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的结尾，说到了作家约翰·塞沃尔揪心的焦虑。不过，著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直到1792年春，还完全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情绪。他访问法国，是一场“希望与快乐的惬意修炼”。

强大的盟军站在我们一边，而我们因有爱而坚强。

幸福啊，活在那个黎明之中，年轻人更是如在天堂！

至少，这就是他12年之后的回忆，尽管这时候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远没有当时那么仁慈宽厚了。他参与革命，后来退出的编年史被他写成了长诗《序曲》（ The Prelude ）的一部分。《序曲》堪称是英语（或者任何其他欧洲语言中）最杰出的自传体诗歌。第一部分写于1798—1799年，正值华兹华斯的思想经历深刻转变的时候。

《序曲》的重要主题，是作者想要通过记忆，坚守童年时的那种本能生活，即使随着成长，他被不可避免地拉向了拥有个人自我意识的成人思想。他认为，沉浸在大自然当中，就极大地帮助了这场斗争，不让自己的纯真被时间和社会经验侵蚀，虽然这种侵蚀还是难免的。自然就是自由，而世事却是一所监狱。成熟的华兹华斯，通过大量而深切的回忆，做回了“自然之子”。他描写了自己在坎布里亚郡的童年。整个童年，他都在逃离，在对抗我们如今叫作“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东西：抵抗鹰岬小镇（Hawkshead）上，学校里死记硬背，充满“事实”的课程。他排斥这种学校，而将大自然变作自己的导师和运动场：

啊，我，一个五岁的孩子，

常在河边磨坊的水道里度过夏日；

时而沐浴阳光，时而跳入水中，反反复复。

或有时——当山野、树木，以及远方昂然翘首的斯吉多峰，都在最浓郁的辉光中染成古铜色——

我会独自站在天地间，似乎出生在印第安人的平原，

一时跑出母亲的茅舍，任性地纵足四面八方，尽情游玩，

像一个赤裸着身体的野蛮人，在忽至的雷雨中夸耀着勇敢。

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Cambridge），华兹华斯依然不愿意急着去满足父亲的期望——让他进入教会，或是法律界。他也不算特别痴迷学业：

不必多言校园中学业的辛苦，

讲座室里那些见缝插针的座椅和密密匝匝的学生……

这些由他人去津津乐道吧，

我很少获取也无意追求这类荣耀。

这个倔强、焦虑的人，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在等待他。这种心态之下，1790年夏，华兹华斯决定跟好友罗伯特·琼斯（Robert Jones）徒步游览阿尔卑斯山。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这种旅游，是一种道德和政治品性上的宣言。两个大学生在7月13日，来到了法国北部的加来港（Calais），正是法国民众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的前一天。他们选择这个日子，当然不是巧合。二人一来，就目睹了鲜花与自由的狂欢节日。他们向着东南方穿越法国，看见：

到处都弥漫着亲切与幸福，

犹如春天惠顾八方时，

将花香洒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旅途中，还有一次，他们让一群载歌载舞的村民围住了：“有的口若悬河，欢乐之情不能自制。”村民招呼他们吃晚饭，还跟他们围成一圈跳舞：

所有人都敞开心扉，所有的声音，都抒发着亲睦与欢乐。

我俩拥有在法兰西受尊重的名声——英国人的名声，

他们向我们致贺，充满友善，称我们是光荣之路的先行者。

过了两年，华兹华斯第二次法国之旅过后，他心目中，青涩的纯真或许已经消逝了，但政治理想主义还保留着。华兹华斯的家人对他的职业表示担心，诗人一边安慰家人，一边动身去了伦敦，在伦敦见到了约瑟夫·约翰逊，以及圣保罗大教堂的圈子。此时，正值伯克与潘恩辩论的高峰。他在下议院见到了伯克：

挺拔如橡树，累叶垂覆的额上伸出鹿角似的枝杈，

却更能震动林中的幼木……

当他……称习俗中结成的纽带，具有强劲的生命；

当他以蔑视的眼光否定时髦的理论，强调人们生来就有的忠顺。

可是，华兹华斯之所以为伯克写下这种回顾性的颂扬，把他比作英国大自然，说他像布满节疤的橡树，蔑视革命风暴带来的最坏打击，这说法，基本上是对旧日浪漫保守派的回忆。当时，华兹华斯依然采取潘恩式的激烈态度，写文章痛骂当权者，所以这时候他对伯克，实在不可能抱有这么热情的态度。

而且，过了很久，华兹华斯还坚称，他1791—1792年第二次去法国，只是为了学法语，是一趟学习之旅。然而，记忆就在这里变得不诚实了。当时，法国正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对手是奥地利皇帝（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兄弟）和普鲁士国王，二人都公开支持君主权利，要把路易十六，从那些以人民的名义篡位的人手中解救出来。华兹华斯的说法，就好像说“1920年去俄国只是为了研究普希金”一样。而且华兹华斯确实向一个朋友承认（尽管带着悲伤、悔恨）：“我在大革命的时候去了巴黎，大概是1792年或者1793年，而且很热心地参加了。”他的革命热情当时一定很高，因为他在法国的朋友全都是立场激进的英国流亡分子，比如罗伯特·瓦特（Robert Watt）、汤姆·韦奇伍德（Tom Wedgwood），还有诗人、小说家海伦·玛丽亚·威廉斯（Helen Maria Williams）。华兹华斯为海伦神魂颠倒，给她写了一首感伤的诗，写的是她掉眼泪的场景。

但这一切都不意味着他从到法国第一天开始，思想就毫无保留。他在漫游巴黎的时候，写下了忧喜参半的感受：

我睁大眼睛，以异国人的耳朵，

倾听小贩的叫卖和演说家的阔论——一片疯狂的喧噪！

还有频作嘘声的派别众人，都眼神炽热，

或三五成群，或成双结伴，或孑然一身……

拥有不容置疑的真理。

在巴士底，我坐在阳光下，看无声的微风逗弄着尘埃。

我从弃物中拾起一块石头，将这文物装入衣兜，

俨然一副狂热分子的气派；

然而，坦率地说，我表现出的情绪多于我的所感，

因为我未能找到我要寻找的东西。

华兹华斯本来约好要跟朋友在奥尔良（Orléans）见面，却没有找到，于是沿着卢瓦尔河（Loire）往下游去了布卢瓦（Blois）。此时，布卢瓦已经变成一座要塞，用来抵抗即将到来的国内外敌人。但真正爆发的战争，是在华兹华斯内心。在布卢瓦，他“成为共和派，我的心献给人民”，但他的忠心却被有生以来最为强烈的情感扰乱了，既包括友情，也包括爱情。他的恋爱经历，纯粹是卢梭小说《新爱洛漪丝》（ La Nouvelle Héloïse ）里的通俗闹剧，一场禁忌的师生恋，只不过卢梭笔下是男老师和女学生，这一次变成了女老师和男学生。华兹华斯的老师名叫安妮特·瓦隆（Annette Vallon），出身于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家庭。她用家族势力保护了这个孤单的英国小伙子，给了华兹华斯渴求的一切感情，还想转化他，让他跟自己家人一道反对革命。而华兹华斯又跟一个年轻的法国军官交上了朋友，军官是佩里戈尔（Périgord）人，名叫米歇尔·波普（Michel Beaupuis），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的友情，把华兹华斯拉向了相反的方向。华兹华斯感叹，波普就是大公无私的爱国主义的象征，因为波普之前放弃了贵族出身和头衔，变成了人人平等的法国新公民，一位自由战士。

波普跟华兹华斯一样，打动他们的主要是人民的现实疾苦，而不是高尚的哲学思想。因此，华兹华斯可能也觉得波普是同道中人。华兹华斯在湖区的住处，见过一些愁眉苦脸、衣衫褴褛的老兵，这些老兵给他的震撼无法用语言表达；以及，他有一次在伦敦街上走，遇见了一个盲乞丐，昂首挺胸：

他靠墙站立，仰起脸庞，

胸前那张纸上写出他的身世，

他从哪里来，他是何人。

华兹华斯在布卢瓦，也恰好跟波普遇上了“自然”教授的一课：

一天，我们偶遇一名饱受饥饿摧残的少女，

她拖着疲惫的脚步，尽力与她的小母牛同行，

她用一根绳子将小牛拴在手臂上，任它舔食着小路上的食物。

只见她那无血色的双手不停地编织，无精打采地打发着孤寂。

看到这景象，波普情绪激动地说：“我们就是为此而战！”华兹华斯也表示同意：

一个吉祥的幽灵在四处游荡，势不可当，

绝除如此赤贫指日可待……

永远取消允许各阶层相互排斥的法规，

废除虚华的仪式，推翻纸醉金迷的权势与暴政——

不管他一人独裁还是寡头政治，

终将看到人民，作为世界的主宰，

积极参与制定自己的法律，让全人类过上更好的日子。

“自由”和“平等”能够完美结合的梦想，想要实现，当然比空喊口号来得困难多了。法国的战争危机越来越深，疑心病代替了欣快病。1792年8月10日，共和制以流血的方式代替了君主制。巴黎市民攻占了路易十六所在的杜伊勒里宫，杀了瑞士卫兵，囚禁了国王。那些对共和国还保留意见的人，以及生来享有特权的人，如今有义务来显示，他们比“纯洁者还要纯洁”了。波普也毫无悬念地，以“公民士兵”的身份死去了，成为千万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之一；而这种理想，天天在巴黎街道上被侵犯。华兹华斯哀悼这位共和主义的朋友，但与此同时，他却当了一名保皇党婴儿的父亲，从而陷入了危险当中。这是一个女孩，12月出生，起名卡洛琳，在巴黎登记的父亲是“公民威廉姆·华德华特”（Citoyen Williame Wordwort，威廉·华兹华斯的化名）。华兹华斯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1793年2月，英国对法国宣战。不列颠与共和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华兹华斯要么留在法国，照顾情人和女儿（此时当局的疑心加重了，她们更需要保护），要么跟其他一些英国流亡者一样，收拾行李，回到英国的多佛尔。这些流亡者当中，就包括之前提到的罗伯特·瓦特。瓦特已经感觉到事情不妙，对法国局势感到疑虑，担心自己可能回不了英国。最后，华兹华斯选择了第二条路，但他还是犹豫了一段时间，对自己说：“我回伦敦是为了给自己效忠的两份事业筹款，一份给英国的革命，一份给反革命的情人和女儿。”然而，他一走就是十年，十年后方才与安妮特和卡洛琳重逢。

华兹华斯走的时候，其他坚定的“自由之友”依然陆续抵达法国，其中很多人是“72圣保罗教堂餐会”的来客。1792年，托马斯·潘恩又出版了《人权》第二部，内容更加激进。英国气氛此时已经十分紧张，第二部一出版，潘恩就成了社会公敌。5月21日，司法部门传唤了潘恩，让他回答一项严厉指控，罪名是煽动性诽谤（seditious libel）。但是，政府很可能最后相信，与其让潘恩在法庭上当个烈士，倒不如前往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法国，这样他造成的损害要小一些。于是，潘恩又得到了充分的机会，逃跑了。8月以来，巴黎已经成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首都。潘恩在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法国人把他当成英雄，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选他为加来国民代表大会（Calaisto the National Convention）代表。而且，尽管潘恩几乎一句法语也不会说，他还成了宪法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富有博爱精神的“英国人俱乐部”（British Club）成立了，全名是“人权之友巴黎分部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Rights of Man Meeting in Paris），聚会地点是巴黎皇家宫殿（Palais-Royal）的小神父广场（Passage des Petits-Pères）。成员除了英国人，还有共和主义的美国人、爱尔兰人。这些人忙着给国民公会写信，表达“不列颠人民”多么渴望摆脱专制主义和贵族统治，争得自身的解放。主要成员有：画家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年轻的商人兼写手托马斯·克里斯蒂（Thomas Christie），苏格兰诗人、退伍兵约翰·奥斯瓦尔德（John Oswald，曾为英国革命训练志愿者），民主派贵族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Lord Edward Fitzgerald，也是退伍兵，策划了爱尔兰革命），海伦·玛利亚·威廉斯跟情人，富商约翰·赫福德·斯通（John Hurford Stone），还有托马斯·潘恩自己。华兹华斯走后刚刚一个星期，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来加入组织了。

自从她写了《男权辩护》，给埃德蒙·伯克突然一击之后，她经历了很多变故。公众看到她发出的批评如此尖刻，很是吃惊，不论是敌是友，都传开了她的名声，叫她“亚马逊女战士”。之前戏弄过卢梭的保守派作家霍勒斯·沃波尔就没有这么客气了，骂她是“穿衬裙的鬣狗”。潘恩和约瑟夫·约翰逊却明白，他们找到了一个强硬的天才辩论家，她不会知难而退，哪怕在危险艰难的时局之下也不会。潘恩甚至在逃离法律追捕之前就在巴黎居住，很可能就是他建议玛丽，写点什么来回答。在自由平等的新时代，妇女会提出的一些问题。潘恩与社会政治哲学家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关系密切。侯爵是法国作家中，极少数能把进步思想扩展到女性社会政治民主领域的一员。

不管动机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人，总之，玛丽抓住了这个机会，发表了她对于妇女问题的看法。她拼命写了六个星期，完成了《女权辩护》。如果她花上六个月，可能会写得更好一些。尽管这本书结构混乱，经常离题，而且内容重复，但这些问题却都没有遮掩或损害书中锋芒毕露的勇气；书中对于两性关系的历史分析，从根本上说也是正确的。书中很多观点，比如：女孩子被强迫塑造成男人喜欢的刻板类型，玩着娃娃，喜欢漂亮衣服的“微缩版风情女人”；放弃了身体与心灵的独立，陷入偶像化的奴役中；书中还批驳了一些错误观念，比如“女性生理条件决定了自己无法严肃思考”；现代的女性主义经常谈论这些，来显示男权世界对女性多么不公平；这些话题已经很平常了。但是，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时代，这些话题堪称惊世骇俗，就连那些觉得自己站在进步自由一边的人，也难免这种看法。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玛丽选了圣人一般的让–雅克·卢梭当作自己的头号敌人。玛丽相信，卢梭重申了一种古老的谬论——两性之间有着生物学的根本差异，用现代看法表达出来，因此成了伤害女性的罪魁祸首。玛丽的想法不是没有理由的。她认为，卢梭的“荒唐故事”简直“不值得蔑视”，而且完全没有一手材料做基础。传统上的无稽之谈——所有的女孩都应该擅长做饭、打扮、闲聊，在卢梭笔下得到了恶劣的延续。卢梭还坚持说，女孩子的教育，就应该围绕着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卢梭还主张，“照教育男性那样来教育女性，她们和我们男性越相像，她们支配我们的力量就会越小”。玛丽对此回应：“这点也正是我的目的。我不希望她们有支配男人的力量，而是希望她们有力量支配自己。”难怪卢梭认为，他的同居伴侣，没有什么文化的泰蕾兹这个“愚人”如此“合乎时宜地恭顺”。既然卢梭不能把泰蕾兹擢升到理性之人的层次，他就下了决心，要把其他女人也都贬低到泰蕾兹的水平。玛丽宣称，女人不应该被人赞美“娇弱”，被困在这种束缚思想的陈词滥调当中，而是应该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男孩女孩在小时候就应该接受同样的教育，这样才能容易地熟悉异性的共同人性，熟悉对方推论的能力，而不是彼此隔离，也不是与父母的家隔离。因为这一点，玛丽也强烈反对寄宿学校。

卢梭另外一个错误，是盲目迷恋“浪漫爱情的传播”，这观念鼓励人们结婚（当这种婚姻不仅仅是财产交易的情况下）并且带有期望，而这种期望注定要落空，因为“如果把爱看成一种兽欲，它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先是这种不可避免的幻灭，紧随其后的，则是背叛、放荡、苦涩。而要好得多的教育方式，则是让女孩子拥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不是成长为大人模样的玩偶，而是成长为真正的伴侣，男人的朋友，用这样的友情来对抗欲望那不可避免的衰退。毕竟，“因为它（友情）是建立在原则之上的，并且是依靠时间巩固起来的，所以是一切感情中最崇高的感情……倘若妇女受的教育比较合理些，倘若她们对事物能有比较全面的看法的话，她们会满意于终身只恋爱一次，并且婚后安静地让热烈的爱情化为友情，化为亲密的体贴，这是避免忧虑的上策”。

