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喜欢平静的生活，通常也能得偿所愿。大部分时间里，历史从容向前，逐步而隐秘地发生变化。国家及其组织或固定成形，或像沉渣在激荡的河流冲刷下瓦解然后消失。英格兰历史特别像温和族群的作品，极少出现大动乱。但是，历史也有毫不含糊的时刻：暴力、决绝、血腥、痛苦；像一辆满载麻烦的大卡车，把承载的文化内容——风俗、语言、法律、忠诚都毁灭。

公元1066年就是这样的年份。最近，有人发起运动，精心策划从改名字开始的各种活动，要尽可能减小黑斯廷斯之战的重要意义。当然，那场战役没有发生在黑斯廷斯本地，而是在几英里远的内陆，撒克逊人称为“森拉克”（senlach），诺曼人讹传为“尚拉克”（sang-lac）意为“鲜血之湖”的地方。怎么称呼都无所谓，重要的是1066年秋天发生在威塞克斯东南的事件，是一次微弱的震颤，几乎没有扰乱一个稳定社会的正常发展路径；或者，和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英国历史上重大断裂的开端：终结了某些事又开启了另外某些事。而这真的是一次崩溃吗？

事实上，对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大部分人（更别提不列颠的其余部分）来说，公元1066年的主要事件是换领主。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底层奴隶当时还可以买卖，他们不会关心自己的主子说哪种语言。农奴［villein，无自由的佃农（tenant）或农奴（serf）］耕地、喂猪，祈祷摆脱贫困和鼠疫，观察季节轮回。但总有可能作为无关政治者来审视事件，也看得出这场宏大的暴行是给社会进程的冷酷节奏加上了注脚。历史无非就是轮回。但在1066年，毛茛下尸骨遍野，整个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统治阶层，约4 000或5 000名大乡绅消失了，他们的权威、财富，所有一切都归了外国人。也许你幸存着，你还是生活在英格兰，甚至依然说英语；但政治上你是下等人，低等民族，你还住在英格兰，但它不再是你的国家。无论按什么标准，这个变化都能称得上是改天换地。

改朝换代在英格兰不是新鲜事，1016年，在黑斯廷斯之战的半个世纪前，这个国家一下子变成了大波罗的海–丹麦海洋帝国最南端的行省，由基督教国王克努特统治。总体来说，这个改变无可避免，也不令人感到意外。10世纪末11世纪初，所有的噩梦又回来骚扰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了。公元990年，维京人开始报复性劫掠，不像早期海盗时代，只是找机会烧杀掳掠一番，更像是丹麦官方殖民政策的助手。慑于奥托王朝的军事实力，丹麦人被挡在欧洲大陆以外，他们回到英格兰东部丹麦法统治区的实际控制线，寻找突破口，实现他们的野心，摧毁撒克逊地面上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王国的力量，把特威德河和威尔士边界之间的整个国家纳入丹麦统治范围。公元991年，埃塞克斯海滨莫尔登（Maldon）一战中，埃塞克斯伯爵布里塞洛夫（Byrhtnoth）战败并死于维京君主奥拉夫·特里格瓦松（Olaf Tryggvason）之手。与其说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史诗是哀叹埃塞克斯的余音，不如说是整个英格兰的灾难。这场战役发生之时，正当威塞克斯国王埃德加最小的儿子埃塞雷德执政权威遭受维京人重创，不能确定威塞克斯境内的重要伯爵和大乡绅是否还忠于他。他的名字埃塞雷德（意为“好执政”）被戏改为“安雷德”（Unraed，意为“坏执政”），这种嘲笑令人痛苦，尽管它在1066年之后才被记录在案，也许当时就已经存在了——它暗示着人们不再尊敬他。莫尔登一战后，维京人在撒克逊地面上开始勒索丰厚的贡品，没有了埃塞雷德的保障，撒克逊人一般选择纳贡；这样反过来又助涨了更多维京船队逗留更长时间。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任者们苦心经营起来的权力和忠诚之链看来已经松散了。

可是这链条还没有松散得那么彻底，也没那么快。尽管丹麦国王斯韦恩一世（Sweyn I）虔诚地改信了基督教，毫不掩饰其要夺取英格兰王位的野心，但也花费了20年时间苦苦争斗才看到一线希望。他首先战胜维京的主要对手特里格瓦松，后者于公元995年成为挪威国王；接着他需要获得英格兰大部分伯爵的同意。于公元1013年，他总算如愿以偿。但是短短几年内，父辈就撒手上路，儿子们顶了上来：公元1014年，斯韦恩一世毫无征兆地死去，把王国留给了儿子克努特。1016年，埃塞雷德驾鹤西去，他的儿子刚勇王埃德蒙继位。1016年10月，刚勇王在埃塞克斯的阿辛登（Ashingdon）惨败给克努特，尽管他的王位继承权更直接，却不得不签订妥协之约。威塞克斯家族保留了自家的国土、领地、教堂、修道院，而丹麦人拥有其他一切。同年11月，埃德蒙也毫无征兆地跟随其父西去，这样英格兰最后一块肥肉也落入了克努特手中。两年后，克努特从其兄弟手中继承了丹麦。

是否英格兰这时就已彻底丹麦化了？像50年后诺曼人来了那样？丹麦人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建立了殖民统治，从约克起，经过东盎格利亚——接着超过英格兰一直到奥克尼的诺斯人伯爵领地，以及维京人的港口城市都柏林——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已朝东北和东方转向，主要是围绕着那边的斯堪的纳维亚贸易帝国，现在不计其数的以“-by”和“-thorp”结尾的地名就起源于那时的维京人。但在威塞克斯和麦西亚，就有点儿说不清到底是谁殖民了谁，克努特和往常一样，以一场婚礼加一场屠杀开始执政。1002年，埃塞雷德曾毫不迟疑地下令大规模屠杀丹麦人，先下手为强，干掉可能的“第五纵队” 。这时候，轮到克努特清剿他的主要竞争者，刚勇王埃德蒙的兄弟耶德瑞克（Eadric）和被他怀疑不忠的其他撒克逊首领了，特别是麦西亚和东盎格利亚伯爵。克努特将他们的爵位授予了维京人贵族埃里克（Eric）和高个子托鲁克尔（Thorkell the Tall），后二人都是将他送上英格兰王位的帮手。这就是11世纪的欧洲黑手党（Mafia）手法：一份干净漂亮的名单，不留王室血统的贵族以绝后患。最后，克努特还不失时机地迎娶埃塞雷德的遗孀爱玛为妻，尽管爱玛的年纪已经可以做他妈妈了。

和爱玛联姻，克努特要得到的是政治便利而非肉体享受，事实上，这是另一种深怀敌意的掠夺。尽管他让他的丹麦朋友们攫取了伯爵实权，精明的克努特还是知道，要以英格兰之道统治英格兰人，他继承的是一个欧洲中世纪早期管理权最集中和组织最严密的政府（还有，到克努特完全承接下来时，又是税负最重的政府），如果他敢改弦更张，那是犯傻。他之前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政局多变，但结构稳定，在宫廷混乱和战场血肉横飞之外，教堂林立，法庭听审案件，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序，货币坚挺，铸造充裕。从少数留存的碎片中，我们就能看出文化精致而又多元。来自温切斯特和坎特伯雷的高等级大教会权贵的物品，如令人目瞪口呆的象牙、色彩艳丽的唱本、感人至深的耶稣受难场景画、栩栩如生的鸟兽画，都足以媲美基督教欧洲任何地方的上佳之作。

19世纪时，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将盎格鲁–撒克逊政府看成为他们自己认同的政府机构加以赞美，同时对想象中的撒克逊“黄金时代”十分伤感。亨伯河以南的英格兰各郡划分直到1974年都没有变化，每郡设一法庭，主持王道正义。实权派伯爵以国王名义在各郡行政，它们内部又分为更小的管辖范围，叫作百户（hundred），辖区各有其法庭，所有自由民（freemen）都可以参加，法庭每月都审理本地纠纷和不端行为。从埃塞雷德时候开始的一项著名法律甚至提到十二大乡绅“陪审团”（jury），任命他们去找出并审理罪犯，以前都认为这个建制是12世纪的发明。以“海得”（hide）为单位——1海得土地一般约120英亩，被认为足够一个自由家庭之用——政府掌握一些基本统计单元，这样可以计算郡、百户和自治市镇（burgh）的税负和徭役。在地方上，地方长官（reeve）负责法律事务、税务、道路养护和提供民兵（兼职士兵，大部分是大乡绅及其佃户，有兵役义务）的给养。有这样的政府机制可供驱使，难怪盎格鲁–撒克逊国王觉得有权制订法律。当他们制订不许偷窃牲畜的法令，签好名并封装好，送到他们的大领主、伯爵然后到郡长那里，他们希望下面忠实地遵守这些令状。

那么，克努特就没有理由打翻11世纪早期英格兰这辆重载的苹果车。他保留主教不动。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原来负责为埃塞雷德制定法律提供指导，继续享有权威，不受干扰。伍尔夫斯坦也一定是克努特决定发布一套法典的关键（这样一来，使克努特和阿尔弗雷德与埃德加二王可以相提并论），这套法典包括各种说教，提醒教士和俗人他们自身的职责：在大斋节（Lent）戒荤；一个伯爵死后，国王可以合法地对哪些财产提出要求；当有人趁其不备，把偷来的赃物放在她家，村妇可以如何保护自己。克努特甚至开始向他的臣民发布公告，这其实是一种早期王权损害限制的实践，向那些顽固的不忠者提出约定：如果你们和平地接受我的统治，我就停止掠夺。

到这时为止，克努特是个成功的丹麦殖民者，给战乱不断的英格兰带来了20年的喘息时间。他一心想用撒克逊人的方法治理国家，而且就住在英格兰，而不是做个远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子皇帝。此外，他不信任自己提拔的少数维京人贵族诸如高个子托鲁克尔，转而倚重精干的、学识渊博的英格兰大臣们；这两点越发明显。这些人精通“海得”和税务、懂忠诚和密谋、知道该何时纵容又何时勒索教会；这些人隔着老远都能嗅出财富的气息，哪怕它深埋在地下；也能隔空刺探到谋反叛国的阴谋。要使他们靠得住，还要切断这些人和旧威塞克斯王家族的联系，如果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忠诚，克努特就让他们当上贵族、生活富裕、在地方上掌握权势。

这些人中，戈德温伯爵最为卖力，没人比他得到更多的赏赐，他很快就升迁到很高的地位。戈德温伯爵是南撒克逊大乡绅沃尔夫诺斯的儿子，在埃塞雷德的权势走下坡路那些年里，他自由自在地在英格兰南部海岸做海盗，在劫掠中脱颖而出。戈德温认同丹麦人将武力、财富和政府三者结合的做法。在他的上升期，他刻意迎娶丹麦贵族女子吉莎为妻，给孩子们取维京人的名字如斯韦恩和哈罗德，他本人就是英格兰适应维京人强权现实的象征。在短短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弄成不可或缺的情报来源和统治政策的实施者，使国王少不了他这个帮手。他以“智者克努特”“正义者克努特”和“慷慨的克努特”之名恭维国王，并迅速地消灭了自己的一个个敌人。到公元1018年，前海盗戈德温摇身一变成为戈德温伯爵。作为赏赐，他在旧威塞克斯王国的上好区域，得到大片土地和大修道院任命权。当时的国王都是耗费颇多的迁居者，不停地从一处庄园迁往另一处，寄住在当地大贵族那里。伯爵和国王见面的机会很多，这是一种完美的共存关系，可惜不足以长久维系。

