什么是三角裤吗?
我不知道。
不管怎样,你需要三角裤。像你这样的孩子应该穿三角裤。你现在是在美国。好了,跳上床吧。这让我很困惑,因为没有要做祈祷的迹象,而我认为这是神甫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他下床,进了浴室,但是没过一会儿,又探出脑袋来,问我是否擦过身子。
我擦过了。
你的毛巾没动过,你用什么擦的身子?
浴缸旁边的那块毛巾。
什么?那不是毛巾,那是浴室地垫,是让你洗完澡后站在上面的。
我能从书桌上的镜子中看到自己的模样,脸色发红,不知该向神甫说声对不起,还是保持沉默。在美国的第一晚就犯了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相信不久之后,我会是个正常的美国佬,做什么都不会犯错。我会自己点汉堡包,要薯条,和女招待开玩笑,也绝不会用浴室地垫擦身子。有朝一日,我在说“战争”和“汽车”时会不发结尾的r,但如果回利默里克就不会那么做了。如果带着美国口音回到利默里克,他们会说我是在装腔作势,像所有美国佬一样有个大屁股。
神甫身上裹着毛巾从浴室里出来,用手拍打着脸,空气中有股香水的味道。他说再没有比须后润肤露更提神的了。如果我喜欢,也可以搽一些,那东西就在浴室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是说“不,谢谢”呢,还是应该下床走到浴室,抹一些须后润肤露呢?我在利默里克从没听说过有人在剃完胡子后往脸上抹东西,但我想美国不一样。我后悔没有找一本讲解如何与神甫在酒店共度纽约第一夜的书。在酒店里,你时时刻刻都会因干蠢事而出丑。他说:啊?我说:噢,不,谢谢。他说:你自便吧。我不和有钱的肯塔基人说话时,就能看出他有点不耐烦。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叫我走开,那样我就得带着自己棕色的小提箱露宿纽约街头,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不想冒那种风险,因此对他说,我还是想抹点。他摇了摇头,让我去抹了。
从浴室的镜子里,我看见自己正在往身上抹须后润肤露。我冲自己摇了摇头,如果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那我真后悔离开爱尔兰。神甫责怪你不和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友好相处,对浴室地垫一无所知,穿那样的内衣裤,还怀疑须后润肤露。即使没发生这一切,能来到这儿也已经很不易了。
神甫已经上床了。我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他对我说:好吧,上床吧,明天还有漫长的一天呢。
他掀起被子让我进来。看到他一丝不挂,我吃了一惊。他说晚安,然后关灯,开始打呼噜,入睡前甚至没有说声“万福马利亚”,也没有祈祷。我一直认为神甫睡觉前会跪上几个小时做祈祷。这个人一定天恩眷顾,而且对死亡毫无畏惧。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神甫都像他那样,在床上一丝不挂。和一个一丝不挂打着呼噜的神甫同床共眠,想入睡也难。我不知道教皇本人是否也这样上床睡觉,还是叫一名修女送来带有教皇绶带和徽章的睡衣。他又是如何脱掉身上的那件白色长袍的?是从头上脱掉呢,还是让长袍滑落在地,然后一步跨出去?上了年纪的教皇恐怕无法自己将长袍从头上脱掉,也许会叫一名经过的红衣主教来帮忙,除非那名红衣主教自己也上了岁数,不得不叫来一名修女,除非教皇在白袍底下什么也没穿。红衣主教知道教皇的白袍,世上没有一名红衣主教不知道教皇穿什么,因为他们自己都想当教皇,巴不得这位教皇早日归天。如果修女被叫进来,她就得将白袍送到梵蒂冈热气腾腾的洗衣房去洗。其他修女和见习修女们唱着圣歌,感谢上帝让她们获得为教皇和红衣主教团洗衣服(内衣裤除外)的特权。内衣裤由双目失明、不会因手里拿的东西而产生罪恶念头的老修女们来洗。我手里拿着的东西是不应该在床上当着神甫的面拿的。我平生第一次抑制住罪恶的诱惑,转身朝向自己这一边,开始睡觉。
