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婆总说，要把洋市巷3号的老房子留给我。

“连院子一起。”她补充道。

洋市巷3号最后一进房子的后院是一片泥土地，三十年前有人吃枇杷的时候往墙根上吐了个核子，后来长出了一棵枇杷树，把八平米的后院遮得严严实实，不知道从哪年开始越长越歪，树冠压住邻居家的屋顶，刮风时扫落一地瓦片。泥土间露出几块水泥浇成的垫脚石板，一下大雨就淹水。我小时候觉得那是个池塘，每每折十二三条纸船丢进去，为此浪费了很多门口小店的招贴画。

门口小店的两扇玻璃门常年被一堆高露洁牙膏沙宣洗发水的海报打了一层一层的补丁，我想假如有一天这间房子塌了，这堆纸恐怕也依然足以维持一扇门的壳子。在我上大学的那年，小店关了门，店主不知所踪，据说是因为听说这一片都要拆迁，兼之附近方圆五百米一年内连续开了五家大超市，索性关掉铺面搬去女儿家住了。

在我小学的时候推土机就铲平了对面双号的房子，我们单号这一面却完好如初。太长时间过去后我早已忘了洋市巷原本的样子，好像从一开始这里就该是一半平房一半废墟，好像一个断了条腿的老人，挣扎在城市汽车与马路之间。

我没有明确回绝外婆的提议。

“反正没几年3号也要拆的吧。”我说。

外婆毫不在意：“那我再在街对面买个平房。”

彼时这座城市的房价还没有今天这般可怕，但我对于这种随随便便就能买间房子的行为深表怀疑。而且我想她还忽略了一个问题，如果3号的老房子很快就要被拆，那么街对面的老房子必定同样时日无多。

“102不也挺好的嘛……”我妈在旁边插嘴。

“不对！”外婆断然反驳。

102是我家早年听说老房子要拆迁时给外公外婆买的住处，两室两厅，主卧朝南，地处洋市巷以南八百米，是刚建没几年的小区。我家向来按门牌号称呼住址，比如我自己家目前代号802，聊起天来像在搞什么特务行动。

“102楼上人走路咚咚咚响，听得我心脏都跟着他跳。就这点大地方又不畅快，想出去走两圈都没个院子……”

我妈说：“小区里不是有院子嘛，还有水塘呢。”

“不行！那又不是我家的……”

我妈一脸无力：“3号连个抽水马桶都没有，又没有热水器，你们怎么洗澡。”

“洗澡怎么了，我把院子门一关，把澡盆放院子中间，反正你爸打热水，洗完直接把水往地上一倒，都不用烦的。”

“那冬天怎么办？”

于是外婆终于妥协，冬天去102洗澡，每隔十天一次。

外婆在她的活页本上用尺子打出六道斜杠，写上十一月的三十天，周一到周五用黑笔，周六周日用红笔。我妈说你们隔三差五想洗就去洗呗，反正不远，反正是燃气热水器。外婆说，不行，等我安排。然后数着格子，每隔九个格子就在日期上打一个圈。

在我妈和我外婆就洗澡问题争执的同时，我外公坐在饭桌边上看《参考消息》，全程保持沉默。他向来不会反对我外婆的决定，只不过自从102交付以来，他每去新家都要带上一个锅铲或者两个瓷盘子，要不然就是半瓶没用完的洗洁精。

外婆对外公蚂蚁搬家的行径了如指掌，不以为意。

“他一个人过去，连个热水器都不会开。急什么，你们都听我安排……”

“你们都听我安排。”这句话一度是我外婆的口头禅，适用于所有我家人需要做选择的情况。

中午吃什么？

“听我安排。”

被子哪天晒？

“听我安排。”

外公腰疼什么时候去看病？

“听我安排。”

我小学上哪儿？

“听我安排。”

买不买房子？

“听我安排。”等她终于安排好，房价翻了七倍，于是再也没有人不识趣到提起这件事。当然我们对此也并没有特别懊悔，况且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还是我外婆十七年前东拼西凑借钱买的，因为她想让我们住得离她近，顺便还能上她看上的小学。

我在那所现在已经被合并了的小学读了六年书，四年级的时候我外婆想将我转去更好的学校，在我的坚决抗议下最终以她让步作为结束。

我妈就没这么好运气了，据说她中学的时候曾经一声不响地被转了三次学，每次都是在她刚刚跟同学混熟没两天，就被强行拉走，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妈在家门口四十米内上了小学，在五百米内上了中学，并且在一公里内上了大专。她一度相当惊讶于高考数学只考32分竟然还能有学上（可能是因为她语文考了将近满分），而后又懊悔自己不该在中文系荒废四年。

“我应该学会计。”她说，“学什么中文啊，学了又没用。”

不过我相信中文系的毕业证对我外婆来说特别有用。它让我妈在家附近的一间小公司找了一份文秘的工作，直到三年后因为那家公司搬到其他城市而辞职。

我妈人生前五十年的主要活动范围以洋市巷3号为中心向外辐射4.3公里。相比之下我距离家门十七公里的大学校区简直远得不能再远，而我大四开始申请出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外婆对此表示出了极度的反对。

