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大不列颠人真的从来就不存在需要直接向谁表忠心的问题，在本书讲到的两个世纪里，这一点尤为明显。这个国家是一个群岛还是一个帝国，是一个共和国还是一个君主国？“大不列颠”这个概念始于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也就是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头脑中，那是个堂而皇之的狂想。最终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城墙沾上鲜血，这个帝国现实让人惊得目瞪口呆。自信的编年史家们经过难以置信的思想斗争，思维从准岛国版图转换到全球帝国，喜欢把这段历史想象为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注定的、自然形成的：从地理方面来说势在必行，而产生议会君主制也是水到渠成，是各派达成一致的共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比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更不可预测，或者说更不确定：地形标记从来没有明确指出过到底是特威德河或者斯莱戈（Sligo），还是阿巴拉契亚山脉（the Appalachians）甚或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是我们疆域的边界，也不知道那些做出这些决断的人应该被认为是王室的仆从，还是人民的代表。

就是这些为了忠诚问题的一次次战役——我们群岛各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内部的两场大不列颠内战，然后在更广大的世界范围里，关于我国历史和政治继承的不同理念，经过激烈争辩后进行的各场战事——才塑造了我们。我们的身份认同来自鲜血的洗礼。

但是大屠杀并不总是毫无益处，它们对于我们的未来常常至关重要，甚至影响深远。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特别是麦考莱，都相信大不列颠诞生于好运气中，是祖先们用牺牲换来的。现代学术界已习惯于严厉指责他们令人憎恶的狭隘的自鸣得意，还有因为他们“回读”历史而产生的愚蠢错误，他们完全不懂议会公民学，习惯于设计断代——那是19世纪时他们全神贯注的事。据说，读他们的书会使人进入一个历史，一个失去了它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世界，在那里结果不确定，他们授命过去按照新教徒的鼓角节奏行进，走向议会制的未来。但是如果浏览一下19世纪的伟大历史著作，当然最好是长久地沉浸其中——加德纳、卡莱尔，当然还有麦考莱，说明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除了将他们限定在仿佛能自动完成的预言世界里，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那些最强有力的鸿篇巨制展示给读者的是恐怖、混乱和残酷得令人震惊的世界。

当然，很多伟大的历史讲述者假设自己演绎的长长的故事是信仰之争的战斗历史，而不是一幅错综复杂、利益交织的单纯画面，自由党派的最终的、公认的部分胜利，代表了世界政治历史的一个真正转折点。假如要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又坚持这些大部分是真的，等于揭示出讲述者自己就是个重生的辉格党人，是个最不可救药的不合时宜者。好吧，也算上我一个。

2001年于纽约 hTjy5Q17T7aoF3jPznzN7jA1eSPV+tHT4umomXoaOO1Uir24seM9mD5swciX1h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