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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拿三天休假证的那个星期五，我和等着拿普通周末休假证的人一起列队站在连队办公室外。一名训导下士斯尼德（他的真名是一个谁也不会念的波兰名字）对我说：嗨，士兵，把那烟头捡起来。

哦，但是我不抽烟，下士。

我没有问你他妈的是不是抽烟。捡起烟头。

豪伊·阿布拉莫维茨用胳膊肘轻轻推了推我，小声说：别犯傻了，捡起那该死的烟头。

斯尼德把手叉在腰上。嗯？

我没有扔烟头，下士，我不抽烟。

好吧，士兵，跟我来。

我跟着他进了连队办公室。他拿起我的休假证。现在，他说，我们到你的营房去，换上劳动服。

但是，下士，我有三天的休假证。我是上校的通信员。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擦过上校的屁股呢。穿上你的劳动服，快点！带上你的铁锹。

明天是我的生日，下士。

快点，士兵，要不然我就关你他妈的禁闭。

他让我正步走过站成一排的人们，冲他们挥了挥我的休假证，让他们对它说再见。他们笑着挥手，因为他们只能这样，不想惹麻烦。只有豪伊·阿布拉莫维茨摇了摇头，好像说他对这一切表示遗憾。

斯尼德让我正步走过阅兵场，再走到阅兵场后面树林的空地上。好了，笨蛋，挖。

挖？

对，给我好好挖一个三英尺深、两英尺宽的坑。干得越快，对你就越好。

那一定意味着我越快挖完，就能越早拿到休假证，然后离开。还有什么呢？连里的人都知道斯尼德很刻薄，因为他是巴克内尔大学的橄榄球大明星，想到费城鹰队打球，只是鹰队不要他。现在，他四处闲逛，让人挖坑。这不公平。我知道大家都是被逼着挖坑，把自己的休假证埋起来，然后再把它们挖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得干这个。我不停地跟自己说，如果这是个普通的周末休假证，我不介意，但是这是个三天的休假证，而且明天是我的生日。为什么我得干这个？但是对此，我无能为力，最好尽快挖好坑，将休假证埋起来，然后再将它挖出来。

我一边挖坑，一边想着：我要抓起小铁锹敲斯尼德的脑袋，敲得他头破血流。我一点也不介意替这个肥大的橄榄球运动员挖个坑。这就是我想做的。

他递给我休假证，叫我埋起来。铲完泥土，他叫我用铁锹将泥土拍实。干得漂亮点，他说。

我不知道一分钟之后就要将休假证挖出来，他为什么要叫我干得漂亮点。但是现在，他对我说：转过身，向前走。他叫我沿来时的路正步走回去，经过连队办公室。那些等着拿休假证的人都走了。我不知道今天他是不是满意了，那样他就可以到办公室为我换张休假证。但是，不，他叫我向右转，来到食堂。他对那儿的军士说，我是帮厨的候选人，需要在服从命令方面接受点小教训。他们大笑了一番。军士说他们什么时候一定要一起喝一杯，谈谈费城鹰队，那真是个该死的球队。军士冲着远处一个叫亨德森的人喊，让他给我介绍工作——任何一个食堂里最糟糕的活儿：刷锅洗碗。

亨德森叫我擦洗那些大家伙，擦得它们闪闪发亮，因为经常会有检查。任何餐具上的一点油渍都会让我再干一小时的帮厨。照这个速度，我会一直待在这儿，而朝鲜人和中国人早就回家和家人团聚了。

现在是晚饭时间。锅碗瓢盆在水池边堆得老高。垃圾桶在我身后靠墙排着。新泽西州的苍蝇正在那儿大快朵颐。蚊子从开着的窗户嗡嗡地飞进来，在我身上就餐。到处都是煤气灶和烤箱，还有四处横流的热水释放出来的水蒸气和烟雾。很快，我就满头大汗，浑身油渍了。下士和军士们从旁边走过，摸摸那些锅碗瓢盆，叫我重来一遍。我知道这是因为斯尼德正在外面的食堂讲橄榄球的故事，叫他们如何和那个刷锅洗碗的新兵开个小玩笑。

食堂安静一些、活儿少了一些的时候，军士跟我说，晚上可以不用干了，但是明天早上我得到这儿报到。星期六早上六点。他是说早上六点。我想对他说作为上校的通信员，我应该享受三天的休假；明天是我的生日；纽约有个女孩在等我。但我知道现在最好什么也不说，因为每次我一开口说话，事情就变得更糟。我知道军队意味着什么：除了你的姓名、军衔和编号外，什么也别说。

埃默在电话里哭着说：噢，弗兰克，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军服社。

什么是军服社？

军人服务社。我们买东西和打电话的地方。

为什么你不来这儿？我们有小蛋糕什么的。

我在帮厨，刷锅洗碗，今晚，明天，也许星期天。

什么呀？你在说些什么呀？你没事吧？

挖坑和洗碗把我累坏了。

为什么？

我没有捡烟头。

为什么你不捡烟头？

因为我不抽烟，你知道我不抽烟。

但是为什么你得捡烟头呢？

因为一个该死的下士，对不起，一个被费城鹰队拒绝的训导下士叫我捡烟头，但我对他说我不抽烟。这就是为什么我应该在我该死的——对不起——生日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却待在这儿。

