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失去“帝国”身份的同时，却找到了它自己。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在马萨诸塞爆发。就在英军面对当地愤怒的人群、充满敌意的民兵时，却有一位佛林特郡（Flintshire）的绅士、博物学家托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出门远行，踏遍阿尔比恩（Albion，英国旧称）的山山水水，去寻找一个几乎绝迹的物种——真正的英国土著。彭南特认为，自己在迈里奥尼德郡 ，高地峭壁与冰冷的山湖之间，找到了这样的人——那就是英国土生土长的纯洁原始人，初民的后代；他们简单质朴的天性，多少避过了现代“文明”的摧残。在林恩·厄蒂恩 湖畔，彭南特绕着两座圆形巨石阵缓缓而行，他相信，这两座巨石阵，一定就是“德鲁伊教派 古物”的残迹。彭南特在近旁，还发现了同样质朴的人类居民。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名叫埃文·鲁维德（Evan Llwd）；他们用“古代英国人的风格”热情地招待了彭南特：有浓烈的啤酒，下酒菜则是风干羊肉（威尔士语叫Coch yr Wdre），还有牛羊奶制成的奶酪。主人还给我们看了一只家族的圣杯，用公牛的阴囊制成；这杯子曾经装过很多祭祀用的酒……他们世世代代居住于此，进项不增不减；没有喧闹的名利，也没有随名利而来的各种苦恼。

这严酷而多雨的乡间，却充满了旧日不列颠的奇迹；有人类的奇迹，也有地貌的奇迹。彭南特在彭林湖（Penllyn）边，找到了一间小屋，小屋的主人是年过九旬的老太太——玛格丽特·伊赫·伊万斯 ，但这位当地无人不知的居民却正好出门在外，大概是猎取狐狸去了。彭南特无比失望。因为他先前听说，玛格丽特夫人堪称威尔士的黛安娜（Diana）女猎神、凯尔特的亚马逊（Amazon）女战士。她捕鱼打猎都是一把好手，而且九十多岁的时候，依然“是湖上的女王，孜孜不倦地划着船；小提琴的技艺堪称一绝，对一切古代音乐都很熟悉；对机械的艺术也没有忽略，是了不起的细木工匠”。玛格丽特还会打铁，修鞋，造船，做竖琴；年近八十，仍是“全国第一的摔跤手”。

彭南特成了专家，专门记录古老奇异、未经雕琢的不列颠遗迹：野猫、松鸡、苔痕斑驳的史前巨石，还有穷苦但强悍的民族，生活在这些风景之间。彭南特在北威尔士“远足”之后几年，恰好也是詹姆士·鲍斯韦尔 和约翰逊博士 访问威尔士的前一年，彭南特又坐船穿越了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随行的有一位威尔士男仆摩西·格里菲思 ，也是插画家。这一次旅程，彭南特看见的各种场景，让他时而忧郁，时而欢欣。此地的岛民，如同迈里奥尼德山间的牧羊人一般，也过着原始的生活。很多人住在没有窗子的茅舍里，食物只有麦片、牛奶，还有一点儿鱼。18世纪六七十年代，数以万计的岛民被迫告别了自家小小的农庄，让出来的土地，用来放牧利润丰厚的黑面羊与切维厄特绵羊。很多人难以忍受困苦，渡过大西洋，移民到了美洲。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神迹般的美景：在苏格兰西部的巴里斯戴尔湾（Barrisdale），彭南特看到了许多捕捞鲱鱼的小船，“在这片荒蛮而秀丽的地方，有一处繁忙的栖息地，有许多渔夫和渔船”。另外，赫布里底群岛，朱拉山脉（Paps of Jura）的山峰之一，盖尔语名叫贝恩–安–奥尔（Beinn-an-oir），意思是金山。这样的山峰，在山脉中一共有三座。彭南特登上峰顶，四处远眺，看到了英国边境的星星点点，备感兴奋：东北方是高地上的山峰，一路延伸到本洛蒙德山（Ben Lomond）；西方的大洋里，是科伦赛（Colonsay）和奥伦赛（Oronsay）诸岛；南方则是艾拉岛（Islay），以及北爱尔兰的安特里姆郡（Antrim）的遥远群山。

攀爬、行走、速写、笔记，这一切使得托马斯·彭南特成了不列颠第一位杰出的旅游向导。此时，这位旅人还远远没有将祖国探索完毕。彭南特的《苏格兰游记》（ A Tour in Scotland ）1772年出版。到1790年之前，已经再版了四次。然而，给英国以重新发现、重新定义，并以此在名望、金钱方面小有收获的作家，并非只有彭南特一人。1778年，美国独立战争仍在进行，英军撤出了费城。就在这一年，彭南特的威尔士游记出版之后，英国又出版了一本英格兰著名风景区——湖区（Lake District）的导览，作者是托马斯·韦斯特（Thomas West），一名苏格兰耶稣会信徒（Jesuit），住在坎布里亚郡（Cumbria）的阿尔弗斯顿（Ulverston）。韦斯特跟彭南特一样，也是一位学者，走过欧洲很多地方。先前，韦斯特曾经拉着一些英国旧派绅士，穿过满是乞丐的广场。这次“壮阔的旅程”对这些绅士而言，只是不得已的义务，因此百无聊赖。韦斯特厌倦了这种事，回国发展了第二职业，组建了一个团队，成员都是胆略过人、爱好旅行的男男女女，在湖泊、悬崖、山谷间穿行。韦斯特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导游著作当中，都会引领着游客，拜访一系列观光胜地，在不列颠的壮丽山河中举杯畅饮。

彭南特和韦斯特要向公众传达一句话，这句话虽然简单，却带有革命性质：回家吧！从印度的迈索尔（Mysore）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英国人已经漫步得太久，这漫步太过杂乱，也太过贪婪。英国人着力要让祖国的自然景色同意大利相仿，要么到处修建神庙，树雕像，制造种种古怪东西来装点山河，要么，就是照着外国油画来改造自然景观，让自己哪怕出了美术馆去野餐，也不会发觉景色有所不同。这一措施同乱搭乱建一样恶劣。这个过程中，英国人不知不觉丧失了本民族的精髓——那就是未经美化的自然。这种原生态，在英伦三岛某些边远地区，奇迹般得以保存；因为上流社会觉得这些地方太过遥远、景象丑陋、环境恶劣，即使远足也不会涉及。但如今，新建了收费公路，到切斯特（Chester）或爱丁堡（Edinburgh）可以节省一半时间。于是，爱冒险的旅人就能迅速抵达那个“壮丽的”不列颠边缘；再往更偏远的地方，当然就只能采用更简易、更原始的交通方式了，比如骑马、渡船。当然，还有一个情况令人不爽，那就是，要亲眼见到壮丽的景色，就必须淋很多雨，吹很多风。

然而，彭南特和韦斯特表示，一切辛苦都值得，因为去往“真正英国”的旅程，并非假日的休闲，而是为了“恢复自然美德”事业的尝试。英国人已经在邪恶的安乐中沉迷太久，需要艰苦的磨砺。当年，罗马帝国灭亡了，如今的英国人检视着那些帝国的遗迹，又走上了罗马声名狼藉的老路。这两位悲观的预言家说：英国人早在失掉美国以前，就已经失掉了自己。旧日的英国美德，输给了现今的丑恶。自由已经被滥用，自由的行为歪曲了，正义被无情的拜金主义蒙蔽了，乡村的纯真被都市的风尚污染了。“古老的宪法”（Ancient Constitution）曾一度保障过不列颠的自由，而今，用批评家的说法，却堕落成了“古老的腐败”，或者更辛辣一点——“那种问题”。有些人秉持着帝国必胜的信念，他们以为，只要有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加上新教的朴素正直，就能让英国免疫，不受那种帝国衰落的必然规律影响。然而，“贸易”已经变成了英军枪口下掠夺财富的遁词，变成了非洲野蛮的奴隶贸易。1777年，美国纽约州发生了萨拉托加战役。1781年，弗吉尼亚约克镇又发生了约克镇战役。英军两次战败投降。彭南特等人认为，这两次惨败，就是上帝和历史对英国的惩罚。

而腐化的解药是恐怖的。宣传旅游景点的浪漫主义旅行文学正在发展，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词，有一个就是“可怖”（horrid），其他的常用词还包括“怒发冲冠”（bristling）、“乱蓬蓬”（shaggy）、“险峻”（precipitous）等。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的莱克兰（Lakeland）区，有一处风景区，名叫隼岩（Falcon-Crag）。韦斯特是这么向读者保证的：“你头顶上悬着一块巨岩，再往上面是破碎尖石的密林，呈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向内耸起，形成有史以来、人眼所目睹过的最可怖的半圆剧场，这就是动荡的自然的狂野形态。”苏格兰的南拉纳克郡（South Lanarkshire）克莱德河（River Clyde）上，有四座瀑布，组成了克莱德瀑布群。按照另一位旅行作家，绅士托马斯·纽特（Thomas Newte）的说法，克莱德瀑布群，也是漫游英国壮丽山河的必经之地。纽特是这么说的：“巨大的水体，带着可怖的愤怒不停奔涌，宛如要给坚硬的岩石带去毁灭一般；这些岩石的存在，激起了波涛的憎恶。波涛从一座座洞窟中翻腾而起，洞窟就是波涛塑造出来的，好似从地狱大口中呕吐而出。”然而，这些可怕的经历，并非当作“地狱游记”而以猎奇夸大的手法编造出来，而是意在锻炼人的感官。对五感的刺激，目的在于给游客造成震撼，让他们脱离乏味的嗜好、麻木的状态，正是这些嗜好、麻木形成了恶疾，蚕食着民族的肌体。坎布里亚、威尔士、苏格兰这些地方清澈如镜的水面，能够治愈大英帝国道德与新陈代谢的疾病。英国人来到山地，远离大都市充满毒素的污秽、污染的空气，才能再度呼吸，才能开始新的生活。

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古罗马人、金雀花王朝 的人，曾经被视为“进步”的力量，如今人们却谴责他们带来了贪欲和蛮力。各种文明衰败的考古学成果，让旅人沉思良久，从而与旧日的英国美德建立了联系，这“老古董”可能会成为将来的蓝图。这些古迹包括：巨石阵；铁器时代（Iron Age）的梯田，上面留下了不列颠被罗马扫荡的印迹；威尔士残破的要塞，曾被英王爱德华一世突袭；荒废的修道院，先被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霸占，又被托马斯的孙子、革命时期的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焚烧——这些古迹，全都被旅行的写手们，做了口若悬河的悲情渲染。早在1740年，考古学家威廉·斯图克利（William Stukeley）就写了一本书《巨石阵：还给英国德鲁伊教徒的神庙》（ Stonehenge:A Temple Restor’d to the British Druids ），认为：罗马皇帝恺撒曾把德鲁伊人描绘成嗜血的野蛮人，但事实绝非如此。德鲁伊人是古代以色列失落部族的一支，迁移到英国，想要创造一片新的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后来生存了下来，如同教士一般，守护着一个成熟古老的文明。德鲁伊人的凯尔特语言，不仅是原始的不列颠语言，也是一切非拉丁的欧洲语言的源头。

突然，“英国人”的意思就跟“英格兰人”不一样了。威尔士北部的军事要地格温内思郡，有一座多巴达恩城堡（Dolbadarn Castle）。当年，威尔士在独立状态下，最后一位亲王罗埃林·格瑞福德（Llewellyn Gruffydd）之子欧文·戈赫（Owain Goch），曾在此抗击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大军。此时，城堡变成了人们朝圣的宝地。最早踏足此地的人——像彭南特这样的威尔士古董商，迫切想用“原始英国人”的身份，来拥有这些祖传的宝物。然而，一些坚持浪漫主义、同情英格兰的人，很快就尾随而至。这些化作废墟的石堆，映在黑暗的天幕之上，无论是亲眼看到，还是绘画所表现的，都远比金雀花王朝的城堡，如康威城（Conwy）、哈莱克城（Harlech）这些毫发无损的建筑要“有情”得多。彭南特把康威城、哈莱克城叫作“吾人降服的伟岸之徽章”。抒情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在1757年写过一首《吟游诗人》（ The Bard ），写的是金雀花国王爱德华一世率军在威尔士北部斯诺多尼亚（Snowdonian）山坡上行进，突然遇到了一位劫后幸存的吟游诗人。诗人对侵略者发出了愤怒的诅咒，最后从山巅一头扎进了深谷的滚滚波涛。如今，受彭南特等人影响，很多寻找刺激的游客，带着格雷的《吟游诗人》册子，造访了斯诺多尼亚地区，一边背诵诗中主角最后对侵略者国王的诅咒，一边向着深谷俯瞰；一想到诗人以不屈的姿势，跳入深谷自尽，就感到不寒而栗。游客们若是幸运，还可能受到沃特金·威廉斯·韦恩爵士（Sir Watkin Williams Wynn）一类人的邀请，来到威尔士登比郡（Denbighshire）的怀恩斯泰（Wynnstay），光临爵士自己的乡村活动基地，参加威尔士艺术节（eisteddfod）。艺术节期间，会有合唱队，以及年迈的竖琴家，如约翰·帕里（John Parry）等人登台演出，演唱祖先的歌谣。倘若竖琴家是盲人就更好了。从18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伦敦有一群威尔士人聚在一起，自称“赛摩多里昂人”（Cymmrodorion），时常在酒馆碰面。在享用浓烈麦芽酒的间歇，这些人会孜孜不倦地抄写、出版威尔士的史诗与歌谣，免得这些作品坠入遗忘的国度。

崇尚原始不列颠的浪漫主义者，不论到哪里，都相信那里曾有过用“高贵”来打破“教化之平衡”的恶行，这些恶行必须当作教训来记取。在英国最古老的山河中心——距离腐化的风尚最远之处，这山河曾让著名园林设计师“万能”布朗［‘Capability’ Brown，真名兰斯洛特·布朗（Lancelot Brown），设计风格尽量模仿自然］噩梦缠身；而今，这里又将出现一些真实不虚的当代奇迹。1746年，有一位建筑师，名叫威廉·爱德华兹（William Edwards），想要在塔夫河（Taff）上修建一座单孔石桥，全长140英尺。爱德华兹失败了两次，终于在1755年成功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建成的，而且石桥保存了很久。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有很多人写诗作文，称颂庞特浦里德（Pontypridd），说此地可与意大利威尼斯的里亚尔托（Rialto）相比，说它是“一处纪念碑，纪念着强力而自然的往日，是古代不列颠勇敢的尝试”。

