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援华的溯源

1931年9月，日本为转嫁空前的经济危机，缓和国内矛盾，摆脱困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中日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轴。日本法西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妄图“速战速决”，三个月内灭亡全中国，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继而以中国为基地，“北进”侵略苏联，“南进”侵占东印度群岛，最终称霸亚洲，称雄世界。日本发动的这次侵华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密切关注。各国人民竞相谴责日本的侵略战争，坚决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但各国政府基于各自的利益，对此做出不同反应。

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绥靖主义态度和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自身安全的考虑，在道义上始终同情和支持中国。9月23日，苏联致电中方：“日军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之意料，苏联对于中国深表同情。”9月24日，苏联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9月25日的《真理报》文章写道：“苏联的劳动者极其认真地关注中国的斗争，他们的同情心在中国人民一边。”11月5日，《真理报》又进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欲攫取满洲者，无非欲在太平洋上争得霸权。”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军侵占辽吉两省许多重要城镇，继续沿中东铁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于9月23日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犯中东铁路权利时，苏联将不得不在正当范围内采取防卫手段。”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苏双方就两国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协定多次磋商，最终于1932年12月12日恢复外交关系，还进一步走上联合对日的道路，并大体上保持到抗战胜利。这不仅具有双边意义，还具有国际意义，它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为以后两国合作应对日本侵略打下坚实政治基础。尤其是，中苏复交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多后实现的，这无疑是对日本政府的沉重打击，向日本发出了中苏两国有可能联合对付其野蛮扩张、捍卫远东和平的严正警告。

中苏复交得到中国人民的一致欢迎，赞誉之声响遍全国。相反，日本政府受到中苏复交的打击后异常恼怒，痛感中苏复交有碍于日本实现既定的、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因此，中苏复交消息正式宣布后，日本乘机掀起一场新的反苏运动，煽动各国的仇苏情绪。这也反过来证明，中苏复交对抵制日本侵略具有积极的、重要的、特殊的意义。

1934年10月，考虑到一旦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将难以从海上获取外援，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奉命赴苏联和欧洲，以收集中国外交史资料为名，试探中苏合作的可能性。1936年10月，蒋廷黻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

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国民政府，苏联已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方面却没有回音，坐失良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方才感到事态严重。当时除德国，西方所有国家都作壁上观，仅仅提供道义上的援助，不提供涉及军事物资方面的援助及交易。因此，苏联提出的援助摆上议程。1937年8月8日，航空委员会参谋处处长沈德燮奉命速往苏联选购飞机200架。

8月14日，中方递交军火供给协议的草案：要求苏联在一个月内向中国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和236门大炮，同时还要向中国派遣苏联飞行员、航空技师、炮兵和坦克手，以训练中方军事人员。

8月20日，致电驻苏大使蒋廷黻：“沈德燮处长想已到莫（指莫斯科），请兄介绍其与俄政府洽商飞机交涉，现最急需用者为战斗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 100架，其联络路决取新疆（的盛世才），请派武官再新购备多量汽油存储，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已复电赞成。”

中方原定洛阳分校主任王叔铭率7名飞行员、2名机械师去苏验收武器。8月17日，莫斯科回电答复同意中方提议，并要求在莫斯科进行谈判。这时中方考虑到军火援助的重要性，决定提高中方代表团的规格，对外保密起见，代表团取名为“工业部赴苏实业考察委员会”。代表团成立后，于8月27日飞抵西安，拟经西安、迪化飞往莫斯科。当天，双方已就军火供给问题粗略达成协定，其要点为：

1.贷款总额为1亿中国法币

2.条约以英镑形式缔结

3.贷款从提供后第2年开始，分5年偿还

4.供给200架飞机和200辆坦克

5.全部贷款的3/4以金属偿还，1/4可为茶叶或其他消费品

6.细约在莫斯科签订

代表团到西安后稍事停留，于9月6日飞往莫斯科。9月9日至10月4日，中苏双方就军火供给问题展开谈判。谈判共进行四次，内容为苏方提供之品种、数量及形式。中方此时最急需飞机，故此在谈判中方提出8月27日协议中200架飞机太少，应增加到350架，包括重型轰炸机100架、轻型轰炸机100架、战斗机150架，另需聘苏联教官、技师70人。苏联同意立即从9月15日开始调运首批飞机共225架来华，并答应派遣教练及技术人员89人，包括SB快速轰炸机 、I-15战斗机、I-16 战斗机的飞行教官、仪器教官、技师和总工程师等。双方也商定了航空炸弹、机枪子弹的数量、种类及其他细节问题。

9月14日和17日的第二、三次谈判中，双方又就火炮和坦克问题达成协议，第一次购买的物资包括高射炮20门，反坦克炮50门，战车82辆。苏方同意派若干教官和修理技师。双方还就运输路线进行讨论，一条是陆路，始于阿拉木图，经哈密、安西、肃州至兰州，主要用于运输火炮和飞机附件；另一条是阿拉木图—兰州—汉口航线，飞机部件由莫斯科起运后至阿拉木图装配，再经“空中桥梁”来华；第三条是海路，由敖德萨起航，经达达尼尔海峡、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运至广州、香港，航程约25天，但意大利必从中阻碍，危险极大。又由于空中航线运量有限，故主要运输线在陆路。10月4日，中苏双方在第四次谈判中就运输问题达成共识，谈判结束。

