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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迪·吉利根叫我到更衣室去换便装，因为凯里先生的办公室来了个神甫，和我坐同一艘船来的美国，现在想带我去吃午饭。他说：你怎么脸红了？不过是个神甫，而你有顿免费的午餐。
我想说，我不愿为了一顿午餐而见这个神甫，但埃迪和凯里先生可能会有疑问。如果神甫说，来吃午饭吧，你就得去。酒店房间里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即使那并非我的错。我决不能告诉埃迪和凯里先生那神甫如何对我进行性骚扰。他们绝不会相信。人们有时候说些关于神甫的事，例如他们很胖或者自命不凡或者很小气，但没有人相信神甫会在酒店房间里对你进行性骚扰，特别是像埃迪或凯里先生这种妻子有病、经常跑去忏悔以免在睡梦中死去的人。如果神甫能“水上行”，那些人是不会惊讶的。
为什么那个神甫不回洛杉矶？为什么要来打扰我？为什么在应该外出探访病人和将死之人的时候，却来带我去吃午饭？神甫就是做那些的呀。他到弗吉尼亚州的静修院请求宽恕已经四个月了。现在，他还在大陆的这一边，脑子里除了午饭什么也不想。
现在，埃迪来到更衣室我的身旁，告诉我那个神甫又有了个主意，要我到对面的麦克安餐厅去见他。
走进一家餐厅，然后在神甫对面坐下，而这个神甫正是四个月前对你进行性骚扰的家伙。这真是很困难。当他直直地看着你，握着你的手，抓着你的胳膊，引你慢慢入座的时候，你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说我气色不错，脸上有肉了，一定吃得很好。他说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如果给它一个机会。我想告诉他，他们如何不让波多黎各人再给我残羹剩饭，而我是如何厌倦香蕉。但我不想说太多，免得他认为我忘了纽约人酒店。我并没有对他怀恨在心。他没打人，也没让人挨饿。他的行为都是因为喝了酒，并不像逃离英格兰、留下妻儿挨饿的我父亲那样糟糕。但他的行为是不光彩的，因为他是个神甫。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应该杀人或者对他人性骚扰。
他的行为让我怀疑，是否还有其他周游世界、在酒店房间里对人性骚扰的神甫。
在餐厅里，他用灰色的大眼睛盯着我，脸洗得很干净，油光发亮。他穿着黑色西服，白色的领子闪闪发亮。他对我说，在永远回到洛杉矶之前，想在这儿停留一下。看得出在静修院待了四个月后，他很高兴能天恩眷顾，而我知道自己现在很难和这么个天恩眷顾的人一起吃汉堡包。当他盯着我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拿自己的眼睛怎么办，好像我是那个在酒店房间里对别人性骚扰的人。我希望能回视他，但我对神甫的了解就是他们在祭台、讲坛和黑暗的忏悔室里的样子。他也许认为我犯了各种各样的罪孽，而他是对的，但至少我不是神甫，也从来没有骚扰过任何人。
他对服务生说：是的，汉堡包就行。不，不，上帝，不，他不能喝啤酒。喝水吧。他的嘴不能再沾任何有酒精的东西了。他冲我笑笑，好像我应该明白他在说什么。服务生也笑了，好像是说，这难道不是一个圣徒般的神甫吗？
他告诉我，他到弗吉尼亚州向一个主教忏悔。虽然得到了宽恕，而且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学习和祈祷，但他觉得还不够。他放弃了自己的堂区，打算剩下的日子里和洛杉矶贫困的墨西哥人和黑人在一起。他招手买单，跟我说不想再见到我。那太痛苦了，但是他会在弥撒中记起我。他说我应该留心那个爱尔兰诅咒，还有酒。每当受到诱惑要犯罪时，应该像他那样默念纯洁的圣母马利亚。祝你好运，上帝保佑你。去上夜校吧，然后他钻进一辆开往爱德怀德机场的出租车。
有几天，雨下得很大，我不得不花十美分坐地铁。我看见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手里拿着书，背着印有“哥伦比亚大学”、“福德姆大学”、“纽约大学”、“城市学院”字样的书包。我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一名学生。
我不想常年在巴尔的摩酒店为各种宴会、会议作准备，也不想做在棕榈庭打扫卫生的勤杂工，甚至不想成为可以拿到服务生小费的餐厅勤杂工。他们从那些喝着杜松子酒和奎宁水，谈论海明威、应该到哪儿吃晚饭，以及是否参加瓦奈萨在萨顿宫举办的聚会（去年那个真是无聊极了）的有钱学生那儿得到小费。
我不想在人们看我就像看一面墙似的地方当勤杂工。
