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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早上，迪·安杰洛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参加弥撒。我吃了一惊，因为你会认为一个赞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是永远不会踏进教堂、小教堂或犹太教堂的。去往基地小教堂的路上，他解释了自己的感受。他觉得教会属于他，而他不属于教会。他不赞同教会像大企业一样的行为，声称拥有上帝，有权一点一滴地将上帝分发出去，人们必须按照罗马的指令行事。他没有先向神甫忏悔自己的罪孽就接受了圣餐，每星期都在犯罪，但他说他的罪孽和任何人无关，这是他和上帝之间的事。每个星期天晚上入睡前，他都要向上帝忏悔。

他谈到上帝，好像上帝就在隔壁喝酒抽烟似的。如果我回到利默里克这样讲话，就会被人揍脑袋，扔上开往都柏林的下一趟火车。

我们身处到处都是营房的陆军基地，但小教堂里却美国味十足。有带着妻子和孩子的军官，沐浴和香波使他们看上去很干净，有一种天恩眷顾的感觉。看他们大概来自缅因州或加州的小镇，星期天从教堂回来后，吃羊腿、豌豆、土豆泥、苹果派，喝冰茶。父亲打呼噜，星期日的厚报纸掉在地上；孩子们看漫画书；妈妈在厨房洗碗，嘴里哼着“哦，多么美丽的早晨啊”。看上去他们像是每顿饭后都刷牙、独立日挥舞国旗的人，也许是天主教徒，但我认为他们在爱尔兰人或意大利人的教堂里会感到不舒服。那里可能会有老男人和老女人嘟嘟哝哝地说话，呼哧呼哧地抽鼻子；空气中可能弥漫着威士忌或红酒的味道，还有一股股几个星期都没有碰过肥皂和水的身子散发出来的气味。

我想成为美国家庭的一员，想羞怯地走到一位金发碧眼的军官女儿身边，小声告诉她我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或许我长丘疹，牙齿不好，还有像火灾警报似的眼睛，但在内心深处，和他们没什么两样，也是一个打扮得体的人，梦想着在郊区有一所带整齐草坪的房子，我们的孩子小弗兰克在草坪上推自行车。我想像一个真正的美国父亲那样看看星期天的报纸。也许我会清洗我们那辆了不起的新别克，之后开车去看望姥姥姥爷，在他们的门廊上喝冰茶，伴着摇滚乐跳舞。

神甫在讲坛上嘟嘟哝哝。我用拉丁语小声应答时，迪·安杰洛用胳膊肘轻轻推了我一下，想知道我是不是有事，有没有从昨晚和邓菲喝的啤酒中清醒过来。我希望自己能像迪·安杰洛一样，对一切都下定了决心，像远在利默里克的帕·基廷姨父那样对什么事都不在乎。我知道如果跟迪·安杰洛说，我是如此的罪孽深重，担心被告知已堕落至深、只有主教或红衣主教才能赦免，所以不敢去忏悔，他一定会笑的。如果告诉他，有好几个晚上我不敢睡觉，以防自己死了下地狱，他一定会笑的。一个在隔壁屋子喝酒抽烟的上帝怎么会创造地狱呢？

这时，乌云就像黑蝙蝠一样在我脑海里拍打着翅膀。我希望自己能打开窗户，将它们放出去。

现在，神甫邀请志愿者到小教堂后面拿篮子，开始募捐。迪·安杰洛轻轻推了推我，我们就来到了过道上，沿着长椅跪下并递出篮子。带着家人的军官和军士们总是将捐款交给孩子，让孩子放到篮子里。那个举动让所有人都笑了：小孩子们很骄傲，大人们为孩子们而骄傲。军官和军士的妻子们互相笑笑，好像在说：在天主教会的屋檐下，我们是一家人，尽管一出了教堂，就不一样了。

篮子沿着长椅向前传递，直到来到一名军士的手上。他会清点钱款，并把它交给神甫。迪·安杰洛小声说，他认识这名军士，清点钱款的时候，两美元给你，一美元给我。

我对迪·安杰洛说，我不会再参加弥撒了。我是那么不纯洁，那么罪孽深重，参加弥撒又有什么用？我不能和这些干净体面、天恩眷顾的美国家庭一起待在小教堂里。我要等待，直到有勇气忏悔并领受圣餐为止。一直不参加弥撒，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也没关系，因为无论如何，我都死定了。一条不可饶恕的大罪和十条一样，都能轻松地将你打入地狱。

迪·安杰洛说我在胡说八道，要是想去，就应该去，神甫并不拥有教会。

我不能像迪·安杰洛那样思考问题，现在还不能。我害怕神甫、修女、主教、红衣主教和教皇。我害怕上帝。

星期一早上，有人叫我到B连托尔军士长的办公室报到。他坐在扶手椅上，身上流了很多汗，连卡其布军装的颜色都变深了。我想问问他旁边桌子上那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地下室手记》，想跟他谈谈拉斯柯尔尼科夫，但跟军士长说话可得当心。在部队说话都一样，说错了，就会被罚刷锅洗碗。

他叫我稍息，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服从命令，不服从一名高级军士，即便他是个训导教官。我究竟以为自己是谁呀？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他对一切了如指掌。我要是开口说话，可能明天就会被送上开往朝鲜的轮船。他说斯尼德军士（不管他的波兰名字是什么）有权管教我，但他做得太过分了，特别是这是发给上校通信员的三天休假证。我有权要回那休假证，如果我还想要，他会在下一个周末为我安排。

谢谢，军士。

好了，解散。

军士？

嗯？

我看过《罪与罚》。

哦，是吗？我就猜你不像看上去那么笨。解散。

在为期十四个星期的基本训练中，有传言说我们要被送上开往欧洲的轮船。第十五周，有传言说我们要去朝鲜。第十六周，我们被告知一定会去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