“你跑美国去干么事！那么老远！美国什么学校啊？啊？宾什么尼亚？没听过，不是哪边的野鸡大学吧？专业排名好？你们老师肯定骗你的。我叫你听我安排……”

外公从旁边路过，把报纸攥在手里哼唱“打倒美帝国主义”。

“你才多点大，一个人跑那么远！外国人一个个叽里咕噜的骂你你都不知道。”

外公在旁边自言自语：“美国……讲英语的吧？现在人人都学英国话了，中国跟着苏联，还要学俄语……”

“冬冬她哪里小了……你自己还不是十七岁的时候就一个人跑到东北去了。”我妈插嘴。

我外婆十六岁那年恰逢抗美援朝开打，国家号召各地青年支援前线。我外婆跟家里打了个招呼就和两个同学一起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她在这三个人里面年纪最小。进了部队本来想去文工团，结果因为文工团已经开拔去了朝鲜，她便被派去改学军医。我外婆的三个同学后来一个家里出事，还有一个被喊回去嫁人，总之没过多久都回了家，最后就剩我外婆一个人。我外婆不喜欢学医，想回家又找不到理由。据说她那段时间过得很辛苦，白天上课，晚上还要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考试去停尸房背人体器官分布。幸好（或者说特别不幸）那时候打仗死人多，想要什么样的尸体都有。

“奶奶你一个人半夜对着死人不害怕吗？”我小时候听她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总觉得毛骨悚然。“想到要考试，害怕也要接着背啊。”

有段时间我相当着迷于她所描述的氛围。一个人，在深夜的停尸房里，提着一盏灯，对着月光认器官，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由到无可附加的静谧。我外婆并不能理解这种痴迷，对她来说这可能是我要发疯的前兆。

“小荣，”她叫我妈，“你看你把冬冬搞成什么样了？整天神经兮兮的，一天到晚就知道瞎讲八道。”

后来外婆就拒绝再跟我讲她学医时候的故事了。

我外婆学了一年医，临上战场前一个月美苏划定三八线，她这才回了家，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洋市巷3号。

洋市巷与北面的南市街纵向交错，顾名思义，都是过去卖洋货的地方。传言太外公最鼎盛的时候是半条街的店面的房东，包括三间洋货店、一个裁缝铺子、一家布行、一家洋车行、一家糕点铺子，外加一处钱庄，还有3号的三进院子和所有房屋。当然几十年过去后，只剩3号最后一进院子还能让我们只有出入，但是当临街的所有店铺都被漆上“拆”字的时候，我外婆叫我陪她到门口溜达一圈。

街边早就没有七十多年前包揽一座城市衣食住行的气派。现在这里大多数店主营廉价的中老年服装，外带一间奶茶门面，一家蛋糕店，还有一家整天用大喇叭广播“两块两块，买啥都两块”的两元店。你买不了吃亏，但买了上当。我高中时为了应付月考去买过一盒十支的黑水笔，付钱的时候才发现老板是按一支笔两块算的钱。

外婆用不着买衣服，也不喝奶茶，所以我们溜达着进了蛋糕店。这家蛋糕店的主营项目给城里所有其他的店面类似，卖一些现烤的面包，上面撒着肉松涂着奶油，还有裱花蛋糕。以前的蛋糕店会专门在临街的一面开个玻璃窗，让裱花师傅在里面干活，很有表演性质，经常会吸引一大拨人挤在窗前围观。一般裱花师傅做蛋糕都是先往白奶油里淋上两滴红色素，在搅和几下，整碗奶油就都成了粉色。然后师傅把奶油装进裱花袋，往一根筷子挤出一朵粉色的花来，用剪刀刮下来，再粘到奶油蛋糕的表面。

这家刚开业的时候，打破了裱花非粉即紫的妖艳惯例，以一块黑白格子巧克力蛋糕惊艳全场，引领了高冷风潮。那段时间每天我路过这家店，都能看到一长串人在门口排队，等着买每人每次限购两个的哈密瓜包。后来由于这种风格太过容易模仿，导致货如轮转客似云来的场面只维持了一个月，此后的大多数时间都是不温不火的状态。初中的时候我骑着车子路过街边，闻到刚出炉面包的香味时，脑中浮现的是物理单元测验的考试题：

“为什么刚烤出的面包香味四溢？A面包店会运动，B，空气分子会运动；C，面包分子会运动。D，面包会运动。”

我非常期待看到自己运动起来的面包，后来才意识到即使真有这样的面包，也会被店员捂着不让我看见，否则他们会失业。

外婆走进店里，立刻有个店员端着托盘跟上。外婆偶尔施舍给这些面包一两个不以为意的眼神，她看到哪里，店员就以一种极其虔诚的动作把面包夹出来供奉到她面前，仿佛她还是数十年那个财东家的大小姐。

最后我买了一块豆乳蛋糕，外婆在店员的注视下淡定地什么都没买。她或许单纯是想要我陪着她，如果我能放弃去美国，就在家门口找个工作，那就更好了，她已经帮我计划好了结婚的时候要请哪些人办几桌酒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