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之道，张弛并存，此中要义，在于存亡与继绝。因此，英国历史的主题从20世纪回看的话应该是持久，但相对应的，如果从21世纪来回望的话，则是变革。

徘徊不前和挥手送别可见于两场公共典礼：一为光芒耀眼之加冕典礼，一为冷若冰霜之葬礼。这两场公开典礼向“二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人诠释了英国的真正意义。应当承认，1953年6月，变革与励精图治的况味还没有成为最明显的主旋律。两年前的1951年，在不列颠节上（这是对1851年维多利亚时代世界博览会自发的百年纪念），官方劲头儿十足地试图说服我们这些穿法兰绒短裤加荷兰产长筒袜的8岁孩童记住，我们从此就是“新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了。云霄塔这个未来技术的瓦尔哈拉殿堂的前瞻性标志，是一个细长的钢质圆柱体，两端渐渐缩小，像一个工业线轴，由缆索悬吊着，看起来轻盈得像没有支撑一样，悬浮在泰晤士河（Thames River）南岸绿地几英尺高的上空。然而在1953年春天，这个亮铮铮令人着迷的科学工程的未来景象，比起眼前为伊丽莎白二世加冕而激发大众崇敬心理的庞大阵仗，也黯然失色。为确保万无一失，广告卖力宣传加冕典礼可以成为一个国家重新焕发青春的契机。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所有新闻公报中，年轻女王将要领导的号称“自由国家联合体”的联邦，说白了就是帝国崩塌后的一块遮羞布。游行队伍中，代表“忠诚的自治领”的部队戴着遮阳帽，头发蓬松；来自彼时仍然名为“不列颠属地”的部队更具异国情调，他们按照排列的次序规规矩矩地沿林荫路（the Mall）快步行进——帝国之后，“万国来朝”只剩下个空名。伊丽莎白女王加冕后开始巡游世界，我们这些小学生跟随她的行程，把小旗子插到地球上各个地区（不管目前它们在现代世界的状态如何），给旧帝国已蒙尘的玫瑰红加点儿安慰性的闪亮色调。在1954年出版的《英格兰故事》（ The Story of England ）中，作者威廉·麦克埃维（William McElwee）还能如此展望：“在不列颠带领下”，“有望在帝国范围内和平地改造落后民族”。出现在恩图曼花园（Omdurman Gardens）和梅富根围圈（Mafeking Close）纱帐后面的脸孔仍然是殖民者的，而非被殖民者的。

从传统巢穴里很快长出一只笨拙的现代“布谷鸟”，当然它是指电视。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举行的加冕典礼直播，在不列颠岛内有2700万观众，而全世界有1/4的人口在收看，开启了大众传媒历史的新纪元。可这个典礼当时差点儿没播成。几个月来，女王自己和她所有的大臣都在发布信息，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来去大教堂的过程都要进行直播（和1947年她的婚礼一样），但加冕典礼本身要保留神圣的神秘感，不能通过电视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最后——据说是在理查德·丁伯比（Richard Dimbleby）的干预下实现了妥协——她态度软了下来，同意了直播加冕典礼。但是，重看那次电视直播回放，可以发现女王在加冕典礼时威仪堂堂，媒体可能的粗鲁无礼行为被彻底压制。摄影机放在指定位置，一动不动，摄影师何时该集中注意力拍摄完全是奉命而行。任何女王本人的特写，自不用说都是被禁止的。因此仪式上很多最难忘的镜头，都是从教堂正殿上方画廊拍摄的远距离画面，俯瞰着那辉煌的场面。不管摄制人员名单里有哪些名字，真正的制片人是爱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他是加冕典礼执行委员会主席；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杰弗里·费舍尔（Geoffrey Fisher）下定决心要最大限度地保存仪式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女王的大内总管（Grand Chamberlain）乔蒙德利侯爵（Marquess of Cholmondeley），还有最重要的王室典礼大臣，也就是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负责推敲细节，比如，能不能用兔子皮毛代替白鼬皮毛镶贵族袍子边（结论是可以接受）。发布的大量典礼的黑白照片（它们自有官方国家级图片的质量），色彩柔和、甜腻。皇家播音员的声调谦恭有礼：由理查德·丁伯比以其成熟浑厚的男中音解说在大教堂举行的典礼，由温福德·沃恩·托马斯（Wynford Vaughan Thomas）以轻快的男高音解说大街上的游行。在这件事情里，那个位于中心的27岁姑娘，经过某种典礼蒸馏器的升华，成了个水晶玻璃人，化身为君王角色；这位年轻女子开朗、常常笑容灿烂的脸，被定格为面无表情的皇室面具。几百万忠诚的观众，在客厅里盯着经过图像增效处理的9英寸屏幕，注视着这个头戴华丽冠冕、身披宽大斗篷的人，后面缓慢地跟着看不到头的队伍。她摇摆着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正厅走上前，唱诗班声音高亢，管风琴如大海涛声般轰鸣，人们用古老的撒克逊–法兰克语（Saxon-Frankish）高呼“女王万岁”，诸般声音一齐在柱廊间回荡。

