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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
纳扎努丁把他的小店低价卖给我，他觉得我接手后不会有好日子过。和非洲其他国家一样，这个国家独立后又经历了动乱，那个处在大河河湾处的内陆小镇几乎荡然无存。纳扎努丁说，我得从头开始。
我开着我的标致车从海岸出发。如今，你可以从东海岸一路开到非洲腹地，但那时候可没有这么简单。沿途好多地方封闭了，或者充满血腥。当时公路多多少少还是开放的，即便如此，我还是跑了一个多星期。
问题不只是路上的流沙和泥泞，以及蜿蜒狭窄、时有时无的盘山公路。更要命的是边境哨所的种种行径，是森林里小木屋外面的讨价还价。木屋上面飘扬着古里古怪的旗帜。我不得不费尽口舌和那些持枪的人说好话，求他们给我和我的标致车放行——穿过一片树丛，紧接着又进入一片树丛。然后得费更多口舌，掏更多钞票，送出更多罐头食品，才能把我的标致车开出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进入的地方。
有时候这样的交涉要花掉半天时间。他们头儿的要求有时很荒谬，比如张口就要两三千美元。遇到这种情况，我会一口拒绝。他就钻进自己的木屋，好像没什么可谈的了。我只好在外边游荡，因为也没有什么事可做。这样相持一两个钟头后，或者我钻进木屋，或者他从木屋里钻出来，我们最终以两三美元成交。纳扎努丁说得没错，我问他签证的事，他说钞票更管用。“这种地方进是进得去，难就难在怎么出来。那是一个人的战斗。怎么个解决法，就得看各人自己的神通了。”
进入非洲越深——放眼处，或灌木丛生，或沙漠连绵，或山路崎岖，或湖泊纵横；午后时常下雨，道路一片泥泞；而在山的阴面，则长满蕨类植物，猩猩出没其间——进入越深，我就越是觉得：“真是疯了。我走错了方向。走到头也不可能有新的生活。”
想归想，我还是继续往前开。每天的旅程都像是一大成就，有了这成就，想回头越来越难。我不禁联想起旧时的奴隶，他们的情形也是这样。他们走过同样的路，当然，他们是徒步，反着方向，从非洲大陆的中心走向东海岸。离开非洲的中心和自己的部落越远，就越不容易溜出队伍逃回家，看到周围陌生的非洲人就越感到紧张。最后到了海岸的时候，一个个都没了脾气，甚至迫不及待想要跳上船，被带到大洋彼岸安全的家园。我就像那些离家远走的奴隶，巴不得早一点儿到达目的地。旅途越是艰辛，就越想着快点儿赶路，好去拥抱新生活。
到了目的地，我发现纳扎努丁并没有说假话。这地方的确遭到了动乱的洗劫，这个河湾小镇已经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河水湍急处原本是欧式郊区，我到的时候早已夷为平地，废墟上长满了灌木，原来的花园和街道都分辨不出来了。只有码头和海关办公楼一带的行政和商业区，还有镇中心的一些居民街道幸免于难。再没有什么了。连那些非洲人聚居的城区也空了，只有角落里还有人居住，其他地方一派衰败。很多被遗弃的水泥结构的房子像一个个矮墩墩的盒子，有的淡蓝色，有的淡绿色，上面爬满了长得快死得也快的热带藤蔓，如同一层层褐绿色的席子。
纳扎努丁的小店就在商业区的一个集市广场上。店里有股老鼠味，到处都是粪便，不过还算完整。我把纳扎努丁的存货也买下来了——但实际上什么也没买着。我还买了他的良好祝愿——但毫无意义，因为很多非洲人回到丛林里，回到安全的村庄里去了，这些村庄分布在隐蔽的、难以发现的溪流边。
急吼吼地到了这里，却没什么事好做。不过像我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还有别的商人和外国人，有的整个动乱时期一直在这里。我和他们一起等待。和平局势持续下来，人们开始返回镇上，城区
的院落渐渐充实起来。人们开始需要我们能够提供的商品。就这样，生意又慢慢做起来了。
扎贝思是我店里最早的常客之一。她是个小贩——算不上商人，只是个小打小闹的零售贩子。她来自一个渔民群落，可以说是个小部落。她大约每月到镇上跑一趟，批发一些货物回村。
她从我这里采购铅笔、抄写本、剃须刀片、注射器、肥皂、牙刷、布匹、塑料玩具、铁壶、铝锅、搪瓷盘子和盆子。这就是扎贝思的渔民乡亲需要从外面购买的一些简单的东西。动乱期间，他们没有这些东西也照样过来了。它们不是必需品，也不是奢侈品，不过有了它们，生活会方便些。这里的人会很多事情，凭自己的双手就能生活。他们会鞣皮革，会织布，会打铁。他们把大树挖空做成小船，把小树挖空做成厨房里用的研钵。不过，要是想有个不会弄脏水和食物也不漏的容器，一个搪瓷盆子是多么令人满意啊！
扎贝思十分清楚村子里的人需要什么，知道他们能出多少钱，愿出多少钱。海岸的商人（包括我父亲）经常说——特别是进错了东西自我安慰的时候——任何东西最终都会有人买。这里却不是这样。大家对新东西甚至现代化的东西感兴趣，比如注射器，这挺让我吃惊。不过，他们的口味有些先入为主，拘泥于头一次接受的东西。他们只相信固定的样式，固定的商标。我要是向扎贝思“推销”什么，那也是徒劳。我只能尽量进些他们熟悉的货物。这生意做起来有些乏味，不过倒也省事。这使扎贝思成为一个不错的商人，很直接，通常对一个非洲人来说，她的确是这样。
扎贝思是文盲。她把复杂的采购清单都记在脑子里，她甚至记得上次采购的价格。她从来不赊账，她讨厌赊账。每次买东西她都从小手提包里掏钱出来，现货现付。每次进城她都拎着那个手提包。每个商贩都知道扎贝思的手提包。她不是不信任银行，而是根本不了解。
我和她谈话用的是混合了南腔北调的河边语言，我告诉她：“有一天，贝思，有人会把你的包抢走。你这样带着钱到处跑不安全啊。”
“到了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萨林姆爷，我就会知道该待在家里。”
这种思维很奇怪，不过她本来就是个奇怪的女人。
“爷”是“老爷”的简称。她叫我“老爷”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是大老远从海岸过来的，而且说英语。还有，叫我“老爷”是为了把我和其他外国居民区分开来，她叫他们“先生”。当然，这都是“大人物”到来之前的事情。他一来，就把我们通通变成了“公民”。开始还没问题，不过后来他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套谎言叫老百姓搞不明白了，害怕了。然后出现了比大人物的神物更厉害的神物，他们就决定把这一切都做个了断，恢复原状。
扎贝思的村子离这里只有六十英里左右，不过离公路——就是条羊肠小道——还有一些距离，离主河道也颇有几英里路。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都不好走，得花上两天时间。如果雨季走陆路，甚至要三天时间。一开始，扎贝思总是从陆路过来，和她手下那帮妇女一起跋山涉水，来到公路上，等着马车、卡车或者大巴车。后来汽船恢复航行了，扎贝思就从水路过来，但这也好不到哪里去。
从村里伸出来的秘密河道既狭窄又艰险，还有很多嗡嗡叫的蚊子。扎贝思和她手下的女人们乘着独木舟，有时用篙撑，有时用手推，想方设法赶到主河道。到了那里，她们就在岸边等着汽船来。她们的独木舟里装满了货，大多数是食物，要卖给汽船和拖在汽船后面的驳船上的乘客。食物主要是鱼和猴肉，有的是新鲜的，有的是“烘焙”的，烘焙是乡下的一种熏法，一般都熏得焦黑，外边结了一层黑壳。有时她们会捎上一条熏蛇，或是熏小鳄鱼，黑乎乎的一块，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不过扒开焦煳的外壳，里面的肉倒是白白嫩嫩的。
汽船和拖在后面的驳船一出现，扎贝思就和她手下的女人们划着桨，撑着篙，赶到河中央，靠近汽船的航道，顺着水流往下漂。汽船过去了，独木舟在浪花中不住地颠簸。独木舟和驳船靠近的时刻非常关键，扎贝思和她的女助手们迅速抛出绳子，套到驳船下层的钢甲板上，那上面总会有人接住绳子，拴在舱壁上。独木舟本来是挨着驳船往下漂的，被拴住后，开始调转方向。这时候，驳船上的人把纸票子或者布料扔下来，落在他们要买的鱼肉和猴肉上。
汽船或驳船开过的时候，把独木舟拴在上面来搭顺风船，这种做法在大河上是被认可的，不过风险很大。河道有上千英里，汽船每跑一趟，都有舟毁人亡的传闻。不过这种风险值得一冒：接下来，小贩扎贝思就跟在汽船后面，轻轻松松地逆流而上，一直到小镇边上。在离码头不远的大教堂废墟旁，她把独木舟解下来。她不想直接停靠在码头上，那里有当官的，总想收点什么税。这趟路真不容易！为了卖出一些简单的土特产，给乡亲们捎点货回去，得经历多少麻烦和危险！
汽船到来前一两天，码头大门外的空地上摆开了集市，搭起了帐篷。扎贝思在镇上的时候，就待在帐篷中。要是下雨，她就睡在杂货店或者酒吧的走廊上。后来镇上开始有了非洲客栈，她就到客栈去住。她到我店里来的时候，根本看不出她曾经跋山涉水，一连几天露宿在外。她总是穿得整整齐齐，身上按非洲的样式裹着棉布，褶皱层层叠叠，显出她臀部的肥大。她头上包着头巾，是河下游的那种样式。她拎着手提包，里面塞着皱巴巴的票子，有的是乡亲们给她买货的，有的是在汽船或驳船上卖东西的所得。她买货，付款。汽船开走前的几个钟头，她手下的女人们会赶过来把货搬走。那些女人身材矮小瘦削，头发稀疏，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工装。
顺流而下就快多了。不过危险依然存在，又得把独木舟拴在驳船上，最后又得解开。那时候，汽船下午四点离开小镇，所以到深夜，扎贝思和她手下的女人们才能到达和驳船分开的地方。扎贝思总是小心翼翼，不让人发现通往村子的入口。同驳船分开后，她会一直等汽船、驳船和船上的灯光全部消失，才和女人们一起撑着篙往上游走，或者顺流而下，进入回村的秘密河道。然后，她们撑的撑，推的推，连夜往回赶。河道两边枝桠横曳，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
连夜赶回家！我到了夜里很少在河上。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这会让我感到仓皇无主。在大河上和森林里，天黑后，除了能看到的东西，你对什么都没有把握。即便有月光，也看不清多少东西。要是弄出点儿声音，比如把桨轻轻伸进水里，你就会听到自己的声音，感觉自己像是另外一个人。河流和森林就像鬼魂，它们比你强大多了。你会感觉自己孤单无助，仿佛是私闯进来的。
到了白天——尽管天色可能暗淡瘆人，湿热的雾气升腾起来，有时会让人想起冷天——你可以想象小镇重建并扩张的情形。想象森林被铲除，修起了马路，穿过溪流和沼泽。想象这片土地成为今天的模样：“大人物”后来说过，要沿着河流建一个长达两百英里的“工业园”。（其实他并不是认真说的。他只想扮成这块土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魔法师。）不过，在白天，那种未来远景还是可以想一想的。你可以想象这片土地被驯化了，变得适合你这样的人居住。独立前有一部分土地被驯化过，但这些地方现在已经是满目疮痍。
但要是夜里到河上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你会觉得这片土地把你带回到某些熟悉的东西，这些东西你过去了解，只是后来忘记了，忽略了，但它们一直没有消失。你会觉得这片土地把你带回到一百年前，带回到某种亘古不变的状态。
扎贝思走过的是什么样的路啊！好像她每次都是从藏身的地方出来，从现在（或未来）抢回一些宝贵的货物，带给她的乡亲——比如那些剃须刀片，她从包装盒里取出来一片一片地零卖，金属制作的奇迹！离小镇越远，离渔村越近，这些货物就越珍贵。扎贝思的渔村是实在的、安全的世界，有森林和障碍重重的河道防护着，外人无法闯入。她的渔村还有其他防护措施。这里人人都知道祖先在上面看着他。祖先们永远不死，他们就住在天上，他们在世上的经历从未被遗忘，而是一直保留了下来，和森林之魂合为一体。森林深处最安全。扎贝思把这安全抛在身后去进货，然后又回归这安全的所在。
人们都不喜欢离开自己的领地。但扎贝思却无所畏惧地在外边跑。她拎着手提包来，拎着手提包走，没有人找过她麻烦。她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从长相上看，她不像这一带的人。这里的人身材瘦小，皮肤很黑。而扎贝思身材高大，皮肤呈铜色。那铜色有时候还闪闪发亮，特别是脸颊那里，看起来就像涂了什么化妆品。扎贝思还有其他一些不平凡的地方。她的气味很特别。很浓，很难闻，一开始我想这可能是鱼腥味，因为她来自渔村，天长日久，身上的腥味变得难以消除了。后来我又想，这可能和村里没什么东西可吃有关系。但是，我遇到扎贝思部落里的人，发现他们的气味不同于扎贝思。非洲本地人都能感觉到她身上的气味。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如果扎贝思也在，他们就会皱起鼻子，有时甚至会走掉。
梅迪说——对了，梅迪是有一半非洲血统的男孩，在我们海岸的家里长大，现在跑到我这儿来了。梅迪说扎贝思身上的味道太浓，浓得蚊子都不来咬她。我寻思这可能是男人不敢靠近扎贝思的原因。其实扎贝思很肉感，而这里的男人都喜欢肉感的女人。而且她还拎着手提包跑来跑去。扎贝思还没有成家，据我所知，她也没有和男人住在一起。