第二天,神甫在报纸上找到一间备有家具的出租屋的广告,租金为一星期六美元。他想知道我在找到工作前是否有能力支付租金。我们来到东第六十八大街,房东奥斯丁夫人带我上楼去看房间。房间位于楼道尽头,用隔板和门隔开,有一扇临街的窗户。床、一个带镜子的小衣柜和一张桌子将屋子塞得满满的。伸开双臂,我就能碰到两边的墙壁。奥斯丁夫人说这是间不错的屋子,我很走运,它没有被人抢先一步租了。她是瑞典人,说能看出来我是爱尔兰人,希望我不要喝酒。如果喝酒,无论喝醉与否,我都不能带女孩到房间里来。不能有女孩,不能有食物,不能有酒。蟑螂在一英里之外就能闻到食物的味道,一旦它们进来,你永远无法赶走。她说:当然,你在爱尔兰是绝不会见到蟑螂的,那儿没有食物,只能喝酒。蟑螂要么饿死,要么变成酒鬼。不用说什么,我知道。我姐姐嫁给了一个爱尔兰人,这是她做的最糟糕的事。爱尔兰男人是很棒的约会对象,但不能嫁给他们。
她收下了六美元,说还需要六美元做押金,然后给了我收据,告诉我当天什么时候搬进来都行。她相信我,因为我是和那位不错的神甫一起来的,尽管她不是天主教徒,尽管她姐姐嫁给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就够了。上帝帮帮她,她正为此遭罪呢。
神甫叫了一辆出租车将我们送到巴尔的摩酒店。穿过酒店门前的马路,就是中央车站。他说这家酒店很有名,我们要去民主党总部,如果他们不能帮一个爱尔兰孩子找到工作,就没有人能了。
楼道里,有个人从我们身边经过。神甫小声说:知道他是谁吗?
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如果不知道毛巾和浴室地垫的区别,你怎么能知道他是来自布朗克斯区的伟大的博斯·弗林,全美仅次于杜鲁门总统的最有权势的人!
伟大的博斯按下电梯按钮。在等电梯的时候,他将一根手指插进鼻孔挖了挖,看了看指尖上的东西,将它弹到地毯上。我母亲将那动作称为挖金子。在美国就是这样。我想告诉神甫,我相信德·瓦勒拉 绝不会这样掏鼻孔,人们也绝不会发现利默里克的主教一丝不挂地上床睡觉。我想告诉神甫我对世界的总体看法:上帝折磨你,让你的眼睛和牙齿坏掉。但是我不能这么说,我担心他会没完没了地讲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讲我如何错过了一生中的好机会。
神甫和民主党总部办公桌旁的一名妇女说了些话,她拿起电话,对着话筒说:这儿有个孩子……刚下船……你有高中文凭吗?……没,没有文凭……好的,你有什么期望?……旧国还是个穷国……好吧,我送他过去。
我得在星期一早上到二十二楼的凯里先生那儿报到,他会安排我在巴尔的摩酒店工作。刚下船就找到工作,我难道不是个幸运的孩子吗?她就是这么说的。神甫告诉她:这是个伟大的国家,爱尔兰人的一切都得益于民主党,莫林。如果这孩子能投票,你就又为民主党争取到了一张选票。哈,哈,哈。
神甫叫我回酒店,他过一会儿和我一起吃晚饭。告诉我可以步行回去,东西向的马路叫大街,南北向的叫大道。我不会有麻烦的。穿过第四十二大街来到第八大道,一直往南,我就能到达纽约人酒店。我可以看看报,看看书,或者冲个澡,如果我答应远离浴室地垫的话。哈,哈。他说,如果我们运气好,也许会遇到伟大的杰克·登姆普西 。我对他说,我情愿遇到乔·路易斯 。他训斥我说:你最好学会跟着自己人。
晚上,登姆普西酒吧的服务生笑着对神甫说:杰克不在这儿,神甫,他到园子里去考查一名新泽西州的中量级选手了。
园子。泽西。这是我在纽约的第一天,人们就已经像我在利默里克看的电影里那些匪徒们一样说话了。
神甫说,我这位小朋友从旧国来,他想见乔·路易斯,然后笑了。服务生也笑了,说:啊,新移民才会这么说,神甫。别担心,在这个国家待上六个月,再看到黑鬼,他就会拼命跑的。要点什么,神甫?晚饭前来点小东西?
我要双份的干马提尼酒,不加冰,加削成卷儿的柠檬皮。
新移民呢?
他要……嘿,你要点什么?
请来一杯啤酒。
你十八了吗,小子?