苏联援华物资

抗战前期，中国共获得国外贷款5亿美元（不包括租借物资），苏联对华贷款占到一半，居各国对中国贷款首位（第二位是美国，但其中1亿美元是1941年11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才给的）。最重要的是，苏联给予中国的全部是军火贷款，中国可用其购置大量苏联军火用于抗战，而西方国家援华的17笔贷款中没有一笔为军火贷款。

苏联援华贷款利息亦较低，为3%，为中国所获最低者（英美援华者为6.5%以上），且偿还方式是农矿产品各半，对中国甚为有利。中国所产钨、锑、锡为重要战略物资（当时中国的钨、锑产量为世界首位），苏方需要甚急，尤以锡为甚（因为锡的主要产地马来西亚在英国人手中），甚至提出可以以现金换锡，但当时钨、锑、锡产量终究有限，德、美、英都有需求，各国予华贷款无不要求中方以此类战略物资担保偿还。最初中苏商定以3/4金属，1/4农产品偿还，后苏方同意中方以农矿产品各半偿还，如矿产品不足可以以农产品替代，实际偿还中，农产品还略多于矿产品。中国是农业大国，此方式也相当有利。

此外，苏制武器性能良好，I-15战斗机和I-16战斗机至苏德战争爆发前仍为苏军一线装备，I-15比较灵活，是当时世界上盘旋半径最小的战斗机之一，水平机动性出色。I-16更先进些，速度快，垂直机动性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零式出现之前，两机高低搭配，往往以少胜多，取得辉煌战果。轰炸机分为SB（快速轰炸机）和DB（远程轰炸机）两种，都属先进机种，尤以前者性能优越，另有TB-3轰炸机6架，性能不佳。SB快速轰炸机虽然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表现乏善可陈，但在当时仍是一流轰炸机，速度高于日军使用的95式、96式战斗机。后来日本研制的97式战斗机时速达到450公里，才迫使SB轰炸机到7000—9000米的高度投弹。SB轰炸机在中国一直服役到1943年，是最后退役的苏制飞机。

苏联志愿队援华的Z计划

1938年3月第一批5000万美元援助到位之前，中国收到225架战斗机，其中有在西班牙扬名的波利卡尔波夫I-15战斗机62架和I-16战斗机93架，还有UTI-4教练机8架。接下来就是绝密的Z（Zet）计划，中国不仅要求援助装备，还要苏联志愿飞行员直接参加战斗。中国的请求于1937年9月14日送到斯大林处，不久伏罗希洛夫接到命令，要求组织最好的志愿者到中国去，组成1个战斗机大队，计31架I-16战斗机，101人；1个SB轰炸机大队，计31架飞机，153人。

为完成这一任务，1937年9月中旬至10月10日，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从全国各地挑选的志愿者集中到一个秘密地点。开始志愿者们还以为是去西班牙，没想到是去中国和日本人作战。退伍空军少将普罗科菲耶夫（G.M Prokov' ev）在《保卫中国的天空》一书中，记录了他与妻子道别的感人一刻：“……我第一次这么早就背着装满了我所有的飞行服装的降落伞背包回家了。妻子在洗衣服，她挺直了身子望着我发愣的脸，什么都明白了。白色的肥皂沫从她的手上滴落到地板上，紧紧裹在襁褓中的两周的孩子睡在床上，在电灯光的照射下不眨眼地望着天花板，要说的话一切都明白了。”

志愿者由“西班牙人”、旅级指挥员斯穆什克维奇（Ya. V. Smushkevich）和蓬普尔（P. I. Pumpur）负责审查。在这期间，独立战斗机第9大队（即伏罗希洛夫大队）的人员还以为要去的是西班牙，被选中的多是老资格的飞行员，其中从太平洋舰队第32大队挑选了6人，大队部中还有几名试飞员。

1937年10月，从远东挑选的志愿者来到莫斯科的茹科夫斯基飞行学院（Zhukovskii Academy）。这些飞行员中没有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们在那里了解了日本95式（Ki-10）战斗机的基本性能。10月21日，447人准备就绪，包括地勤人员、机场维护人员、工程师和组装飞机的工人。飞行员们化装成平民，坐火车抵达阿拉木图。出乎意料的是，到达阿拉木图后，发现机场仅30架I-16，接下来两三周内，“西班牙人”扎哈罗夫（G. N. Zakharov）只好用I-16来训练这些只飞过I-15的飞行员。I-15大队（99人，包括39名飞行员）在布拉戈维申斯基上尉（A. S. Blagoveshchenskii）的率领下，于1937年11月、12月和翌年1月前往中国。