在外面大街和乡村中，那些新奇的事肯定还不是全民思考的第一要务。家家户户无休止地对比着两位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王室典礼大臣仍是诺福克公爵霍华德（Howard）家族之人，正如第一位伊丽莎白加冕典礼上王室典礼大臣也是诺福克公爵霍华德家族的人担任一样。《埃塞克斯儿童纪念册》（ The Souvenir Book for Essex Children ）强调二者的相似性：“上一次，英格兰人正面临着与西班牙大战的危急时刻，现在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继位也是在一个关键时刻，我们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全民族历经苦难挺过来了。”书中还断言：“只要我们忠诚，坚定不移，历史就能证明我们的伊丽莎白女王将可以与前面那位英明女王贝丝相提并论。”

怀着对英国历史连续性的执迷，当时的英国人认为：由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担任首相，来主持新君登基初期的英国政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对丘吉尔个人来说，他究竟是在历史上立功还是立言，其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回顾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难道丘吉尔不是在一边撰写一边创造不列颠的历史吗？加冕典礼前两个星期，丘吉尔告诉一名美国学生（后来成了总统发言稿撰写人）：“去研究历史！历史！历史！在历史中，藏着治国的全部秘密。”无疑，在他自己的思想里，写作与行动已合二为一，实在分不清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甚至在1940年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可以说，他说的话就是他做的事：丘吉尔对于国家命运所作的决断，他本能的信念就是为了英国能拥有未来，一定要用激情将这个国家和它的过去重新连接起来，这是他下的赌注。举行加冕典礼时，丘吉尔已近80岁，但看起来仍然不可战胜。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里的盛大宴会上，他还是很得意自己能提醒女王，他曾为她的高祖母［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曾祖父［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祖父［乔治五世（George V）］、父亲［乔治六世（George VI）］效劳，现在轮到她了。在报界和公众看来，这位年轻女王和老骥伏枥的大家长之间监护人式的伙伴关系，是新旧时代之间幸福婚姻的完美象征，也是即将到来的新伊丽莎白纪元的典型特征。

但是，加冕典礼后仅仅三个星期，即6月23日，（据说）在招待意大利首相的晚宴上，丘吉尔大谈一通罗马征服不列颠的故事后，颓然倒在椅子上，严重中风了。但他继续留任，并对公众小心谨慎地掩饰中风的后果，实际上，丘吉尔的康复快得惊人。但是，就像他自己所言：“乐趣没了。”丘吉尔属于那种特殊的人，和他自己珍视的某种不列颠的特性一样，都是不朽的。12年后的1965年寒冬，丘吉尔去世了，葬礼举行那阵子正当文化创新如火如荼之时。毕竟，不能指望丘吉尔活过如此完整的一个轮回：他曾见过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帝国军队的连鬓胡子、肩章及盘花饰扣，重新流行后成了摇滚乐队的奇装异服。第十四任赫姆伯爵（Earl of Home）在唐宁街（Downing Street）的位置，被一位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森（Harold Wilson）给顶替了，后者叫嚣着“科学革命白热化”的论调。而丘吉尔的下葬地温切斯特大教堂（Winchester Cathedral），成了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但是，英格兰停摆（和钟摆一样）哀悼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当然，在1965年1月30日当天，整个葬礼进行期间，大本钟确实停摆了。丘吉尔的棺木取材来自布莱尼姆（Blenheim）的老橡木，放在一个灰色炮架上运到圣保罗大教堂——女王等在祭坛前，在此稍做停留，按照礼数致敬后再出发，经过黑压压的人群，大街上寒风凛冽，哀悼的民众一路沿街肃立；随后下到伦敦塔码头（Tower Pier），登上哈文格尔号（Havengore），经过码头时，伦敦港的吊车都垂下了吊臂以示哀悼；灵柩最后在滑铁卢（Waterloo）站被抬上火车向西驰去，经过一个身穿皇家空军制服、站在自家公寓房顶举手敬礼的男人面前，驶往布莱登（Bladon）教堂墓地，距他出生的布莱尼姆仅约一英里。那一刻，前卫的新不列颠的魅力完全被这个民族以往的浩瀚史诗掩盖了锋芒。那只老迈的历史猛兽从巢穴里缓步踱出，在大街小巷和纪念碑之间久久徘徊，向英皇大道（King’s Road）上任何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发出挑衅，看谁敢拿它插科打诨。