公元1035年，不到40岁的克努特死在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从各种标准来看，他都是个能干的统治者。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儿子哈德克努特和哈罗德，都可以继承王位，两个也都宣称自己继任。在丹麦和撒克逊的习俗里，没有长子自动继位的说法，王后爱玛此时已是两任英格兰国王的遗孀，支持哈德克努特。但是，在克努特母国丹麦和挪威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哈德克努特决定去斯堪的纳维亚打仗。这样，麦西亚和诺森比亚的伯爵、贤人会议的成员，以及国内重要的世俗和精神大贵族组成的英格兰枢密院（council）就提名由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飞毛腿”哈罗德，克努特前妻阿尔吉芙的儿子继任。不用说，戈德温认识到木已成舟，立刻转变态度，接受哈罗德为国王。

但其实继位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英格兰的潜在继承人。因为在丹麦人统治的这些年里，威塞克斯家族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埃塞雷德和爱玛的两个孩子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幸存了下来，他们在丹麦人对撒克逊英格兰大开杀戒的时候，为安全计，被送到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诺曼底（Normandy）公爵领地生活。埃塞雷德在对抗丹麦人无计可施的时候，早前和诺曼底公爵理查德结成联盟，到这时显示出意义重大，而且他的妻子爱玛本来就是诺曼底公爵的女儿。诺曼底是个武士之邦，国土在今天的西北法国呈月牙形展开，是个独立的属国，和法兰西的隶属关系只是一纸空文。在现实中，差不多和法兰西平起平坐，甚至还高过法兰西一头。很多代以前，诺曼人的王朝创建者拉尔夫或者叫维京人洛罗（Rollo）也以挪威人风格起家：利用暴力征收财赋，袭击得手后就扬帆远去；这些贡纳用以支撑去更远的地方航行；积攒实力夺取政治特权，培植本地人来进行统治——在他们这个案例里，就是培植法兰西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但如果因此认为威塞克斯家族和诺曼底公爵的联合是“以我们的维京人对付他们的维京人”的翻版，显然是误解，因为到10世纪末11世纪初，诺曼底公爵们早已完成从“水陆两栖”到“陆生动物”的进化，将他们的海盗长舟换成了西班牙战马，然后在诺曼底本地种马场繁衍；小树林和种植大麦的城堡已经取代了旧的诺斯人议事厅；在高岗上筑起工事，再加盖要塞，四周围着木栅栏和挖得很深的壕沟。这些早期城堡的防御工事，意味着公爵们虽然已是早期封建领主，通过依附他们的权贵来掌握实权；同时，他们不断地骑在马背上，扑灭反叛者和追索逃跑者，用没收来的敌人土地作诱饵，引诱结盟，勉强维持联合。因为政局混乱，诺曼底公爵领地盛行虔信宗教。和威塞克斯王族一样，公爵们是新的修道院支助者。11世纪，诺曼底开始出现漂亮的罗马式石头教堂，同时期，修建了第一批和这座位于法莱斯（Falaise）的城堡一样壮观的石头城堡。1027年，罗伯特公爵和一个制革工女儿埃赫赖夫（Herlève）的私生子在这里出生。诺曼底这种肆无忌惮的能量到处流窜，它成为基督教欧洲北部的主要力量只是早晚的事。

不足为怪，在这样一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威塞克斯两位王子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憧憬着有一天在诺曼人的支持下，重掌被丹麦人篡夺的王位。1035年，克努特死后，他们甚至寄希望于母亲爱玛会赞同他们的主张，她自己好像也鼓励他们这么做。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知道计划充满危险，就从不同路径登陆英格兰，谨慎地试探母亲对他们前途的态度。爱德华到了南安普顿，但他在英格兰的政坛小小涉足了一下，便明智地后撤，返回了诺曼底。阿尔弗雷德为自己的乐观付出了代价，开始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伯爵戈德温来见他，带着友好的面具，在吉尔福德大厅（Guildford Hall）招待地。甚至，进行了一番成为阿尔弗雷德臣属“起誓臣服”以示效忠威塞克斯家族的表演。王子放松了警惕——这带来了致命一击，因为戈德温把他交给了飞毛腿哈罗德的人。他们把阿尔弗雷德的随从砍成碎块，挖出年轻人的两眼，砍掉四肢，然后无情地把他的躯体拖去伊利（Ely）。阿尔弗雷德在那里因重伤而亡。

而飞毛腿哈罗德在这次胜利后只多活了四年。1040年，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哈德克努特，从斯堪的纳维亚回来继承父亲的王位，在温切斯特的皇家墓地挖出他的尸体，让人扔进泰晤士河，这才算给他发布了讣告。为了要急于洗脱自己在阿尔弗雷德王子被谋杀一事中的干系，戈德温给新国王送了一艘80人的战舰，接着去自首，当然就像他所预计的，审判后宣告他无罪。1041年，哈德克努特为了表示与撒克逊贵族阶层进一步和解，邀请阿尔弗雷德的弟弟爱德华重返英格兰。这不是什么善意伤感的序曲，他的维京竞争对手马格努斯一世（Magnus I）自认为和丹麦人一样够资格可以称王，哈德克努特深知如果要与马格努斯一世抗衡，他需要撒克逊大伯爵们的支持。后来，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王达成协议，谁先死就把英格兰王国留给对方，这一协议给了哈德克努特喘息机会。这样一来，爱德华就开始成为维京两大贵族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了。就算事先对此一无所知，他从诺曼底渡海而来时，想想自己哥哥的下场，起码也会对这个决定惴惴不安。但一年后，在一个部下的婚宴上，正当众人举杯祝福健康时，哈德克努特意外暴亡，“一下子倒在地上，浑身抽搐”。这是个维京式的退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爱德华的前景好像一下子光明了。

戈德温伯爵抓紧向贤人会议的其他成员们提议让爱德华继位。当时还有两个斯堪的纳维亚竞争者——哈德克努特的丹麦兄弟斯韦恩·埃斯特里森（Swein Estrithson）和挪威国王马格努斯一世，但是爱德华占有天时地利，戈德温还说动了麦西亚和诺森比亚伯爵们支持他。戈德温的算盘是与其要一个强悍的维京人，不如要个弱势的撒克逊国王，他就可以更轻松地做个实际掌控者。这样，1043年复活节那天，爱德华在温切斯特加冕，仪式就是修道院院长邓斯坦为埃德加发明的那套。爱德华后来以忏悔者（Confessor）闻名于世。他已37岁而未婚，尽管欢呼声和往常一样，每个贵族也都毕恭毕敬，爱德华也许仍然不寒而栗，因为他的母亲（貌似她做克努特的王后比做埃塞雷德的王后更自在）无耻地发起运动，要让挪威国王马格努斯来当英格兰国王，竟然要把他这个亲儿子踢到一边去！

和克努特一样，爱德华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他需要麦西亚和诺森比亚伯爵的支持才能不让挪威国王进犯；还有，尽管每次他看到威塞克斯伯爵就记起哥哥阿尔弗雷德的悲惨结局，但这时他还离不开戈德温的帮助。毕竟，戈德温拥有大片土地——地面上的大乡绅和他们手下的步兵都忠于戈德温——几乎和爱德华拥有的土地一样多。戈德温的儿子哈罗德已成为东盎格利亚的伯爵，在大力扩张地盘，加强戈德温家族的势力。不管爱德华怎么看，这头老怪物还是无可争辩的贤人会议领袖，同时控制着教会和国家监护权，国王对此还无能为力，至少目前不行。因此，戈德温提出要把女儿伊迪丝（Edith）嫁给他，爱德华也不能拒绝——让她做王后。可是，这对夫妇没有生育，后来传说爱德华发过誓要保持童贞，或者他不可遏制地厌恶性行为，还有可能是爱德华通过疏远伊迪丝，决意挫败戈德温的野心，不让戈德温有外孙插入皇室血统，进而成为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不管什么情况，爱德华此时还没有以后成为人们后来传说的清心寡欲的奇迹缔造者和病患治愈者。在任期起初几年里，爱德华和其他威塞克斯家族里成员一样，精力充沛：狩猎、喝酒，还会发脾气，而且样样做到极致。

爱德华统领的模式很容易兼有诺曼和盎格鲁–撒克逊两种风格。毕竟，诺曼底是他母亲的出生地，对他来说，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像家。他说诺曼底法语，视诺曼底罗伯特公爵为自己的保护伞和守卫神。另外，诺曼底公爵们在他和兄弟反对丹麦国王的事业中支持了他们（尽管不够有力），而他们的母亲爱玛（她扮演了本传奇中的葛特鲁德 ）选择站在另一面。当爱德华自认为是教会的保护人时，他脑子里想到的都是诺曼式的改革方案。而且，他的个人随从里就算不是绝大部分，也有很多人，比如他的侄子胆小鬼拉尔夫，不是诺曼人，就是法兰西人或布列塔尼人（Breton）。

尽管爱德华比“私生子威廉”（William the Bastard）大20岁，应该是看着他在公爵的宫廷里长大的。威廉有幸，不管情况怎么样糟糕，都能活下来。当威廉只有七八岁时，他的合法身份尚有待确认时，他的父亲罗伯特公爵，为了表达对上帝恩惠——使他消灭了国内敌人——的感激，踏上了去圣城的朝圣之旅。1035年，公爵死于返回途中，他的小儿子如羔羊入狼群，处境非常危险。狼们一点儿也不浪费时间，可能就当着威廉的面杀害了他的管家。爱德华亲眼见证了所有这些和他自己的厄运差不多的混乱。爱德华应该对这孩子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印象深刻。他们最后一次相见时，威廉13岁。爱德华看着年轻的威廉公爵挫败阴谋、克服逆境，最终（在法兰西国王帮助下）打败了强大的反叛贵族联盟；爱德华自己则在英格兰王位上风雨飘摇，也许会嫉妒威廉的进步。威廉差不多成功地把诺曼底打造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而这是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们都没有做到的。

1050年左右，在借鉴了诺曼底公爵大胆、冒险的榜样之后，爱德华开始纠集自己的支持者，其中一些是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势力。他把最关键的伦敦主教职权给了罗伯特，一个来自朱米耶吉斯（Jumièges）这个非常重要的修道院的教士。1051年，他又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爱德华在林肯郡、东盎格利亚和英格兰西部给他的法兰西和诺曼底盟友们找到了土地。最重要的是他的侄子，那个被谋害的哥哥阿尔弗雷德的儿子拉尔夫伯爵（Earl Ralf），1042年来到英格兰和他待在一起。在哈特福德郡（Herefordshire），他们开创了一个小诺曼底，在英格兰建成了第一批城堡，组建起第一批诺曼底骑士随从。当然这两样都不是给下一次诺曼人继位铺平道路的战略谋划的一部分。爱德华的燃眉之急是防止麦西亚和威塞克斯边界以西的威尔士君主格温内思（Gwynedd）和波厄斯（Powys）扩张，当然，如果与此同时，他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地，也摆脱了对戈德温家族的依赖，那自然更好。

到1051年，爱德华一定是认为自己羽翼丰满，可以采取行动了，一心想试探戈德温家和他自己的势力孰高孰低。他的诺曼人妹夫布罗涅伯爵（Eustace of Boulogne）到英格兰来，带着一队骑士随从抵达多佛尔。在争执他们的下榻处是否够体面的过程中爆发了打斗，结果是一个骑士受伤，袭击方被诺曼人刺死。到骚乱结束，双方共死了20人。自己的亲戚公然受到侮辱，爱德华震怒了，下令多佛尔全城要受惩罚性“折磨”——洗劫的法律术语。他指定戈德温前去执行任务，发生骚乱的多佛尔在他的领地上。但戈德温不傻，他知道自己落入圈套了，这是两难境地：要不他得罪自己的属下，疏离自己的权力基础；要不就被指控不服从国王。他选了后者。在格洛斯特，他被召去解释为什么拒绝执行国王命令，戈德温发现自己面对一小队军人，包括皇家队伍还有诺森比亚伯爵希沃德（Earl Siward of Northumbria）的属下。戈德温原指望玩一下宣誓效忠的把戏就能开脱自己，但爱德华已不再对神秘仪式感兴趣，为了不放过戈德温，国王甚至招来民兵，剥夺了戈德温和他的儿子们的爵位和其他职务，还要他交出财产和土地，只给他五天时间离开英格兰。戈德温一家分两路出走，伯爵和两个儿子斯韦恩和戈德（Gyrd）渡海去了弗兰德斯（Flanders），弗兰德斯伯爵是他的三儿子托斯提格（Tostig）的岳父；其他两个儿子哈罗德和里奥福温（Leofwine）从西边出境去了爱尔兰。他们的姐妹伊迪丝王后，实际上已成为爱德华的人质，被关进了女修道院。