第一批I-15、I-16和轰炸机的转运路线类似，都是走南路的阿拉木图—兰州路线。穿越蒙古的北路未开通前，苏联援助的装备走南路时也有用海运的。为此，中国政府特许几艘英国轮船把武器运到香港，再运到内地。后来海防和仰光成为指定港口。到达港口后，武器用卡车或者火车运往中国。头两艘轮船运载6182吨军火，1937年11月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其中包括汽车和装甲车（82辆T-26坦克，30台发动机，568箱T-26的零件，30辆拖拉机，10辆ZIS-6卡车），枪炮包括20门76毫米高射炮以及4万发炮弹，207箱高炮部件，4套探照灯，2套声源定位仪和航空武器。为避免和日本军舰遭遇，英国轮船直到1938年1月底才到达由他们指定的地点。2月份中国发电报给苏联，称第一和第二艘船已经到达海防和香港。货物开始卸船，几天内可完成。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卸下的军火不能立即运往战区，必须再等1.5—2个月。

航空装备自然是禁不起这样折腾的，用南路的机场又太危险，那些机场海拔高、跑道小、设施简陋，不适合快速轰炸机降落，对战斗机（尤其是降落速度快的I-16）来说也很危险。此外每架飞机都超载，正如扎哈罗夫所说，除了满载燃油和武器外，机上还得装载迫降时所需的一切，包括钩子、绳子、帐篷、维修工具和零备件。所以战斗机其实都是装在卡车上运往中国的。

严寒也带来了麻烦，扎哈罗夫带队在古城过夜时，一夜的降雪把机场和飞机盖得严严实实，到早上已不能起飞。用机械师泽姆良斯基（V. D. Zemlyanskii）的话说，只能根据地面上的鼓包来判断下面有飞机。在人烟稀少的机场，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清扫积雪。于是苏联人用两架飞机在跑道上反复碾压了2.5—3小时，硬是压出两条细细的跑道。从这样的跑道上起飞很危险，不论向哪一边滑出一米都会出事故，但他们别无选择。最终有一架飞机未能成功起飞，在古城的一间小土屋中度过1938年的新年。波雷宁（F. P. Polynin）带领的轰炸机队在另一机场也被沙暴困了两个星期。

领航员P T 索宾（P. T. Sobin）详细记载了1937年9月到1938年6月间他和飞行员斯克沃尔佐夫（A. A. Skvortsov）或绍罗霍夫（A. Shorokhov）是如何在这条航线上反复为战斗机大队（10—12架）领航的。通常是带队长机首先起飞，在机场上空盘旋，集合陆续起飞的其他飞机。沿途飞行时通常采用双机编队或三机五机编队。长机要始终关注僚机，不让他掉队。接近机场时长机解散编队，各自降落。沿途机场的布置以飞机的航程为限，所以起飞后编队速度要快，以减少燃油消耗。有时遇到燃油不足的情况，长机要最后降落。

索宾在转场过程中只发生过一次丢失飞机的事故。因为发动机故障，一架I-16在古城以东70公里迫降。飞行员受到震荡，损坏的飞机在原地等待维修队的到来。而飞行员杜申（A. Z. Dushin）12月25日驾驶I-15飞往兰州时，忽然闻到一股酸味，随后飞机就失去控制。幸运的是他在一片空地上迫降，保住了飞机。不料维修后再次起飞时，飞机解体。

在中转机场降落时，飞机经常“拿大顶”。飞行员们会受一点轻伤，而飞机的螺旋桨、发动机罩、发动机和尾翼也经常受损，但很快会得到修复。最严重的事故发生在第一批转场时，10月28日，大队长瓦西里·米哈耶维奇·库尔久莫夫上尉（V. M. Kurdyumov）带领10架I-16在甘肃肃州（今酒泉）建在半山腰的机场降落时，没有注意到空气密度的降低和着陆速度过高，座机在跑道边缘翻滚起火，库尔久莫夫殉职，时年31岁。受意外损失和不利天气的影响，空中转场的方式停止。后来苏联人把飞机分解后用卡车沿陆路运到新疆哈密。为此千余名苏联工人在艰难的条件下迅速在高山和沙漠中修通一条公路。第一辆卡车1938年4月出发，月底到达哈密。飞机在那里组装好并试飞，然后飞往兰州，整个过程要花去18—20天。通过这种方式运送了62架I-15bis、航空炸弹和零备件，共计2332吨。

1937年10月31日起，南路由蓬普尔负责，他接受库尔久莫夫事故的教训，改变第二批I-16的出发时间，开始严格训练飞行员：以最大高度飞行，在难以接近的山地上降落，限制降落距离。飞行员科列斯捷列夫（Korestelev）降落时拿了大顶，差点被送回国，队友们不敢怠慢，认真刻苦完成训练。此后直到翌年2月才再次发生严重事故，罗曼诺夫中尉（F. S. Romanov）殉职。