这气味本来就是为了不让人靠近的。梅迪对本地风土人情掌握得挺快。我就是从他那儿了解到，扎贝思是个魔法师，在这一带还小有名气。她身上的气味是防护油膏的气味。别的女人用各种香水来吸引人，扎贝思却用防护油膏来驱赶和警告别人。她处在保护之中。她知道这一点，别人也知道。
我一直把扎贝思当成小贩和好顾客。现在我知道她在这一带是个拥有权能的女人，是女先知，这一点我永远忘不掉。所以她的魔力对我也发挥作用了。
非洲是我的故乡，我们家族几个世纪以来都生活在这里。不过我们属于东海岸，这就有所不同了。海岸那里不能算地地道道的非洲。那是一个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杂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其实是印度洋人。真正的非洲在我们身后，连绵许多英里的丛林、沙漠把我们和内陆的非洲人分隔开来。我们把目光投向东方——阿拉伯、印度、波斯。我们和这些地方的人做生意，我们的祖先也是从这些地方来的。不过我们不能说自己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或波斯人。和这些地方的人比较起来，我们感觉自己是非洲人。
我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我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不同于阿拉伯人和非洲海岸的其他穆斯林。就习俗和生活态度而言，我们更接近于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教徒，我们的祖籍就在那里。到底是什么时候从那里迁过来的，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只是活着，守着本分，沿袭着先人的活法。我们从来不问为什么，从来不记录。在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自己的民族很古老，但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测算时间的流逝。我父亲和祖父讲故事的时候都不会说出时间。这并不说明他们忘了，或者搞不清楚。在他们看来，过去就是过去。
记得祖父说过，他曾经把满满一船奴隶当成橡胶来运。他无法告诉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它只是在他的记忆当中飘来飘去，没有日期，也没有背景。祖父并没有把它作为一桩恶行、恶作剧或玩笑来讲，他只是觉得这是他做过的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不寻常的地方不在于运送奴隶本身，而在于把奴隶当成橡胶。要不是我还记得老人说过这故事，这段往事就永远石沉大海了。后来我看了书，才知道橡胶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项大买卖，后来又成了中非的大丑闻。祖父想必是在橡胶成为大买卖的时候了解到“橡胶”这个概念的。这些事实我后来都了解了，祖父却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
非洲有过一阵动荡期，阿拉伯人被扫地出门，欧洲势力迅速扩张，非洲大陆被瓜分殆尽。祖父说的往事是我听到的唯一一个关于那个时期的家族故事。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自己的历史以及印度洋的历史，我都是从欧洲人写的书上了解到的。我可以说我们的阿拉伯人当年曾是伟大的冒险家和作家，我们的水手在地中海张起三角帆，为后来发现美洲大陆做了铺垫；我可以说印度导航员带着达伽马从东非航行到卡利卡特
；我也可以说“支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就是我们的波斯商人。之所以能说出这些，是因为我看过欧洲人写的书。但这一切都不在我们自己的知识范围内，也不能引发我们的自豪感。我觉得，如果没有欧洲人，我们的过去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沙滩上渔民的足迹。
那片沙滩上有一处围场，墙是用砖砌起来的。在我还小的时候，那里就是废墟了。热带非洲的建筑都不长久，所以围场也算是珍贵的历史遗迹了。贩运奴隶的商队从内陆赶到这儿，把奴隶们悉数关在围场里，等着单桅帆船来带他们漂洋过海。要是你不知道这情况，围场就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摇摇欲坠的四面墙，出现在以沙滩和椰子树为背景的明信片上。
阿拉伯人曾经统治过这地方，后来欧洲人来了，现在欧洲人又打算离开了。但是不管怎么变，人们的举止和思想都没什么改变。岸边渔船的船首仍旧画着象征好运的大眼；渔夫看到游客拍摄他们仍旧会怒气冲冲，几欲杀人，因为他们相信相机会摄走他们的灵魂。人们照旧过着日子，过去和现在之间并无断裂，而过去发生的一切都随风而逝。永远只有现在。这就好比天上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曙光总是一出现又立刻回归黑暗，人们只好一直生活在拂晓。
东海岸的奴隶制和西海岸有所不同。不会有人被贩运到种植园。从东海岸离开的人大多去了阿拉伯人家里当仆人。有的变成了他们服务的家庭的成员。有几个甚至凭一己之力成了有权有势的人。非洲人是森林的孩子，他们走了几百英里路，从内陆出来，远离自己的村子和部落，进入外国人家里，受他们的保护，总比孤零零地落在陌生且有敌意的非洲人中间强。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欧洲国家很早就禁止蓄奴了，贩运奴隶的交易仍未停止。当欧洲人在做一种橡胶生意时，祖父偶尔还会做做另一种“橡胶”生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秘密的奴隶交易在东海岸屡禁不绝，一直到不久以前。奴隶和可以称为奴隶的人都想维持原状。
我们家的大院里，住着两个奴隶家庭，他们已经至少连续三代住在我家了。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事就是让他们离开。这些人的正式身份是仆人，但他们希望别的人——比如其他非洲人、贫穷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知道他们其实是奴隶。这并不说明他们以身为奴隶为荣，他们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和名门望族有联系。要是他们觉得你比不上这些人家，他们就会对你很粗鲁。
我还小的时候，老仆人穆斯塔法常带着我沿着旧城区的小巷散步。小巷狭窄幽深，两边的墙刷成白色。穆斯塔法给我洗澡，把我穿得整整齐齐，在我的眼睛周围涂上墨粉，在我的脖子上挂上幸运符。然后，他让我骑在他肩膀上。我是这样散步的：穆斯塔法把我架在肩膀上炫耀着，炫耀着我们家族的价值，炫耀着他在我们家受到的信任。有些孩子故意嘲弄我们，遇到这些孩子，穆斯塔法就把我放下来，怂恿我骂他们，他自己也骂。有时还怂恿我和他们干架。要是我招架不住，可能要受这些孩子的拳打脚踢，他就把我抱起来，重新架到自己肩膀上。然后，我们继续散步。
说了这么多穆斯塔法、阿拉伯、单桅帆船和奴隶，好像我是在讲一个《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不过，当我想起穆斯塔法，甚至当我听到“奴隶”一词时，我想的是我们家那个肮脏的大院子。那里既像学校又像后院：到处都是人，总是有人在扯着嗓子叫；许多衣服晾在绳子上，铺在漂白石上；漂白石的酸味混合着茅坑的臭味，以及角落里用东西围起来的小便处散发的骚味；院子中间的冲洗池里堆着肮脏的瓷碟子和铜盘子；孩子们到处跑来跑去；熏得黑乎乎的厨房里总有人在做饭。我想的是一群吵吵闹闹的女人和孩子，想的是我的姐姐们和她们的家庭，以及女佣们和她们的家庭，两边显然争执不断。我想的是我们屋子里的争吵，以及仆人们比赛似的争吵。小小的院子里挤了太多人。我们不想把那些人都赶到仆人的住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仆人，不可能把他们赶走，我们和他们拴在一起了。
这就是东海岸的情形。奴隶们在不止一个方面反仆为主。住在仆人屋里的人不再是纯粹的非洲人。家里人不肯承认，但他们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混入了亚洲人的血，有可能混了好多次了。穆斯塔法的血管里就流着印度古吉拉特人的血。梅迪也是，这小伙子后来横贯大陆跑到我身边。不过，这种混血是主人的血混到仆人身上。而在海岸的阿拉伯人中情况恰恰相反，仆人的血淹没了主人的。作为主人的阿拉伯种族其实已经消失了。
阿拉伯人原本是伟大的探险家和战士，他们一度是统治者。他们深入大陆腹地，建造城镇，在森林里种植果树。后来他们的势力被欧洲人打破，他们的城镇和果园一起消失了，被丛林所吞噬。他们不再惦记自己在世上的位置，不再有闯劲。他们忘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们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按着穆斯林的风俗，接二连三地娶老婆。到了后来，他们和阿拉伯半岛的渊源断了，只能娶非洲女人，而在以前，非洲女人只能做他们的仆人。所以，没过多久，阿拉伯人和自称阿拉伯人的人同非洲人就难以区分了。他们对自己原来的文明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还看《古兰经》，还遵守《古兰经》上的律法，还穿着特定样式的衣服，戴特定样式的帽子，蓄着特定样式的胡须，仅此而已。他们不知道祖先在非洲都做过什么。他们只是沿袭着权威的习惯，却没有与之相应的精力和教育。阿拉伯人的权威在我小的时候还真真切切，到后来就退化成单纯的习俗，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我为阿拉伯人担忧，也为我们自己担忧。因为就权势而言，阿拉伯人和我们差不多。我们都生活在大陆边缘，都是生活在欧洲国旗之下的小群体。小时候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讨论我们自己以及海岸的未来。大家似乎觉得一切都会延续下去，结婚照旧得门当户对；生意和贸易会继续开展；非洲对我们来说同以前一样。
我的姐姐们是按照传统方式结婚的。大家觉得我到了时候也会结婚，把家族的香火传下去。不过，当我还是一个在上学的小孩时，我就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过时了，快到头了。
一些小事物能够启发我们新的思维方式。给我启发的是本地的邮票。英国执政当局发行了很多漂亮的邮票，上面画的都是本地的风土人情。其中有一张邮票叫作“阿拉伯独桅帆船”。这些邮票里好像有一个外国人的声音：“这地方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东西。”要不是看过独桅帆船的邮票，我会对这种船习以为常。由于这些邮票，我开始注意它们，每次看到它们被拴在码头，我都会觉得那是这一带特有的东西，有些古怪，外国人看了会评论，而且不太现代，绝对不像停泊在现代码头的那些大客轮和货船。
所以我很早就养成了观察的习惯。我尽量从熟悉的情景中跳脱出来，从一定距离之外打量它。正是由于这种观察习惯，我发现我们这个群体已经落伍了。从此我就有了一种不安全感。
我以前认为这种不安全感是个弱点，是我性格的缺陷，被人发现了我会感到难为情。我总是把我对未来的想法埋在心底。这在我们家的宅院里不难办到：我说过，这里从来没有人讨论政治之类的东西。我们家的人不傻。我父亲和他的弟兄都是做生意的。他们照自己的方式跟随时代的步伐。他们审时度势，敢于冒险，有时候胆子还很大。但他们过多地陷在自己的生活里，不能退一步来考虑生活的本质。他们只是本分地活着，要是时运不济，他们就从宗教中寻找安慰。这不是听天由命，而是他们坚信人类的一切努力都虚妄无益。
我永远达不到这个高度。我的悲观和不安全感更世俗化，我不像家里人那样有宗教意识，我的不安全感也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宗教归属造成的，它就像是对我们信仰中那种崇高的悲观主义做了一点改变，这种悲观主义能促使人做出异乎寻常的事。我比较物质，追求中庸，力求在生活和超脱之间找到平衡，不安全感正是这一切的代价。
如果说我对我们在海岸的处境的不安全感是性情造成的，那么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能让我平静下来。非洲这一带的局势开始急剧变化。北方一个内陆部落发动了血腥叛乱，英国人好像没办法把他们镇压下去。在别的地方，起义和暴动也此起彼伏。虽说疑病生病，但我认为我的这种感觉也并不完全是我的紧张情绪造成的：我们所熟悉的政治体制已经到头了，会为新的制度所取代，而新的制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害怕谎言——黑人套用白人的谎言。