这是爱德华继位后的一个高潮，尽管那时才到他任期的第八年。他一定是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诺曼底教育，成了一个政坛高手。看起来他已脱离了戈德温的监控，还有，也许几乎报复了谋杀他哥哥的那批人。

然而，他还能怎么进一步巩固他的优势？关于1066年征服，《诺曼编年史》（ Norman chronicles ）坚持接下来发生的是威廉继任英格兰王位的前提，因为此时，爱德华让朱米耶吉斯的罗伯特做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并送他去罗马，请教皇批准其晋升。根据《诺曼编年史》，指定路线经过鲁昂（Rouen），罗伯特在这里告知威廉，爱德华有意请他做接班人。《诺曼编年史》当然是事后的宣传，假如要通过亲缘远近传位，威廉的排序也太远了——他这个表弟只是第二序列，还曾经被除名！可是在直接继位者缺失的情况下，无疑家族关系亲近与否也不是决定继承的唯一标准，爱德华无嗣——不愿看到自己千辛万苦从那边抢回来的王冠，又回到维京王朝，更不愿它流落到戈德温家。至少在公元1051—1052年间，在短暂的胜利喜悦中，爱德华或许戏谑性地萌发过这个念头。那么，假如要这么激进、一意孤行，就只是为了不让对手得逞，爱德华肯定也明白这是在给未来制造可怕的混乱。因为，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里，决定继任者不是国王的天赋权力，还必须得到高等议会——贤人会议的准许。

无论爱德华是否在深谋远虑要搞一个诺曼人继任，他还没来得及在权力顶峰时得意一下，就已经尝到苦涩的滋味了。由于青睐“外国人”，爱德华疏远了重要的支持者麦西亚和诺森比亚伯爵。他俩开始给戈德温家族吹风，要他们回国。（根本上来说，整个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危机就是怎样打通南北之间的艰难关系）当然，戈德温只需要一丁点儿的刺激，就会着手打回老家来。在他三儿子那些弗兰德斯亲戚的帮助下，他纠集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另外加上哈罗德和里奥福温指挥的其他舰队，到怀特岛上扫荡，意思是挑明了国王不是怀特岛的保护人。他从威塞克斯领地上招募新兵（那些人或许欣赏他拒绝劫掠多佛尔），一路驶向伦敦，过了伦敦桥——这预示着市民们站在他一边——公元1052年9月14日，在索思沃克（Southwark）下锚。爱德华派去的皇家舰队拒绝开战，国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招来羞辱和灾难。

戈德温恢复了爵位，全家所有曾有的罪名都被洗清。“在英格兰未站稳脚跟的”诺曼人和法兰西人被迫出逃。坎特伯雷和多切斯特的诺曼人大主教领地、靠近威尔士边界的贵族飞地全被没收了，分配给老戈德温、其子哈罗德和王后伊迪丝。人民被许以“善法”（Good Law），法律不再是国王专横意志的体现。

这时候谁在统治英格兰？国王爱德华，走了下坡路，丢尽面子，有权威而无实权。戈德温拥有实权但没有可信威望。诺曼底威廉公爵八成已得到些风声，这风声并不可靠但很诱人；可是此次英格兰的诺曼人溃败应该使他的机会渺茫极了。麦西亚和诺森比亚会以为爱德华不中用了，但他们也不愿在戈德温一家面前卑躬屈节。远在天边的挪威新国王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有各种名头，比如“北方雷霆”和“天下第一武士”，自认为是正统继任者，意图恢复克努特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帝国。在更遥远的匈牙利，还有一个也不能说完全不相干的王位竞争者：埃塞雷德的孙子，刚勇王埃德蒙的儿子，爱德华的侄子，他名叫阿塞林（Atheling）。时不时地就有些消息从远方英格兰送到多瑙河边的大草原上，询问他是否愿意返回“他的”王国。1056年，他还真这么做了，带着两个年幼儿子——第二年，他死在远离巴拉顿湖（Lake Balaton）的某个撒克逊大乡绅的大厅里。

戈德温家族在公元1051—1052年危机过后势力更盛。另一面，爱德华毫无疑问会痛苦地认识到自己权力的局限，无力实践自己世俗的领导职责，他就更集中精力在精神领域。但这也不是说爱德华就放弃了世俗社会。尽管他的圣徒传记作者描绘了一幅忏悔者的肖像——国王日复一日地祈祷和斋戒、钻研圣经文学、献身于消除贫病。修道院和隐修院都是皇家（而不是贵族）直接赞助的，爱德华也利用这个优势。他计划在伦敦上游的桑尼岛（Thorney）建造一座伟大的本笃会（Benedictine）教堂，用威斯敏斯特寺之名来纪念圣彼得，以便补充纪念圣保罗的东敏斯特寺。几乎没有人能怀疑这是皇权中心的象征，也是虔诚信仰的中心。它的建筑形式当然得是诺曼–罗马风格（Norman Romanesque）的巴西利卡，像朱米耶吉斯和费康（Fécamp）的大修道院一样，立柱上拱顶下围着通道。这样一来，只要你够诚心地祈祷，上帝自会照料你的敌人。1053年，老对手戈德温在对决后取胜不到一年时猝然死去，爱德华也许就是这样想的。《诺曼编年史》这样写道：一次宴会中，国王当面向戈德温提到哥哥阿尔弗雷德被谋害一事，一口面包噎住老伯爵，他想为自己辩白时，面包呛到喉咙里。这更大的可能是中风，阿宾顿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手稿记载：戈德温和爱德华在温切斯特一起用餐时，“他突然朝着脚凳倒下去，口不能语”，接下来好几天手脚不能动弹，不能说话，然后就死了。

但在政治上，国王没什么好高兴的，宗族教父走了，但戈德温兄弟一伙仍然牢牢控制着英格兰，无人能挑战其地位。当然，他们也不是全都毫发无损，老大斯韦恩貌似精神变态，放荡不羁；相比斯韦恩的作为，《李尔王》中的埃德蒙就绝对是苦行僧了。在绑架、强奸了莱姆斯特（Leominster）女修道院院长后，他不得不逃亡；在持特别许可证（safeconduct）期间，又谋杀了自己的表哥。这危及他的回归，尽管国王原谅了他，之后他启程去耶路撒冷朝圣，在返程中死了。这意味着戈德温帝国的核心地带威塞克斯伯爵领地，传到了老二哈罗德手里。1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戈德温家族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公元1055年，诺森比亚伯爵死了；戈德温的三儿子托斯提格接替了他，东盎格利亚试图崛起，他们造反失败后又给了戈德一块伯爵领地。没有更多的伯爵领地能转手的时候，从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到肯特郡之间的新战略要地又出现了，它落到了里奥福温手里。

哈罗德作为一支部队的指挥官被派到威尔士北部——威尔士从地理上来说就不能相信它能太平——镇压一起叛乱。部队赢得了“恺撒铁军”的美誉。公元1063年，格温内思和波厄斯王子格鲁菲兹·艾普·卢埃林（Gruffydd ap Llewellyn）的领地扩展到了赫里福德（Hereford）东边，肆无忌惮地和麦西亚伯爵结成反叛联盟，胡作非为。由托斯提格率领第二支军队协同作战，鼓励扈从（huscarl，武装仆人）不带盔甲、在山里用游击的方式战斗，戈德温兄弟俩的军队对威尔士发动了一场凶狠的消耗战，破坏村庄和农场。他们留下的场景，按12世纪威尔士的杰拉德（Gerald）所说，“没有一堵能尿尿的墙”。当有士兵被威尔士人斩首时，哈罗德的反应是针锋相对，集体屠杀平民。最后，格鲁菲兹的手下受够了他，把他的头砍下送给哈罗德，以示投降诚意。

哈罗德这时统领着帝国的监护权和军权，达到了自己权力的巅峰：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魅力四射，政治上和父亲一样精明，但是带着一身匪气和被打磨成贵族优雅的粗鲁外表。显然，哈罗德是个高效的管理者，懂得盎格鲁–撒克逊政府运作机制；同时，必要的时候也是个强悍的将军，无论在东盎格利亚潮湿的低地，还是斯诺登尼亚（Snowdonia）山地，战术运用得当。这些战事表面上是为爱德华而战，同样暗示了哈罗德早在自己成为国王之前，就十分关注破坏英格兰王国的某些地区性黏合，尤其是破除不满的伯爵之间形成的联合，对不列颠内部大片地区可能的潜在联合各个击破，不让这些威尔士君主、苏格兰国王、都柏林的挪威人国王、奥克尼和凯思内斯的挪威人伯爵造成祸害，要形成任何统一的王国时机尚未成熟——伯爵领地要继续下去——但是留在大家庭里，哈罗德得保证他们不能和独立王国一样自主行动。

1063年威尔士大捷后，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eson）看起来拥有一切：土地、财富、充满活力的兄弟们。他还迎娶了被征服的敌人格鲁菲兹的遗孀伊德吉斯（Ealdgyth）。他是爱德华不可或缺的干将，御敌于边界之外，是时候做他自己的国王梦了吗？他怎么能不做呢？这将意味着英格兰王朝改换门庭，但反正爱德华基本上无后了，这是迟早的事儿。如果哈罗德往边界以北望去，苏格兰麦克白国王的历史，应该能鼓舞他的野心，但也会打击他的信心，因为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王国的命运奇怪地齐头并进。阿尔巴（到10世纪中叶才叫苏格兰）的大阿尔平（mac Ailpin）王朝的国王们取得显赫地位，用的方法和威塞克斯国王们如出一辙——以隔离术对付维京人，最后达到权力顶峰。到11世纪初，苏格兰西南的斯特拉斯克莱德（Strathclyde）王国已融入阿尔平的权力范围。苏格兰国王，和他们的英格兰对手一样，在斯康大教堂（Abbey of Scone）发展出一套庄重的就职典礼。通过教会任命权，他们培育出相同的所罗门式（Solomonic）自我优越感，这也和阿尔弗雷德及埃德加的后代们一脉相承。甚至，与威塞克斯家族一样，维京人的定居点他们控制不了，他们不得不满足于在定居点以外的范围行使职权，只是在苏格兰那是挪威人，不是丹麦人。挪威人主要集中在奥克尼伯爵领地，因此跨过彭特兰湾到凯思尼斯这个穿越非常关键。末代大阿尔平王朝国王马尔科姆二世和忏悔者爱德华，也没有孩子。1034年，他的继任者邓肯（Duncan）以母系血缘继承王位，但其统治一直摇摇欲坠，总有人在一旁蠢蠢欲动要篡位。仿佛是为了给不安稳的王位找平衡，邓肯四处征讨，谋求军事胜利——先是对达勒姆（Durham）的诺森比亚英格兰人（Northumbrian English），接着，对北方的奥克尼伯爵。但他失败了，邓肯试图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图强加给北方的莫瑞（Moray，“mormaer”这是当地一实际拥有私人武装的大贵族名字）时战死了。