卡恰诺夫，1939年年末至

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总领队特霍尔

1937年10月，苏联任命基达林斯基（N. G. Kidalinskii）为轰炸机大队大队长，率首批42架轰炸机来华，驾驶在阿拉木图装配的飞机分两批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到兰州。第一批21架编队中途在迪化停留数天。两星期后，基达林斯基指挥的第2批23架也抵兰州。他们立即开始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这种轰炸机，后者学习掌握驾驶新机的热情和顽强毅力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1938年2月7日中苏又签订了《军事航空协定》，并给予中国政府5000万美元借贷，用以销售军用物资，并陆续派遣大批军事顾问、专家和空军志愿队来华。1937年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军事顾问、专家先后来华3665人。先后担任空军首席顾问的有特霍尔（G. I. Tkhor）、雷恰戈夫（P. V. Rychagov）、日加列夫（P. F. Zhigarev）、波雷宁、阿尼西莫夫（P. N. Anisimov）、赫留金（T. T. Khryukin）等。空军志愿队员轮流参战的达2000余人，高峰时期有8个大队（5个战斗机大队，3个轰炸机大队），光荣牺牲者200余人。在这4年期间，苏联累计援华飞机1235架（不含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自带的飞机），其中I-15及I-16战斗机777架、SB轻型轰炸机328架、DB重型轰炸机24架、TB轰炸机6架、教练机100架。

投入首都防空战

志愿队参战前的空战情况

“八·一三事变”后，淞沪战场成为主战场。当时，日军大举空中侵袭南京，妄图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寻歼中国空军主力于空战中，并破坏南京周围重要机场、后勤设施。日军上下对中国空军的战斗力均持轻视态度，认为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已是深入膏肓的“东亚病夫”“无适宜之飞行人员人选”“训练水平低下，远非帝国飞将之敌手”。木更津航空队司令竹中龙造大佐吹嘘“南可轰炸新加坡、北可威胁海参崴”，只需3小时即可全歼中国空军。

在这种骄狂气焰的支配下，日本错误地估计战场形势，空袭南京以及上海、南昌、杭州等要地时，均采用轰炸机单独行动的方式投入战斗，加之入侵初期，日军在华东地区没有前进机场，所有飞机均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或者直接从侵占的中国台湾、朝鲜乃至本土机场起飞，往返超1000海里，美其名曰“越洋爆击”，实则劳师远袭，力量分散，无法集中使用以获得最大效果；而中国空军占据内线作战优势，借地利、人和，沉重打击了日本海军航空队。

开战之初，中国空军取得“8·14”空战大捷，打出了3∶0的纪录，当天也被定为“空军节”。8月15日，木更津航空队的20架96陆攻（三菱G3M）跨海奔袭南京未逞，逃跑中又发现油量不足，无法飞越黄海返回日本基地，只好改飞朝鲜济州岛，于19时20分落地。经检查发现，除4架“未归还”以外，另有6架受重伤，需进厂大修。号称“皇军精锐”的木更津航空队首次出动，就丧失一半战斗力，仅剩10架可用，战死准士官以上3人、下士官以下27人（含机上战死2人），声称击落中国战机9架，迫降或翻滚5架，而中国飞机实际仅受伤5架。

同日，从“神威”号水上航母起飞的10架水侦轰炸杭州，报称炸毁1架，己方1架返航落水沉没。而“加贺”号航母起飞的13架90舰战（中岛A2N）、16架89舰攻（三菱B2M）、16架94舰爆（爱知D1A）亦空袭杭州，报称击落9架、击毁6架，己方竟坠毁6架89舰攻、1架94舰爆，在杭州湾迫降损失2架89舰攻、1架94舰爆，单次战斗折损10架。加贺航空队飞行队长岩井庸男少佐、分队长安仙三大尉毙命，飞行队长柴田武雄恨得直骂娘。至此，仅8月15日一天，日方承认的损失就达15架。

8月16日，第1联合航空队不甘连日的失败，继续偷袭各地。7时40分，鹿屋航空队飞行队长新田慎一少佐率6架96陆攻从台北松山出发，偷袭南京，在句容上空遭第3大队痛击，3架飞机变成火团坠地，仅有3架返回台北。8时30分，分队长石俊平大尉率7架96陆攻从台北空袭扬州机场，被击落2架。当天，日机被第3、第4、第5大队分别在南京、杭州、嘉兴、句容击落8架，日方称鹿屋航空队损失3架，“加贺”号载机在崇明岛迫降失踪1架。

经过8月14日至16日的3天激战，第1联合航空队报称“地面爆破40架、空战击落19架及摧毁地面设施若干”，并承认己方“未归还9架，沉没、大破3架，机组人员战死65人”；鹿屋航空队已损失包括飞行队长新田慎一少佐在内的5组机员，18架96陆攻仅剩10架完好可用；木更津航空队也损失4组机员，20架96陆攻仅剩8架；拥有16架90舰战、22架89舰攻、14架94舰爆的“加贺”航空队损耗更大，坠毁7架、迫降损失3架、失踪1架。