但是，玛丽写下这些的同时，也逐渐迷上了约翰逊的常客之一：瑞士画家亨利·福塞利，此人正值中年，非常健谈。最适合福塞利的形容词是“古怪”“奇妙”，他的作品包括了各种新古典主义的历史。有一幅《噩梦》，带有前弗洛伊德时期的风格，画的是肌肤惨白的少女，躺在松软的床上，身体拖到地上，腰上蹲着小恶魔一样的妖怪。这是欧洲民间对睡眠瘫痪症状，俗称“魇住了”一种传统上的描绘。其他的作品，有的画了莎士比亚笔下瑰丽的幻景，比如《麦克白》（ Macbeth ）中的女巫，还有《仲夏夜之梦》（ A Midnight Summer’s Dream ）中演员巴腾（Bottom）的驴头；最重要的还有大量色情油画、素描，画了女人的各种发型，体现的都是不现实的生殖崇拜。1788年，福塞利放弃了单身主义，娶了索菲亚·洛林斯（Sophia Rawlins）。这些幻想，有很多都以索菲亚为模特。福塞利痴迷色情，这爱好在别人看来十分怪诞，而且这痴迷还带有强迫性，经常用露骨的方式表现出来，让他名声很坏。本来，玛丽不可能跟这种人做朋友，因为《女权辩护》专门提到性欲是男女关系腐化的根源，是浪漫主义自我欺骗的根源，能毁坏理性和友谊。但是，玛丽或许认为，福塞利与其说是色情的俘虏，倒不如说是一位超然的分析师。无论如何，不知是因为情急还是因为规则，玛丽向福塞利示好，让自己成了福塞利的亲密伙伴、灵魂伴侣，而不是情人。福塞利似乎一直因为她的坚持而心神不宁，不过，1792年夏，玛丽、福塞利、索菲亚，还有约翰逊（他绝对不是花花公子），这个奇怪的四人组，动身前往法国，准备花六个星期旅游。一行人到了多佛尔，这时，巴黎已经硝烟四起，这场争斗，终结了法国的君主制。听到的新闻，尽是一片血腥的混乱。众人只好打道回府。玛丽因法国的局面变得非常沮丧，冲动之下，她去敲索菲亚的门，向年轻的妻子宣称，玛丽、索菲亚、福塞利应该三人建立一个家庭。索菲亚理所当然大吃一惊。玛丽说：“我向来不会骗人，可以这么说——这个提议，有我对你丈夫真诚的感情做基础，因为我发现，要是不能天天看见他，跟他交流，缺了这种满足感，我就活不下去了！”玛丽并不想把福塞利抢过来做丈夫，这个名分，玛丽很慷慨地让给了索菲亚；但玛丽还是主张，她和福塞利“精神上”必须在一起。索菲亚大惊失色，严禁玛丽再踏进门槛一步，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玛丽大受打击，陷入了困惑与痛苦，决定一个人再去法国。她没有重视风险，说这次旅行是一次浪漫的冒险：“我还是飞来飞去的半老徐娘。在巴黎，我可能真的会找到一个临时丈夫，等到懒惰的心灵再次渴望与旧日朋友依偎在一起，再跟他离婚。”然而，哪怕在平日，她一个人去法国，也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甚至可以说有勇无谋。而现在偏偏又是非常时期。1792年12月初，玛丽终于穿过了英吉利海峡。此时，法国革命已经进入了饱经曲折、疑神疑鬼的阶段。之前，普鲁士入侵法国。雅各宾派领导人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口若悬河，号召各地动员了整个共和国的人力、物力，加上运气的眷顾，终于击退了普军，守住了巴黎。社会十分不安，欢欣与恐怖气氛并存，于是同一群人，今天是英雄，可能明天就成了叛徒。那些对共和国表忠心表得最热烈的人，可能发现，他们热情的事业，被人当成了搞破坏的烟幕弹。巴黎的外国社团，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了。除非他们能表现为热情的激进分子，参与保卫国家，求得解放的战争，比共和主义者还要共和主义，否则极有可能被指控为“第五纵队”——间谍。华兹华斯就是因为遇到这种恐慌气氛而离开的，而玛丽发现，自己来到了这种气氛当中。怀特旅馆的同人，全都力图安慰玛丽。但玛丽操着一口不熟练的法语，与很多人一道发现，她在英格兰做的那些严肃认真的英法翻译，并不足以让她做好穿过巴黎街道的准备。玛丽认识一个女校长，是伦敦人，校长有一个女儿，刚刚结了婚，名叫阿莉娜·费列塔兹（Aline Fillietaz），玛丽就留宿在费列塔兹家。费列塔兹的宅子，在巴黎的玛莱区（Marais）穆勒街（Rue Melée）上。这一片，正好位于巴黎革命最兴盛的地区之一的中心，街上到处有人拿着棍棒长矛，气氛火热；而且，这条街还正好是革命派监狱到刑场经过的一条大路。

于是，不管玛丽的意愿如何，她就近距离观看了一场充满横死，冤冤相报的生活剧。她在巴黎住了几个星期，看见了法庭审判路易十六。国王沉着冷静，不失尊严，让玛丽吃惊不已。事后她给约翰逊写信坦白：“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心里百感交集，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可是，这封信也充满了恐惧。

不，不要微笑，可怜可怜我吧——有一两次，我把目光从纸上移开，就看到椅子对面的玻璃门外，有眼睛向我怒视，有染血的手向我挥舞。我连远处的脚步声都听不见……要是把那只猫带来有多好！——我想看到活物呀！那么多种可怖的死亡，把我的幻想牢牢困住了。我睡了——生平头一遭，我无法熄灭蜡烛！

这不是玛丽期望的革命，也不是玛丽期望的生活。1793年，英法战争爆发。法军在尼德兰被英军打败，多名将军倒戈投降，激发了不可避免的国内冲突，大家都要“把叛徒揪出来”。于是，建立了“革命的”简易程序裁判体制，告发，逮捕，砍头的死亡韵律响了起来。怀特旅馆的团体，跟一些相对保守的共和主义政治家有着最亲密的关系——孔多塞，以及温和的吉伦特派（Girondins），他们很多人投票反对判处路易十六死刑；如今，雅各宾派的革命政府把这些政治家指控成了“伪爱国者”，祖国（patrie）实际上的敌人。推而广之，托马斯·潘恩为首的英国人也受到了深深的怀疑，毕竟他们属于帝国，不论自己是否愿意。

最有名的反对处死国王的一票，确实是潘恩投的。很多人希望对国王从轻发落，实际上让潘恩成了一个仁慈的榜样；之前他说过，自己“共和主义者的信用”无可挑剔。尽管如此，潘恩还是表示，法兰西共和国应该彻底废除死刑，这大概是他不切实际的乐观精神的极致；于是，他口若悬河地雄辩，路易十六“作为个人”（而不是机构），“不值得共和国的关注”，潘恩还说，革命对敌人和朋友都同样欠缺慈悲之心。对雅各宾派而言，潘恩这是变节，而且异常邪恶。乃至于雅各宾派最激进的代言人——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大叫起来，说译员一定把潘恩的话翻译错了。而当潘恩的意见证实之后，马拉决定，既然潘恩是基督教贵格派，按照贵格派宗教原则反对死刑，则应该禁止潘恩投票。

潘恩还是投了票，然而，到了1793年夏，革命政府和恐怖政策体系建立，潘恩发现，无论是在君主制的英国，还是共和制的法国，他都遭到了百般诋毁。这是多么诡异的事！审判国王之后没多久，“英国人俱乐部”就解散了。不过，法国国民公会里那些赞助、支持俱乐部的人遭到了清洗，监禁，审判，处决。这么一来，英国人步他们的后尘，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跟潘恩同在旅馆的朋友之一威廉·约翰逊，对局势感到极度恐慌，在旅馆台阶上企图自杀，先用刀扎了自己的胸，又像演戏一般，从台阶上滚了下来。8月底，英国海军攻占法国东南部港口土伦（Toulon），夺取了海军基地和城市。此后，任何跟英国的关联，都成了致人死命的罪证。潘恩、海伦·玛利亚·威廉斯和俱乐部一些其他成员一道被捕，关进了卢森堡宫，此地原先也是一所王宫。潘恩之所以没有落得上断头台的下场，只是因为一次奇迹般的好运。当时，第二天要处死的犯人，监牢的门上都要画一个标记。潘恩的门当时恰好是敞开的，画标记的人很匆忙，把标记画在了门内侧，于是，后来一关门，这个标记就看不见了。至少，这是潘恩自己的说法。

对玛丽而言，她也经历了同样的精神苦痛：《女权辩护》着力抨击的恶人——让–雅克·卢梭的形象变得到处都是。卢梭曾经提出过“美德共和国”（Republic of Virtue）的概念。如今，“美德共和国”守护神的画像，印到了招贴上、酒杯上、爱国小册子上。之前有过很多妇女俱乐部，强烈要求公民权与各种合法权利。雅各宾派关闭了一切妇女俱乐部，逮捕了负责人。要是她们胆敢张嘴抗议，还会在大街上遭到痛打。女人为祖国应尽的义务，跟卢梭开出的药方完全相同：接受“温柔贤淑”的思想教化，来安慰公民士兵（当时对法军士兵的称呼，因大革命时期主张人人平等，人们互称公民），为祖国儿女哺乳。

玛丽别无选择，只好顺应了敌人的规矩，聊以在恐惧不安中寻到一个避难之所。所谓避难之所，在现实中，就是一个帅气的男人，名叫吉尔伯特·伊姆莱（Gilbert Imlay），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也是个作家。伊姆莱此时正在销售“革命的快乐”，具体来说，就是村落和小城镇的房地产，只有在这里才能播种，收获快乐。伊姆莱的著作《北美西部地形概况》（ Top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Western Territory of North America ，1792）跟他本人一样，拥有多方面的吸引力：游记、土地测量记录、商业性的广告文学。伊姆莱深谙浪漫的威力。玛丽，这个时而生机勃勃，时而深感不安的女人，有某些品质逐渐吸引了他。两个人恋爱了，而且恋爱关系很快变得更加正式。玛丽对外成了“伊姆莱夫人”，有了美国公民的身份，这就保护她免受了针对英国人的敌意和疑心，毕竟，法国人还在跟英王作对，英王的子民在法国当然不会有什么良好待遇。6月，玛丽在巴黎西部郊区纳伊（Neuilly）的一处农舍安顿了下来，照料花园，跟伊姆莱轻声细语地分享当天的双人晚餐。玛丽，这位《女权辩护》的作者，曾经如此坚决地反对浪漫主义热情那欺骗的，富有破坏性的本质，而今，她却陷入了浪漫主义狂热的痛苦。早在8月，玛丽就已经发现，伊姆莱并不想窒息在这么强烈的感情当中。带着她先前鄙视的言情小说里的感情，玛丽给伊姆莱写了一封绝望的哀求信：“是的，我会守规矩的，我也许应该得到快乐；只要你还爱我，我就不会再次坠入痛苦的深渊，这深渊把生活变成了重负，几乎让我无法忍受！”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经在思想上依赖起别人了。

1794年1月，玛丽发现有了身孕。伊姆莱一出差做生意，玛丽就心神不宁，以泪洗面。玛丽越是依赖丈夫，丈夫就消失得更加频繁，丢下玛丽一个人，只是有了婴儿的憧憬，才把她从病态的忧郁拯救了出来。玛丽决定采用现代的孕妇养生法，确保自己的运动量。女儿范妮（Fanny）出生的第二天，玛丽就下了床，把接生婆吓了一大跳。法国传统观念认为产妇生育是不洁净的事，需要举行“净化仪式”，把产妇全身撒上灰烬。玛丽拒绝了这种仪式，而且几乎立刻恢复了锻炼，去乡间走路了。不消说，她也自己给范妮喂奶。只是她曾经写给朋友露丝·巴洛（Ruth Barlow）一封信，坦率地说自己“奶水泛滥”，有时候造成了生活不便。然而，伊姆莱却经常出门，只要他一在家就得病。玛丽得到的这个小生命，让她对法国各地的杀人狂潮产生了新的厌恶。她说：“我一想到革命流了那么多的血，那么多悲苦的眼泪，自己的血液就发冷，自己就觉得恶心。”

后来，雅各宾派恐怖统治遭到了温和派的强烈反弹，温和派联合起来，逮捕处决了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这下，全社会总算有了一点喘息的空间。潘恩等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场磨难，把他们永久改变了。此时，全国各地的旅行也容易了，伊姆莱抓住机会，去诺曼底视察自己的海运生意。玛丽的精神起伏不定，时而在坠入情网的欣快症影响下升到高峰，时而坠入阴郁的谷底想要自杀。这种情况之下，她跟着伊姆莱，带着孩子来到了勒阿弗尔（Le Havre，法国西北部海港），结果发现伊姆莱不止一次渡海去了英国。伊姆莱想要让她冷静下来，从伦敦写信给她，劝她回家。玛丽写道：“对我而言，英国不仅丧失了一切吸引力，还引发我的厌恶。”尽管如此，玛丽还是回到了英国，于是证实了她最大的恐惧。伊姆莱不想真正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而且这时他已经有了新欢。玛丽吞了过量的鸦片酊，想要自杀。伊姆莱虽然大惊失色，却并没有动摇，依然不想恢复两人过去的生活。他反而拟定了一个奇怪的计划，好让玛丽分心。此前伊姆莱有一艘运输银子的船，在挪威丢了，伊姆莱就把玛丽送到挪威，让她去打听这条船的下落。

玛丽一生漂泊不定，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然而最古怪的一个，要数这一次的商业调查员。不过，她还是只带了小范妮跟一个女仆，动身去了北欧，先后走访了瑞典、挪威，想要找到丈夫的运银船。不出所料，并没有找到。玛丽住进了一家海边的小旅店。旅店的房子用圆木修建，漆成红黄两色，俯瞰着暗沉沉的海洋。在这儿，被政治与激情摧残得伤痕累累的她，终于找到了接近“自然恩典”的状态。她在海里游泳；她坐在石头上，沐浴着大风和北国的阳光；她飞快地写个不停。她写了一组“信”，打算作为沉思的笔记出版。她写道，挪威的渔民，才是她一直寻找的“自然之子”，这些人自由奔放，天真无邪，也不需要夸夸其谈的哲学论调，来指导自己的解放事业。

然而，玛丽清醒神智的恢复，只是暂时的。回到伦敦，玛丽又发现伊姆莱虽然不愿跟自己组织家庭，却愿意跟一名女演员——新的情妇成家。1795年10月的一个晚上，玛丽迎着暴风雨出了家门，决心一死。她一开始选定了贝特西（Battersea）桥，又觉得这个地方太显眼，很不舒服，于是花钱雇了一个船夫，请他逆流而上，把自己带到泰晤士河上的普特尼（Putney）桥。玛丽在瓢泼大雨当中来回走了半个小时，让衣服湿到足以沉在水底的程度，然后付了半便士，上了桥，翻过栏杆，一跃而下。之前她给伊姆莱写了一封遗书，说道：“让我的罪孽与我一道长眠吧！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燃烧着烈火的头颅已然冰冷……我渴望着死亡，我会投入泰晤士河，只有这里，才是别人最不可能把我带离死亡的地方！”

然而，玛丽并没有料想到，现代的慈善事业无处不在。此时，英国已经成立了一个“英国溺水者营救会”（Royal Humane Society），由公家出钱，专门奖励渔夫，从河里打捞自杀的人上岸。泰晤士河上到处都是船夫，专等着有人跳河。船夫们尽职尽责地救起了玛丽，把她送到了富勒姆区（Fulham）的酒馆“公爵之首”（Duke’s Head），让她静养身体。玛丽经历这么一场奇耻大辱，痛苦万分。她立刻跟伊姆莱提议，组成一个三角家庭，这样女儿至少认得爸爸是谁。有一阵子，伊姆莱犹豫了，把玛丽带去自己家做客，然后（极有可能）遭到了那女演员的坚决拒绝。

这一年，玛丽37岁。除了孩子，她似乎什么都失掉了：她失掉了解放人类的革命理想，失掉了用友情而不是激情维系的婚姻的信心，失掉了作为真正独立女性生活下去的可能。至于“自然的好生之德”，在她看来，实在是残忍的笑话。玛丽给福塞利写了一封信，想把她写给福塞利的信都要回来。她喊出了自己的伤痛：“只剩下了我一个。我遭受的不公平，直接把我一切萌生的希望都扼杀了。我胸口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心灵沉入了痛苦的猜测之海。我焦急地发问，真实究竟是什么？真实又在哪里？我一直负着血创，却每天挣扎着做工，提醒自己还要尽母亲的义务。”

约翰逊此时也是困苦已久，他帮着玛丽出版了《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794—1795）。以他为首，还有玛丽另外一些朋友，尽可能给玛丽提供了帮助。然而，除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自己的命运，他们还有别的东西，不得不去关注。玛丽跳河的那个星期，至少十万人举行示威，反对首相皮特，反对英法战争，反对“饥荒”。英国有史以来，距离革命，似乎从未如此靠近。

1794年整个春天，英国政府一直在忙着起诉那些作家、出版商、服务商，政府认为他们是煽动文学的幕后黑手。英国中世纪有一个罪名“策划国王死亡罪”，这罪名相对模糊，因此正好为政府所用。政府把这个罪名变成一项法案，规定只要出版物和公众讨论共和概念，甚至讨论男公民选举权，就是现行叛国罪。（一名检察官主张，如果不推翻合法的国体，男公民选举权又怎么能实现呢？）曼彻斯特有一名激进派分子，名叫托马斯·沃克尔（Thomas Walker）。政府有人看到他说了一句话“该死的国王”，就作证控告了他。后来，法庭认为证人喝醉了，作的是伪证，没有采信。但在当时，这种证词，是被非常严肃地当作叛国罪证的。“英国自由”的拥护者——托马斯·厄斯金（Thomas Erskine），几乎为这类案件的所有被告提供了辩护，他的名字值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厄斯金冒着身败名裂、一贫如洗的风险，坚持主张一个原则：单纯的言论或者出版物，若没有证据证明确实有现实的阴谋行动，去犯下“骚乱”（tumult），甚至弑君（regicide）的罪名，则不应视为犯罪；特别是，政府如果扩大了煽动罪、叛国罪的范围，则这种扩大不应该具有追溯效力。1794年5月，伦敦通信协会创始人托马斯·哈代、约翰·塞沃尔、约翰·霍恩·图克，以及伦敦通信协会其他11名成员被捕。也是在5月，规定“未经审判则不得关押”的人身保护权令（habeas corpus）暂停执行。到了下半年，已经有2000人没有正当程序就被抓了。伦敦西北市区的乔克农场区（Chalk Farm）举行了一次大会，宣称不列颠已经“失去了自由”。

塞沃尔、哈代、霍恩·图克等人，都被关进了伦敦塔。中世纪被指控叛国罪的人，就关在这里，这一回大概是为了恢复当时的惯例。哈代的妻子听说丈夫入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害怕他可能会因为“叛国罪”被杀，流产了，不幸去世。塞沃尔被单独关押了五个月，后来又关进了新门（Newgate）监狱的“死洞”（dead hole），这里几乎完全没有光线，也几乎没有空气，条件更加恶劣。10月25日，一行囚犯正式被控“图谋推翻政府，杀害国王”。过了三天，第一个受审的是托马斯·哈代。中央刑事法院外面，早已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检察总长（Attorney-General）、约翰·斯科特爵士（Sir John Scott）花了9个小时，拼命把各种碎片化的旁证编织起来，证实哈代有叛国阴谋，想要废掉国王，将其杀害。爱德华·瑟洛（Edward Thurlow）曾任上议院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他一听，就喊道：“9个小时？那么，看在上帝分上，他根本就没有叛国嘛！”政府方面的指控，确实几乎完全依赖各种法国的对应事物，比如，“公会”这个词的法国含义。

审判到了周末，托马斯·厄斯金做了辩护发言，长度“仅有”7个小时。厄斯金的观点，与之前威廉·戈德温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相似，他坚持说，一切言论（比如，哈代的言论；而且哈代言论极多）必须证明为实际的图谋，要直接杀害国王本人；而仅仅是抱怨国会，或者抱怨君主制的言论，则不应视为犯罪，而应当作为“自由政治辩论”加以保护。如果不知不觉地，把叛国罪的定义加以延展，哈代就会因为既和平又合法的一些行动而被判死刑。针对检察官“不忠”的非难，厄斯金睿智地反击：“我希望，一切法庭上，再也不要听到这样的言辞——为了人民自己的权利而将他们集合到一起，能够导致国王被害；谁能说出这样的话，谁就是国王最可怕的敌人！”这英雄气魄的演讲末尾，他对陪审团嘶哑地说：“我要沉入一片劳累和虚弱中去了！”接着，就真的“沉了下去”，瘫倒在地。陪审团为他的慷慨激昂所震撼，鼓起掌来。最后，哈代无罪释放。他对着法院外面欢呼的人群说：“同胞们，我把感激之情，奉还给你们啦！”众人从被告的马车上将马解下来，拉着马匹通过了河岸街，走过了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沿着蓓尔梅尔街（Pall Mall）一路前行。11月17日，霍恩·图克的案子开庭。12月1日，塞沃尔的案子开庭。早在开庭之前，判决似乎就没有什么悬念了。霍恩·图克小心翼翼，声称自己同其他被起诉的煽动者相比，立场一直比较温和——这话当然是背叛行为，但事实也的确如此。然而，塞沃尔却没有准备好，作为“英国自然权利”（British Rights of Nature）的化身来声辩；于是打算如往常一样滔滔不绝，直到厄斯金让他闭嘴。塞沃尔痛失了这次对子孙后代发表演说的良机，略微不快，于是在1796年写成一本书，出版了。

