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40多年前的一个8月，住在印度德里的坎瓦尔·日·辛格·塞西（Kanwar Jit Singh Sethi）在拂晓之际便早早醒来了。坎瓦尔穿着传统的白色短裤，走进狭小的浴室进行仪式性沐浴。浴室只有一扇小窗子能透光，坎瓦尔光脚坐在木凳上，脚底的石头地板透着丝丝凉意。他的祖母和母亲走进浴室，用玫瑰花泡过的水为他冲澡，并在他身上涂上香气袭人的姜黄香料、白檀木香料和酥油。最后她们装了一桶水，从头往下再泼洗一遍。
根据锡克教教规，男子不能剪发、剃须，因此坎瓦尔的头发已经长达腰际，胡子则长至胸骨。他的母亲帮他洗了头发和胡子，麻利地给头发涂上酥油，编成辫子，盘在头上，并将长长的胡子打成结。沐浴后的坎瓦尔穿上他最好的衣服，显得精神帅气：他28岁，身高6英尺，体重160磅。你不禁会被他帅气的外表、风度翩翩的举止、柔和的眼神和随和的个性所吸引。坎瓦尔来到后院，此时，后院里已经聚集了上百位亲朋好友，等待婚礼的开始。
几条街之外，23岁的库尔迪普·考尔·阿南德（Kuldeep Kaur Anand）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了她的一天。但有些方面，库尔迪普与坎瓦尔截然不同。她身材娇小，身高5英尺，体重只有85磅；与坎瓦尔外向的性格相反，库尔迪普生性害羞。她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而是时刻默默关注着他人。在仪式性沐浴结束后，库尔迪普穿上橙色纱丽。这件纱丽是她最喜欢的女影星穆姆塔兹（Mumtaz）在经典电影《Brahmachari》中穿过的。库尔迪普迎接来到家中的亲朋好友，大家为她献上最美好的祝福。
这一天两个家庭都进行着婚礼仪式，为大家提供大盘的干酪、油炸的蔬菜圈。临近黄昏时，两个家庭开始准备会面仪式。在坎瓦尔家，乐队已经到来，并用印度唢呐演奏传统乐曲。印度唢呐是用芦笛制成，它被认为会带来好运。坎瓦尔迎亲时所骑的白马也被牵至家中，白马身披一张棕色的毯子。出发前，坎瓦尔的姐姐们为他戴上头巾，并在头巾上挂上黄金流苏。妆扮仪式结束后，在亲朋好友的簇拥下，由乐队开路，坎瓦尔骑上白马，前往库尔迪普家中迎亲。
此时的库尔迪普戴着准婆婆给她的华丽面纱，在家中与家人一起吟唱诗歌。迎亲队伍到了，乐队吹起唢呐，敲起塔布拉鼓，坎瓦尔和库尔迪普互换玫瑰和茉莉花环。与此同时，两个家庭的成员，包括双方的母亲、姐妹，也相互致礼，并交换花环。随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直至坎瓦尔必须离开。
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清晨，两个家庭的成员来到附近的一所锡克教寺庙开始举行阿南德·卡拉支婚礼
，亦称为“被神祝福的结合”。坎瓦尔头戴红色头巾，身穿黑色西装，跪在摆放着锡克教圣经《格兰斯沙希伯上师》（
Guru Granth Sahib
）的圣坛前。库尔迪普身穿沙尔瓦克米兹
，跪在坎瓦尔身旁，带有黄金流苏的面纱垂至腰际。祷告之后，坎瓦尔的祖父将一条丝带的两端分别交与坎瓦尔和库尔迪普。在坎瓦尔的牵引下，两人围绕着《格兰斯沙希伯上师》缓缓地走上四圈。每走完一圈，两人就停下来，双双坐在《格兰斯沙希伯上师》前聆听教士祈祷：因缘、因果报应、信任、神的赐福。乐队奏起圣歌拉婉
。最后两家人向新郎新娘脚下投掷钱币和花束。坎瓦尔揭开库尔迪普的面纱，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自己妻子的容貌。
这就是我父母的婚礼。每一个环节都是由他们的长辈安排好的：结婚对象、婚礼的服装、婚礼的食品。这是锡克族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无论何时我与旁人提及父母在结婚当天才正式第一次见到对方，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甚为惊奇：“家族决定他们的婚姻？他们怎么能够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仅仅简单地解释家族里的每个成员——也是绝大多数印度人——的婚姻都是由家庭决定的，似乎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或消除他们的疑虑。表面上看，人们能够理解这是因为文化差异，但从本质而言，他们无法理解我的父母怎么可以任凭别人决定关系他们一生幸福的人生大事。
还记得进行狗实验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吗？他所作的一系列实验都向我们证明了，人类是多么需要掌控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当我们不能实施控制时，便会感觉无助、失去理智、无法正常思考。在我读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课程期间，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实验。实验的研究结果让我开始思考：我身上的锡克族传统是否也让其信仰者感到无助？作为一名锡克教教徒，我需要时刻遵守各种教规：穿衣、饮食、言行举止、对家庭的责任，等等，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我自己能决定的，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决定已经由别人替我作好了。不仅是锡克教，很多宗教信仰都存在这一问题。我向塞利格曼表达了我的疑惑，希望他能帮我解答，告诉我是否宗教信徒在生活中更容易感到无助。但是他也无法肯定，因为当时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能证明这一点。鉴于此，我们当即决定开展一项研究，看看宗教信仰对于人们的健康和幸福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任何看到我日程安排的人都会认为我是在为一生的罪恶赎罪。每周五傍晚，我便开始了研究，先拜访清真寺，随后前往犹太教堂。周六我会前往更多的清真寺和犹太教堂，去采访更多人。周日一整天我都泡在教堂里。两年时间里，我总共采访了九种不同宗教派别的600多名信徒，其中包括对信徒日常生活约束较多的正统派（基督教加尔文派、伊斯兰教、犹太教正统派），保守派（天主教、基督教路德派、基督教卫斯理派、犹太教保守派），以及约束相对较少的自由派（唯一神派、犹太教改革派）。事实上，一些自由派教会甚至提倡无神论，并不要求他们的教徒必须相信上帝。唯一神派大部分教徒称自己为地球或自然中心主义者。
接受调查的信徒填写了三份调查问卷。第一份问卷的问题包括宗教信仰对被调查者日常生活的影响，包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日常衣着、饮食、社交、婚姻。调查结果显示，宗教对正统派信徒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而对自由派信徒的影响则较小。问卷也调查了信徒的宗教活动（如“多久作一次礼拜或祷告？”）和宗教信念（“你相信这个世界有天堂吗？”）等问题。第二份问卷通过人们对于一系列假设的意外事件的反应来研究人们的乐观态度。当被问道：“如果你被解雇了，你会怎么办？”乐观主义者一般回答道：“被解雇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并不能说明太大问题。”而悲观主义者则通常答道：“如果我被解雇，说明我自身肯定有问题，而且是一些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改进的问题。”从本质上看，这其实反映了人们对于生活中控制权的一种意识。最后，调查问卷要求他们回答一些健康类问题，看看他们是否存在精神压抑的状态，如体重减轻、失眠等。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正统基督教的信徒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面对生活的多样化也更为乐观，而且更不易患上精神压抑等疾病。事实上，反而是统一基督教的信徒们，尤其是那些无神论者，生活态度更为悲观，也更容易抑郁。虽然繁琐的宗教教规剥夺了信徒很多的自主权利，但同时它赋予信徒们力量，使他们对生活控制权的感知更为强烈。
这项研究令人大感意外：约束并不会降低人们对“控制权”的感知，而思考和行动的自由也并不会提高人们对它的感知。研究结果看似矛盾，但其本质在于人们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对世界的不同认知——人类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都希望并且也有必要掌控自己的生活，但我们对控制的理解取决于我们所听到的故事、我们所坚持的信念。有些人相信控制完全是个人意志的行为。我们必须自己寻找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因为没有人能为我们实现。有些人相信生活是由上帝主宰的，只有理解并相信上帝，我们才能发现生活的幸福所在。我们听到过各种关于生活和选择的故事，诸如出生地点、祖先，等等。纵观不同文化、不同国家，我们发现人们对于应当作出选择的主题、对于选择的预期结果以及如何判断选择的后果的理解差异甚大。
自从大学时代正式研究选择开始，我采访、调查过社会各个阶层、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年长的和年轻的，有宗教信仰的和无宗教信仰的，成长于亚洲文化背景下的、共产主义体制下的革命老兵和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等，并作了大量的相关实验。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与您分享我本人以及众多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看看地域环境、宗教信仰、政治体制、人口统计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人们对自己，以及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各种文化，甚至各个家庭，对于生活中同样的故事都会有不同的解释，这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于选择何种事物、为何要作出选择的理解。只有学习如何理解这些故事，我们才能开始了解为何人与人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区别。
1995年，我在日本东京待了几个月，与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一起作研究，准备博士论文。我一开始便预料到在日本的生活会有文化差异甚至误解，但这种文化差异往往是在我毫无心理准备时突然出现的。最令我惊奇的应当是我在饭店喝绿茶的经历。我要的是加糖的绿茶，侍应生先是停顿一下，然后礼貌地告诉我绿茶是不应该放糖的。我回应道，是的，我知道，但是我喜欢喝甜的茶。侍应生以更礼貌的方式再次提醒我说：绿茶不应该放糖。我告诉他，我了解日本人喝绿茶不放糖的习惯，但我还是希望我点的绿茶里面放糖。侍应生觉得无法处理此事，便将此事汇报给了经理，两人为此进行了一段长时间的谈话。最后，经理来到我面前说：“女士，我很抱歉，我们这里的绿茶没有糖。”既然我已经无法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喝绿茶，我只好换了一杯咖啡。侍应生很快将咖啡端了上来，茶托上放着两包糖。
