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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交趾支那殖民政府成立时，为快速建立政府架构，采取了类似军政府的模式，各级行政官员主要从侵略越南的法军中抽选军官充任，位于西贡附近的堤岸市，当时也很快迎来了一位走马上任的法国行政官。
形容清瘦的海军上尉安邺（Marie Joseph François Garnier），1835年7月25日出生于法国中部城市圣艾蒂安（Saint Etienne）的一个陆军军官家庭，在书卷气十足的外表之内，跳动着一颗充满了冒险精神的心灵。1856年，不顾整个家庭的反对，安邺投入海军，就读于布列斯特海军学校，毕业后，安邺得以进入当时人才奇缺的法国海军任职，并随着法国远征军到达中国，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后来入侵越南的战争。交趾支那总督府成立后，以文气见长的安邺被委任为西贡近郊的堤岸市行政官。
身着海军大礼服的安邺
法国从越南攫取殖民地，其最本质的目的无非是想从这片土地上赚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正处在对太平天国、捻军等各地起义军进行镇压的战争中，洋务运动事业也在萌芽待发状态，全国对西洋造军械、机器等物资的需求极为旺盛，对华军火贸易便成了欧洲列强的一项重要盈利之道。然而，法国以越南殖民地为基地和中转站与中国进行贸易存在着诸多的不便，由陆地与中国联络，则交通险阻难行，如果想要利用便捷的海上水路交通，则势必需要借助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作为中转站，而且得绕印度支那半岛，途经马六甲海峡，航路遥远。为了尽快寻找到一条更便捷的对华贸易路径，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探险家、商人们的圈子中兴起了一股犹如淘金热般的浪潮，各色人等涌入越南，想要在越南国内探索出一条通向中国云南的可通航河流。
1866年，充满了冒险精神的安邺，也跻身这一探险领域，成为法国交趾支那探险队的队长，这个法国年轻人的命运也因此彻底改变。
安邺带领法国探险队，披荆斩棘，沿着越南境内几条和中国相通的河流进行艰苦的勘查。在首先证明了无法沿着澜沧江—湄公河直接通航中国后，法国探险队的目光聚焦向一条更为特殊的河流，即红河。
红河，在中国境内部分称作元江，是一条连接着越南和中国云南，而且直通大海，拥有出海口的河流。“法国使节的首领主张以东京的江（红河）的流域为出海口。由此道路，云南的出产可以到达海边，再向法属西贡的海口运输。”
安邺一行沿着红河考察，一路进入了中国境内，直接到达了当时正被杜文秀回民起义军占领的大理城，由此证明通过红河进入中国完全具有可行性，而且安邺一行还目睹了红河上实际早已有中国商船往来航行的情况。这一重要的地理发现，后来随《两世界杂志》等媒体向外界公布，安邺在欧洲很快成了著名的地理探险家。
安邺探险队离开云南大理后，继续沿中国长江流域向东考察，准备一直沿江而下到达中国的东南沿海，而后再转海路返回越南，以对中国境内的地理情况再作一番刺探和了解。当探险队途经湖北重镇汉口时，安邺与当时正在湖广一带寻找商机的法国商人堵布益（Jean Dupuis）相识，当听说安邺的红河大发现后，堵布益兴奋异常。堵布益对这一问题的热心，没有丝毫的地理学上的因素，而是出于商人天然的逐利敏感。
1856年，与席卷中国东南的太平天国战争遥相呼应，中国西南边陲省份云南突发了回民起义，起义军攻陷大理，宣布遥奉太平天国。清政府对这股西南回民起义的镇压，一直持续到19世纪，仍然未有任何重要收获。连年的战争，使清政府对近代化军火需求迫切，云南战场充满了军火商赚钱的商机。当时，如果从东南沿海的上海等通商口岸通过陆路运送军火往云南，路途艰险遥远，加上沿途各省治安情况好坏不一，耗费时间而且安全得不到切实保证。当听到发现了可以从越南直航云南的红河航道的消息后，堵布益立刻产生了一个念头，即从越南沿红河将军火输送到中国云南贩卖，再从云南装运矿产返回越南出海运回法国，一来一往必定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重利驱使之下，堵布益立刻将设想付诸实践。首先堵布益设法打通了中国官场的关节，与时任云南巡抚岑毓英、云南提督马如龙签订了军火购销协议，然后以此作为自己是云南省政府代言人的凭证，寻找法国政府对其上溯红河活动的支持。得到红河航道这一重大发现的法国政府，当时也正在盘算如何开发利用这条处在交趾支那殖民地辖区之外的黄金航道，堵布益的活动无疑可以当作一次有价值的试验，法国政府乐观其成，对堵布益的申请即刻予以批准，但特别着重地加以声明，法国政府仅仅只是表示支持，并不代表法国政府会直接介入这次行动。