这些人中包括我和我的同龄人，因为在加冕典礼和丘吉尔的葬礼之间，我们自以为已经变成了严肃的历史学读者，也就是说，除了做别的事情，我们研读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A. J. P. 泰勒（A. J.P. Taylor）、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J. H. 普拉姆（J. H. Plumb）、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和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希尔到过我们学校，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讲授弥尔顿（Milton）和马格莱顿（Muggletonian）教派，却又独具魅力］的著作；但是非常肯定，我们就是不看丘吉尔或者他的忠实应声虫和赞美者阿瑟·布莱恩特（Arthur Bryant）的书。布莱恩特关于18世纪末的乡村狂想曲《欢乐英格兰》（ Merrie England ，1942年出版，并非纯粹巧合），写的正是1793年到1802年法兰西大革命战争危机的前夜；虽然对历史的认知来源于这一类历史学家，我们却唾弃、嘲笑他们。布莱恩特描写的场景是这样的：

小山上，路边农舍和小屋的窗户里透出蜡烛的火光，老约翰·布尔坐在厨房火炉旁打盹儿，水壶在炉子上，脚下蜷缩着一狗一猫。贤惠的妻子在纺纱，漂亮的女儿充当小女仆，提着水桶进来，架子上摆着引火盒，天花板上挂着洋葱和腌熏猪肋肉……村头小酒馆里一片旧英格兰的风貌，人们围着没有上漆的原木桌子，摆着烟斗、酒碗，村里能人们饱经风霜，赤褐色脸膛，大声开着玩笑，高唱着他们的歌谣。

布莱恩特的伤感情调令人昏昏欲睡，事实上，如果我们用更开阔的视野来考察那个时代，与其说它像玩笑，不如说它令人讨厌。这是一种精心炮制出来用以麻醉大众的文字鸦片，我们要对他们保持警惕，注意这个令人沮丧的、更能引起争议的纵贯今昔的现实场景。我们会把布莱恩特的田园诗大改特改成这样的场面：

村头小酒馆前，老英格兰在绞刑架下苟延残喘，架上来回摇荡着本地烧砖工和偷猎者已被分解的残肢，他们曾用了好几种不同的违法手段，放肆地侵犯扬扬得意的地主阶级霸占财产的专制制度。

无论如何，底下还得再接上几句。在丘吉尔编写的不列颠风格的编年史中，那些大场景——拉尼米德（Runnymede）、蒂尔伯里（Tilbury）、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我们想用平民生活的场景来填充这些内容——1381年黑死病中的武装农民、帕特尼（Putney）的平等派、1848年肯宁顿（Kennington）的人民宪章分子。