绿茶经历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它也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选择的不同理解。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思考，如果一个付费的顾客根据个人喜好提出合理的要求，他有权要求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但是从一个日本人的角度而言，我的饮茶喜好与传统日本习俗格格不入，因此侍应生试图阻止我犯这种错误。跳出这个小插曲，将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进行比较，我们能看到类似的情景存在于日常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不仅是日本和美国，任何两个国家的文化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将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世界各国人民在思想、自主选择上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试着问问自己，当你要作出选择时，你是首先考虑你想要什么，是否能让自己快乐，还是首先考虑你的选择对你和你身边的人是否是最有益的？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文化差异、个体差异的核心。当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可以完全忽视他人的需求；也不是完全大公无私者，完全为他人着想，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即使排除这两种极端情况，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在各国文化背景下的表现还是有很大差异。当我们作出决定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是要多考虑“我”还是“我们”？无论是哪种模式，这些文化习俗不仅试图帮助我们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在贯彻一种被社会接受的价值观。
对于生长于个人主义较为盛行的国家的人们，比如美国，当作出一个决定时，我们通常被告知主要考虑“我自己”就可以。文化心理学家哈里·特里安迪斯（Harry Triandis）在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一书中提到个人主义“是以自己的兴趣爱好、需求、权利以及与他人订立的条约为动力”，“并且注重个体目标多于集体目标”。人的一生面临无数的选择而且选择对于人的一生极其重要，人们不仅仅是根据个人喜好作出选择，同时也根据自己的个人利益、性格特点和行为特点设定自己的角色，例如“我是个疯狂的影迷”或“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这种世界观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明确自己的人生道路，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
我们可以在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找到现代个人主义的根源。文艺复兴产生了众多影响：古希腊哲学家（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试图从其格言“我思故我在”提取知识的精华；宗教改革运动挑战天主教权利核心，倡导每个个体是与上帝直接相连的；科学上的进步，如伽利略和牛顿的发现，也进一步向人们证实了对于世界的认识与宗教无关。这些都引发了新的世界观，它们与以理性的力量统治社会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每个人都拥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世间的对与错的能力，而不是完全依赖国王和教士等外部力量。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深受启蒙运动哲学的影响，尤其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宣扬的人权思想。他们将这种思想融入《美国宪法》及《权利法案》之中。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的同时，个人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另一里程碑事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也正式出版。《国富论》宣扬如果每个人都争取个体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社会就会如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一般，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个人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以机会理解选择，宣扬个人实现个人意愿的能力。这些事件的累积效应影响着人们对于选择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期待值，影响着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正如19世纪的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说：“唯一能称之为自由的是人类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以自己的方式获取利益……人类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忍受苦难，就这点而言，人类是最大的赢家。”
这种想法根深蒂固，我们甚至从未质疑过这种想法可能并未得到全世界的认可——我们也许并不是一直都希望由自己来作出选择，或者可能有些人希望由他人来帮助他们作出抉择。但事实是，个人主义的发展相对较晚，因此也只是引导了世界上一小部分人的想法。鉴于此，我们现在看看同样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集体主义思想及其对全世界人们关于选择的观念的影响。
集体主义思想突出的国家，如日本，人们自小被教育在作选择的时候要以“我们”为先，人们首先以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看待自己的身份，如家庭、同事、村庄或是国家。用哈里·特里安迪斯的话来说，人们“首先以集体社会制定的规范、社会赋予他们的职责义务为先”、“人们愿意将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着重强调“他们与集体社会成员的关系”。相较个人主义中的人人争出头，集体主义的人们相信只有当社会集体的需求得以满足的时候，集体中的个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举例说明，日语中“makeru ga kachi”（即“输即是赢”）表示相对于损害他人实现自己的利益，维持与他人和谐的关系更可取。集体主义世界观的影响远不止对人们关于选择主体观念的影响。集体主义者通过自己与特定社会群体的关系明确自己的身份。集体主义国家的人们努力适应各类社会群体，并尽量与社会群体保持良好的关系。
纵观历史，集体主义更具说服力。原始狩猎采集社会的集体主义发展是因为现实生存的需要，因为相互照顾可以增加个体生存的概率。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过渡到农业社会，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也随之得到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先前的家族和部落的影响力逐渐衰弱，而宗教的发展则弥补了由此造成的空白，为人们提供了归属感和共同目标。
文艺复兴期间个人主义价值观得以加强，而集体主义价值观则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得以发展。集体主义价值观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亚洲社会文化，它强调责任和命运，基本独立于欧洲社会文化的发展轨迹，这一文化还影响着当代社会。印度教以及其他随之发展起来的宗教，包括佛教、锡克教和耆那教，以法律的形式强调个体对于种姓或宗教的责任以及因果报应。另一重要发展则是源于中国的孔子提倡的儒家思想，这一思想随后也影响到东南亚和日本。《论语》一书中，孔子有云：“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最终的目标则是要使这些关系尽可能和谐。直到今天，在东方社会，这种集体主义观念仍然占据首要位置。集体主义的文化中，个人更多的是通过其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而非个人喜好来了解自己的生活。
另一个主要的集体主义发展时期是19世纪为应对个人主义，欧洲社会集体主义思想的发展。政治理论家卡尔·马克思批判那个时代少数资本家通过剥削广大的工人阶级，满足个人私利。马克思等人呼吁人们建立“阶级观念”，工人阶级奋起反抗以求建立新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体制，这一呼吁也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支持。与个人主义思想相反，这种思想提倡保证每个人能够获取一定的资源。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掌握政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思想旋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为新兴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的政权模式。
那么在现代社会，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区别在哪里呢？格尔特·霍夫施泰德（Geert Hofstede）是这一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之一。通过对IBM公司世界各地员工的调查，格尔特·霍夫施泰德制定出了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全面的、表明一个国家个人主义盛行程度的排行表。调查结果在人们的意料之中，美国是个人主义最为盛行的国家，以91分（满分100分）位居榜首；随后是澳大利亚（90分）、英国（89分），而西欧国家在60~80分之间。东欧国家逐渐向集体主义倾斜，俄罗斯的个人主义分值为39。整体而言，集体主义在亚洲更为盛行，一些国家（包括中国）的调查分值在20左右，而日本和印度的分值相对较高，分别为46和48。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国家主要集中在10~40分之间，集体主义观念较强，而厄瓜多尔则以6分的得分充分体现了其为集体主义国家。非洲国家的调查正在进行之中，预计分值将在20~30分之间。随后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个人主义者一般赞同“我一般做我自己的事情”或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独立生活”，而集体主义者则认为“与所在的群体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或是“我们应当教育孩子们，责任优先于个人兴趣爱好”。