威廉·爱德华兹本人，就是这古老又现代的不列颠的模范——既在残酷的世界中幸存下来，又是英国本土的“天才”（genius）。如今，“genius”一词既有古老意义，也有现代意义；既代表扎根于某地的人，也代表拥有极高技巧的人。天才一出，就必然会有英国人尽力去探索祖国的原始河山，正是这片河山当年保护、庇荫了英国的天性与本质。为此，英国人首先必须放下傲慢的架子，下马步行。只有靴子直接碰触不列颠的土地，浪漫主义的游客们才能显示出渗入骨髓的忠贞，感受那深刻而原始的含义。想做爱国者，必先做步行者。

当然，这时尚的风景区，也鼓励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和家人，沿着蜿蜒的小路散步，要么路旁是弯弯曲曲的池塘，要么尽头是一座意大利风格的亭子；他们一边走，一边想着，走到亭子的时候，应当已陷入了一种诗性的沉思——这种状态，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以及英国诗人蒲柏（Pope）都提到过。但这种新式的徒步，不仅体力上要求精进，还要求道德甚至政治的意义。拿起一根长途跋涉的手杖，离开公园，就是一种自我宣言。英国最有名的浪漫主义探险家，外号“行路者”的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曾在东印度公司从业20年，写书，服兵役，还担任印度土邦主的宰相。1783年，他离开了印度，不仅从地理概念上，也从思想上与帝国做了告别。他似乎成了一名印度–苏格兰的漫游苦行僧，一位“神圣的行路人”，穿过南亚次大陆，穿过阿拉伯沙漠，最终穿过法国、西班牙回到了英国。后来，他又重新启程，先去维也纳，后去了美国、加拿大。“行路者”变得小有名气，每次浪漫主义游客的晚餐会上他必然出现；他一去圣詹姆士公园（St James’s Park），就会被人认出来。有位作家，名叫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认识斯图尔特，对长途旅行的深刻意义也毫不怀疑。昆西估计，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一定走过了185 000英里，虽然这个数字有些可疑；但他算出这个数字，目的在于宣传这位诗人的道德凭证——说明诗人对普通人、普通的场所，有多么熟悉。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危机到了顶点，正值激进的雅各宾派掌权，开始了恐怖统治时期。英国有一个穷困的绸缎商的儿子，名叫约翰·塞沃尔（John Thelwall），成了一名激进的宣传家、雄辩家。塞沃尔在伦敦和肯特郡走了一遭，出版了一篇奇怪的记叙文章，诗歌体和散文体并用，名叫《逍遥学派》（ The Peripatetic ，1793），是关于“贫苦者和伟大者”的见闻，当然这见闻是以脚痛为代价的。

当时，还有许多人，不习惯看到“有品位的人”参加徒步旅行。直到1792年，才出现了第一本专门为“漫步者”写的湖区导览。这本书既包括了各条徒步路线的信息，也传递了一种革命性的观点：游客穿越的这片风景，是一种国民共通的财富，而非乞丐和劫匪的渊薮。又过了大约十年，有一位德国牧师，名叫卡尔·莫里茨（Karl Moritz），徒步走过了英格兰南部和中部地区。迎接他的，始终是当地人的怀疑和不信任。莫里茨留宿在里士满（Richmond）的时候，房屋主人听说他决心要徒步走到牛津（Oxford）去，“还要走得更远”，便“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惊奇”；6月，有一天，莫里茨走累了，坐到路边树篱的阴影中，打开英国文豪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书，看了起来。他回忆道：“那些骑马、驾车从我身边经过的人，都震惊地看着我，做出很多显而易见的姿态，好像觉得我脑子发疯一般。”在牛津的米特雷（Mitre），房东一家人检查了莫里茨，确定他穿着干净的亚麻衣服，符合绅士的身份；但听说他决心徒步旅行，却困惑不已。房东一家承认，莫里茨倘若没有一些友好的朋友同行，他们绝不允许莫里茨跨过门槛，因为“只要徒步走过这么远的路程，无论是谁，都会被众人鄙视的；因为此人要么是乞丐，要么是流浪汉，要么……是恶棍”。

当时，全英国都在疯狂地追求速度，英国人都骑着马、驾着马车，在收费公路上疾驰。而莫里茨，就以一名纯朴的外国人的身份，现身在了这样的英国。但他也明白，即使徒步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也使得他公开而坚决地漠视社会等级，并因这种漠视而欣慰。徒步让他直接接触了英国的民族精华——有一名清扫烟囱的女工；还有一名哲学马具商，马具商居然能背诵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的作品——他们是“路上的学术机构”。此外，徒步还让旅行家展现出了一种新人的姿态——有情之人。同年，也就是1782年，莫里茨终于拿到了一本书，法国政治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忏悔录》（ Confessions , 1782）；这本书很快便成了沉思徒步者的“圣经”。这本书还有一个附录：《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 ），收录了10篇文章，每篇文章都用散步的形式表现。

卢梭看来，只要散步，就总是能远离某种事物，同时接近某种事物。卢梭的代表作《忏悔录》，多亏了卢梭的英国朋友兼崇拜者布鲁克·布思比（Brooke Boothby）协助奔走，方才与公众见面。《忏悔录》中写道，卢梭有一次从巴黎步行去樊尚市（Vincennes）看望好友——作家兼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其间有了一次决定性的领悟。卢梭离开城市，行至途中某地，突然想到，整个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完全是上下颠倒。一直以来，卢梭接受的教育，都让他认为，“人类的进步”就是从自然到文明的旅程；但这种转变实际上却成了一种可怕的堕落。自然要求的是平等，而文化却制造不平等。因此，自由和幸福，并非用文化取代自然，而是正好相反。城市用时尚、商业、智谋的铁腕，迫使所有人按一定规矩行事。可以说，城市就是一张邪恶的网，充满了罪恶的伪君子、掠夺者。城市令人成为奴隶，而乡村却令人自由，只要这乡村不被城市的罪恶感染；城市令居民饱受污染，罹患疾病，而乡村却为居民涤荡身心，增添活力。教育的目的，不是用文明的艺术、礼节筑成围栏，驯服儿童的自然天性，而是恰好相反：尽可能长久地保存这些天性的纯洁、质朴、率直、简单。因此至少在12岁之前，不要给孩子看书，而要让他们在田野中奔跑，在树下听故事，在大自然中尽量多走一走。

1766年冬，卢梭在伦敦短暂停留了一阵，但这次做客，因为之前的那些理念，而使得客人和主人都同样尴尬。卢梭来到英国，是受了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盛情邀请，但主要原因则有二：一是卢梭已经从“疯人院”逃了出来；二是他听说乡村是自由的圣地。当初法国奉行专制主义和天主教的时候，曾有刽子手公开焚烧卢梭的书。在卢梭的老家——奉行新教加尔文教派的瑞士日内瓦，他的待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他草率地决定，与本地的寡头政治家公开决裂，为此惹怒了当局。曾经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卢梭跟情人泰蕾兹·雷瓦索（Thérèse Levasseur）一起，找到了一个闲适的居处，在瑞士比尔市（Bienne）圣皮埃尔岛（St Pierre）上。卢梭经常出门散步，一路上研究植物；也经常划船。有一个归入英国籍的瑞士人，名叫鲁道夫·沃特拉韦尔（Rodolphe Vautravers），为卢梭提供了最新的避难所。但政府的手臂却伸得很长，伯尔尼主教（Bishop of Bern）发布的反宗教禁止令还是追上了卢梭。最后，卢梭接受了休谟的邀请，跟休谟一起渡过了英吉利海峡。

这次旅程让卢梭十分难受。卢梭到了多佛尔（Dover）时，还受着晕船的折磨，而且又湿又冷，直掉眼泪。在伦敦，休谟想要把卢梭介绍给一帮同心同德的朋友，其中包括名演员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这些“有远见的有情男女”（Prospective Men and Women of Feeling）排队欢迎卢梭，热情地表达对他的敬仰，含着热泪表示同情和安慰，低调地为他喝彩。此时卢梭已经放下了精神防备，接受了这些人的盛情，还穿起了束腰外衣，戴着皮帽，模仿“亚美尼亚”农民的行头。然而，卢梭却天生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善于排斥那些对他有好意的人。这种本领立刻就表现出来了。大卫·休谟想要把卢梭推荐给英王乔治三世，让卢梭拿一份年金。卢梭却疑神疑鬼，觉得这是阴谋。休谟又想请卢梭到伦敦特鲁里街（Drury Lane）王家歌剧院去见国王，却知道卢梭会找借口说，要照顾自己的狗“素丹”（Sultan），不能去。为了避免这种局面，休谟将狗锁在公寓里屋，他跟卢梭待在外屋，一定要请卢梭看戏。休谟本以为，让卢梭适当出一点儿名，并不算什么恶意的企图；卢梭却不吃这敬酒，以为这也是圈套，要让自己被奴役、受嘲讽。当时，还有一个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冒充普鲁士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给卢梭写了一封信，假装邀请卢梭去普鲁士。卢梭竟然以为这信是休谟写的，于是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公开争吵。休谟自己也悲伤地发现，这位贵客大概有点发疯了。

卢梭狂热地认定，逃到乡村去，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有人给他在威尔士找了一栋房子——还能在什么别的地方呢？但是，租房的事宜却耽搁了一阵。卢梭对各位主人本来已经大起疑心，这下子更加恶化了。于是他转而接受了一个慈善家理查德·达文波特（Richard Davenport）的邀请，达文波特把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伍顿村自己的乡间住宅腾了出来，这里挨着德比郡（Derbyshire）的边界，也就是紧挨着英格兰最美丽的风景之一。卢梭穿着那身“亚美尼亚”行头，走过多夫代尔（Dovedale）。当地人后来是这么回忆的：“老‘啰唆’ 戴着那么个滑稽帽子，穿着又长又重的袍子，到处走来走去，采他那点儿草药。”有时候，卢梭也让人请他去凯威克修道院（Calwich Abbey），跟一群当地的崇拜者和弟子见面，其中就有布鲁克·布思比。这些人已经开始自称“有情男女”（Men and Women of Feeling）；后来，作家亨利·麦肯奇（Henry Mackenzie）1771年出版了一本小说——《有情男人》（ A Man of Feeling ），当年畅销一时。

不消说，没有多久，卢梭的疑心病就又发作了。卢梭本来就几乎听不懂英语，特别是听不懂当地仆人说的英语方言，于是相信仆人都在说情人泰蕾兹的坏话，还要往二人的饭食里掺煤渣。1767年春，卢梭回到了法国。但他那“有情之人”的小团体已经在英格兰乡间，那叹息悲戚的贫穷社会阶层当中扎下了根。仅仅10年之后，卢梭的疯狂就被人忘掉了，他在英国的逗留，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有崇高和敬意，宛如使徒的传教任务一般。如同“德比郡启示”（Derbyshire Enlightenment）一般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激进政治和培养“有情”的混合。布鲁克·布思比和博物学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在小镇——利奇菲尔德（Lichfield）建立了一个植物学研究会。这两位杰出人物所在的圈子，其核心是一位诗人、散文家安娜·西沃德（Anna Seward），她在主教宫殿自己的住所举办一个沙龙。此外，与卢梭自己不一样，利奇菲尔德这个圈子，并不排斥将“科学引起的愉快”和“对自然的崇拜”混合起来。在德比郡，这个圈子似乎取得了二者的精华，因为德比郡的一座座山峰，既能让旅人在高地上欣赏壮丽的奇景，到深深的洞窟中探险，又能提供埋在地下的煤和铁，让人开采。这个郡，“有趣而神秘”的名声太大，乃至1779年，特鲁里街王家歌剧院竟然毫不尴尬地上演了一出戏剧，名字就叫“德比郡的奇迹”（The Wonders of Derbyshire）。全剧布景一共21种，由景观画家菲利普·德·卢戴尔布格（Philippe de Loutherbourg）绘制，内容包括瀑布，马恩和马特洛克的巨石阵（Marn and Matlock Tors），卡尔斯顿村（Castleton）的洞穴，既有内部也有外部；还有一个“山峰的精灵”（Genius of the Peaks），用机械装置，从“深深的居处”托起来，负责把赏金发给本地居民。

