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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历史 |
翻看现在的中国地图，不难发现天津市的形状很像一匹昂首腾起的战马，十分威风。可是如果有人告诉你，古时候的天津只是一片汪洋大海，并没有人类居住，你一定会惊讶得不肯相信。其实要证明这一点也不难，只需要将夏朝时期的地图与现在的地图做一下对比，就会很容易发现，如今天津所在的区域在那个时期确实没有陆地。
战马形状地图
从远古走来的天津，其实是一片退海之地，“沧海化桑田”的神话从四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黄河曾在地震、暴雨等自然现象作用下三次改变河道，流入当时还是汪洋一片的天津地区：三千年前在宁河县附近入海；西汉时期在黄骅市附近入海；北宋时在天津南郊入海。慢慢地在黄河泥沙的作用下，天津逐渐露出海底，形成了冲积平原。最终，金朝时黄河向南移动，以淮河的河道作为出海口，天津海岸线由此基本固定。至今，在天津的上古林等地还残存着一些贝壳堤，有考古学家说那些便是古海岸线的遗迹。
那天津最早的一批居民又是何时出现的？
有两种说法。一是根据《天津河北简史》记载：“他们是在夏、商之际，在天津北部山区生息繁衍的戎、狄等古代少数民族。”另一种说法是由考古发现推测的。1974年，在天津北部刘家码头发掘的石斧、石磨棒以及后来陆续在武清、宁河、宝坻县发现的石斧、石磨棒、石耜、石镞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说明了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群居的先民在该地区进行农耕和渔猎活动。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足以证明天津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也为其增添了一份与众不同的城市魅力。
可以说，天津的出现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们的一片沃土。千百年来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聚居、劳作、贸易……为这片土地创造了无限的精彩与可能，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与传说。
提起天津的运河，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京杭大运河。没错，如果没有京杭大运河，天津就不会有旧时海运的空前繁盛，更不会成为如今北方的商贸中心。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确实为天津带来了飞速的发展，但它却不是天津的第一条运河。真正为天津漕运打下基础的并非隋炀帝，而是另有其人。
纵观历史，天津的漕运文化在隋唐时得到了重要发展，在明清时进入鼎盛时期，但起源却是在东汉曹魏时期。历朝历代，每个国家为了供应各地的粮食消费或接济军需，通常会采用陆运的方式运送物资。细想一下，不难发现，古代的交通并不发达，即便是轻车简行，要到达千里之外的目的地尚需要许多时日，更何况是辎重繁多的运输。若是情况紧急，如何及时将物资送达便成为了头等大事，因此也便有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说。这样的问题多了，人们便开始寻找解决办法，于是从水道运输粮食和物资便成为了最快捷、实用的方式，特别是战事紧张的时候。东汉曹魏时期，为了北征乌桓，曹操在今天津一带开挖了三条运河，即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渠，用来运输部队和军需。由此可见，是曹操最先开通了天津的运河，也可以说早在曹魏时期，天津地区的漕粮运输就已经初现端倪。
天津一开始并不叫“天津”，作为历史悠久的古城，天津曾经历过几次更名。曾有诗句称：“天津名自长陵赐”，这“长陵”指的是十三陵中埋葬的明成祖朱棣。
隋朝时期，隋炀帝修建京杭运河后，南运河和北运河的交汇处（今金刚桥三岔河口），史称为“三会海口”的地方，便是天津最早的发祥地。唐朝中叶以后，天津成为了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直到金国贞佑二年，在三岔口设“直沽寨”，是为天津最早的名称。元朝时又改“直沽寨”为“海津镇”。
朱棣