我在地铁里见到大学生，梦想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们那样，带着自己的书本，听教授们讲课，戴着学位帽、穿着学位袍毕业，从事一份正经工作。我可以穿西服打领带，拎着公文包，每天晚上坐地铁回家，亲吻妻子，吃晚饭，和孩子们玩耍、看书，和妻子一起做爱达到高潮，然后睡觉。这样我就可以好好休息，第二天精神焕发。
我想成为地铁里的一名大学生，从手里的书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头脑里一定装着各种各样的知识。他们可以和你坐在一起，长时间讨论莎士比亚、塞缪尔·约翰逊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我能上大学，保证一定也坐地铁，让人们看见我的书。这样，他们就会羡慕我，就会希望自己也能上大学。我会举起书本，显示我正在看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罪与罚》。当一名学生、听教授们讲课、在图书馆看书、坐在校园的树下、讨论学习内容，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做，这一定很愉快。知道自己即将获得一个得以出人头地的学位，将要和一个有学位的女孩结婚，可以在余生坐在床上尽兴地闲聊重大事件，这一定很开心。
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大学学位。没有高中文凭，两只眼睛就像在雪地里撒尿冲出来的洞，像大家说的那样，我不知道如何在这世上出人头地。一些爱尔兰老人告诉我，努力工作没有错。很多人凭借自己脑门上的汗水和强壮的后背在美国获得了成功。清楚自己的社会阶层而不自高自大是件好事，他们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将骄傲列在七大罪的首位。那样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就不会怀揣伟大理想下船来了。对于那些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和脑门上的汗水赚取正当收入却不自高自大的人来说，这个国家有很多工作。
第三大道那家小饭馆里的希腊人问我，替他打扫卫生的波多黎各人辞职了，我是否愿意每天早上来干一小时的活：六点钟到，扫地，拖地，洗厕所。我可以得到一个鸡蛋、一个小圆面包、一杯咖啡和两美元。这也许会变成一份永久性的工作，谁知道呢？他说他喜欢爱尔兰人，他们和希腊人一样，很久以前就是从希腊迁过去的，这是亨特学院的一位教授告诉他的。但是，当我在酒店和埃迪·吉利根说起这件事时，他说那个希腊人和教授都是傻瓜。爱尔兰人一直生活在他们的小岛上。希腊人知道个啥呀？如果什么都知道，他们就不会在餐厅里当厨子，用那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唠叨个没完了。
希腊人每天早上给我饭吃，付给我两美元。这样加起来，我一星期就有十美元了。五美元给母亲和她的鞋子，五美元给自己，就能给自己买件像样的衣服了，不会看上去像刚下船的爱尔兰人。有了这些，我才不关心爱尔兰人是从哪儿来的呢。
汤姆·克利福德敲响我在奥斯丁夫人家的房门、说了句“我们离开这儿吧”之后，我有幸一星期能有几美元的额外收入。他说第三大道和第八十六大街交汇处，过了哈里帽店，有一间一个公寓那么大的大屋子出租。如果我们平摊房租，还是每星期付六美元，但不会有奥斯丁夫人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还可以带进来任何喜欢的东西：食物、水、女孩。
是的，汤姆说，女孩。
新屋子有一个前门和一个后门，正对第三大道，正好可以看见高架铁从前面经过。我们冲乘客挥手，发现他们在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不介意向我们挥手，但早上很少有人这么做，因为去上班的时候心情不好。
汤姆在一个公寓大楼里值夜班，就留我一个人在屋子里。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拥有自由的感觉：没有老板，没有奥斯丁夫人叫我关灯。我可以在附近走走，看看德国商店、咖啡馆和第三大道上的爱尔兰酒吧。在一些酒吧里有爱尔兰舞会，蓬卡车、无尾礼服、利特里姆屋、斯莱戈小屋。汤姆不参加爱尔兰舞会，想和德国女孩约会，因为他在德国度过了三年幸福时光，会说德语。他说爱尔兰人只配亲他的屁股。我不理解，每次听到爱尔兰音乐，我都要流泪，想站在香农河畔看天鹅。汤姆心情好的时候很容易和德国女孩或爱尔兰女孩说上话，但我很难和任何人说上话，因为我知道他们在注视我的眼睛。