与此类似，德比郡最有盛名的艺术家——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也同样在家乡，画着马特洛克周围山峰的悬崖和峡谷；在克罗姆福德（Cromford）的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磨坊画画，好像那磨坊是一座灯火通明的浪漫宫殿。也正是阿克赖特，在画布上塑造了“英国乡绅”布鲁克·布思比被人改造成“有情男人”的正式形象。这种新形象，并非画家庚斯博罗（Gainsborough）笔下那种傲慢的世袭地主，而是用詹姆士一世时期诗人那种沉思而深刻的笔法，融入了一片青翠的草木中。布思比一身打扮，堪称精心策划的新兴“随意风格”的广告：外穿双排扣长礼服，里面是短背心，扣子敞开，用来更好地展露自己“透明的真诚之心”；原先的丝绸领带换成了朴素的薄棉布领带。老一辈的绅士，可能会手拿一本《圣经》或者古典名著，来显示自己的美德；而布思比拿的却是（自己）这一代的福音，书脊上只有一个清晰可辨的字：卢梭。这幅油画作于1781年，不仅是一幅肖像画，而且是布思比身份的宣传——他在这个小团体的地位，就好像圣彼得在耶稣门徒中的地位一般。基督教中，圣彼得是天堂的守门人，因此相当于“形象代言人”。因为，布思比拿的那本书肯定是《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 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 ），一本忏悔性质的自传体对话录，是卢梭在居留英国期间写的。五年前，也就是1776年，布思比去过一趟巴黎，亲手从卢梭手中接过了这份手稿。两年后，卢梭去世。他度过最后时光的阿蒙农维拉（Ermenonville）小镇的公园（受卢梭的思想启发而建立），成了崇拜者朝圣、追思的圣地。布思比竭尽全力要传播卢梭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有情之人教会”的信徒们，都有一项自己赋予的使命。这使命，有一部分是“通过沉思的散步，将自己转化为全新的英国人，同情同胞的苦难，并能设计出各种精巧的办法，让同胞脱离苦海”。使命更重要的部分，则是通过文学、教育、慈善事业，还有以身作则，来养育一代新人，不受虚浮社会的残忍、腐败影响。他们将在现代的“阿尔比恩”（英国）中，重新创造古代不列颠人的纯洁品质。他们看到，这种品质，在乱世丛生的西部、北部依然保存得完好，尽管居民过着贫苦不堪的生活。实际上，在受过教育的城里人看来，这些贫苦社群最为鄙陋的一面——风吹雨打之下的恶劣生活，却正是未来一代需要逐渐灌输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让不列颠免受堕落的命运。信徒的目标，乃是在儿童长成大人的过程中，尽力保存这种原生态的自由、爱玩的天性、自然之子的真诚，不论这目标在表面上看来多么自相矛盾、不切实际。著名诗人华兹华斯认为，孩子应当是“大人的父亲”。信徒们若是成功了，就能创造出第一代真正自由的同胞，生于自然，也长于自然。

利奇菲尔德还有另外一个卢梭主义者（Lichfield Rousseauites）——托马斯·戴（Thomas Day），以上正是戴先生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他的任务是为英国更加纯洁的一代新人同时担起“父亲”和“教师”的责任，让新人尊敬自然的一切要素，因为戴先生此前已经当了一名生态学家，尽管生态学这门科学当时还没有成形；他相信，上帝创造的一切生命都有着内在联系，因此奉行素食主义，而且强烈反对斗鸡、纵狗咬牛等一些当时流行的娱乐活动。他相信，动物和人类一样，只要通过善良的手段加以调整，就能过上温馨而快乐的生活。他有个朋友，是个律师。一次，律师语带嘲讽地问他：“你是否想要用一视同仁的关心，来对待所有动物，包括蜘蛛？你为什么不想杀掉这些蜘蛛呢？”戴先生回答：“我不会这么想，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权利。假如有一个神灵对伙伴说：‘把那个律师杀掉！’你会有什么反应？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律师比蜘蛛还要可恶呢。”

戴先生想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庭，1769年，他亲自挑选了两个小女孩，作为将来的妻子、母亲的角色，其方式很像从一窝小狗当中挑选宠物。戴先生致力于按照卢梭的方式养育两个姑娘，养大了就挑一个比较合适的结婚，与此同时，资助另外一个去当学徒。他从英格兰西部萨洛普郡的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市孤儿院，挑了一个12岁的金发小姑娘，给她改名萨布丽娜（Sabrina），拉丁语意为“平静、耐心”；又从伦敦弃儿医院（London Foundling Hospital）挑了一个黑发小姑娘，给这个“童养媳”起名卢克丽霞（Lucretia）。这是古罗马一个贞洁妇女的名字，但这个古人最后却自杀了，戴先生显然忽略了这一点。这实验当然没有朝着计划的方向发展，对此，除了戴先生自己，没有一个人觉得吃惊。戴先生担心，成年男子当了两个小女孩的教父，可能会引发人们疑心，让他名誉受损，于是急急忙忙把姑娘们送到了法国。两个小孩在法国，好像两只小野猫一样大打出手，也跟戴先生这个人生导师冲突不断；哪怕戴先生在孩子们出天花期间悉心照料，还在罗讷河（Rhône）一次船难中救了她们两条命，情况也没有好转。戴先生骂养女卢克丽霞“愚蠢天下无敌”，把她带回了英格兰，又按照先前的约定，送给一个女帽制造商当了学徒；萨布丽娜则送到利奇菲尔德，屡次被戴先生用来做实验，这些实验经常很残忍——比如把滚烫的蜡油倒在她胳膊上，用来测试她对痛苦的忍耐力；还有枪支装上空包弹，在她脑袋近旁打响。最后，戴先生终于绝望了，认定她永远不可能变成自己的梦中伴侣，只好把她送进了寄宿学校，萨布丽娜为此感激不尽。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大律师。

戴先生盛赞卢梭是“人类之第一人”，也相信自己完全了解卢梭的感受，因为他自己跟卢梭一样，受到过时尚界的鄙视。戴先生的出身也跟人生导师卢梭一样毫不显赫，生于小康之家，父亲是个收税员。然而，1770年，戴先生想要取悦一个陆军少校的女儿，努力毫无成效，大受打击。为了增进机会，他启程去了法国，想要彻底改变一番，请来了一群舞蹈教练、剑术教师、裁缝，用精致的假发打扮自己，甚至忍受了一种机械装置的折磨，用来矫正自己的膝外翻腿。但一切还是效果全无。那个戴先生想要取悦的姑娘，看了看这个努力改进的戴先生，笑得反倒比以前更厉害了。戴先生再次被拒，十分受伤，也就不理睬这些自己曾经关注的人了。“我这颗熊熊燃烧的跳动的真诚的心，他们知道些什么？！”戴先生终于找到了一名女继承人，当作合适的结婚对象，却又逼迫她接受卢梭的价值观，以缓和自己社会良心的折磨：他不让新建立的家庭拥有仆人，也不买大键琴 ，因为他觉得，“穷人还缺少面包的时候”，沉迷在这种奢侈当中是一种邪恶的行为。

不过，所有这些荒唐事和灾难，都没有能阻止戴先生发挥自己关于童年的才智，写下三卷本的小说《桑福德与默顿》（ The History of Sandford and Merton ，1783）。这本书可谓一部“自然教学”理念的长篇预言，在英国的地位，就如同卢梭的《爱弥儿》（ Emile ）一般。书里叙述了两个孩子的冲突：一个叫托米·默顿（Tommy Merton），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小霸王；另一个叫哈里·桑福德（Harry Sandford），性格要更加安静，是“乡村美德”的缩影。桑福德发现自己伤害了一只金龟子，就会大哭。《桑福德与默顿》现在被人遗忘了，只有在大学研讨班专门研究这部感伤小说的时候才会提起。不过，当时这套书却轰动一时。自从1783年第一部初版以来，小说重印了45次。只要年轻父母想体会如何用“自然童年”战胜“不自然童年”，这本书就是他们的必读之物。戴先生自己不寻常的一生，在1789年9月也突然终结了。他有一种对待宠物的理论，认为可以用温柔而不是强力去驯服马匹，于是做了一次实验。他骑了一匹没有驯服的小公马，公马没有回应他温柔的触碰，反倒让戴先生头朝下栽到了地上，不幸身亡，享年42岁。

戴先生实验最大的问题，有些朋友可能跟他说过——道德方面的调节，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或许，戴先生遇上萨布丽娜和卢克丽霞的时候，两个小姑娘的天性已经破坏了，这种破坏过程，是从母乳的污染开始的。当年卢梭还提出过一个公理：善良始于哺乳，乳汁提供的不仅是生理上的必需品，还有道德上的必需品。最损害儿童自然天性的做法，是把儿童送给乳母喂奶，而乳母哺育孩子只是一种生意。当时，普通人家的婴儿，送给农村妇女抚养的，有数以千计的死亡，这本来不足为奇。那些追求风尚的母亲，经济条件比较好，能给孩子提供高水平的照料，却也不知道，母乳当中究竟有些什么物质，一起喂给了孩子。谁也不知道，多少纯真的婴儿已经因母乳喂养而受到了毒害、腐化，失掉了自然的天性；那些妇女的乳汁里，染上了嗜酒的恶习，以及性病。当时的感伤小说里，母乳喂养被人说成是一种阴谋，特别是那些主张“男人和女人都能意识到自然天性的原始力量，以此获得救赎”的小说。一些男人倘若觉得，乳头带有挑逗和淫荡的意味，那么只要看到喂奶的举动，就可以“转化”过来。作家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也有一部长篇小说——《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 Sir Charles Grandison ），里面有一个邪恶的妻子，代表那些炫耀暴露服装的女人；她们若是能够亲自喂奶，便也能宣扬这种“改恶从善”了。“从来没有哪个男人这么狂喜过！”妻子叙述道，“他匍匐在我脚边，把我和小坏蛋（孩子）一齐拥入怀中。”妻子说：“你这野人！你想要把我的哈丽雅特闷死吗？”他说：“我最亲爱的、最亲爱的、最亲爱的G夫人……我从来、从来、从来没见过这么幸福的景象啊！”

倘若新生婴儿通过母乳，其生命已经有了一个极为健康的开始，那么下一步，明智父母的任务，就是确保孩子的自然天性，不被“父母的管束”或者“死记硬背”永久毁坏。这以前，道德读物给“动物精神”下的定义，是一种非基督教的、魔鬼一般的兽性。小孩子的身体柔软而善于接受各种影响，是撒旦最喜欢的“运动场”；而动物精神就是撒旦在运动场中嬉戏的表现。父母想要拯救后代的灵魂，头一项任务，就是把这种魔性从孩子身体中敲打出来；如果必要，还必须真正去“敲打”。然而，倘若动物与人之间的联系，像托马斯·戴一类人所说，是良性而非恶性，而且孩子那些同小猫小狗相类似的行为，表示的是纯洁，而非内在邪恶，那么就应当尽力保护、培养孩子玩耍的举动，这种举动是“学习”最温柔的路径；哪怕在老一辈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有时会显得反社会，那也要这样做。

现实中，提倡这种理念，造就了一代过度敏感而又不敢狠心打孩子的父母。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呼吁家长向自己学习，“永远不要与儿童抵触，要听之任之，让他们做自己的主人”；自己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做的，为此而声名狼藉。就连霍兰勋爵（Lord Holland）——亨利·福克斯（Henry Fox）这样强硬的父亲，也对这些崇尚玩耍的人妥协了。福克斯在辉格党（Whig）政府中担任财政部的主计长，他是听了妻子卡洛琳·伦诺克斯夫人（Lady Caroline Lennox）灌输的一堆卢梭理论，才这么做的。福克斯家族成了“纵容孩子感性”的代表，虽然还说不上是对孩子感性的“顶礼膜拜”。福克斯的儿子，查尔斯·詹姆士（Charles James）是未来的辉格党领袖。小时候，有一次他把一块崭新的手表扔到了地上。无助的爸爸只是挤出一个痛苦的笑容，喃喃说道：“你要是非这样不可，我猜，你就只能这样了吧？”孩子头发的长度，也是经常引发两代人冲突的问题。有一次，福克斯相当于恳求长子斯蒂芬（Stephen）：“你给了我希望，让我觉得，我要是想让你剪头发，你就会剪的……亲爱的斯蒂芬，你如果剪了头发，我会非常感激！”

尽管还有很多书依然坚持，对小孩子要严格管教，而不是单单把规矩告知他们，这时却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作品，既供别人给孩子朗读，也供孩子自己阅读；这些书都是劝善惩恶的寓言故事，配有生动的插图，告诉孩子，走的道路正确或错误，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有一位天才童书出版商，名叫约翰·纽伯里（John Newbery），他出版了《玛杰里夫人的故事》（ Dame Margery ）；玛杰里还有一个名字叫“古迪”（Goody），意思是“好人”。纽伯里还擅长出版一些六便士一本的绘本，强调寓教于乐和实用的学习。纽伯里最畅销的书，也是第一本儿童的科普书，名叫《望远镜汤姆》（ Tom Telescope ，1761）。这本书是一切“自己做实验”读物的先驱，力图让一切种类的知识，不论历史、地理还是机械，既有趣，也“有用”。

纽伯里有很多插画家，组成了一支大军。其中一人，并没有福气见到卢梭本人，却正好体验过这种期望培养高尚的不列颠爱国者的“自然教育”。此人名叫托马斯·比威克（Thomas Bewick），1753年生于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欧宁汉（Oringham）教区的切利伯恩农舍（Cherryburn House）。父亲是农场主，自己也在农场上开煤矿。比威克一家都是北方农村的自耕农，身体健壮，日子不好不坏，但这一家人，始终都与那些崇拜卢梭的德比郡贵族，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尽管如此，比威克在19世纪20年代充满深情的回忆录中还是写道：小时候自己被姑妈汉娜（Hannah）宠坏了。她“把我变成了一只大‘宠物’，谁也不许‘冷落’（当初用的就是这个词）我，让我为所欲为；而这样的结果就是，我经常被开水烫着，被火烧着”。米克利岸（Mickley Bank）的煤矿附近，有一所米克利学校。托马斯父母把他委托给了校长。校长的天性可一点儿也不温和，从校长使用鞭子的“热情”程度来看，他显然一点儿也没有时间从事当时的“新式教育”。校长最喜欢的惩罚措施，叫作“搂一块儿”，让他骑在一个“胖男孩”背上，模样很像一只交配的青蛙，屁股还要露出来等着挨揍。托马斯一被人放上去，就咬那个胖男孩的脖子。托马斯回忆说，校长揪住他的时候，“我拼命反抗，用我那双有铁环的木底鞋，踢折了他的胫骨，然后跑掉了”。

比威克没有因反抗而甘愿挨罚，而是火上浇油，干脆旷起课来。“每一天我都旷课，在一条小溪里筑堤坝，玩小船来取乐”，还跟“更驯服的校友们”一起回家。于是，“自然学校”就成了比威克真正的老师。20年之后，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在奔宁山脉（Pennines）另一边度过的童年，也与之类似。哪怕比威克最后被迫学了分数、小数、拉丁语，他还是设法逃脱了这些令人枯燥的学业，方法是把演算石板、课本等一切能找到的表面都画上图画；没有地方了，他就用粉笔去画家中的石头地砖、墓碑，乃至教堂走廊的地板。比威克贪婪地盯着各处的图案，特别是那些酒店的招牌，用俗气的笔法画着牛、马、鲑鱼。只要稍有眼光，都不难看出，托马斯是一个过早发育的天才。他把村子每一家的地板都用粉笔画了个遍之后，总算有个朋友给他买了钢笔、墨水、黑莓汁、骆驼毛笔，外加颜料。全英国最早也是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兼插画师，职业生涯就这么开始了。比威克也堪称英国的奥杜邦 。他画了当地的树林、沼地及里面栖息的鸟兽，还因为画了狩猎的场景而得到了不多的报酬。他邻居房子的墙上，每只猎犬都得到了“忠实而详尽的描绘”。