尽管如此，参加完葬礼回到家后，一方面是有一点儿被尽力克制的虔诚打动，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好奇，我想看看到底丘吉尔在《英语民族史》（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中讲了些什么。父亲多年前曾送我一本《英语民族史》，它最早点燃了我对历史的激情。掸去那红色封皮上的灰尘，随手翻读到的几段文字使我局促不安，感到窘迫，还有很多则震撼了我；其中不可抗拒的雄辩修辞和无可挑剔的常识，令我连连惊叹。没有想到的是，唯一可能的反应是百感交集。一方面，丘吉尔叙述历史进程，大部分灵感得自麦考莱（Macaulay）真传——大言不惭地将傲慢自负、意识狭隘、浪漫君主、恪守原则的新教、辉格党议会派、说英语的不列颠打扮成民主的保姆、西方希望之所在、习惯法（common law）道德的天才守卫者以及持之以恒的狂热暴君反对者——已经不太可能作为明确的“不列颠历史的意义”持续下去。然而，也不能简单指斥其为虚幻的爱国主义寓言集。只是当父亲向我解释，在我童年时海滨小镇的遮挡铁路的墙上，用白色油彩隐约勾勒出如鬼魅般的字母“PJ”，意思是“让犹大去死”，接着用热切的语气，解释丘吉尔正是让英国莫塞莱（Mosleyite）法西斯分子的口号未能得逞的人物时，我才真正懂得对他那一代人来说，岛国自由堡垒的信念，不是什么空洞的老生常谈，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信条。我开始想，在这个惊人的神话里，是否还有一点点仍未过时的、坚实的真理？

35年后，这两本关于不列颠历史的权威著作——丘吉尔的和社会主义观点的——都已不再受追捧。大部分由费边社（Fabian）创立者书写的劳工历史，几乎与工党（Labor Party）同时出现，但已经随着那根旧马克思主义政治的葡萄藤一起枯萎；而中间派政治理念应运而生，迫不及待地要忘记“红旗”，以及其他那些阶级斗争中令人遗憾的反启蒙主义遗风，看起来已不太可能会把有组织的劳工历史，当作课程的核心内容塞给未来公民研读。连丘吉尔发誓说他不要主政的帝国遗产也都已杳无踪影。威斯敏斯特向殖民地保证，不列颠的遗产将会是议会式民主与法治；后者接受了这个如同银行支票面值那样的承诺，决定利用这个资源坐享其成，而这恰恰不是各地总督的初衷。遍布国内的恩图曼花园，它们旁边街道的名字原来都是纪念征服遥远国度的，但现在花园里随处可见来自那里的人们；对他们来说，丘吉尔曾反复称为“岛国民族”帝国的传奇般的必胜信念，如果硬说可以理解的话，说得好听些，是不可理喻；说难听点儿，就是冒犯无礼。

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帝王之岛》（ This Sceptred Isle ）——这个节目基本上就是丘吉尔的那本历史，未经改动——这档电台节目拥有大量听众，这说明他的行文连贯，能够满足一般人对英雄叙事的渴望。历史可以作为激动人心的产业的一部分，这非常合乎时代思潮大师们的口味，是上了岁数的公民的文化遗产娱乐，一如乡村老屋之旅、古装剧，是温和的怀旧乡愁麻醉剂，只要不是在驾驶或操作大型机械时消遣，就没有什么坏处。

然而，这并不是丘吉尔给那个美国学生建议的出发点；或者说，丘吉尔不是为了这个才动笔著史；更不是他的明哲前辈麦考莱那样的要借自己那本扣人心弦、精心构思的辉煌著述所传递的思想。对丘吉尔和麦考莱而言，二人都是要立身明言，否则什么都算不上：非为业余消遣，而旨在教化培养博识的公民。假如两位老先生见到今天如此割裂地看待不列颠的历史和现实，使二者互不相通、互不倚重，他们怕是要惊起于地下了。

可是，他俩该对此负一定责任，可怜的历史学缪斯老克利俄（Clio）的尴尬处境，不是因为涂脂抹粉，就是好像装束怪异、行为乖张的老姑奶奶，赶上特定时候，被从阁楼里拖出来，身上一股樟脑味，晾晒好以后，再送回她的小天地里，和发霉的格莱斯顿（Gladstone）旅行包、椅背套一起待着。因为正是辉格派历史学家要坚决维持不列颠历史的狭隘岛国意识，也是他们将不列颠历史的意义等同于其分离的特点当成老生常谈。实际上，就这一顽固论点来说，有时候他们是对的。有一些时刻——重要历史关头，如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晚期，或者18世纪中叶汉诺威时期——毫无疑问，不列颠（或者，无论如何，英格兰）的历史非常独特，这点错不了。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里，筛选出看起来能指明通往“不列颠特异性”、通往实现一个叫作“大不列颠或联合王国”的单一民族国家道路的路标，赋予历史学这项任务的信念，是要求历史叙述必须变得思路非常清晰且可以相互印证。

