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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成是当时的大英帝国，遭受如同纸桥之战般的耻辱后，势必会立刻发起声势震天的报复行动，出人意料的是，法国人对此事却显得异常的“忍辱负重”。其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当时正值法兰西帝国威风不再的落魄时期。
1870年，为了阻止德意志国家的统一，法国向普鲁士宣战，爆发了普法战争。自认为是欧洲劲旅的法国军队，在普鲁士大军面前一败再败，丧旅失地，最后连国王拿破仑三世都成了普鲁士军队的阶下囚。而普鲁士则借着战胜的东风，一举统一德意志诸邦。1871年5月10日，德、法签署《法兰克福和约》，这一和约的屈辱程度，甚至超过了后来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总和。《法兰克福和约》规定，法国的重要煤铁产地阿尔萨斯和洛林省的14800平方公里土地，以及其上繁衍生存的16万人口全部割让给德国，法国另向德国支付战争赔款50亿金法郎（相当于上百亿中国银两），同时，每天支付125万金法郎，作为德国占领军的军费。这种敲骨吸髓式的掠夺，使法国几乎从列强俱乐部里被扫地出门，差点成了无足轻重的弱国。
伴随普法战争大败，法国国内政局再度动荡，法兰西第二帝国被推翻，与德国媾结和约，又经历了巴黎公社起义，新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喘息未定，对远在地球那一面的越南问题，不愿意也无力投入过多的精力去过问。以至于安邺在越南北部冒险时，所调动的兵力只有区区百人，在安邺被黑旗军杀死后，法国交趾支那殖民地政府竟然纠合不到足够的兵力用于复仇。而当时的越南王国，虽然对法国侵略其国土异常痛恨，却始终没有和法国全面抗争的勇气，黑旗军斩杀安邺后，越南政府认为这场规模很小的战斗之所以能获胜，只不过是侥幸，“若堂堂正正与之角胜，想亦难持久”。最终，两个都不愿因安邺之死而发生全面战争的政府，于1874年3月15日签订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
条约中对安邺事件的善后条款包括：法国将安邺侵占的越南北部宁平等省份交还给越南政府，作为回报，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通往中国云南的航道，以及开放沿岸的东京等重要城市，允许法国在此航行通商，设立租界。
除了这些条款以外，法国政府在和约中还有一条极为险恶的条款。为了防备将来在越南境内的其他非法国控制区攫取利益时，再遇到因为事前没有条约约定而遭越南政府反对的情况，法国政府经过盘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决定直接把越南变成自己的被保护国，置于法国的卵翼下。但是，刚刚经历了安邺被杀的失败，且法国又无法调动足够的军力投入越南来实施威慑，直接提出这个条文，越南政府未必就会就范，于是法国另辟蹊径，用一段文意模糊的约文来欺骗越南政府进入圈套。条约的第二条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阁下，向一切外国宣布，法国承认安南王的主权和完全独立，承诺给予他帮助及救援，并约定在他要求时，将无偿给予必要的支持，以维持他国内的秩序和安定，以帮助他对抗一切攻击，并消灭蹂躏王国的海贼活动。”
条约看似公允，实则按照国际法标准，已经宣布了法国是越南的保护国。条约中所说的海贼，其实就是在影射杀死了安邺的黑旗军。
懵懵懂懂的越南就这样变成法国的被保护国，直到事后宗主国中国过问此事，质问越南为何擅自和法国签约时，越南政府这才觉察情形不对，追悔莫及。法国政府挖空心思引诱越南就范的保护国制度，很快就败在了中越两国的传统宗藩关系面前，尽管和法国签订了保护国条约，但越南王国事实上仍然履行着向中国朝贡称臣的义务。时至1878年，广西清军守将冯子材的旧部提督衔记名总兵李扬才发动叛乱，自称是越南李氏王朝之后，挥师侵入越南境内，想要取阮氏朝廷而代之。遭遇突然而至的巨变，越南朝廷并没有按照《法越和平同盟条约》的规定，邀请法国前来帮助，反而向中国求助，请中国派兵入越戡乱。看到越南政府不仅与中国藕断丝连，而且又引来大批中国军队进入越南，与在越的黑旗军握手言欢，这一切都使法国政府大受刺激，在他们看来，中国军队进入越南，意味着中国要和法国争夺对越南的保护权。
另一方面，越南政府承诺的开放红河航道，很快也被证明是一纸空文。从越南通过红河进入中国云南，黑旗军驻守的老街是必经之地，自从与安邺交手后，黑旗军就对法国人充满仇恨，认为法国人在红河任意航行通商，影响了黑旗军设卡抽税的利益，而且对黑旗军驻地的安全也构成威胁。刘永福宣布，根据越南国王和法国签署的条约，红河开放给法国通商，但是黑旗军只接受法国人委托中国船只上驶通商，绝对不能容忍法国船只直接穿越黑旗军的驻地：
“……既然现在法国与安南王国已有一项条约，那你们就把你们买到的货物托给中国人，他们可以自由地沿河到宝真，只是我们不同意欧洲人的轮船和外国人到那里去。假如中国商人偶然在途中遭抢，我将负责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是我还要重复一遍，如果欧洲船或欧洲人要来宝真的话，我声明我将以武力阻止他。我们就要看看谁能压倒谁了！”
为改变这令人懊丧的局面，法国一方面不断向越南和中国抗议、声明，强调自己才是越南的保护国。然而中越两国始终不承认，令法国人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法国向越南政府施压，要求驱逐黑旗军，但也没有任何结果，反而接连传来法国人在红河上遭黑旗军袭击的消息。
几年过去后，从普法战争的失败中渐渐恢复过来的法国政府，决定在越南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1881年，茹费理（Jules Ferry）领导的共和党左派内阁上台，主张积极改变法国的弱国地位，对外采取自强政策。针对是否应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1881年7月22日，法国议会进行表决，以308人对82人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追加驻越南海军经费的议案，拨款250万法郎，用于驻越海军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
法国共和党左派总理茹费理
1881年9月7日，法国海军和殖民地部向交趾支那总督卢眉（Le Myre de Vilers）发出指示：“对顺化（当时越南王国的首都）官员要采取一种态度，使用一种语言，以便让他们明白，过去由于他们的言行不一，诡计多端，使条约的条款成为一纸空文，现在是严肃对待这些条约的时候了。要让他们接受这一点，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军事力量。”
随后，卢眉向新上任的法国海军南圻支队司令李维业（Henri Rivière）下达命令，由他来具体组织、执行军事行动。之所以选择海军而不是陆军，主要是普法战争中法国的陆军元气大伤，加之战后法国人口增长缓慢，百业待兴，根本无力在海外大批驻扎陆军，当时在越南的法军主力就是海军，而此举也使此后围绕越南而起的战争充满了海军作战的色彩。
法国海军上校李维业，1827年7月12日出生于巴黎，1842年考入布列斯特海军学校，之后进入法国海军。有着丰富的海外服役经历，但是并没有多少特别的功勋建树，倒是因为对文学的酷爱，经常舞文弄墨，在海军届颇为知名。继安邺之后，法国政府又派出了一位文气有余的军官处理越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