汤姆在爱尔兰接受的教育比我好，如果愿意，他是可以上大学的。他说他更愿意赚钱，这就是他来美国的原因。他说我本来可以四处看看找一份收入体面的工作，却在巴尔的摩酒店干得累死累活，真是个傻瓜。
他说得没错。我痛恨在巴尔的摩酒店干活，痛恨每天早上替希腊人打扫卫生。当我清洗马桶时，我对自己很生气，那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为了几便士，为了借表舅拉曼·格里芬的自行车而不得不替他倒便盆。我搞不懂为什么自己对马桶那么挑剔，本来可以用拖把刷一下就行，却要把它们擦得一尘不染。不，我得用很多洗涤剂把马桶擦得锃亮，就像人们要用它们吃饭似的。希腊人很开心，但他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好像在说：很好，但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他，每星期十美元的额外收入和早餐是馈赠的礼物，我不想失去。随后，他想知道我最初是干什么的。一个不错的爱尔兰男孩，懂英语，很聪明，为什么在可以接受教育的时候却在擦马桶、当酒店勤杂工呢？要是他懂英语，他就可以在大学里学习伟大的希腊历史：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及所有伟大的希腊作家。他是不会擦马桶的。任何懂英语的人都不应该擦马桶。
汤姆在无尾礼服舞厅和一个叫埃默的女孩跳舞。埃默是和哥哥利亚姆一起来的舞厅，利亚姆和汤姆去喝酒的时候，她就和我跳舞，尽管我不知道该怎么跳。我喜欢她，因为即使我踩到她的脚，避免撞到来自凯里郡、科克郡、梅欧郡和其他郡的男男女女而被她推着胳膊或后背往正确方向转，她都很宽容。我喜欢她，因为她很容易就笑，尽管有时候我觉得她是在嘲笑我笨拙的舞步。我二十岁了，这辈子从来没有带过女孩去跳舞、看电影，甚至没有请女孩喝过茶。现在，我得学着怎么做了。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孩交谈，因为家里除了母亲就没有一个女孩了。我在利默里克长大，星期日听神甫们大声斥责，反对跳舞，反对和女孩逛马路。我什么也不知道。
音乐结束了。汤姆和利亚姆在吧台那边不知为什么放声大笑。我不知道该和埃默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对她怎么办。是站在舞厅中央等着下一首舞曲呢，还是应该带她到汤姆和利亚姆那儿去？如果站在这儿，就得和她说话，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果领她到汤姆和利亚姆那儿去，她就会认为我不想和她在一起，这是世上最糟糕的事，我真的想和她在一起。我很紧张，心脏跳得像机关枪，几乎无法呼吸。希望汤姆能过来，这样我就可以和利亚姆一起笑；但又不想让汤姆来打断，因为我想和埃默在一起，可汤姆并不想。就在这时，音乐再次响起，是吉特巴之类的舞蹈，男人们把女孩在空中抛来抛去，让人做梦都不敢想。我很笨，不能将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可现在，我得把手放在埃默身体的某个部位，跳吉特巴。我不知道该放在哪儿。她拿起我的手，领我来到汤姆和利亚姆大笑的地方。利亚姆说如果我在无尾礼服舞厅多待几个晚上，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弗雷德·阿斯泰尔
。他们都笑了，知道那永远都不可能。我脸红了，因为埃默看着我的样子表明她知道的要比利亚姆说的多，也许甚至知道我的心跳得很厉害，知道我呼吸急促。
没有高中文凭，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一天天地过着日子，不知道该如何脱身，直到朝鲜爆发了一场小战争。我被告知，如果战争扩大，就得应征入伍。埃迪·吉利根说：不会有机会的。陆军一见你那长疮的眼睛就会把你送回家交给你妈妈。
但是中国人参战了。政府来了封信，说：祝贺你。我得到白厅街报到，看是否适合与中国人和朝鲜人作战。汤姆·克利福德说，如果要去，我该用盐把眼睛揉疼。医生检查眼睛时，我应该呻吟。埃迪·吉利根说，我应该抱怨头疼，眼睛疼。如果他们让我读表，就给他们读错。他说我不应该当个傻瓜。可以待在巴尔的摩酒店获得提升，为什么要让一群朝鲜人把我的屁股打飞？我可以去上夜校，看看眼睛，补补牙齿，长点肉。用不了几年，我就会像凯里先生那样，身穿双排扣西服，打扮光鲜。
我不能对埃迪或汤姆或其他任何人说，我是多么想双膝跪地，感谢毛泽东派他的军队到了朝鲜，将我从巴尔的摩酒店解放出来。