欧洲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东海岸的人了解了一些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欧洲人也教会了我们说谎。欧洲人到来之前，关于自己，我们那一带的人从不说谎。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思想高尚，我们不说谎的原因是我们从来不评价自己，没什么谎好说的。我们这些人安守本分。欧洲人却能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自认对欧洲文明有亏欠。这是他们相对于我们的最大优势。欧洲人和其他人一样想要黄金和奴隶，同时又要给自己脸上贴金，说自己给奴隶带来了好处。欧洲人头脑聪明，精力旺盛，在他们势力的全盛期，他们能把欧洲文明的两面都表现出来，奴隶到手了，脸上也贴金了。
欧洲人能够评价自己，所以和我们比起来，更有办法应付变化。我把欧洲人和我们自己作了比较，发现我们在非洲已经无足轻重，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欧洲人正打算离开，或者参加战斗，或者和非洲人狭路相逢。我们却还在盲目地因循守旧。到了这最后关头，我们家和我所知道的其他人家还是没有人讨论政治。大家都回避政治话题，我发现我也在回避。
我每周到朋友因达尔家的球场打两次壁球。因达尔的祖父原来是印度旁遮普邦的人，后来到这里的铁路上当契约劳工。这位来自旁遮普的老人混得很不错。契约到期后，他就在海岸这里定居下来，成了集市放贷人，向集市店主提供贷款，每次二三十先令。有些店主缺乏周转资金，要依靠这种小额贷款来进货，第一周贷了十先令，到了下一周就要还十二到十五先令。这种生意说不上有多光彩，不过如果人活络（而且手腕硬），一年内资本可以翻很多倍。怎么说呢？这是一种服务，一种谋生手段。也不只是谋生手段。因达尔家发了，成了有实无名的商业银行家：他们投资兴办了一些小公司，发展得不错。他们还投资贸易，同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湾的人做起了生意（就像独桅帆船的邮票所反映的那样）。
因达尔家是个大宅院，地上铺了柏油。主楼在最里面，院子两边有些小一点儿的房子，喜欢独门独户的家人住在里面。其他房子是给仆人住的（严格意义上的仆人，能请来，也能送走。不像我们家的那些仆人，赶都赶不走）。还有球场。所有这一切都围在涂成朱红色的高墙内，正门有门房守着。这座大宅院坐落在新城区，在我眼中要多高级有多高级，要多安全有多安全。
有钱人总不会忘记自己有钱：我看因达尔不愧是放高利贷者或曰金融家的儿子。他长相英俊，注重仪表，略显柔弱，表情看上去总是一本正经。在我看来，这种表情表示他很在乎自己的财富，也反映出他对性的焦虑。我想他是个暗地里喜欢寻花问柳的人，又总是害怕被人发现，也怕染上花柳病。
因达尔已经开始担心体重了，所以和我一起打球。打完后，我们一起喝冰冻橙汁和热红茶。他告诉我他要离开了。他要去英国上一所著名的大学，要在那里读三年书。因达尔和他家里人都是这个样子，喜欢用随意的口吻宣布重大消息。这消息让我有些郁闷。因达尔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不单单是因为他有钱（我总觉得出国留学没有一大笔钱是办不到的），还因为他在本地的英文大学里一直念到十八岁。而我到十六岁就不念了，不是我不聪明，也不是我不想接着念，只是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过了十六岁还待在学校。
我们坐在球场阴凉处的台阶上。因达尔用他那种平静的口吻说：“你知道，我们在这儿搁浅了。要想在非洲站稳，不强大不行，但我们并不强大，我们连自己的旗帜也没有。”
他把不能说的话给说出来了。他话一出口，我顿时觉得宅院的高墙毫无用处。我所见到的一切是他们家两代人经营起来的，我为他们的徒劳感到悲哀。因达尔的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能进入他的思想，看到他看到的东西——这宅子的富丽堂皇只是虚张声势：大门也好，门房也好，都挡不住真正的危险。
我听懂了他的话，但是我不动声色。我的表现和别人一样——这些人不承认我们这里正在发生变化，他们这种姿态曾经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达尔接着问：“你打算怎么办？”我就像没有看到问题的存在一样，回答说：“我会留下来做生意。”
这根本就不是真的，我的感受恰恰相反。但我发现，当问题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却不肯承认自己孤立无助。我本能地采取了我们家人的态度。不过我的宿命感是假的，我其实很在乎世俗的一切，我什么也不肯放弃，我能做的也只是躲避事实真相而已。发现自己是这个样子，穿过炎热的小镇回家时，我觉得很烦躁。
下午的阳光照耀在发软的黑色柏油路和高高的芙蓉树篱上。一切都那么平淡无奇。不论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是破败的街道，或是没有装饰的高墙之间的小巷，都还没有什么危险。但这地方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的房间在我们家的楼上。我回去的时候，灯还亮着。我从上面俯视我们的宅院，看到了附近院落和空地上的树木和绿地。婶婶正在喊她的一个女儿：好像是白天拿出去用石灰擦洗的铜瓶没有拿回来。看着这个掩在墙后的虔诚的女人，我突然发现她对铜瓶的关注是多么琐屑。粉刷成白色的墙是多么单薄，比沙滩上奴隶围场的墙还要单薄，能给她提供的保护实在是少得可怜。她太脆弱——她的为人，她的宗教，她的风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多少年来，这个吵吵闹闹的院子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天地，怎能不叫人习以为常？又怎会有人驻足询问到底是什么给我们提供了庇护？
我还记得因达尔投向我的既鄙视又愤怒的目光。我当时就下了决心。我要远走高飞。我保护不了别人，别人也保护不了我。我们不能保护自己。我们只能用各种方法回避现实。我要离开我家的宅院，离开我周围的人群。和他们绑在一起，自欺欺人地和他们一起过日子，只会跟着走向灭亡。我只有独立出来，才能驾驭自己的命运。过去的一股历史潮流把我们带到这里，这段历史我们已经忘记，只存在于我后来看到的欧洲书籍中。我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敬拜神，服从神的诫命。但现在，用因达尔的话来说，新的历史潮流就要到来了，将把我们全部冲走。
我不能再听天由命。我不想因循传统做个好人，我想干一番事业。但怎么做呢？我可以奉献什么？除了家里传给我的非洲贸易技能之外，我还有什么才干和本领呢？焦虑噬咬着我。纳扎努丁提出把他的店铺和生意转让给我，我立刻如获至宝地接受了。他的店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但还在非洲大陆上。
在我们中间，纳扎努丁算是外乡人。他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但看上去比父亲年轻，而且更见多识广。他打网球，喝葡萄酒，说法语，戴墨镜，穿西服——西服的翻领很宽，翻领的顶端微微向下。他在我们中间以欧化风度而著称（不过我们有时也在背后嘲讽他两句）。他从来没有去过欧洲，那些欧化举止并不是在欧洲学的，而是在非洲中部一个小镇上学的。他在那镇上住过，在那里有自己的生意。
很多年前，纳扎努丁一时兴起，把海岸的一些生意停掉，开始往内陆跑。非洲各殖民地的边界使得他的活动多了一层国际化色彩。不过，纳扎努丁也只是沿着原来阿拉伯人的贸易路线往内陆走，到了大陆中部大河的那个转弯处就不再前进了。
那是阿拉伯人上世纪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从另一个方向赶来的欧洲人。但对欧洲人来说，跑到这里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对中非的阿拉伯人来说，已经是竭尽全力了。驱使阿拉伯人深入非洲的那股干劲在其源头已经熄灭，他们的势力就好比星星的光，星星已经死亡，而它的光还在继续前行。阿拉伯人的势力已经消失了。河湾兴起了一个欧洲的而非阿拉伯的小镇。纳扎努丁不时从这个小镇上回到我们中间，把外乡的举止、品位和各种商业成功的故事带回来。
纳扎努丁是外地人，但和我们的社区难解难分，他要在我们这里给儿子娶媳妇，给女儿找婆家。我一直都知道，他看中了我，想把一个女儿嫁给我，这情况我早已知晓，所以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喜欢纳扎努丁。我喜欢他来串门，喜欢和他说话，喜欢他坐在我们楼下客厅或者走廊谈论远方的奇闻逸事时表现出来的异乡派头。
纳扎努丁是个热情饱满的人。他喜欢他做的每件事。他喜欢他买的房子（总是物超所值）、他选的饭店、他点的菜。他事事顺心，他常说起他接连不断的好运，要不是他擅长描述，这些运气会让听的人受不了。他让我渴望做他做过的事，去他去过的地方。他成了我的榜样。
除了这些，纳扎努丁还会看手相，他只能在情绪好的时候看，所以大家都很重视他的解读。我十多岁的时候让他看过，他说我的手相很不寻常，因此我很尊重他的判断。他后来还不时给当初的解读增添一点儿新内容。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坐在摇椅上，在地毯边缘和水泥地之间晃来晃去。他突然中断正在说的话题，要我把手伸给他看。他摸了摸我的指尖，弯了弯我的指头，看了看我的手掌，然后把我的手放开。他想了想他刚才看到的情况——他总是停下来思考他看到的情况，而不是一直盯着我的手掌看。接着他说道：“你是我见过的最可信的人。”这话我听了并没有什么欣喜的感觉。因为他好像并没有给我指出一条人生道路。我问他：“你会给自己看手相吗？你知道你的命运是怎样的吗？”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时他的声音有些异样，我发现，尽管这个男人什么事情都顺心如意（按照他的说法），但实际上他对各种事情的结局总是抱着悲观的看法。我想：“男人就应该这样吧。”从此以后，我感觉和他更亲近了，比和我的家人还要亲近。
后来这个成功而健谈的人破产了，这个结果有人私下里预言过。纳扎努丁做生意的那个国家独立了，独立得很突然，接连几个星期，几个月，从那里传来的都是战争和杀戮的消息。有人开始说纳扎努丁的闲话了，好像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少吹点儿牛，少喝点儿酒，言谈举止本分一些，局势就不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我听说他带着全家逃到乌干达去了。据说他们坐在卡车顶上，在丛林中跋涉了很多天，最后惊慌落魄地出现在边境城市基索罗。
他总算还平安。后来他终于回到海岸，但是想看他笑话的人都大失所望。他并没有垮掉，依然是那么兴致勃勃，戴着墨镜，西装笔挺。好像这场灾难根本就没有影响到他。
通常情况下，纳扎努丁来拜访的时候，大家总是认真准备，好生接待。客厅要重新打扫过，雕刻着打猎场面的铜花瓶也被擦得锃亮。不过这一次，大家认为他落难了，成了普通人，和我们没什么两样，所以就不像以前那样费心了。客厅依旧是乱七八糟，我们坐在外边的走廊上，面对着院子。
母亲给我们上茶来了，举止不同于往常。往常上茶的时候，她就像其他普通家庭妇女一样，客客气气的，有些羞怯，而现在，她就像在完成最后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仪式。她把茶碟放下来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的姐夫妹夫们也凑了过来，脸上都带着关注的表情。不过，尽管传闻说他坐在卡车顶上跋山涉水，我们从他口里并未听到灾难故事，他说的还是他接连不断的好运和成功。他说他预见到要出乱子，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几个月就离开了。