在“越洋爆击”中被打蒙以后，日方发现中国空军并非想象中的“东亚病夫”，不得不重新审视战况，尤其“中攻四杰”之一的飞行队长新田慎一少佐战死，震动鹿屋航空队，甚至引起日本海军军令部的高度重视，专门告诫第1联合航空队司令官户道塚太郎大佐缓和攻击步调。从此以后，日军严禁96陆攻单机执勤或超低空飞行，力求集中编队以便相互掩护，并采取夜间攻击，尽可能回避中国战斗机。

早在1936年鹿屋航空队刚换装96陆攻时，便与大村航空队的新型96舰战模拟空战，大村航空队完败，当时新田慎一少佐得意异常。在杜黑的“战略轰炸论”影响下，原田实的“战斗机无用论”应运而生，所以没有舰战队掩护的96陆攻在开战以来使用过于分散，常处于小编队零星出击状态，以致战损率高，收效甚少。日本海军舰载机尚未全面深入中国大陆作战之前，96陆攻频繁担负战术与战略空袭任务。在中国空军英勇抵抗下，战损率一度高达60％。日军检讨后认为，该机油箱过于脆弱，几次与中国空军交手，往往是一击即炸，全机爆燃。日方甚至还要求情报机关搞清楚中方飞机是否安装了大口径机炮。为保全珍贵的96陆攻，日后用于太平洋战争中对付英、美，木更津、鹿屋航空队的96陆攻从9月初开始停止在中国使用。

截至8月31日，中方自损27架（各大队所剩战机见表5）。实际上，日本海军在空战中损失20架、地面9架、其他3架，计32架，对于总量保持在300架左右且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补充的日本海军航空兵而言，这当然不算什么。

进入9月，登陆日军不断得势，夺取相当纵深的滩头阵地，得以修建基地，在崇明岛、公大纱厂附近高尔夫球场等多处修建野战机场，海军第3舰队舰载机陆续进驻陆上机场。9月10日，原驻大连附近周水子机场的日本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掩护陆军从海上向华北的运输后移驻上海公大机场。该联合航空队下辖第12航空队12架95舰战（中岛A4N）、12架94舰爆和12架92舰攻，及第13航空队12架96舰战、12架96舰爆和12架96舰攻。尽管双翼的95舰战马力远胜96舰战（A5M），但其速度、爬升率、续航和机动性均不及单翼的后者。鉴于“加贺”号航母的96舰战也不过6架，第13航空队当时堪称王牌部队。

9月15日起，“加贺”号航母搭载的6架96舰战、6架90舰战、18架96舰爆、18架96舰攻相继进驻公大基地。这一草建的临时机场顿时成为日军最重要的前方补给站。入夜后从空中俯瞰，周围租界都灯火通明，只有实行灯火管制的公大基地漆黑一片，珍贵的96舰战分散在基地各处，避免遭受中方轰炸。

9月底，值贺忠治少将率陆军第3飞行团进驻抢建的王滨机场，起初拥有如下部队：

独立飞行第4中队（中岛Ki-4，即94式侦察机9架）

独立飞行第10中队（川崎Ki-10，即95式战斗机12架）

独立飞行第11中队（94式轻型轰炸机10架）

独立飞行第15中队（三菱Ki-1，即93式重型轰炸机6架）

独立飞行第6队（侦察机）

此外，日军还有多处陆地机场，所以起飞频率和出击强度都大大增强，中方在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空中优势正在丧失，制空权慢慢转移到日方。为应对这一颓势，9月1日开始，鉴于第4、第5大队人机数不能平衡，作战不便，将其合为1个大队，下辖第21、第22、第23、第24、第25队，大队长宁明阶、副大队长王常立。

至9月21日，开战仅月余，中国空军便损失惨重。开战之初拥有27架霍克Ⅲ的第4大队，将百战余生的8架霍克Ⅲ及2架波音281战机奉命移交给第5大队，第21队队长李桂丹率全体空勤、地勤人员40人赴兰州接收苏制战斗机，南京防空任务交给第5大队及第3大队第17队。同时，第2大队亦损失大半，奉令率第9、第11两队赴兰州接收苏援新机，所余之人、机悉数交付第14队，由副大队长孙桐岗留京指挥作战，苦战至10月6日仅剩6架。

到9月30日，中国空军出击113次、空战27次，报称击落日机81架、击中日舰48艘，损失65架。日方宣称从8月14日至9月30日，击落中方159架、不确实5架，计164架；击破130架、不确实7架，计137架，合计取得301架战果。实际上到10月10日，中国空军只剩130架，而中国的航空工厂不能弥补这些损失。到1937年年底，韶关的空军航空工厂用从损坏的霍克Ⅲ上拆下的零件拼装了12架，只是杯水车薪。1937年10月，第5大队第28队开始用从英国购买的11架格罗斯特“斗士”（简称“格机”）换装战损的霍克Ⅱ，在广州、韶关作战的第29队击伤击落日机6架，自损5架，失事6架，亦在12月接收10架格机。