白厅街的军医根本就没看我的眼睛。他们叫我读墙上的图表，说：好了。他们看了看我的耳朵，发出短促而尖利的声音。你听得见吗？很好。他们看了看我的嘴巴。上帝呀，他们说，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牙医。从来没有人因为牙齿而被拒绝入伍。这是件好事，因为大多数到这儿来的人牙齿都像垃圾场一样。
他们让我们在屋子里排成队。一名军士和一名内科医生走了进来，对我们说：好了，小伙子们，脱下裤子，现在开始手淫。医生挨个检查我们的阴茎中是否有分泌物排出。军士冲着一个人吼道：你！你叫什么名字？
马尔多纳多，军士。
我看见的是硬起来的吗，马尔多纳多？
噢，不是，军士。我……啊……我……啊……
你兴奋吗，马尔多纳多？
我想看看马尔多纳多。但是如果不冲正前方看，军士就会冲你吼：你到底往哪儿看哪？谁让你看的？你们这帮该死的同性恋。后来，他对我们说：转身，弯腰，把它们露出来，我是说把你们的屁股露出来。医生坐在椅子上，而我们不得不弯腰露出屁股让医生检查。
我们排队站在精神科医生的小房间外。他问我是不是喜欢女孩。我脸红了，那是个愚蠢的问题。我说：是的，先生。
那你为什么脸红呢？
我不知道，先生。
但是比起男孩，你还是更喜欢女孩吧？
是的，先生。
好了，走吧。
我们被送到新泽西州基尔默营地参加迎新情况介绍，熟悉军事知识、制服和装备，还被剃光了头。他们说我们是群没用的废物，是这个营地迎来的最烂的新兵，是山姆大叔的耻辱，只能当刺刀靶子和炮灰。时刻牢记这些，你们这群拖着屁股中途退学的懒鬼。站直身子，听好了：抬头，挺胸，肩膀向后，吸起那肚子。妈的，小子。这是部队，不是他妈的美容院。噢，妞儿，你真美，周六晚上你做什么呀？
我被派到新泽西州迪克斯要塞，接受为期十六周的步兵基本训练。我们再次被告知：我们是废物，每天得嗨嗬嗨嗬嗨嗨嗨嗬地训练。到那儿站好队，士兵们。妈的，叫你们士兵真是要了我的命。你们这群军队屁股上该死的脓疱。站好队，要不然你们的肥屁股就会挨下士的靴子。嗨嗬，嗨嗬，快点，快点，齐步走，大声唱：
我在泽西城有个妞儿
她的乳头上有梅毒瘤
齐步走，数节拍
齐步走，数节拍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这是你的来复枪。你听我说，是你的来复枪，不是他妈的卡宾枪。这个叫卡宾枪。我会拿它塞你的屁股。你的来复枪，士兵，你的枪，明白吗？这是你的来复枪，你的M1，你的枪，你军旅生涯的女朋友。这是你睡觉带着的东西，你抱着这该死的枪就像抱着女人那样，不，像紧搂着女人那样。丢了这东西，你的屁股就要挨枪子儿。丢了这东西，你就会进该死的禁闭室。一支弄丢了的来复枪是一支能发出巨响、打烂别人屁股的来复枪。真有那样的事，妞儿，你就死了，你就他妈的死了。
训练我们的人也是刚入伍的新兵，只不过比我们早几个月而已，被称为训导教官。我们得叫他们下士，尽管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列兵。他们冲我们大喊大叫，好像对我们有深仇大恨似的。如果还嘴，你就有麻烦了。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的屁股就要挨枪子儿了，士兵。
在我那个排，有些人的父亲和兄弟参加过二战，对军队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说在军队摧毁并重塑你之前，你是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士兵的。你们带着各种鬼主意来到军队，认为自己了不起，但军队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从裘力斯·他妈的恺撒时起就有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对付有个性的新兵蛋子。即使很积极地进来，军队也会将你们的积极性踢掉。积极或消极，对军队来说都不算什么，它会告诉你该想些什么，该感受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它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拉屎、撒尿、放屁、挤你那些该死的小脓疱。如果你不喜欢，去给国会议员写信呀。写呀。一旦让我们知道，就会踢你的小白屁股，把你从迪克斯要塞的这一边踢到他妈的那一边去，而你就会哭着去找妈妈，找姐姐，找女朋友，还有隔壁街道的妓女。