拿到了中、法方面的双重许可证后，孱弱的越南政府就已经完全不在堵布益的眼中，一支旨在进行红河运输探险的队伍立刻开始组建起来。鉴于红河航道处于交趾支那殖民地之外的越南北方，属于越南王国境内，为了保证沿途航行的安全，堵布益于1872年通过上海的德商泰来洋行，买到了两艘英国海军退役的“青花鱼”级（Albacore）炮艇——“甲虫”（Cockchafer）号和“商行”（Firm）号，购得后重新在上海法国工部局登记，分别更名为“红江”（即红河）和“老街”，以此作为运输船队的武装护卫。另外还获得了一艘名为“山西”的轮船和一艘中国帆船，作为运输船。同时堵布益又招募了27名欧洲人，125名来自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地的亚洲人，组成了一支小规模的雇佣军，某些资料显示，其中甚至包括云南提督派出的中国军人。
1872年10月，堵布益的船队满载着包括德商泰来洋行托运的军火在内的大批战争物资起航，从海防进入红河，经过越南的旧都河内，而后沿江上驶。本就对法国强行租借交趾支那而心存愤恨的越南政府，看到飘扬着三色旗的船队居然大摇大摆地在自己的国境之内行动，而且不缴纳任何的税厘，又要从北方重要城市河内穿城而过，自然而然地向法方提出抗议，认为此举违反了法越两国之前签署的条约。但是法国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堵布益依然我行我素，成功于当年年底到达了云南，为通商方便，堵布益还自说自话，在并非是对外通商城市的河内设立了自己的办事处和货栈。1873年春，当堵布益从云南返回河内时，突然发现他在河内的一些亚裔雇员被越南政府抓捕，遂与当地的越南地方官员发生冲突，做出了诸如绑架越南官员，焚烧越南政府告示等过激举动，红河航线在越南政府的抗议声中，则依旧如故运行着。对越南官员提出的警告，堵布益当时的回复是：“如果你想阻拦我的路，我会用机关炮把你们全部杀光。如果你让我通过，我们将会是最好的朋友。”
按照法国从越南获得的领事裁判特权，在越南境内的法国人即使做了无法无天的举动，也轮不到越南的官府来处理。愤怒的越南政府向法国交趾支那总督及占领军总司令杜白蕾（Marie Jules Dupré）海军少将提出抗议，要求其立刻管束堵布益的活动。交趾支那总督请示法国海军和殖民地后，派遣红河航道的发现者安邺，率领一支包括炮艇“蝎子”（Scorpion）、“爱斯兵哥尔”（Espingole）和50名官兵的队伍，前往河内处理此事。表面上，法国人是要着手调查、解决这一纠纷，而私下里，法国政府通过堵布益蛮干的实践活动，已经看到红河航道存在的巨大经济潜力，实际是准备借机“用武力取得保障，占领河内和沿海的一个据点”，想要将红河航道也纳入到法国在越南的势力范围中。
1873年11月5日的下午，安邺率领的“宪兵队”在堵布益的欢迎下顺利到达了河内。令越南政府始料未及的是，安邺到达后，即在城内四处发布告示，宣布自己此行的目的是“驱逐海贼”，而丝毫不提约束堵布益。对此，越南河内巡抚也采取贴告示的方式宣布抗议，“（安邺之唯一任务）乃在审判并驱逐堵布益，非以干预国家之事（干涉越南内政）”。安邺得知后立刻回击，与越南政府展开了一场互贴告示的笔墨大战。“这座城的巡抚刚刚发表一张宣言给民众，歪曲了我任务的性质。”安邺称自己的使命只是调解纠纷，并不是驱逐堵布益，言下之意是要迫使越南政府默认堵布益的行动。同时安邺提出了包括“红江将被保留，以专作法国与中国船只航行之用”等五项条约，强迫越南政府接受。
当越南政府拒绝约文后，安邺决定干脆付诸武力，由此不难看出法国殖民政府派安邺赴河内的真实目的。
1873年11月20日，天色破晓后，安邺率领法军和堵布益的雇佣军共计180人，向河内城里的越南军队发起了进攻，让人咋舌不已的是，驻防河内的7000多名越南官军面对只有100多人的对手，仅仅只是稍做抵抗后就都作鸟兽散。上午10时，安邺率领的队伍在没有付出任何伤亡代价的情况下，就轻轻松松地控制了河内，河内巡抚阮知方被俘后绝食自杀。
站在河内城高高的城头，安邺心头不断涌起无比的自豪感，感觉自己已是法兰西的英雄，为法兰西开疆拓土的雄心就此不断膨胀。在控制了重镇河内后，安邺并不满足，以其所掌握的100多名法军和堵布益雇佣兵继续四面出击，越南军队闻风而逃，越南北部的海阳、宁平、南定等红河沿岸省份竟都相继陷落。不过，此时不可一世的安邺未能意识到，他的举动实际上已经触犯了一支以黑色旗帜作为标志象征的军队的利益，在越南北方茂密的热带丛林里，一头黑色的“丛林虎”被安邺激怒，安邺真正的对手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