十九。
看上去不像,但只要你和神甫在一起,就一点问题也没有。是吧,神甫?
是的,我会看着他的。他在纽约一个人也不认识。我会在走之前把他安顿好。
神甫喝完了双份的马提尼酒,又要了一份就着牛排喝。他对我说,我应该考虑当一名神甫。他会帮我在洛杉矶找份工作。那样,我会过上舒适的生活。寡妇们去世后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我,包括她们的女儿。哈,哈,这就是该死的马提尼酒。抱歉,说脏话了。他吃了大半牛排后,让服务生上两个冰激凌苹果派还要一杯双份轩尼诗酒将牛排送下。结果,他只吃了冰激凌,喝了半杯轩尼诗酒,就睡着了。下巴垂在胸口,一上一下地晃动着。
服务生没了笑容。该死!他还没付钱呢。他那该死的钱包在哪儿?把口袋翻过来,小子。把它递给我。
我不能抢劫神甫。
你不是在抢劫。他得付该死的饭钱。你需要辆出租车送他回家。
两名服务生帮着他上了出租车,纽约人酒店的两名年轻服务生又把他拖过大厅,拉上电梯,再把他扔在床上。他们对我说:一块钱的小费就够了,一人一块,小子。
他们走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一个喝醉了酒的神甫。我按照电影里的做法把他的鞋子脱了,但是他坐起来,跑到浴室吐了很久。出来时,他拽着自己的衣服,把领圈、衬衫、裤子、内衣裤扔到地上,然后仰面瘫倒在床上。看得出他很兴奋,双手放在自己身上。到我这儿来,他说。我后退了几步:噢,不,神甫。他滚下床,嘴角流着口水,身上带着酒和呕吐物的恶臭。他试图抓住我的手,放到他身上。我退得更远了。我退出门,退到走廊上,而他站在门口。这个胖胖的小个子神甫冲着我喊:哦,回来,孩子,回来吧,这都是喝酒惹的,上帝,对不起。
但电梯门是开着的,我不能对里面那些正看着我的正派人士说,我改变主意了,要回到这个神甫身边。他最初想让我对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态度友善,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份扫马厩的工作,可现在却向我摇晃他的阳具。这显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大罪。倒不是我自己受天恩眷顾,不,我没有,只是期待着神甫树立一个好榜样,而不是在我到美国的第二个晚上大出洋相。我不得不走进电梯,假装听不见神甫在房门口光着身子流着口水叫喊。
酒店一楼有一个打扮得像海军上将的人。他说:先生,要出租车吗?我告诉他:不,谢谢。他说:你从哪儿来?哦,利默里克。我从罗斯康芒郡来,到这儿四年了。
我只好问这个罗斯康芒郡人,怎样才能到东第六十八大街。他告诉我沿着第三十四街向东走。那条街很宽,照明也很好。一直走到第三大道。我可以坐高架铁。如果精力充沛,也可以一路走到那条大街。他对我说:祝你好运,跟着自己人,小心波多黎各人,他们身上都带着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他们性情急躁。沿着人行道的边儿在路灯下走,要不然,他们会从黑黑的门洞里捅你。
第二天早上,神甫给奥斯丁夫人打来电话,说我该过去拿我的小提箱。我到了酒店的房间门口,他说:进来,门没关。他穿着黑西服,背对着我,坐在床的那一边。我的小提箱就在门边。把它拿走吧,他说,我要到弗吉尼亚州的一所静修院待几个月。我不想看见你,也不想再见到你,因为昨晚发生的事太可怕了。如果你动动脑子,和那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走,那事儿就不会发生了。再见。
对着情绪不佳、背对着你、将一切都归罪于你的神甫,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提上自己的小提箱坐着电梯下楼,不明白这样一个宽恕他人罪孽的人,怎么会在自己犯了罪孽后却来责备我。要是我做了那样的事儿,喝醉了酒还让人把手放到我身上,我会说是我干的。没别的,就是我干的。他怎么能因为我拒绝和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说话,就责备我呢?也许神甫就是那样接受培训的。也许在自己也想犯些罪孽时,却要日复一日地倾听他人的罪孽真是挺不容易的。喝了点酒,曾经听过的那些罪孽在体内膨胀,你就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了。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整天聆听那些罪孽的神甫。我会经常处于亢奋状态,被主教送上驶往弗吉尼亚州静修院的轮船时,一定已经精疲力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