熄灯之前，我躺在床铺上，听他们谈论姑娘，家人，妈妈做的饭，爸爸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每个人都喝醉了的高中班级舞会，离开该死的军队后打算做些什么，如何迫不及待地来到戴比或苏或凯西的身边，如何上床做爱。妈的，我不要一个月都穿这该死的衣服。我要和我的妞儿、我哥哥的妞儿、任何妞儿上那该死的床，不会喘口气的。退伍的时候，给我份工作。我会开始做买卖，搬到长岛去住，每天晚上回家跟妻子说：宝贝，脱了短衬裤吧，我已经准备行动了。然后有孩子，耶！
好了，小伙子们，闭上你们肮脏的屁股。熄灯了，不要发出该死的声音，要不然我就立马罚你去帮厨。
下士走了以后，聊天又开始了。哦，五周基本训练之后的第一个周末，进城，找戴比、苏、凯西、任何人。
我希望自己能说些什么，例如我要在第一个周末到纽约喝个酩酊大醉。我希望自己能说些东西让大家笑笑，即使只是点点头表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也好。但我知道，如果我开口说话，他们就会说：好，听听这个爱尔兰人讲讲妞儿吧。要不然，他们中的一个人——汤普森会开始唱“当爱尔兰人的眼睛微笑时”，而他们就会哄堂大笑，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眼睛。
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介意这些，因为我可以在晚上洗完澡后浑身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地躺在床铺上。背着六十磅的背包，下士说那比法国雇佣军的背包还要重，跑步操练了一整天，我已经很累了。一天的武器使用训练，拆卸、组装、靶场射击；在铁丝网下爬行，机枪在头顶噼啪作响；爬绳、爬树、爬墙；冲着布袋子练刺杀，喊着“他妈的朝鲜人”（下士叫我们这么做的）；和戴着蓝色头盔代表敌军的其他连队在树林里摔跤；肩扛点五〇口径机枪跑上山；在泥地里爬行；背着六十磅的背包游泳；枕着背包、蚊子叮在脸上，躺在树林里睡上一个晚上。
没有野外训练的时候，我们就在大屋子里听讲座。讲座都是关于朝鲜人（北朝鲜人）如何危险，如何鬼鬼祟祟，而中国人甚至更坏。如果这个连有个中国人，那就不走运了。我父亲是德国人，伙计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酸白菜”变成了“自由白菜”，他不得不忍受很多的脏话。这就是战争，伙计们，可见到你们这些人，一想到美国的未来，我的心都凉了。
有一些关于美国陆军光荣历史的电影，讲述这支军队抗击英国人、法国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德国人、日本佬，而且从来没有输掉过一场战争，从来没有。记住这些，伙计们，从来没有输掉过一场该死的战争。
有一些电影是关于武器、战术和梅毒的。一部关于梅毒的影片叫《银色子弹》，讲述那些失去声音、奄奄一息的人们，告诉世人他们是多么的悲伤，和那些染病的外国女人约会是多么的愚蠢。现在，他们的阴茎就要掉了，却对此无能为力，只能乞求上帝的宽恕，乞求家人宽恕他们、让他们回家。爸爸和妈妈在阳台上抿着柠檬水，妹妹在后院秋千上笑着，查克，那个从大学回家的四分卫在帮着推秋千。
我们排的人躺在床铺上谈论《银色子弹》。汤普森说那他妈是部愚蠢的电影。你得是个真正的马屁股才能像那样染上梅毒。我们那些避孕套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是吧？迪·安杰洛，你上过大学吗？
迪·安杰洛说：你可得当心点。
汤普森说：你到底知道些啥呀，你这个该死的吃意大利面的意大利人！
迪·安杰洛说：再说一遍，汤普森，看我不把你扔出去。
汤普森笑笑：好吧，好吧。
接着说，汤普森，再说一遍。
不，你没准儿带着刀。你们意大利人都有刀。
没有刀，汤普森，只有我自己。
我不相信你，迪·安杰洛。
没有刀，汤普森。
好了。
整个排的人都很安静。我不知道为什么汤普森那种人可以那样和别人说话。那表明在这个国家，你总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美国人。
有一位正规军老下士叫邓菲，负责武器的分发和维修，浑身总是一股威士忌味道。大家都知道他早就应该被踢出军队了，但军士长托尔罩着他。托尔是个身材魁梧的黑人，肚子大得要用两根腰带才能围上，胖得到哪儿都得坐吉普车。他老是冲着我们吼叫，说受不了我们出现在他面前，我们是他不幸见到的最懒的傻大个。他对我们及全团人说，如果有人找邓菲下士麻烦，他就会赤手打断那个人的背。在我们刚开始手淫时，邓菲下士就已经在卡西诺山
打德国佬了。
一天晚上，邓菲下士看见我用一根清洁棒上下捅来复枪的枪膛。他从我手里夺过来复枪，叫我跟他到厕所去。他把来复枪拆开，将枪管浸到热肥皂水里。我想对他说，所有训导教官都警告过我们，绝不能让枪沾上水，得用亚麻籽油，水会让枪生锈，接下来枪就会在你手里腐烂卡壳。你又怎么能保护自己不受从山那边蜂拥而至的百万敌人的攻击呢？