明朝时期，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朱氏一族的势力，便把明朝的土地按块分封给他的儿子们，由他朱家的人称王管辖。四儿子朱棣当时被封在北平也就是如今的北京，称为燕王。朱元璋死后把皇位传给他的长孙朱允炆。朱允炆和他的大臣们看到各封地的这些王爷一个个野心很大，就想办法削减他们的兵力和权势，集权力于君王一人，并推行了“削藩”政策。燕王朱棣本就对传位于朱允炆心存不满，一直在暗中扩充自己的武装和势力。在朱允炆实行“削藩”后，更是带头反对，并联合其他藩王起兵造反，与朱允炆争夺皇位，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率军南下，从天津三岔口渡河袭取沧州，并于公元1402年攻入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如愿登上了天子宝座。朱棣登基后，对他争夺天下时经过的三岔河口十分赞赏，认为是块风水宝地，便叫群臣献名。几经筛选，朱棣选中“天津”二字，“津”是渡口的意思，“天津”便是“天子渡津之地”。现在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里仍收藏着一通《修建三官庙碑》的碑文，其中有写“由此济渡沧州”，就是指朱棣这一段经历，也说明了天津命名的由来。
前面提到过，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成功夺取了皇位。在他登基称帝后不久，便把首都迁至北京，于是天津成了京城的门户，军事地位也日益重要。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也就是天津得到赐名的那一年，朱棣下令在天津设立军事部门，即天津卫。也是从这一年，天津开始筑城，挖渠开河，运粮运货，设官建制，发展渔盐业生产等活动。由于军事需要，于永乐二年十二月九日（1405年1月9日）设立天津左卫。永乐四年十一月八日（1406年12月18日）改青州右卫（一说青州左卫）为天津右卫。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被当时的人们统称为“三卫”。说到这个“卫”，其实是明朝的一种军事建制，由指挥使统领，直隶于后军都督府。每卫士兵足额5600人，天津三卫士兵定额16800人。卫的建制虽然没有行政职权，但有一定的土地（城堡及屯田）、数量较多的民众（屯田的军士及军属）和政事（军政及屯政）。
天津卫
后来随着人口增加，商业发展，事务繁多，词讼纠纷发生，卫所已不能治理这个军民混杂的商业化城市。明廷开始在天津陆续根据事务设官府、设衙门、建学院，或将外地官、衙迁至天津处理政事。天津卫也渐渐由一个军事基地，逐渐壮大成为中等规模、设施完善的城市。如今的天津早已不再是军事重地，可“天津卫”的名号依旧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对于老天津人来说，“天津卫”不仅是一个名称而已，它还代表着那段逐渐被人们淡忘的历史。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失败割地赔款，于是清政府决定建立新式陆军并指派袁世凯在天津督练新式军队。队伍训练营地设立在天津东南70里的一个铁路站，位于天津至大沽站中间，故被称为“小站练兵”。当年，袁世凯来到小站，接收原来在这里的清政府的“定武军”，扩编为马、步、炮、工各种兵种齐全的新式陆军，并成立了讲武堂。因为袁世凯是清朝官员中第一个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所以他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在小站制订了一套以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粮饷制度等为内容的建军方案，基本上摒弃了清政府时期的军队旧制，更注重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并且强调执行与训练的严格性。
小站练兵
1901年，小站新军改为北洋军，这便是北洋军阀部队的前身。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袁世凯逼溥仪退位，并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大肆任用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北洋军将领。至此，北洋军阀集团的势力遍及全国。只可惜袁世凯执政后期，北洋军阀开始出现分裂。在他死后，北洋军阀更是分成皖、直、奉三系，分别是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三方军阀尔虞我诈，争斗不断，这样的军阀混战持续了十几年，直到1926年段祺瑞被赶下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遵从三民主义”，把奉系军队改编为东北军，北洋军阀的历史才真正结束。