然而现在，既然联合王国本身不再不言自明，反而变成了一个问题——还有很多其他制度都是被丘吉尔一派的历史学家认为将永久存在的——这个清晰思路好像是自信过头了。这么一来，强调不列颠特异性不可避免和永久持续的历史观，突然显得是误导了，那些目的论的路标居然指错了路。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是不是不再阅读这一类历史更好些？或者干脆不读任何不列颠历史更好呢？

但是为了重新界定我们民族的未来，想象着“历史无关未来”，在此基础上，密谋将不列颠历史最小化，或者从一个怀疑者角度出发，认为它不过是虔诚爱国主义的老调重弹，已经不适合全球化市场时代，这将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自残行为，即一次集体记忆的丧失。这种伤害造成的结果将应验西塞罗（Cicero）早已发出的警告，没有历史的文化将自取灭亡，全体人民陷于最虚无的紧张中；现实就会如孩童一样，既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能去往何处；因为预设在过去的不同时期蕴藏着单一不变的国民性，历史将会变成平白妄为的失忆；但事实上，这个所谓历史造成的单一不变的国民性，其实并不是不列颠历史唯一可以想象的东西。

请想象一下，在不列颠历史上，常态是变化、突变、熔解，而不是一成不变如基岩般的稳固；历史不是不可阻挡地迈向大一统的大不列颠，而只是它见证了自身发展到的这个阶段——毕竟大不列颠国家只有区区三个世纪，几乎仅和罗马帝国治下的不列颠时期一样长——把它当成我们这个大岛的各民族众多演变史中的一段。这将是一部历史，在其中民族身份——不只是在不列颠，或者在英格兰，更是在苏格兰、爱尔兰与威尔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多变的，其流动性特征是先决的；在这个历史时期，忠诚可能是针对世代相传的血缘，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个宗族或一个阶层，一个城镇或大庄园，一种语言或方言，一个教堂或俱乐部，一个同业公会或一个家族，而不必非得与一面旗帜和某个王朝息息相关。它可以是这样的历史：某个地区错综复杂的小块边缘地带比固定的国家之间的边界线更重要；这个历史讲的是苏格兰和威尔士内部的南北分界，比它们和英格兰邻居的分界线更加意义深远。这可以是一部有弹性的历史，它讲述英格兰或苏格兰的民族性，这二者在精神气质和利益上，有时候更贴近法兰西，甚至于更接近罗马，而不是彼此更接近；而在其他时候，两者真正全身心地（不管好坏）捆绑在不列颠联合王国里。它也可以是这样的历史：不尝试放弃作为不列颠特征的固有复杂性，而去尝试描述更清晰、更紧密、更微观的民族性；而是反过来，接纳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并认为它是我们民族伟大力量的源泉。也许，名义上“联合王国”预设的联合，到头来，没有比“联合邦国”的联合更清楚明了，也仍旧值得捍卫，恰恰因为它的普遍差异性。最后，这段历史可以尊重偶发性，警惕所谓的必然性，不理睬任何预定路线或目的地；它拒绝想当然（正如胜利者的教科书永远想做的那样），不认可事情定局就是当初那些人想要的结果这个说法。这个历史还原史实，请读者看清——假如哈罗德（Harold）没有和弟弟闹翻，安妮·博林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没有死在那个时刻——一切都会走样。只是，一个18世纪50年代的预言家，怎么能够想得到，就在18世纪末，不列颠会拥有一大片殖民地，且其居民大部分说的还是孟加拉语（Bengali）和乌尔都语（Urdu），而不是英语？

当然，在诸如此类的不列颠历史中，这些熟悉的顽强无畏的岛国民族的故事，因为有无数相同的可能性容易消失在歧途，这样的历史就会有失去定力的危险；把老故事折价翻新成令人迷茫的混沌倒是温馨亲切，但未免太简化史实了。那么，要恰如其分地尊重历史这位克利俄女神，她是众缪斯中最讳莫如深的一位；她的美在于其真相的复杂性，而非单纯性。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信徒们必须打起精神遵循那条有时候艰难又曲折的路径，她要求大家发誓一路讲故事，这才容易打发其旅行时光。因为最终，历史，尤其是有着一系列激动人心的解释的不列颠历史，应该像所有最有能耐的历史讲述者所许诺的那样，不只是实用知识，更带来无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