邓菲下士说：胡扯。然后他用清洁棒一头的布条擦干枪管，顺着枪管看了看自己的大拇指指甲，将枪管递给我。我很惊讶地发现枪管里面亮闪闪的。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帮我。我只能说：谢谢，军士。他对我说，我是个不错的孩子，还让我看他喜欢的书。
那是詹姆斯·T·法雷尔
的《斯塔兹·朗尼根的青年时代》，一本快要散架的简装书。邓菲下士要我用生命去保卫这本书。他一直在看这本书，詹姆斯·T·法雷尔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和新英格兰那些胡说八道的艺术家们不同。他是一位了解你和我的作家，孩子，他说。在完成基本训练之前，我可以留着这本书。但之后，我就得自己买一本了。
第二天，上校要来检查。吃过饭后，我们就被关在营房里洗枪、擦枪、将枪擦亮。熄灯之前，我们得站在床铺前，接受托尔军士长和两名正规军军士更为仔细的检查。他们什么事都要管，如果发现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就得做五十个俯卧撑，而托尔还要把脚踩在我们背上，嘴里哼着“轻轻摇荡，心爱的马车，来把我带回家乡”。
上校没有检查每一支来复枪，但看了看我的枪管后，他后退一步，对托尔军士长说：这来复枪真干净，军士。然后他问我：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是谁，士兵？
阿尔本·巴克利，长官。
很好。说说被投下第二枚原子弹的城市。
长崎，长官。
不错，军士，这是我们的人了。这来复枪真干净，士兵。
编队之后，一名军士告诉我，明天我就会成为上校的通信员，可以整天和司机一起坐他的车，为他开车门，敬礼，关车门，等待，敬礼，再开车门，敬礼，关车门。
如果我是个不错的通信员，不吊儿郎当，第二个星期就会有三天休假，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晚上。我就可以到纽约，喝个酩酊大醉。这名军士说在迪克斯要塞，没人不愿花五十美元成为上校的通信员。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就可以仅凭一根干净的来复枪枪管得到这个职位。我究竟是从哪儿学会那样清洗来复枪的？
上校早上有两个长会。除了和司机韦德·汉森下士坐在一起，听他说话，抱怨梵蒂冈统治整个世界外，我无所事事。他说，如果这个国家出现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总统，他就移民到芬兰，芬兰限定天主教徒的活动范围。他来自缅因州，是个公理会信徒，并为此感到骄傲，不能容忍其他宗教。他的第二个表妹嫁给了一个天主教徒，不得不离开缅因州，搬到波士顿。那儿到处都是将钱财交给喜欢小男孩的教皇和主教们的天主教徒。
这一天和上校一起待的时间不长，因为他午饭时喝醉了，把我们打发走了。汉森开车把他送到住处，然后叫我下车，不希望他的车里有个鱼头。他是个下士，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但即便他是个列兵，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人们那样说话时，要理解是很困难的。
现在只有两点钟，到五点开饭之前，我没什么事，可以到军人服务社看杂志，听自动唱机里的托尼·贝内特唱“因为你，我的心里有首歌”。我梦想着那三天的休假，梦想着见到纽约的女孩埃默。我们出去吃饭，看电影，或许到一个爱尔兰舞厅，她在那儿教我舞步。那是个美梦，因为这个周末就是我的生日。我就要二十一岁了。
去拿三天休假证的那个星期五，我和等着拿普通周末休假证的人一起列队站在连队办公室外。一名训导下士斯尼德（他的真名是一个谁也不会念的波兰名字）对我说：嗨，士兵，把那烟头捡起来。
哦，但是我不抽烟，下士。
我没有问你他妈的是不是抽烟。捡起烟头。
豪伊·阿布拉莫维茨用胳膊肘轻轻推了推我，小声说：别犯傻了，捡起那该死的烟头。
斯尼德把手叉在腰上。嗯？
我没有扔烟头，下士，我不抽烟。
好吧，士兵，跟我来。
我跟着他进了连队办公室。他拿起我的休假证。现在，他说，我们到你的营房去，换上劳动服。
但是，下士，我有三天的休假证。我是上校的通信员。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擦过上校的屁股呢。穿上你的劳动服，快点！带上你的铁锹。
明天是我的生日，下士。
快点，士兵，要不然我就关你他妈的禁闭。