如今北洋军阀的时代已成为了历史，天津小站也因是北洋军的发祥地而闻名全国，更因培养出了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四任民国总统而永载史册，被后世所铭记。
走在天津笔直宽广的大道上，看着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商铺，琳琅满目的展柜，你在感慨天津热闹繁华的时候，一定想不到在这里曾经有过惨绝人寰、仿佛身处地狱一般的景象。最热闹的街道曾经是千里无人区，最繁华的市中心曾经尸横遍野，饿殍满地。那是中华民族最艰难、最悲惨也是最热血、最坚强的岁月。
人间地狱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伺机侵入华北。在日本军机不分昼夜的连续轰炸下，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了！8月1日，日本在天津建立了日伪汉奸政权——“天津市治安维持会”。至此，天津人民开始了长达8年的噩梦般的殖民统治生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残忍地屠杀平民，建立千里无人区，并制造了“海河浮尸”惨案；轰炸人群密集的城市建置，摧毁村庄，焚烧山林，强占商民房屋、土地和财物；强征、转运和虐待劳工，强征“慰安妇”，奸淫、侮辱妇女，在天津设置支所，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的培养和生产；修改教科书，向青少年灌输奴化思想，走私和推动毒品泛滥，妄图从精神上奴役和控制天津民众……一桩桩、一件件罪行，罄竹难书！8年来，日本侵略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残酷的打压和殖民统治，使天津沦为日本侵略、掠夺中国的重要战略基地，也把天津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直到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天津的抗日战争和殖民统治才标志着彻底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5月27日，年过七旬的日本僧人岩田隆造来到中国谢罪之行的最后一站——天津塘沽“万人坑”谢罪。虽然他没有参加过日军的侵华战争，但作为一个日本人，他仍怀有深深的歉疚和忏悔。他希望得到中国人民的宽恕，也希望能用自己的行为让那些仍执迷不悟、自欺欺人的日本同胞去正视历史事实。岩田老人的谢罪之行引来不少路人围观，有人掏出纸巾为汗流浃背的老人擦汗，有附近的居民为老人送来冰凉的矿泉水，用以解暑，并叮嘱老人“注意身体”。虽然听不懂周围人在说什么，但老人仍不停地鞠躬道谢，因为他能感觉出所有人对他都非常友善。中华民族终究还是那个宽厚和善的民族，无论经过多少年，埋在骨血里的东西始终都不会变。正视历史从来都不是为了去谴责、去审判、去攻击什么，仅仅只是为了一个公道，一份缅怀，还有一份不再重蹈覆辙的觉悟和信念。
如果你有机会漫步在三岔河口的沿岸，你的目光一定会被一座造型奇特的雕塑所吸引，那是天津人为了纪念引滦通水特别设立的纪念碑。“母子盼水”的造型，邓小平的亲笔题字，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这件艰苦卓绝却又造福人民的大事。
我们将时间退回到30多年前，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京、津、冀遭遇严重干旱，海河流域水源的九条干河河道有八条断流。不仅为天津供水的几个大型水库，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地下水也因抽吸过度而使得地面下沉。当时天津人民可以依靠的只有海河，可海河的总蓄水量才3000万立方米，其中能供人饮用的仅有1000万立方米。为此，城市用水量由原来的每天180万立方米降到100万立方米，后又压缩到70万立方米。人民生活用水由原来每人每天70公升降到65公升。除了要担心一减再减的可用水量，仅有水源的水质也令人堪忧。天津民谚“天津四大怪”之一的“自来水能腌咸菜”，描述的就是当时天津饮用水的水质。泡茶，是苦的；熬粥，是咸的。可即便是这样的水质，以当时的蓄水量都难以为继。那个时候的天津是我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因为要控制用水，工业生产用水由原来日用77万立方米降到45万立方米，天津第一发电厂被迫停止发电，纺织、印染、造纸等用水大户随时面临停产。