纳扎努丁说：“让我紧张的不是非洲人，而是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人。出事前人们都失去了理智。那里掀起了地产热潮。大家除了谈钱还是谈钱。今天一文不值的一片丛林，明天就可以卖到五十万法郎。简直像在变魔术，不过变出来的都是真钱。我也跟着这阵风跑，差点陷了进去。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赶到开发区，那里有我买的几块地。天气很恶劣。又热又闷。天空乌云密布，但又不下雨，而是一直就这样子。远处有闪电，森林里其他什么地方在下雨。我当时就想：‘这哪里是住人的地方！’开发区离急流处并不远，我能听到大河流淌的声音。听着河水的声音，抬头看着天，我心里在想：‘这哪里是什么地产？明明只是一片丛林嘛。以后也只是一片丛林。’我迫不及待地等到星期一上午，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卖。比市价要低，不过我要求在欧洲付款。我把家里人送到了乌干达。
“你知道乌干达吗？一个可爱的国家!挺凉快，海拔三四千英尺，有人说它像苏格兰，也有山。英国人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简单，非常高效。公路很棒。那里的班图人也很聪明。”
真不愧是纳扎努丁！我们都想他这次完了。没想到他还能这么热情地谈论他新去的国家，借此让我们振奋，让我们反思他的运气。居高临下的还是他。虽然没有明说，但他看到我们这些人处境危险，那天他是来给我一个机会的。
在原来的国家他还有一些产业——一家商店，几个代理处。在把资产转移出这个国家的同时，他觉得还是审慎一些，继续把商店经营下去，免得人家对他的事情过分关注。现在他给我提供的机会就是这家商店，还有那几个代理处。
“它们现在不值什么钱了，不过会好转的。我真想白送给你，不过这对你对我都不好。你一定要见好就收。生意人可不比数学家。你要记住这一点。不要被漂亮的数字搞昏了头。生意人十块钱买进的东西，到了十二块钱就能出手了。有些人十块钱买进了，到了十八块还不松手，想等到二十块。都是漂亮的数字而已。等他的货跌到十块，他就想等到十八块。跌到两块，又想等到十块。或许最后能回到这个价位吧，但他已经浪费了一辈子四分之一的光阴。最后到手的钱只是聊以自慰的数字。”
我问他：“这店——比方说你是十块钱买的，你说你现在卖给我多少钱？”
“两块。过三四年它能涨到六块。非洲总会有生意做，现在只是暂时中断。对我来说，等着它从两块涨到六块太浪费时间。我在乌干达做棉花生意更有赚头，不过对你来说，资本会翻三番。你要记得见好就收。”
纳扎努丁从我的手相上看到了可信，但他看错了。我接过他的生意时在很大程度上失信了。我接手他的生意只是为了逃离。逃离我的家庭，逃离我们这个群体，这也意味着逃离我对他和他女儿心照不宣的承诺。
纳扎努丁的女儿是个可爱的姑娘。她每年到海岸来和姑姑们在一起住几个星期。她受过比我更好的教育，听说以后要进入会计或者律师行业。论条件，她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我也挺喜欢她，但只把她当成我的家人一样来喜欢。和她结婚容易得不能再容易，不过和她结婚也会压抑得不能再压抑。我开着我的标致离开海岸，为的就是逃脱这种压抑，逃脱其他的一切。
我失信于纳扎努丁，不过我一直把这个享受生活、喜欢探索的人当作自己的好榜样。我开车去的就是他的小镇。我对这个河湾小镇的全部了解都来自纳扎努丁讲的故事。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发生一些荒唐的事情，这趟艰辛的旅程到达终点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着的居然只是纳扎努丁所说的小镇饭店，以及欧洲的食品和葡萄酒。他说过：“那里的葡萄酒是萨科内和斯皮德。”这是一个商人的观察。他的意思是，即便在那里，在非洲的中部，酒也是从我们东海岸而不是另一边运过去的。但在我的想象中，我由着自己把他的话理解成纯粹的愉悦。
我没有去过真正的欧洲饭店，也没有开心地喝过酒——我们那边是禁止喝酒的。我也知道纳扎努丁描述的生活已经结束了。但我仍旧开车穿越非洲前往纳扎努丁的小镇，仿佛那种生活可以为我重现。
到了目的地，我才发现纳扎努丁在他的故事里渲染的小镇已经毁掉了，又恢复成了丛林，就像他决定出卖土地时所想象的丛林。尽管我有所准备，尽管别人给我讲述过最近发生的事件，我还是感到震惊和失望。我的失信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不要说葡萄酒！连最简单的食物都很难找。要想吃蔬菜，只能买罐头装的，罐子陈旧不堪，而且价格奇贵；要不就自己种。非洲人抛弃了小镇，回到自己的村庄，日子还好过一些。至少他们可以回到传统的生活，或多或少能做到自给自足。镇上剩下的其他人（包括几个比利时人、一些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还有一小群印度人）就很惨了，要商品没商品，要服务没服务。大家一无所有，被迫像鲁滨逊一样艰难度日。我们有车，住的房子也不错。我买了一套公寓，就在一个空仓库上方，价格非常便宜，简直是半卖半送。不过这还不如披着兽皮住在窝棚里，这样日子过起来还不至于显得如此难堪。商店里空无一物，喝水也成问题，供电时有时无，汽油也经常短缺。
有一次，我们接连几个星期弄不到煤油，两条空油船在河下游被人劫走，当成大河的馈赠拖走，停放到一条秘密的溪流上，改装成住人的地方。这里的人为了防蛇，喜欢把院子刮得干干净净，一直刮到红土层，所以驳船的钢甲板就成了理想的地板。
在这些没有煤油的早上，我只好用木炭生火烧水。生火的器皿是一只英国造的铸铁火盆，是我商店里的存货，本来是卖给当地的非洲人的。我把火盆搬到屋子后面楼梯的中间平台上，蹲在那里用扇子扇。周围的人在做同样的事，炊烟四处升起，把这一带都染蓝了。
还有废墟。码头大门外有一块面目全非的纪念碑，上面只剩下几个拉丁词语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这几个词我是牢牢记住了，我按自己的发音来念，它就像一句没有意义的小诗铭记在我的脑海中。这些字母刻在一块花岗石顶端，花岗石的其他部分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文字下方的铜像被扒掉了，花岗石上还残存着一些锯齿状的铜片，从图样看，雕刻者在顶上雕刻了一些香蕉叶和棕榈枝，衬托主体雕塑。我听说纪念碑落成就是前几年的事，殖民地时代行将结束之际，为的是纪念此地和首都之间开通汽船六十周年。
汽船纪念碑刚竖立起来就被摧毁了。而在落成典礼上肯定有人发表演讲，祝愿汽船业务迈进新的六十年。其他殖民时期的雕塑和纪念碑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底座被破坏，围栏被推倒，泛光灯被敲碎，上面锈迹斑斑。废墟就保持着废墟的样子，没有人来收拾。所有主要街道的名称都改掉了，粗糙的木牌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新的名字。没有人使用新的名字，因为大家都不太喜欢。改名字的人只是想把旧名字废掉，消除人们对入侵者的记忆。非洲人深沉的愤怒，他们不顾后果的破坏欲望，都让人毛骨悚然。
但最让人毛骨悚然的莫过于急流附近沦为废墟的郊区。那里一度是房地产的宝地，现在又成了丛林，而且按照非洲习惯变成了公共地界。那里的房子被一间一间烧掉，放火前和放火后，本地人需要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一张张锡皮、一根根管子，还有浴缸、洗碗池、抽水马桶（这些容器不渗水，他们可以拿回去泡木薯）。广阔的草坪和花园又恢复成丛林；街道不见了；水泥或者空心土坯造的墙东倒西歪褪了颜色，上面爬满了藤蔓植物。灌木掩映中不时露出饭店（啊，那些萨科内和斯皮德葡萄酒）或夜总会的水泥框架。有家夜总会叫作“那波利
”，这名字现在已经毫无意义，仍留在水泥外墙上，颜色快褪尽了。
经过雨淋日晒和灌木的摧残，这地方看上去已经很古老了，仿佛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留下的遗址。废墟绵延很多公顷，仿佛在诉说一场毁灭性灾难。不过这文明仍未消失。这种文明就是我的生存环境，事实上，也是我仍在追求的文明。它能让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处在废墟之中，你的时间感错乱了。你感觉自己像是个幽灵，来自未来而非过去。你感觉自己的生活和野心都已经实现，你所看到的是那种生活的遗迹。在你所处的地方，未来出现过，又消失了。
纳扎努丁的小镇满目疮痍，物资匮乏，形同鬼域。对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来说，这里根本就没有社交生活。这里的外国人也没有向我表示欢迎。他们经历太多事了，也不知道事态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一个个都非常紧张。比利时人，尤其是年轻的，都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希腊人都很顾家，就像其他顾家的人一样，他们咄咄逼人但又失意落魄，在这时候和家人好友守在一起。在周末，我轮流拜访三户人家，在他们家吃午饭，这顿午饭成了我的正餐。我拜访的全是亚洲人或印度人家庭。
我拜访过一对印度夫妇。他们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里头充满了阿魏胶的气味，装饰着纸花和颜色鲜艳的宗教画。这家的男人好像是个联合国专家什么的，合同到期后不想回印度，留在了这里，做些零工谋生。这对夫妇很客气，他们总是强调自己有义务款待受到惊吓或者处境窘迫的外国人（我想这可能是出于宗教原因）。不过老是这么说，热情好客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他们的食物汤汁太多，太辛辣，我有点受不了，我也不喜欢男主人吃饭的样子。他低下头，鼻子离食物只有一两英寸，吃东西的声音很响，总是喜欢咂巴嘴。男人吃饭的时候，妻子在边上给他扇扇子，眼睛一直盯着他的盘子看。她用右手扇扇子，左手托着下巴。尽管这样，我还是一周到他们家跑两趟，并不是看中他们的食物，只是想找个地方去罢了。
我去的另外一家房子很简陋，简直像个农场，里面住了一对老年印度夫妇。老人的子女们都在动乱中离开了。老人的院子很大，积满了灰尘，到处都是废弃的轿车和卡车，看样子是殖民时代某个运输公司的旧址。这对老夫妇似乎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院子外边就是非洲的丛林，但他们不会说法语，也不会说非洲土语。看他们的样子，你会觉得路边的大河就是恒河，边上有印度寺庙，有沐浴的台阶。不过和他们在一起很舒心。他们不会刻意找话，要是你什么都不说，闷头闷脑地吃了就走，他们也会很开心。
让我感到最亲近的人是舒芭和马赫什，我不久就把他们当成了朋友。他们开了一家店，正对着凡·德尔·维登旅馆，这里本应是做生意的黄金地段。和我一样，他们也是从东海岸来的，逃离了自己的家乡。这对夫妻都长得非常漂亮。在这个小镇上，难得见到这样讲究仪表和穿着的人。不过他们离开家人的时间太久了，都不大想得起来打听他们了。和其他离群索居的人一样，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不大关心外边的事。不过这对美丽的夫妇也有紧张的时候。女主人舒芭爱虚荣，神经质，马赫什要质朴一些，经常为她感到焦虑不安。
我在纳扎努丁的小镇上就过着这样的日子。我本来是想跑出来开辟一片新天地。不过凡事都有个度，这里日子的无聊让我不堪忍受。现在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但却没有以前丰富。夜晚孤寂难熬，让我如坐针毡。我觉得我撑不下去了。聊以自慰的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失去太多，只是浪费了一些时间。要是我愿意，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至于走到哪里，我现在还不知道。后来我又觉得自己不能走。我必须留下来。
我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在海岸发生了。那里发生了起义，非洲人终于把阿拉伯人（其实他们和服侍自己的非洲人已经没什么两样了）打倒了。
这消息我最早是从舒芭和马赫什那里听到的，而他们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这里的外国人喜欢听BBC的新闻，我一直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捂住这消息，不让当地人知道。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为当地没有自己的报纸感到庆幸。
后来，欧美的报纸陆陆续续送到小镇，落入各种人手中，传来传去。我觉得很惊讶，有些报纸竟然为海岸的屠杀说好话。不过，人们对自己并不真的感兴趣或者不必亲身生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态度。有些报纸吹捧那里的起义结束了封建主义，开启了新纪元。不过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并非破天荒第一次。弱肉强食的情况在非洲并不新鲜。这是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法则。