1794年年末到1795年年初的冬天，苦痛难耐，让皮特政府更加狂热地戒备起来。战争局势恶化了。法军先是占了奥地利尼德兰，又占了莱茵兰（Rhineland），最后打下了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此地的英国老朋友——执政长官威廉五世被废，用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取而代之。庄稼也严重歉收，让小麦价格飙升了75%。与此同时，出口下滑，导致纺织业大量裁员。伦敦居民用暴力做出了回应。居民掀起骚乱，攻入了以蒸汽为动力的大阿尔比恩面粉碾磨厂（Great Albion Flour Mill）。夏天，圣乔治空地（St George’s Field）举行了多次大规模集会。1795年10月28日，伊斯灵顿（Islington）的“哥本哈根之屋”（Copenhagen House）酒馆旁边的空地，又聚集了好几万人。伦敦通信协会认为多达20万，不过其他记录一般都在4万到10万之间。他们是来听一个22岁的爱尔兰小伙子约翰·宾斯（John Binns）的演讲，宣传反战，谴责皮特政府。人们喊的口号是：“和平！面包！不要皮特！打倒乔治！”

第二天，国会召开，乔治三世乘马车去参加。在“林荫街”（the Mall）上，乔治的马车遭到了愤怒的人群袭击。有些人用绉布裹着一块块的面包，大喊：“不要战争，不要饥荒！”到了国会街（Parliament Street），又有很多人向马车扔泥巴，扔石头，砸坏了车窗。路上还有一个飞来的东西，在马车上穿了一个小洞，国王觉得可能是子弹打的。据说，国王来到上议院（House of Lords）之后，结结巴巴地说：“勋爵们，有……有……有人朝我开枪了。”归途，国王经过圣詹姆士宫，一路上民众同样不友好，扔了更多东西，砸坏了更多窗户。到了蓓尔梅尔街，骚动更加厉害，国王不得不下了车，马车也被人们砸了。有一名王家马夫被车轮碾过，轧断了两条大腿，伤势过重而死。国王想要坐私人马车去白金汉宫（Buckingham House），却被人认了出来。毕竟，再也没有第二号人，是乔治三世这副长相了。短兵相接之下，第二辆马车又无法前行。据说有人开了门，想要把国王揪出来。幸好有王家马队前来救驾，才没有落得不可收拾的下场。与国王直接发生肢体接触，当局对这种威胁格外警惕。因为就在去年，传说有一场“气枪阴谋”，刺客打算用改造的气枪朝国王发射一枚毒飞镖。但这很可能是间谍编出来的故事。当时社会上还风传各种谣言，说有别的阴谋，有人要同时在伦敦、都柏林、爱丁堡发动革命政变，把地方官、法官全都关起来，把贵族软禁起来，向国会算总账。

当然，有人袭击国王的御驾，对皮特政府而言，可是天赐的良机。因为事件对皮特政府实在是太有利了，有些激进分子甚至起了疑心，怀疑皮特和内政大臣（Home Secretary）——波特兰公爵可能策划了这起骚乱，尽管皮特和公爵两人的车驾也被袭击得很惨。愤怒的保皇派到处演讲，忠于王室的热情有如怒涛一般高涨。12月，皮特紧紧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两个议案，要求对全国实施更有效的保护和监管。第一个议案，让50人以上的集会一律变成非法集会；与会者如接到命令解散而拒绝解散，则可能被控死罪。第二个议案，进一步扩大了煽动罪的范围，禁止鼓吹改变政府，除了国会法案要求之外。换句话说：不准出小册子，不准请愿，不准集会，不准改革。华兹华斯1793年回到英国，之后发表了一篇猛烈抨击等级制的文章，形式上是一封写给兰达夫主教（Bishop of Llandaff）的信，观点属于潘恩一派。如今，他却不得不三缄其口了。托马斯·比威克此时在英格兰东北部的纽卡斯尔。他本来不是潘恩一派主张革命的民主人士，如今却愤怒得咬牙切齿。后来比威克回忆说，当时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时期，“无赖和无赖的教唆犯似乎统治了整个国家，而且逢迎权贵到了这样的地步——我认为，皮特先生倘若提议制定一部法律，将所有狮子鼻的人流放，60岁以上的人一概绞死，这些人……也会作为睿智思想、明智举措而大肆宣传的”。

于是，政治宣传，黑帮恐吓，忠心的爱国志愿民兵，言论审查，政治间谍，无证逮捕——这一切混合起来，毫无悬念地阻止了高涨的民主主义势头。威廉·戈德温等批评家、改革家，之前曾经在叛国案审理当中，对被告施以援手，如今也不得不放弃了直接的政治行动，转而思考乌托邦社会，逃离公众的狂热。无论如何，对于一切想要让政府去“改进社会”的提议，戈德温现在都不相信了。他的小册子《政治正义论》（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1793）正合那些幻灭者的需求，因为主要观点是，对于理性的个人而言，义务只有一项：实现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任何机构，只要妨碍这一目的，都必须废除；所以不要宗教，不要政府体系，不要刑事法律（戈德温相信，社会如果自己产生犯罪，自己再惩罚犯罪，就是伪善的表现）；也不要系统的教育，不要除了满足个人需求之外的财富积累，特别是不要婚姻，因为激情一闪即逝，婚姻制度却让夫妻作了激情的俘虏。

最后一种观点，可能就是戈德温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唯一的共识。当初，约翰逊举行餐会的时候，戈德温记得玛丽也在场，他想听潘恩演讲，但玛丽总是说个不停，对她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然而，戈德温看到玛丽在北欧写的信之后，说了一句：“世上如果哪一本书的目的，是专门让一个男人爱上作者，那依我看来，应该就是这本书了。”戈德温先生五短身材，性格严肃，一身学究气，理性得简直不是人类。他与爱情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太近。却有不少女人——女演员和女作家，他称作“美人”的，向他示好，其中一些人的浪漫热情还很高涨。然而，最终是玛丽融化了他冰冷的心。而他，也反过来让玛丽变得更加多思、沉静了。玛丽和伊姆莱相处多年，备受磨难。在她加诸自身的一切痛苦过后，戈德温那冷静与笨拙的混合，大概是特别能打动人的。戈德温对她的情感越发坚实起来，玛丽也因此越发自由舒展。那个曾经公开怀疑性爱的女人，如今却唤起戈德温的热情，平复了他“背离信念”的不安，找到了奔放的快意。她写信给戈德温：“昨夜的欢情，如果对你的健康、对我的气色有同样的作用，你就没有理由为自己‘决心’的失败而叹惋。因为就在我今天早上整理头发的时候，看到了生命的火焰，奔涌在我全身；火焰如此旺盛，是我平生少见的——那是多么温情的回忆，唤起的幸运的潮红！”

玛丽又怀孕了。1797年3月，威廉·戈德温，这个坚决反对婚姻、教堂的人，与“伊姆莱夫人”在伦敦圣潘克拉斯教堂（St Pancras Church）举行了婚礼。她第一次结婚，被认为只是共和主义公民的权宜之计，因此没有约束力。玛丽很高兴，因为自己并没有“承诺服从丈夫，以此阻塞自己的灵魂”。两人公开宣称，不会一直住在一起，而是继续尊重对方的独立，尊重对方同异性的交往，有时候搬到一起住，但各自都有房子。这种宣告在当时非常大胆。可是，随着玛丽身体越发沉重，戈德温发现自己说不清道不明地喜欢上了家庭生活，喜欢陪在玛丽身边。这种陪伴，完全发展成了亲密的、夫妻之间的友情。这恰好是玛丽先前为“婚后持续的幸福”开出的药方，尽管她先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类似的生活。

而这，让一切的结局，哀伤得难以承受。8月30日，玛丽的预产期到了，她请来一名本地接生婆。玛丽又一次顺利生下了一名女婴，就是将来《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的作者玛丽·雪莱。然而，孩子出生之后，胎盘却没有能随之从产道中娩出，说明将来可能会血崩。家人立刻从威斯敏斯特医院请来一位医生。医生尽了全力，可胎盘还是裂成了碎片。玛丽流血不止，痛苦万分。

血终于止住了。玛丽用惊人的毅力告诉戈德温，要是没有下决心与戈德温分享生活，她绝对活不下来。第二天，玛丽感觉好多了，她最看重的老师约瑟夫·约翰逊也来看她，玛丽很高兴。第三天，她情况似乎有了进一步好转，戈德温觉得，没有什么大碍，自己可以外出散步了。而等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玛丽浑身颤抖，抽搐不停，很明显发着高烧。这一病，她就再也没有好起来。过了一个星期，1797年9月10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因为血崩，死了。

那年她38岁。戈德温，这个超级理性的人，悲痛得几近疯癫。他写给朋友的信中说：“现在，我的妻子过世了……我绝对相信，世界上不会有像她一样的人了。亲身体验让我知道，我们诞生，就是为了让对方幸福。我对今后是否还能遇到幸福，已不抱一丝希望。”有一句话，可以成为她最合适，也最奇怪的墓志铭：她，承载了一个男人的幸福，这个男人曾经向婚姻宣战。思想家戈德温通过玛丽学会了感情。“感情动物”玛丽也通过戈德温，恢复了思考的力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名正言顺地被后人奉为现代女权主义的创始人，因为，她发出了明晰而有力的宣言——女人一切的自然本质，是不能与生物性混淆的。而自然本质和生物性，却把她杀害了。

1797年10月17日，奥地利帝国咬着牙，在卡波福米奥（Campo Formio）同这路远征军的首领，一个28岁的科西嘉人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签订了和平协议。几年之前，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至少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没有人听说过。拿破仑没有等到督政府的内政官员批准，就做出了这一举动。但是，大部分意大利地区（包括一些较大的城市，经济繁荣的地区）已经被法国控制，或者受法国影响，因此，想让督政府的各位督政官否认自己的军事才能，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奥战争结束，使得法国能够重新调动大批军队，登上另外一个战争舞台，去对付最后一个敌人。不到一个月，就有10万法军，驻扎在法国鲁昂市（Rouen）和英吉利海峡海岸之间。鲁昂曾经是征服者威廉的王城。英国的皮特政府，很清楚这支大军有什么目的。忽然，世界似乎变得更加危险了。

英法战争1793年爆发以来，英国议会一直坚信，法国的革命政府既然源于革命，对外战争就必然失败。法军不过是乌合之众拼凑出来的，只要爆发过自我欺骗的激情力量，就会土崩瓦解。恐怖时期，法国很多将军被自己人斩首了，如果这些将军大意到连这种战争都输掉，那就进一步证实了这个预言。可是，拿破仑却以闪电般的速度，彻底征服了意大利，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此外，法国还加紧控制了从尼德兰到莱茵兰的一大片土地，甚至威胁到了瑞士各州。这个“强盗国家”似乎做到了别人想不到的，而且真正创造了一架可怕的战争机器。法军并没有一哄而散。法国造出的大炮似乎越来越多了，而且显然很清楚，要怎样才能把征服所得变成有效的军事物资，一边扩张，一边席卷大量金钱、战马、马车、应征来的士兵。这时候，英国那个著名漫画家詹姆士·吉尔雷又画起了讽刺漫画，把这个拿破仑·波拿巴丑化成一个稻草人，瘦骨嶙峋，特大号的帽子上插着羽毛。但是，首相威廉·皮特，还有智慧过人、精力充沛的战争部大臣，苏格兰人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却知道，拿破仑并不是一个笑话。潘恩也相信，拿破仑就是人民期待已久的“英国解放者”（Liberator of Britain），催促拿破仑准备1000艘炮艇的庞大舰队，费尽口舌，要说服将来的法国皇帝，只要法国一入侵英国，英国就会爆发大规模暴动，因为“广大人民都是自由的朋友”。一开始，拿破仑多少认同了潘恩，乃至封他为英国革命政府（English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的领袖，只要命令一下，入侵的海军就会出发，潘恩会随军同行。可是，命令始终没有下。拿破仑为了对付英国在亚洲的势力，把目光转向了埃及。

不过，此刻英国政府最关心的，倒不是潘恩能够杀回来。早在拿破仑在意大利的胜仗规模被世人所知以前，1797年春，出了一件事，着实让人有天翻地覆的感觉：英国王家海军发生了哗变。朴次茅斯（Portsmouth）海港之外，索伦特（Solent）海峡的斯皮特海德（Spithead）海军基地，是第一处哗变的所在；然后泰晤士河口的诺尔（Nore）岛也出事了。哗变的水兵，一度封锁了泰晤士河。水兵要求发放军饷，并将一些军官撤职，不算什么无法无天的主张。可是，当时流行一个说法，海军全体官兵114 000人，有三分之一是爱尔兰人。而且，既然此前的爱尔兰已经变成了革命的策源地，也成了暴露的法国特务活动的基地。这些哗变，突然就有了阴谋色彩。其实，所谓“三分之一爱尔兰人”只是谣传。爱尔兰水兵最多不过15 000人，大都是抓来的壮丁。可就算这么多人，也足够把各位海军大臣吓得够呛，因为他们去年刚刚遭遇了一次险情，差一点儿没了命。当时，英国科克郡（County Cork）西南角的班特里湾（Bantry Bay），开来了43艘法国军舰，有15 000士兵，想在海湾登陆。统帅是路易–拉扎尔·奥什（Louis-Lazare Hoche）将军，当时人称世上最可怕的将军；还有爱尔兰共和主义者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托恩（Theobald Wolfe Tone）。结果，因为天气恶劣，登陆失败了。

爱尔兰一直以来，都是英国摇摆不定的后门。奥什如果成功登陆，立刻能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当时法军和驻守的英军数目是6∶1。沃尔夫·托恩向巴黎督政官做了正确的通报：一个当时如此脆弱的国家，军事上的防御却相当骄傲自满，很不充分。驻扎此地的常备军可能只有13 000人左右，战时还能有60 000民兵增援。就连这些守军的数目，也是当初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志愿者运动的产物；自从那时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爱尔兰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剧变。

而且，如果是向坏的一面转变，也大部分要归咎于皮特自己对情况处置不当；皮特拒绝按照自己的智慧本能采取行动。1782年，爱尔兰议会成立以来，就有一个充满精力、能言善辩的政治阶层（既有新教教徒也有天主教教徒），能够传播声音，强烈反对都柏林城堡当政者的新教寡头政治，英国在美国殖民地，曾经征税，但不给殖民者代表权。反对者提出一句口号——无代表，不纳税，掀起了暴动，在波士顿造成了流血事件。而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教训似乎比波士顿更加合适。舆论要求政治权力适当下放，并改革选举制，特别是授予占有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以选举权。这项运动的领导人是一名律师，名叫亨利·格拉顿（Henry Grattan）。他虽然能言善辩，但并不主张发动革命，脱离英国。他认为，爱尔兰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权利，就会对英国更加忠心，而不是更加离心离德。他还希望，乔治三世在管理爱尔兰的问题上能够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皮特第一个想法是爱尔兰天主教教徒原本较为保守，可以加以利用，让爱尔兰改革运动同英国联系更为紧密；还要确保爱尔兰天主教教徒，不会跟那些不尊国教的宗教异议分子勾结起来，特别是在贝尔法斯特。异议分子对革命的同情实在太明显了，特别是巴士底狱陷落一周年的时候，他们欣喜万分，大肆庆祝。但是，天主教势力和英国政府搞好关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天主教教徒必须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 ，或者最起码也要废除天主教徒在法律和民事权利上的禁令，允许他们参加投票，允许当官。

18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场苦痛的戏剧，在接下来两个世纪中不断上演。因为新教徒此时占有优势地位，他们惧怕英国政府会取消自己的地位，可能做出激烈的反应。新教徒的领袖抓住机会，运用了法国大革命传播的社会恐慌；而且，武装民兵发起很多暴动，为恐慌提供了事实基础。例如，天主教的“护教派”（Defenders）和新教的“黎明小伙”（Peep o’ Day Boys），在爱尔兰的乡镇地区闹事；于是领袖们就试图以此说服皮特，此时对自由主义要严厉处置。1795年，辉格党人费茨威廉伯爵（Earl Fitzwilliam）当上了爱尔兰总督。他采取的措施太过激进，皮特觉得很过分。伯爵断然解雇了都柏林城堡许多高官，而且宣扬自己的计划，说要将天主教教徒全面解放，给他们与新教教徒平等的权利。结果，伯爵只当了七个星期的总督，就被召回了。

不论费茨威廉伯爵的策略如何笨拙，他的下台都是一个悲剧，成了一个转折点。当初在1791年，爱尔兰人为了争取自己权益，成立了一个“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成员不光有天主教教徒，还有很多新教教徒。联合会本来认为，只要一直与英国政府合作，就能实现最基本的公平和改革事业。然而，这次伯爵一下台，最后一点和平改革的希望也破灭了。从此，爱尔兰的政治急转直下，陷入了宗派斗争、恐怖、战火的泥潭。战争局势越来越恶劣，于是，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爱尔兰与法国究竟有什么冲突？”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有一位表亲，名叫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他和阿瑟·奥康纳（Arthur O’Connor）等一些年轻的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已经在巴黎呼吁法国和爱尔兰建立联系，这联系可以追溯到1689年。他们想说服法国当局将革命的“解放”政策施与爱尔兰，帮助爱尔兰解放。但是，天主教委员会（Catholic Committee）的新教书记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之前是拥护宪法的主流改革家，后来却发生了转变，成了铁杆的民族主义者，坚持共和主义，而且打算穿上法国将军的军装。这就预示着，这些爱尔兰政治家已经准备越过禁忌的底线，实现爱尔兰全国自治的梦想了。就在不久之前，托恩还抱着希望，想要跟英国政府合作，逐渐达成自治。可是，政府强行解散“爱尔兰人联合会”之后（强行让成员并入英国，与苏格兰、英格兰的革命派激进分子取得联系），特别是召回费茨威廉之后，托恩的公开演讲，就把“英格兰”说成了压迫者、征服者。