莫瑞就是麦克白（Macbeth），公元1040年，他依靠战功而不是通过谋杀夺得王位。麦克白也比莎士比亚戏剧里那个惊惶的、不堪内疚的篡位者在位时间长得多——实际上是17年——在奥克尼伯爵索芬（Thorfinn）联盟帮助下，牢牢掌握着实权。最后，在1057年，邓肯的儿子马尔科姆三世坎莫尔（Malcolm III Canmore）打败了麦克白，并杀死了他。因此，如果哈罗德希望从麦克白的真实历史里学到点教训：17年当政前景、谨慎地和北方结成有益的联盟、间或武力征讨，这故事或许看上去就不好笑了。如果哈罗德再明智地做个跨边界比较，邓肯不像忏悔者爱德华，他还有两个儿子活下来继承他的事业，哈罗德的精神应该会更加振奋。

所有这些迹象貌似都是吉兆，但是，1064年，哈罗德的野心好像被迫偏离轨道，决定他命运的旅程终结在威廉的宫廷里。这一段历史具体到底怎么回事，至今还是模糊又折磨人心。受威廉的同母异父弟弟奥多主教（Bishop Odo）之托编织的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可算是诺曼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宣传作品，挂毯把这次旅程作为了故事开篇，显然是要和诺曼历史学家们的官方声明保持一致。声明说爱德华差遣哈罗德去，使命就是确认国王承诺要让公爵继任，作为给威廉的奖赏。但极有可能，到1066年爱德华死的这一年，不管上帝恩惠与否，国王已放弃了他15年在位以来可能有过的梦想，不管那梦想什么样；这更像是诺曼人继位之前的事。几乎所有他的竞争对手们——维京人、阿塞林或者戈德温——都比威廉更合乎情理，为什么哈罗德要一反常态（事实如此），去协助执行这么一个明显违反他自己利益的安排？甚至，贝叶挂毯更有可能是英格兰妇女的针线活，上面的故事乱成一团：连哈罗德渡海的原因都没交代。关于戈德温伯爵，一开头的形象是十分惹人注目的英雄——八字胡往两边翘起的骑士，手腕上架着鹰，在奇切斯特（Chichester）附近博瑟姆（Bosham）的撒克逊雄伟修道院里大宴宾客；又是品行高尚的贵族，赤脚站在水里，帮助下属用杆子把船从停泊处撑出，驶入英吉利海峡后开始掌舵。

之后发生的事，贝叶挂毯的展现无可辩驳而忠实，不管他的船是不是因为海上风暴，在蓬蒂约的盖伊（Guy of Ponthieu）的地盘上被迫意外靠岸；后者抓住哈罗德，把他交给了自己的主君威廉公爵。对盖伊来说，打劫失事船只、绑架人质是和家庭手工业一样的营生。他之前曾滥用权力，在公爵那里留着案底。一旦有人通知威廉此事，哈罗德几乎马上就被带到公爵那里去了。关于这点，贝叶挂毯制作者表现得很清楚：哈罗德和下属发现自己置身于异邦。撒克逊人炫耀他们有个性的胡子，尽管处境尴尬，他们尽量表现出色。诺曼人骑大马（实际上比现代马要矮小很多），把自己后脑的头发剃掉。有那么一阵儿，公爵和伯爵看起来像手挽手的同志，威廉带哈罗德去布列塔尼，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他，又为哈罗德妹妹张罗了一桩诺曼婚事。但同志间并不平等，在贝叶挂毯里，威廉让哈罗德做了自己的骑士，给他披上盔甲。这就要求封建式效忠：撒克逊人把双手放在诺曼底公爵手里，同意质押自家性命和忠诚，听候威廉调遣。

可能的是，接着哈罗德的确对着威廉公爵发了某种誓言，在中世纪，欧洲人把誓言看得非常郑重，因此，到底当时许下的是什么样的誓言，在后来发生的冲突里意味深远。最接近戈德温观点的资料说，哈罗德只是宣誓，在诺曼底土地上效忠威廉，根本和英格兰继任无关。另一方面，诺曼人的编年史坚持说哈罗德庄严地宣誓：保卫和保障威廉对英格兰王位的优先继承权，甚至会为了公爵合法地继承英格兰组织游击队！因为这个说法的本质就是哈罗德虚伪地发了誓，最富想象力的吹鼓手如12世纪作家韦斯（Wace），就说他把手放在一个大箱子上起誓，里面装满圣人遗骨，哈罗德并不知情，公爵在箱子上面盖了一块布。“当哈罗德把手放上去时，他的手在颤抖，肉也在抖动，但他起誓了，说了誓言……要为公爵交出英格兰。”关于他们故事的这个紧要关口，贝叶挂毯再一次奇迹般地变得曲折起来：船只排着队列，一俟宣誓过后，立即送哈罗德回英格兰，这样传递出的信息很明确：誓言是重获自由的前提，是在强迫条件下诈取的。

在这次诺曼底灾难性的旅程的归途中，哈罗德怎么看自己的地位是永远不得而知了。不管他的行程动机是什么，有爱德华做靠山，要说有意愿去和威廉详谈继位这样明显属于绝密机要的问题，令人难以置信；最可能的剧情是，哈罗德有意试图就自己的继任与公爵讲和，甚至可能将交换新娘当成是他自己和公爵的联盟保证。但在某一点上，（这在非正式谈判的间接过程中常常发生）反而加深了误会，哈罗德作为一个不完全自由的代言人，发觉谈的不是自己的倒是公爵的继任！

一旦返回英格兰，哈罗德的行动一点也没有显示他把自己当成威廉的代理人。我们能确定的是，1065年冬，在决定诺森比亚伯爵领地的命运中，他采取的立场违反了戈德温家族整体团结的传统，非常出乎意料，这只有用哈罗德策划由自己继任英格兰王位才能解释得通：他抛弃了弟弟托斯提格。

当然，在11世纪的欧洲，出现争夺王位情况下，完全可能像莎士比亚《李尔王》（ King Lear ）里埃德加和埃德蒙那样作为。仅仅10年前，哈罗德让托斯提格就任诺森比亚伯爵，10年后哈罗德驱逐了他。他这么把弟弟变成死敌，真还不如直接干掉他更有利。这不是什么家族内部争执，几乎没有历史教科书里提及戈德温兄弟之间的战争，实在和史诗或传奇里的任何篇章一样血腥、致命。最后，死对头托斯提格把哈罗德拉下王位，还要了他的命，家族世仇让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彻底垮台。

不用说，哈罗德明知疏远弟弟风险巨大，但也许在1065年，他感到别无选择。北方（向来是苏格兰国王和维京人伯爵觊觎的地区）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反叛；托斯提格坚持废除克努特允许用流血争斗解决家族问题的法令，这是多此一举；反叛大半由此引起。托斯提格忙着组建自己的私人军队、强夺教会财产、在整个诺森比亚课以重税，全都于事无补，他对诺森比亚没有尽到保卫者的职责。公元1063年，伯爵离开领地，去罗马朝圣，征战威尔士，对苏格兰马尔科姆三世的越境抢劫却不予军事打击。比鲁莽更糟的是无能又逞强，在那次不可避免的造反中，托斯提格的所有200名守卫被一网打尽，全都被杀，托斯提格被宣判有罪，叛乱的大贵族们随后邀请麦西亚伯爵的弟弟莫考（Morcar）担任他们的新伯爵。国王爱德华派哈罗德去谈判了结反叛一事，而不是武力镇压。一旦明白了大贵族们不支持托斯提格回归，哈罗德一定是打着小算盘，爱德华又老又病的，如果疏远当地重要贵族是不明智的行为，或者说自己找死，尤其是他将来必定要面对挪威的侵略威胁。

托斯提格怀疑哥哥到底忠于哪一方已有些日子，得知哈罗德同意由莫考取代他、让自己走人后怒不可遏，怀着满腔怒火，他踏上流放之路，决意报复哈罗德，他把兄弟的背叛叫作“违反天意的逆行”。他去了岳父家弗兰德斯伯爵那里，一定记起了父亲当年那段短暂的悬而未决的日子，精心筹划复仇舰队及其后胜利重归权力核心，设想自己能步老戈德温后尘。

事情并不像托斯提格计划的那样如愿。在接下来的1066年，什么事情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1065年末，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空前的暴风雨摧毁了教堂、房屋、厅堂，把古老大树连根拔起，在空中飞舞。在这样一个时刻，特别对忏悔者爱德华那种倾向于相信天象和预兆的人来说，毫无疑问，他的命数到头了。

没头脑的埃塞雷德（Aethelred Ill-Advised）最后一个儿子临终的时候，在他新落成的西敏寺（如果贝叶挂毯还可信的话）里，床边围着一群要人：哈罗德的妹妹伊迪丝王后，一定程度上重新受宠了，用面纱擦拭着眼泪；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Stigand）；还有哈罗德本人。国王伸出手，触摸了哈罗德的手指，表示某种姿态，那么，象征什么——当摄政（subregulus）还是国王？如果真要指定哈罗德接班，那就是把自己的侄孙阿塞林埃德加（Edgar the Atheling）排除在外。不管他做什么，反正都是留下了后患，根据后来《国王爱德华生平》（ Vita Aewardi ）的作者所写，爱德华死前，勉强坐起身来说了一番话，但无关接班，忏悔者放下自己的思想负担，讲了一个梦或者说一个梦魇：他早年就熟悉的两位教士来到床前，警告他英格兰罪孽深重，上帝把英格兰交给恶魔，时限是一年零一天。国王问教士自我惩罚和虔诚忏悔能否减轻判罚，结果被告知这没用，除非一棵成长中的树，在树干自中间砍断后，又自动地长在一起，重新抽芽长出绿叶。故事很精彩，但一点也没解决继位问题。因此，当贤人会议像预期的那样行动，给哈罗德送上王冠，他就接受了。在1066年显圣节（Feast of Epiphany）这一天，早上给一个国王举行葬礼；接下来晚些时候，另一个国王哈罗德二世加冕。新国王怀着最美好的愿望铸造了硬币，上面印着和平（“PAX”）。但在1066年4月，扫帚星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出现在天空（并不是像贝叶挂毯那样煽情地就在哈罗德加冕当晚出现），没有人能不把它当凶兆。

英格兰大部分人还没意识到老国王已死，就有个新国王了。下个世纪沃奇斯特的历史学家约翰（John of Worcester），表扬哈罗德撤销不公正的、制定公正的法律，实际上，他从头到尾9个月的任期非常仓促，从头到尾笼罩着危机感。哈罗德的第一个行动是保证北部的伯爵们，此刻要信守协定、行为忠诚。这是他牺牲了弟弟换来的，为了使大家更捆绑在一起，他娶了麦西亚伯爵的妹妹作为新妻。有那么一阵子，这个策略似乎奏效了。稳住北方后，哈罗德就能加强南方的防御。春天时，托斯提格露了下脸，他从弗兰德斯搞了几条船，但海岸线防守严密，托斯提格只在怀特岛那边打转，无法再前进。在英格兰南部受挫后，托斯提格沿东岸到了他的诺森比亚旧领地，但这里没人欢迎他“回老家”，只有忠于哈罗德的两个新晋伯爵莫考和埃德温的军队，在这里巧妙地打发了他。如此败走麦城，托斯提格只好继续北上，到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三世那里寻找避难所。眼见弟弟走远，哈罗德得以集中精力对付最大的麻烦：诺曼底公爵。

诺曼历史学家朱米耶吉斯的威廉（William of Jumièges）这样描述威廉公爵听到哈罗德在威斯敏斯特加冕消息的情景，当时他正在鲁昂附近的奎维莱（Quévilly）自己的森林里打猎：