最后，海岸那边来信了，一来就是一批，是我家里人写的。信写得很谨慎，不过里面传达的信息却明白无误。海岸那里已经没有我们的地盘了，我们在那里的生活结束了。家里人正在各奔东西。只有老人还住在我们那个大院——那里终于平静点儿了。家里的仆人到最后还是缠着我们，不肯走掉，在这个革命的时代还坚持自己的奴隶身份，最后家里每人分了几个。来信的目的之一是叫我也收容几个。
我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显然，别人已经给我选好了。仆人家有个孩子或小伙子想离开海岸，跑得越远越好，他坚决要求“跟随萨林姆”。这孩子说他“对萨林姆特别有好感”，为此一直纠缠不休，最后他们决定把他送到我这里来。那种场景我可以想象。我完全能想象他如何吵闹、跺脚、怄气。我们家的仆人就是这样放肆，比小孩还要麻烦。我父亲不知道家里其他人写给我的信上是怎么说的，来信说他和母亲决定送一个人过来照顾我——当然，他真正的意思是送个孩子来让我照顾，让我提供衣食。
我不能拒绝：这孩子已经上路了。他说对我“特别有好感”，对我来说这倒是新鲜事。他选择我的真正原因可能是我只比他大三四岁，未婚，更有可能容忍他四处闲晃的行为。他永远在闲晃，以前我们送他到古兰经学校上学，他总是逃学，为此可没少挨他妈妈的揍，不过丝毫不改。（我还记得他在院子里尖叫，他母亲则在大喊。两人都竭尽表演之能事，想吸引院子里所有人的注意。）这孩子谁看也不像家奴的样子，他从来不愁吃住，更像是个花花公子。他待人友好，但不可靠。他朋友众多，总是愿意帮助人，总是答应帮助人，不过许诺的事情一件也做不到。
收到告知他被送来的信件之后不久，有天夜里，他坐着道莱特的一辆卡车到了。不过一见到他，我就心疼不已：他模样大变，看起来非常疲倦，非常惊恐。他还没有从海岸杀戮事件带给他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而且横贯非洲的旅程也够他受的了。
旅程中前面一半路他坐火车，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前进。然后转公共汽车，最后上了道莱特卡车。战火连绵，路况很差，而且车辆破旧，来自于我们家乡的道莱特居然还能在小镇和东部边界之间跑运输。道莱特的司机帮助这孩子穿过重重哨卡。他虽然是个见过世面的东海岸混血儿，却像个真正的非洲人一样，被路上遇到的内陆陌生部落的人吓得心惊肉跳。他不敢吃他们的食物，所以饿了好几天。他不知不觉地走过他的祖先一个多世纪前走过的路，不过是反其道而行之。
他一见到我就扑进我怀里，这不是一般的穆斯林式拥抱，而是像孩子一样紧抱着不放。我拍拍他的肩膀，他顺势哭号起来，声音大得简直能把屋顶掀掉。他一边哭号，一边向我诉说他在家里那边集市上目睹的杀戮。
他说的话我没有全部听进去，我为邻居感到着急，想叫他不要这么大声，想让他知道这种炫耀式的奴隶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这么说）在海岸那里无所谓，但这里不会有人理解。但他接着又讲了一会儿“卡法尔”（也就是非洲人）的野蛮，好像我这公寓是东海岸那个院落，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说外边的任何人。道莱特的非洲搬运工很友好，一直从外边的楼梯往上搬运行李。行李并不多，但散成好多件，小小的，令人尴尬：几个包袱卷，一个柳条编的洗衣筐，几个纸箱子。
我从这个哭闹不休的孩子边上走开。要是我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就等于怂恿他继续这样。我去找搬运工，走到街上给他小费。不出我所料，楼上的哭闹终于停住了。公寓的安静和陌生影响了他。回到楼上，我不愿意再听他说话，只叫他吃东西。
他安静下来，规矩了。我给他准备烤豆子和奶酪吐司，这都是他用那些包袱卷和纸盒子装着带过来的。家里人还委托他带来其他一些东西，比如母亲捎来的生姜、调料、香料，父亲捎来的两张全家福。还有一张画在廉价纸张上的贴画，画的是古吉拉特老家的一处圣地，不过画家把它画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地方，附近的街道上有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甚至还有火车，一片混乱。父亲总是说，不管我多么现代，最终都会回归信仰。
那孩子吃完后说道：“出事的时候我在集市上，萨林姆。一开始我还以为只是有人在米安的小摊旁吵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好像刀子砍不死人，好像人不是肉长的一样。我真不敢相信。到后来，就好像是一群野狗冲进肉铺子一样。我看到好多胳膊啊，大腿啊，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血不住地流。的的确确。第二天它们还在那儿，那些胳膊和腿。”
我想让他打住。我不想再听下去了。不过让他住嘴没那么容易，他继续描述那些断胳膊断腿。他说的受害者都是我们从小就认识的人。他目睹的一切真是惨绝人寰。我开始觉得，他本来已经不想哭了，但好像又想让自己激动起来，多哭一会儿。他说着说着，就有点什么东西记不起来了，思想又开小差了，我感觉这让他挺苦恼。我也苦恼。
不过没几天，他就镇定下来了，再也不提海岸发生的事。他适应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以为他会从此消沉下去，我以为他跋山涉水跑到这个落后的小镇会心怀怨恨。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喜欢小镇。他之所以喜欢，是因为他在这里颇受欢迎，这和以前大不一样。
他的长相和体形和本地人差别很大，他比他们个头更高，更结实，行动更放松，更有活力。他受到人们的仰慕。本地女人本来就很随便，她们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在大街上叫住他，用那种坏坏的、半笑半嗔的眼神打量着他，好像是在说：“你当我是在开玩笑，那就笑吧。要不你就当真吧。”我对他的看法也变了。他不再是从仆人屋子里出来的孩子。当地人对他的看法，我全看在眼里。在我看来，他比以前更帅气，更出众。在当地非洲人眼里，他不是地道的非洲人，不会引起种族间的不安。他是一个异乡人，但和非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想同他套近乎。他交上好运了。他学当地语言学得很快，还有了新名字。
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都叫他阿里，要是我们想暗示他特别放肆、特别不可靠的本质，我们就喊他“阿里娃”。“阿里！阿里！这个阿里娃跑哪儿去了？”他现在拒绝使用这个名字，他更愿意人们叫他“梅迪”，当地人就是这样叫他的。后来我才明白，“梅迪”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而是法语“métis”，意思是混血儿。不过我用“梅迪”的时候没有这层意思。对我来说，“梅迪”只是个名字而已。
和在海岸的时候一样，梅迪还是爱四处闲晃。他的卧室从厨房过去穿过走道就是；从外面楼道上到二楼的平台，右边第一个房间就是他的卧室。我经常听到他深夜才回来。他本来就是为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投奔我的，这下子该满意了。就是这个梅迪，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又哭又闹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像是仆人屋子里出来的，你看他现在那自由自在的样子！真是叫人刮目相看。原来的举止他很快就摆脱了，他对自己的价值有了新的想法。他成了店里的好帮手。因为他喜欢游荡（这是我担心的一点），所以在公寓里不大能见到他。不过他一般不会跑远。在这个小镇上，他就像是我的家人。他的出现冲淡了我的孤独，使得空虚的日子不再那么难受——有好几个月，我苦苦等待着贸易的复苏。渐渐地，生意开始缓慢复苏。
一切都在恢复常规：早晨在公寓喝咖啡，然后采购，中午单独吃饭，然后接着采购，到了晚上各自回家。我们主仆两人有时会遇到，大家平起平坐，带着同样的需求，跑到黑黝黝的小酒吧。这些小酒吧又开始出现在镇上，这是生活复苏的迹象。酒吧就设在简陋的小屋子里，屋顶是皱纹铁皮，没有天花板，墙是水泥的，漆成深蓝色或者绿色，地板是红色的水泥地板。
在这样一个地方，梅迪给我们的新关系烙上了印记。我进去的时候，发现他正在跳舞，跳得好极了——细腰窄臀，体形几近完美。出于仆人的本能，他一看到我就停了下来。他向我欠身鞠躬，做出欢迎的样子，好像他是这里的主人。他用刚学来的法国腔说道：“我不能在恩主面前做不恰当的事情。”但接下来举止照旧。
就这样，他学会了大胆。但我们没有闹过不快。他对我越来越有用，成了我的报关员，很善于和顾客打交道，为我和小店赢来不少好感。作为一个外乡人，一个仆人，他居然是镇上唯一敢同兼任巫师的小贩扎贝思开玩笑的人。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起。这时小镇逐渐恢复生机，汽船又从首都往这里开了，先是一周一班，后来增加到两班，人们又从村子里出来，回到镇上。随着贸易的发展，按照纳扎努丁的说法，我的生意也从原来的零爬到了二。我甚至暗暗地盼着它升到四了。
女魔法师或女巫扎贝思远远躲开男人。但她并非一直这样，并非一直是魔法师。她有个儿子，有时候她会向我提起这个儿子，但总是把他说成过去生活的一部分，已经被她抛到身后了。听那口气，我感觉她这个儿子缥缈虚无，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后来有一天，她竟把儿子带到我店里来。
那孩子约莫十五六岁，长得高高大大。邻近一带的男人平均只有五英尺左右，他比他们都要高，块头也比他们大。皮肤漆黑一片，完全没有继承他母亲身上那种古铜色。他长着一张长脸，轮廓坚毅。从扎贝思的话中，我得知孩子的父亲是南部某个部落里的人。
孩子的父亲是生意人，去过全国各地。在殖民时期奇迹般的太平岁月中，只要你愿意，就不必去管部落之间的界线，想去哪里都行。他在旅途中遇到了扎贝思，扎贝思跟他学会了做生意的本领。到了非洲独立的时候，部落之间又有了边界的阻隔，出门不再像过去那样安全。商人于是回到了自己的部落，把他和扎贝思生的儿子也一起带走了。如很多民谚所述，在非洲几乎所有地方，孩子跟父亲天经地义。扎贝思的儿子名叫费迪南，过去几年一直不在母亲身边，在南部上学，生活在一个矿区小镇。他在那儿经历了独立后的所有动乱，特别是漫长的分裂战争。
不知何故——有可能是他父亲去世了，或者重新结婚了，想把费迪南甩开，也可能是扎贝思本人的意思——孩子现在又被送回到母亲身边。费迪南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不过这地方所有人都不能没有部落归属，所以按照风俗，费迪南被母亲的部落接纳。
扎贝思决定送儿子到镇上的公立中学读书。学校里面已清理干净，重新开始运作了。校舍是一幢两层楼的石头建筑，带两个院子，是殖民时代官邸的风格，楼上楼下都有宽阔的走廊。楼下原来被人占着，在走廊上生火做饭，垃圾扔在地上或者院子里。那些垃圾千奇百怪，不是罐子、纸张、盒子这类镇上常见的垃圾，而是一些更纯粹的垃圾，壳啊，骨头啊，灰烬啊，被烧毁的麻袋什么的。所以垃圾堆看起来就像是筛出来的灰黑色泥土堆成的小土墩。
草地和花园都被踩没了，九重葛却在疯长，把高高的棕榈树缠死，从学校的围墙上垂下来，又沿着大门口的几根方柱子往上爬，缠绕在装饰性的铁拱门上面。拱门上那几个铁字仍在，是学校的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擅自住在这里的都是些吃不饱饭的人，胆子很小，校方一说，他们就搬了出来。学校里的门、窗户和百叶窗有的已经换掉，水管也修好了，整个校区粉刷一新，地上的垃圾被用车拉走，地面浇上了柏油。前一阵子这里看上去还是一片废墟，现在再看，已经整理得有模有样了，里面开始出现白人教师的身影。
费迪南到店里来的时候，已经是公立中学的学生。他穿着学校的制服：白衬衫，白短裤。虽然简单，却也挺显眼。白裤子穿在费迪南这个大个子身上，模样有点滑稽，不过费迪南和扎贝思都把校服看得很重。扎贝思过着纯粹的非洲式生活；对她来说，只有非洲才是实实在在的，但她不想把费迪南也绑在非洲。我认为这并不矛盾，扎贝思的日子过得这么苦，自然希望儿子比她强；要想比她强，就得跳出无始无终的村庄和大河的生活传统，得接受教育，学会本领。对扎贝思和她这一代的非洲人来说，教育只有外国人才能提供。