欧洲各国的军事情况越发恶化了，而且都柏林城堡当政者又清楚，爱尔兰的资源有限，因此只得与新教民兵组织合作，例如1795年建立的橙带党（Orange Order），以对抗那些“护教派”的势力，从而立刻激化了矛盾。1798年年初，爱尔兰现代史的悲剧图景，就开始展现了：冲突不断，双方游击队互相烧杀抢掠，此时不列颠正在努力关上自己的后门，不让法国敌人入侵。

法军驻扎在诺曼底海岸的同时，爱尔兰已经把间谍派到了英格兰、苏格兰，探听这两个地方一旦发生外敌入侵，有多大可能发生暴动。间谍们带回的消息非常悲观，而对于爱尔兰本土的起义则乐观得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双方一直在玩“您先请”的游戏。18世纪上半叶，苏格兰的詹姆士二世党人曾经用过这种灾难性的策略，这时，历史似乎又重演了：法国等待爱尔兰起义的迹象，爱尔兰人联合会却在等待法军远征的消息。最后，1798年春，爱尔兰人首先发难，攻打都柏林城堡，让东南部大多数参加了起义。然而，北爱尔兰，旧称阿尔斯特（Ulster）的地方，是成功的关键，而这一片地方却毫无动静，令人有不祥的预感。冲突双方，烧杀抢掠都成了惯例。6月21日，英军在醋山（Vinegar Hill）大败爱尔兰起义军。当时的爱尔兰新总督，名叫华利（Cornwallis），年事已高却精神矍铄。他职业生涯最后一番成功的事业，也是最血腥的事业，就是收拾大英帝国造成的一片狼藉。

法国的援军的确来了，但来得实在太晚，而且登陆地点是西北部梅奥郡（Mayo）的基拉拉村（Killala），而冲突的焦点则是爱尔兰东部的伦斯特（Leinster）与西南部的芒斯特省（Munster），所以法军简直没有办法离战场更远了。不过，位于爱尔兰西部的康诺特省（Connacht）的确贫穷落后，民众非常不满，而且这里居民大部分是天主教教徒。康诺特省的农村、乡镇，“护教派”的势力很大，而且还有一支临时拼凑的军队，首领是一些教师、农场主、牧师，武器则是长矛和干草叉。康诺特的民兵与法军联合了起来。英军和支持英军的自耕农在重新部署之前，爱尔兰起义军已经在卡斯尔巴（Castlebar）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兵员和物资很快就供应不上了，投降在所难免。更糟糕的是，托恩搭乘法军一支小舰队，勉强通过了英军在法国西部港市布莱斯特布下的封锁线，最后在爱尔兰西北部多内加尔郡被英军俘获。托恩遭到审判，以叛国罪处以绞刑，在监狱里自杀了。

法国在1798年吞并了大量领土，因此有人将欧洲军事你争我夺的1798年，直白地称为“法国年”。然而，这个称呼，并没有记录下这一年苦难的巨大规模。至少有3万爱尔兰人惨遭杀害；这个原先经济政治都很有活力的地方，如今变得像停尸房一般阴森恐怖，充满了外敌入侵，政治迫害，宗派仇杀；只有一件事还不算太坏：直接的军事威胁过去之后，当局很明智地给一些起义分子减了刑。1801年，爱尔兰获得自由的梦想，被不列颠吞并爱尔兰的冷酷事实，决定性地取代了。米字旗上最后的一画也宣告完成。英国后来认为都柏林议会是麻烦的根源，解散了议会，让爱尔兰议员们坐到了威斯敏斯特宫里面。然而，这一行动却完全不是平等交易。爱尔兰各自治市的数目，以及爱尔兰国会代表的数目，都遭到了大幅削减。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吞并苏格兰的时候，苏格兰的债务是一起并入英国而取消的；而这一次，爱尔兰的债务却依然是独立债务，形式换成了对爱尔兰人民的征税，从而让他们背上了沉重负担。爱尔兰独立运动领导人，那位律师亨利·格拉顿，目睹了惨剧的全过程。他愤怒地宣称，这一联盟“将天主教排除在国会、国家政权之外，因此并不代表人民，也不是两个国家所承认的结果；而只是一国议会将另一国议会吞并而已。第一国，也就是英格兰，依然保有全部的席位；而另一国爱尔兰，却在吞并中被削减了三分之二。这个国家的感情，不是得到了承认，而是遭到了疏离”。诚哉斯言。

不过，1798年并不仅仅是“法国年”，也是“英国年”。因为，法军在爱尔兰登陆的时候，有些人最为信任“人类大同，四海一家”的观念，他们在哲学上认为，到了爱尔兰就是回家了。有很多“和平之友”主张，所谓“皮特战争”是压制自由的拙劣借口，当局以此为托词，来打击言论自由，关闭抗议途径，让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有一次，约瑟夫·约翰逊和潘恩的出版人J. S. 乔丹（J. S. Jordan）被起诉了，当局指控二人出版了攻击兰达夫主教的书籍。当时，约翰逊大概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有很多人对拿破仑和督政府控制的法国，看法也几乎同样消极。他们认为，对于那些去过法国，听说过法国局势的人来说，法国也不过是一个有产阶级控制的暴君国家。当强大的“英格兰大军”在英吉利海峡这一边一字摆开，提防法国的时候，这些人也开始承认，伯克在《反思》中提出的公理的确有说服力——他主张，世界大同主义，有些“不合自然”的地方；他主张，如果能将情感进行公平分配，就可以证实，这些世界主义的一厢情愿有多么浅薄。他说过，自然就是“特殊性”和“地方性”。他说：“依恋我们的邻居，爱我们在社会上的小团体，是公共感情的首要规则，也是最宝贵的东西。这是链条的第一环，我们就是依靠这一环，实现爱国、爱人类的。”换句话说，除了通过爱国主义，没有其他路径，能够实现人道主义。

无论如何，26岁的年轻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火热的心和强力的头脑，萌生的也肯定是这种感情。1798年春，柯勒律治出版了一本诗集，收录了三首长诗。这三首诗既反映了他对法国的幻灭，也反映了他对英国命运的关切。这本书是约瑟夫·约翰逊出版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自然倡导者”的前进方向已经变了。在剑桥求学以及后来的日子，柯勒律治，就像跟他同一代人中的很多人，坚信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让人类按照自然法则生活。三首诗的第一首，《孤独的恐惧》（ Fears in Solitude ）创作的时候，正是英国最恐惧拿破仑入侵的时候，所幸拿破仑后来没有入侵英国，而是远征埃及，从后方去对付英国的印度殖民地了。《孤独的恐惧》是关于苦痛与欢喜的冲突的一首杰作。当时，战争拖延很久，变得常态化，柯勒律治为此十分难过：

我们亲自下令，让成千上万的生命，径直去奔赴死亡！

男孩子、女孩子，以及女人们，见到有孩子拽掉昆虫的腿，都会痛苦呻吟；

而今，他们吃早餐的时候，却会把战争的消息，当成最佳的娱乐！

但他也逐渐承认，法军侵略成性，因此英国大概只有把战争打下去，别无选择。他的诗歌也升华成了爱国主义的挽歌：

啊，土生土长的不列颠！啊，岛国，我的母亲！

你对我的意义，除了亲切与神圣，还有什么呢？

从你的湖泊、山峦，你的云霞，寂静的山谷，岩石与海洋，

我吸取了一切智慧的生命，一切温柔的情感，一切高尚的神思……

圣洁美丽的岛国啊！你是我唯一的，也是最雄伟的神殿……

对祖国的热爱之后，是对侵略者伪善的谴责。《法兰西：一曲颂歌》（ France: An Ode ）的第二诗节，悲痛地回顾了1789年的狂热：

法兰西暴怒了，伸展开巨大的肢体，发下的誓言，能击毁天空、海洋和大地；

说着“我要自由”，她强壮的脚踏了下去，请看吧，我那时怀着怎样的希望和恐惧！

柯勒律治只有16岁的时候，在基督医学院（Christ’s Hospital）上学，当时他立场很激进，也的确写过诗，赞颂巴士底狱被攻陷。直到10年之后，他思想才开始有了转变。后来，柯勒律治上了剑桥大学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 Cambridge），依然不断惹麻烦，声名狼藉。当时，“唯一神教派”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威廉·法恩德（William Frend），在大学任教，因为攻击教会和“煽动性”思想，校方要采取措施开除法恩德。法恩德的支持者当中，柯勒律治是最积极的一个。不过，柯勒律治放荡不羁的个性，让他用假名，短暂地参加了第15龙骑兵团（15th Dragoons），当了骑兵。后来，他因为在政治与社会上都坚持理想主义，外加让马鞍磨出了伤口，令人尴尬，终于又脱下了军服。把他开除的军官说他“真是发了疯”。（柯勒律治一直演技高超。）他又打算重游彭南特的不列颠——凯尔特观光路线，这是民主派必须经历的夏日徒步旅游项目。路上，他在牛津遇到了同样热情高涨的年轻学生——理查德·骚塞（Richard Southey）。两个理想主义者计划在美洲建立一个乌托邦社会，一个“大同世界”（Pantisocracy）。这个社会里，男人也必须打扫屋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如果地下有知，想必会很高兴。柯勒律治原定在美国纽约州的“萨斯奎哈纳河”（Susquehanna river）岸边建立这个乌托邦，然而他距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只是英国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1795—1796年，他在布里斯托尔住了10个月，教授公开课，还编辑自己的报纸《守望者》（ The Watchman ）。这个阶段，柯勒律治妙笔生花，对皮特首相和英国政府百般谴责，说首相是“妖魔”，首相的演讲是“用谜团包装的卑鄙，如同云雾笼罩着粪堆”。他参加了向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致敬而举行的宴会，去看了霍恩·图克、塞沃尔的审判，还跟“逍遥学派”塞沃尔交上了朋友，虽说柯勒律治看不惯塞沃尔坚持的无神论。最重要的是，这个退伍骑兵的课程和文章，都浸透了对英法战争的仇恨，说这场战争是权贵强加给穷人、不幸者的痛苦，而穷人、不幸者只得付出税款和鲜血为战争买单。

1798年，柯勒律治的论调忽然剧变。《守望者》不出意外地关门了，主编评论道：“我已经折断了吱呀作响的煽动的小喇叭，将喇叭的碎片挂在了赎罪室里。”因为这一年，法军消灭了瑞士各州的独立联邦（Confederation of Swiss Cantons），这样一来，不言自明：此时在威胁别国的法国，已经不再是解放者，而是军事侵略者，与其他侵略者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被推翻的瑞士政权，并不只是一个寻常的陈腐政权。1790年，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者在庆祝巴士底狱陷落之后，一直徒步到了瑞士。在他们看来，瑞士乃是自由的圣殿，最卓越的所在；自然的要塞保护了质朴、纯洁、自由的瑞士人民。卢梭自己就是在勃朗峰的影子当中出生的；瑞士的民间人物，神箭手威廉·退尔（William Tell），在当代被重新发现，作为蔑视暴君的经典英雄受到传颂；英国的罗宾汉（Robin Hood）也享受了同样待遇。当年，瑞士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曾在吕特利（Rütli）牧场上立下誓言，团结瑞士各州，一致对抗奥地利统治者。这幅场景，让画家亨利·福塞利变成了永恒。如今，法国侵犯了神圣的瑞士，撕下了假面具，变成了卑劣的压迫者。更可憎的是，他们还依然披着三色旗，伪善地鼓吹人权。柯勒律治因法国背叛自由主义而大怒，向他们倾泻了诅咒：

法兰西啊！你这肮脏的天堂，不伦、盲目的东西，

只有在恶毒的伟业中，才高举爱国的荣耀！

人类的冠军啊，这些是你的自吹自擂吗？

诱惑、背叛，抢掠自由民，用赃物来侮辱自由的圣殿？

柯勒律治对法国革命幻灭，但并没有走上反对革命的路。当时的社会，虽然有很多同情不幸者的声音，但这些声音要么故作姿态，只在意辩论技巧，要么故作愤怒，煽动闹事，让普通人去当炮灰。柯勒律治既要维持“社会情感”，又不能受这些不良倾向影响，因此处境很为难。他把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写在了一首诗当中，这首诗是一套组诗的第三首，也是最后一首，让约翰逊出版了——午夜霜（ Frost at Midnight ）。柯勒律治看着自己襁褓中的儿子，想象他远离城市的喧嚣，自由自在的样子：

可是，我的孩子！你本应如清风一般，

漫游在湖畔，在岸边的沙粒上，头上是古老山峰的断壁与朵朵白云。

自然会起到抚慰人心、教化民智的作用，然而，自然的“首席指导”，不应是卢梭，而是上帝。人倘若能用应有的诚实和严肃去看待自然，自然就确实有转化一切众生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并非是“可以让人起草政治计划”。如今，同自然质朴环境中应有的领悟相比，宪法与革命，无关紧要到了荒唐的程度。选票绝不能使人快乐。二月的雪花、云雀飞行的轨迹，婴儿爬行的喃喃自语，才有如此的魔力。

不消说，柯勒律治这些思想，绝不是在布里斯托尔忙乱的海港出现的。他在萨默塞特郡（Somerset）北部，内瑟斯托威村（Nether Stowey）找了一间农舍住下。先前，他曾经旅游来到这个村子，遇到了一个皮匠托马斯·普尔（Thomas Poole），热情的民主派分子。柯勒律治认为，普尔就是自己心目中“诚实纯朴”的代表。普尔帮柯勒律治找了这所房子，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柯勒律治一旦住到这里，就能走路去见华兹华斯，因为他觉得走上40英里不算什么。此时，华兹华斯跟妹妹多萝西（Dorothy）住在多塞特郡（Dorset）雷斯唐（Racedown）农庄。自从华兹华斯从法国回来，他在妹妹的鼓励之下，也不再论述抽象的“人类”，而是更加活跃地关心个人的疾苦，这些人往往是被社会遗弃的人：瘸腿的老兵、流浪的乞丐、破衣烂衫的流浪儿、孤儿、穷困的劳工等。多萝西这样描述英国西南部的“贫苦农民”：因赤贫而甚为痛苦，农舍用木材和黏土建成，几乎可以说，是些不成形的东西；这些人的生活，同野人可能的生活相比，实在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后来，华兹华斯搬到阿尔福克斯登（Alfoxden），离柯勒律治家更近了。1797年下半年到1798年春天，两个人计划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事业就是出版一本二人作品合集，使用英格兰西部诸郡工人、农夫的质朴语言，绝不含有一点“田园诗传统的装饰幻想”。这种“歌词性的叙事歌谣”，描述的事物一点也不美丽。面对残缺的尸体、毁坏的小屋，这些作品用清醒的眼光注视，用敞开的心扉关注。这些作品往往听起来很粗野，韵律也很沉重，就仿佛穿着平头钉子的靴子，走在客厅地板上的声音。但是，忠于“自然的至高力量”，首先意味着，不把这种力量看作书本上的理论，更不是政治标语；而是要将它作为一种物理的现实，在其中生存。这，就是这些诗人的革命。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二人一些最杰出、最有同情心的作品，就是这次合作的产物。跟随着《康伯兰的老乞丐》（ The Old Cumberland Beggar ）从这座房子走到那座房子，步履沉重的路径，华兹华斯精确地关注了社会底层的人，这些人，权贵本来认为是最不足挂齿的：

但不要以为这老人无用！政治家们，你们拥有智慧，却如此不安，

你们手中紧紧抓着扫帚，想要扫尽世上一切讨厌之物……

为什么？因为这名乞丐在他多次“拜访”的过程中，用一种同情的“共同行为”，将男男女女联系了起来，让他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一个村庄。而且，他还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

这老人从一扇门爬到另一扇，村民们看到，他心中有一份档案，

将过去的种种慈善义举和职责编起，而它们在别处早已被人忘记……

在农场、孤立的小屋，星星点点散布的村庄之间，老乞丐到处轮转的所在，

有一点必要，要采用强求的方法，来促成爱的行动……

华兹华斯尽管可能还没有坦白，但他显然已经越来越喜欢慈善的个人行动，喜欢程度更甚于政策的集体行动；他的一种基督教的看法也开始萌芽，认为个人、面对面的接触十分重要，这种接触往往发生在偏远的乡村；他还逐渐意识到，传统有一种非强制的力量。这一切，都让他更接近伯克，而不是潘恩。不过，有些当地居民就很困惑，因为这些诗人与地位低下的人打得火热，尤其是柯勒律治决定为了表达他的社会同情心而穿起了萨默塞特郡的村民衣服。这些不一般的特征，看起来就古怪到了危险的地步。有谣言说，这些绅士彼此之间说法语。或许，在国难当头的这一年，奎恩托克山（Quantocks）果真在孕育某种阴谋？而约翰·塞沃尔来看华兹华斯，是按照崇尚自然的习惯，从伦敦步行150英里来拜访的，这就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当初，塞沃尔被控叛国罪，无罪释放之后，尽管有不少间谍如蛆附骨，他还是当了地方激进派圈子的“明星讲师”。光是1796年，他就讲了22堂课，足迹从德比郡一直延伸到诺威克（Norwich）。后来，塞沃尔发现，正是因为自己，这些奎恩托克山的诗人才惹来了闲话，于是决定动身前往别处，把间谍们都引开。塞沃尔相信：尽管就无神论的问题，同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有过激烈争论，但三人的思想还是类似的。可惜啊！对方却并没有像他这样想。

有很多人慕名而来，造访内瑟斯托威村和阿尔福克斯登。其中敬畏之心最强的，莫过于一个19岁的小伙子——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哈兹里特父亲是爱尔兰人，在什罗浦郡（Shropshire）当“唯一神教派”牧师。他本人则是油画画家，看上去傻乎乎的，大睁着渴望的眼睛。在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两人看来，哈兹里特性格极度腼腆，而且还略为古怪，是个呆头呆脑的异类，只能当作笑料。但他的举止却一点没有预示，他将来会成为英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散文家。1798年1月，哈兹里特在冰冻的泥沼当中走了10英里来到什鲁斯伯里市，专门听柯勒律治发表振聋发聩的“唯一神教派”布道演说。他后来非常兴奋地回忆道：“我浑身麻木，说不出话，感到绝望，好像路边被人碾过的虫子一般，鲜血直流，毫无生气。”柯勒律治张开嘴，声音“仿佛提纯过的香水蒸气”一般响起的一刻，哈兹里特就整个儿被带走了：柯勒律治身材高大，头发又长又黑，随风飘舞，嘴唇饱满，这形象，让哈兹里特想起了《新约全书》里的先知圣约翰（St John），在旷野中呼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吃的食物是蝗虫蜂蜜”。