应当注意到，上文中国家的得分只不过反映了该国公民的平均得分，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及其覆盖的广度，许多影响一国文化发展的因素对于个体也会产生影响。无论是根据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依据蓝领阶层、中产阶级、高收入阶层的年收入对各国的财富进行比较，更多的财富总是与社会各阶层更多的个人主义相联系的。更高的人口密度是与集体主义相关联的，因为相互间亲密的生活关系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言行以保证和谐的关系。而从另一方面说，个人主义与个人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以及受教育水平也有关联，因此相比农村，城市的个人主义更为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由于阅历的丰富与所在的群体建立了更稳固的关系，也更倾向于集体主义化。同样，他们已经形成了固有的观点，并不会因为新一代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在不考虑个性和人生中的一些意外经历的前提下，所有这些因素相互影响，最终决定了一个人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范畴之中的位置。
既然如此，我的父母怎么能够让别人决定他们的终身大事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观念中找到答案。如果你仔细观察过自由恋爱婚姻和包办婚姻，就会发现自由恋爱婚姻基本上是个人主义观念行为，而包办婚姻则是集体主义观念的典范。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灰姑娘的童话故事，恶毒的继母和两个丑恶的姐姐虐待可爱善良的灰姑娘，并让她去厨房做女佣。尽管恶毒的继母禁止灰姑娘参加王子的晚宴，但在一位仙女的帮助下，灰姑娘得以准时赶到宴会现场。身着美丽的礼服和水晶鞋，她不仅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并夺得了王子的心。王子对她一见钟情。但灰姑娘必须在午夜咒语解除前离开晚会现场。后来的故事中，虽然继母百般阻挠，但灰姑娘还是证明了自己就是水晶鞋的主人，并最终嫁给了王子，“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一位真实的公主的故事。15世纪，一位美丽的、年仅14岁的公主被选为莫卧儿王朝第五代皇帝沙贾汗（Shah Jahan）的第三任妻子。据说两人一见钟情，但必须等待5年后才能结婚，以求得到神的祝福。故事在他们结为夫妻后才真正开始。在沙贾汗统治莫卧儿王朝期间，泰姬·马哈尔（Mumtaz Mahal）与丈夫形影相随，征战南北疆场，并在此期间为他生下了13个子女。
史官尽职地记录下了他们相敬如宾、恩爱无比的夫妻生活。泰姬不仅是沙贾汗贤惠的妻子与伴侣，更是他信任的参谋。泰姬不仅被公认为是为人妻的典范，其生平更因她的智慧、美貌、仁慈而被诗歌广为传颂。在生第14个孩子时，泰姬难产而死。据说沙贾汗在她临终前承诺将建造一座宫殿，纪念两人恩爱的一生。爱妻逝世后，沙贾汗沉浸在悲痛之中。悲痛过后，沙贾汗着手准备建造一座能与爱妻的美貌与智慧相匹配的宫殿，作为纪念。这座宫殿就是现今位于印度阿格拉的泰姬陵，是这一桩传奇婚姻的见证，也是目前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两个故事分别代表了人类对于理想婚姻的实践，但与此同时，两个故事所反映的选择的价值观却完全不同。灰姑娘的故事主题是主人公绕过一切阻碍，包括阶级的差异、家庭成员的反对，努力追寻爱情选择的故事。这一故事隐含的深意是：男女主人公应当追寻他们内心的真实渴望，为了爱情而战斗，故事也以他们的胜利告终：两人步入美满的婚姻殿堂。故事的焦点是谁作了选择、如何作了选择。故事并没有告诉我们两人是如何“幸福快乐地生活”，这是默认的，因为灰姑娘和王子是因为爱情而选择彼此。而关于沙贾汗和泰姬·马哈尔的故事则不尽相同。从一开始，双方权利当局已经为他们作了选择：他们要结为夫妻。此后，为我们讲述了这一决定的后续故事，这一桩包办婚姻见证了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我们通常都认为不仅他人无法为自己选择一个完美的配偶，就是双方当事人也无法为自己选择完全满意的配偶。最终的快乐不在于作出了选择，而在于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每个故事都传达给我们明确的信息，即每个人对婚姻的期望，但故事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我父母的婚姻是一桩普通的包办婚姻，没有任何夸张之说，但是遵循了印度社会的传统。我的祖母和外婆是两位堂兄弟的妻子，有一天她们在一起喝茶时讨论两个家族是否可以联姻。一桩好的联姻要考虑诸多因素，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的条件，还有两个家庭的条件。所有的因素都被考虑到了：种姓相同、住址也相近。父亲有供养母亲的经济能力、父亲的家庭成员会对母亲很好、父亲也可以与母亲的兄弟们很好地相处。再看看母亲的条件：受过教育，而她有一位在美国的哥哥也成了一个有利条件。想到他们结婚之后可以移民去美国，不仅可以改善两人的经济状况，对于其他留在印度的亲属也是有利的。因此，在众多家庭成员多番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坎瓦尔应该和库尔迪普结婚。这桩婚姻是对双方结合的各种可能性、对双方的共同点进行全面评估后决定的。
正如你在前文了解到的，我的父母在他们结婚的第一天才正式见到对方，而且他们之后也确实来到了美国。他们不是沙贾汗和泰姬·马哈尔，但他们也尽职地履行了各自作为配偶的职责：生育了两个子女，并且相处得很好。婚姻的真谛藏于平淡的日常生活之中：父亲每天开车送母亲去上班；或是在厨房陪着母亲煮饭，与母亲分享他的一些想法，他工作的一天，等等。父母的婚姻不会被历史记载，也没有纪念性宫殿，但他们的婚姻却是沙贾汗和泰姬·马哈尔完美包办婚姻的一个缩影。
对于今天的很多读者而言，包办婚姻是无法想象的。由父母做主的包办婚姻并不是一个特别的案例，也不是印度仅有的，而是近5 000年来世界相当一部分地区盛行的一种做法。从中国古代到古希腊，再到以色列的部落，婚姻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家庭行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以期保持并加强两个家庭之间联系的纽带（如把附近部落的一个陌生人，通过联姻变成本部落的人，以此加强两个部落之间的联盟）；或是为了经济利益和更有效地分配劳动力，保证一个家族的血脉传承和生活方式。换句话说，联姻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夫妻两人的结合不仅要对对方尽到配偶的职责，也要对双方的亲属负责。对家庭的义务观念如此强烈，甚至在家庭成员逝去之后，还需要履行对相关家庭成员的义务。希伯来《圣经》中说，如果一个男人的兄弟死了，那么他必须和自己的嫂子或弟媳结婚，并扶养兄弟的遗孀，直到今天，印度还保留着这种传统。强调对家庭的义务主要是因为每个家庭成员需要相互扶持以维持生计。
但这并不意味着婚姻的结合完全是出于生存的需要。罗曼蒂克式的爱恋是全世界人们的共同经历，并且历史也证明了它的力量。最早用语言表现罗曼蒂克式爱恋的是苏美尔楔形文石碑上刻着的关于爱的诗歌。在其中一首诗里，诗人称其爱人为“我最亲爱的爱人，我的宝贝”。希伯来《圣经》中的雅歌
，以“你不经意的一瞥偷走了我的心”开头，随后歌唱了炙热的爱情。所有古文明的神话故事中都有象征爱的神灵，如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阿芙洛狄忒（即维纳斯），埃及神话中的奥西里斯夫妇，印度的湿婆神夫妇。史诗记载，爱甚至会引发战争，爱可以让人克服一切困难。
无数人写下爱的诗篇，无数人因爱而洒下热血！但同时爱情也使得主人公们上演了轰轰烈烈的婚外情。12世纪，安德烈亚斯·卡普里纳斯（Andreas Capellanus）在其著作《论爱》（ The Art of Courtly Love ）中写道：“婚姻并不是没有爱的借口。”他倡导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情——但并非仅限于已经结婚的丈夫与妻子之间。换句话说，既然夫妻之间缺乏爱情，那为何不能爱上邻居的妻子或是丈夫呢？安德烈亚斯·卡普里纳斯的倡议极大地鼓励了欧洲贵族们的婚外偷情行为，为其体验政治婚姻无法带来的爱情找到了借口。在世界上一些地区，爱情甚至被认为是导致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中国，如果相爱的双方会影响到家族的利益，父母强行阻止儿女自由恋爱的例子并不少见。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爱情是何时，又是如何与婚姻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无法确定爱情在婚姻中的作用何时取代了个体对家庭的义务。事实上，我们今天也一直在沿用对于婚姻中的爱情的描述：“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相爱相敬不离不弃，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这是我们在电影或现实的基督徒婚礼中听到的。这是源于英国国教1549年出版的《公祷书》（ The Book of Commom Prayer ）中的一段话，比起莎士比亚的传世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直至死亡将我们分离”早了半个世纪。这世间没有比有情人克服重重困难终成眷属更让人感动的事情了。
在西方国家，自由恋爱婚姻的崛起与个人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连——《公祷书》本身就是英国宗教革命的产物。它第一次以英语记录各种宗教信仰礼仪，包括婚礼宣誓等，正式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并随之出现了较为极端的宗教理念，即一个人的命运及其与上帝的关系可以由个人掌控。从人们第一次呼吁“拥有并占有”到今天，宗教革命只是欧洲几个世纪以来众多社会变革中的一项。随着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集体家庭的观念越来越淡化，人们已经拥有独立支撑家庭的能力，而不再需要依赖亲属。人们可以在婚姻中找到个人幸福，而爱情则不再与婚姻水火不容。因此在1955年，当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唱到：“爱情与婚姻，爱情与婚姻，就如同马儿与马车，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二者是不能分离的。”他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新的理念，一种人类在过去5 000年中几乎不存在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人类几千年来为了适应群体生活的需要，产生并延续了包办婚姻；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人们认为婚姻应当是双方爱情的结合。若是将二者进行比较，我们是否应该问自己究竟哪种婚姻更好？
印度拉贾斯坦大学（University of Rajasthan）的教授乌莎·古普塔（Usha Gupta）和普斯帕·辛格（Pushpa Singh）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他们挑选了50对夫妻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一半的夫妻是包办婚姻，而另外一半则是自由恋爱结婚的。这些夫妻的婚龄不一，短则1年，长则20年。哪种婚姻模式下人们更能享受婚姻的幸福？每个人都要求填写完整的鲁宾爱情量表（Rubin Love Scale），对其中的表述表示同意或反对，如：“我可以对爱人完全坦诚，毫无保留”、“如果不能与所爱的人在一起，生活将痛苦不堪”。研究人员随之根据调查问卷进行研究，不仅比较了两种婚姻模式中爱情的比重，同时也充分考虑了夫妻婚龄。恋爱结婚、婚龄少于1年的夫妻，平均调查成绩为70分，婚龄越长，得分越低，那些结婚长达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夫妻，平均只有40分。相反，包办婚姻的夫妻一开始爱情值较低，平均只有58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感情逐渐加深，婚龄长达10年或是时间更长的夫妻，平均分为68分。