费迪南准备到学校寄宿，报到的那天早上，扎贝思把他带到我店里来介绍给我认识。她希望我在这个陌生的镇上照看费迪南，为他提供保护。扎贝思之所以选我来担负这任务，一来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生意，她信得过我；二来我是外国人，会说英文。费迪南能从我身上学习到外面世界的言谈举止。他在学校学了什么东西，也可以在我这里练一练。
这个高个儿小伙子挺安静，态度也很恭敬，但我感觉他只是母亲在场的时候做做样子。他的眼神中有一丝淡漠和轻蔑。他好像是在迁就他刚刚认识的母亲。扎贝思是个村妇，而他毕竟在南部的矿区小镇上生活过，必定见过比我体面得多的外国人。她母亲对我的小店十分尊重，而他似乎不屑一顾。我的商店是水泥谷仓改造的，地上摆着各式各样的粗劣商品（但我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谁看都不会觉得它是现代商店，也没有像有些希腊人的商店那样漆得花花绿绿。
我说：“费迪南是个大小伙子了，贝思。他会自己照顾自己的，我插不上什么手。”这么说是为扎贝思好，也是为费迪南好。
“不是，不是，萨林姆爷。费迪南一定要到您这儿来。要是想揍他您就尽管揍。”
这不大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我朝费迪南笑了笑，他也对我笑了笑，嘴角朝后咧了咧。他这么一笑，我发现他的嘴形很好看，脸上其他部位棱角分明。从他的脸上，我觉得我能看到某些非洲面具的雏形。非洲面具的五官总是会简化和突出。想着这些面具，我认为我看到了他面相中的特异之处。我意识到，我在用非洲人的眼光看他，我一直用这种眼光看他。他的脸给我一种印象，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都认为那是一张大人物的脸。
扎贝思的请求让我感到不快，不过不答应也不行。我慢慢地摇着头，意思是我想让费迪南把我当朋友看，费迪南准备单膝下跪，但他停住了，没有行完这个礼。他假装腿上痒，伸手挠了挠膝盖窝。在白裤子的衬托下，他的皮肤黝黑而健康，微微有些发亮。
单膝下跪是一种传统礼节，丛林里的孩子用以向年长者表示尊重。它像是条件反射，并不是特别郑重其事。在镇外，有时候能看到小孩子瞥见大人过来了，中断手上的活计，就像猛然看到蛇吓着了一样，跑到他们跟前下跪。大人也就在他们头上随意拍一下，然后孩子们若无其事地回去干活。这个风俗从森林王国一直传到了东部。不过，它属于丛林的风俗，进不了城。费迪南在南部矿区小镇待过，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单膝下跪的风俗显得特别土气和卑贱。
他的脸已经让我不安。现在我更是想：“这儿要出娄子。”
要是太阳不太烈，也不下雨（一下雨街上就发洪水），从小店赶到公立中学并不算远。费迪南每周到店里来看我一次。他一般是在星期五下午三点半来，有时也在星期六上午来。他每次都打扮成学生的样子，穿着白色校服，有时还不顾天热披着运动夹克，胸前的口袋上绣着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排列在一幅卷轴上。
我们见了面互致问候。我们是按非洲方式问候的，能够花掉些时间。问候完了，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他从来不主动和我说最近发生的新闻，总是等着我来问。我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些“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啊？”“惠斯曼斯神父给不给你们带课啊？”诸如此类的问题。他的回答总是既简单又准确，让我不知道接下来问什么好。
我和他没法像和其他非洲人那样闲聊，起初是不想，很快就变成不能了。我感觉和他聊天特费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丛林里来的孩子，一放假就回到他母亲的村子。他在学校学了什么东西，我毫不知情。我没法和他谈功课上的事，因为优势全在他那一边。还有那张脸！我想这张脸后面肯定藏着很多我无从了解的东西。我感觉这张脸透露出坚定和沉着。作为他的监护人和教育者，我反而被他看透了。
要是这么下去，我们的交往可能就要结束。但是店里还有梅迪，而梅迪和什么人都处得来。他没有我和费迪南之间的那些问题。因为梅迪的缘故，费迪南开始常往小店跑动，后来还到我家里来。和我照例是应付几句，有时候用英文，有时候用法文。然后，他和梅迪开始用当地的土语聊起来。这时候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声音高亢，笑声朗朗。梅迪也不比他差。梅迪已经学会了当地土语的很多语调，也学会了与之相配的举止。
在费迪南看来，梅迪对这小镇比我更熟悉。这两个未婚小伙子搅在一起，能在小镇上找些什么乐趣可想而知：啤酒、酒吧和女人。
这里的人把啤酒当成一种食品，小孩也不例外；人们一大早就开始喝。当地没有酒厂，汽船运来的货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本地人爱喝的低度淡啤。在大河沿岸的很多地方，独木舟从前进的汽船上运走一箱又一箱啤酒，汽船在返航回首都的路上回收空酒瓶。
对女人，人们的态度是逢场作戏。我刚到的时候，朋友马赫什就说过，这里的女人，你只要开口，她们随时和你睡。男人可以敲开任何一个女人的门和她睡觉。马赫什和我说起这情况的时候，既没有兴奋，也没有赞赏，他有漂亮的舒芭在身边就够了。对马赫什来说，男女问题的随便是这个地方混乱和腐败的原因之一。
我一开始很喜欢这样的寻欢作乐，后来也意识到马赫什说的问题。不过，既然自己也寻欢作乐，我也就不站出来反对。梅迪和费迪南去的地方我也去，所以没办法劝他们不要去。其实受拘束的反而是我。虽然梅迪已经变了很多，我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家的人，我必须小心翼翼，不做伤害他的事，或者传回去会伤害家里其他人的事。我特别注意不让人看到我和非洲女人在一起。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但值得自豪的是，我还从来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
费迪南和梅迪就可以公开到小酒吧去喝酒，公开挑选自己喜欢的女人，或者跑到他们认识的女人家里。而我这个主人、监护人却得遮遮掩掩。
费迪南从我这里能学到什么呢？在海岸那边，我听说非洲人不知道怎么“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也这么说。这话的意思是非洲人不会合理地花钱，也不会持家。唉！我的情况虽然特殊，不过家底实在太浅，费迪南看了会怎么想？
我的小店乱七八糟。货架上有成捆的布匹和油布，但大部分货物都摊在地上。我的桌子摆在水泥谷仓的中间，正对着大门，桌子靠着水泥柱子，勉强给了我一点儿在垃圾的海洋中停泊的感觉。垃圾真是多：蓝白边的大瓷盆，或者带着植物图案的蓝边盆子，一堆堆白色瓷盘子，中间夹着粗糙的方形牛皮纸；还有瓷杯子、铁锅、炭火盆子、铁床架、锌桶、塑料桶、自行车轮胎、手电筒，以及各种各样的油灯，有绿色的，有粉红色的，也有琥珀色的。
我买进卖出的就是这些垃圾，我必须恭恭敬敬地对待它们，这毕竟是我的生计，我的财富从二涨到四就靠它们了。但这些垃圾都过时了，好像是为我这样的商店特制的。这些东西是在欧美生产的，现在又多了日本货，我怀疑这些地方的工人是否知道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会被派什么用场。比如那些小一点儿的盆子，人们在里面装满潮湿的细枝、草叶和泥土，用来养小虫子。大的盆子属于大件，村里人一辈子顶多只买两三个，用来泡木薯，去除毒素。
这就是我做生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也一样简陋。以前的房主是个未婚的比利时女人，好像是个什么艺术家。她把房间布置成“工作室”的样子，我搬进来之后，里面乱得失去了控制。梅迪接管了厨房，也搞得一团糟。我想他从来没有清洗过煤油炉子。可能是因为他是仆人家庭出身，觉得擦洗是女人的事。我把炉子清洗干净了也无济于事，只要重新生火，不几日又会发出怪味，布满黏糊糊的脏东西，梅迪居然毫不惭愧。厨房里充满了怪味，虽然这儿主要是用来煮早上喝的咖啡。我简直不敢进去。梅迪的房间就在从厨房伸出来的走道对面，可他却一点儿也不在乎。
屋子后面有一段楼梯，你可以从楼梯平台直接进入这条走道。一打开楼道门，各种发热发闷的气体扑鼻而来：灰尘味、食油味、煤油味、脏衣服味、陈油漆和陈木材味。窗子根本不能开，所以才有这些味道。小镇已经破败得惨不忍睹，小偷却到处都是，这些小偷本事大得很，只要有缝他们就能钻进来，更不要说开窗户了。走道右边就是梅迪的房间：一眼看上去，梅迪把它收拾成了一个还算像样的仆人小屋，里面有小床，有铺盖卷和各种各样的包裹和纸盒子，他的衣服挂在钉子和窗户的挂钩上。沿着走道经过厨房，左边就是客厅。
客厅是一间大房子，比利时女人把它从上到下刷成了白色，包括天花板、墙、窗户，甚至窗户玻璃。房子整个成了白色，地板光秃秃的，放了一张沙发，用深蓝色的粗布罩着。为了使画室兼客厅效果更突出，里面还放了一张大台子，未曾油漆，大得就像个乒乓球桌，上面放满了我的杂物：旧杂志、平装书、信件、鞋子、球拍、扳手、鞋盒子、衬衫盒子等。我常想把东西理一理。台子的一角还空着，上面总是铺着烫焦的白布：那是梅迪熨衣服的地方。有电的时候他就用电熨斗烫（电熨斗一直放在桌子上）；没电的时候，他就用那种笨重的老式扁熨斗烫——这熨斗是从店里存货中拿来的。
房子后面的白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上面画着一个欧洲港口，颜色是红、黄、蓝三色。这画是急就章式的现代风格，是比利时女人自己画的，上面签了她的名字，摆在客厅这个显要的地方。搬家时她竟没拿走，好像它不值得她费事。地板上靠墙斜放着一些别的画作，也是我从她那里继承来的。看来这位女士对自己的垃圾失去了信心，独立战争一爆发，她立刻就走了。
我的卧室在走道的尽头。对我来说，这地方尤其荒凉。里面配了一个定做的大衣橱，有张巨大的泡沫床。这床给了我多少期待，也曾给过那个比利时女人多少期待！那么期待！那么确信自己的自由！那么失望！那么惭愧！趁梅迪还没有回来，或者还没有起床，我见缝插针地从这里悄悄送走了多少非洲女人！有时候，我躺在床上等着天明，等着摆脱某些回忆。我还常常想起纳扎努丁的女儿，想起纳扎努丁对我的信任，许诺做个好人。后来情况又有了变化，房子和床对我有了新的意义。但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我已经知道的。
那位比利时女士曾想给这片高温多雨、长满阔叶树（总是可以透过漆成白色的窗户模糊地看到）的土地带来一些欧洲、故乡和艺术的气息，带来一种不同的生活。她看来自视甚高，不过就事论事地看，她想做的一切并没有多大价值。我想费迪南看过我的小店和房子后，也会对我做出同样的结论。他很难看出我的生活和他所熟悉的生活有多大不同，这使我在夜里心情更加沮丧。我不知道支撑我生存的渴望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我开始感觉到，无论我去哪个地方生活，无论多么富有，多么成功，多么舒适，也只是现在生活的翻版。
这些想法有可能把我带到我不希望去的地方。这有一部分是我的孤独造成的，我知道。现实环境和日常生活并未体现出我的全部。我知道有什么东西横亘在我和费迪南之间，横亘在我和周围的丛林生活之间。在日常生活中，我无法表露出这些不同，无法彰显真正的自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开始愚蠢地展示自己的东西。
我让费迪南看我的东西。我绞尽脑汁想着接下来让他看什么东西。他的态度很冷淡，好像所有东西他以前都看过。他和我说话总是用那种死气沉沉的腔调，虽然这是他一贯的特征，我却为之烦躁不已。
我想告诉他：“看看这些杂志。看这些杂志没有钱拿，我还是看。我之所以看这些书，是因为我有兴趣，是因为我想了解世界。再看看这些画，这位女士画这些画可没少花功夫，她想制造出一点儿漂亮的东西，挂在屋子里。她把画挂在这里，并不是因为它有魔力。”
最后我还是把这些话说出来了，虽然并不是原原本本这样说的。费迪南无动于衷。这些画其实是垃圾，那位女士不知道怎样把画布填满，只是用颜料在上面乱涂一通。这些书和杂志也是垃圾，特别是那些色情的。它们让我感到沮丧，感到难堪，但是我没有把它们扔掉，有的时候我需要它们。
费迪南误解了我的恼怒。
有一天他对我说：“萨林姆，你不必给我看这些东西。”
他不再叫我老爷，这是梅迪给他带的头。梅迪喜欢叫我“恩主”，如果有外人在，他的口气会显得很有讽刺意味。梅迪这天也在。费迪南说我不必给他看这些东西，他的口气中并无讽刺意味。他说话从来不带讽刺意味。
有天下午，我正在看杂志，突然费迪南来了。我打了个招呼，然后接着看杂志。这是一本通俗科学杂志。我最近迷上了这种读物，喜欢吸收一些零碎的知识。看杂志的时候我常在想，杂志里面谈到的这些学科和领域其实我应该花时间去钻研，拓宽知识面，发现新事物，成就一番事业，发挥自己的才干。这也就等于在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了。