就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伟大的先知”竟然登门拜访了哈兹里特的父亲，来商量教会的事情。小伙子威廉，一如既往坐着，眼睛盯着地板，沉默不语；只有在说到某个话题，他碰巧抱有强烈感情，而且觉得柯勒律治会有同感（柯勒律治确实有同感）的时候，才会突然迸发出一些言辞。这些话题包括：伯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威廉·戈德温。桌子上摆着威尔士羊腰肉，还有一盘大头菜。哈兹里特能跟柯勒律治对话，感到莫大的欢乐，于是觉得每一口都十分美味，仿佛从来没有吃过东西一般。后来，到了第二年春天，柯勒律治又请哈兹里特来到内瑟斯托威村做客。小伙子在崇拜的热情中，跟着诗人在路上走了6英里，超过了浪漫主义者“腿脚好”的标准。

在萨默塞特郡，哈兹里特还受邀拜访了华兹华斯的庄园，见到了多萝西。晚上，他就睡在一张蓝色吊床上，吊床放在英王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的画像对面，他还看到华兹华斯从布里斯托尔回来，因为半块柴郡奶酪而大惊小怪。他和两位诗人早上一起散步，听着他们吟诵自己诗歌的草稿。他用逗弄人的语气说：“一首肯定无疑的圣歌！”柯勒律治总是更加戏剧化，而华兹华斯更安静一些，感情更丰富。有一次，柯勒律治马上要出发去德国学习哲学，顺便游玩哈尔兹（Harz）山。这时候，三个人沿着高出海岸的小路，做了一次很长的徒步。然后，又“徘徊在布满横纹的海沙之上”，检视各种奇怪的海藻；哈兹里特认为，就是在这里，他终于明白了，过上自然的生活是什么含义。有个渔民告诉他们，前一天这儿有个男孩淹死了，渔民和同伴们冒着生命危险，想要救孩子，但还是失败了。哈兹里特后来说：“渔民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冒险，但是说了一句‘先生，我们天性就是互相照应’。”

互相照应！这就是将“社会感情”化为行动。哈兹里特认为，他在萨默塞特郡看到诗人们共享住宅，也是一种小社会，以相互同情为基础，自发形成，包括不被打扰的家庭生活，与村民交流十分顺畅，而且能重新发现，远离大都市狂热与戾气的、未经破坏的人性。

1802年，哈兹里特想要再次拜访两位诗人，这次他只得北上了，因为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都已经搬了家，在湖区定居下来；华兹华斯和妹妹多萝西、弟弟约翰住在格拉斯米尔村（Grasmere）的一幢小农舍里；柯勒律治住在附近的葛丽塔大厅（Greta Hall），相对豪华得多。但是，随着乡村的气候逐渐变冷，还有什么其他东西也变冷了。当下的自然，似乎并没有把他们和“距离身边稍远”的日常世界连接起来，反而让他们和这世界疏离了。两人的诗里开始频繁出现孤独（solitude）、孤寂（solitary）这样的词，特别是华兹华斯；而他写到诗中人物的时候，这些人也几乎像是从布满乱石的风景中劈砍下来的一部分，被看作一个个寂寞的幽灵，背景是荒凉的秃山。在哈兹里特看来，这个“团伙”唯一真正的联系，就是成员之间的联系了。格拉斯米尔村已经变成了一个亲友组成的小公社，人们互相读书给对方听，在石头树木上刻下名字，宣告自己对乡村的所有权；彼此分享食物。他们依旧认为，自己是“哲学诗人”，但哈兹里特却发现，他们鼓吹的却不是任何一种社会改革，更不要说革命了；而是怎样改造个人生活，其方法是重塑那种小时候体验过的、与自然简单而密切的关系。柯勒律治心目中的“伟大变革”，就是暗中在树林里播种旱金莲，把整个湖区变成一片金黄。

这种自我陶醉，让哈兹里特十分厌倦。此时，小伙子已经25岁，正通过当一名下层记者，大量写稿来勉强维持生计。他十分清楚，这些诗人，虽然表面上宣扬自己在湖区的生活多么简朴，但若是缺了乔治·博蒙特爵士（Sir George Beaumont）这样的绅士资助，这样的生活，他们也定然负担不起。柯勒律治有一个朋友，名叫汤姆·韦奇伍德，之前曾经是巴黎英国人俱乐部的成员。有一次，韦奇伍德要出门旅行，柯勒律治竟然决定哈兹里特不能当韦奇伍德的旅伴，说他智力上很聪明，但性格上却是100号人当中最令人讨厌的那一号，平时总是扬着眉毛，沉思着，性情古怪，而且天性善妒、阴郁，骄傲得令人愤怒，又痴迷女色。韦奇伍德添油加醋把这些评价跟哈兹里特说了一通，哈兹里特十分惊恐，大受打击，便对柯勒律治彻底幻灭了。他毕竟是一个能写出《憎恶的乐趣》（ The Pleasures of Hating ）这种名作的散文家。之后多年间，他几乎抓住了每一个机会，用小小的尖牙利爪，去损害柯勒律治被鸦片毁坏的痛苦名声。这不仅是个人的复仇，也是政治的复仇。哈兹里特从来没有宽恕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二人的变节，因为二人带着可鄙的热情，响应了埃德蒙·伯克的观点——“自然这东西，不是革命者，而是爱国者”。

1802年，英法签署了《亚眠和约》（ Peace of Amiens ），法国遭遇的海上封锁暂时打开，船只可以进出了。托马斯·潘恩在法国监狱里染上了斑疹伤寒，出狱后一直没有彻底痊愈。但让他更加痛苦的，是他对拿破仑的刻骨仇恨。他评价拿破仑是“屠杀自由的头号刽子手，自然有史以来生长出的最庞大的妖怪”。和约签订的时候，潘恩已经最终丧失了对法国的希望，不再将它视为自由和社会公平的庇护所。他从法国的勒阿弗尔港乘船去了美国，会见了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毫无悬念地与二人大吵一通，而后搬到纽约州新罗谢尔（New Rochelle）一处300英亩的农场，这里是1784年美国政府慷慨送给他的。潘恩养了几口猪、几头牛，差不多一直在这里住到寿终正寝。有不少崇拜者不远千里来看他，却发现他已经回归了“自然状态”的生活，从而非常不快。他节俭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茶叶泡过茶之后，再晾干了下回接着泡。最后，潘恩入不敷出，只得卖掉了农场。1809年他死于纽约市，临终的时候几乎身无分文。

但是，对于法国建立的专制主义，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潘恩这么憎恶。比如，威廉·哈兹里特，就被拿破仑的英雄业绩迷住了，一生都没有走出这种崇拜。后来，他还写了一本拿破仑传记，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枯燥的作品了。1802年，哈兹里特终于想办法凑足了路费，前往巴黎，站在卢浮宫里面，兴奋地欣赏着一件件艺术杰作，为了不影响心情，他很轻易地忽视了，这些馆藏艺术品都是第一执政（First Consul）从欧洲各处的教堂、美术馆掠夺来的。在卢浮宫的方形中庭，哈兹里特见到了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后者在这个短暂的和平时期，正在周游欧洲。福克斯此时已经发胖，头发也花白了，但他拒绝服从首相皮特的战时安全状态（wartime security state）命令，依然是哈兹里特心目中永不气馁的英雄。

华兹华斯尽管鄙视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却也跟妹妹多萝西一道，乘坐夏季定期邮轮，穿越海峡来到了法国。他无意重拾年轻的热情，而是打算给热情贴上封条。他先前已经打算结婚了，为了不昧良心，还得再次关注一回情人安妮特和女儿卡洛琳，大概他要确保二人不会阻挠自己。从安妮特角度来说，她与旧情人见面，也有自己的实际理由。华兹华斯一直在给安妮特寄来卡洛琳的养育费用，安妮特想要确认，华兹华斯在结婚之后，是否还是会继续支付这笔微薄的资金。而且，拿破仑有一种“厌女症”，歧视妇女。当时法国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的母亲，没有子女的抚养权。因此安妮特也需要确认，华兹华斯不会把女儿抢走。这两个保证，华兹华斯都认真地做了。诗人发现他能为母女俩做的不太多了，便为母亲跟孩子写了一卷诗，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二人此时正在飞速转变，成为孜孜不倦替“约翰牛” 宣传的吹鼓手。1803年5月，英法再次开战，这一次，法国入侵英国的可能性，比1798年还要大了不少。柯勒律治奋笔疾书，宣称国家已陷入绝境，其风格与后世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文风颇为相似，大肆宣扬自己的僵化论点，说英国是抵抗欧洲暴政的最后一个堡垒：英国人必须为自己着想，为自己行动；让法国大肆贿赂，软硬兼施，把欧洲结成反英同盟吧！为了我的国家，我不会害怕的！以赛亚的话语，将成为确实的预言……“他践踏万国，像踩葡萄一样；他用不着人来帮他。”

当时，英国有一种“恐惧瘦弱、恐惧营养不良”的风气。那些年，跟绝大多数英国人观点一拍即合的，是柯勒律治，而不是哈兹里特。法国对英国的威胁，毕竟不是海市蜃楼。1803—1804年，至少有10万法国与其他国家的盟军，驻扎在布伦（法国北部港市）（Boulogne），还有2 300艘战船（虽然大多数很小）等着起航的命令。法国有一件古物，名叫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上面绣着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场面。拿破仑把这挂毯拿出来展示的时候，无论是英国陆军的各级官兵，还是窄窄的海峡对面20英里远处的海防部队，都领会了皇帝的意图。1804年年底，英国还与西班牙进入了战争状态。

但威廉·皮特首相已经扛过了10年残酷的国际战争，并没有“眼睛里带着箭倒下去”。1804年5月，他刚刚重新执政，就意识到了自己面对的威胁有多大。他和新任英国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亨利·邓达斯动员了空前的国家资源，其规模与彻底程度，50年前他父亲指挥战争的全盛期都没有出现过。更了不起的是，这次动员，基本没有采取强制措施，与普鲁士跟俄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尽管不止一次，塞沃尔讲课的时候，有些迫使人服役的军官，得到通报，去抓这个没办法压服的人。塞沃尔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常带着一把手枪，子弹上膛。有一次，塞沃尔遇到人要抓他，还把手枪顶在了对方的太阳穴上。战争最初几年，表现爱国主义的人，大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与爱国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为政府的预备役而贡献士兵；但是，也有数目惊人的国民，自愿参军，抵抗拿破仑入侵，他们的行动要自发得多。近代史将这种现象，称为“国防爱国主义”，这种称呼并不算过时。有时候，当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参军的人太多，管理不过来；而且这些人基本全都没有训练，大部分人也没有纪律。《领土防务法案》（Defence of the Realm Act）要求17~55岁可服兵役的男子均应登记在册，这样一来，一旦法军入侵，就可以组织英国地方志愿军，投入战斗。1804年，威胁最严重的时候，登记的人超过40万，其中大概一半是自愿要求的。政府先前估计，热情最高的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地区。实际上，倒是有很多来自南部海港（开战时立即去前线），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城市，还有北方。而北方仅仅十年之前，还被视为不忠和煽动起义的策源地，政府从来没有想过这里也能补充兵源。1804年年底，整个英国，已经变成了“不列颠要塞”（Fortress Britannia）。当时英国总人口1 500万，有大概375万人属于参军的适龄人口。其中有80万人以上——1/5——实际是国防力量的一部分；还有386 000志愿兵，其中陆军266 000人、海军120 000人。

能动员这么多的人，苏格兰功不可没。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苏格兰贡献的高地苏格兰分遣队（Highland contingents）。对此，海军大臣邓达斯十分满意。他本人是低地苏格兰人（Lowlander Scot），但因为在高地的厄尔湖（Loch Earn）上有一栋度假宅邸，一直自诩为光荣的高地人。参军毕竟是移民之外的一种选择。拿破仑战争期间，苏格兰高地警卫团（Black Watch）、戈登高地人（Gordon Highlanders）、卡梅伦高地人（Cameron Highlanders）等，都获得了传奇般的名声。陆地战争当中，最早的著名烈士们——1801年在埃及牺牲的拉尔夫·阿贝克隆比爵士（Sir Ralph Abercromby）、1809年在西班牙牺牲的约翰·摩尔爵士（Sir John Moore），都是苏格兰人，这一点也被广泛宣扬。尽管此前，苏格兰士兵已经在美洲、印度服役，但苏格兰的自我意识，却通过“身为英国人”而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最大的强化。

这一切爱国的真情实感，其核心象征，当然是国王了。1803年10月，乔治三世在海德公园（Hyde Park）检阅27 000名志愿者，大约有50万人观看了这场盛大的阅兵式。此刻，1795年10月御驾惨遭袭击的痛苦回忆，想必已经非常遥远了吧。国王现在可以享受在公众前面露脸的乐趣了。1797—1800年，他甚至看了55场戏，在观众的掌声中举杯痛饮。这些年，对这位国王来说，“上帝保佑国王”（而不是“上帝保佑人权”），的确成了英国的真正国歌。伯克的爱国感情，被他自己定义为“大众情感”的事物，似乎至少在这一刻得到了证实，而保家卫国的紧急需要，也确立成了最为自然的本能。

就在这个时刻，这个国王统治的岛屿的“快活英格兰”（Merrie England）的神话也诞生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莎士比亚历史故事的“复活”。跟英国史相关的一切都引起狂热的追捧，开辟了市场。如今，大概破天荒头一遭，“过去”变成了一种消遣，而且是一种严肃的消遣，一种发现英国人风格（Britishness）的途径。英国的浪漫主义时代，开始于激进派对地理的探索，而今来到了“爱国历史”的时期。童书大量出现，用插画和场景描绘，给英国小男孩小女孩讲述这个岛国的故事。兰尼米德（Runnymede）的约翰王、蒂尔伯里（Tilbury）的伊丽莎白女王、格伦芬南（Glenfinnan）的漂亮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好像全都从书页上走下来，到了孩子中间。杜莎夫人新建的蜡像馆，也出现了这些身影，插画家托马斯·斯托瑟德（Thomas Stothard）等人，也创作了这种题材的著名油画。为了迎合这种“跟老祖宗联系”的热潮，社会上还出版了大量图书，介绍古代服装、家具、体育、武器、盔甲。当时有一位专家，是研究中世纪武器和盔甲的权威，名叫塞缪尔·拉什·梅里克（Samuel Rush Meyrick），被乔治三世的继承人乔治四世请去，整理温莎城堡的收藏品，好让那些古代的幽灵骑士，挺立在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的巨幅历史油画之下。整整一代乡村绅士，都来到自家谷仓里、阁楼上，将那些祖传的宝剑、头盔上的灰尘擦干净，摆放整齐，陈列在新布置的哥特式大厅里面。

跟这场自己战争的编年史一样，历史也变成了爱国主义的娱乐活动。对娱乐业贡献最大的，是当时人气最高的明星——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此人身高可能不超过5英尺太多，还失去了一眼一臂，头发很早就花白了，牙齿也掉光了，但无论从什么方面说，这个纳尔逊都堪称伟人。他是个天才的海军指挥官，这一点，没有人比纳尔逊自己更加自信了。纳尔逊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正是浪漫主义狂热追捧天才的开始。传统上，所谓“受到上帝眷顾的天才”，一般都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例如莎士比亚、弥尔顿、米开朗琪罗。然而，纳尔逊的职业生涯惊心动魄，他自己也同样善于宣传，所以，作为军事家，他也荣登了上帝眷顾的行列。打从一开始，爱国娱乐业的经理人，就把纳尔逊打造成了明星。1798年，英军在尼罗河战役中获胜。这场战役有着一切吸引公众的卖点：埃及的马木留克（Mameluke）士兵、骆驼、鳄鱼，还有无数葬身鱼腹的法军官兵。当时的经理人亨利·阿斯顿·巴克（Henry Aston Barker）开了一个360度全景式“尼罗河战役”的展览，收入创造了票房纪录。但是，还有一位画家，名叫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之前当过马车制造商。在他看来，哪怕这样把巨幅画像摆成一个圆圈，也没有充分表现这部史诗的雄伟壮观。舰队街（Fleet Street）之外修建了一座水上剧场，名叫“海战演习馆”（Naumachia），式样仿照古罗马那些被水淹没的竞技场。由特纳编排、纳尔逊担任主角的盛大好戏，吸引的观众队伍一直排过了街角。演出持续一个半小时，配有震耳欲聋的大炮，还有发烟机器。特纳要监督的另一个项目是“胜利号”（Victory）的残骸，他跟另外一名艺术家合作，名叫菲利普·德·卢戴尔布格（Philippede Loutherbourg）。此人对于公众兴趣把握得丝毫不差，凭着这样的能力，从“德比郡的奇迹”来到了海战模拟的工作现场，最终，在1808年，完成了惊人的戏剧力作《从胜利号后桅右舷上目睹特拉法加海战》（ The Battle of Trafalgar, as Seen from the Mizen Starboard Shrouds of the Victory ）。

然而这一切，都很难抢走小个子本人的风头。关于纳尔逊的一切，就连（或者说“特别是”）他对艾玛·汉密尔顿（Emma Hamilton）女士的痴迷，都成了吸引崇拜者的卖点。艾玛是英国驻那不勒斯公使的夫人。纳尔逊拒绝掩盖自己跟这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的关系，让首相皮特、国王、海军部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十分难堪，但是，纳尔逊嗜好女色的名声，却丝毫没有损害他的人气，相反还可能让他人气大涨。对公众娱乐界，他此时已经是个魅力无限的“外人”（因为他本职工作是军人），而他一切爱慕虚荣、桀骜不驯、骄傲自大的品质，都化作了成功的宣传（特别是他自己策划的宣传），变成了英雄风采的一部分。纳尔逊因为过度招摇被法军击毙。纳尔逊就像玩弄竖琴一样，精确地操控那群崇拜者。不论是参加游行，还是站在甲板上，他都穿着招摇的军服，挂着一堆饰品，叮当作响。这一套闪闪发光的行头，让他成了法国军舰后桅杆上特等射手的目标，也就天经地义了。1805年10月21日，有一名法军特等射手击中了这个目标。先前，纳尔逊已经知道，这场战役的意义十分重大，不仅能够决定英国的海上优势，而且意味着岛国的独立能否保全。拿破仑若是能够将法国与西班牙的战舰全都集合起来，形成一支超大舰队，就极有可能入侵英国。拿破仑的陆上大军（Grande Armée）当时依然驻扎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所以，纳尔逊舍命救了大英帝国一命。