那么是否有可能自由恋爱婚姻一开始感情炙热，而后逐渐趋于冷淡；而包办婚姻则刚好相反，一开始较为冷淡，而后感情逐渐炙热，或者至少是温情的？这或者可以解释上述调查结果，不是吗？包办婚姻中，双方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而结合，并且都有共同的假定前提，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相互会喜欢对方，就像同寝室的室友、合作伙伴或亲密朋友一样。而从另一方面而言，恋爱婚姻主要是基于感情：我们常说人与人之间一旦产生化学反应，碰撞出爱的火花，双方很容易相互吸引。但在萧伯纳看来，基于恋爱的婚姻是人们在最为疯狂、转瞬即逝的炙热情感下的非理智结合。人们被要求宣誓，声称仍会保持这种兴奋、不理智甚至令人身心俱疲的感情，直至死亡将两人分开。事实上，调查研究以及对人体大脑活动的直接检测表明，90%结婚时间长达20年以上的夫妻，当初那种炙热的情感已基本荡然无存。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将决定权交给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相信他们会为你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伴侣。除非你所在的国家文化还允许包办婚姻，否则你绝对会认为这种提议太荒谬了。即使你愿意注册e-harmony
网站，并允许一台电脑帮助你寻找“条件优越的单身人士——即使这些单身人士通过了号称能够检验成功维持长期关系的29度性格测验（29 Dimensions）。你也不会允许电脑以你的第一次约会敲定你的终身大事。无论你的朋友多么了解你，将终身大事的决定权交由他人处理，似乎是很冒险的。但实际情况是，目前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在实行包办婚姻。他们相信家庭包办婚姻的价值。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而我告诉你：“规则已经改变了：由你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伴侣，没有人会再为你提供任何帮助和建议。”那么你可能会觉得我是在反对包办婚姻。毕竟我有什么资格去挑战传统，散播怀疑或者说是不满？我有什么资格让你伤父母的心，羞辱自己的父母？即使不考虑家庭的和谐和荣辱，你可能还是倾向于让你的父母用他们的人生智慧为你提供指引，尤其是当你的父母已经维持了几十年的美好婚姻。
事实上，关于“究竟哪种婚姻模式才会拥有更大的幸福”这一问题，我想答案只能是用我们常听到的“快乐的那种”。古普塔和辛格所作的研究确实会让我们有所怀疑，但这并不会对拉贾斯坦邦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情侣产生影响，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了。文化习俗对于婚姻的影响根深蒂固，一个特殊的案例——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的原因，都会对此造成一定的冲击。如果包办婚姻不是你所在国家文化中的一部分，我父母的婚姻在你眼里，最好的情况下，是一种好奇，而最坏的情况，则是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侮辱。然而在印度，90%的婚姻是由父母做主的，并且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正如此前提到的，随着印度的集体主义文化越来越个人主义化，今天的包办婚姻也加入了个人主义因素，因此，今天的包办婚姻看上去更像是包办恋爱。现如今一位年轻人在最终确定自己的终身伴侣前，会有一两次机会与潜在的结婚对象进行面谈。目前，印度仍有75%的大学生——而美国仅有14%——表示他们会与并不相爱但其他各方面条件相匹配的对象结婚。
无论是恋爱婚姻还是包办婚姻，建立家庭、抚养孩子、相互照顾等日常生活是一样的。同样，无论是哪种婚姻，总有人感觉是幸福的，总有人感觉不幸福。他们甚至可能用同样的语言描述他们的感受和经历，但他们衡量成功婚姻的标准，关于幸福的定义和标准，则取决于他们的父母和社会文化对他们灌输的思想。在包办婚姻中，幸福的婚姻是以履行对彼此的义务为标准，而恋爱婚姻的主要标准则是相互间感情的深厚和持续性。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对于婚姻的感受及其相应的后果是基于他们对于婚姻生活的既有了解。每个人对于幸福婚姻有自己的期望和衡量标准。这些故事并不仅仅说明我们可能遵循的婚姻之路，同时也在告诉我们经营婚姻的道理。有人与伴侣携手走过一生，有人以离婚收场，但无论怎样的结局，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婚姻是要永久延续下去的。
文化背景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婚姻，同时也对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作出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开始，生长在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人们就被告知作出个人选择的特殊重要性。即使是在前往地方百货商店的路上也可以上一堂关于这方面教育的课，尤其是在美国，因为百货商店里为人们提供了上百种选择。从孩子们牙牙学语开始，甚至在他们刚学会用手势表达时，他们就经常面临关于选择的问题，如：“你喜欢哪一个？”父母会细化选择范畴，并耐心地给孩子们解释各个选项，诸如每种麦片粥的区别、每种玩具的区别，并鼓励孩子们作出自己的选择。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孩子们被教育如何作出更难的选择。四岁以后，他们需要理解并应对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你长大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儿时的经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学会分辨自己的喜好，以及什么会使他们快乐或不快乐。因为他们的快乐是以这种方式呈现的，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必须学会判断自己作出选择的后果。
与之相反的是，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体对于社会的责任。孩子们通常被这样教育：“只有按照爸爸妈妈的话去做，你才是个好孩子。”而父母则无须多作解释。从你的饮食、衣着、玩具到学习的课程，父母对你的期望是最为关键的。等你长大了，大人们不再问你想要什么，而是问：“你会怎样满足父母的愿望？你会怎样做让你的父母为你感到自豪？”你的父母及其他长辈会为你指明正确的生活道路，避免不必要的错误。生活中有“正确”的选择，也有“错误”的选择，遵循父辈的指示，你将学会如何作出正确的选择，必要时甚至放弃选择。
我们已经看到两种不同的思想对婚姻产生的影响，让我们进一步来探讨一下二者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取出一张纸，在纸的正面写上生活中你希望由自己做主进行选择的事项，在纸的背面写上那些你比较倾向于让他人帮你作出抉择的事项，写完以后，再仔细思考几分钟，确保自己没有落下什么。好，我们现在将正反两面的内容作一下比较。你是否发现两类内容有何规律？你不希望由他人帮你作出决定的事项是哪种类型的？而哪些类型的抉择是你非常希望由他人帮你完成的？
我在京都居住期间，以100位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为对象进行了这项实验。美国学生在纸的正面通常写的是：“我的工作”、“我的住所”、“我投票选举的政府官员”。事实上，这些美国学生希望自己做主的事项太多，正面一页纸几乎写不下，连边边角角也写满了。而在纸张背面，则基本上是空白，或是寥寥几条事项，最普遍的是“我死亡的时间”或是“我所爱的人去世的时间”。换句话说，美国人希望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由自己做主。而对日本学生的调查结果则大相径庭，没有一个人希望尽可能地由自己作出选择。事实上，这些人写出来的不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项达到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项的两倍之多。他们通常希望由别人帮自己作决定，例如，饮食、衣着、早上起床的时间或是他们的工作内容，等等。将两国学生的答案进行比较，美国学生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项是日本学生的四倍。
虽然这些受访者是大学生，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从社会上学到了各种关于选择的规则，并以此作为我们选择的行为准则。在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与我的导师马克·莱珀（Mark Lepper）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第一项研究是在旧金山一条日本街的一所小学进行的。小小的教室里放了两张凳子、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上坐着开展实验的史密斯夫人。桌子上放了六支不同颜色的彩笔，六堆字母顺序被打乱的单词，这些单词都被作了分类，如“家庭”、“动物”、“旧金山”、“食物”、“聚会”或是“房子”，每张单词卡片上都含有能再组成属于这一类别的新词的字母。举例来说，一张标有属于“动物”类别的卡片上，包括字母“R-I-B-D”，这些字母的顺序经调整后，就变成了“BIRD”（即“鸟”）。7~9岁的孩子们（半数是亚裔，即日本和中国移民的后代，在家都说母语；半数是英裔美国白人）一个个轮流走进教室，坐在史密斯夫人的对面。
实验之前，我们将孩子们任意地分成三组。史密斯夫人向第一组的孩子们展示了彩笔和字谜，并告诉他们：“你们面前有六种类别的字谜供你们选择。你们想做哪一类的？你们可以自己选择。”在确定一种类别的字谜（假设是动物类的）后，孩子们又选择了一种颜色的彩笔（假设是蓝色）。虽然第二组的孩子们也看到了他们的选项：六类字谜和六支彩笔，但史密斯夫人却说：“我希望你们做‘动物’类的字谜，并且用蓝色彩笔作答。”而对于第三组的孩子们，正当他们仔细观看面前的选项时，史密斯夫人却表示：“我们让你们的母亲事先填了一个调查表格。你们的母亲希望你们选择‘动物’类的字谜，并且用蓝色彩笔作答。”实际上，我们事先并未对孩子们的母亲进行表格调查。事实是史密斯夫人根据第一组孩子自由选择的结果，替第二和第三组的孩子们作了选择，以保证三个小组的孩子们所做的字谜和所选的彩笔颜色的一致性，以便进行比较。孩子们完成字谜任务后，被单独留在教室里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们可以继续做字谜游戏或是做教室里其他的字母游戏，如纵横拼字谜游戏、单词搜索游戏，等等。而此时，另一个研究人员在悄悄地观察并记录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
实验中，任务分配方式的小小不同却造成了孩子们在游戏中极为不同的表现。对于允许自己选择单词类别和彩笔颜色的英裔孩子们，重组的单词量是史密斯夫人替他们作选择时的4倍，是母亲替他们作选择时的2.5倍。这些孩子在后来的单独活动期间，继续做字母游戏的时间是另外两组孩子的3倍。换句话说，这些英裔孩子在能够自主选择的情况下，做得更好，也更乐意花时间，而一旦被告知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的表现和动力便大幅下降。