那天下午，梅迪去海关给一批货报税，这批货是两个礼拜前用汽船运过来的，这里的速度就是这么慢。费迪南说过我不必让他看一些东西，这话我到现在还记恨，我不想主动挑起话题。他自己在店里转悠了一会儿，最后走到桌子跟前问我：“萨林姆，在看什么啊？”
我无法控制自己，又拿出了教师和监护人的身份来。我告诉他：“你应该看看这篇文章。他们在设计一种新电话，不用电流，用光脉冲。”
在这些杂志上看到的新奇玩意儿我自己也不是很相信，不指望它们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过这些东西的魅力也就在这里：自己用不起不要紧，关于它们的文章，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往下看。
费迪南问：“他们指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问在设计新电话的‘他们’是谁？”
我心里寻思：他来公立中学才这么几天，我们之间就到这种地步了！他离开丛林还没多长时间！我认识他的母亲！我把他当朋友！可我们已经开始在说这种政治废话了。我想我知道他指望我说出什么样的答案，但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说“白人”。说实在的，我心里很想这么说，好让他知道自己的位置。
但我给出的回答是：“科学家。”
他没再说什么。我也没再说什么，故意继续埋头看书。小小一段对话就这么结束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当老师，再也不想把自己和自己的东西展示给他看。
费迪南问我设计新电话的“他们”是谁，我没有说“白人”，这事让我寻思良久。我发现，虽然我不想满足他的政治心理，但实际上我把我真正想说的说出来了。我说的“他们”不是指白人，不是，也不可能是指镇上的熟人，也就是独立后留下来的那些白人。我确实想说科学家。我想说在各方面都和我们判若天壤的人。
他们！要是我们想谈论政治，想在政治上骂谁或者赞美谁，我们会说“美国人”、“欧洲人”、“白人”、“比利时人”这样的话。我们要是谈论做实事的人、制造东西的人或搞发明的人，则不论自己是什么种族，一概说“他们”。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同他们所处的群体和国家区别开来，和我们自己联系起来。“他们在制造能在水上开的车。”“他们在制造火柴盒一样小的电视机。”我们说的这些“他们”都遥不可及，无所谓是不是白人了。他们是公正的，高高在上，端坐云端，如同神仙一般。我们盼着得到他们的赐福，得到了就四处炫耀——比如我向费迪南炫耀廉价的双筒望远镜和高级相机——仿佛这些东西的设计发明也有我们一份功劳。
我给费迪南看我的东西，好像是让他进入我生活的深层奥秘，进入我生活的本质，好像这本质被乏味平淡的日子掩盖住了。但事实上，我自己也好，镇上的其他人也好——亚洲人、比利时人、希腊人——同“他们”之间都如隔天堑，我们和费迪南并没有两样。
我从此不再想充当费迪南的老师。我只想听之任之，和以前一样。让他到我的店里和家中走动走动，就足以向他的母亲交代了。
学校的雨季假期到了，扎贝思到镇上采购，顺带把费迪南带回家。她对费迪南的进步好像还比较满意。费迪南好像也舍得放下学校和镇上的酒吧回到母亲的村子。所以他就回家度假去了。我想着随汽船和独木舟顺流而下的旅程。想着河上的雨。想着扎贝思手下的女人们在漆黑一片的河道上艰难地撑着独木舟，回到隐在暗处的村子。我想着黑漆漆的深夜，想着空荡荡的白天。
现在的天空很少放晴，顶多是从灰色或者暗灰色转为酷热的银色。天上多半时间电闪雷鸣，有时候在远处的森林，有时候就在头顶上方。我从店里往外看，只见雨水噼里啪啦地落下来，打在集市广场的凤凰树上。这样的雨中断了生意，笼罩了小贩们的木头货摊。人们都躲到广场四周商店的雨篷下，人人都在看雨，很多人在喝啤酒。裸露的街道上一片红色的泥泞，是长满灌木的土地那种红色。
有时候，一天的大雨结束，云层中露出落日，美丽无比。我喜欢在靠近急流的地方观赏这美丽的景色。急流附近过去是一个小公园，也有一些便利设施。现在只剩下一条长长的防洪水泥墙，然后就是一大片空地，雨后一片泥泞。渔网挂在光秃秃的大树干上，大树干埋在河畔的岩石中间，岩石造成了河里的急流。空地的一端是一些茅草棚。这地方又恢复成渔村了。落日的光从重重乌云中透射出来，河水从黄褐色变成金色，变成红色，变成紫色。急流声如雷鸣，奔腾不息。岩石上挂起无数个小瀑布。夜幕降临，有时还会下雨，急流声，雨声，混成一片。
河上长满了一丛一丛的水葫芦，如同黑色的浮动岛屿，漂在黑色的河道上。它们从南部漂过来，绕过河湾，又从急流处腾挪跳跃而下。雨水和河流就像是要把树林从大陆的腹地扯走，让它在河上漂流，漂流到海洋，到遥远的地方。水葫芦是河里才有的果实。这种淡紫色的花前几年才出现，本地语言里还没有它的名字，人们仍然称之为“新东西”或者“河上的新东西”。这种植物是本地人的新敌人。坚韧的枝蔓和叶子纠缠成厚厚的一团，黏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它们长得很快，人们用尽各种工具想消灭它们，但根本来不及。回村的河道必须不时清理。水葫芦就这样没日没夜地从南部漂过来，一路走一路撒播种子。
我已经决定不再管费迪南。但到了新学期，我发觉他对我的态度起了一些变化。他不再和我那么疏远，到了我的店里，甚至都不急着去找梅迪。我想可能是他母亲教训了他吧。此外，他回村之时虽然比较冷静，但回去后可能会对那里的生活感到震惊——不知他是怎样度过那些日子的。总而言之，他可能不再对小镇和镇上的生活满不在乎了。
事情的真相要更简单些。费迪南开始长大成人，正面临着成长的困惑。他的部落背景混杂，在非洲这个地方他是个陌生人，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群体归属，没有效仿的榜样，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想搞清楚这一切，想通过我来练习。
我能看出他在尝试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行为举止，但他折腾的范围也有限。他母亲扎贝思来镇上采购的那几天，他模仿的是他母亲，扮成小商贩的样子，好像和我是生意上的伙伴，和我平起平坐，向我询问销售情况和价格。接着，他又扮成处于上升期的非洲年轻人，公立中学的学生，现代，冲劲十足。要是扮演这种角色，他就穿上颜色鲜艳的运动夹克，上面绣着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他无疑觉得这样有助于显示他从欧洲老师那里学到的风度。有时候，也不知道是从哪个老师那里学的，他会跑到我家的客厅，也就是原来做画室的那间房，背靠着白墙，双腿交叉站在那里，一副要和我高谈阔论一番的架势。有时候，他又模仿另外某个老师，绕着工作台踱步，一边说话，一边拿起这个看看，拿起那个看看。
他现在想方设法和我谈话，不是和梅迪那种，他想和我进行严肃的谈话。以前他总是等我开口问，现在却主动提出一些零碎的想法，或是抓住一些值得辩论的小话题，像是想要把讨论继续下去。他在磨炼公立中学学生这个角色，在借助我来练习，几乎把我当成了语言教师。不过我还是挺感兴趣的。我开始对学校里的话题有了些了解，我想知道这些。
有一天他问我：“萨林姆，你对非洲的前途有什么看法？”
我没有回答。我想了解他的想法。他的血缘这么复杂，又跑过这么多地方，是不是真的了解非洲呢？我很想知道。我也想知道他和他的同学对非洲的了解是不是从地图集上得来的。梅迪从海岸远道而来，一路上宁可饿死，也不敢吃陌生部落里陌生的食物，在这一点上费迪南是不是和梅迪一样呢？扎贝思知道自己有魔法护身，所以敢从村里跑到镇上，费迪南对非洲的了解有没有超过扎贝思呢？
费迪南只是告诉我非洲以外的地方日渐堕落，而非洲在蓬勃兴起。我问他外边是怎么堕落的，他无言以对。我穷追不舍，他只能重复在学校里听说的只言片语。我还发觉，学校里讨论的话题到了他的脑子里被搅乱了，简化了。对过去的看法和对现在的看法混为一谈。他穿着运动服，就觉得自己成了上等人，成了大人物，就像在殖民时代那样。他觉得自己是非洲的新人类，这让他很自负。出于这种令人惊讶的自负，他把自己和非洲画上了等号；而非洲的未来只不过是他将来从事的工作。
费迪南在扮演这种角色时，和我的谈话总是断断续续，因为他有时候根本讲不清楚。他把讨论带到某个地方，然后就打住了，也不感到有什么难堪，仿佛这只是一次语言练习，这次做砸了，还可以指望下一次。然后，他又恢复老样子，去找梅迪，把我甩到一边。
我对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多了解（殖民时期的那种市侩风气这么快又重现了！），对费迪南的想法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但我不觉得和他的距离拉近了。我以前把他看成一个谜，觉得那张面具一般的面孔后面是疏远和嘲讽，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而现在，他不只是做作，他的人格变来变去。我开始觉得他内里空无一物。想到学校里有可能满是费迪南这样的人，我不禁捏了一把汗。
还有他的自负。这让我不安，我觉得这个国家谁也没有安全可言。梅迪也感到不安。没有了酋长和政客的非洲，大家都是村民，这样倒也民主。现在，梅迪不过是店里的伙计，也可以说是个奴仆，而费迪南就不一样了！他可是有着远大前程的公立中学学生！不过这没有妨碍他们的友谊，他们照旧平等相待，相好如初。但梅迪在我家当过仆人，见过玩伴怎样变成主人，所以，尽管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价值，他肯定还是感到自己又一次落在了后面。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听到他们走了进来。梅迪在解释他和我在店里的关系，解释他从海岸跑过来的经历。
梅迪说：“我们家和他们家早就认识，他们过去叫我比利，我学过记账。我不会一直待在这里的，你知道。我要到加拿大去，证件什么的都齐了，我现在在等体检。”
比利！嗯，听上去和阿里倒有些相像。加拿大？那是我一个姐夫去的地方；梅迪过来不久，我收到一封家信，信里说全家人都为我这个姐夫的“体检”担忧。无疑，梅迪就是从这封信里捡到了加拿大这个话题。
我弄出点儿声音，让他们意识到我在家里。他们随后进了客厅，我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
不久之后的一个下午，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费迪南突然跑到店里来，浑身湿透，身上还在往下滴水。“萨林姆，你必须送我到美国留学。”
他的口气透着绝望。这个想法突然在他心里迸裂开来，显然，他觉得自己如果再不行动，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他穿过倾盆大雨，跑过积水的街道，衣服全部湿透了。这么突然，这么着急，这么高的要求，我不禁愕然。对我来说，出国留学是件稀罕事，费用不菲，根本不在我们家承受范围之内。
我问他：“我为什么要送你去美国？我为什么要在你身上花钱？”
他无言以答。别看他不顾一切的样子，也别看他在雨中跑了这么多路，他可能只是想找个话题。
难道这只是因为他简单质朴？我觉得我的火气直往上冒。这兴许同下午的大雨、闪电和异乎寻常的黑暗有关。
我又问：“你为什么觉得我有这个义务？你为我做了什么？”
我说的一点不假。自从他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人物，他对我的态度就好像我欠了他的，就因为我表现得乐意帮忙。
他一脸茫然，平静地站在黑乎乎的店里，眼里毫无怨恨的迹象，好像对我的反应早有准备，只是亲眼看到才踏实。和我对视了一会儿，他把目光移开，我知道他要改变话题了。
他把绣着校训的湿淋淋的运动服往外扯了扯，说：“我的衬衫湿了。”见我没有回答，他扯了扯运动服别的地方：“我冒雨跑过来的。”
我仍然没有回答。他不再摆弄他的衣服，而把眼光投向积水的街道。他要是说话起错了头，想改个话题，就是这个样子：每次谈话不成功，都是以这种短句子结束，把话题扯到自己或者我正在做的事情上，这种做法让人很烦躁。现在他又故技重演，一边看着外面的雨，一边东拉西扯地说他看到的东西。他是想让我放他走。
我说：“梅迪在储藏室里。他会给你一条毛巾。你再让他给你泡点儿茶。”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对费迪南来说，没有哪件事能痛痛快快地了结。
我还是常到朋友舒芭和马赫什家去吃午饭，每周两次。他们的房子比较花哨，有点像他们自己。他们夫妇俩都很漂亮，肯定是镇上最漂亮的人。这一点谁也比不了，不过他们的穿着总是略显过头。他们房间铺着波斯和克什米尔地毯，还有旧铜器，这些是真正的漂亮东西，但他们又添加了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做工粗糙的现代莫拉达巴德铜器，机器生产出来的印度神像画匾，耀眼的三叉壁灯等等。还有一尊沉重的裸女雕像，是用玻璃雕刻的。这雕像有几分艺术气息，让人联想到女性之美，舒芭之美。夫妇俩总是这么醉心于自己的美，就好像有钱人醉心于金钱一样。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马赫什问我：“你那位伙计怎么了？好像和其他人一样变得越来越狡猾。”