他让我正步走过站成一排的人们，冲他们挥了挥我的休假证，让他们对它说再见。他们笑着挥手，因为他们只能这样，不想惹麻烦。只有豪伊·阿布拉莫维茨摇了摇头，好像说他对这一切表示遗憾。
斯尼德让我正步走过阅兵场，再走到阅兵场后面树林的空地上。好了，笨蛋，挖。
挖？
对，给我好好挖一个三英尺深、两英尺宽的坑。干得越快，对你就越好。
那一定意味着我越快挖完，就能越早拿到休假证，然后离开。还有什么呢？连里的人都知道斯尼德很刻薄，因为他是巴克内尔大学的橄榄球大明星，想到费城鹰队打球，只是鹰队不要他。现在，他四处闲逛，让人挖坑。这不公平。我知道大家都是被逼着挖坑，把自己的休假证埋起来，然后再把它们挖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得干这个。我不停地跟自己说，如果这是个普通的周末休假证，我不介意，但是这是个三天的休假证，而且明天是我的生日。为什么我得干这个？但是对此，我无能为力，最好尽快挖好坑，将休假证埋起来，然后再将它挖出来。
我一边挖坑，一边想着：我要抓起小铁锹敲斯尼德的脑袋，敲得他头破血流。我一点也不介意替这个肥大的橄榄球运动员挖个坑。这就是我想做的。
他递给我休假证，叫我埋起来。铲完泥土，他叫我用铁锹将泥土拍实。干得漂亮点，他说。
我不知道一分钟之后就要将休假证挖出来，他为什么要叫我干得漂亮点。但是现在，他对我说：转过身，向前走。他叫我沿来时的路正步走回去，经过连队办公室。那些等着拿休假证的人都走了。我不知道今天他是不是满意了，那样他就可以到办公室为我换张休假证。但是，不，他叫我向右转，来到食堂。他对那儿的军士说，我是帮厨的候选人，需要在服从命令方面接受点小教训。他们大笑了一番。军士说他们什么时候一定要一起喝一杯，谈谈费城鹰队，那真是个该死的球队。军士冲着远处一个叫亨德森的人喊，让他给我介绍工作——任何一个食堂里最糟糕的活儿：刷锅洗碗。
亨德森叫我擦洗那些大家伙，擦得它们闪闪发亮，因为经常会有检查。任何餐具上的一点油渍都会让我再干一小时的帮厨。照这个速度，我会一直待在这儿，而朝鲜人和中国人早就回家和家人团聚了。
现在是晚饭时间。锅碗瓢盆在水池边堆得老高。垃圾桶在我身后靠墙排着。新泽西州的苍蝇正在那儿大快朵颐。蚊子从开着的窗户嗡嗡地飞进来，在我身上就餐。到处都是煤气灶和烤箱，还有四处横流的热水释放出来的水蒸气和烟雾。很快，我就满头大汗，浑身油渍了。下士和军士们从旁边走过，摸摸那些锅碗瓢盆，叫我重来一遍。我知道这是因为斯尼德正在外面的食堂讲橄榄球的故事，叫他们如何和那个刷锅洗碗的新兵开个小玩笑。
食堂安静一些、活儿少了一些的时候，军士跟我说，晚上可以不用干了，但是明天早上我得到这儿报到。星期六早上六点。他是说早上六点。我想对他说作为上校的通信员，我应该享受三天的休假；明天是我的生日；纽约有个女孩在等我。但我知道现在最好什么也不说，因为每次我一开口说话，事情就变得更糟。我知道军队意味着什么：除了你的姓名、军衔和编号外，什么也别说。
埃默在电话里哭着说：噢，弗兰克，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军服社。
什么是军服社？
军人服务社。我们买东西和打电话的地方。
为什么你不来这儿？我们有小蛋糕什么的。
我在帮厨，刷锅洗碗，今晚，明天，也许星期天。
什么呀？你在说些什么呀？你没事吧？
挖坑和洗碗把我累坏了。
为什么？
我没有捡烟头。
为什么你不捡烟头？
因为我不抽烟，你知道我不抽烟。
但是为什么你得捡烟头呢？
因为一个该死的下士，对不起，一个被费城鹰队拒绝的训导下士叫我捡烟头，但我对他说我不抽烟。这就是为什么我应该在我该死的——对不起——生日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却待在这儿。
弗兰克，我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在喝酒吗？
没有，我没喝酒。我怎么可能同时喝酒、挖坑又帮厨呢？
但是你为什么要挖坑呢？
因为他们叫我把休假证埋了。
哦，弗兰克，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我不知道。也许你见不到我了。他们说盘子上留下的一个油渍就会让我再帮厨一个小时。我会一直在这儿刷锅洗碗直到退役。
我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去见见神甫祭司什么的？
我不想去见神甫。他们比下士还要糟，他们那……
他们那什么？
哦，没事了。
哦，弗兰克。
哦，埃默。