相比之下，亚裔孩子们在被告知他们的母亲替他们作出了选择时，表现最好，也最有动力，重组的单词量是他们自己作选择时的1.3倍，是由史密斯夫人做主时的两倍。在自由活动期间，相信是他们的母亲帮助他们作了选择的孩子们花在字母游戏上的时间是那些自己做主的亚裔孩子的1.5倍，是接受史密斯夫人做主的孩子们的3倍。
事实上，英裔孩子们在得知他们的母亲事先参与了调查时，都表现出了尴尬。其中一个孩子玛丽的反应非常强烈。在史密斯夫人跟她解释了游戏规则后，玛丽的脸上出现了一个七岁的孩子所能表现的极大惊恐：“什么？您问过我妈妈了？”与玛丽相反的是，夏海，一位日本移民后裔，被告知她的母亲已经替她作了选择，在史密斯夫人即将离开教室时，她走到史密斯夫人面前，抓住史密斯夫人的衣角说道：“您能否告诉我妈妈，我已经按照她的要求做了？”
对于亚裔孩子而言，由他们的母亲作出选择甚至比由他们自己作选择时更有动力，因为他们与母亲的关系代表了他们的一种身份。由自己的母亲代替自己作出选择并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自主权受到威胁，因为他们母亲的喜好对他们决定自己的喜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他们和自己母亲的喜好是一样的。相反的是，英裔孩子认为自己应独立做主。虽然他们和亚裔孩子一样爱自己的母亲，但他们希望阐明自己独立的喜好，一旦由他人代替作出选择便会产生冲突。当选择是由史密斯夫人这样一个陌生人作出时，无论是对于亚裔孩子，还是英裔孩子，都产生了抵触情绪，行动也会较为消极。
正如我和马克·莱珀开展的另外一个实验证明的那样，融入一个人身份的并不仅局限于母亲或是其他亲属，任何享有同样目标和共性的群体，都可以融入彼此之中。我们要求五年级的英裔学生和亚裔学生完成一项数学测验。然后，一周后回到教室，并教给他们一款名为“空间探索”的电脑游戏。这是一款通过游戏者对抗由电脑控制的外星飞船的侵袭，拯救地球，从而提高数学能力的电脑游戏。
在游戏开始前，每个学生都通过屏幕显示的内容，挑选并命名属于自己和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并且以班为单位，调查最受欢迎的宇宙飞船的名字和外形设计。就如上述在幼儿园进行的研究一样，每组学生的选择程序是不同的。第一组学生可以任意选择屏幕上显示的名字和设计；而第二组学生看到屏幕上有一组选项被特意突出，并且屏幕显示根据调查结果这一组选项是最受欢迎的。最后一组学生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事先选好的选项，但屏幕显示的信息是这组选项是根据对另一个学校三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而作出的选择。正如上述在幼儿园进行的研究一样，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学生实际上面临的选择和第一组学生是一样的。
在学生们玩了一个星期的“空间探索”游戏之后，我们对这些学生再次进行数学测验，看看他们自上次的数学测验后是否有进步。尽管对宇宙飞船的名字和外形的选择只是形式上的，并不能对实际游戏产生影响，但结果却大为不同。正如前述游戏一样，对于英裔学生，由自己作出选择的学生第二次测验的分数提高了18%，而由别人代替作出选择的学生几乎没有任何进步。对于亚裔学生，当选择是由同学作出时，进步最大，与英裔学生一样，分数提高了18%；当选择是由自己作出时，分数提高了11%；而当选择是由陌生人作出时，几乎没有任何进步。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同时也发现，学生对于数学这门功课的喜爱程度也有所不同。
美国英裔学生和亚裔学生对于选择以及选择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理解完全不同。英裔学生认为“是我要玩这款游戏，因此也应当是我本人，而非其他人替我选择宇宙飞船”。而对于亚裔学生，一方面，在他们得知其他同学的宇宙飞船的名字和自己的是一样的，他们倾向于保持这种团结和共同目标，“我们是一个班的，飞船当然也应该是一样的。”我们最初通过家庭和社会文化了解这种思想，但当我们不断地汲取、被灌输这种思想之后，这种思想就变成我们身上一种自然的性格特征。这种思想根深蒂固，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与他人有多少不同，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思想不仅对于形成我们的观点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于现实世界——在此体现为在学校的表现——也会造成极大的影响。设想一下，拥有不同思想的人们居住在同一屋檐下，并且被告知他们财富的增减取决于相互间的亲密合作，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将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集合在一起，同时力求实施同样标准的政策和措施，确保公司或组织的高效运转，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9世纪80年代，以发明泡沫包装闻名于世的美国希悦尔公司（Sealed Air Corporation）对其下属的一家生产机构进行重组，从传统的流水线改成分组工作。与此前由管理人员安排工作内容相反，各个小组可以自己制定生产目标。开展分组生产试验的工厂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不仅员工心情更加愉快，同时在生产数量和质量上都不断取得突破。
希悦尔公司管理层在第二家工厂再次试验这一新的运营模式，希望能复制第一家工厂的奇迹，在令员工满意的同时提高生产力。但是这一家工厂的工人主要是柬埔寨和老挝移民，对他们而言，新的工作模式会令他们感到压抑。“工人们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似乎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生产经理。”工厂经理回忆说。当工人前来询问如何开展工作时，他试图去激发员工的激情和自主性：“你认为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呢？”与第一家工厂的英裔员工欢迎表达他们想法的机会不同，第二家工厂的亚裔员工则为他们的经理并未实施管理权而倍感疑惑。
面对这一情况，希悦尔公司在这一家工厂从头开始，采取每一步必要的措施，以期实现小组运营的模式。经理们希望通过缓慢的、循序渐进的推进模式，让员工逐渐习惯自己做主，并且明白这样做并不会损害集体团结。管理人员也相信，在员工们看到他们的自主决定产生积极而非消极的结果后，员工们会更乐意自己做主。最后，管理人员鼓励员工之间召开非正式会议，在轻松的环境中进行经验分享，从而为小组分工工作打下基础。在花费大量的心血和时间后，最终摸索出了一条被员工所认可的工作方式，第二家工厂终于成功地实施了小组分工的运营模式。希悦尔公司的管理层也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文化对于我们理解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着极大的影响。读者在下一节会了解到文化差异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用5秒钟时间看完下面这幅图，然后不要看图，大声描述一下这幅图。
你看到什么了？你描述的图又是怎样的？你是不是仅仅注意到图中最显眼的那三条大鱼？还是试图更宏观地描述这幅图，同样也注意到了水中的植物、石头、气泡以及背景图中的小生物？事实证明，对如此简单的一幅图的描述足以反映你的世界观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
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和考彦增田（Takahiko Masuda）在对美国人和日本人进行的这一研究中发现，美国人更多地注意到图中三条显眼的大鱼，而日本人对图的描述则更全面。这一差异也反映了他们对图中事物的不同理解，尤其是图中哪一类事物是最强有力的。美国人认为图中的大鱼是这幅图的主要角色，影响着图中的其他事物。而日本人则认为环境主宰着一切，与图中的其他事物相互配合、相互影响。
其后进行的实验进一步突显了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文化差异。研究人员对上述图作了修改，并让参与者判断更改后的图中哪些元素仍然存在，哪些作了变动。在观察背景事物这一方面，日本人的判断优于美国人。但从另一方面，尽管美国人倾向于没有注意到与大鱼不相关的修改，但无论大鱼出现的背景有怎样的更改，美国人都能认出大鱼；与美国人相反，一旦大鱼的背景作了变动，日本人就很难再辨认出来。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对于我们对特定情况下何种事物主宰局面的理解有着极大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完全相同或相近的情形的理解也大不相同，而这相应地会影响人们对于选择的理解。
可能你还记得小时候读过的《小火车做到了》（ The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 ），也可能你已经给你的孩子读过这本书了。“我想我能行”，带着这种坚定的信念，小火车扭转了局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即使是最小的火车，只要有信念和决心，一样可以爬上最高的山峰。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助者天助”到巴拉克·奥巴马的标志性口号“是的，我们能做到”，再到无数白手起家、被奉为偶像的人，个人主义文化很自然地产生并强化利用个人力量改变世界的意识：如果人们进行选择，他们可以选择掌控自己的生活，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留下自己的足迹。我们一直以来被告知：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你能否克服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而是你决定如何克服它。
集体主义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它鼓励人们从全局考虑问题。印度圣典《薄伽梵歌》（ Bhagavad Gita ）中最著名的一段，圣者克利须那告诉英雄阿遮那：“你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永远无法控制行为的后果。不要仅仅为了荣誉而战，也不能消极地无所作为。”因为世界不会仅仅因为个人的目标，同时也会受到整个社会环境、命运的影响，因此人们应当确保他们行为的合理性，而非过于专注某一个特定的结果。阿拉伯语中有in She’ Allah（God Willing）一词，穆斯林常将其附加在表示未来的事件中，如“明天见，愿真主保佑你”，也同样表示了人们认同依靠个人影响世界的力量是有限的。日本人在面对恶劣的环境或承担不合意的义务时，通常会用“shikata ga nai”（“那是徒劳的”）表示无奈。我们不能说个体完全不起作用，但个人只在大千世界中承担一个小角色而已。