比威克童年有两个关键时刻，留下了特别鲜明的记忆；正是这两个时刻，把他从坚强而单纯的典型北方小伙子，变成了对上帝造物深感同情，为此还非常痛苦的人。第一个时刻，是他碰巧抓住了一只野兔，那时这野兔正被猎犬追赶。尽管他写道，他脑子里从未有哪怕一刻想到过，狩猎有什么不对，或是有什么残忍之处，但他站在那里，将这颤抖不停的温暖动物抱在怀中时，当“这可怜的、惊恐的生灵有如孩子一般哀叫起来……我愿付出一切，来拯救它的生命”。有个农民过来，让比威克把野兔给他。比威克照办了，结果农民却为了取乐，弄断了野兔一条腿，又把野兔放走了，让它一瘸一拐地奔跑，只为了让猎犬也同样取乐。比威克回忆道：“从那天开始，我一直盼望，那受人伤害的、无辜的可怜生物，能够逃走。”比威克毕竟是土生土长的英国农村孩子，不至于反对一切狩猎行为，特别是有些情况下，他觉得动物很可能不会轻易让猎人和鬣狗得逞。比如，獾就会非常凶猛地回击。不过，比威克还是憎恶那些不必要的残忍。第二个时刻，是有一次他扔石头从树上打下了一只红腹灰雀。他回忆道，自己把鸟儿捧在手中，鸟儿就“直直地、哀怨地看着我。我想，倘若鸟儿也能说话，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剥夺它的生命”。比威克再次忍受了一回良心的折磨，盯着鸟儿的羽毛，把它翻来覆去。他写道：“那是我杀掉的最后一只鸟儿。”但他又加了一句，大概说的是那些他画美丽插图用来参照的鸟类标本：有很多鸟儿“确实是因为我的缘故才被杀的”。

比威克绝对不是感伤主义者。他观察动物王国成员的习性、栖息地，特别是剑拔弩张、熙熙攘攘的昆虫世界。比威克早在20世纪的美国社会生物学家埃德蒙·O. 威尔逊（Edmund O. Wilson）两个世纪之前，就在艾尔崔格汉姆（Eltringham）附近的小船山（Boat Hill）上观察到了蚂蚁的殖民地。蚂蚁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团体，“其忙碌拥挤，就如同人群去往或者离开繁忙集市一般”。而且，团体组织得极好，哪怕被棍子干扰，也会继续重新组队，继续忙忙碌碌。

这种社会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在比威克漫长的一生当中，一直是他最突出的品质之一。在他小时候，也使得他被普通人所吸引。这些普通人，拥有对周遭世界和运行规律的丰富常识，而且往往十分渊博，令人惊讶。其中有一名老矿工，就在比威克家族的矿上。之前煤矿出了事故，老矿工救了一名同事。老人坐在石凳上，给小托马斯讲解夜空中的各个星座。还有一个邻居，名叫安东尼·里德尔（Anthony Liddell）。比威克在回忆录中给他起名“乡村的汉普登”（Hampden），此人是乡村务实干练的自由民的代表。里德尔能背诵公元1世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的作品，还记得很多别的掌故。里德尔的穿着，好似一个野人：上穿男式紧身短上衣，“是什么动物的皮做成的”，下穿一条老式的鹿皮短裤。他口才很好，性格倔强，脾气火暴，这些特点，在谈到“自由”和“财产”，尤其是鸟类和鱼类，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坚持说，鸟和鱼都是上帝赐给大众的，所以他有权自由地偷猎；对他而言，“他在监狱里过得比家里更好，所以监狱没有什么可怕”。但还有一个父亲手下的矿工，名叫约翰尼·查普曼（Johnny Chapman），他认为，站在齐腰深的冰冷污水中劳作，“也没有什么艰苦的”。比威克心目中，查普曼就是劳工阶级理想的坚强英雄。查普曼吃的是牛奶、面包、土豆、燕麦；兴致上来，会在乡间原野散步，或者走到纽卡斯尔（Newcastle）去喝麦芽酒；他会用浓重的泰恩赛德口音（Geordie dialect）为别人唱歌，讲笑话，讲故事，换取在外留宿。然而，查普曼又老又病的时候，各个教区都不愿收纳这纯朴的老人，因为都想推卸救济穷人的责任。结果查普曼只得打零工糊口，最后“有人发现他死在了莫佩斯市（Morpeth）和纽卡斯尔之间的路上”。

比威克回忆童年，想到的就是这些场面，还有他在诺森伯兰郡的露天游乐场；比威克的鸟类、动物著作的开头和结尾，不时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木刻小插图，描绘了这些充满沙砾，黑乎乎、细节清晰的场景。比威克在鸻鸟和连雀之间，借着道德小故事的伪装，偷偷展现了一幅乡村世界的全景图卷——当时，帕拉迪奥（Palladian）风格的乡村别墅墙上，有不少经过美化粉饰的农夫、樵夫、牧羊人的形象。著名绘画世家——庚斯博罗家族（Gainsboroughs）的作品，充满了这些事物。而真实图卷的模样，与这些形象却相差甚远。比威克笔下的农村人，并不穿着破旧而动人的、田园牧歌一般的服装，他们臂弯中的婴儿，也并不都是脸如苹果，带着酒窝。《英国鸟类史》（ History of British Birds ，1804）第一卷的序言末尾，有个穿着入时的乡村绅士，带着一把枪，给一个年迈的流浪汉指路，指向路上的一个方向。流浪汉靠着石墙缩成一团，想要避开诺森伯兰的寒风。绅士并没有指出真正有用的方向。黑琴鸡与红松鸡之间，有一群男人古怪地围成一个圈，背对着读者在看斗鸡，看着公鸡彼此撕成碎片。琵鹭与鹤的绘画之间，有个饥饿的老兵带着一条木腿，啃着一块骨头，旁边有一只同样饥饿的狗正在看他。老兵头上，勉强能看到一栋豪华的乡村别墅。比威克笔下的农村人，在路边砸石头，在破败的阁楼里喝粥，在路旁上吊自杀。这些人，记录了一种新的英国政治——当时的人称为“社会情感”（social affection），我们则称为同情心（sympathy）。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就慈善事业发表过一篇论述文章，以《圣经》中扶贫济困的“仁慈的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为背景。他说：“我们天性中有一种东西，让我们参与人类遭遇的一切祸事。”比威克无论走到哪里，都对18世纪英国穷人遭遇的很多“祸事”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比如，在穿越高地（Highlands）的时候，与大多数感伤主义的游客不一样，比威克马上就发现，连绵曲折的壮丽景色、空旷的高地，虽使得浪漫主义的漫步者喜悦非常，实则是大量小农场佃农被清理的结果；反映的是英国的总体转变——起初英国关心的是一户户人家，如今却关心羊群。

尽管，官方经典的自然史画册，与比威克的小插图完全不同（例如托马斯·彭南特的动物学，就十分细心地把内容限定在鸟兽的分类上），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快乐不列颠”的陈腐图画，一般画的是乡绅和家人在大大充实的财产之前，或散步，或休息。但还是经常有其他的图景出现，显示的事物，恰在这种陈腐图画之外，而且清晰得令人惊讶。比如1769年，就有一位退休的军官，名叫菲利普·西尼克斯（Philip Thicknesse）。他怀着不安的良心，写了一份可怕的材料，配上了一幅同样可怕的绘画——达茨沃斯救济院发现饿殍四人（ Four Persons Found Starved to Death, at Datchworth ）。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当时人称首都周围的“家乡界”（Home Circuits），按说这里是不应该发生这种事的。

然而，比起比威克的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来，南方，特别是穷困潦倒的英格兰西南部，大概还有同样多的贫困人口，就像这些达茨沃斯的牺牲品。因为，“农村发展”运动的社会结果，在英格兰南部表现得分外明显，特别是18世纪60年代那些荒年；这段时间，小麦连年歉收，价格飞涨，从伦敦到德比郡的大小城镇爆发了一系列“粮食暴动”。北方各郡主要吃的是燕麦，这时的情况稍微缓和一些。但也有很多人支持快速现代化的农村经济，比如英国农业经济学家阿瑟·杨格（Arthur Young），他在1769年发表了《英格兰与威尔士南部各郡六星期游记》（ Six Weeks Tour through the Southern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Wales ），认为在18世纪最糟糕的年景之后，绝无任何谢罪的必要：“你不论将眼睛转到哪一边，都只会见到大量财富，以及更大量的资源，再无其他。”先前，英格兰真正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他经常用这个词——并非通过演讲、国会法案获得，除非演讲和法案碰巧是关于圈地的；而是通过芜菁甘蓝、谷物条播机、红豆草获得的。杨格因粪肥而狂喜，乃至用英语的名词dung（牲畜粪便）创造了一个同形动词“施粪”。约克郡有一个罗金汉侯爵（Marquis of Rockingham），拥有2 000英亩土地。杨格对土地的耕作情况做了“大量观察”，十分满意。同样，他能给予的最高赞扬，就是土地“充分施粪”（amply dunged）。他看到“一处堆肥，其他肥料和牲畜粪便混合在一起，腐败程度彻底到可以像黄油一般轻易划开；毫无疑问，这就是全世界最有效力的肥料”。杨格认为，就让那些浪漫主义者在穿越索尔兹伯里平原 的时候，自己思考德鲁伊教徒去吧！他能想到的只有太多土地没有圈起来，浪费了，而浪费就是犯罪；这些土地可以加上篱笆，分割成块，好好耕作来赚钱！

杨格认为，听到圈地就矫情、坐立不安，这样只会背离农村历史、经济的最基本事实。圈地，也就是占领公用地 ，以及户外开阔地 的残余，这些土地，之前是大家一起耕作，或者分成条块耕作的；要想充分发挥农田生产力，圈地是一个必要条件。旧法耕作的条块、农田，虽然在诗人笔下渴望，却从来不可能养活缺乏资本及现代农业基本知识的一国农民。尤其是基本知识的缺乏，让杨格分外悔恨。这些基本知识包括：适当的施肥办法，一茬茬作物之间让土地休耕，条播机的使用法，等等。而且，尽管18世纪60年代的圈地行动肯定有所加速，但圈地运动本身则已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此外，新一轮圈地的政策——私人国会法案（private act of parliament），需要一处教区五分之四地主同意。

批评家则指出，这法案却没有提到，圈地也需要数以十万计的小农，还有佃册农（copyholder）的同意，甚至都不跟他们商量。而这些人，却一直凭着小块土地艰难度日，只要同时能够以公用牧场放牧牲畜，就可以过得下去，而现在，他们却变成了拿工资的工人，这是一种退步。杨格坚持说，市场变得繁荣，其实会给农村的穷人创造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工作；在新环境之下，处境比过去好得多，过去他们一直想用本身就很贫瘠的土地谋生，根本不会成功。确实有很多人在当地的乡村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当了看店的人，或者新学了钉鞋一类的手艺，但这些行当，有很多新的从业者进来，跟原有的人竞争，于是有些人不得不去找季节性的零活，比如挖水沟，从而让生活变差了。杨格悻悻地抱怨说，约克郡这些男工每天挣三四个先令，却“每周很少工作三天以上，余下的时间就喝酒度日”；还说，这些人的劳动价格大大上涨，工资也高了很多，乃至“冬天的劳工非常无礼，差不多要贿赂他们，才能勉强他们去打谷”。

批评“农村发展”的人，认为最令人难过、愤怒的，倒完全不是圈地运动。这可疑的荣誉，落到了另一种行动之上，那就是“垄断居奇”。原先佃农很多，改革之后变得很少了，其原因往往是“新的”资金闯入了高价、高租金的土地市场。杨格一帮人说，想要粮食产量提高，牲畜质量改善，从而养活迅速增长的英国城市人口，则投资必须满足另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规模经济”。这一点，他们或许没有错。但是，同样的批评家们坚持说，地产经理拼命追求租金最高、利益最大化，带来的恶果，不只是大批乡村人口涌入城市（英国、美国都是如此），还包括旧日生活方式的破坏，这种方式建立在公用土地基础之上。18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一本极为畅销的书，10年内再版了5次。书名——茱莉亚·曼德维尔夫人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Lady Julia Mandeville ），作者弗朗西丝·布鲁克（Frances Brooke）。这本书里痛斥了一个“T勋爵”，是这么说的：

他着力实施的计划，招来成千上万的人谴责，而且他把自己的地产弄得一片荒凉：农场掌握在不多的几个人手里。至于佃农的儿子们，要么成了这几个头头的奴仆，要么到外国谋生去了。他所在的村子原先规模很大，人口很多，如今只剩下八户左右；荒废的田野上一片死寂；农场的屋子，原先有很多工位，工人们都安居乐业，如今则成了废墟，在其周围腐朽；现在的租客变成了商人和包买主，骄横、懒惰、腐化、粗野，对养活他们的人视而不见。

这些控诉、悲叹，当然是不切实际的怀旧行为。那种田园牧歌一般的乌托邦，体贴的牧师、慈祥的乡绅、人道的地方法官，从来没有存在过，除非是为了反对严苛的乡村地产法规而想象出来的反例。这幻想中的昔日乡村，虽然一厢情愿，但并没有阻止那些写诗作文的怀旧者来“口吐莲花”表示抗议，也没有阻止他们给整整一代人施加一种几近催眠的影响，让他们努力回应自己对“社会情感”的呼唤。这些雄辩的诗作当中，最有力的，来自一位多产作家奥利弗·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他生于爱尔兰的朗福德郡（County Longford），见多识广，经常手头拮据，困苦不堪。18世纪60年代，他终于名利双收，获准进入了“文学俱乐部”（Literary Club）的精英行列，与乔舒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约翰逊博士、詹姆士·鲍斯韦尔为伍。哥德史密斯的早期诗歌《旅行者》（ The Traveller ），已经用诗歌的方式控诉了那些为政策辩护的人。辩护者说，既然一切政策都合法，而且正大光明，那么英国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什么错误。《旅行者》是这么说的：