弗兰克，我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在喝酒吗？

没有，我没喝酒。我怎么可能同时喝酒、挖坑又帮厨呢？

但是你为什么要挖坑呢？

因为他们叫我把休假证埋了。

哦，弗兰克，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我不知道。也许你见不到我了。他们说盘子上留下的一个油渍就会让我再帮厨一个小时。我会一直在这儿刷锅洗碗直到退役。

我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去见见神甫祭司什么的？

我不想去见神甫。他们比下士还要糟，他们那……

他们那什么？

哦，没事了。

哦，弗兰克。

哦，埃默。

星期六的晚饭是冷切肉和土豆色拉，厨师用的锅碗瓢盆不多。六点时，军士对我说我的活儿干完了，星期天早上可以不用来了。不应该说这个的，他说，但那个斯尼德是个没人喜欢的讨厌的波兰鬼。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费城鹰队不要他。军士说他很抱歉，但既然我抗拒了一个直接的命令，除了让我帮厨，他什么也做不了。是的，他知道我是上校的通信员，但这是军队。对于我这样的新兵，最好的策略就是闭上嘴巴。除了你的姓名、军衔和编号外，什么也别说。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闭上嘴巴，尤其是如果你说话带有明显的口音。如果你照办，就会完好无损地去见女朋友。

谢谢你，军士。

不客气，孩子。

除了连队办公室和被关在营房里的人外，整个连队驻地空无一人。

迪·安杰洛躺在床上。他被关在营房里，是因为在他们放完电影后，他说了句中国人是那么穷，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可以救中国。放电影的中尉说共产主义是邪恶的，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是反美的。迪·安杰洛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是反美的。他怎么也不会给主义两分钱，因为信仰主义的人给世界带来麻烦。你可能注意到了，民主是没有主义的。中尉说，他说错话了。迪·安杰洛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结果他被关在营房里，三个星期不准休周末。

他在床上看邓菲下士借给我的那本《斯塔兹·朗尼根的青年时代》，一看见我就说是从我衣柜上面借的。看在上帝的分上，是谁把我扔到油沟里的，他说，有个周末他也那样帮过厨。邓菲告诉他如何将劳动服上的油渍弄掉。我现在应该穿着劳动服站到尽可能热的热水喷头下，只要我能承受就行，用板刷和一块他们用来洗厕所的酚皂将油渍刷掉。

当我站在喷头下擦洗的时候，邓菲探进脑袋，想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对他说了原委，他说他以前也这么干过，只不过把来复枪也带了进来，同时做所有的事。他刚参军时还是个孩子，拥有连里最干净的劳动服和来复枪。如果不是那该死的酒，他现在就是军士长，准备退休了。说到酒，他要到军人服务社喝杯啤酒，问我脱下满是肥皂泡的劳动服后，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当然了。

我想邀请迪·安杰洛一起去，但他因为赞扬中国共产党人而被关在营房里。当我换上卡其布军装时，我跟他说我是多么感谢毛泽东出兵朝鲜，将我从巴尔的摩酒店棕榈庭解放出来。他说我最好留神，要不然结局就会像他一样，被关在营房里。

邓菲在营房的一头叫我：快点，孩子，快点，我要去喝啤酒了。我想留下来和迪·安杰洛说话，他是那么温和。但邓菲曾帮我成为上校的通信员，这给我带来很多好处，他也许需要人陪。如果我是个正规军下士，我就不会星期六晚上在基地闲逛。但我知道还有一些人像邓菲这样喝酒、没有人陪、无家可归。现在，他在喝酒，速度快得我跟都跟不上。如果我试着跟上，就会吐。他喝酒抽烟，一直用右手的中指指着天空，跟我说，军队的生活很棒，尤其在和平时期。永远不会感到孤独，除非你像斯尼德，那个该死的橄榄球运动员，那样的浑蛋。如果你结婚，有了孩子，军队会料理一切。你要做的就是保持身体健康，作好打仗的准备。是的，是的，他说，他知道自己没有保持身体健康。但他的身体里存了那么多德国佬的弹片，都可以当作废金属卖掉了。喝酒是他唯一的乐趣。他有妻子，两个孩子，但是她们都走了，去了印第安纳州，回到了岳父岳母身边。鬼才会去印第安纳州呢。他从钱包里掏出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照片，举起来让我看。我正要说她们是多么可爱啊，他却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又咳嗽起来。我只好拍拍他的后背，防止他呛着。好了，他说，好了，该死的。每次我看她们的照片都会哭。瞧，我失态了，孩子。我原可以让她们在迪克斯要塞附近的小屋里等我的，我原可以回家的：莫妮卡做饭，我跷着双腿，穿着军士长的制服打个小盹儿。好了，孩子，我们走吧，离开这儿，看看我能不能把我的东西清理掉，然后去印第安纳州。

离营房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他变卦了，又回去喝啤酒。从这件事上看，我知道他是永远不会去印第安纳州了。他和我的父亲一样。当我躺在床铺上的时候，不知道父亲是否记得他大儿子二十一岁的生日，是否会在考文垂的酒馆里向我举杯。

我怀疑。父亲就像那个永远也见不到印第安纳州的邓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