我们可以从人们对失败和成功的理解来观察文化差异。故事中我们又是如何描写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北山忍和黑兹尔·马库斯（Hazel Markus）作了一项针对2000年及2002年奥运冠军获奖感言的研究，发现美国冠军倾向于将他们的成功视为个人努力的结果：“我想我只是比较专注，是向全世界展示我的能力的时候了……我告诉自己，这是属于我的夜晚。”而日本冠军则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那些默默支持他们的人：“我很幸运，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员、经纪人，我背后有无数默默支持我的人们，因为他们，今天我才能拿到金牌，我并不是孤军奋战的。”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我的同事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和他的合作者们对美国及日本对于金融丑闻的报道也作了一项研究，如由于尼克·利森（Nick Leeson）的非法操作，导致英国巴林银行欠下14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最终于1995年破产；或是井口俊英（Toshihide Iguchi）非法操作，导致大和银行（Daiwa Bank）于1995年因欠下11亿美元的巨额债务而宣告破产。研究发现，美国的媒体更多地将丑闻描述为流氓经理人的个人行为，而日本的媒体则更多地通过检讨制度问题来分析丑闻事件，如管理层的疏忽职守。无论是表扬还是指责，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由个人承担责任，而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则将后果视为社会体制及环境的结果。
对于个人控制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日常生活中的选择。我在日本期间，对一些日本学生和美国留学生作了一次调查。要求他们列出前一天里从起床到睡觉所作的各项选择。这些学生上的是同样的课程，因此他们的日程安排也基本相同，同时，那些美国学生到日本仅仅一个月，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并不完全了解所有可以参与的活动。你可能认为，鉴于此，日本学生的选择应该更多，而事实上，美国留学生认为他们在一天的生活中拥有50%的选择权。与日本学生不同，美国学生将一些生活琐事，如刷牙、定闹铃等都列为选择。尽管美国留学生列出的更多的是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选择总体而言比日本学生的更为重要。
你的视野决定了你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进而影响着你对世界的期望值以及你对生活的展望。与我的研究结果一致，一些研究也表明相对于西方人，亚洲人总体而言认为他们对别人的影响力更小，并且认为生活更多是由命运决定的。对选择的不同理解会造成怎样的结果？人们是否会因为对选择的不同理解而受益？对于这一问题，国际金融界出乎意料地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1998年，我说服花旗集团总裁约翰·里德（John Reed，ATM的发明者）允许我对花旗集团的员工展开研究，以便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环境，进而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及工作满意度的。花旗集团当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银行，业务网点遍布93个国家。在里德的协助下，研究团队和我对工作在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的2 000多名出纳员及销售代表进行了调研。鉴于我们也希望调研能够反映美国国内的多样性，我们走访了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银行分部，受调研人群也包含地域、宗教背景的多样性，包括英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及亚裔美国人。
我们首先要求员工以1（完全没有）~9（经常）的分值表示他们在工作中的选择权的多少。具体问题如“工作中问题的解决方式”“何时休假”，等等；笼统问题，如“在银行工作的一天里，我有权决定自己工作的自由度”。员工对于选择的理解也以其对诸如“工作中，大部分的工作决定是由我的上级作出的”等观点的认同度来衡量。你可能认为鉴于他们从事相同的工作，他们的回答也应该基本相同。以柜台出纳员为例，尽管他们的工作安排等同于流水线工人，但因花旗集团要求在全球实施相同的标准，因此身处全球各地分部的员工实际上遵循的是相同的程序，柜台出纳员的工作实际上局限在支票兑现、接受存款、贷款支付、处理提款等方面。
但实际调研结果则表明，员工的种族（与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对他们的选择权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亚洲区的员工，包括亚裔美国员工，相对英裔、西班牙裔或是非洲裔美国员工，认为他们的日常工作中选择权较少；而拉美籍员工则介于中间。员工认为自己对工作的控制权越少，则相应地表示其认为上级对自己工作的控制权越多。即使是那些在同一家银行机构工作、向同一上级汇报的员工——他们的上级表示给予的选择权是同样多的——对所拥有的选择权的理解也大不相同，而这皆因为其文化背景的不同。
研究的第二步，我们询问员工们的工作动机、对工作环境的评价、对工作的满意度以及整体开心程度等。同时，我们也请他们的上司评价他们目前的整体工作表现。调查结果发现，当大多数美籍员工（亚裔美籍员工除外）认为自己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时，在工作动机、满意度、工作表现等方面打分也相应越高，相应地，当感到工作更多是由上级决定时，他们的打分也就越低。对于亚洲籍员工以及亚裔美国员工来说，当认为工作主要是由上司决定时，各方面的打分越高，而个人是否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在某些方面甚至对他们没有影响，或者只是有很小的影响。拉美籍员工的得分则居于以上两者之间，无论是个人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还是听从领导的安排，关系不大。
调查结果的有趣性，不仅在于它揭示了人们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对选择有着不同的理解，更在于它揭示了人们对于选择环境的不同偏好。总体而言，喜欢拥有更多选择权的人会因拥有更多的选择权而受益，而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倾向于由别人作出选择的人。政策上的调整，无论是剥夺还是赋予选择权，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美国希悦尔公司以及对学生进行的“空间探索”实验便是极好的证明。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文化的影响远超过个人对选择的理解、对选择的渴望。文化决定了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方式，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办公室的工作环境，无论是花旗银行还是其他任何一家跨国企业。美国人对于工作环境的描述不仅是说明拥有选择权更好，其实际含义是因为更多选择权创造了更多表现自我能力的机会。成功之路在于彰显自己，而由他人做主则不仅会压抑个人发展，也遏制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而亚洲人更注重集体利益，因此更倾向于让最有资历的人——更聪明、经验更丰富或是级别更高的人——作出选择。两种选择模式各有利弊：前者更容易产生自私心理，而后者则易导致消极惰性。这也是为何一些跨国集团，如花旗银行，从一开始便花费巨大精力试图在全球创造统一的、汲取两种文化精华的企业文化，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能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现在我们一起看看工作环境之外的世界。对于选择权（或者进一步延伸为控制权）理解的不同，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世界观的？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一侧的民主德国即将开放封锁了几十年的边界，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一夜间，东西柏林统一，人们可以自由穿梭于柏林城，仿佛这个城市从未因为柏林墙的存在而拉开过冷战的序幕。当时我在西班牙马德里读大学，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登上最早的一班火车前往柏林参加在柏林墙边举办的庆祝活动。柏林墙边，人们蜂拥着，从东柏林奔向西柏林，或是从西柏林前往东柏林。人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似乎全世界的人们都赶来参加这一庆祝活动，人们欢呼着、相互拥抱着，流下幸福的泪水，拆下墙上的石块留做纪念，这些都成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20年时间里，我经常以科研的名义前往柏林，实际上，我同时也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从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1991年，柏林墙被基本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秩序、新的选择。曾经的柏林墙的位置现在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的商城。东柏林的人们拥有更多的商品选择、餐饮选择。资本主义已经在这里牢牢生根。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引入，尽管一切事物表面看起来很美好，但东柏林的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并不是一如他人期待的那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即使在统一后的20年时间里，很多时候，因为不同的理念，柏林似乎还是两个城市。理念差异力量之强大，一如那堵厚厚的柏林墙。在与东柏林的人们进行交谈后，我发现那里的人对于增加的机遇、扩大的选择范围以及市场上各式各样的选择并不是持感恩的心态。相反，他们怀疑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并越来越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平等的。2007年开展的一项调研表明，20%的德国人希望重新建立柏林墙。97%的原民主德国人不满统一后德国的民主政治，超过90%的人们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在民主德国曾经的实践中运行不良，但总体而言更好。对共产主义时代的渴望，导致人们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Ostalgie，德语Ost（即英语的East，表示东部）和Nostalgie（即英语的nostalgia，表示怀旧）的混合词。1989年，人们曾经为柏林墙的倒塌而欢庆，现在怎么竟又想重新返回他们曾经渴望瓦解的体制？
让我们来看看前苏联的经济体制，东柏林所代表的民主德国也同样实行这一体制。政府计划出每个家庭可能需要的一切物品——汽车、蔬菜、桌子、椅子……并以此推算整个国家的生产目标。国家根据每个公民在学校学到的技能和展现的能力为其安排工作，而工种也是根据国家的生产需要而设置的。鉴于房子和医疗是免费的，实际上，需要花费人们工资的也就是商品。但国家的集中生产，又使得每个人的需求是一致的，具体到电视、家具甚至居住空间等。