荒唐的法官，人人都制定新的刑罚。

律法碾压着穷人，富人则操纵律法。

1769年，那位菲利普·西尼克斯先生发布赫特福德郡救济院饿殍的可怕景象之前一年，哥德史密斯出版了长诗《荒村》（ The Deserted Village ），这是一切哀悼梦幻村庄死去的诗歌当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村庄名叫“温柔的奥本”。

可爱的草地，

你的娱乐飞逝，全部魅力在消退；

看得见暴君之手伸入你的茅舍间，

凋敝颓败使你的青葱渐渐黯淡。

唯一的主宰控制了全部的领域，

你欢笑的平原上半数田园已荒芜。

哥德史密斯的双行体诗，写他在梦境中遨游，遇到一切组成社区的地方和组成社区的人，都停下来看一看。他拜访了“乡村牧师的简朴住房”：

乞丐是他的贵客，

走后他久久念叨，他下垂的长须在衰老的胸前拂飘；

这破落的挥霍者如今不再自尊，

要求当地的亲属供养，已获应允；

这个伤残士兵被好言相慰留下来……

拜访了乡村老师，最重要的，还拜访了小酒馆，这里能喝到“栗色的生啤酒”，但远不只是一家麦芽酒馆而已：

农夫不会再去将它掇弄修葺，

他喜滋滋地忘却了日常忧虑；

农场主和剃头匠不再讲述奇闻；

樵夫的谣曲不再众口传唱流行；

铁匠从此不再舒展黝黑的浓眉，

放松强劲的肌腱，倚身听得入迷；

那宴会的东道主如今不见了踪迹，

不再细心照料，让来客皆大欢喜；

不见忸怩少女半推半就被人抱紧，

她将亲吻过的酒杯递给他人啜饮。

最后，哥德史密斯结束了“奥本”鬼魅世界的孤独之旅，转而再次面对商业化的当代英格兰，正是当代社会营造了这种凄凉：

你们，这些坚持真理的朋友，你们这些政治家，

调查富人的快乐增长，穷人的衰落，

请度量一下“精彩”与“幸福”的国度之间距离究竟会有多么遥远！

骄傲推开波浪，是装满矿石的货船，

“愚蠢”从岸边把他们呼唤；

拥有财富与骄傲的人，凭着很多穷人的供养占据土地；

地上有自己的湖泊，广阔边界的公园，

还有自己的马匹、马车和猎犬；

丝袍慵懒地环住他的四肢，

四邻的庄稼有一半被他抢去。

歌德史密斯控诉的诗篇，不论观点正确与否，确实对18世纪晚期的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首诗影响了比威克这样的爱说教的批评家，也影响了约翰逊博士这样的怀旧托利党人。比威克和约翰逊，都对英格兰地主寡头手里集中的政经权力抱有怀疑态度。终于，“粮食暴动”、军队动员、绞刑处死的混乱年月过去了，乡村的政治机构总算没有毁坏，但乡村对家长式统治的信仰，甚至对贵族政治的道德原则、司法制度的信念也动摇了。只有英王乔治三世，英国的“第一农夫”，号称简朴、真诚、直率美德的化身，免受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困扰。18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些意志坚定、口才高超的小册子作家，请愿者，假装虔诚的捣乱分子，掀起了一系列社会运动。他们谴责的是某些特定的罪恶，总是着重将这些罪恶斥为“违反自然”：有些未婚母亲，之所以生下孩子，往往是被放荡的绅士勾引的结果，这些绅士有年轻的，也有不那么年轻的。结果，这些母亲却被抓去坐牢；未婚妈妈，还有欠债的人、一般的罪犯，服刑的条件都十分恶劣；司法部门对一些轻罪不加分辨地判处死刑；儿童处境十分困苦。这种惨景，往往最能触动一代浪漫主义者的心。而崇尚社会道德的人越来越多，儿童处境也必然激发他们的悲悯之情。这些处境，例如贫苦家庭的新生婴儿，一生下来就送到圣吉尔斯（St Giles）或圣克莱蒙教堂（St Clement Danes）的贫民区，委托给一个乳母，实际上等于判了死刑；非洲的儿童被带离了亲人、村子，装上贩奴船；还有一些“爬高的男孩”，被迫打扫烟尘结块的污秽烟囱，最后得了阴囊癌或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长到12—14岁，身体钻不进烟囱，就被一脚踢开。

这些社会运动，无一例外都带有强烈的宗教热情。很多福音传道者，热情地期望能够消灭当代的邪恶；他们大部分人都相信，现有的教会已经太过富有，太过自满，太过贵族化，没有办法履行基督教牧师的任务，而且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于是，18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见证了17世纪以来英国最不寻常的“精神重生”：各地涌现了很多叛逆思想和叛逆的教会，教会里宣读《圣经》，作为一种“共同人性法典”的公告，以及对贫穷者、受压迫者的同情。当初英国革命的时候，奥利弗·克伦威尔共和制下的一些激进派，也是这么做的。

这些非正统教会，并不一定个个都立场激进。毕竟，真正的福音派强调“神秘启示”（mystical revelation），也要求信徒服从“神秘启示”的力量。而著名的基督教派“卫理公会” 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则非常厌恶那些“唯一神教派”（Unitarians），反对他们否认基督神性，将他们的教义斥为“毒药”。但是，卫斯理激烈的长篇演说，却成了一种反向的赞美，让“理性基督教”变得非常吸引人。这是“理性基督教”第一次不用矛盾修饰法来称呼，因为基督教的根基是对基督复活、神迹等教义的信仰，而不是理性。实际上，18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唯一神教派”演说家，都激烈抨击社会政治现状。例如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他虽然是宗教学者，但后人更记得他科学家的身份，他是氧气的发现者之一；还有威尔士人理查德·普莱斯博士（Dr Richard Price）。他们认为：不应把耶稣看作神之子，而应把他看作改革家的先驱，一个全面的好人，一个关心社会的公民；他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疾呼，在幸运者和不幸者之间，存在一种坚不可摧的责任纽带。

斯塔福德郡的伊特鲁里亚，有一座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开设的工厂，里面生产一种陶瓷大奖章，主题是反对奴隶制，非常有名。奖章上的铭文是：吾非人乎？吾非他者之兄弟乎？此外，信奉“基督使人们团结”的新兴教派，用尽一切手段鼓吹他们“使内心清净的公民学”，手段包括：赞美诗；圣歌；充满激情的聚会，大家高呼自由精神口号；一系列培训班；小册子；向国会递交的请愿书。还包括图像这个有力的媒介，设计图画的都是些著名艺术家，包括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这些图画印到了所有能印的表面上，不仅印在纸上，还印在高脚酒杯上。每一种行动背后都有一个讲述恶行的故事，这些故事被人讲了又讲，当作战斗口号。比如，有一艘英国贩奴船桑格号（Zong），奴隶贩子将100多名生病的非洲人抛进大海，以骗取保险金。这个案例被反复渲染，以激发人们对所谓的“黑三角贸易”的愤慨。这贸易的情况是：货船从英国出发，把便宜的工业制成品运到西非，装上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又在第三站装上糖和朗姆酒，运回英国。刚刚加入这些新兴教派的人，来自差不多一切社会等级：有拥护改革的贵族，有牧师，有乡绅，有律师，有医生，有商人——与当年支持正义的“广教派”（broad church）情况类似，17世纪40年代正是广教派发动了革命，然而，这一次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科学家和工业人士也参加了。这些人很多都是名人的子女，例如托马斯·韦奇伍德（Thomas Wedgwood）。他们觉得，应当为自己贩奴带来的财富而赎罪，而且应当与贩卖黑人所得的钱财划清界限。愤愤不平的各派群众里，还有一些全新的阵营：中上层有文化的妇女，甚至还有家仆。据说，理查德·普莱斯博士在位于伦敦纽因顿格林（Newington Green）的会所开会的时候，这些人就坐在后排。

国会需要改革，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全体选民的人数，比内战之前还减少了3%；某些很差的自治区，例如老塞勒姆（Old Sarum），只有七个选民，但还有一个席位。当时还有一种买官的人，买席位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投票要跟政府立场一致；新兴的人口稠密的城市，代表人数严重低于适当比例。不过，这个未经改革的国会，是否已经无药可救呢？首先一个遭到猛烈抨击的目标，是1689年生效的、允许天主教活动的《宽容法案》（Act of Toleration），其司法解释太过狭隘。异议人士不仅仅要求宗教活动的自由，还要求全面的公民权利平等——废除《宗教考查法》，该法案禁止天主教教徒担任官职。（托利党则认为，《宽容法案》通过的前提条件，就是再也不会有比法案本身更多的宽容。）但是，改革者也不得不承认，“古老的腐败”有时候也能回应他们最迫切的诉求，特别是当争议焦点是道德问题，不是政治问题的时候。扫烟囱男孩曾经给布莱克灵感，让他写下了1789年的著名诗歌《扫烟囱的孩子》（ The Chimney Sweeper ）。为了回应捍卫他们权利的运动，1788年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雇用8岁以下儿童清扫正在冒烟的烟囱。法案还明文规定，扫烟囱的儿童必须至少一周洗一次澡。但这项法案很少强制实施，而在那些最关心穷人命运的人看来，这法案也远远不够。有一些措施想要改革济贫体制，这些措施基于斯宾汉姆兰（Speenhamland）伯克郡郊区采取的体系，目的是让吃救济的穷人不至于进入条件恶劣的贫民习艺所；其手段是采取工资补助，资助的目标从教区税费到面包价格，完全取决于本地社区的好心。批评家认为，这纯属把问题交给最可能忽视问题的人去考虑。

托马斯·比威克开始在纽卡斯尔一个雕刻师手下当学徒的时候，抽烟斗，喝麦芽酒，身边都是一些识文断字的年轻小伙子，心直口快，骂起“身居高位的人不顾穷人死活”，一点儿都不犹豫。其中最激进的是一个好斗的小个子，是一名教师，名叫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比威克说斯宾塞是“全世界心肠最热的慈善家之一。他的关注点似乎只有人类的幸福，这一点把其他的关注全都吸收了。斯宾塞是乐天性格，对朋友热心，爱国之心也同样火热。但他对那些认为性格相反的人，就会充满敌意”。17世纪50年代，英国曾经有一个清教徒掘土派（Diggers），斯宾塞也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坚信所有现代社会病的根源，都来自一种“原始的邪恶”：当前的土地所有制。当时，全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辩论协会，有些在伦敦，还有些专门是为妇女而成立的。斯宾塞在其中一个辩论协会上，慷慨陈词，宣扬他的共产思想。这个协会活动的场所，就是“宽阔中庭”（Broad Garth，纽卡斯尔一地名），斯宾塞的教室。斯宾塞的热情与对不幸者“真诚直率”的关心，显然鼓舞了比威克，但比威克也认定斯宾塞的理论太过虚幻，乃至危险。这理论对于某些“没有人居住的国家”还算实用，但想要“拿走人民自己的财产”，就大错特错了。有一天，两人吵了一架，越吵越凶，最后从动口到动手，拿棍子打了起来。比威克说：“他不知道我是棍击运动家，我很快发现，他的动作错漏百出。我把他的胳膊和大腿内侧都打得淤青，他发火，使出了不光彩的手段，我不得不痛打了他一顿。”

然而，尽管比威克认为私有财产非常神圣，但统治者还是有很多方面太过自满，让比威克愤怒不已。因为，纽卡斯尔“黑孩子”（Black Boy）酒馆的史瓦利酒馆（Swarley’s Club），经常举行会议和辩论，讨论英国现状和严重的社会问题；或者，听听可敬的约翰·霍恩·图克（John Horne Tooke）、理查德·普莱斯或者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如何谴责“古老的腐败”，会发现他们更加憎恨“不需改变现状”的自私谎言，而相对不太憎恨“老国会还存在”的客观情况。之前提到过，所谓秩序井然，一派祥和的田庄，佃农和劳工在土地上辛勤工作，这只是一个现代的幻想，遮掩了乡村贫困的丑陋现实。同样，那种没完没了的赞颂，说英国人能够生活在最自由、最贤明、最争议、最繁荣的国家怎样幸运，也激怒了那些最不幸、最无人代表的下层民众。

这种为权力涂脂抹粉的行为，有两个版本：一是辉格党，一是托利党。托利党的版本，直接声称，政府权力是天赋的，“人民”没有任何资格干预政府体制；而人民自然、适当的状态，就是臣服、效忠一个善良的君主、教会、国会；投票选出国会的人，都因自己的财产而有权跻身选民行列。辉格党的版本是：只需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足以巩固“古老的宪法”，不受独裁暴政的威胁；而且，《革命稳固法》（ Revolution Settlement ）对宽容政策和国会的明确规定（国会只需每七年选举一次），也足以保护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自由权利。