开战两个月，中国飞行员损失巨大，航校毕业4个月的六二期生以见习官身份投入作战。第1、第2大队的安排他们与六一、五甲期生为后座轰炸兼领航员，但随着轰炸机大量损耗，每次严重事故都会牺牲2位久经训练的机组人员。战斗机队中，六二期见习官都没机会升空作战，甚至没有练习飞行的时间，缺乏作战经验，伤亡大。中国空军原有的300多架飞机也消耗殆尽，至10月22日仅剩81架，不少还是战伤和故障待修的，到11月初已不到36架。而日方记录“8月14日至10月10日期间，损失39架飞机，击落中国飞机181架、地面击毁140架”。与微不足道的损失相比，日本陆、海军航空队不断获得加强补充。在华中方面作战的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团原有侦察机4个中队、战斗机3个中队、轻型轰炸机2个中队、重型轰炸机1个中队，但作战开始后为支援地面作战飞机颇有损耗。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该团补充94式侦察机5架、92式侦察机6架等，又于1月间获得97司侦机（三菱Ki-15）2架，以便实施广泛的侦察搜索；另补充95式战斗机23架、93轻型轰炸机7架、单轻机7架，93式重型轰炸机未获补充。总计补充了30%的侦察机，60%的战斗机和80%的轻型轰炸机。

苏联志愿队“11·22”首战

第4大队自9月28日抵达兰州接机，至11月中旬才接收了少量I-16战斗机。鉴于京沪战事紧张，而大队接机缓慢，10月20日高志航赶赴兰州催促，并先后两次顶风冒雪驾机独闯六盘山，开辟兰州直飞西安的六盘山航线。为早日重返南京战场，11月中旬率李桂丹、董明德、黄光汉、毛瀛初、赖名汤和乐以琴等15名飞行员冒恶劣天气先期飞往1500公里外的南京，强越六盘山时有6架I-16迷航，除蔡名永迫降外，其余5架跳伞。高志航痛失5架宝贵的I-16，痛惜不已，发誓要在南京上空以击落5架日机的方式换回。

南京连日暴雨，高志航以下10架I-16在周家口中转滞留，情报为日方获悉。11月21日，由于地面监视哨的延误，高志航紧急启动飞机起飞时，遭木更津航空队飞行队长菅久恒雄少佐所率10架96陆攻的临空轰炸，不幸牺牲。第23队队长毛瀛初冒险起飞击落1架96陆攻，毛肩部中弹负伤，当即送汉口住院。日方报称“摧毁大型机1架，小型机约10架”。据118师师长张砚田当天报称：午时敌机10架由多方飞至周家口改穿空在机场投弹40余枚，损伤情形如下：

1.战斗机烧毁3架、击伤2架，邮政机1架烧毁

2.存油室、无线电室均波及轻毁

3.航空队长高志航、分队长冯干青炸死，俄机师1名受伤及工人2名、护场兵2名

4.周家口镇人民无损失

日方获悉情报：“苏制飞机对华补给在1937年10月以后屡有传闻，嗣后我方切断华南空中线路，使英美飞机进口锐减，苏联飞机大量入华。”

1937年10月底，首批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员抵达中国，开始担负兰州空防。11月5日，苏制SB轻型轰炸机由兰州陆续东飞，I-16战斗机自11月12日由兰州陆续东飞，火速前往南京参战。志愿队的首战日期有三种说法，常见的一种说法是12月1日；俄罗斯学者阿纳托尔·杰明（Anatolii Demin）的著作指出，11月21日，之前库尔久莫夫所带领的大队在南京以7架I-16与20架日机交战，击落2架96式战斗机和1架轰炸机；还有一说认为，11月22日上午，普罗科菲耶夫率苏联战斗机大队23架I-16战斗机到达南京大校场，并于当日下午参战，由于后一种说法得到了中方资料的印证，故下文以此为准。

11月22日下午，基达林斯基大尉率轰炸机大队的20架SB轰炸机在南京降落。两个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到达加强了南京的防空实力，但面对已增加到近900架飞机的日军，也只是杯水车薪。11月间，中国空军可供升空作战仅剩30架，出击10次、空战5次，仅击落日机1架，自损却达7架。中国飞行员王倬回忆称：“到了11月6日，我们在南京的飞机能够起飞的仅有7架。”至11月底，南京战场仅12架战斗机，有5架驻汉口，7架驻南京（其中2架发动机损坏）。日机来袭，中方只能靠地面防空火力拦截。苏联飞行员普罗科菲耶夫在回忆录中形容是“灾难性的状况”，他写道：“保卫南京时，中国空军作为一支作战力量已不复存在。”他回忆道，1937年11月首批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到达南京时，前线距离南京仅六七十公里。日机猖狂至极，常有100多架的大机群轰炸南京。