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经济体制是不可行的。人们的工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长，但为避免引起任何社会不满，物价却被人为地控制在较低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实际上的购买力远远超出商品的供应能力。由此产生了黑市，可为人们提供有限的商品，但人们的存款还是躺在银行里。也就是说，尽管政府付给人们工资，但由于资金不流通，因而政府缺乏必要的资金来运转项目。加上内部腐败和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耗尽了国内资源，苏联的经济体系由此崩溃瓦解。
这种体制消除了人们对于金钱的忧虑，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足够的钱购买可供应的商品。虽然人们没有机会购买奢侈品或是挥霍，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是有所保障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无法享受这种保障，于是很多原民主德国人经过了一段痛苦的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一夜间，人们失去了铁饭碗，对于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老一代民主德国人来说尤其困难。同时，自20世纪50年代起民主德国就由政府控制并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而现在通货膨胀泛滥，从而使得商品，尤其是进口商品价格昂贵，并造成人们手中的货币贬值。虽然体制转型期间部分人获取了巨额利益，但却是通过投机倒把实现的。一个原民主德国人如此精辟地总结了转型前后的对比：“苏联体制下，你有钱，但没东西可买。现在是商品琳琅满目，而你没有钱买。”
这一表述生动地描述了一个重要特征，即心理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埃里克·弗罗姆（Erich Fromm）在其1941年所著的《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 ）中所阐述的我们的文化中一个最可宝贵的品质。弗罗姆在书中论证道，自由是由相辅相成的两部分组成的。人们普遍认为自由是“人类逃离政治、经济以及精神枷锁”，并将其定义为没有外来力量干涉人们追求目标。与这种“逃离式自由”（freedom from）不同，弗罗姆提出了另一种与之相辅的自由，并将其定义为实现自由的能力：“实现式自由”（freedom to），即实现一定成果并充分发挥自我潜力的自由。“逃离式自由”并不总是伴随着“实现式自由”而存在。但无论是何种自由，一个人都应该有从选择中获得全部利益的自由。我们允许一个孩子拥有一块曲奇饼干，但前提是孩子应当首先设法拿到架子上的饼干盒。
理想的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强调的是一个人逃离外来约束力，实现社会地位的自由。至少从理论上讲，人们成功或是失败的机会是均等的。没有约束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更聪慧、工作更努力或者仅仅凭运气的人将占有优势。因此，现实世界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所有的选择，一些人甚至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如食物、住所和健康检查。而理想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则恰恰与之相反，它强调的是结果而非机遇的平等性，它保证社会成员都拥有实现基本生活需求的自由。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矛盾就在于，为了满足部分人的需求，就必定要减少他人的资源，政府需要出面征用他人的财产、限制他人的经济行为。
真正的选择要求一个人拥有选择的能力，并且不受外力干预，这也就意味着一种体制向以上两种极端中的任何一个过于靠拢都将限制人们拥有选择的机会。同时，两个极端在实践中都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缺少“实现式自由”会导致那些无法自力更生的人经受贫穷、苦难，甚至是死亡，当然也会产生富豪。巨大的财富将导致权力的不平衡，使得那些富豪有能力去逃避法律的制裁，或是改写法律，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这也是19世纪末期对“强盗资本家”的控诉。而从另一方面讲，缺乏“逃离式自由”也易使人产生惰性，更少从事其力所能及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怎样，他们的需求都将被满足。缺乏“逃离式自由”也将遏制创新和进取精神，因为人们即使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无法获得更多的回报。同时，这种体制下，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控制力，过去大多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也正是如此，而权力的集中必将导致腐败。
幸运的是，尽管不可能同时将两种自由的优点最大化，但二者之间并不是零和游戏。两种社会体制都可以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最优化，例如通过征收税赋创造社会的安全网络——对“逃离式自由”的小小限制，换来多数人“实现式自由”的利益。（当然，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税率甚低，但对于另一部分人则是无法容忍的高。）多数人倾向于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事实上我们对于平衡的评断都是根据个人的经历和文化背景而作出的假设。
那些此前生活在苏联模式下国家中的人们面临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挑战，这几乎是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在与形形色色的柏林人交谈后，我明显地发现转型的困难之一就在于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对公平的看法。我发现，西柏林人与多数西方人一样，通过“逃离式自由”了解世界。而东柏林人，尤其是老一代，则更多地关注“实现式自由”。例如，克劳斯悲伤地说道：“过去我唯一能去度假的地方是匈牙利，但至少我知道自己拥有假期。现在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但却支付不了昂贵的费用。”赫尔曼也表达了同样的伤感：“以前虽然电视只有两个频道，但至少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两个频道。但现在完全变了，有些人可以享受上百个频道，而有些人却连一个频道的费用也负担不了。”卡佳对新的健康医疗体制意见最大：“以前我只能去找一个医生看病。现在有很多医生，但这些医生根本不关心你。好的医生收费高昂。我并不觉得我生病的时候会有任何医生照顾我。”年轻一代的东柏林人也表达了同样的伤感，但没有老一代人感情强烈，可能是老一代人切身感受到了经济体制变迁带来的巨变。
随着调查范围逐渐扩大到乌克兰、俄罗斯、波兰等国家，我越来越发现这些国家的人们对于选择的公平分配拥有近似的观念，即使对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前景光明的大学生也如此。在讨论的过程中，我给学生们提供两个假设的选择：一个世界选择很少，但人人都可以拥有选择；而在另一个世界，尽管选择更多，但人们的选择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波兰的一名妇女乌尔苏拉回答道：“我想我会选择生活在第一个世界。我并不追求辉煌的人生。我也不妒忌别人，因为每个人的地位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但我确实不喜欢那些炫耀自己的人。我不喜欢那样的世界。”另一位接受采访的波兰人约瑟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理论上，第一个世界更好。”来自乌克兰的伊利娅表示：“如果仅仅是一部分人拥有绝大部分的选择，将必然造成社会、人们之间的冲突。”波兰一位商务专业的学生亨里克则表示：“在第二种体制下，我会生活得很富裕。但我想，第一种体制更公平一些。”即使意识到与“实现式自由”相比，“逃离式自由”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接受调查的年轻人并不相信这种体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最好的体制。
不仅被访者认为仅有少数人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是不公平的，东欧国家的许多人也并不认可选择范围的扩展。当被问及，提到选择，他们的脑海里会浮现怎样的字眼或形象时，来自华沙的格热戈日答道：“哦，对我来说太可怕了。更多的选择会让人身陷两难的境地。我已经习惯不必选择的生活，所有的事情都是已经决定好的。现在要我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我感到有些恐惧。”来自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博赫丹谈到了更多的商品选择：“东西太多了，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华沙调查研究所（Warsaw Survey Agency）的一位社会学家向我解释，波兰的老一代人并没有经历过美国文化中的商品消费，他们从“一无所有来到满是选择的世界。他们甚至都还没学会如何应对这一新的环境”。所以，他们对新的选择充满矛盾或是疑惑。
采访过程中最有趣的现象并不是来自我们的问题，而是简单的一次招待。被采访者到来之时，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七种流行的汽水，如可口可乐、健怡可乐、百事可乐、雪碧等。当我向第一位接受采访的人介绍这几款汽水并期待他的选择时，他的回答让我始料不及：“很好，但喝什么没关系。它们都是汽水而已，所以就是一种选择。”他的回答让我有些惊奇。此后我向每一位接受采访的人介绍这几款汽水，并问他们：“这里有几种选择？”我从他们的回答中找到了答案。一次又一次，他们眼中的七种汽水并不代表独立的七种选择，他们看见的只有一个选择：汽水或是非汽水。当我们将水、果汁和这几款汽水一并呈现时，被采访人的眼中则有了三个选择：水、果汁、汽水。对这些人而言，不同类型的汽水并不代表不同的选择。
在美国，当有一款新产品上市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选择。一款不同味道的汽水扩大了你的选择范围。但如果意识里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选择，一些东欧国家的人们对众多新增的“选择”持怀疑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一位波兰人托马斯说的：“我不需要10种口香糖。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更多的选择，但我想一些所谓的选择是很表面的。事实上，有很多东西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的选择则被认为是“实现式自由”。举例来说，基辅的一名大学教授阿纳斯塔西亚这样评价他所处的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我想我们丧失了拥有平等机会的权利。现在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但给我的感觉是在苏联时期我才拥有更多的选择。”