就如同上一辈的詹姆士·沃尔夫 一样，纳尔逊实际上也一手炮制了自己的个人崇拜，让自己升格成了神仙。1806年1月，纳尔逊的葬礼举行，其声势完全盖过了2月首相皮特的葬礼。因此，也可以说，纳尔逊葬礼一定程度上超过了王家规模。跟一个半世纪之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葬礼相仿，葬礼所有元素都精心设计，专门用来唤起人们的爱国之情。纳尔逊的遗体从格林尼治（Greenwich）的“胜利号”残骸上运了出来，用酒精保存着，抬去参加了告别仪式。仪式上，普通的水兵，还有纳尔逊精心培养的崇拜者，都去瞻仰遗容。黑色平底船载着灵柩，顺流而下，好似传说中的英国英雄亚瑟王的遗体前往阿瓦隆（Avalon）的场面一般。灵柩运到圣保罗大教堂，葬礼持续了4个小时。皇室成员之前有一个不合时宜的协议，按照协议，只能作为个人出席葬礼。纳尔逊装在黑色大理石棺材里面，这棺材原本是为主教沃尔西（Cardinal Wolsey）预备的；纳尔逊就葬在教堂圆顶中心的地下，这一点跟丘吉尔不同。

政治上说，纳尔逊支持独裁的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Bourbons of Naples），而且亲自下令对政治犯用刑，还鼓吹绞刑，因此，这个海军大臣被视为顽固不化的反革命，遭到了人们的憎恶。不过，纳尔逊依然是街头、酒馆、海员、码头工人谈论的对象，毕竟他把这些平民煽动得热血沸腾，而其他有军衔的公爵，谁也没有拥有过这样的成功。

此时，国王乔治三世已经垂垂老矣，而且精神病十分严重。国民虽然爱戴他，却也急需一些英雄人物来崇拜。威尔士王子身材肥胖，经常醉酒，而且好色；他的兄弟，比如约克公爵（Duke of York），纳尔逊葬礼上唯一的政府代表，也同样风流不羁。后来爆出丑闻，约克公爵为了讨好情妇玛丽·安·克拉克（Mary Ann Clarke），竟然把所有在她“心爱名单”上的人全部擢升了军衔。舆论得知此事，一点也不吃惊，只有愤怒。这般的丑事，对“古老的腐败”这一难题造成了威胁，也让批评家们重新找到了发声的机会，哪怕此时英国正在打仗。1807年，当初参加过纳尔逊葬礼的数十万伦敦民众，又开始为贵族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Sir Francis Burdett）欢呼；也为另一个更不像英雄的人欢呼，此人名叫托马斯·科克伦（Thomas Cochrane），曾经当过私掠船的船长，闹出过与人私奔的丑事，还因为股票交易造假，进了监狱，后来逃跑了。这两个人，是新崛起的激进派候选人，正要竞选英国国会的两个席位。其中一个席位原先是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的，福克斯1806年死于任上。

无论政治还是宗教的反对势力，其实都没有消失不见。只是忙于道德事业，不让自己的名声玷污，因为有人指责他们通敌。1807年，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请愿活动。组织者是一支不尊国教的军队，他们动员起来的地方不是军营，而是小教堂和公共礼拜堂；这次请愿，成功让大英帝国立法禁止了奴隶贸易，虽然各个殖民地的奴隶还没有解放。又过了一年，伯德特与科克伦发起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而且完全是在爱国名义下组织的，无可挑剔；这场运动，清除了辉格党候选人。他们说：把真正的英国、自由的英国、被公爵与花花公子窃取的英国还给我们！把我们天生的权利——每年召开国会，无记名投票，男公民选举权还给我们！先前不久，一些异议人士，比如卡特莱特少校，曾经遭到威胁，被迫保持沉默，如今再次发出了声音，而且比以前响亮。他们高举的旗帜，则属于比较遥远的过去——侠盗罗宾汉、英国内战时期的国会，还有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这些人都是非官方的历史——人民历史的英雄，如今被重新发现了。

基督教士兵、《大宪章》武士组成的新军，一旦朝着目标进发，争取黑人与普通英国人的“自然权利”，就似乎所向披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各位公爵指挥的军队，却总是止步不前。英国有一支很有名的摇篮曲——《伟大的老约克公爵》（ Grand Old Duke of York ），说的就是约克公爵诸多丢脸败仗中的一次，也是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809年荷属瓦尔赫伦（Walcheren）岛上。他指挥的4万远征军，本应在拿破仑控制的欧洲大陆上建立滩头阵地，却因为热病而折了不少人马，只好屈辱地撤退。英国在西班牙、葡萄牙跟法军对抗的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头几年，似乎也同样充满了英勇的失败，以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胜利”。英军在西班牙塔拉韦拉（Talavera）战役惨胜之后，弗雷德里克·庞森比（Frederick Ponsonby）写信给母亲，贝斯伯勒伯爵夫人（Lady Bessborough），信中透着幻灭的自我嘲讽：“我们向法军的5个密集方阵发起冲锋，前面是一条水沟，真是乐趣无穷。损失了180名骑兵、222匹马之后，我们才发现，这种打法并不愉快，而法国人看见英国骑兵，也不总是落荒而逃。于是，我们就扬长而去了，我的马这辈子都没有跑得这么快。”华兹华斯最辛辣的讽刺诗歌之一，就写在《辛特拉条约》（ Convention of Cintra ）签订的时候，此时，英国似乎已经不打算援助西班牙抵抗法军了。坏消息虽然这么多，却丝毫没有阻止威尔士亲王在伦敦的豪华宅邸——卡尔顿宫（Carlton House）大宴宾客。宴会的桌子长达200英尺，桌上用人工雕刻了一副凹槽，用来运送美酒；凹槽的边缘包着金银，葡萄酒的“河流”则用微型抽水机来推动。这堪称一次小型的工业革命，专门用来娱乐权贵。而普通人，只有在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打了胜仗的时候，才会成群涌上街头，兴致勃勃地参加游行，点篝火，组织乐队一路行进。

1810年，让拿破仑最后惨败的滑铁卢之战还没有一点迹象，法军只在印度和加勒比海遭到了失败。总体上，拿破仑似乎还是战无不胜。西班牙游击队顽强抵抗法军，确实精神可嘉，但在西班牙半岛上，法军却控制了所有大城市，从马德里到塞维利亚（Seville）。拿破仑的对手们，一个接一个向他求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西斯一世先前骂拿破仑是“科西嘉的吃人妖怪”，后来竟然把女儿嫁给了拿破仑。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King Frederick William）、俄国沙皇亚历山大（Tsar Alexander）也都与拿破仑签订了合约。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基本确立了霸权，但侵略英国的计划却屡次失败，而且王家海军也未能给大英帝国造成任何明显的损害，于是，拿破仑对英国发动了另一种斗争，想要搞垮英国的经济。他封锁了欧洲大陆，禁止一切出口，在海峡对面创建了一个跨国共同市场的雏形。这个雏形，差一点就成功了。欧洲大陆的工业，因为封锁而得到了保护，而且因为法国的科技发展（例如，化学和工程学的发展）还得到了推动。而英国，出口需求降到了谷底，于是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工业纺织的羊毛线，之前曾经一度出口激增，手工纺织的岗位也供不应求。如今，贸易骤减，纺织工人就首当其冲了。失业率和物价同时飙升。

1811—1812年，出现了一些组织严密的民间团伙，自称“卢德将军的部队”（General Ludd’s Army），领导人是一名工人，名叫内德·卢德（Ned Ludd）。这些团伙在英格兰中部地区捣毁了手工驱动的机器，在兰开郡（Lancashire）也捣毁了工厂里的机器。卢德分子捣毁机器，用的是长柄大锤，署名“以诺” 。他们还向很多工厂主，特别是那些因为降薪而臭名远扬的工厂主写信，说“卢德将军的战士就要来了”。当局连忙颁布法律，规定破坏机器是死罪，然而，卢德运动还是一直坚持到经济危机结束。

1812年，有个破产的商人，精神失常，在下议院的前厅，用枪近距离打死了首相斯宾塞·珀西瓦尔（Spencer Perceval）。让统治阶级大为惊恐的是，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的酒肆里，人们竟然大声喧嚷，为刺客干杯。1813年，威灵顿终于在西班牙大胜法军，拿破仑远征俄国的大军也在雪地里遭到惨败。消息传来，的确有爱国者发出了醉醺醺的欢呼，但只要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不会感觉十分欣慰。此时，英国国内，示威游行、骚乱、机器破坏运动已经成了一种常态，驻扎在国内弹压地面的正规军大约有1.2万人，比威灵顿用来对付法军的人数还多。1815年，威灵顿终于在滑铁卢最后击败拿破仑，25万士兵被遣散，进入了已经十分低迷的劳动力市场，让局势更加严峻。此时，欧洲大陆的封锁解除，战时食品的高需求也没有了，按说，粮食价格应该下降了，应成为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中唯一一道光明。可是，地主害怕自己的收入减少，发出了强烈抗议，当局为了回应，便通过了《谷物法》（Corn Law），规定只有在国内粮价达到一个设计好的天花板价格，才能进口粮食。其效果，确实像预计的那样，保护了英国农场主靠人工手段维持的高利润。于是，一个时期内面包价格居高不下，民众十分困扰。与此同时，权贵们却似乎开始了一场建筑房子的狂欢，破土动工了大量宅邸，一座比一座富丽堂皇。布莱顿穹顶宫（Brighton Pavilion），这是一座摄政王拥有的印度–中国–摩尔风格（Indo-Sino-Moorish）游乐厅，此时正在建设，炫耀一些华丽的设施，例如铁柱和一间煤气灯照明的舞厅。与此同时，4.5万贫民正在猛砸斯皮塔佛德济贫院的门，希望能够在里面找到一个安身之地；其中不少人是印度、美洲、欧洲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身上还有伤疤。

对某些最恼怒、最能言善辩的激进分子来说，这些惊人的对比，是无论如何难以容忍的暴行。第一章提到过，博物学家托马斯·比威克有一个辩论的老对手，托马斯·斯宾塞。他此前已经开始给自己不高的身材，尽力赋予一种象征意义。西方神话里有一个“小伙子杰克用计谋战胜巨人”的故事，斯宾塞就自称杰克，将自己最新一本书命名为《巨人杀手》（ The Giant Killer ）。斯宾塞1814年去世，去世前不久，他做了一些革命性质的计算，算出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房屋和不动产，租赁价值大概是4 000万英镑，储备还有1 900万英镑；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是1 050万人，所以每个纳税人，一年要付出6英镑，来支持那些“讲排场的阔气雄蜂”。

不过，就连斯宾塞的愤恨，比起威廉·哈兹里特的怒火，也是小巫见大巫了。哈兹里特终于放弃了当画家的梦想，转而拾起了笔杆子，只要哪家报纸愿意付钱，他就写稿子，什么内容都写。哈兹里特找了一份新工作——国会记者，当了实习生。不过，他也为戏剧、美术展，甚至拳击比赛写评论文章。他尝试每一种新闻媒体，都采取了新的写作形态。不过，这些凋敝的年头里，他最大的使命，还是谴责特权阶级。他认为，特权阶级已经把英国变成了不自然的残忍行为的社会，以及腐败充斥的污水槽。最让他怒火中烧的，是有人对他宣称，穷苦人的厄运，在战时经济到和平经济的转型期是必然出现的，只是社会结构的混乱而已，实在犯不着为此而发怒。哈兹里特在《考察家报》（ Examiner ）上发表了一系列尖刻的讽刺文章，发出了不敢苟同的声音：官员和富人不是已经在一切方面为所欲为了吗？他们难道没有纵容自己的野心、傲慢、固执，以及破坏性的铺张浪费吗？他们难道没有随心所欲地挥霍英国的资源吗？而哈兹里特旧日的偶像——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对此说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说。这两个人已经变成了“托利党人”，让哈兹里特又惊又怒。

1816年，哈兹里特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深陷痛苦的英国画卷，其直白令读者十分难忘；其中，他特别提到了“现代托利党人”的特征：

他盲目崇拜古时候，崇拜久已确立的传统……托利党人从来不反对国王权力的扩大，不反对人民自由的削减，也从不质疑政府任何举措，是否有不公正、不明智的地方。托利党人坚持，政府闲职、官员的养老金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想削减或废除之，则是不公而危险的举措……（托利党人）只要对方政见与自己不合，就会指控对方是雅各宾派、革命派、国家敌人。托利党人非常崇拜延续已久的名门世系、古代的望族，而鄙视出身低微的人（除了新晋的贵族之外）。托利党人崇敬一切冠冕、星章、嘉德勋位、绶带、十字架，外加所有的头衔。托利党人……将军事管制，视为对不满者的最佳补偿。托利党人认为军队中的体罚，都是必要、温和、有益的行为，尽管陆海军的士兵常常自杀来逃避体罚……（托利党人）都认为，某人因鄙视平衡法院（Court of Chancery）而在舰队监狱中囚禁30年，每天只有六便士补贴，这种遭遇，并没有什么困苦的地方。托利党人……坚决反对教育穷人，以免穷人获得思考、推论的能力……托利党人阅读的唯一的诗歌，就是庆贺国王生日的颂歌，还有庆祝滑铁卢大捷的诗篇。托利党人……在凯旋柱上浪费无数的金钱，与此同时，获得凯旋的勇士们却贫苦不堪，等待救济。托利党人确信，国家目前的艰难处境，只是临时的小麻烦，哪怕监狱挤满了欠债破产的人，被逼无奈而偷窃的罪犯；哪怕报纸上充斥着破产、农业歉收、商业、制造业几乎停滞的消息；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人，移民去了国外，因为居住地已经杳无人烟，穷人的税费不堪忍受，而依然不够维持增长的穷人数目；又有数以百计拥有房子的人，曾经受人尊敬，如今却不得不凄惨地恳求当局，想要获得许可，进入贫民和流浪汉的收容所……

哈兹里特这些评价，大部分都既不准确，也不公平，因为比起托利党来，辉格党人的狭隘贵族立场，并没有更加温和，也许还更加恶劣。另外，确实也有不少托利党人，例如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为穷人的处境而唏嘘不已。但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在统治阶层当中，重新建立社会、道德的责任感，而不是挑战统治阶层的合法性。1808年，有两个小农场主在一场暴雪中不幸遇难。华兹华斯呼吁社会捐助二人的孩子们，还把其中一个女孩子带回了鸽子农舍的家中抚养。然而，正是这种个人的传统慈善事业，让哈兹里特尤其反感，他认为这是多愁善感，以恩人自居的行为。柯勒律治有一次想要做演讲，讨论当下的社会问题，自称这次演讲名叫平信徒布道（ Lay Sermon ）；他的观点，是希望回到以前的“唯一神教派”时期，当时哈兹里特刚开始听到柯勒律治的雄辩，深深着迷。这次，哈兹里特还没有看到演讲稿，就怒不可遏，大骂这演讲自以为是。等他看了演讲稿，愤怒也没有减轻。哈兹里特最瞧不起的，是柯勒律治这一班人，曾经宣扬自己是平民的代言人，如今却同意权贵来窒息这些平民（而平民本来是想让柯勒律治加入他们一边的）；窒息这些因为表达不满而受迫害的人。比如哈兹里特有个朋友，名叫利·亨特（Leigh Hunt），只是因为写文章就被关进了监狱。亨特把摄政王写成“这可爱的阿多尼斯 ……身材臃肿的50岁男人！说话不算数的浪荡子……”

哈兹里特依然尊敬华兹华斯，认为他是伟大的诗人。但华兹华斯也许是这些变节者当中罪恶最大的一个。因为华兹华斯接受了家乡一个商业大亨，朗斯代尔伯爵（Earl of Lonsdale）的聘请。哈兹里特在伦敦威斯敏斯特行政区约克街19号——约翰·弥尔顿的故居发愤著书，这里是英国共和主义者的圣地。与此同时，华兹华斯住在赖德尔山（Rydal Mount）的新居，受伯爵资助，而且挂了个闲职——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的印花税票发行官。甚至还有消息说，这名年迈的乡村流浪者，这名同乞丐、穷困老兵做朋友的好心人，已经背叛了信仰，穿上齐膝短裤和长筒丝袜，去伦敦与自己的上级贵族——印花税署署长推杯换盏。对此，哈兹里特做出了极为尖锐的嘲讽：难道华兹华斯先生就没办法挤出一首十四行诗，或者一曲颂歌，来赞颂这田园的、爱国的、精致的小摆设——刑具“夹指器”吗？依我的良心来看，他应该就这个主题写一点什么，不然他就再也不该写一个字，除了印花税票的收据之外。让他陪着自己的消费税去官运亨通吧！他在诗歌与政治上的天真，这世界已经拥有得够多了。

华兹华斯没有被嘲讽吓住。1818年，他在《肯德尔纪事报》（ Kendal Chronicle ）上，为伯爵的儿子们参加竞选而大力宣传，竞选的是威斯特摩兰郡两个议员的席位。这两个席位，好几代人以来，都一直是伯爵家族的私产。与此同时，激进派人士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也要竞选两个席位之一，却遭到了全面惨败。朗斯代尔伯爵，跟他的一家子——娄泽家族（Lowthers），让哈兹里特恨之入骨。这个家族，在北方拥有数十万英亩的土地，地产规模如此庞大。据说，伯爵横穿奔宁山脉，从坎布里亚郡走到诺森伯兰郡的海岸，都不会走出自己的地产。娄泽家族拥有不少煤矿，在当代人记忆中最可怕的经济衰退的时期，伯爵却在兴建一座巨大的哥特复兴式城堡，有雄伟的塔楼、木制的大厅；这是伯爵自己的“快活英格兰”的梦想，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笔下的概念。