11月22日，苏联志愿队抵宁的下午，正值“淫雨经旬，一旦放晴，敌机二十二日三度企图袭京”。第2联合航空队第13航空队6架96舰战掩护第12航空队2架97舰攻空袭南京，志愿队起飞6架I-16机迎战。日本《朝日新闻》在上海特派员发出的新闻电讯记述，22日，日军海军航空兵出动空袭南京，在南京上空受“从没有见过的型号”的战斗机阻击，遇到的战斗机造型是“低翼单叶、缩进去的滑轮”。日方报称“击落中方2架，1架96舰战行方不明”，第13航空队宫崎康治3空曹毙命。涅日丹诺夫中尉（N. N. Nezhdanov）牺牲，他是首位苏联援华牺牲的飞行员，年仅24岁，被苏联授予红旗勋章一枚。2015年8月，涅日丹诺夫被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高庆辰的回忆录《空战非英雄》提及了11月22日的战斗：“第二天，11月22日，我们第一次见到I-16，来了好多架，到大校场落地……下午就有警报，也看到他们爬高不见了。听说这天打了一仗，但详情不明。”当天，英国路透社的电讯亦记载在南京空战里“击落日机一架”，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也发文《苏联飞机保卫南京》。

11月24日，6架I-16与护送8架轰炸机的6架96舰战交手，被击伤3架，日方宣称击落2架。

誓死防守南京上空

12月1日，马琴副大队长（M. G. Machin）率领的20架SB轰炸机也进驻大校场，次日便轰炸上海长江口的日舰和上海陆上机场。

12月2日，科兹洛夫大尉（I. Kozlov）率中队长涅斯梅洛夫、斯科罗姆尼科夫、瑟索耶夫，机长阿诺索夫、多贝什、纽希申、尼基京、涅莫什卡尔和萨若宁驾9架SB轰炸上海的日军机场和黄浦江上的敌舰船，报称“击沉日舰1艘、运输船2艘，另6艘日舰中弹起火”。在苏联顾问看来“这是中国空军以往连想也不敢想的胜利”。参与空袭的所有飞机返回南京，但也首次出现伤亡，高射炮弹片击中了萨若宁的SB机，导致领航员阿尔西尼·彼得洛维奇·彼得罗夫中尉牺牲，萨若宁轻伤。

同日，第2联合航空队第13航空队舰战分队长南乡茂章大尉率6架96舰战、8架96舰攻，与苏联志愿队30余架遭遇，南乡茂章率6架96舰战杀入苏联志愿队阵中。日方称“击落战斗机7架、不确实3架，击落重型轰炸机2架、不确实1架”，中方称12月2日“12架迎击，被击落10架，并击落日机6架”，也有苏方资料称击落日机6架，己方无损失。实际上，日方没有损失，而苏方损失惨重。苏联科学东方文献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在中国的天空1937—1940》收录了十多位苏联飞行员对援华作战的回忆，其中3位飞行员的回忆涉及南京的战斗，但无人提及此战，也许是刻意回避。究其失利原因，主要是苏联志愿队只针对95式战斗机进行过对抗训练，面对性能并不逊于I-16战斗机的96舰战和经验丰富的日本飞行员，初来乍到的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显得力不从心。第13航空队一战成名，南乡茂章被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授予感状。

12月2日，中国空军第27队队长孟广信率许机4架，10时从南京出发，飞溧阳、长兴、广德、溧水一带施行威力侦察，以两架在2400米的高度掩护，两架在1200米的高度侦察。与此同时，日军飞行第4队奉命搜索南京周边，特别是南京东南约40公里的溧水附近阵地及兵力移动情形。考虑到中国飞机的阻碍，日方派出竹本大尉所率的3架侦察机编队经溧水阵地加强搜索后，经太平及江宁镇向大校场机场直飞，途中发现南下的中国军队予以轰炸。

11时22分，孟广信编队飞至溧水，在1500米高度见上空发现“有敌轰炸机3架，并有多数战斗机掩护”，系向南京搜索的独立飞行第4中队9架94式侦察机。孟广信认为“敌机未发现中国飞机，但中国飞机发现敌机亦迟，同时我高度较低”，故返回南京，降落大校场机场时，适逢日机轰炸机场，转安庆降落。日机群飞抵大校场机场发现“有敌方大型机约10架、小型机约20架”，编队长竹本大尉在辨认敌机详情后，瞥见“小型机两三架，大型机12架开始起飞，编队长为攻击起飞中的轰炸机，开始俯冲时受敌战斗机反击，各机把握机会投入战斗，各自与数架敌机缠斗”，于南京东方展开空战，持续5分钟，结果该编队“虽确实击落敌机2架及不确实者数架，但包括编队长有两架未返航”，侥幸突围返航的2号机机身斑斑弹痕，共有35发之多！

遗憾的是，因中方资料缺乏，与日本陆航侦察机队交战的中苏部队番号无从查找，没有更多细节，但从日方记载看，临时起飞的中苏飞行员非常英勇，扭转了被动局面，让缺乏战斗机掩护的日军陆航侦察机队吃尽苦头，连领队机也被击落。

12月2日的两场空战，日本海军航空队以完胜苏联志愿队结束，陆军航空队则以完败收场。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飞行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布尔达诺夫上尉（A. N. Burdanov）、瓦里西·谢尔盖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中尉（V. S. Alekseev）、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安德烈耶夫中尉（M. I. Andreev）、阿尔西尼·彼得洛维奇·彼得罗夫（A. P. Petrov）中尉、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波波夫准尉（S. G. Popov）等6人壮烈牺牲，其中2人是I-16战斗机飞行员，4人是SB轰炸机的机组乘员。