与很多男侍从和扈从一起向前追去……当公爵……得知全部消息，爱德华怎么死的，哈罗德怎么当上国王，他暴怒了，下了木船。斗篷一会儿扣上，一会儿解开；一言不发，也没人敢跟他说话。接着他坐船过塞纳河，来到大厅，进去：在长凳一头坐下，时不时地变换姿态，用斗篷包住头，将头靠在柱子上歇息。

无论这幅活灵活现的描述多么生动，威廉个人无疑感到莫大的羞辱，威塞克斯伯爵是对他起誓的臣属，曾把双手放进他的手里。而且，威廉已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大集团，广占领土，极有可能已经迫不及待地放出风声说，不久就会把英格兰收入囊中。那么，此时他的大话要落空了。

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向哈罗德愤怒地抗议，指责他违背了誓言。后来，英格兰的一个消息说，哈罗德回复，自己是经贤人会议推选的（情况必然是这样）；还有，他不可能起誓将未经授权的东西给予外国人。贝叶挂毯显示，接下来就是诺曼底马上着手建造入侵用的舰队。但是，军事规划的同时，法律和政治准备工作一样重要，盛怒过后，威廉必定知道入侵英格兰是下大赌注，臣属也不是一致热衷此事，很多人觉得危险过大，尝不到甜头儿。当威廉拿出公爵权威架子，要霸王硬上弓时，大家说臣属的职责最远只能到海边为止。

那后来是什么使他们改变了主意？一个词：教会。威廉的第二招是通过罗马抵达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把英格兰事务包装成具有国际授权的十字军。他的朋友卡昂（Caen）修道院长贝克的兰弗朗克（Lanfranc of Bec，即后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对他影响很大。威廉为了对抗占优势的世俗统治者，将诺曼底定位为教皇的朋友和盟友。11世纪，任命和授权主教的权力应该属于世俗统治者还是罗马圣彼得的继任者，对这一点两派的斗争进入白热化。说到底，主教只不过是高级别僧侣；他们在教区里有钱有势，一言九鼎；争取任命当然靠神学修养，但更要看政治手腕。因为威廉一直向罗马看齐，觉得心里有底，就派兰弗朗克去寻求教皇庇护他和哈罗德对决。兰弗朗克认为英格兰人只比野蛮人或异教徒好一点点，这点大家都知道；他必定会毫不犹豫地陈述（实际是告状），戈德温家族在英格兰凌驾于教会之上，实为权力膨胀的大贵族欺凌教会的典型例子。兰弗朗克会一一历数其不义行为：戈德温家族抢劫过教堂；把爱德华国王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即来自朱米耶吉斯的罗伯特一脚踢开，让温切斯特主教斯蒂甘德取而代之。后者可是被五任教皇开除教籍的人，臭名昭著，连哈罗德自己都觉得不请斯蒂甘德，转请约克主教加冕来得更保险。

戈德温家族和罗马的外交记录确实乏善可陈。公元1061年，哈罗德曾经派托斯提格试图去说服热心的亲诺曼底的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英格兰教会并非像罗马城里传说的那般腐化堕落、藏污纳垢。返回途中，托斯提格的随从遭遇托斯卡纳（Tuscan）土匪贵族猛烈攻击，这给了他一个意料外的机会，就法律和秩序谴责教皇；否则，这次使命会变成纯粹的灾难。这次事件先入为主，应该使接任者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对盎格鲁–撒克逊没有好印象。不管怎样，教皇正式给予威廉祝福，授予公爵教皇旗帜和戒指，甚至允许他带上一个圣物，据说哈罗德曾将手按在上面发了伪誓。

只有懂得宗教的重要性和罗马教会的神通广大，才能理解1066年发生的事件，威廉和兰弗朗克上下其手，成功地将个人和朝廷封建事务转变成圣战。消息一经传出，曾经羞于原先提议的很多贵族纷纷投到威廉的神圣大旗下；不只是诺曼人，还有布列塔尼人和弗莱芒人（Fleming）。英格兰的事业现在已经是基督教欧洲的大业了，这对英格兰新国王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哈罗德上任的头几个月，对教会格外关心，采取措施把非法夺得的土地和财物还给教会。但是为时已晚，他在欣喜中对罗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只顾着忙于国防的实际需求。这时，他证明了自己是不列颠历史上最卓著的军事组织者之一。他的军队精华部分是3 000名左右的精英扈从（huscarl），他们是受过训练的士兵，能双手握持一种大斧，力量够大的时候一击就能把一匹马连同骑手劈成两半。这些扈从是步兵，尽管他们多半会骑马赶到战场，他们的圆形或风筝形的木盾牌包着兽皮，圆锥形护鼻头盔，锁子甲裤子，这都是战利品。英格兰军队的大部分人是民兵，由哈罗德的4 000位大乡绅按需提供的兼职士兵；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每年只服役40天。这样，除扈从之外，哈罗德还有起码1万到1.3万名士兵。核心部分可以部署在南方海岸，贴近舰队——在肯特和萨塞克斯各港口可以迅速征集到船只。毕竟，这是戈德温的发家之地，每座教堂、每个村庄和码头都有熟悉的自家人。假如威廉要来，他会碰到国王最强硬的防线。

不管他认没认识到这一点，诺曼底公爵可是不想冒任何被击溃的风险。在法兰西的北方迪沃（Dives）河口，他纠集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这是自克劳狄皇帝入侵以来最强大的力量。马匹可能多达6 000匹，每个骑士配三匹：供军马、军官乘骑的坐骑，外加两匹小点的马匹，一匹驮骑士的扈从，第三匹驮武器。舰队有400只船，密密麻麻地挤着人马。小的供给船载着军队最开始需要的粮食，尽管他们打算尽快深入英格兰内陆。到8月10日，这支无敌舰队已经准备就绪，两支大军都决意置对手于死地，隔海峡而望。

然后——什么也没发生，威廉等着南风，南风没来；哈罗德等着威廉，威廉不来。两个人都等不起，威廉的马匹（实际上一向养尊处优）很快就要耗光本地的干草，他的队伍整个收获季节光吃食干瞪眼。可哈罗德这边更加岌岌可危，到9月第一周，民兵和小规模海军就超过四十天服役期限了。毫无疑问，他告诉他们诺曼底危险迫在眉睫，兵法云：一鼓作气。茫然等待令人心烦，等得越长，士兵就越想回家秋收，和妻儿团聚。最后，在压力过大的情况下，9月8日，哈罗德不得不解散了民兵和小型舰队。大约一周后，国王离开博瑟姆返回伦敦。据一本编年史记载，他腿上疼痛发作，无以名之、挥之不去；国王惯于步行作战，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也许腿部痉挛是个信号，9月12日，哈罗德离开南海岸的前一天，威廉的无敌舰队已驶出，只是突然起了一阵大风，把船队吹往东面的索姆河（the Somme）河口，他们才没能渡过海峡。

一周后，9月19日，大出意料的坏消息从别的地方传来。被疏远的弟弟托斯提格和挪威国王“北方雷霆”哈拉尔德·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带着1万人在诺森比亚登陆，斯卡伯勒（Scarborough）、克利夫兰（Cleveland）和霍尔德尼斯（Holderness）已成了一片焦土。

哈罗德设想春天就已经打发走了托斯提格；但是，在夏季，当他忙于设防时，就有谣言流传说托斯提格在欧洲四处寻找帮手，甚至去诺曼底和威廉公爵攀谈。这些故事很多不可信，但是有一个却是最真实不过了：托斯提格找上了挪威那个名头吓人的哈德拉达。挪威人对英格兰王位的兴趣和主张可以追溯到克努特在位期间。哈德拉达的前任马格努斯国王，从一开始就是北海领域的一个劲敌，当时统治了从诺森比亚经东苏格兰直到北部奥克尼的诺斯伯爵领地。11世纪50年代，哈罗德为爱德华国王立的一件军功就是击退了马格努斯对东盎格利亚的入侵，哈德拉达声称马格努斯和克努特的儿子哈德克努特有约，谁先死就把英格兰留给对方；这个誓言被撒克逊国王们给推翻了。还有，不管这个挪威人关于王位的主张多么不可信，它的分量也不比威廉或哈罗德继位的合法性更轻，后二者和其前任爱德华没有血缘关系。哈德拉达作为武士有一个吓人的名头，力量超群。身高达到罕见的6英尺4英寸；从斯堪的纳维亚到俄罗斯和拜占庭，身经百战；吟游诗人（包括他自己）赞美其为时代英雄；整个人穷凶极恶。哈德拉达干过的事儿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小鸟尾巴上拴上点燃的小木片，鸟儿飞回房檐下的鸟窝里，从而引燃城镇，缩短围城时间。托斯提格找到他做援手是一着妙棋，他说动挪威国王：哈罗德正被诺曼底分散了注意力，此时突袭是绝佳时机。他的回报将是拿回自己的伯爵领地，或许，在哈德拉达的新任期里，做他的得力干将，即哈德拉达的戈德温，为他效力。他们应该是在奥克尼见的面，也是在这里两位年轻伯爵与大军汇合，托斯提格看着抛锚停泊在弗娄（Flow）的庞大舰队，想到它们将带给哥哥的打击，或许他的小心脏颤抖了一下。他们的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将成为吟游诗人口中的传奇。

1066年，三场战事中的首战丝毫都不能改变这个判断。9月20日，约克城外的富尔福德（Fulford）位于乌斯（Ouse）和一个沼泽之间，他们开战了，哈德拉达要进入约克——维京人曾盘踞的繁荣的约维克城——他预备在这里过冬，他的船队沿亨伯河上溯走了很远，接着到乌斯，在里考尔（Riccall）村抛下锚。埃德温和莫考的人马堵在富尔福德，在此扼守去约克的大道。他们只是乳臭未干的毛孩子，队伍尚未经受考验，但面对挪威人尖刀般的突破，他们已经做得很好，甚至出乎意外地曾经往前推进了一段，但哈德拉达本人领头冲破了英格兰人的防线，沼泽里尸积如山。挪威人吟游诗人史洛里·斯图拉森（Snorri Sturlasson）扬扬得意：“善战的挪威人/可以踏着尸体前进。”

约克/约维克这时空城了，哈德拉达很精明，要收买城里居民，克制住没有劫掠。诺森比亚人同意加入军队，一起向南开拔，要扣押500名人质，以兑现诺言；9月26日，约定在交人质的斯坦福桥（Stamford Bridge）村，约克以东8英里的地方，看来只是例行公事。哈德拉达带着托斯提格前去观赏，把自己三分之一人马留在后面的里考尔。等他们赶到斯坦福桥，看见的不是一群瑟瑟发抖、孤苦伶仃的人质，而是一支大军。史洛里·斯图拉森写道：“他们的武器如寒冰，光芒闪烁。”哈德拉达和托斯提格顿时愣住，挪威人问撒克逊人这是什么意思，托斯提格回答麻烦大了，那是哈罗德。

英格兰国王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听说9月19日哈德拉达登陆后，哈罗德第二天就从伦敦启程，一路上召集扈从和解散的民兵，队伍不断壮大，飞速前进，五天里赶了190英里。有些大乡绅和武器一定是马驮的，才能有这速度。很多民兵应该背着标枪、斧子等在罗马大道上向北飞奔。9月24日，他们抵达约克，也就是维京人口中的约维克，悄悄汇合了这些人。25日早上，他们让托斯提格和哈德拉达大吃一惊。