这种人造的传统，假装把旧日家长制的美德具体化，同时又以贪婪、凶狠的手段，实现自己的幻梦。鄙视这传统的人，并不只有哈兹里特一个人。此时，托马斯·比威克成了一位老绅士，他著作并插图的《英国鸟类史》（ History of British Birds ，1804）、《一般四足动物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Quadrupeds ，1790）大获成功。比威克尽管还充满着创造的活力，但长年累月创作精细的木刻画，严重损害了他的视力，于是到了1818年，不得不借助儿子和学生们的帮助，来出版他长期重视的插图版《伊索寓言》（ Aesop’s Fables ，1813）。他还是坚持认为，自己并不是法国化的革命派。他也不尊敬拿破仑，这一点跟哈兹里特不同；后者听说拿破仑在滑铁卢惨败的消息，悲痛不已，酗酒整整四天。但是，比威克批评权贵却非常直截了当，令人惊讶。他说：“这场最为邪恶的战争过后，人类遭到了严重毁坏，宝物也被浪费，这些恶行随战争而来，又支持了战争。”战争结束了，比威克认为，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掠夺横行的国家，旧日的贵族头衔，与新兴的金钱剥削，勾结在了一起：“海运事业沉迷于财富，上流人士绕着贵族的浮夸团团转。”比威克觉得，贵族的权力体系，首先是靠谎言维持的。贵族表面上亲近乡村的自然本质，但实际上却与自然本质相隔离，守在自己帕拉迪奥建筑风格或是哥特式大宅的豪华大门之后。例如，比威克有些地主客户，请比威克为他们的牛羊创作版画，要求这些牛羊，不要按照比威克实际速写的模样，而按照事先给比威克观看的油画来画，这些油画是其他画家创作的，他们为了酬金，很乐意讨好客户。比威克很不高兴，说道：“……我的旅程，就这些爱画肥牛的人而言，实在是一无所获。我反对在我看不到脂肪的各个地方画上脂肪……在这种狂热追捧肥牛的风气当中，很多家畜，都被竭力喂养得膘肥体壮、身材硕大；然而，这还不够，在绘画上，必须肥胖得有如怪物，才能让主人满意。”

这种欺骗的反面——真实，则表现在比威克自己的《一般四足动物史》当中：有一种野牛，名叫奇林汉姆（Chillingham）野牛，生活在坦克维尔伯爵（Earl of Tankerville）拥有的林地上，比威克有个好朋友，名叫约翰·贝利（John Bailey），既是雕刻师，也是农业学家，就住在奇林汉姆城堡。这种野牛，毛皮是纯白色，口鼻部却是黑色，据说是一种未经驯化的古代品种的幸存者，早在罗马抵达之前曾在英国的丛林中游荡。在比威克、贝利看来，这些生灵，才是真正的英国“约翰牛”，既不可驯化，也没有被杂交污染血统，因此并不适合成为农庄表演的材料。比威克给这种野牛画了很多速写。他在记录里写道，为了不让野牛逃跑，或者在更加糟糕的情况下朝自己冲来，比威克必须天黑就带着伪装，耐心等候，然后在黎明时分接近，手脚并用地爬向野牛，带着一种尊敬、快乐又谨慎的态度。最后，他创作的木版画极有感染力，或许是英国自然史上最伟大的杰作，充满了道德、民族、历史的热情，以及纯粹动物学的迷恋。

在一个充斥谎言的年代，乡村的真实纯朴，对比威克这样的人极为重要。比威克与其他人一起，响应了一个人，他周身上下都散发着纯朴的光辉，那就是两条腿的咆哮野牛，名叫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科贝特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但他的魅力一直延伸到城市。1762年科贝特生于萨里郡（Surrey）法纳姆市（Farnham），从小一直在父亲的农场上做工，19岁到伦敦，当了一名律师的办事员。但他真正的“学徒期”和教育完成是在加拿大的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他在英国陆军中服役，同他一起服役的还有很多别的农家男孩。1800年，科贝特回到英国，此时他已经成了一名文风简洁有力的记者，小有名气，写稿子用的是农村人的语言。让人吃惊的是，他居然成功见到了皮特首相，还有首相间谍组织的头领——威廉·温德汉姆（William Windham），二人都有兴趣资助一份亲政府的日报，科贝特管这份日报叫《豪猪报》（ The Porcupine ）。因为某些种类的豪猪，可以把棘刺射向敌人，这份日报也可以像豪猪一样攻击“和平之友”，以及任何有不忠嫌疑的人。有至少三年时间，科贝特一直忠心耿耿地敲着爱国主义的战鼓，催促政府多多出版面向大众、激励人心的通俗历史故事，叙述古代的英雄事迹，例如海盗德雷克（Drake）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马尔伯勒（Marlborough）公爵打败路易十四；科贝特还提倡一些暴力的运动项目，用于军事训练，比如“单棒赛”，参赛双方一只胳膊捆在背后，各持一根大头棍，猛击对方，直到“一名对手头上流出血迹长达一英寸”为止。这让基督教福音派大为恐慌。

1803—1804年，是英国爱国主义感情爆发的时期。就在这一时期，科贝特经历了一生中的重要转变。《新约全书》中的保罗，曾反对基督教，在前往大马士革（Damascus）的路上遇到了耶稣的神迹，终于受到感化，改宗成了耶稣的门徒。科贝特的转变，几乎可以说是保罗式的；而他的“大马士革之路”，是一个小村子，名叫霍顿希斯（Horton Heath）。此地依然保有未经圈地的公用地，在英国，这样的村子只剩下了不多几个。他发现，这里的村民集体使用绿地，容纳了100只蜂房、60口猪、15头牛、800只鸡。尽管第一章提到的农业学家阿瑟·杨格称这样的公用地是浪费资源，很不经济，但科贝特的观点却正好相反，认为公用地实际上非常适合乡村经济。然后，科贝特开始热心地统计起来。1803年，他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大约100万贫民，其中大部分当然在农村。威尔特郡（英格兰南部的一郡）（Wiltshire）的居民，七人中就有一人是贫民，在按照《济贫法》（Poor Law）吃救济；在苏塞克斯郡（Sussex）则每四人就有一个贫民。科贝特用一种全新的愤怒声音，向读者转告了这可怕的消息：“不错！就在英国，有这样的英国男人、女人、孩子，整整超过100万，我们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奥利弗·哥德史密斯原来是对的，而我们却把他当成了没有希望的感伤主义者！”

更重要的是，科贝特还深深地感到，社会上流传着陈词滥调，吹嘘大英帝国怎样富有，而农村的一般民众，其生活条件，在过去的50年间却越来越差了。在这个标准上，民众的疾苦，就是现代的！科贝特猛烈抨击那些暴发户、资本家、金融家，说他们迷惑了传统的乡绅、地主，地主就不再采用“烤牛肉”“葡萄干布丁”为特色的家长制的作风，而是让自己手下的工人在市场中自己养活自己。这些资本家如同“牛蛙”一般，把小佃农一口吞了下去。“自从农庄里多了钢琴、客厅铃铛，还有地毯，工人的运气就越来越差了。”

科贝特办了一份《每周政治记录报》（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 ），这是一份大幅报纸 ，专门列举这些恶行，立场相当激进，甚至可以说有革命色彩。报纸不光采用的语言十分通俗，通俗到了挑衅的地步，而且就好像是乡村压水机旁边、啤酒馆中的谈话，专门是为了大声朗读出来的。而报纸的核心，当然是威廉·科贝特。这一点，哈兹里特准确地观察到了：“我问他日子怎么样？他说糟糕得很。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光景不好。他说：‘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好的夏天，这么好的收成呢？’他又说：‘啊，就算夏天收成都这么好，他们还是把穷人的日子弄得很差。’”科贝特的记者生涯持续了很久，此间，他也一直是活跃的农场主，开明的地主，把自己的宅子专门腾出一栋，给单身雇工当作宿舍；他给成年男工开的薪水，平均一周15先令，或者按他的说法，是当下市场价的20倍，但他还是可以盈利。

科贝特与平民百姓十分接近，因此也激烈反对那些权贵用来形容平民的语言，比如“庄稼汉”，或是伯克说的“猪一样的大多数”。科贝特认为，这种绰号，实际上是对猪的污蔑。他富有感情地声称，他和猪是多么有共同语言：“我给家养的猪，预备过冬的窝，仔仔细细打量这个地方，心里想着，我是不是很快就能自己住进去呢？”科贝特在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克里克莱德镇（Cricklade），亲眼看到了雇工的恶劣条件，认为他们的住处其实在猪圈的标准以下，“而且他们的饭食，比猪食还要差得远”。

国会面对这样的痛苦，似乎在装聋作哑，于是，科贝特就登上了激进派的政治舞台，开始对“古老的腐败”进行清算，呼吁清除那些为了私利而当官的蛀虫、政府里的闲职、各个腐败的自治区。他也同样呼吁，让穷人享有社会公正。他认为，自己的目标，不是加速社会解体，而是恰恰相反：要重建社会同情心的纽带；这种纽带，他认为，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存在过，正是这纽带；将农场主、小农场主、雇工联系起来。科贝特天才地主张，要把农村和城市的不满，放到一起。他知道，城乡双方能够相互理解，也一定会相互理解，原因只需这么一个就足够了——兰开郡、约克郡、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城市，全都挤满了第一代移民，这些移民，来自阿瑟·杨格鼓吹之下建立起来的资本密集型、商业化的乡村，因为劳动力过剩而出来打工了。如今，城市和乡村都在受苦。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失业了，修剪树篱的人、农场工人、挖沟渠的人、牧羊人，现在找到的工作，工期更短了，有时候在冬天还找不到工作。

科贝特描述的风景，理所当然，完全不同于华兹华斯笔下田园诗一般的莱克兰——这片得到上帝庇荫的土地。而是一如既往地充满污秽、疾病，挣扎在饿死的边缘。之前，福音派教徒目击印度的穷困，大为震惊，写了一些报告；莱克兰的情况，也跟印度贫民区极为相似。无家可归而去占领空房子的盲流，和乞丐在路边挤在一处。科贝特还发现，北部、西北部有时候被认为更加落后，但实际上这里的雇工日子还要好一些。相反，在英国农业经济的核心地带，也就是伦敦周围各郡和东安格利亚 的农田上，为了利润最大化，曾经过度使用耕地，这种现象是全英国最严重的；这片土地上，雇工的生活条件却最为恶劣。科贝特准确地预言，英国若是再次掀起农民暴动，一定就在这个地方。

红脸、大嘴巴、“猪一样的”科贝特，骑着马穿过一个又一个郡，检视着一座座济贫院、一处处谷仓前的空地，记录下地方长官、缺席的地主那些最恶劣的事迹，把一切登在自家的报纸上。当局认为科贝特变节了，理所当然恼怒万分，不停骚扰报纸的编辑们。有一次，科贝特还写了一篇文章，抨击军队里的鞭笞体罚。虽然文章没有真正出版，科贝特还是在新门监狱里关了一阵子。尽管如此，他的《每周政治记录报》还是在巅峰时期每周销量达到了6万份，远远超过其他出版物。当然，科贝特不是圣人。他是个激烈的反犹主义者，还反感黑人，坚持说加勒比海那些“油腻的黑人”比英国的劳工阶层日子舒服得多，直到发现自己的劳工阶层选民阵营里，废奴主义占了上风，才改变了立场。不过，有一件事却肯定无疑：托马斯·潘恩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像科贝特一样，如此强烈地感染英国民众，煽动他们参与政治。

但另外一件事也肯定无疑，就是社会上掀起了新的运动，想要恢复“自然权利”和“旧日自由”。发起人是一些狂热的教徒，来自中产阶级和农村劳工。这种热情，有一部分是因为受到了统治阶级核心被曝光的丑闻。

1825年，有一个贵族情妇，号称“不净者”（Impure）的哈丽雅特·威尔逊（Harriette Wilson），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立刻成了抢手货。哈丽雅特给自己的贵族客人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包括威灵顿公爵，此人还与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伍斯特侯爵（Marquis of Worcester）分享了哈丽雅特。威灵顿特别喜欢把自己军服的仿制品给她穿上，把她打扮成第十轻骑兵团的军官；然后让她穿着如此的奇装异服，陪她出去骑马。哈丽雅特说，只有这样，威灵顿才肯下床。《圣经·旧约》里有一座淫乱之城索多玛（Sodom），这些贵族的无耻劣迹，可以用“新索多玛”来形容。理所当然，公众极为恼怒。此外，人们还感觉，基督教的千禧年已经不远了，出现了紧急的气氛。舆论觉得，将要有重大的变局发生，而变局的先锋，就应当是社会正义的力量。人们常常聚集到唯一神教派的礼拜堂，福音派的教堂、学校，起草请愿的稿子，组织游行集会。他们既要求政治改革，也要求道德运动，还要求，必须终结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的垄断地位，废除奴隶制，改革破烂不堪的国会，这种广泛热情的边缘地带。也有些人努力遏制民众的愤怒，这些人是真正的革命派，例如，比威克在印刷厂的老对手，千禧年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斯宾塞。还有一些不太激进的人，比如托马斯·乔纳森·沃勒（Thomas Jonathan Wooler）这样的记者，他也是小说《黑侏儒》（ The Black Dwarf ）的编辑，总是因为煽动推翻政府，在监狱里进进出出。当局再次派了很多间谍，打入最危险的监狱牢房，但这一次是作为卧底进去的。他们暗中策划阴谋，好让当局逮捕领头人，破坏激进组织。

1817年11月，英国的两起死亡事件，似乎成了这个国家两极分化的象征。英国王室里，除了国王之外，唯一真正受到民众拥戴的成员——夏洛特·奥古斯塔公主（Princess Charlotte Augusta），是摄政王的千金，不仅美貌，而且显然思想倾向于自由派；这一年，公主去世了，英国陷入一片悲哀。其景象，与1997年思想同样自由的戴安娜王妃去世之后的哀悼，有一种怪异的相似。据说，奥古斯塔真正理解平民百姓的疾苦，而且她父亲和叔父们年纪都很大了，她很有可能继承王位，还可能为整整一个朝代生下富有同情心和智慧的君主们。差不多与此同时，1817年春，当局派遣的秘密卧底中，有一个最活跃的成员，名叫威廉·奥利弗（William Oliver），此人欺骗三名激进分子，让他们在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的彭特里奇（Pentridge）领导数百名长袜纺织工人“起义”，于是三人都被控煽动罪，判处绞刑，而且要车裂；这种刑罚在现代的19世纪，算是很不合时宜了。所幸，三人最后只是绞死了事。

这场起义，从一开始就是内政大臣西德默斯勋爵（Lord Sidmouth）安排的陷阱，为了引蛇出洞，让工匠中的革命分子暴露出来，不至于造成破坏。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都站在了政府一边，为政治家说话，赞赏他们消灭了暴动的根源，没有让根源长成亵渎神灵的雅各宾派的妖怪。哈兹里特对此大为惊惧，此外，还有不少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两人的年轻崇拜者，包括诗人约翰·济慈、珀西·比希·雪莱，都愤怒地反击，写下了大量诗歌，谴责专制主义。

改革派的人，知道政府专门等待借口，进行强力的镇压，于是非常小心地行事，不让政府得到借口。1819年夏，科贝特遭到政府迫害，不得已逃到美国。此时，曼彻斯特郊区的圣彼得田野组织了一次大型集会，组织者是曼彻斯特爱国联盟协会（Manchester Patriotic Union Society），想尽了一切办法，确保集会和平进行。他们绝不能给“维护秩序”的力量任何机会，把这次集会看成一群残忍的雅各宾派暴徒，决心抢劫财产，破坏基督教文明。一名纺织工人塞缪尔·班福德（Samuel Bamford）写道：“当时决定了权宜之计，认为这次集会应该产生尽可能大的道德影响；而且应当展现一幅英国前所未有的壮观场面。”他回忆的事情，后来舆论很快称之为“彼得卢大屠杀” 。

集会的人群来自北方各郡，有五六万人，8月16日，他们有秩序地行进，打着“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的横幅，有些人唱着原卫理公会的圣歌，场面看上去更像复兴布道会，而不像革命。然而，当地的长官可没有兴趣为民众的良好行为记功，派出了军队，来驱散人群。发表演讲的人当中，有外号“演说家”的亨利·亨特（Henry Hunt），戴着白帽子，还有萨缪尔·班福德。当局下令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Salford）的自由民——商人、工厂主、出版商、店主——去逮捕亨特。命令很快执行了。众人把亨特痛打一顿，把他有名的白帽子扯了下来。但是，这些自由民在人群中推挤的时候，马匹踩到了一个挡在路上的小女孩，孩子不幸身亡。他们立刻就被狂怒的示威者包围了。示威者挡住了马匹，向着自由民大骂。自由民开始恐慌了，于是，正规军——轻骑兵出动来解围。他们解围的方式，是抽出军刀，在拥挤的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人群立刻没命地四散奔逃。最后，11人死亡，421人重伤，152人被军刀砍伤。伤员当中，至少有100人是妇女儿童。

班福德用诗歌一般简洁的文字，描述了这场混战：

骑兵们不知所措，尽管人和马重量加在一起，却显然不能冲破这一片人山人海，于是军刀来回舞动，劈过了高举的手，毫无防备的头颅。之后便出现了砍断的肢体、带伤的脑袋。可怕的混乱一片喧嚣，与哭喊、呻吟融合在一起。人们大叫：“啊！耻辱！耻辱！”然后是：“散开！散开！他们在前面杀人，人跑不脱……”一瞬间，人群止步不前，好似时间凝固；然后又是一阵狂乱奔逃，沉重，无人反抗，宛如奔涌的潮水；还有声音，好像低沉的雷声，带着尖叫、祈求、诅咒，出自骚动的人群；这人群在军刀之下无处可逃！

西德默斯勋爵表扬了曼彻斯特当局，说他们立场坚定；威廉·华兹华斯的表现，似乎也大有同感。其他人则为这场事变感到恶心，将其与欧洲的专制君主虐杀人民相提并论。彼得卢事件中的某些邪恶之处，在很多人看来，嘲讽了政府“坚持不列颠传统，反对革新”的主张。批评家们相信，彼得卢事件的影响，并没有局限在英国本地。雪莱当时正在意大利，但还是奋笔疾书，写下了《无政府主义的面具》（ The Mask of Anarchy ），猛烈抨击英国当局，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在路上遇见了谋杀/他的面具宛如卡斯尔雷子爵 这首诗，标志着他与老一代诗人的决裂。

彼得卢事件之后，激进派大受震撼，分裂成了两派。一派以“演说家”亨特为代表，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合法斗争，在宪法范围内活动；他成功发起了上诉听证会，前往会场的路上，30万伦敦市民夹道欢呼。另一派则忍无可忍，变得缺乏耐心了。比如，激进派有个落魄绅士，名叫阿瑟·西斯尔伍德（Arthur Thistlewood），策划了“加图街阴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想要刺杀内阁成员，袭击伦敦塔、英格兰银行、国会；这种人，对政府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宣传材料。此人被公开审判，然后处决，政府掀起了新一轮迫害狂潮。到1820年年底，民主运动大部分领导人——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演说家”亨特、托马斯·沃勒，都进了监狱。1819年，镇压反对派的“六项法案”（Six Acts）通过。之后，地方执法官就有权搜查私人住宅，寻找煽动性的出版物或者武器，还有权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另外，出版物还附加了六便士的印花税，于是工人阶层里识字的男男女女，也就接触不到大多数有名的书刊了。