就是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1981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兴建引滦入津工程。1982年5月11日，引滦入津工程正式开工。
引滦入津纪念碑
如今看来，用“艰苦卓绝”来形容这个工程一点也不为过。所谓的“引滦入津”就是把距天津几百里外滦河上游的潘家口和大黑汀两个水库的水引进天津市。引水渠全长234公里，需治理河道100多公里，开挖64公里的专用水渠，全部工程开凿出的岩石达140万立方米。全线隧洞、泵站、管道桥梁等工程项目共有215个，其中包括穿越我国地质年龄最古老的燕山山脉的引水隧洞。隧洞这一带地质条件非常恶劣，风化石又很多，小塌方天天有，隧洞顶有泉水流进，地上也有活水涌出，施工的战士们必须时时向外抽水，才能确保不会被淹没。当时的天津随时都面临着水源断绝的风险，参与工程的解放军战士们要与时间赛跑。为了加快隧洞进度，他们在12公里的施工区域开挖17个斜井、36个工作面同时进行施工。每天浸泡在冰冷的地下水里，凿眼放炮穿越几百个断层，历经千百次大小塌方。在整个引滦工程中，共有22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17名战士就是在打通引水隧洞时牺牲的。他们之中最大的34岁，最小的只有17岁。战士们的努力和牺牲没有白费，1983年9月11日，“引滦入津”提前两年完成任务，天津人民喝咸水、苦水的历史从此宣告结束。
30多年来，引滦入津工程从根本上解决了天津的城市用水问题，为天津市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水源。饮水不忘挖井人，在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始终铭记着，那些为城市建设付出汗水甚至生命的人们。
在古代中国的国土上，耸立着一座座城郭。古语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我们都知道城墙，其最基本的功能便是保护城内居民，抵御外敌侵略。
天津城墙
但是，你知道吗，天津却是中国第一座被拆除城墙的城市。
天津的城墙最早修建于1404年，那是明朝永乐年间，由于当时只是夯土造墙，几十年后土城墙风雨飘摇，残破不堪。直到1491年，官方才将土城增高加厚，用方砖包砌严实，四方门上重建城楼，分别命名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城墙以内只是天津的政治中心和居住区，如果需要采购生活用品和做生意，大部分人都必须要走出城门才能完成。
然而在1900年，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打破了天津城以往的平静，也改写了天津的历史。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并成立了殖民军政府，对天津进行市政和行政管理。从此，天津进入长达两年的“都统衙门”时期。也许是当初攻城时，天津城墙一直是八国联军最棘手的问题，所以在攻占天津后不久，都统衙门的会议上就提出了拆除城墙的议题，其内容为：“基于军事目的和卫生原因，本委员会决定报告联军各国司令官，请求下令拆除天津城墙。并请瓦德西伯爵阁下在以后中国与列强进行协商谈判时，加入今后永不再修建城墙的条款。”于是，天津成为了第一座被拆除城墙的城市。城墙的占地被建成了4条马路，就是现在天津人熟知的北马路、东马路、南马路和西马路。拆下来的旧城砖，破碎的垫了马路做了路基，完整的有一部分被运到了山东德州，剩下的由拆城承包人出售。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是因为八国联军的侵略，天津才成了中国最早被拆除城墙的城市，但拆除城墙这一举动却引领了中国城市建设的潮流。在此之后，汉口、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相继拆除老城墙，打破传统，开始了新城市文明的建设。
美女一直是古往今来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南方女子恬静温婉，娇小可人，北方女子高挑开朗，大气端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美女一般也都是扎堆出现的。在天津，若说起美女的“聚集地”，十个天津人中会有八个告诉你：“杨柳青出美女。”杨柳青是哪里？又为什么会出美女呢？
杨柳青在天津的西郊，是个有名的大镇。不同于其他镇子名称的古朴，“杨柳青”这个名字格外清雅别致。传说这是乾隆皇帝钦定御封的名字。