据说托斯提格在惊恐中提议先撤回到里考尔船上，召集全部人马和武装，出于个性，哈德拉达断然拒绝了这种胆小的建议，而是稳住阵脚。不管在斯坦福桥还是富尔福德，都没有可信的目击者，但诺斯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流传至今的都是诺斯人英勇无畏地守卫桥头，在英格兰人的斧子和剑的攻击下，他们的盾牌墙渐渐后退，直到桥上只剩一个没有盔甲的“疯子”。最后，一个英格兰士兵坐在一只泔水桶里，从桥下漂浮过去，通过桥板缝隙，从下边刺死了这个维京人。桥面清通后，激战在另一边继续。末了，船上招来的维京士兵终于露面了，但他们来得太晚，败局已定，诺斯武士折损太多，英格兰人突破了他们的阵型。最后，剩下的武士围在主将哈德拉达身边，他在兰德–伍斯特（Land-Waster）旗帜下挥舞着斧子，被一支箭射穿喉咙而亡，据说托斯提格接着举起乌亮的旗帜，不久也被砍死了。

这是战场上的绝杀，残余的维京人奔向自己的船，慌忙夺路中互相踩踏。哈罗德放过了年轻的奥克尼伯爵和哈德拉达的儿子们，条件是离开英格兰后永不返回。几百条船从极昼中的挪威驶来，可剩下的人回去只需要24条船。一年后，哈德拉达被葬在挪威北部尼阿德罗（Niadro）的圣玛丽教堂，随着他死去，阿尔弗雷德在位期间开始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帝国也灭亡了。哈罗德在兰德–伍斯特旗下找到了自己弟弟的遗体，收拾起他的尸骨，带回约克大教堂下葬。

但哈罗德既没有时间哀悼，也没来得及狂喜。就在斯坦福桥战后第二天，9月26日，索姆河河口圣瓦莱里（St-Valéry）港口，威廉舰队无奈避风的地方，风向突然转变；神父们坚信，这是展示圣瓦莱里遗骨带来奇迹。27日，威廉再次出发，舰队向北，他站在莫拉号（Mora）的舵前，这是他妻子玛蒂尔达出资购买的船。贝叶挂毯显示他脸上不可一世的神情。第二天，他真需要如此，晨光中，莫拉号在波涛汹涌中航行，四周看不见一条船。当他的下属和船队惊慌失措的时候，威廉吃了早餐。实际上，他的船仅仅是超过了其他船只，因为它们装了马匹和武器。沉了两艘船，远征军瞭望官的船和另一只船一起不见了。“算不得啥预言家，”听到报告时，他轻描淡写地说，“他预测不了自己的结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英格兰的比切海德（Beachy Head）的峭壁，一番侦察后他们在佩文西（Pevensey）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海滩登陆，进一步调查后，发现一个外表威严的罗马要塞实际上没有守军，是个空壳。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还有民兵站岗；或者哈罗德没有料到威廉要往怀特岛去，舰队在那边设防，那故事就另说了。诺曼人带来了事先扎好的三座木头城堡，然后，这会儿卸下一个，在要塞里面的土堆上筑就，俨然宣称自己是罗马的后来者。

诺曼人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军队抵抗，在萨塞克斯乡下肆意冲过，抢夺任何需要的食物，在紧张不安中在异邦前进。威廉自己很怕在离开滩头堡向伦敦大道进发时，在泥泞水道和丘陵区域被堵住。一时间，诺曼人需要时就从手无寸铁的本地人那里抢吃的，带不走的就烧掉。贝叶挂毯（一幅满是残肢尸体的作品）里最令人悲伤的场景之一，是一个母亲和孩子作为逃亡者离开起火的房子，也许就是他们的家。这是欧洲艺术里最早把画面留给受害者废墟的形象。贝叶挂毯的制作者当然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但他们倒的确特意表明，征服远不只是强者的事。在画面边角和主要空间，挂毯都有很多普通人：脚夫、弓箭手、厨子、背长矛的人；奥多主教像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那样主持仪式性宴会；也有两名士兵举着铁锹殴打对方。

等诺曼人在黑斯廷斯附近扎好营，哈罗德又一阵风似的狂奔回了伦敦。铲除了诺斯人和自己弟弟的威胁后，在一两周内要从头再来，重新大干一场似乎不可思议。在斯坦福桥一役中，虽胜犹伤，无法想象重新集结残余民兵，哪怕他们士气高昂。另一方面，如果不用扈从，同样根本行不通，要想有机会抵挡诺曼人，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大军，而扈从不可或缺。还有，谁来指挥这支军队？这又是一个难题。依照习惯，哈罗德的弟弟戈德问国王，他是否可以代替国王统领大军？实际上，这才是明智的请求。赢了，当然千好万好；万一输了，哈罗德可以担当第二道防线，那样威廉想一路无阻地直冲伦敦就不那么容易。然而，也许哈罗德觉得，既然倾尽全力，无疑国王必须亲征，要出现在抗击侵略者的部队里。避免和威廉正面交锋就是变相认输，好像承认了自己的王位真的来路不正。开战前一周，公爵的使者前来反复指责他发伪誓，这已明显震撼了哈罗德——这其实是威廉的圈套，不出所料哈罗德中计了。这时，战斗和武士荣誉有关，哈罗德无疑认为自己从头到尾光明磊落。

更重要的是，他要在什么时机去攻击威廉的军队。最合理的策略是等待，诺森比亚的扈从在富尔福德幸存下来，那些他直接势力范围以外的郡的民兵还没有用上，如果有这两者加入，哈罗德总共能召集的兵力应该达到三四万；那样威廉就不堪一击了。可哈罗德相信，这些无足轻重，当务之急是把威廉堵在萨塞克斯南部的丛林沼泽里，尽全力不让他出来在英格兰东南为所欲为。他也许以为公爵在等诺曼底的援军，那么他的最佳阻击时机就是眼下，这时候双方实力不相上下。还有，或许哈罗德认为斯坦福桥的胜利延误了战机，对决威廉胜算把握不大。

另外他一定相信接下来的战斗有利于守方，撒克逊人只需要站稳脚跟，防止威廉突破通往伦敦的大路。自己的军队到了萨塞克斯，诺曼人就难以得到食物和干草。冬天快到了，恺撒遇到的事，也会发生在威廉身上，没有了调度便利加上食物匮乏，入侵就会失去活力，入侵者自会掉头退向海滩。

但是，必须先给予对手迎头痛击。10月12日，等不及看看北方伯爵是否加入，哈罗德就离开伦敦，带着两个弟弟戈德和里奥福温（为了显示王族团结，他坚持要他们来，这实在是愚蠢），还有2 000或3 000名扈从。新一拨民兵将通过大乡绅召集，之后在黑斯廷斯出发通往伦敦的岔路口，一棵灰暗的老苹果树——“灰树”下结集。在那棵讨厌的树旁边，哈罗德将竖立他的“战士”战旗；在森拉克山脊上，无论是否准备好，英格兰人都将抗击诺曼底的威廉。

1066年10月14日，是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圣克里克斯图斯节（St Calixtus）——圣克里克斯图斯是奴隶出身的教皇。这天清晨，假如你是撒克逊扈从，会站在山崖边（当时比现在要陡峭得多），低头看对面几百码远的地方。你已经被国王逼着三天内赶了58英里，肯定已筋疲力尽！也许国王想要镇住诺曼人就像震慑哈德拉达一样，但那边一点儿也没慌乱。你身边，两旁长长的各一列，盾牌墙已展开，也许有1 000步宽，一个挨着一个，都是磨好的战斧和标枪，它们最好锋利些。你身后是民兵，他们是见过一些阵仗的，家里保留的剑和盔甲，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日子。中间你看见了国王和两个弟弟站在旗下：威塞克斯戈德金龙旗和国王自己的“战士”旗。你信任这个国王，他勇敢，头脑又清楚。你目睹他摧毁了哈德拉达，知道他坚定不移。你听得到下面诺曼人的马匹嘶鸣，你以前从来没有面对过骑士的冲锋。现在，他们必须冲上山来，也许那是为什么你以为自己听到他们唱圣歌。

再来假设，你是一名诺曼底步兵，就该祈祷骑在马上的绅士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四周一片金属刮擦声：磨剑的、上马的。你费力地往山上看去，只见一线银光，你画十字，拨弄锁子甲上连着的环扣。斧子砍下时，它们能挡一下吗？你以前从没在战斗中遭遇斧子，转头看看，弓箭手们在检查弓弦松紧，其他步兵在弓箭手后面不停变换位置，好像没人太在意到底站哪里。你拿起矛和剑，身后是号旗（骑士的长三角旗）：布列塔尼人在左，弗莱芒人在右。你觉得最好在中间，和公爵还有他的兄弟们一起。更好的是，当你看到圣父的旗帜，记起上帝和你一同作战。公爵是带着教皇的戒指来参战的。

如果关于战争的诗意叙述恰好是真的，又如编年史作者韦斯写的开头那样：再加上歌手泰勒菲（Taillefer）编队战斗，唱着《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策马冲出诺曼人行列，高高地向空中抽出剑，抓住柄，斜着全力刺向英格兰人，在对方冰雹般落下的矛还没有击中他之前已经杀了三个；那就太棒了。但现实可能会平淡无奇地谨慎：弓箭手们缓慢前进，靠近后射箭；接着，步兵们忽地拔脚奔上前；最后，在诺曼底鼓声和“Dex aie”（上帝助我）的喊声中，骑士们冲锋。还没到英格兰人阵前，先听到有节奏的盾牌敲击声，呼喊着“Goddemite”（万能的上帝），然后就是砍杀、马匹冲撞、武器刺戳、箭和剑刺在皮革包裹的盾牌上发出沉闷的声音、士兵倒下的声音、伤员的尖叫：一群经受磨难的苦力。

大约一小时的时间里，威廉的三队列阵型——弓箭手、步兵、骑兵——冲向山上。有些马一直冲到了盾牌墙前，然后像芦苇一样倒下。但大部分诺曼底骑士，尤其在战斗刚开始时，并不特别热衷于和英格兰刀斧手接触。因此他们只骑到够近的地方，投掷出标枪，指望着能刺穿盾牌；然后，在密集箭矢保护下，掉转马头返回山下，等待下一次冲锋。这样没什么大效果，到中午也没起色，撒克逊盾牌墙屹立着，寸步不让。也许，诺曼底骑士到底能做多少次冲锋，也是有极限的。事实上，骑士的冲锋慢慢失去锐气，英格兰人暗暗自得，可正是这积聚起来的得意情绪引发了危机。威廉左翼的布列塔尼人，后退时溃不成军，马匹踩踏了步兵，一部分民兵见状不禁要趁机追击，他们扰乱了阵型，跟在布列塔尼人后冲下山。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由国王本人亲自率领，发动一次协同合作的冲击，也许英格兰人能赢下当天的战役。但哈罗德采取保守战术，眼见右翼的弗莱芒人和中间的诺曼人都没有散开，冷静地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必须保存实力，让敌人自己在盾牌墙前消耗。哈罗德没能组织协调前进，一时间失去了对军队关键部分的控制。他们冲下山的时候，威廉的战马确实已死于胯下，有谣传说公爵已经战死。他扔掉头盔，表示自己还好好活着，重新整顿诺曼人的中心阵型，转过身来包围了追击的撒克逊人，切断他们。撒克逊人往山上后退了一下，拼命反击，但是他们没有重盔甲保护，一个个被砍倒在地。