12月3日，第3大队第17队队长黄泮扬从汉口驾1706号波音281战斗机飞南京后，10时50分换驾霍克75M，沿长江飞赴上海侦察日军机场，转向杨树浦南的机场侦察，折返南京，至武进附近时，遭遇“敌战斗机11架、轰炸机1队”。黄泮扬还没来得及上报敌情，日本陆军第3飞行团所属独立飞行第10中队的12架95式战斗机、独立第11中队的10架93式轻型轰炸机，计21架混合编队已自上海龙华机场出发，联合突袭南京大校机场。日方“战斗机先行捕捉敌战斗机，使轻型轰炸机队得以不受敌机干扰轰炸大校机场”，独立飞行第10中队队长安部勇雄大尉负责攻击南京大校场，发现“中苏20余架战机，报称击破地面2架，升高后击落8架苏联战机”。

第4大队第21队队长董明德、副队长乐以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分驾霍克Ⅲ与苏联志愿队迎战强敌。乐以琴与95式战斗机格斗时遭另1架偷袭起火，未避免遭日机射杀，迟至低空才打开伞，导致触地殉国，年仅22岁。苏联战斗机飞行员库丁诺夫（D. A. Kudymov）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与日军在天上“生死较量”的具体细节，“敌机已经逼近机场，开始向我笨拙地俯冲，我的脑海中闪出一个念头——像山鸡起飞那样直冲上去。我抛开了收起起落架的念头，开足马力对着日本飞机冲了上去，头对头！但敌机已经远距离开火了，大约有300米，我感觉到我的‘鹤鹰’震动了一下。敌机急忙避开了我的机头，直线陡降到我的下面再升起”。库丁诺夫赶紧将飞机拉平，然后如同脱缰的马一样猛地冲向敌机，“我们以自己为轴，彼此转着圈互相追逐，翻着塞维尔式的筋斗或半筋斗，看谁能击落谁！……在旋转的某一刻我看到包机翼的帆布一会儿被吹得鼓起，一会儿又立刻被压得起皱”。很快日军承受不住了，库丁诺夫垂直地向下冲去，在近距离对着底朝天的敌机的“肚子”射出一长串子弹。

“董（明德）激动地告诉我，击落了一架‘天王’，他亲眼看见了我很有威力的射击，还有被击毁的日本飞机机身上也有某些标志。”库丁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日本空军共有四个“天王”飞机，都是由日本王牌飞行员驾驶，库丁诺夫击落“天王”飞机让众人欢欣鼓舞，但这一说法没有任何佐证。当天志愿队可能击落4架日本飞机。

库丁诺夫还回忆说，“在又一次空战中我和董（明德）、赫利亚斯特切（Khlyastych）、帕纽科夫（Panyukov）击落5架日本轰炸机，茹柯茨基（Zhukotskii）在一次战斗中立了功，他击落了两架96式战斗机。”不过令库丁诺夫遗憾的是，他们驾驶着受伤的飞机回来，甚至没有受伤，“而在同时，中国飞行员却牺牲了。乐没能回机场，另外几个我们已经认识的中国飞行员没有来得及起飞就牺牲了”。

坠于南京大校场机场外围水塘中的SB

日军在南京大校场机场检查中国空军损坏

最终，库丁诺夫对此战的评价是“不太成功”，因为战友安德烈耶夫被击落，另一架飞机被击毁，但跳伞成功。但他接着又表示：“战斗结果对我们有利，我们击落了6架日本轰炸机。”但这一战果没有得到日方资料佐证。《民国空军的航迹》记载海军第13航空队的9架战斗机、6架轰炸机也参与空袭，但日本航空本部编制的《日支事变飞机损耗表》并无当天海军的出击记录。据《关内陆军航空作战》记载，此战是陆航为数不多的单独作战。日本陆军评价“在这一战中，95式战斗机及94式侦察机等飞机表现优异，虽属复叶（双翼）之旧型机，但速度及回旋性能均佳，此两型机被誉为旧型最后之杰作机”。

至12月3日，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报称已击落日机20架，但无法改变恶化的战局。12月5日，各地飞机接到命令：“自6日晨非奉本部命令不得飞京（南京）。”次日，航委会下达撤退令，驻南京的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于是日悉数撤离，陆续转进汉口、南昌和广州。12月9日，日军首陷大校场基地。

自8月14日开战至年底，中国空军报称共击落日机85架，击沉日舰51艘，作战中中方被击落91架，阵亡飞行员75员，其余大批飞机因为备件等原因报废，抛弃在了南京大校场机场，苏联志愿队少量无法撤退的I-16故障机也在明故宫机场被缴获。 hdyll90a+Ck+1SsXA4t97acFSlhAYUHYnwOLfepgikRsi3DpOAU/5PzNpcEjiA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