清朝乾隆年间，乾隆帝特别喜欢微服私访，游山玩水。有一年的阳春三月，刘墉随皇帝微服出巡，沿运河泛舟南下，来到当时的卫津镇，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市。行至古柳口时，乾隆帝突然看到岸边有一年岁不过十七八的农家少女。那小姑娘容貌秀丽，纤体轻盈，没有浓妆淡抹却更显清丽可人。她蹲在河边，举起棒槌一下又一下地捶打浸泡在河水中的衣物。忽然，一尾金红色的大鲤鱼在她身旁不远处跃水而出。姑娘丢下棒槌，手伸进河水里去抓鱼。没有抓到，那鲤鱼一摆尾，溅了她一脸水，径自逃开了。她却也不恼，一边擦拭着脸上的水，一边开心地笑起来。这一笑，娇美动人。看到这一幕的乾隆帝被深深地迷住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少女，哪怕船已驶出很远，他仍扭着脖子向后看。一直在旁边窃笑的刘墉，忍不住问道：“万岁爷，您说这世上什么东西的力量最大？”乾隆帝不假思索答道：“若论力量，当是百兽之王，猛虎的力量最大！”刘墉微笑着摇摇头。乾隆帝又说：“那就是豹子！”刘墉还是摇头。乾隆帝又说了灰熊、大象等，刘墉都表示不对。乾隆帝没了耐心，有些生气地问他：“那你说是什么？”刘墉故作神秘地回答道：“是女子。”“女子？”乾隆帝有些不解地问道：“为什么是女子？”刘墉说：“臣不敢说。”“恕你无罪！”“臣方才看见，那河边的女子把龙头都牵引过去了，这难道还不是世上最大的力量？”乾隆帝脸上一热，有些不好意思，但口中仍然狡辩着：“方才朕不是看那女子，是看那堤上的杨柳。你看那参天的杨柳树，高大笔直，青葱翠绿，随风起而摇曳生姿，多美的景色啊！”许是觉得脸上挂不住了，有失天子威严，乾隆帝突然以守为攻地问刘墉：“刘爱卿，此处是什么所在？”刘墉一怔，他并不知道这运河畔的小村镇叫古柳口。但他足智多谋，明白了乾隆帝的意思，便回答道：“此处是杨柳青！”“杨柳青？对，是杨柳青！”乾隆和刘墉都会心一笑。
杨柳青
古时讲究君无戏言，这一句“杨柳青”说出去就是钦定御封。自此，天津西郊的这个村镇就改名叫“杨柳青”了。而“杨柳青出美女”的传闻也由此流传。
许是天子赐名便沾染了几丝龙气，杨柳青当真是块宝地。一年四季都风调雨顺，物产丰足。不仅如此，这里的民间艺术、人文气息浓郁，“杨柳青年画”更是驰名中外。可以说杨柳青不仅是一个富庶丰沃之地，还是一个民间艺术之乡。
第一次听到“津门虎”这个名称的人是不是会把它和“东北虎”“华南虎”联系起来？特别是对足球比较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广东队原来叫华南虎，辽宁叫东北虎，延边叫长白虎，这些地区都曾经发现野生老虎出没，以“虎”为名并不奇怪。可天津并没有自己的野生虎种，却为何偏偏有一个“津门虎”这样的外号？
要解释这一切，就要从天津的历史说起了。前面说过，天津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许多朝代都城的门户，这就意味着战争会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笼罩着小小的天津城。
既然要讲“津门虎”，就得从天津卫确立时期开始说起，这时的天津城有了运河之便，有了城墙和士兵，也有了大规模的民众和基本完整的城市建置。既承天子之恩，便当倾城相报。明初时的天津默默地加固自己的海防体系，虽是军事要地，却一直未曾彰显实力。犹如猛虎藏足，待一日跃啸山林，震惊八方。
明万历十年（1582年），为了缓解国内矛盾，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决定攻占朝鲜，并希望能借此侵入中国腹地，进攻明朝，掠取大量的物资和土地。认识到了日倭的野心，明朝政府决定出兵支援朝鲜，同时加强天津的防御体系，增派军队驻守，并增设指挥官。天津逐渐成为明军出兵朝鲜抗击倭寇的重要军事要塞。这一战就是7年，在此期间，天津巡抚在天津筹备军需物品，操练士兵，督运粮草，打造战船，修建要塞……光是粮草这一项，7年来的抗倭援朝就使明朝耗费巨大。朝鲜国力弱小，又被日倭侵占掠夺多年，能供给明朝军队的粮草极为有限，军需粮草几乎全部都是从国内运送到战场上的。这其中，由天津提供到朝鲜战场上的粮草占全部运输总数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天津大兴盐业，向盐场增加盐税，又通过增加官防税、特产税等形式，增加了不少税收来源。天津巡抚将这些税银上缴，充作军饷，用来采办军需和制作武器，光是天津兵工厂就提供了一半的军火，各式大炮、弓弩、战船不下千万，火药、铅弹等更是以万斤计。小小的弹丸之地却倾城相报，拼尽全力支持这场战争，为这“万世之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了清朝时，天津最动荡的日子便开始了。从后援供应，变成了前线战场，一下子成为了中国开战最多的地方。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太平军北伐，义和团运动，大大小小的战役数不胜数。虽然结局都是失败，但这却并不能影响“津门虎”的威名。1900年与八国联军战斗的主战场就是天津，那是抵抗外军最坚决的一次战役。聂士诚和他的武卫前军抱着战至最后一人的信念，誓死要守住这个天子渡口。只可惜，在清政府反复无常的指令和联军等敌人的夹击下，聂士诚腹背受敌，最终战死沙场。但淮军无比强悍的战斗力也给侵略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培养国家元首最多的学校是天津武备学堂。抗战时期，天津的反抗力量也尤为突出。从战火中走来的天津，进可上阵搏杀，退可坚守支援。一次次被摧毁，一次次再重生，津门无虎，却有强人似虎，“津门虎”这三个字可谓当之无愧。