这一仗离结束尚远，还有六小时才分出胜负——它是中世纪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战役之一——诺曼底骑士重整旗鼓无疑是个转折点。它体现了两军不同的灵活性：威廉调整自己军队的不同因素来适应战场上的变化；哈罗德陷于死板防守，一定要等待敌人被削弱后手到擒来，一心一意指望对方自讨苦吃。到下午中半时，拖延术似乎反而损耗了英格兰人的士气。据诺曼历史学家所说，威廉故意让他的骑士“佯装撤退”。不管是不是佯装，他们的确起到了不断削短英格兰前线的作用，倒下的扈从多了起来，渐渐地，持轻武器和护甲较差的民兵上来接替，他们身后更多人暴露在诺曼人射得很高的箭雨下，倒在后排。但是不管队列是否稀薄了，直到天色已晚，撒克逊防线依然与山连成一体。在某些地段，小山的西边峭壁上，他们的弱点暴露太过明显，诺曼底骑士冲上来，从这里直接对损兵折将的撒克逊防线发起冲锋。就在这个密集群里，有哈罗德也许还有他弟弟戈德，他的眼睛被箭射中（因为挂毯的记载容不得半点模糊），这是致命伤。不只对国王本人，对他的大军也一样，尤其是他的两个弟弟也同时战死，里奥福温可能死得早，戈德死在最后。他们身边不计其数的扈从，都在暮色中拼死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一旦旗帜倒下，英格兰阵型的残余就瓦解了。剩余民兵只有自顾自逃命了，奔回家去，或者躲避受伤。战斗其实没有完全结束，一队诺曼骑士全力追击掉队者，冲进了莫尔福斯（Malfosse）树林的水沟里，遭到伏击，他们的马被砍倒，很多骑士死了；他们的首领波罗涅伯爵受了重伤，“口鼻流血”，只能被抬着离开战场。

哈罗德的情人伊迪丝·斯万内克（Edith Swanneck），凭着他“身上只有她知道的标记”，到死人堆里去找他，他的尸体已经四肢不全。威廉让人把他埋在海滩上，上面盖了块长石板，好像要他永久面对不可思议的结局。哈罗德的妈妈吉莎要用黄金赎回儿子的尸体，但被轻蔑地拒绝了。威廉曾经发誓，如果上帝应许他胜利，就将在哈罗德竖起旗帜的地方造一座感恩修道院。但他还不能自我陶醉在浮夸的姿态中，先得确保自己的胜利果实不单是一场战役，而是赢下整个英格兰。森拉克山脊大屠杀中，他丧失了起码四分之一的兵力，不久后，一场严重的流行性痢疾又袭击了剩余的部队，威廉幻想残余的英格兰贵族们会蜂拥到黑斯廷斯，来提出臣服和结盟，但是他失望了。

戈德温家族灭亡了，其他主要人物有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约克大主教奥尔德莱德（Aeldred），还有两个北方伯爵埃德温和莫考，如果当日他俩带着手下出现在森拉克，也许能改变胜负。留得青山在，至少他们有讨价还价的本钱，或许他们这样想过。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拥立阿塞林埃德加为王，这是刚勇王埃德蒙的孙子，忏悔者爱德华的侄孙——古老的威塞克斯家族的最后一人。但他还是个孩子，只能算英格兰保卫者手中的一张牌。

因此，一旦军队填饱了肚子，威廉需要向人们实打实地展示顺从有何好处，抵抗又是什么下场。诺曼人用一贯的放火与抢劫扫荡过英格兰东南农村后，不出所料，这一招管用。盎格鲁–撒克逊的伟大中心一个个地崩溃了——坎特伯雷、温切斯特（哈罗德的妹妹伊迪丝、忏悔者爱德华的遗孀递上了城门和修道院的钥匙，这里是历代撒克逊国王的墓地）。突然一下子，埃德温和莫考后悔将那个孩子埃德加立为王，他俩又变卦了，离开自己的伯爵领地，要保全自己。他们心里设想的诺曼人征服和丹麦人差不多：一个外国傀儡会和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大人物和统治机构合作。但威廉脑子里从没有过一丝念头，要糅合新与旧、撒克逊和诺曼底的政治和社会，通过某种融合来统治。他最初能够纠集诺曼底大军的根本条件即是，获胜者得到战利品。这时，在英格兰殖民需要大量军人持续驻守，他决心完全遵守出发前的协定，将英格兰贵族的财产、土地、房产都分给自己的属下。

威廉懂得如果没有拿下伦敦，则无征服可言；但他没有直捣黄龙，而是让部队绕开前进，沿着一路绿化带远足，也许意图用饥饿迫使英格兰屈服。等他在沃灵福德（Wallingford）渡过泰晤士河时，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奥尔德莱德以及阿塞林埃德加都已下跪投诚，撒克逊王族的末系子孙已成威廉阶下囚，剩下的旧贤人会议里已无人能领导统一抵抗。1066年圣诞节，一年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迎来第三次皇家典礼：威廉一世加冕。一番努力后，它成为撒克逊和诺曼底仪式的复合体，采用973年在巴斯为埃德加国王创立的邓斯坦加冕礼，约克大主教奥尔德莱德用英语、库坦塞斯（Coutances）主教杰弗里用法语致辞，外加法兰西国王的一种仪式——涂抹圣油。也许，这样总算让私生子威廉当上了合法国王。

此时离忏悔者爱德华的临终预言过去已快一年，也许那天在威斯敏斯特守候他的人中的一部分会认为，好几千英格兰人死去，足已偿还罪孽；英格兰之树可以自愈，再度繁茂了。但是魔鬼尚未离去，加冕那天，威廉为防万一，在大教堂外安排骑士，如有谁在盛典进行时胆敢捣乱，授权他们酌情处理。当守卫们听到里面传来的欢呼声时，误以为有人突袭，根据他们以往的反应，就把眼前的每幢房子点火烧了。历史学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这样写道：

火势蔓延，教堂里欢庆的人们乱作一团，阶层处境各异的男男女女，惊恐之下冲出教堂。只有主教、教士以及僧侣们留在里边，在祭坛前瑟瑟发抖，勉强完成宣圣礼，国王颤抖得厉害。几乎每个人都跑向肆虐的大火，有几个人勇敢地去扑火，更多的是要趁火打劫。英格兰人完全相信这种反常行为背后有阴谋，彻底激愤，从此怀疑诺曼人，认为他们奸诈成性。

这出闹剧过后，威廉不准备采取正式行为接受加冕礼上给他的表面尊敬，也不足为奇。圣诞节后，后来成为伦敦塔——一座无比坚固的石头城堡——的要塞就开始动工了。

威廉在加冕礼上失态，是唯一一次大家看到他的狼狈相，“脸色灰白、浑身发抖”。通常他出现在众人面前，是一副威风凛凛的神态：高5英尺10英寸，红发，咄咄逼人。1067年复活节左右，他觉得可以返回诺曼底，在公爵领地上进行凯旋巡礼，行程特地定在佩文西这个他第一次踏上英格兰土地的地方出发，仿效罗马人凯旋，带上几个撒克逊精英驯服的标本：阿塞林埃德加、埃德温伯爵和莫考伯爵。

在鲁昂，他心情轻松愉快，仿佛英格兰战事已结束，但根本没有结尾；实际上，在威廉整个在位期间起义一直不断——而且是在英吉利海峡的两岸，他从没停止过灭火行动。那个时期，几乎任何一个有点理由为了忠义或投机，只要能武装起来反抗威廉的人，都这么干了：威尔士疯子耶德瑞克，据说他娶了个美若天仙的公主，引见给国王（“美人，向野兽问好；野兽，问候美人。”），但更在乎现实中被诺曼底贵族抢去的土地；哈罗德的儿子们，在1068年从爱尔兰组织人马到德文郡和萨默赛特郡大肆劫掠；埃克塞特城的居民围困一个诺曼底要塞18天，直到应允保留他们原有的公民特权；甚至一些在黑斯廷斯战役中跟随威廉的人，比如多佛尔的毁灭者波罗涅伯爵，和一队骑士迎头撞上打了遭遇战，骑士们要保卫多佛尔；丹麦国王斯韦恩二世从没放弃英格兰王位，带了200条船登陆，占领了从前维京人在英格兰的东盎格利亚和诺森比亚的大片土地。

到1069年，正如三年前的哈罗德，威廉面对几乎一样多的棘手事；也和哈罗德一样，只能马不停蹄地从一个领地赶往下一个领地。这样几年兵荒马乱下来，他必定是意识到了：不列颠岛上到底还有多少地方没被征服，还攥在撒克逊贵族手里？威尔士（和戈德温在的时候一样）地方造反风行，威廉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血腥杀戮、进行边界领主城堡殖民后，边界地区才太平下来。苏格兰的长寿国王马尔科姆三世更大胆妄为，娶了阿塞林埃德加的妹妹，在宫廷里将流亡的撒克逊王子奉为上宾，有一段时间，威廉同时受到丹麦人和苏格兰人从东和北两个方向的夹击，约克城为斯韦恩开门揖客，把他当成解放者。1069年，威廉纠集大军向北挺进，攻击远远超出通常的惩罚尺度，变成无情的蓄意屠杀、制造饥荒：成千上万的成年男人和男孩被砍杀，曝尸路旁；田地被毁、牲口被杀，赶尽杀绝，幸存者只会在随后的大饥荒和恶性传染病中饿死病死。诺曼历史学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让威廉在临终时忏悔：“我像一头可怕的狮子扑在北边几个郡的英格兰人身上，使他们遭受大饥荒，这样……杀了这个优秀部族的几千人，老老少少，我成了野蛮的屠夫。”不过，当时威廉可没有伤感到起怜悯心，圣诞节时，他还在约克城烧焦的废墟上庆祝基督诞生。

暴力过后是兴建城堡。威廉建起大量的城堡——一些还是土木堆砌，另一些则是石头修筑的永久建筑——坐落在那些麻烦不断的城市里，特别是约克、切斯特和伦敦。在和平的时候，它们具有震慑力；内战时，它们就是恐惧发动机。还有一些，仿效罗马–不列颠的做法，建在王国的关隘，如多佛尔、梅德韦（Medway）河上的罗切斯特（Rouchester），还有些地方地形不适合建任何城堡——东盎格利亚伊利周围的平原凹地——这里，连接丹麦地区的水道，总有这样那样的抵抗。不睡的赫里沃德（Hereward）传奇——违法大乡绅返回已成为废墟的家园，土地被诺曼人霸占，他就成了平原上的游击队——当然很大程度上是个神话。但的确有一个时期，伊利“流亡者之岛”给赫里沃德还有诺森比亚伯爵莫考提供了庇护。只是当斯韦恩决定减少损失，重新拾起维京人的套路，要威廉支付赎金后，反叛才结束——尽管不久前，叛乱者焚毁了彼得博罗修道院（Peterborough Abbey），看着浅水区的堤道建起来，又被诺曼底大军自己的辎重压垮，沉入沼泽。因为《末日审判书》（ Domesday Book ）里，有一个赫里沃德是米德兰郡（Midlands）西部地主，看来最后他也和征服者威廉达成了妥协。

威廉一点一点地——加之软硬兼施——驯服了英格兰。1072年，他用惊人的两翼包抄战略，对付马尔科姆国王，西起克莱德河、东到泰河，把苏格兰从中间切断，迫使苏格兰人抛弃阿塞林，接受威廉是英格兰的合法君主，这才把最后一块七巧板拼上。威廉的军阀作风使对手改变立场，幸存的撒克逊贵族如疯子耶德瑞克在苏格兰为他效力，重操旧业。《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甚至记载，马尔科姆送交了人质，宣誓成为威廉的“仆人”——这是否意味着苏格兰王族对英格兰国王效忠？接下来几个世纪里，两边为了这一点打得头破血流。

大部分讲述这些事的声音——和导致1066年事件的那些事一样——来自胜利者，如吹牛的普瓦捷（Poitiers）的威廉或者后世的韦斯。他们总是刻画出极端鲜明的对比：哈罗德欺骗和伪证，威廉高贵而受背叛；一个是重罪犯，另一个是杰出典范。但是，在这一相当恶心的自吹自擂大合唱中，至少有一个不和谐的音调，敢于批判威廉，描述征服的真相，认为它精心策划了肆意妄为的入侵。这个声音更可信，因为它的视角特别，此人父亲是诺曼人，母亲是英格兰人，他就是僧侣奥德里克·维塔利斯。他的父亲跟随威廉来到英格兰，后来把孩子送回去，他在诺曼底长大，反而对那名义上的故国没有归属感。12世纪初，他写下关于那场战争的记述，和其他所有版本不同，通篇是鲜血与灰烬的现实。对殖民的看法，奥德里克也从不含混其词：“外国人踩在英格兰人身上发财，英格兰的子民不是可悲地被杀，就是作为流放者绝望地徘徊在异国。”