但是，1788年，革命的百年纪念近了，人们必然会仔细审视这两种对现状的辩护。而且，英国政治家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82年22岁任国会议员，1785年25岁任首相的时候，两次试图推动国会以温和手段进行自我改革，结果都失败了。还有一个背景，1788—1789年，皮特努力反对废除《宗教考查法》。在这两个背景之下，重新评估现状，就显得更加紧迫了。大西洋的另一边，托马斯·潘恩（Tom Paine）的《常识》（ Common Sense ，1775）已经给大多数基于现状的推测带来了沉重一击。《常识》主张，美国人为了维护天赋权利（如纳税人必须得到政治上的代表，纳税人不应被迫为英军提供宿舍）而反抗，不仅是权利，而且是使命。美国人学到的一课，当然没有在大西洋这一边被人忽视，特别是没有被那些一直评论美国独立战争的人忽视。18世纪80年代，英国存在一些到处游说人们加入的团体，如“宪法资讯促进会”（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威斯敏斯特协会”（Westminster Association）等。这些团体的成员，不仅有牧师、各种专业人士、工匠，还有辉格党的少数激进分子，如第三代里士满公爵（Duke of Richmond）、第三代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还有剧作家兼政治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这些人在“霍兰屋”（Holland House）聚会。他们的领导人，口齿伶俐的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他小时候的托儿所，就采用了卢梭自由教育理论。这些团体开始接受一种潜在的民主政府的理据，这种理据一开始就允许民众选择或改变自己的统治者。而且这权利不仅是天赋的，在历史上也能寻找根源。这种观点认为，所有政府的起源，都是民众自愿商定，将自己的权利赋予一些民众代表（不论是国王还是国会），其明确目的是为了保护自身的自由和安全。这种商定，一直都被理解为一种双方都有义务的合同。民众暂时委托政府保护自己的权利，只有在政府尊重民众的情况下，民众才会效忠政府。同样，当局如果被判定为没有保护民众的这些自由权利，而是侵犯了权利，则“主权人民”（sovereign people）完全可以将其废除。

这种理论是匆忙拼凑出来的：一部分是17世纪那些激进派留下的，是陈旧的“共和国人”/“联邦人”（Commonwealthmen）的信条；另一部分则是美国的共和主义，加上卢梭的推波助澜。不过，18世纪80年代，这套理论却是一系列演说家必须对不满的民众宣讲的。他们包括：詹姆士·伯格（James Burgh）、普莱斯、约翰·霍恩·图克、约翰·卡特莱特少校（Major John Cartwright）。接受这种理论的人，绝不仅仅是极少数与主流不合的煽动者，因为这些经常难以理解的严苛论点，在当时极受欢迎。比如，理查德·普莱斯令人生畏的《公民自由性质观察》（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 ，1776），卖了6万本，只有潘恩的书的销量超过了这个数字。这些观点，很多以前都被人宣扬过，尤其是被约翰·弥尔顿宣扬过。有些现代史学家认为，“老调重弹”是虚弱的表现，其实绝非如此。老调重弹反而是这种观点大受欢迎的诀窍。因为，18世纪的人们非常迷恋英国的往日，尤其是“伪哥特式的”（Gothick）中世纪；不光迷恋中世纪的政治历史，还迷恋中世纪的建筑、服装、家具、盔甲，把这一切编成配有漂亮插图的简明历史书，到处出版。所以，英国历史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人称智者、强者、好人的英雄，又被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等人抬出来，宣扬成明君典范，因为他与一切国会的前身，盎格鲁–撒克逊咨议院（Anglo-Saxon Witenagemot）进行了友好合作。此时，人们认为历史不是晦涩难解、与现实无关的东西，而是英国政府应该效仿的榜样。《大宪章》（Magna Carta）的签订，是另外一个“民众”经历的“神话”时刻。他们通过自己的男爵、议员，行使了向暴君问责的权利。这一事件也被视为对当下和将来有重大意义。而且，当时有一个激进分子，身份是素食者兼古董商兼运货员，名叫约瑟夫·里特森（Joseph Ritson），研究了罗宾汉这个人物，把传奇人物重塑成一个浪漫主义的大众英雄，出了书，还配上了托马斯·比威克的木刻插图。

自从16世纪开始，“88”这个年份，一直是英国和君主制命运的关键年份；每一代人都认为，上一个“88”年份的历史，就是下一个“88”年份的范例。1688年支持威廉三世的人，宣称自己在继续1588年伊丽莎白对天主教暴政的反抗。也是在1588年，英国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1688年，信仰天主教的英王詹姆士二世退位。1788年，英王乔治三世精神病恶化，无法执政。有些批评家谴责他试图建立斯图亚特王朝（Stuart）一般的专制政体。等到1789年他恢复神智，法国大革命已经爆发，震惊欧洲，改变了君主制的命运。那些庆祝光荣革命100周年的人，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次最新的革命，就是100年前光荣革命的圆满之举。他们觉得，上帝的日程安排很有意义。

乍一看，英吉利海峡两边这两个国王迥然不同。法王路易十六此时正被法国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呼来喝去，议会怀疑国王在策划军事政变，以夺回绝对权威，而且这种怀疑是正当的；英王乔治三世则正在恢复健康，也在恢复对英国的控制。路易十六遵命离开凡尔赛赶赴巴黎，一边尽量掩饰自己的窘境，一边至少假装在革命的三色旗下保持低调。与此同时，英王乔治三世正在英格兰西部诸郡（West Country）旅游，静养身体。每到一处，都有人高声合唱《上帝保佑国王》（ God Save the King ）来取悦他；在韦茅斯（Weymouth），乔治三世来到矿泉圣地疗养的时候，还有一支忠心耿耿的小乐队藏在洗澡机器后面，给了他一个惊喜。

然而，这些大张旗鼓的效忠表现，完全没有阻止那些激进派的思考，这些人真正相信英国要有大变局。他们觉得：若是巴黎人民能攻入巴士底狱的高墙，那么，我们清算英国“古老的腐败”的日子，也就不远了。1785年，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把激进派的事业，比作“在谬误和迷信的陈腐建筑底下，一粒一粒铺上火药，只需单独一点火星，便可点燃，立刻发生爆炸”，因此得了个“火药阿约”（Gunpowder Joe）的外号。巴士底狱攻陷的时候，史瓦利俱乐部、利奇菲尔德的主教宫、贵族的霍兰屋，这些地方都有人举杯祝贺。激进派希望，这火星也许能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赞美法国大革命，说它是“堪称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而且无疑是最好的事件”。只是，大革命的成功，让英国人有些尴尬：过去好几代人的时间里，辉格党和托利党一直异口同声嘲笑法国人，说法国人是专制走狗，毫无希望；如今，法国人却完成了1688年始于英国的革命事业。毕竟，美国人早就论述，自由的“真正”精神，虽然生于英国，却显然已经迁移到了别处（美洲）。当初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的拉法耶特将军（General Lafayette）曾经热心地帮助美军与英军作战，如今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将军又站在反对专制的一边，把自由精神从美洲带回了欧洲。这一点再次证实，受到民众拥护的自治政体，乃是一切人类的天赋权利。

但是，革命毕竟发生在法国这个外国，于是，英国辉格党最激进的派别“新辉格党人”（主张扩大选举权，实行无记名选举，资助国会议员等）赞颂外国革命，虽然是高尚的情操，却也引起了非议。1789年，新辉格党人觉得有必要主张，自己为法国大革命而欢呼，这种行动和真正的爱国主义并不矛盾，反倒是爱国主义保持健康的标志。1789年11月4日，在伦敦“老犹太”区的“唯一神教派”会所，理查德·普莱斯博士面对“革命纪念学会”（Society for Commemorating the Revolution）的成员，高调发表了一篇演说《我们国家的爱》（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传达的也是这个信息。这一天差不多正好是1688年光荣革命中，威廉三世在英国托贝港（Torbay）登陆的101周年纪念日。普莱斯主张，“国家”适当的定义，“并不只是地球的土壤或某个地点，我们恰好在这里出生；也不只是森林和农田，而是一个团体，我们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或者是同伴、朋友、亲族的集合体，这些人在共同的宪法下，和我们联系在一起，受同样的法律保护，被同样的公民政体（civil polity）维系着”。换句话说，赋予我们真正的国家忠诚心的，并非国家的地形，而是国家的政治。余下部分，就都是自私的夸夸其谈了。他还说，伟大而光荣的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毫无疑问，同英国政治联系在一起，而且确实是英国革命事业的完工之作。1688年光荣革命的意义，正是在于“人民有权反抗独裁统治，驱逐非法的统治者，恢复自己不容置疑的自治权”。难道不是这样吗？而且，这不也正是法国人现在做的事吗？法国人给我们上的一课，非常及时，因为在英国，人民的代表工作已经变成了一个糟糕的笑话；这是一种“影子”的自由，其背后真相是腐败的寡头政治，还有一个内阁制政府，操纵着国会中一群被收买的傀儡，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说，巴士底狱的陷落，法国从绝对专制到开明君主制的变迁令人震惊，这震惊也当然是健康的，对宪法有益的，就像韦茅斯的清凉游泳，或者莱克兰细雨中的郊游一般。有些人向乔治三世恢复神智表示祝贺，表现出怯生生的媚态。对此，普莱斯非常瞧不起。普莱斯说：“他们更像一群牲畜匍匐在主人脚下，而不像有智慧、有尊严的公民与受人爱戴的君主同乐；与此同时，君主还明白，他之所以有今天的境遇，全依赖这些公民。”换句话说，公民才是真正的主人。普莱斯说，如果他有机会祝贺国王，他会这么说：

先生，得知您康复了，我非常高兴，感谢上帝对您的恩惠。我尊崇您，不仅将您视作我的国王，而且几乎将您视作全世界唯一合法的国王，因为只有您，才是因为人民的选择而得到王冠的。愿您享受一切可能的快乐。愿上帝向您显示，那些现在正对您盲目崇拜的行为是多么荒唐，并能保护您不受这种荒唐行为后果的伤害。愿您可以正确地认识到您目前地位的本质，并且拥有这样的智慧，从而在您回到这些王国 执政岗位上的时候，能够为国家带来福祉；而且努力将自己正确地视为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君主。

这已经够大胆的了。然而，在评论的结尾，普莱斯抛弃了所有敬重的伪装，发出了毁灭性的革命预言，宛如雷霆的疾呼：“全世界的压迫者们，颤抖吧！支持奴隶政府、奴隶制度的人，接受警告吧！……如今，你们再也不能用黑暗笼罩世界了。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光明与自由精神，不要再继续反抗。把人类的权利还给人类，接受人们对恶行的纠正，免得恶行与你们一起毁灭！”

普莱斯的文章有两个主要假设。假设一：法国大革命是英国革命的延续。当时有一句祝酒词，概括了这个假设，说的是：“敬英国国会，愿它变成法国的国民议会！”假设二：英国的君主制并非（或者不应该）属于世袭继承，而应当对至高无上的人民负责。这两个假设激怒了一个爱尔兰作家、演说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也是国会议员，代表一个口袋选区（被拥有土地的某个人或家族控制的选区）。伯克写下了尖酸刻薄、极有杀伤力的《反思法国大革命》（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伯克之所以又惊又怒，有各种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普莱斯文章的时间问题。伯克一开始带着谨慎的乐观态度看待法国大革命，然而到了秋天，乐观就变成了惊惧的不信任。7月14日过后发生的一切——私刑肆虐；焚烧庄园；一片混乱中，贵族慌忙抛弃财产，表示赎罪；最严重的，还有“没收教堂财产抵偿国债”的行为……这些在伯克眼里，都是国家自我解体的疯狂之举。在伯克看来，最荒谬绝伦的，是法国风传这样一种说法“路易十六热情支持这一切破坏活动”；实际上，路易十六不过是这种打砸抢团体的阶下囚。1789年11月，恰好是普莱斯认为应该教训乔治三世，让他明白自己的使命，将自己看作“人民公仆”的时候，路易十六的真正景况，以最为残忍的方式对外曝光了。要求面包的一些女商贩，领导巴黎市民向凡尔赛进军，这进军却变成了对宫殿的进攻，市民冲进了王家成员的私宅。混乱中，两名瑞士卫兵被杀，但伯克写道，这两人都不是岗哨。国王和王后在拉法耶特催促下，先是紧张地在宫殿阳台上露了一面，接着就屈辱地被人塞进一辆长途马车，押回了巴黎。面对很多挑在矛尖上的头颅，两名阶下囚拼命装出勇敢的样子，假装与人民“团结在一起”。伯克用极尽渲染的笔法写道：“国王……与王后，还有他们幼小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本来应该是伟大而慷慨的民族的骄傲和希望；如今，一家人却被迫离开全世界最华美的宫殿，离开的时候，在大虐杀污染的血泊中游泳，一片血海洒满了残肢与四分五裂的尸骸。”

普莱斯博士成了伯克尖酸嘲讽的对象。伯克说，他怎么能够赞扬这样的事情，就好像这些事情流露了人类善行呢？而且，普莱斯怎么如此胆大妄为，竟敢宣称1688年光荣革命，与一个世纪之后，伯克眼里不折不扣的耻辱恶行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完全篡改英国革命的意义，方能把二者联系起来！

伯克说，普莱斯只有无视真正的历史，才能宣称，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体，有权利因为自己的意愿，或者因为觉得某些君主保护了个人自由的“天赋权利”，而扶植或者废黜这些君主。这么主张的人，不是1688年的人，而是1648年的人——约翰·弥尔顿，以及那一代主张杀掉国王的人。威廉三世之所以受到邀请来英国，并不是出于人民的选择，更不是要以任何抽象原则建立一种新型政府，而是为了捍卫一种自古以来的法律、教会、政府的形式；也就是詹姆士二世违背的“古老的宪法”。因此，光荣革命成了最保守的革命；所以才没有流血，所以才光荣。伯克还坚称，最重要的是：自从《大宪章》开始，甚至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开始，“古老的宪法”历经无数世代，一直保持着权威，保持着重量；它扎根在英国土地上，而非危险地浮在空中，挂在卢梭一类政治哲学家不切实际的猜想构成的热气球底下。政府不可能用想象出来的基本规则，以幻梦的方式建立。这种“几何式”或者“代数式”的建设，从定义上说，就是毫无生气的。伯克说：“编造一个新政府，这种想法……足够让我们感到恶心、恐怖。”一切政府，至少一切合法政府，其权威，都源于远古以来的实际运作的经验。至少，不列颠民族的行事方式就是如此。“这种自由后裔的理念，赋予我们一种习惯性的祖国的尊严”；因此，普莱斯所轻视的“地球的土壤或某个地点，我们恰好在这里出生”，乃是让我们具有社会感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英格兰，我们还没有被大自然的消化系统完全包围，我们内心依然存有情感，我们也珍视、培养这些天生的情感，它们忠诚守卫、严密监视着我们的使命。”伯克认为，我们地域的血统，加上“盾牌上家徽的纹章”，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是我们的“政治宪法”。之所以说“盾牌上家徽的纹章”，是因为伯克痴迷纹章学。而我们却不顾危险，随意破坏政治体制。