对于“逃离式自由”和“实现式自由”的观点，并不仅局限于那些经历过体制变迁的国家的人们。总体而言，若社会或传统文化更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则人们更倾向于能保证每个人基本需求的社会体制，而非那种推动个人成功的社会体制。即使对于绝对的盛行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欧国家的人们（当然个人主义文化不如美国浓厚），也比较倾向于国家采取“实现式自由”而非“逃离式自由”的政策。例如，2009年美国对于最富有的人群征收的个税率为35%，相比西欧国家的个税率低了12个百分点。1998年，美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1%用于社会福利补贴，如社会保障、医疗救助等，而欧盟国家用于这些方面的补贴平均为21%。
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相关，同时也对生活中我们支配选择的喜好有着重要影响。认为自己拥有较大自主权的人们倾向于“逃离式自由”，不仅因为这为实现个人目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自由更为公平——作出最大努力的人将得到最大回报，而懒惰的人无法生存。而从另一方面讲，相信人的成功是由命运注定（包括一个人的出生环境）的人，则倾向于“实现式自由”，认为这种模式更为公平。付出努力并不能保证一定能获得成功，而“实现式自由”能保证那些应当得到回报的人们的基本需求。
对于控制权的不同理解是与政治理念紧密相连的，这一事实也进一步反映了人们不同的世界观。保守派尤其倾向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而自由派则倾向于更有力的政府和更多的社会项目。世界观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数据表明，在美国及欧盟国家，相对于保守派，自由派人士很少会认同“贫穷的人是因为懒惰”这种表述，而更倾向于“运气决定了一个人的收入水平”。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比美国的主流政党更为“左倾”，54%的欧洲人相信一个人的收入取决于运气，而在美国，持这一观点者仅为30%。人们基于自己的信念进行投票选举，人们用选举权使得一个社会的发展在“逃离式自由”和“实现式自由”之间转换。
说到这里，一个明显的问题可能是：“总体而言哪种模式更好？”但这种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人们对于自由的不同理解，不仅直接影响着人们所拥护的政策，同时也影响着人们评价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些认可“逃离式自由”的人们更倾向于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类标准，它给人一种模糊的可以获得潜在机遇的感觉。例如，美国200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7 000美元，而欧盟仅为33 400美元。美国资产达十亿美元以上的富翁人数也是其他国家的六倍；世界上最富有的五个人中，有三个是美国人。相信“实现式自由”的人们则可能选择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作为标准，基尼系数用以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分配的平等性。在133个计量基尼指数的国家中，瑞士的财富和资源分配是最为公平的，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位居前30位，尽管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美国排名第94位，在喀麦隆和科特迪瓦之后。美国的民主为国家带来了巨大财富，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毫无疑问，总体而言，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们会像美国人一样相信“逃离式自由”。我们可以从一个耳熟能详的字眼“美国梦”中找到“逃离式自由”的影子。“美国梦”一词是由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1931年创造的，“美国梦是一片梦幻之土，在这里，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富裕、更加充实。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可以依靠自己的实力获得成功……它还是对一种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里，每个男人和女人无论出身贵贱、地位高下，都能够实现其天赋能力所允许的最高成就，并得到他人的认可。”美国梦的基本前提是没有人可以阻挡你力争上游，只要你有野心和实力。只要你有梦想、有决心，人们相信这是一片培育你的梦想的最佳乐土。
美国梦的确促使一部分人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但同时，对于无数普通人，美国梦仅仅是一场梦。美国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国土，它曾经也确实如此。但如今对于多数人而言，美国已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并无两样。近期的研究发现，相对于西欧国家，如瑞典和德国，美国人中子女的收入与其父母的收入有着更大的关联性，而这也说明，在美国获得成功更多的还是依靠出生环境，而非个人努力。无论你如何解释这项研究成果，是表明美国人对于美国的独特地位过于乐观，还是其他民族的人们过于悲观，它至少表明了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强大力量。
最后，是否能实现美国梦并非最重要的。世界观是形成一个民族理想的真正力量。在美国，美国梦的传说对每个人的生活都产生了影响。当我们真正意识到它的力量时，可能才开始理解为何其他民族、文化对于选择、机遇和自由的理解有着如此大的差别。
希望我已经成功地回答了前文提及的如何作出选择的问题，同时也希望我的回答会给你一些惊喜，并能引发你的思考。但我最希望带给读者的不仅是忍让。我们中多数人被告知异域文化的趣味性。不同民族之间存在差异性，这没什么大不了。尝试用筷子或是放弃使用器皿，这种尝试带来的兴奋也没有任何对错可言。事实上，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异域文化充满怀疑，这也可以视为一种进步。但如果只是吃吃寿司、穿件纱丽，或是唱唱“小小世界”，还远远不够。这是一个联系越发紧密的世界，与此同时也令人感觉更加迷茫、更加混乱。由于移民（据美国国家统计局预计，至2042年，接近50%的美国人为欧洲人后裔）、国际媒体的扩张（如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新闻网、半岛电视台以及其他国外媒体）、互联网的开放平台，曾经局限于一种文化、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在不断地扩散、蔓延。而这些发展又导致更多个体和文化的差异，越来越多的人在经历着各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并试图完全接纳各种文化冲突。每一个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有着相似或是重复之处，在形成文化融合的同时，也必然会造成文化的冲突。
过去，当不同的文化邂逅时，通常的结果是产生文化冲突。每一种文化都试图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并通过文学手段、经济手段或是武力手段，劝服或是强迫同化另一文化。每一种文化都能在历史的演变中得以保存并发扬，因此每一种文化都声称自己是最好的文化也不足为奇。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目前正在经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20世纪90年代初预言的“文明的冲突”。即使这一预言变成现实，这种冲突也不会以此前文化冲突一样的方式终结。一种文化已经无法完全使另一种文化消亡，也无法建立强大的壁垒来阻挡其他文化的入侵。尊重或是容忍异域文化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发展潮流，尤其是当其与观念及生活息息相关时。所以我们看似处于两难境地，认为我们既没有东西要相互分享，也不清楚前进的方向。
但不同的文化之间是有相通之处的，尽管有时这一点颇具争议。从最为广义的角度而言，生活的价值、自由、幸福对全世界人而言是相同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事实上，正如在前一章中提到的，人类有选择和控制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基于人们拥有权利的普遍需求发展而来的——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参与政治选举、接受教育。199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肯定了全世界人们享有的权利。但当不同社会的人们在被给予选择和控制的权利时，社会历史和结构使得处于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并不愿或感到不应当建立与西方社会完全相同的模式。人们可以自主选择或是综合他人意见作出选择，改变环境或是改变自己以更好地适应环境。每个人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或是采取措施防止他人失足。
除了共同的基本人权问题，面对其他方面的文化差异，我们又该如何观察、评估、学习？相对于既往的以固有己见判断另一种文化，容忍的态度已是一种进步，但同时却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容忍通常导致人们彼此分离，而不是促进交流以及自我反省——“你以你的方式思考，我以我的方式思考，相互不干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试图将自己隔离，一旦环境迫使人们必须相互融合，价值观引起的冲突就会爆发。我们再也无法简单地像蜗牛一样躲在自己的空间里，无论是现实空间还是虚拟空间。对外界视而不见已不可能，因为今天社会各层面的相互交织是史无前例的。对此，我们既可以选择使文化差异变成冲突，也可以使各种文化相互融合。
那么摒弃容忍之后，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我可以提供一个三步方案，甚至是30步方案。但我相信，我们不能仅仅听取我们自己的故事，或是误认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故事。既然这个世界存在那么多的语言讲述的各种故事，我们就应当尽可能充分利用。用我自己的卑微经历来解释可能更易于读者理解。虽然我是个盲人，但我经常用一些表示视觉的词汇，如我“看见”，我“注视”，我“观察”，以便更好地与这个以视觉驱动的世界进行沟通。在家人、朋友和大学同学的语言描述下，通过这些正常人的眼睛，我以我的方式在这个世界生存。我可以写这本书，也希望用自己的语言能够将自己从未见过的事物描述得生动有趣。考虑到我的眼疾，你可能认为我这也是迫于无奈。但事实是，正因为我的“视觉发言”能力，我的生活反而更轻松、更丰富。正因为能接触正常人所使用的语言、拥有他们的经历，我可以更轻松地表述自己的经历。复制我的这种方法并使其在多元文化中进行规模化运用，殊非易事，但了解选择的不同已经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现在，我希望你能真正踏上一方陌生的国土，并了解那里陌生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