换句话说，奥德里克看到了创伤，这与其说是去种族化，不如说是斩草除根。1066年后，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也不是一切都销声匿迹，郡、百户及它们的每个公共法庭都还在。贤人会议没了，诺曼国王也仍然咨询枢密院（尽管在威廉那里，基本就是无视）。无自由的农民——隶农（villein）——继续按要求的天数给领主提供劳务，作为取得一块土地耕种或放牧的代价。现在这些领主是法语名字，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名字，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结果是天差地别！盎格鲁–撒克逊绝大部分大乡绅没有姓，在威戈德（Wigod）或者塞德里克（Cedric）后面加上地名，只说明一个人来自哪里。但是。诺曼人把地名加在名字后，是一种占领行为、是拥有。他们叫罗杰·博蒙特（“Roger Beau–Mont”，博山上的罗杰）或蒙哥马利（“Mont–Gomery”，哥马利山），因为那地方就是他们，反之亦然，他们就是那地方：他们拥有它——骑士、农民、磨坊、树林、猪场、要塞和桥。一旦这份包装精美的财富落到他们手里，家族中的意外死亡或幸存都不会终止它。盎格鲁–撒克逊人认为含土地的产业是大乡绅财产的整体，包括珍宝、精良武器和铠甲，总体来说就是这财产属于“大”家庭：兄弟、姐妹、姑姑叔叔，甚至表兄弟姐妹都有份。当大乡绅或他的遗孀去世，这份财产就打包在他们中间分配，这个办法对保持家族和睦很有效，但不利于保留偌大的财产帝国。诺曼底贵族一心一意想的是要保持财产完整，没有听说过要和阿尔弗丽塔（Aelfrida）姑姑分享鸽舍的事；相反，一切都必须留给单个继承人。王国本身就是一份最大的财产。在过去，继位者要等将死的国王点头，还要贤人会议同意他的选择；现在，国王把王国传给儿子，用不着讨论了。

这么一来，一群讲外国话的征服者取代了整个统治阶层，这就不是一次无关紧要的更迭了。维系旧领主系统的是联系加义务的链条；因为土地拥有者这种状态，大乡绅有义务要向撒克逊国王提供军事服务。在新秩序里，允许伯爵拥有土地，条件是他自己拿着武器来，徭役实际上成了他交的租金。盎格鲁–撒克逊大乡绅，不管是否是“皇家的”，极少傲慢地和他们的佃户对立，尤其是最富裕的最下层自由民（ceorl），也许还拥有和耕种一两个海得，大家都住在木头房子里，穿着、讲话习惯等只是程度不同，而非种族不同。某种情形下，最下层的自由民甚至可以憧憬通过财富积累和联姻，进入大乡绅阶层。诺曼人来后，排斥和无力取代了接近和亲近，而且更多时候是恐惧，剥夺了原先大家已经习惯了的保障，人们面对武力横行霸道时无能为力。这是木头大厅和城堡的区别，也是撒克逊小教堂里各等级亲密无间与诺曼大教堂规模巨大、状如森严要塞般的分野。

大教堂和巨型城堡作为看得见的诺曼底征服英格兰的标记，容易使人误解威廉的独夫性格，尽管他没有食言，的确做到了把全英格兰地主阶级的产业都分给了部下，这也没能防止其中的大头目们挑衅他的统治。作为征服者、国王，和他作为公爵时一样，没能幸免于家族阴谋，一个是他自己的大儿子罗伯特要造反；另一个是同母异父弟弟，贝叶主教布卢瓦的奥多。挂毯就是织了献给他的，他是与威廉关系最紧密的伙伴，威廉出国时会毫不迟疑地任命他摄政的人，卷入了一桩惊天大阴谋：奥多狂妄到试图远征去罗马，自己当教皇；弗兰德斯伯爵和丹麦的又一位克努特也对他的新领地虎视眈眈。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没能妨碍威廉处理国事。1085年圣诞节，他在格洛斯特召开御前会议，发起了一项他整个任期内最不寻常的运动：征集信息运动。燃眉之急是要征收土地税——这是从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那里继承来的土地税，用于国防。这是个全新的创举，王国上下，北起泰恩河，一个一个郡，一个百户一个百户地查账：征服日前夕谁拥有什么，现在又是哪些人拥有哪些；那会儿值多少钱，这会儿又是什么价。这已经远不止急需用钱的实用考量，威廉的灵感——对于向来或多或少被认为只会马背上打天下的一介武夫来说，真的堪称卓越——本质意义就是，知识也是力量。征服者威廉是信息库史上的第一王。

在11世纪，他的仆人们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完成了任务。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写道：

国王派他的仆人到全英格兰各地，深入每个郡，调查那里有几百个海得……或者说，国王本人在英格兰到底拥有多少土地和牲畜群或者他应该从郡里抽取多少应缴款。还有个记录就是他的大主教们、主教们、修道院院长们、伯爵们各有多少土地……他的调查详尽之至，没有任何一个海得（这么写真是可耻，但威廉似乎不以为耻）……或者哪怕一头公牛或母牛或一头猪都没有遗漏地写进了他的记录。

1086年收获节（Lammas Day），在老塞勒姆（Old Sarum），威廉面前堆起密集的可以相互参照的法令，资料收集的第一步是本地层面，然后拿到百户，再由郡委员会汇集，最后制作成册。有些资料由隶农或祭司口述，但大部分是从以前就存在的书面文件，比如土地税账本里抄录的，我们通常认为诺曼底政府的高效里程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原地保留的先进的信息检索机制。因此，旧英格兰世界如无处逃遁的鬼，阴魂不散，都登录在《末日审判书》册页里：大乡绅、郡长、海得。当威廉面对这些账本时，仿佛他又把整个英格兰征服了一遍，当然这一次是数据式的，这个形式确保没有哪个不满的拥有树林和大麦的领主会翻变天账。

除了事件本身引人注目以外，在老塞勒姆这两个庆祝时刻，以一种完美的补充方式，为征服后的英格兰及其君主制作了定义。首先是立誓言，发誓的是全体大贵族、贵族和绅士（另一场运动前夕）：“在英格兰，不论什么等级，全体拥有土地的人，不管他们是哪个的诸侯仆人……都要归顺他，起誓对他忠诚，忠于他，反对其他一切人”。现在有了《末日审判书》，一有需要，或者他自己的哪个诸侯忠心动摇，威廉就可以利用信息，去抑制、罚款或没收。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英格兰政府的实力就体现在充当地主力量和国家权威之间的伙伴关系（既不简单也不复杂），是田亩及其信息的守卫者。在二者之间充当中间人，擅长领会双方需求，这就是永远的裁判角色：主权。

读者大概会想，让这套复合“盎格鲁–诺曼”的政府工作系统自行运转，威廉这下可以安心了；尤其到1086年，克努特四世被杀，丹麦常年入侵的威胁也解除了。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廉铸造的最后一枚硬币上，刻着与哈罗德同样愿望的铭文：PAX（和平）；他穿着长长的朝服，一副皇家的缄默神气，形象庄重——正合了哈罗德出现在贝叶挂毯上受审的做派。但和以往一样，威廉能被各种鸡毛蒜皮的事刺激得暴跳如雷，只要法兰西国王跨过他的王国和诺曼底公爵领地的边界，踏入有争议地区，就能使威廉做出激烈反应。此时已快60岁的威廉，人已经发福，还是热衷骑马烧杀，乐此不疲，全然没有年岁不饶人的迹象。威廉在诺曼底–法兰西边界附近的芒特（Mantes）城倾泻怒火。全城被彻底焚毁，从考古学角度已不可能找出一幢早于1087年的建筑。也许，这次毁灭太过分了。有一本编年史记载，当他骑马穿过城镇阴燃的废墟时，一块热的东西——或许是一根横梁——从屋顶上掉下来，落在国王的马前，马儿受惊弓背跃起，威廉勒着粗壮的肚带，突显出一大块软软的腹部，被前鞍桥刺穿，某个内脏器官——八成是脾——破裂了，征服者开始大出血。

威廉被送到鲁昂的圣热维斯（St Gervais）小隐修院，他的大臣和议员们尽快赶来，有的焦虑，有的已做好争抢姿态。老伙计中只有他的同母异父弟弟莫尔坦（Mortain）的罗伯特，是某些表示关心的人之一；另一个同母异父弟弟，贝叶的奥多还在狱中；国王已经给了大儿子短腿罗伯特（Robert Short-Hose，Curthose）诺曼底公爵领地，可罗伯特倒是他的死对头；英格兰已赏赐给二儿子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也许他听从了父亲不必感情用事的劝告，火速赶回英格兰去保王位了；三儿子亨利——后来的亨利一世——得到他特别偏爱的财产。

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给威廉安了一个非凡的临终忏悔，完全不合他的个性，表面上看根本就是不可思议。但当时人在卡昂的奥德里克，处在知晓内情地位，所以也许，人之将死，威廉的确产生了良心不安。如奥德里克给描写的，他拒绝指定继承人，这时突发一阵内疚而抽搐：

因为我自己不是通过正当继承权得到的荣耀，是在决一死战中从伪证者哈罗德国王手里抢来的，它沾满鲜血；通过屠杀和流放他的支持者让英格兰臣服。我滥杀了英格兰原居民，不管他们是贵族还是普通人，我残酷地压迫他们；剥夺了很多人的继承权，这不公正……因为这样犯下诸多罪行才得到的英格兰王冠，我不敢将它留给任何人，除了上帝。

假如他真的讲了这样一席话，也没有人听见，他也不比当年忏悔者爱德华临终时围在旁边的人更多。1087年9月9日大早，威廉一咽气，鲁昂大教堂（Rouen Cathedral）的大钟敲响，一个令人震惊的无耻场景出现了。“一些在场者，”奥德里克写道，“行动起来，好像他们失去了理智。不过，他们中最富有的，随即上马，绝尘而去，保卫自家财产去了。一些近侍，看到主人们溜了，就向那些武器、纺织品、瓷器和皇家家具下手，接着也麻利儿地跑了，威廉的尸体近乎全裸地躺在地窖的地上。”

至于他的老对头哈罗德·戈德温森，当然没有长眠在海峡边的海滩下。黑斯廷斯之战过后几年，就有传说称他其实从战场上脱身，以后隐居而了却残生——有的说在柴郡（Cheshire）或在威尔士这个不列颠古代偏远的堡垒——只是，还有个故事，可能更接近事实。等日后风波平息，家族里的女性幸存者们收拾起他的遗骨，将他埋葬在埃塞克斯的沃尔瑟姆修道院。哈罗德当年资助过众多宗教场所，这是其中一个。教皇因为“教堂破坏者”和严重伪证者这两个指控，判定哈罗德臭名昭著该被开除教籍并被推翻。这对沃尔瑟姆的僧侣们似乎不起作用，他们秘密地埋葬了他，并为他的灵魂祈祷。这个罗马风格的教堂是一座被征服后建筑样式的漂亮标本，在它的柱子和拱门下面的某个地点，就长眠着盎格鲁–撒克逊最后一位国王，他实际上还是诺曼英格兰的奠基者之一。 dWUmdljHJqEfV6OtroJurIrLdwSKzCh5NOtT5T7+IsD7p+txVgTFzHWc96xNMAj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