就在鼓吹世界和平与理解的预言家们，为即将到来的天下大同唱赞歌的时候，伯克对他们发出了愤怒的回击：自然？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才是自然！你们以为它是天下一致的，雏菊花环、隔着海洋握在一起的手、大学兄弟会的合唱歌曲？但你们正在提到的，是一群知识分子的兄弟之情，他们从同样的巧克力饮料杯中啜饮，谈论着同样的陈词滥调，做着同样的天真幻梦。可是，朋友们！自然是生活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自然是“熟悉感”，是“对某地的感情”，是“爱国者”。

那些煽动家如此放肆地呼唤的“人民”，在法国已经暴露了本来面目。他们无知、轻信、嗜血！“民主”就是“暴民做主”。伯克坚持说：“一名理发师或是一名蜡烛制造者，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眼中的荣誉……这些人不应该受到国家的迫害，但如果这些人被允许进行统治……国家反而是受到了这些人的迫害。”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些本应更加明智的人，却愚蠢地给了他们幻想，让他们以为自己很重要，执掌大权。这种责任是不可原谅的。这些愚蠢的人，就是某些阶级叛徒、绅士、教士，将民主像玩乐一般对待，而且自己足够富有，能够避免滥用民主的致命后果；他们幻想着交出自己在政治秩序里分配好的地位，来换取更多“公民权利”。在英格兰，这些蠢人就是某些公爵、伯爵，诸如里士满公爵、格拉夫顿公爵、谢尔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以及伯克的老朋友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这些人竟然支持那些毁灭他们贵族地位的人，荒谬地砍断了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宝贵纽带。他们幻想，自己可以像拉法耶特将军一样，骑着暴民化身的猛虎，获得权力和荣耀，但他们反而最先被老虎吞噬！

伯克的《反思》就当时标准而言，堪称论战的杰作，而且商业上也很成功。出版后三个月，卖了17 000本，当时小说初版印数最高也只有1 500本。某些辉格党激进派看来，《反思》标志着“曾与美国人交好的”伯克变节了。（其实这个名声不太准确。在美英冲突之前，伯克曾经努力让双方讲和，但冲突一开始，伯克就对英国忠心耿耿了。）《反思》一出版，就把普莱斯的声音给淹没了。1791年，普莱斯郁郁而终。他最不能接受的，是《反思》的地方主义，狭隘观念。伯克坚称，英国政治的传承，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英国人出生的时候，获得的并非“自然权利”，而是一种独特的本国政治遗产，与普世的自由理论毫不相容。伯克似乎认为，自然绝不可能是“四海一家”的。

法国大革命中曾有一次，民众冲进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房间，要把她杀掉，玛丽急忙逃跑，“几乎全裸地……匍匐在国王脚边，想要得到庇护”。伯克认为，这样的屈辱，标志法国骑士精神的死亡，对此哀痛不已。伯克从来没有想到过，“反转的骑士精神”，也就是男人被残忍虐待的时候，女人会挺身而出保护男人。这种事，他肯定会贴上“违反自然”的标签，但这种事却是的的确确发生了的。伯克《反思》出版还不到一个月，普莱斯的好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就出版了回击之作《男权辩护》（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1790）。当初，玛丽在纽因顿格林开了一所学校，离普莱斯的教堂很近，两个人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玛丽看到普莱斯受到伯克的尖酸嘲讽，显然感觉到了刺痛。玛丽从约克郡回伦敦的时候，还是个自学成才的女学者，默默无闻；普莱斯是她的第一任老师。普莱斯跟玛丽成了好友，经常鼓励她。普莱斯跟其他很多女作家也是这种关系，比如儿童文学作家安娜·利蒂希娅·巴鲍德（Anna Letitia Barbauld），也是个激进派。

玛丽当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因兄弟姐妹而烦恼不已，写的评论和文章也从来不足以糊口，急需别人的一切帮助。玛丽的父亲是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织布工人的儿子，一辈子到处尝试，在埃塞克斯开农场，在约克郡向人骄傲地宣传，但每一次冒风险创业都失败了。玛丽就自然而然负起了照顾姐妹们的责任，甚至在其中一个姐妹抛弃丈夫的时候，玛丽也去收拾烂摊子。抛弃的原因没有解释，但很容易猜得出来。思想上，她当然沉入了让–雅克·卢梭温情教育的团体当中，浑身浸透了“纯真情感”“永恒友情”的梦想，像进入水池一样又热又黏。但是，两性的本质——卢梭关于自然的老生常谈之一，却令她非常厌恶。卢梭在小说《爱弥儿》中表达了自己的设想：养育女孩子，必须为了完成一个最高目标——培养成安慰、照顾丈夫的助手，培养成孩子的母亲（自然还得是喂奶的母亲）。上帝已经让男人和女人有了不可逾越的不同，因此女人只要想在外表或行动上接近男人，从定义上说，她就成了生物学上、道德意义上的怪物，剥夺了将一处房子变成“家”的关键品质——温柔。

玛丽父亲花钱大手大脚，而且时常喝酒；玛丽母亲就在父亲身上浪费了这种温柔。玛丽眼见这种悲哀的尝试，觉得太过分了。当时，似乎以写作为生的女性越来越多，玛丽也受到这个情况，以及别的原因鼓舞，写了一篇短小的论文，论述女儿的教育问题。与《爱弥儿》的观点相反，她主张女孩子完全有潜力，接受跟男孩子一样的教育。她把论文寄给了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当时全伦敦乃至全英格兰最激进的作家，大概也是一切自由灵魂、激进作家的核心。

约翰逊是利物浦人，单身汉，小个子，戴着整洁的假发，经常在72圣保罗教堂后院（72 St Paul’s Churchyard）自己商铺的楼上组织活动。这个地方，几百年以来，一直是伦敦出版商中意的所在。对伦敦激进派而言，约翰逊的地位非常重要：他不仅在1788—1799年出版了《分析评论》（ Analytical Review ）期刊，而且还资助、培养了一群弟子，组成了“破衣军团”（ragged rigement）。别人只要有报纸评论要写，有工作要找（约翰逊给玛丽在爱尔兰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但结果有好有坏），有短期贷款要借，甚至要寻求住处（他也帮玛丽找过住处），都可以找他。玛丽每周总要跟约翰逊一块吃几次饭，约翰逊有名的周日晚餐，玛丽也是常客。晚餐会上，光临的有趣宾客们，让朴实的“爱国者”菜肴（很多煮鳕鱼和豆子）增加了不少味道。这些人包括：有远见的艺术家，例如威廉·布莱克、亨利·福塞利（Henry Fuseli）；“宪法资讯促进会”的老会员、坚定分子，例如约翰·霍恩·图克、约翰·卡特莱特少校；著名民主主义者，例如黑色眼睛、赤红脸膛的托马斯·潘恩；当然还有一群口才出众、说话不脸红的知识妇女，例如安娜·利蒂提娅·巴鲍德、女演员萨拉·西登斯（Sarah Siddons）。关于玛丽出席约翰逊晚餐会的资料，描述的玛丽，是一个笨拙、坚定、十分活跃的女人。她长长的鬈发，倘若上面不戴海狸皮帽（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或者卢梭那样），就要往头发上擦粉。她知道自己不修边幅，而且经常打断别人说话。社会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是来听潘恩演讲的，玛丽却屡屡抢了潘恩的话头，戈德温因此很生气。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拥有暴风雨般的热情、顽强的辩论精神，心灵和头脑的配合就像拳击运动员的左右手，这已经成了她的经典特色。因此，她知道伯克对伟大而善良的普莱斯博士发起凶狠的进攻，就尤为义愤填膺。然而，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她把这种义愤填膺转化成了出版的行动。玛丽的《男权辩护》光彩被两年后出版的《女权辩护》（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遮掩了，也同样被潘恩引起轰动的《人权》（ Rights of Man ，1791—1792）遮掩了，但《男权辩护》依然占有两个第一。最早针对伯克发起的反攻，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反攻之一。玛丽并没有做出一般人（尤其是伯克）预期一个女人要做出的事，没有用拘谨而假装高尚的风格写作，而是用伯克自己的尖酸嘲讽，来攻击他作为“传统体制卫兵”的资格。玛丽大声质问：伯克若是为世袭王位的神圣地位如此操心，那么，在乔治国王精神失常期间，伯克又为什么那样匆忙地想要把他废掉，用自己赞助人的赞助人——摄政王（Prince Regent）取而代之呢？玛丽说：“你如此渴望尝到权力的美味，竟然无法等到时间来决定，一次可怕的精神错乱，是否会变成长期的精神失常状态？窥探了全能上帝的天机，而后大喊大叫，上帝已经把他从宝座上赶了下去……这难道不是跟法国忠诚纽带的毁坏一样吗？而伯克先前，不是认为法国这样的情况极为恐怖吗？”玛丽的目标，让伯克不仅显得刚愎自用，而且荒唐可笑。她嘲讽了伯克的各种痴迷。他漫画式地咒骂玛丽的“勇气”（伯克曾说玛丽“不是最高等级的动物”）；他那痴迷纹章学的过去；他的目光短浅（伯克碰巧确实戴了一副眼镜，非常出名，尽管玛丽自己也戴眼镜），看不到所谓“完美的自由”，只对那些有权享受的人才完美。更严重的是，“古老的宪法”若真是永远神圣不可侵犯，那么，“滋润土地的融雪会引起临时的洪水泛滥”，而我们岂不要注定“永远冻结，无所作为”了？

如果说玛丽是狙击手，那托马斯·潘恩就是重炮兵。法国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潘恩曾经估计伯克作为“自由之友”，会同情革命，还在巴黎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但伯克的《反思》却使潘恩看清了此人何许人也。潘恩很是愤怒，又感觉事情紧迫，于是只花了三个月，就写下了《人权》（1791）第一部分，多达4万单词；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拆毁“专制主义的凄凉之屋”。《人权》的大部分主张，约翰·弥尔顿、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还有潘恩自己，之前都已经表达过了：人的各种权利，包括生而平等、个人自由，都是出生时被上帝赋予的；因为这些权利超越一切形式的政府，当然也就不能被一切形式的政府所辖制。相反，政府之所以建立，还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的，并且要服从保护的要求。但是，潘恩还专门加了一段讽刺内容，嘲讽单纯的世袭政府——无论是贵族政治，还是君主政治。即使只是容忍这种观念，更别说尊重这种观念，其荒谬程度也不亚于相信有“世袭的数学家”。

不过，比起潘恩说话的内容，更重要的，还是潘恩说话的形式。潘恩的家庭，原本是诺福克（Norfolk）一家妇女胸衣和紧身内衣的制造商。他在一座名叫“荒山”的秃山上长大，房子对面就是当地的绞架；还一直有人带他去贵格会（Quaker）的礼拜堂。所以潘恩绝不是伯克轻蔑地提到的那些“激进的花花公子，腰包很满，良心和脑子却都很空”。潘恩在美国成名之前，已经体验了颠沛流离、贫苦不堪（差不多完全自学成才）是怎样一种生活。他真正的学习生涯，是在小酒馆政客抽着烟斗，互相大喊大叫中度过的。他手中已经有了一张比较粗糙，但十分坚硬的弓；美国政治大打出手的喧嚷，给这张弓又加了一根弓弦。他还长期接触小酒馆和街道上的语言，这使他明白，思想之战同样也必然是语言之战。这种精明，几乎称得上20世纪的水平。而平民语言的锤炼，让他与伯克的论战，十分得心应手。伯克有意选了声音最尖锐的英语词汇，在描述法国那些可怕场景（都是二手信息）的时候，就用哥特式的装腔作势；在教训“猪一般的大多数”的时候，就改用贵族般的豪言壮语。这种精心安排的表演，潘恩称之为“为剧场演出而仔细计算过，而舞台上的事实，是为了演出效果而加工的”。潘恩的文风，也经过深思熟虑。伯克最可怕的噩梦，就是让平民受到政治教育。潘恩好像刻意要让这噩梦成真，他的写作，用了极为简单的语言，简单到具有攻击性：“我的目的是让不识几个字的人也能理解……因此我要避免一切文字雕琢，把话说得像字母表一样清楚。”很多上层读者看了《人权》，他们最吃惊的，不是潘恩对君主制、贵族体系的必然嘲讽，而是潘恩的语言竟然这样粗糙，就好像盼着读者耸鼻子、摇扇子 一样，潘恩几乎是对着读者的脸，把自己的思想喷射了出来。

“猪一般的大多数”则把思想照单全收了。约瑟夫·约翰逊同意加紧出版《人权》，为了赶上2月22日乔治·华盛顿的生日（华盛顿将军也专门拿到了一本《人权》，感谢了潘恩）。此前，约翰逊的商店已经出版了不止一本对伯克的攻击的书，还包括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书。但在22日当天，约翰逊却一反常态，突然发作了，歇斯底里。潘恩不得不到处去找别的出版商，找到之后，雇了一辆马车，把没有装订的书页拉到了新的地点。约翰逊很可能后悔自己当时的恐慌，因为《人权》第一次印刷供不应求，三天后就印了第二次。到了5月，《人权》已经出了六版，卖了5万本。而一本《人权》售价三个先令，在当时并不算便宜。《人权》还卖到了外国：很多本运到了美国波士顿、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法国巴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如此一来，潘恩的书就成了18世纪畅销书的头一名，把伯克的读者群远远甩在了后面。《人权》第二部，鼓吹更为激进的“福利国家”，这一点让改革派也出现了分歧。第二部还主张，国库收入应该通过累进税来重新分配，以满足政府帮助老弱病残的需要。第二部，按照潘恩自己的说法，卖得更好，十年内销售量为四五十万。有些现代史学家认为，如此激进的思想，在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接受，没有代表性。然而，就算剔除夸张的因素，这些数字也足以完全否定他们的观点。“宪法资讯促进会”突然重获新生了。会议上，大家把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国王》重新填词，唱了出来，对潘恩表示感谢：