天津相声里面经常提到一句话：“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但凡是老天津人，没有不知道这句话的。那么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九河下梢天津卫
天津自古河多，水多，所以桥梁也多。然而谚语中的“九河”并非是指九条河流。仔细研究天津的河道，你会发现，天津的母亲河——海河是由南运河、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和永定河这五大干流组成的，而这五大干流又由华北平原大大小小的支流汇聚而成。而“九”在传统文化里是极数，是用来表示最大、最多的数。因此，用“九河”来作为海河水系所有支流的总称。又因五大干流在天津市三岔河口汇入海河，经海河流入渤海，而天津市正处于海河的下游，也就是“下梢”，所以就有了“九河下梢天津卫”之说。那么“三道浮桥”又是指什么？前面说过天津河多浮桥也多，既然能代表天津这一特色，想必也是重要河道上的浮桥。因此不难猜出，“三道浮桥”指的是南运河上的“钞关浮桥”、北运河上的“窑洼浮桥”以及东门外海河上的“盐关浮桥”，也就是现在金汤桥的前身。最后这“两道关”，特指古时的钞关和盐关，都是政府重要的财税部门，也就是如今的北大关和海河关。说到这个北大关，就不得不提北大关旁的“北码头”，这个码头就是明朝时期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时渡河南下之地。清代拟定的“天津八景”之一的“浮梁驰渡”，描述的便是此地的景色。
短短一句谚语就将天津卫的地势面貌展露无遗，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天津的了解，也让人们对天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浓厚的兴趣。
近代以来，中国的战争史就是一部屈辱史。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软弱无能，每一次战争失败，都会让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者获得大量的财宝和土地。正是因此，各国列强乐此不疲，不断地找借口发动攻击，意图瓜分中国。
1900年7月13日凌晨，野心勃勃的八国联军分两路向天津城内发起总攻。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偏偏要从天津打进中国？
八国联军
在签订《辛丑条约》之前，中国还不完全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获得的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的利益，并没有实际控制中国各省份的政权。所以，即便清政府实力再弱，想要在中国内陆集结士兵，一起进攻北京还是很困难的。暂且不说中国陆路境内有知府县衙维持境内秩序，政府手下有官兵，百姓之中有民团，八国联军一旦在内陆集结军队北上攻打，必定要面临清政府的层层把守和节节的抵抗。就算是能攻到北京，也必定伤亡惨重。于是，八国联军放弃攻击内陆，而选择了相对弱得多的海防。自打与法国的马尾海战、与日本的甲午海战之后，清政府的海军和海防系统基本上就荡然无存了。没有了水师和战舰，在海关防御上基本是一点战斗力也没有。而联军有军舰，机动性高，战斗力强。沿海而上，势如破竹。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军舰从广州沿海受挫后直扑浙江、镇江，以及中国重要的内陆港口，实行海上炮击后登陆作战，直接威胁到了北京的安全。1900年的八国联军也如法炮制，迅速在海上集结军队，选择离北京不远的天津登陆，直插中国腹地。从军事角度上来看，攻击中国的海防，并选择天津这个北京的门户作为登陆点，是最有利也最高效的作战方式。
直辖市是许多国家的最重要省级行政区，顾名思义，就是直接由中央政府所管辖的建制城市。直辖市往往需要较多的居住人口，且通常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历史上的天津几经兜转，曾三次被设立为直辖市。