星期六的晚饭是冷切肉和土豆色拉，厨师用的锅碗瓢盆不多。六点时，军士对我说我的活儿干完了，星期天早上可以不用来了。不应该说这个的，他说，但那个斯尼德是个没人喜欢的讨厌的波兰鬼。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费城鹰队不要他。军士说他很抱歉，但既然我抗拒了一个直接的命令，除了让我帮厨，他什么也做不了。是的，他知道我是上校的通信员，但这是军队。对于我这样的新兵，最好的策略就是闭上嘴巴。除了你的姓名、军衔和编号外，什么也别说。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闭上嘴巴，尤其是如果你说话带有明显的口音。如果你照办，就会完好无损地去见女朋友。
谢谢你，军士。
不客气，孩子。
除了连队办公室和被关在营房里的人外，整个连队驻地空无一人。
迪·安杰洛躺在床上。他被关在营房里，是因为在他们放完电影后，他说了句中国人是那么穷，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可以救中国。放电影的中尉说共产主义是邪恶的，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是反美的。迪·安杰洛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是反美的。他怎么也不会给主义两分钱，因为信仰主义的人给世界带来麻烦。你可能注意到了，民主是没有主义的。中尉说，他说错话了。迪·安杰洛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结果他被关在营房里，三个星期不准休周末。
他在床上看邓菲下士借给我的那本《斯塔兹·朗尼根的青年时代》，一看见我就说是从我衣柜上面借的。看在上帝的分上，是谁把我扔到油沟里的，他说，有个周末他也那样帮过厨。邓菲告诉他如何将劳动服上的油渍弄掉。我现在应该穿着劳动服站到尽可能热的热水喷头下，只要我能承受就行，用板刷和一块他们用来洗厕所的酚皂将油渍刷掉。
当我站在喷头下擦洗的时候，邓菲探进脑袋，想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对他说了原委，他说他以前也这么干过，只不过把来复枪也带了进来，同时做所有的事。他刚参军时还是个孩子，拥有连里最干净的劳动服和来复枪。如果不是那该死的酒，他现在就是军士长，准备退休了。说到酒，他要到军人服务社喝杯啤酒，问我脱下满是肥皂泡的劳动服后，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当然了。
我想邀请迪·安杰洛一起去，但他因为赞扬中国共产党人而被关在营房里。当我换上卡其布军装时，我跟他说我是多么感谢毛泽东出兵朝鲜，将我从巴尔的摩酒店棕榈庭解放出来。他说我最好留神，要不然结局就会像他一样，被关在营房里。
邓菲在营房的一头叫我：快点，孩子，快点，我要去喝啤酒了。我想留下来和迪·安杰洛说话，他是那么温和。但邓菲曾帮我成为上校的通信员，这给我带来很多好处，他也许需要人陪。如果我是个正规军下士，我就不会星期六晚上在基地闲逛。但我知道还有一些人像邓菲这样喝酒、没有人陪、无家可归。现在，他在喝酒，速度快得我跟都跟不上。如果我试着跟上，就会吐。他喝酒抽烟，一直用右手的中指指着天空，跟我说，军队的生活很棒，尤其在和平时期。永远不会感到孤独，除非你像斯尼德，那个该死的橄榄球运动员，那样的浑蛋。如果你结婚，有了孩子，军队会料理一切。你要做的就是保持身体健康，作好打仗的准备。是的，是的，他说，他知道自己没有保持身体健康。但他的身体里存了那么多德国佬的弹片，都可以当作废金属卖掉了。喝酒是他唯一的乐趣。他有妻子，两个孩子，但是她们都走了，去了印第安纳州，回到了岳父岳母身边。鬼才会去印第安纳州呢。他从钱包里掏出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照片，举起来让我看。我正要说她们是多么可爱啊，他却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又咳嗽起来。我只好拍拍他的后背，防止他呛着。好了，他说，好了，该死的。每次我看她们的照片都会哭。瞧，我失态了，孩子。我原可以让她们在迪克斯要塞附近的小屋里等我的，我原可以回家的：莫妮卡做饭，我跷着双腿，穿着军士长的制服打个小盹儿。好了，孩子，我们走吧，离开这儿，看看我能不能把我的东西清理掉，然后去印第安纳州。
离营房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他变卦了，又回去喝啤酒。从这件事上看，我知道他是永远不会去印第安纳州了。他和我的父亲一样。当我躺在床铺上的时候，不知道父亲是否记得他大儿子二十一岁的生日，是否会在考文垂的酒馆里向我举杯。
我怀疑。父亲就像那个永远也见不到印第安纳州的邓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