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努力

自从安邺被黑旗军杀死，越、法关系复杂化之后，距离越南千里之遥的中国朝廷内，在对如何干预西南这个弱小藩国命运的讨论中，以清流言官为主的主战派已经越来越占据上风。以清流健将张佩纶为首，各种主战的奏章连篇不绝，其观点主要是从保护传统封藩制度这一祖宗旧制出发，强调不能向欧洲的弱国法国低头，强调要防范西方势力渗入中国的西南地区，围绕这些进行了广泛的论述。在主战的大氛围笼罩中，清政府中枢显得深受影响。自1882年开始，接连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人事调动，主张对法开战的两广总督张树声被调任代理直隶总督要职。在西南边陲上，以曾国荃接任两广总督。另外以曾经在镇压回民起义时手段泼辣的岑毓英出任云贵总督，由号称“唐拼命”的唐炯出任云南布政使。同时，清政府在西南边陲的驻军，也借着剿匪之名，越境进入越南北部，暗中联络、接济黑旗军。

与主战派强势的情形相比，主和派的声音几乎到了快被完全淹没的境地。当时主张以和平手段化解越南危机的重臣，仅有恭亲王奕訢和北洋大臣李鸿章而已。主和的这一派认为，中国自己国内的洋务事业百废待举，实力尚不足以和一个曾经的欧洲强国发生战争。而且因为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的中日朝鲜矛盾、中俄西北矛盾、中英教案等风波，中国自顾尚且不暇，在这样一种外寇环伺、纷乱不绝的局面下，再发生一场大规模的与欧洲列强的战争，后果莫测。“ 道光咸丰年间，海疆一再尝试，而盟约所要愈趋愈下。近二十年与彼族补苴掇拾，虽未遽转弱为强，尚得坚守藩篱，与斯民休养生息。一朝决裂，全局动摇，战而胜，则人才磨砺而出，国势以奋发而强；战而不胜，则后日之要盟弥甚，各国之窥伺愈多，其贻患更不可言也。盖使越为法并，则边患于将来；我与法争，则兵端开于俄顷，其利害轻重皎然可睹。 ” 至于如何解决眼前的危局，主和派主张应该持重，万不得已宁可舍弃属国越南，换取中国自己和平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做好自己的事情，观实效于他日。

恭亲王奕訢。与慈禧联合发动

北洋大臣李鸿章。中法战争时

不过此时恭亲王虽然名列于军机大臣班内，但是和慈禧太后追逐政权的矛盾日益激化，使得恭亲王的意见根本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此成了朝中唯一一位重要的主和派，显得另类和势孤。

徘徊在主战、主和两种声调中，隐操清廷军国大权的慈禧太后显得犹豫不决，最后选择了一条首鼠两端的策略，既不肯放弃保护属国的强硬态度，要求随时做好与法国开战的准备，同时又不放弃外交解决的尝试，继续保持和法国的外交谈判。由此，主战派不断调兵遣将，陈兵西南地区，鼓励黑旗军继续与在越南的法国势力进行争斗。而同一时间，主和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则在天津四处游说，寻求其他列强势力干预，试图与法国驻华外交使节直接谈判，以求达成和平转圜，化解危机。

令朝野内外多少有点出乎意料的是，为主战派所瞧不起，清政府中央也并不抱太大希望的外交谈判活动，居然获得了极大的成效，在1882年的年末至1883年年初，中法两国间的外交形势突然峰回路转。

1883年年初，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因为母亲去世，按例要回籍守制，正值国家多事之秋，清政府下令夺情，要求李鸿章继续留任一段时间。而就在这段时间里，李鸿章经过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F. A. Bouree）的反复面晤、谈判，达成了一个在后世看来足称为中法争端最佳解决办法的草约——《李宝和约》。

李鸿章与宝海签订的草约共有三条约文，首先，中国将进入越南的军队撤回国内，作为对等的回应和条件，法国向中国做出不侵犯越南土地和越南主权的保证声明；其次，中国向法国开放红河进行通商，但是不准在中国境内设立开放口岸，而是将口岸设在越南的边境城市保胜，将保胜视作为中国城市，中国负责肃清保胜、红河上影响通商的盗匪和征收私税的关卡（黑旗军）；最后，中法两国以红河为界，红河以南的越南南方治安由法国负责巡查，红河以北的越南北部则归中国保护，法国保证永不再进行北侵。

得到这一重要的外交捷报，虽然清流派以及西南的督抚“尚嫌不足” ，纷纷上奏表示反对，声称这些和平条件还不够优越，还是应当和法国打一仗，但清廷中枢实际对这些条件非常满意，准备默认签约。“中国国内虽常有主战派的叫嚣，仍予完全接受。”

最终，法国政府的主战派达成了中国朝廷主战派的愿望。宝海将《李宝和约》草案送达法国国内后，当时执政的共和党温和派总理法理叶（Armand Fallieres）政府即进行讨论。孰料这时法国的政坛风云突起，茹费理取代法理叶组阁，出任总理。再度出山的茹费理将过于温和的法理叶驱逐下台后，重新拣拾起当初要将越南变为法国的被保护国的计划，此时的茹费理可能预料不到，多年以后历史将会异常讽刺地重演，不过那时因为对越南过于温和而被轰下台的将是他自己。

在共和党左派强烈主战的气氛下，认为应当与中国和平相处的驻华公使宝海四处呼吁，向内阁、外交部、议会动议接受和约：

“如果今天的中国只是我军1860年打击过的滑稽的摇旗呐喊者的可笑后裔，显然像我所说的那样去同他们和解就会使我们上当，何况我们的威信和我们的尊严都要求我们不屑一顾地拒绝那些没有道理的要求。但是如果中国20年来，特别是最近的3年以来，懂得了改变它的军事状况，它有力量以武力跟我们争夺我们想要的与它毗邻的地区，那么在我看来，完全应当担心这样一种纠纷的后果，并考虑是否应该谨慎行事设法避免冲突。”

就在李鸿章一心等待宝海好消息的时候，1883年5月19日，突然发生了李维业被黑旗军斩首的事件，法国政府批准《李宝和约》变得彻底没有可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被李鸿章称为法国崇厚的宝海黯然离职回国，已经回到原籍安徽守制的李鸿章则被清政府派往上海总统西南军务外交，进而又在朝中主战派的鼓动下，差点被派往广西前线统兵打仗。

“您在中国逗留的3年中，在对所有我们共同讨论的问题上，都始终以和平和友好的精神来处理，因此，获悉阁下接到召回命令后，我觉得万分震惊。您今后有机会再来北京时，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变得更加密切了。”

——恭亲王致宝海

“法之蓄志图越已数十年，中朝向置不问，至上年，形象大著，始与力争，其何能及？今又仓促而起不才于礼庐，只手空拳，不知所以为计。若以淮部尚有两万，则现驻要防，岂易抽调？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闻有请恪靖（左宗棠）南征者，此老模糊颠倒，为江左官民所厌苦，移置散地固得矣，然夷情大局懵然，必有能发不能收之日！”

——李鸿章书信 wGt3O3UZ0zV37scP4G++TzkifuTGabYs/t5StVUKONA/cPwEHkO3JSWirGkMP/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