最早，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改天津府为天津县，属直隶省。1913年直隶省省会设于天津。直到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天津，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天津特别市，是为设市之始，也是天津第一次被列为直辖市。
后来，1930年6月，天津特别市改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的天津市。同年11月，因河北省省会由北平迁至天津，天津直辖市改为省辖市，隶属于河北省。直至1935年6月，河北省省会迁往保定，天津又改为直辖市。这是天津第二次变更为直辖市。
1958年2月11日，天津改为河北省省辖市，省会再次由保定迁天津。1966年5月河北省省会迁回至保定，天津复改为中央直辖市。如此，便是天津第三次被改为直辖市。
经历过几次变更，足以见天津这座城市历史地位的重要性。
河北工业大学是河北省唯一一所国家“211工程”重点培养学校，可奇怪的是，它的办学地点却不在河北省内，而是在天津，这又是为何呢？
河北工业大学
这就要追溯到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了，清政府在天津创办北洋工艺学堂。当时的天津还是直隶省的省会，也就是如今河北省的省会，因此很多河北的高校都创办在这里。直到1967年天津从河北省分离出去，成为了直辖市，一些原来在天津的隶属于河北省的学校开始纷纷迁移到石家庄、保定等地。
一开始，河北工业大学也在迁移名单中，被安排从天津迁往邯郸涉县索堡镇的深山中。可是，从天津到邯郸的路途遥远，学校不得不变卖校产来完成搬迁，却不想，这陆陆续续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也没有搬完。这期间，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搬迁途中还损坏了不少仪器设备。而且从主观意愿上，很多教职工和学生在天津也有很深的根基，他们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直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抓教育，当时河北工业大学的校长潘承孝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高校搬迁造成的不良后果和巨大的损失。于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高校搬迁宜慎重再慎重！
由此，便引发了全国高校回迁的风潮，各高校开始往回搬。1979年6月11日，经河北省委研究决定：河北工学院继续在天津办学，邯郸部分调整撤销。得到消息，全校师生无不欢欣鼓舞，连夜启程搬回天津。就这样，河北工业大学就一直留在了天津，而当初搬到邯郸留下的少部分搬不走的工业设备和校产就建起了现在的河北工程大学。
说到天津的市花——月季，就不得不提天津人民对月季的喜爱之深了。
月季
天津栽培月季的历史最久，素有“月季之乡”的美称，南运河、子牙河沿岸便是其重要产区。月季是中国十大名花，有“花中皇后”的美称，因为花期时间长，又被称为“月月红”，象征着一年十二个月都红红火火。天津的月季花品种多样，绚丽多彩，馥郁芬芳，一年四季花开不断，既可观赏又可入药，所以深受天津市民的喜爱。也因此，在1984年的市民评选中，象征着和平、友爱和繁荣的月季毫无悬念地登上了市花的宝座。并且，自1991年人民政府决定举办“天津月季花节”起，每年五月月季花盛开之时，观花、赏花、爱花便成为天津居民的一项重要活动。每到这个时候，人们成群结队，或携妻带子，一家人出来游玩，或呼朋引伴，三五成群地嬉戏赏花。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曾在1991年到1992年期间，连续举办了三届“月季花小姐评选”活动。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与全国相比，北方城市的思想开放程度还是比较滞后的。但出人意料的是，当时的活动空前热闹，红极一时，参与评选的“月季花”小姐不但 容貌甜美，才艺也同样出众。天津市民们也踊跃投票，积极地参与到活动当中。如今看来，当年活动的成功举办虽然不能说全部是月季花的功劳，但正是因为天津市民对月季花的喜爱，才能在相对保守的环境下，变得容易接受选美的热潮，也为今后天津市接纳新鲜事物和文化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