就在这时，威廉·科贝特从美国回到了英国，还带着潘恩的尸骨，后来把尸骨放在了利物浦（Liverpool），但具体地点不详，于是潘恩最后的下葬地点也就成了一个谜。科贝特显然继承了潘恩的旗帜，当上了“人民之友”，他有能力吸引大量观众，也有能力唤起民众的愤怒。当时的激进派，无比需要科贝特。然而，科贝特却发生了某些奇怪的转变。他并没有动员人们反对“六项法案”，而是动员支持者去反对喝茶。他反复向支持者灌输“烤小麦或者美洲玉米对身体更好”这样的观点。他并没有攻击彼得卢事件的恶名，而是去攻击马铃薯的恶名了。他并没有着力纪念潘恩，而是发表了冗长的演说，论述自己的新货币政策，一边还抨击“犹太狗”（Jew dogs）把伦敦变成了“犹太肿瘤”（Jew Wen）。历史上，爱德华一世曾经迫害犹太人，强迫犹太人佩戴身份徽章。科贝特认为，英国没有办法恢复这种明智的政策，真是太遗憾了。

这些民权保卫者，要么远远躲开了迫害，要么像科贝特一样不再与当局对抗了。与此同时，经济有了可观的改善。政府终于可以庆祝，把英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中了。不过，这种自鸣得意，既不应得，也不明智。如果将民众的愤怒比作一棵树，那么，这棵树的新芽剪掉了，但根系却扎得很深。例如，比威克就没有安静下来。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威灵顿和外务大臣卡斯尔雷的政策，让英国搭上了“泛欧洲警务”（pan-European policing）的便车，一辆沉重的马车。这一政策，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上，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制定的。英国既要听从外国专制君主的命令，又要无视国内人民的呼声，比威克认为，这样的政策不仅危险，而且应受道德上的谴责。比威克的预言色彩逐渐增加了。他警告说：

独裁者、贵族、主教们已经抛弃了一切羞耻感，罪孽深重。这个权贵组成的方阵，迄今为止一直难以撼动，而且还将继续坚守，直到愤怒的人民有可能用暴力将他们摧毁，或者有一种理念，反对这种邪恶政策操纵国家，这种理念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可；这些人的不满，或许能够让政府的爪牙们悬崖勒马，有了时间，还有聪明而诚实的举措，或许能够避免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

比威克是在19世纪20年代写下这些的，距离他1828年去世，不过几年时间。他一直在强调道德的紧迫，这种论调，在这个十年中很典型，从政治上来说较为内敛，因此比较能欺骗当局。这个十年，从爱尔兰西部到比威克所在的纽卡斯尔，市政厅、教堂、礼拜堂、酒馆，都挤满了热情的民众，聆听福音派牧师的演讲。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宗教和社会改革，而不再是明显的政治诉求。在爱尔兰，演讲还包含了1795年那位上台七个星期的费茨威廉伯爵在20年前作的许诺，说要取消天主教的禁令，允许天主教徒做官，竞选国会议员；这一直是各个天主教协会奋斗的目标，其领导人是富有魅力的律师克里（Kerry）和地主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这场运动，使得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不尊国教派，也跟爱尔兰联合了起来。大家都认为，要面对共同的敌人。工业城市当中，也掀起了新的国会改革运动，大部分参与者是中产阶级。这一运动，是伯明翰的银行家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wood）发起的，充分利用了道德运动的热烈气氛。1824年，比威克长期重视的一项事业终于完成了——“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成立了。后来，维多利亚女王当了协会的赞助人，于是协会名字又加上了“王室”。根据国会法令，如将牲畜运往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途中加以残忍虐待，则是非法行为。不过，同样的法令也禁止了传统的娱乐活动——纵狗咬牛戏，还有11月的奔牛节。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英格兰中部地区，奔牛节是一项重要的乡村活动。后来，林肯郡（Lincolnshire）斯坦福德（Stamford）举行奔牛节，此时虽然法案已经生效了，却还是出动了一个连的龙骑兵和警察，才制止了这场活动。

“正义大军”已经开始全速前进，而他们最大的胜利，莫过于彻底废除奴隶制。废奴运动原本是贵格派教徒的专长，但实际上，最大的运动却是福音派发起的，这运动打破了党派和教派的界限。尽管运动必须对抗某些劳动阶层的种族主义，但还是在约克郡和兰开郡得到了民众大力拥护。1832年，在奥尔丹（Oldham），威廉·科贝特也终于宣布，支持废奴运动。有一名废奴主义者，名叫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曾在美国冒着生命危险，宣扬废奴主义，据他声称，在利物浦，他的听众就多达70万人。

这些运动，都带有革命的开创性，使用的各种新手段，无论是托马斯·潘恩，还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无法想象。这些运动，催生了历史上最早的、凭借舆论压力斗争的专业集团。在爱尔兰，运动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为了战胜新教地主选定的在职官员，专门雇了一批办事员，细心编定了选民的名册，还为必须到外地参选的人安排了行程。废奴主义者做好了准备，倘若需要，就会组织一次系统的抵制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抵制西印度群岛出产的食糖。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主要用甘蔗制糖。从拿破仑战争期间开始，英国广泛种植商业化的甜菜，用来制糖。有了这种新的食糖来源，加上准备参与抵制的成员极多，一旦实行抵制，极有可能给西印度群岛奴隶主带来巨大的损失。此外，这些运动还都采用了传统的请愿手段，并把请愿带入了“广泛动员群众的时代”。一旦请愿，就会募集数以十万计的签名，人名全都绣在一幅惊人的布匹上，这种设计，专门用来显示壮观的效果，然后让一名支持请愿的国会议员，指挥人送进下议院大门。组织者要是工作出色，请愿的布匹可能需要四个人才能抬进大楼，甚至可能需要八个人。1830—1832年，有4 000份这样的请愿书送进了国会。目前的研究显示，英国成年男性中，每五人就有一人，在1787年、1814年或1833年的一份废奴请愿书上签了名。更加惊人的是，英国女性发起的一次请愿人数也达到了187 000人，请愿书需要四人费力地搬进下议院，放在地板上。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倘若还活着，看到这样的场景，定然会欣慰的。

在重视社会事业的新派教会手中，政治变成了一座展现美德的舞台；这座舞台上，那种认为“当局都是吝啬的老色鬼，把持国会法庭”的观点，看起来越发奇怪了。以前，力量的象征是盾形徽章，是带有城垛的庄园宅邸；如今，这些东西都让位给废奴主义者组织的巡回展览，例如国会议员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作家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他们展示了鞭子、锁链、贩奴船的模型，还有各种用于奴隶贸易的工具。于是英国各地，公共场所和私人住宅里，出现的不是国王的画像，而是克拉克森创作的一幅油画，画的是一艘贩奴船，数百人就像沙丁鱼一般挤在甲板之间；此外，还有布莱克一些可怕的画像，画的是奴隶一旦反抗，遭受的残忍刑罚。

舆论普遍认为，比起党派的分歧，从道德上区分何为正确、何为糊涂，才是更加重要的事。废奴运动终于把威廉·哈兹里特与威廉·华兹华斯带到了同一个庞大阵营里面。华兹华斯属于体制内的特权阶层，哈兹里特则是体制外的批评者。就连那些发誓不会损害全世界最优秀国体的人，也被废奴运动改变了思想。此时威灵顿公爵当了首相，他感觉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同意对天主教采取宽容政策，以获得奥康奈尔领导的天主教协会（Catholic Association）的支持，协会的势力已经很大了。辉格党在国会改革问题上，多年以来一直不比托利党更积极，这时却面临一种“沦为多余人”的下场，除非他们能够想办法来约束这种道德上的激进主义，这种蒸汽驱动的力量，为他们的四轮马车所用。

1830年夏，这个机会突然来到了辉格党身边，但与此同时，也迫使辉格党不得不放弃了拖延症。画家康斯太勃尔（Constable）笔下的乡村风景，改变的速度非常缓慢，人们依旧认为这是往日英国的核心地带，生活宁静安详，由乡绅和教区牧师管理；而今，这地方却腾起了硝烟，正如科贝特之前预言的那样，虽然科贝特自己也有所保留，觉得不一定会发生暴动。科贝特一点也没有隐藏自己的同情心：“无论会发生什么，这些人，永远不会躺下来，静静等着饿死的！”去年冬天，年景糟透了。一如既往，歉收导致粮食价格居高不下，雇工要么失业，要么只能打短工，而且很多地方给的工资根本不能糊口。不过，这一次，有个“斯温上尉”（Captain Swing）率领的“军队”却名声大噪，到处焚烧干草垛，砸毁脱粒机。斯温的破坏行动，波及了英国南部一大片区域，西到多塞特郡，东到东安格利亚和林肯郡。在汉普郡（Hampshire），亲政府的自由民和反政府的乱民爆发了多次激烈冲突。科贝特的家乡肯特郡，还有东苏塞克斯郡。1831年，科贝特曾在巴特尔镇面对500人演讲，结果被当局送上法庭，但理所当然宣判无罪。在巴特尔镇附近，有2 000名斯温分子遭到审判，处决了19人，但还有200多个被判死刑的人，后来改成流放到澳大利亚。

1830年7月，法国又爆发了革命，英国主张提前改革的人获得了重要论据。拿破仑失败之后，波旁王朝复辟了。这一次，法国革命又推翻了波旁王朝，废掉了查理十世，新国王路易·菲利普登基。他是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éans）的儿子，先前参与过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当时绰号“平等的菲利普”（Philippe Egalité）。历史回忆的力量，被辉格党的历史学家和演说家，清醒而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起来，比如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他这时还相当年轻。他们主张，只有及时改革，才能避免现代革命在英国爆发。然而，托利党人——首相威灵顿公爵，之前接受了天主教徒解禁措施，现在却竖起了改革的障碍。首相说目前国会的代表状态是最好的，他绝不可能发起国会改革，也一直会反对改革。威廉四世国王的看法也与之相仿，这看法被公众知道了，于是国王在民间的支持，瞬间消失了。

政治精英内部，也正在产生严重分歧，之前曾一度有过共识，一味镇压而拒绝改革就能安定国家；但此刻，这共识却土崩瓦解了。取而代之的观点是，大家要想都生存下来，应当使用各种最聪明的策略。1830年11月，威灵顿下台。英国在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之前，就一直是托利党执政，此时，辉格党终于上台，承诺一定要进行国会改革。新首相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是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的门生。差不多40年前，他就第一次提出过改革法案。这一次，“40年战争”终于有望结束拖延了。因为辉格党政府的成员，其出身至少跟托利党一样贵族化（查尔斯·格雷本人是伯爵），所以在1831年3月下议院公布改革细则的时候，极少有人对这一晴天霹雳做好了准备。麦考利带着可以理解的过度兴奋，描述了托利党人第一排席位大惊失色的场面：“皮尔的下巴掉了下去，特威斯（Twiss）的脸好像一个受到诅咒的灵魂，赫里斯（Herries）脸色仿佛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他们的惊愕，称不上什么罪过。因为改革措施包括：大约有140个选区，居民少于4 000人的，要失去拥有的一个或两个议会席位（总共取消了60个选区的席位）。这些席位会重新分配给新兴的工业化城市，以及伦敦。

第一次改革法案在上议院被否决了。在第一次否决与第二次提出之间，发生了更有灾难性的事件，可谓是对辉格党更严厉的警告。德比郡、诺丁汉郡、布里斯托尔郡都发生了暴乱，这些地方的主教宫被烧成一片瓦砾。威尔士南部盛产煤铁的乡村，早在1816年已经有过一次大规模罢工，此时，村民食不果腹，在政治上又感到不满，于是在梅瑟蒂德菲尔（Merthyr Tydfil），便有一群人袭击了法院，释放了支持改革的罪犯，占领了城镇。从斯旺西（Swansea）出发的一支骑兵分遣队遭到了伏击，当局从蒙茅斯郡（Monmouth）调来了数百军队镇压，方才勉强恢复了秩序。

在这一片愈发严重的混乱和暴力背景下，又发起了新的选举。选举运动一度遍及了全国所有大小城镇，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区分了参选各方。结果是辉格党获得了足够多数，可以要求窘迫的威廉四世立刻授予50人贵族头衔，从而凑足人数，将改革法案再次提交上议院。之前，法案已经在上议院两次被否决。最后，1832年6月，《改革法案》正式成为法律。很多历史学家强调，这一法律在社会意义上非常保守。例如，法律依然保存了贵族特色，以及贵族对英国的控制，而没有将其破坏。实际上，这正是辉格党人的本意。麦考利说：“没有人希望把所有勋爵全都赶出宅邸，除了各地偶然看见的一个发疯的激进分子，他一走过来，街头的孩子就会朝他指指点点。”相反，改革法规定了一种“10英镑普选权”，规定只有财产超过10英镑的成年男性才有选举权。这一规定，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因此，辉格党的要员，例如约翰·拉塞尔勋爵（Lord John Russell）、格雷伯爵、达勒姆子爵（Viscount Durham）相信，改革法更有可能保存贵族阶层稳定社会的力量，不让社会受到全面“美式民主”的威胁。他们的目的是给一个潜在危险性更大的联盟造成分裂，这联盟一方是中产阶级强调道德的活动家，另一方是真正的要求普选的民主派。

这一策略果然有效。改革法创造了50万新选民，还成立了新的下议院，丹尼尔·奥康奈尔、“演说家”亨利·亨特、托马斯·阿特伍德、威廉·科贝特全都获得了席位。科贝特一直颂扬农村，这时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成了工业城奥尔丹的代表。这个新国会，凭着以常识为基础的朦胧自由主义的意识，的确阻止了整体革命的势头（不过，农村地区还是会有一些骚乱，最严重的骚乱是1838年发生在肯特郡）。这些变化，的确大有意义。科贝特为了庆祝改革法案通过，办了一个“筷子节”（Chopstick Festivals），邀请了7 000名劳工，给他们70磅火腿，外加好几车的羊肉、牛肉。他知道，自己目睹了“古老的腐败”无疾而终，还见证了烧水壁炉自治市（potwallopers） ，敛财官吏，袖珍选区的消灭。

相反，威廉四世也为了一个理由气得发疯。他愤怒得无法亲自签署改革法案，而是让王室的高官代劳了。1829年，《天主教徒解禁法》（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通过，英国国教会就丧失了垄断地位。而且，因为立刻出现了容易受政治影响的大多数，所以上议院的独立性也受到了不可逆的损害。此外，托马斯·阿特伍德的组织——伯明翰政治联盟声望鹊起，选举也获得了胜利。如此一来，继奥康奈尔在爱尔兰得势之后，现代政党政治体制的运作，也消除了障碍（尽管没有立即运作起来）。现代体制采用一切动员策略——竞选演说、大规模请愿、报纸宣传战，来角逐英国的政治权力。这些策略，是废奴主义者、主张宽容天主教的人最先使用的。

1833年，下议院——此时已经改革，但还没有民主化——终于让英国在各个殖民国家中，首先在所有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最近有一些历史书，认为当时的奴隶生产的产品需求在减少；实际上，需求是在增加。因此，这个成就尤其来之不易。摧毁奴隶制的手段，绝大部分是道德论述；主张人类共同天性的观点，最终取得了胜利。1834年，国会大厦突然发生火灾，被烧毁了。这可并不预示“道德奇迹”的新纪元。改革派的胜利，依然只是部分领域。这时，英国的天主教徒终于能在政府任职了，但在爱尔兰，他们却失去了条件相对宽松的“40先令永久产业”选举权。不论在爱尔兰，还是在英国本土各郡，这一选举权都被严苛的规矩替代了，要求支付房屋年租金10英镑以上的人才能有选举权，这就非常有效地排除了大多数追随潘恩、科贝特、亨特的穷人。真正的男公民普选权，要等到1918年才全面实现。加勒比海上的奴隶种植园主，必须因为损失而得到补偿；一开始，建立了一种过渡式的“学徒制”，学徒是奴隶和自由民的中间状态。

英国的发展，与任何自然之力的想象都截然不同。英国人还没有走完民主和社会公正的漫漫长路。第一章开头，那些漫步者、逍遥学派的人，如今已经被蒸汽驱动的高速经济革命赶超了。这场革命，他们根本无力抵抗，更别说扭转了。而英国的工业化，这场欧洲历史上最不寻常的沧桑巨变，却还是发生了，而且迄今为止，并没有伴随着血腥的革命。这个时代，开始于马车奔驰的快速公路，而此刻，公路的领头地位，又被快到难以想象的铁路、火车取代。华兹华斯觉得，有些铁路破坏了湖区的神圣，为此很不愉快。这些火车，冒着黑烟，发出魔鬼般的声音，把工匠们一直送到了自己的家门口。还确实有成群的人步行而来，带着托马斯·韦斯特的导览，以及华兹华斯自己写的导览，匆匆忙忙在路线图上标记出未来的、必须建设的各个火车站。华兹华斯自己，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他可完全不想这样。华兹华斯跟卢梭一样，都相信英国乡村应该是治疗现代社会的良药，而不应成为现代社会的同谋。但是，对立的两极居然就走到了一起，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农村居民缺少城里的产品，而城市居民也希望体验农村生活。想体验，果真就体验到了。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也同样是最为眷恋乡村记忆的国家。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城市，清一色都建绿地和公园，是乡村的微缩景观，作为丢失的田园风光的安慰剂，或者说纪念品。铁路公司把铁路沿线的土地分给了职工，职工可以在土地上种蔬菜、花，养猪、鸡，他们因为圈地运动而失去了耕地、公用地，这就是那些耕地、公用地的影子。这不是科贝特想象的“快活英格兰”，有着乡村的绿地、麦芽酒、烤牛肉；不过，人们有了这些分配的小块土地，总是聊胜于无。以及，多亏了“绿地运动”的先驱，比如约翰·克劳迪斯·劳登（John Claudius Loudon），公园（park）一词，以前的意思一直是贵族的私产，如今却破天荒第一遭，成了公共场所，打破了阶级、财产的壁垒；例如伯肯黑德（位于英格兰西北部）（Birkenhead）的公园，1847年向公众开放，园内设计了散步的道路、板球场、池塘、牧场，可以让平民游览，把孩子带来，让孩子体验一点自然的乐趣。我觉得，这样的地方，或许并不崇高，但也绝不荒唐。 ytfkSGc+HH+690K8J/xoONDCszKKGD8tlcQoM/MndnGIvCrSzWZCAhhohgNtP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