上帝保佑人权/暴君若能把人权侵犯/就来试试看……

1791年夏，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想要逃出法国，两人在瓦雷纳（Varennes）被捕，十分狼狈地被押回了巴黎，关在两人自己的宫殿——伊勒杜里宫（Palace of the Tuileries）。到这个时候，自称爱国的两派英国人士，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5月，埃德蒙·伯克与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这对老朋友，在英国下议院（Houseof Commons）撕破脸皮大吵了一架，友谊从此断绝。福克斯受到小威廉·皮特的刺激，始终强硬地坚持：法国的新宪法，以及《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 ），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惊人的自由丰碑”。私下里，福克斯还将伯克指控为皮特的传声筒，想要用“共和主义者”的罪名，卑鄙地玷污自己的名声。5月6日，伯克在下议院发表演讲。福克斯手下有一些年轻的激进分子，伯克管他们叫“那群小狗”。伯克一演讲，“小狗”们立刻叫了起来。伯克公开表达了愤怒：“友情和亲密相处延续了22年多，如今，却从他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射来了人身攻击的冷箭！”伯克重复了二人其他的争执，这些争执，虽说让他和福克斯有所分歧，但从来没有伤害过他们的私交，也没有分裂过辉格党人。这次，他要说，这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对双方都有致命的伤害。福克斯打断了伯克：“友情并没有损伤。”伯克回答：“我很遗憾地说，是有损伤的。我虽然失去了朋友，但总算完成了使命。”福克斯站起来，泣不成声，但还是毫不后悔地谈道，法国“可怕的专制”已经不见了。伯克再次回答，他希望谁也不会牺牲英国国体来换取一个“狂乱的、幻想的体制”。

这场交锋，虽然情绪化，但仍不失威严。它掩盖了当时英格兰各地方城镇正在迅速发生的严重分歧；更不祥的是，苏格兰也发生了这样的分歧。当然，伦敦也是激进派和保皇派斗争的风暴中心。不过，所谓的“新不列颠”——曼彻斯特（Manchester）、谢菲尔德（Sheffield）、贝尔法斯特（Belfast）、伯明翰（Birmingham）、格拉斯哥（Glasgow），还有一批让工商业改变面貌的老城，比如德比、诺丁汉（Nottingham）、比威克的纽卡斯尔——就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火焰洗礼。在这些地方，礼拜堂的“理性宗教”，辩论协会，印刷出版商、激进派的报纸，全都联系在一起。谢菲尔德有一位书商约翰·盖尔斯（John Gales），也是《谢菲尔德纪录报》（ Sheffield Register ）的编辑。他是该市“宪法协会”（Constitutional Society）的主心骨，协会自从建立，很快有了2 000多名成员。这些组织的激进程度，经常影响组织成员的团结。有些人要追随“人民之友”（Friends of the People），也就是福克斯一派的人，主张推动国会改革的宪法一派；他们可能还主张，男公民选举权（manhood suffrage）是“英国自由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他人则很快迷上了托马斯·潘恩等人在“福音书”里勾画的将来社会的美好愿景。

英国政界最重要的日子，原本是11月4—5日，这一天既是1605年天主教极端分子企图炸毁英国国会的火药阴谋案（Gunpowder Plot）的纪念日，也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纪念日；让人吃惊的是，如今，法国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7月14日，却把前者取而代之了。1791年7月14日，贝尔法斯特举行了一场新教天主教的联合集会，很多人欢呼“自由的曙光”，主要是为了爱尔兰；与此同时，伯明翰另外一群人正在以教会、国王的名义，毁坏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宝贵的图书馆和实验室。“火药阿约”确实招来了“火星”，而这火星点燃的却是另外一群人。1794年春，普利斯特里移民到了美国，定居在宾夕法尼亚的诺森伯兰，建立了一个合作社，终于一定程度上实践了他的社会理想主义。

而普利斯特里抛下的祖国，距离那个和平自由的人间福地，却似乎前所未有地远了。1793年5月6日，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提出的国会改革措施（想让国会议员的代表分配更加公平，选举更加频繁）以41票赞成、282票反对的结果惨遭否决，此时，任何“人民之友”想要从体制内实现奇迹般的宪法改革的希望都落空了。那41票，大概就是国会里福克斯一派“新辉格党人”的人数吧。于是，也是在5月，王室发布了一份公告，禁止煽动性的集会。政府期望得到辉格党人的支持，也果然得到了。福克斯投了反对票，但波特兰公爵（Duke of Portland），当然还有伯克，都投了赞成票。不过，既然此时国会改革的路似乎堵死了，潘恩的革命政策，人气上升而不是下降了。1792年1月，鞋匠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建立了“伦敦通信协会”（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用伯克的话说，这个协会是“捣乱之母”。约翰·塞沃尔任协会的主要理论家、发言人。协会公开站在民主主义的潘恩派一边，要求男公民选举权，要求每年召开国会。政府当时极为担心政治和社会的分裂，哈代偏偏又是苏格兰人，政府就更加警惕了。12月，苏格兰的“人民之友”，计划在爱丁堡举行“公会”（Convention），这一来火上浇油。之前，法国从君主制转向共和制的血腥冲突，产生的一个“国民公会”，法语也正好叫Convention（Convention Nationale）。虽然这个单词在英国和法国指代的事物相当不一样，英国政府依然将这个单词视为一种凶兆，以为这些人也要跟法国一样闹事了。爱丁堡公会共有160名代表，来自80个姐妹社团，至少35个城市。政府的探子汇报，参加大会的有爱尔兰人，还有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的苏格兰人。公会组织者之一，律师托马斯·缪尔（Thomas Muir）演讲，呼吁解放“奴隶制的英格兰”。缪尔原先是詹姆士二世党人（Jacobite），此刻的立场，却相当于拥护了法国最激进的雅各宾派（Jacobin）。这个转变，忽然就不那么引人入胜了。政府采取了非常强硬的反击手段，逮捕了公会的领导人，判了他们煽动罪，流放到澳大利亚14年；一部分原因，当然是害怕盎格鲁–苏格兰（Anglo-Scottish）的联盟会被人推翻，害怕在北方民主派的中心地带，从诺丁汉到邓迪（Dundee），国会被“不列颠大会”（British Convention）取代。

特工还注意到，这些社团里，很多人不仅吵闹，而且说话冗长啰唆。这些人是新一代傲慢的纺织工人、虔诚的钉子工人、共和主义的裁缝，最可怕的，还有谢菲尔德的刀匠。人们从报纸上看到巴黎的革命恐怖，就毛发倒竖；他们尤其害怕刀匠。当局偶尔会突击搜查，发现一些地方藏了长矛、斧头，更加剧了这种恐慌。伯克在下议院大谈恐慌气氛，把它称之为“革命”和“唯一神教派社团”的东西，比作某些虫子，说虫子可能会长成巨型蜘蛛，织起网来，吞噬拦路的一切。威廉·皮特则比较现实地警告说，若是允许潘恩的思想不加限制地在民众中间传播，“我们就会发生血腥的革命了”。

政府纵容之下，保守派先发制人，开始操纵民众，发动暴乱。10个郡都动员了民兵维持秩序，然而，他们一看到暴民的攻击目标是激进派，就掉头不顾了。很多出版社被砸了，煽动性的文献被抢走，烧掉了。保守派雇了天才詹姆士·吉尔雷（James Gillray）等漫画家，让他们画出英国一旦发生革命的情况，画得越恐怖越好。政治家约翰·里维斯（John Reeves）一度曾担任纽芬兰的首席法官，这时候回到了英国。他对激进派俱乐部的厚颜无耻感到十分不满，在1792年11月，成立了自己的团体“保护自由财产反平权与共和主义协会”（Association for Preserving Liberty and Property Against Levellers and Republicans），其目的是“支持法律，打击煽动性出版物，保护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跟那些有武装的保皇派一样，协会也支持保皇派出版各种短文，用来专门转化那些轻信潘恩主张的工人。1793年2月，英法战争爆发。保皇派马上获得了丰富的论战素材——法国共和主义者的入侵，会有什么样的恶果。有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爱国的师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对手下一个容易听信谣言的学徒解释，潘恩的思想有多么邪恶、多么危险。学徒十分感激，回答道：“师傅，您说得对！谢谢您跟我解释，我绝对不想看见法国人跟我媳妇睡觉，把面包从我孩子嘴里抠出来！我再也不去‘自由俱乐部’了，我这就上工！”基督教福音派作家汉娜·摩尔（Hannah More），因为致力于儿童文学事业，声望很高。如今，她开始利用这声望，向老老少少灌输急需的爱国定义了。她的《乡村政治》（ Village Politics ，1793）里，“铁砧杰克”（Jack Anvil）向“砖斗汤姆”（Tom Hod）解释，民主主义者“喜欢被一千个暴君统治，却受不了一个国王”。书里说，《人权》鼓吹的是“战争、谋杀、横死”；所谓“新爱国者”，就是“爱所有别的国家都胜过爱祖国的人，而且最爱的是法国”。

假如在1792—1793年，这些动荡的年月里，纵然有一切的威胁与险境，你还是一个坚定的“人民之友”，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为人精明，而且对潘恩一派过分的革命热情保持怀疑，最好还是做出托马斯·比威克那样的选择，紧紧闭嘴，韬光养晦，以待时机。与此同时，盼望着英国人的常识、公德、正义，最好很快能够得胜。为了安慰自己，比威克还阅读本地激进派的报纸《经济学人》（ Economist ）。这报纸在伦敦印发，印发的人是约瑟夫·约翰逊。或是享受那些攻击威廉·皮特的刻薄之作，比如老朋友托马斯·斯宾塞的《猪肉——猪一般的人的教训》（ Pigs’ Meat, or Lessons from the Swinish Multitude ，1793—1795）；继续画他的鸟兽，并在绘画之间暗暗插入残忍、痛苦、暴行、横死。这一点，想要探究画中深意的人，不难看出。又或者，坐在自己俱乐部里，相对安全的赫普怀特式（Hepplewhite）椅子上，你也许能为国会里“新辉格党人”有所减少而欢欣——福克斯、谢里丹、查尔斯·格雷、谢尔本，也就是那些坚持反对“侵犯出版自由”，或是“取消人身保护令”措施的人，那些对法国大革命抱持友善观点，并且拒绝公开放弃这种观点的人。又或者，你要是特别勇敢，特别愤怒，或是喝得大醉，革命乐观情绪飙升，你还可以一不做二不休，加入那些手工业者的俱乐部。在那儿，你可以举杯祝愿潘恩身体健康，祝愿英国共和制立刻实现，祝愿暴君立刻死亡。既然政府的探子无处不在，这么做也就十分危险了，哪怕祝酒时并没有政府的间谍在场。此时，约翰·塞沃尔当了“伦敦通信协会”的首席演说家。据一名探子报告，有一次，他把一瓶啤酒瓶口的泡沫猛地打飞了，还说：“我就要这么服侍那些国王！”这个笑话，后来在“老贝利”（Old Bailey，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给塞沃尔惹了不小的麻烦。

当然还有另一个选择：彻底离开英国，一了百了。你可以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呼吸一些自由、平等，特别是博爱的空气，陶醉其中，为将来可能作为自由部队的先锋，杀回英国而奋斗。法国人似乎把英国激进派视为兄弟姐妹，托马斯·潘恩也当了法国的荣誉公民。来到自由的水源狂饮，这不仅仅是政治旅行的姿态，而是新生活的承诺。

但是，尽管很多人在尝试，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出这样的飞跃。约翰·塞沃尔在1792年夏天或者秋天，给自己放了个假，不再对着越来越多的听众讲解自由和正义的根源，而是出去旅游，横穿了肯特郡。他展现出文学上另一面自我的个性，装成逍遥学派的席尔维纳斯·泰奧弗拉斯托斯（Sylvanus Theophrastus），来到了多佛尔的白色悬崖（White Cliffs），眺望着“白沫四溅的怒涛”，这片海把他和自由的国度——法国分开了。这个地方，对他而言，当然是不列颠大好山河的精华所在，但是可看的地方太多了，他没有办法拿定主意，是海滩还是悬崖顶上的景色更加壮丽。他想尽收眼底，于是爬上爬下“超过十多次”。但后来，他燃起了雄心壮志，想要攀爬一面几乎垂直的峭壁，“只有一束接骨木，一丛百里香，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当扶手”。爬到四分之三的时候，逍遥学派的先生陷入了严重困境：既没有向上的路，也没有向下的路。这个局面，恰好反映了约翰·塞沃尔在政治上的两难处境。这个“伦敦通信协会”的西塞罗 ，当局眼中极端的共和主义煽动家，确实既没有向上的路，也没有向下的路。于是，他暂时稳住身体，“尽管我的心脏惊悸不已，自己都能够听到……我尽可能冷静下来，在头顶的悬崖之下，眺望那宽阔大海的一片宁静”。他把“渴求的目光投向遥远的法国峭壁，不由得后悔了，因为我不能将目前的处境，变为光荣……危险，用正义之剑，去跟勇敢的法兰西民族一道，进行无畏的斗争，捍卫他们新生的自由”。

塞沃尔做不到。最终，他还是清楚，自己是一个不列颠的爱国者，要用自己的方式爱国。他的双脚必须站在不列颠的土地上。于是，“我设法爬了下来，从一个悬崖挪到另一个悬崖，终于毫发无损地落到了海滩上，带着一小片白垩土、一小支百里香……这些战利品的获得，比一切天下的掠夺者、破坏者的血腥荣耀，带有更多的纯洁。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们、恺撒们，英国的爱德华们、亨利们……因为他们，人类的和平一直在遭受劫难，而且还那么频繁”。可怜的塞沃尔！后来，他曾经试图在利斯文（Llyswen）的威尔士黑山（Black Mountains of Wales）当个农场主，最后还是回到了伦敦，教授雄辩术。他一辈子永远在接近幸福，却从未得到幸福！ iMGUOngTzuXm7XuLxLt2L5BjGcy1YyGw0YmB0quWxUZj596U4l5oNRmu/T6iKR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