“你是说梅迪？”
“他有一天跑到我这里来。好像已经认识我很长时间的样子，那是在向那个和他一道来的非洲男孩炫耀。他说他给我带客户过来了。他说那个非洲男孩是扎贝思的儿子，也是你的好朋友。”
“我不晓得自己还有这么个好朋友。他到底想干什么？”
“见我快要生气了，梅迪就跑开了，把那孩子丢在我这里。那孩子说他想要个照相机，但我看他并不是真的要什么东西，只是没话找话。”
我说：“但愿他掏钱给你了。”
“我没照相机给他。萨林姆，生意不好做。提成，一路要给提成，到头来没钱可赚，本钱都会亏掉。”
卖照相机是马赫什想出来的点子，结果搞砸了。马赫什就是这个样子，满脑子都是些小点子，总是想搞点儿新业务，但很快又都放弃了。他听说东部要建一个狩猎公园，而我们小镇将成为它的基地，他以为旅游业很快就会复苏。其实这里的旅游业只停留在欧洲的宣传画上，不过是为首都的政府造势而已。所谓的狩猎公园已经回归自然了，其实没人当过真。这里的道路、度假村本来就很原始，现在干脆消失了。游客（他们有可能对一些廉价的照相机感兴趣）也没来，结果马赫什不得不把照相机用分段运输法运往东部。分段运输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运货到各地的常用手段（有的是合法经营，有的是偷运）。
马赫什说：“这孩子说你要送他到美国或者加拿大留学。”
“有没有说我送他去学什么？”
“他说是商业管理。这样以后就可以接管他妈妈的生意，把生意做大。”
“把生意做大！进十二打剃须刀片，一片一片卖给渔民？”
“我想他是想借朋友之手让你就范。”
道理很简单：如果有人在你的朋友面前说你要帮他如何如何，你就有可能真的会这么做。
我说：“费迪南是个非洲人。”
再次遇到费迪南，我说：“我朋友马赫什说你要去美国读商业管理。你有没有告诉你妈妈啊？”
他听不出我话里的挖苦。但是换成这种说法让他有些手足无措，一时语塞。
我接着说：“费迪南，你不要到处跟人家讲一些无凭无据的事。你说，商业管理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记账、打字、速记。就是你平时做的那些事啊。”
“我可不会速记。那只是秘书课程，不能算商业管理。你也不用大老远跑到美国或者加拿大去学这东西，在这里也一样学，我想首都肯定有地方教。到了某个时候，你会发觉你想做的不止这些。”
这些话他不爱听，他的眼里充满了羞辱和愤怒。但这不能怪我，要找人算账的话，只能去找梅迪，而不是我。
他遇见我的时候，我正准备去希腊俱乐部打壁球。和过去在海岸的时候一样，我穿上帆布鞋和运动短裤，手里拿着球拍，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我走出客厅，站在走道上，意思是等他出来，我好锁门。但他仍待在客厅里，不用说，他是在等梅迪。
我走了出去，站到楼梯平台上。这里不时会停电，这天也是。火盆里有火，其他一些人也在外面生火，烟雾袅袅升起，萦绕在进口的装饰树中间：肉桂树、面包果树、鸡蛋花、凤凰树。听说这片居民区过去是不让非洲人和亚洲人进来住的，而现在这里烟幕缭绕，树木掩映，竟有几分森林村庄的味道。这些树我在海岸的时候就认识，我想海岸的这种树也是进口的。但在我心目中，它们同海岸和家乡，同另一种生活联系在一起。同样的树，在这里看起来就像是假的，这个小镇也一样。它们看起来似曾相识，但只能让我联想到我现在的处境。
后来再也没听到过费迪南说留学的事，不久，他甚至摆脱了前程远大的公立中学学生的姿态。他在进行一些新的尝试。他不再两腿交叉靠在墙上，不再绕着工作台踱步，不再把东西拿起来又放下，也不再挑起严肃的谈话。
现在他每次来，总是一副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他总是把头抬得高高的，行动慢悠悠的，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落座就往下溜，有时几乎是躺在那里，一副懒散倦怠的样子。他对面前的东西视而不见。他愿意倾听，但懒得开口——这就是他想留给我的印象。我不知道他装成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后来听了梅迪的一番话，我才明白费迪南想要达到的目的。
学期中间，学校里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来自东部的武士部落。这些人个个高大威猛。梅迪用羡慕的口气说，他们过去经常坐着轿子出行，由一群矮小人种的奴隶抬着。这些来自森林部落的高大的非洲人颇得欧洲人垂青。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有一些杂志写过他们，说他们不种地，也不做生意。他们和欧洲人一样，瞧不起其他非洲人。如今非洲已沧桑巨变，欧洲人照样赞赏他们，杂志上仍经常登载关于他们的文章和照片。事实上，欧洲人和非洲本地人都把这些非洲武士看成最高等的非洲人。
经历了诸多变故，学校里依旧弥漫着殖民时期的气息。这些新学生的出现在学校里掀起了一阵波澜。费迪南的双亲都是做生意的，他想尝试这些懒惰的森林武士的角色。在学校里他没法懒散，也装不出过去有奴隶伺候的样子，但他觉得可以拿我做练习。
不过，我知道关于那个森林王国的其他一些事情。我知道给他们当奴隶的那个部落曾反叛过，后来被血腥镇压，才给他们当了奴隶。不过非洲是个很大的地方，丛林掩盖了屠杀的声音，浑浊的河流和湖泊冲走了淋漓的鲜血。
梅迪说：“我们必须去那里，恩主。我听说那是非洲最后一块宝地。那里仍然有很多很多白人。那里仍然有很多白人，听说布琼布拉
就是个小巴黎。”
要是他对自己说的话有点儿了解，我都会为他担心。他哪里是真的想到布琼布拉去找白人做伴？他哪里知道加拿大在什么地方，是干什么的？我对他太了解了，知道他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不过这都是些什么鬼话！白人被从我们的镇上赶跑了，他们的纪念碑也被毁掉了。但在那里，在另外一个镇上，还有很多白人，有武士，有奴隶。这把那些少年武士迷住了，把梅迪迷住了，把费迪南迷住了。
我开始觉得我的世界是如此简单，如此单纯。对我、马赫什以及镇上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希腊人、意大利人来说，世界真是太简单了。我们能理解它，要不是遇到这么多障碍，我们也能征服它。我们远离自己的文明，远离干实事、造东西的人，我们造不出自己喜欢的东西，甚至不具备原始的技能，不过这都不要紧。事实上，我们接受的教育越少，心里就越安宁，就越容易追随我们所属的一种或多种文明。
对费迪南来说这不可能。他永远不能变简单。越是尝试，他越是糊涂。开始我还觉得他的脑袋空荡荡的，其实并不是。他脑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乱成一团。
随着这些少年武士的到来，吹牛之风在学校蔓延开来。我发现费迪南——或是别的什么人——也在吹嘘我。也可能是我不小心说了什么。总之这个学期他们在说我很关心非洲年轻人的教育和福利。
我的店里开始有很多年轻人过来，有的是公立中学的学生，有的不是。他们有的手里拿着书，有的穿着运动校服，上面绣着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一看就是借来的。他们都想要钱，都在我面前哭穷，说自己需要点儿钱去完成学业。胆子大些的一次又一次直接开口要，胆子小些的就在店里晃悠，直到店里的人全走光为止。个别的还会编点儿故事，无外乎自己的父亲去世了或者在遥远的地方，母亲在村子里，自己无依无靠，大志难酬这种话，和费迪南的情况半斤八两。大部分人甚至都懒得去编这些故事。
对这些愚蠢的做法，我先是吃惊，后来厌烦，再后来就开始害怕了。你骂他们一顿，让梅迪把他们撵出去，他们都不在乎。有的走了又来。他们好像都不理会我的反应，仿佛我已经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格”，我对自己的看法根本无关紧要。这正是让我害怕的地方。他们貌似厚道，其实并不厚道，貌似单纯，其实并不单纯——追究起来，我想事情的源头是费迪南，他胡乱阐释我们的关系，他想利用我。
马赫什对非洲人有偏见，所以我那时把问题简化了，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费迪南是非洲人。”我想费迪南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肯定也会胡乱解释我和他的关系。我现在觉得他的谎言和吹嘘已经结成一张大网，把我捆在了中间。
其他外国人可能都遇到了我这种情况。最近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我们的无助。现在局势平静下来了，但我们所有人——亚洲人、希腊人，以及其他欧洲人——都沦为受害者，都在被人暗算，只是暗算的方法有所不同。我们中有的人很凶，这些非洲人对他们有所顾忌，就是暗算也会小心翼翼，总的来说对他们还算恭顺。但对其他人就没什么顾忌了：就像对我一样，直截了当地要这要那。这完全符合这片土地的传统：在这里，人向来就是猎物。你对你的猎物说不上有多少恶意。你只是设了个陷阱。一次次失败，但你的陷阱会一直等待。
我到小镇后不久，马赫什跟我说起本地非洲人：“萨林姆，你要记住，他们malin。”他故意用了一个法语词，因为用wicked、mischievous、bad-minded这些英文词都无法准确表达他的意思。这里的人malin，就好像狗追赶蜥蜴，猫追赶小鸟。他们malin，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把人当成猎物。
这些非洲人体格并不健壮，他们矮小而单薄，在广袤的森林和河流面前，显得非常弱小。但好像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弱小，他们喜欢用巴掌而不是拳头来伤害别人。他们用手掌伤人，喜欢推推搡搡，喜欢扇耳光。晚上我坐在酒吧或小舞场外面，不止一次看到原本只是一个醉鬼在推来推去，然后是一阵乱打，巴掌扇过来扇过去，最后演化成了刻意的谋杀。只要受害者受了伤，出了血，他们仿佛就不再是十足的人，行凶者就得把毁灭行动进行到底。
我无遮无拦。我没有家庭，没有国旗，也没有信仰。费迪南是不是把这种情况告诉了他的朋友？我觉得我这时候应该和费迪南谈一谈了，把事情搞清楚，要让他改变对我的想法。
如我所愿，机会不久自动送上门来。一天早上，店里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手里拿着的像是本商业账簿。这小伙子属于胆子比较小的那种人，一直在店里晃荡，等人都走空了，才走到我跟前来。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发觉他手里拿的并不是地道的商业账簿。由于时常握攥，簿脊的中间位置已磨破磨黑了。这个年轻人显然是穿着他最好的衬衫，但我发觉这衬衫也没有我想的那样干净。他这身衣服肯定是遇到重要场合才穿，回到家就挂在钉子上，然后遇到新的重要场合又拿出来穿。衣服领子里面都成了黄黑色。
“萨林姆先生。”
我拿过账簿，他的目光转向别处，双眉紧锁。
账簿是公立中学的，从殖民时代后期传到现在，颇有些年头了。上面列着原计划建造的体育馆的捐款情况。封二印着学校的标志：盾形纹章和校训。扉页上写着校长的号召词。笔迹生硬，棱角突出。这本来是典型的欧洲书法，后来被这里有些非洲人学了去。第一个捐款的是省长，他的签名可谓大手笔，一签就是一整页。我翻看着这本登记簿，研究着官员和商贾们充满自信的签名。这些签名时间并不久远，但显得像是另一个世纪的东西。
其中一个签名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签名者也是来自海岸的印度裔穆斯林，纳扎努丁经常提起他。此人对金钱和安全有一种很老派的看法，他用自己的所有钱财建造了一座宫殿。后来这个国家宣布独立，他不得不抛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宫殿。恢复了中央政府权威的雇佣兵曾经驻扎在里面。这座宫殿现在仍用作军营。从账簿上看，这位修宫殿的仁兄捐了一大笔钱。我还发现了纳扎努丁的签名——我有些吃惊。我都忘了他有可能出现在这里，出现在殖民地时期这些死气沉沉的姓名当中。
体育馆最后并没有建起来。人们的忠诚和对未来的信心，对身为公民的自豪感，通通付诸东流。只有账簿留了下来。有人看到它可以换钱，就顺手牵羊了。登记簿的日期显然改过，原校长的签名也被涂掉，改成惠斯曼斯神父。
我告诉面前的小伙子：“这册子我留下了，我要物归原主。是谁给你的，费迪南吗？”
他一脸无助，汗珠从皱着的额头上滚下来，他眨了眨眼睛，没让汗水流进眼里。“萨林姆先生——”
“你已经给了我，没你的事了，现在你走吧。”
他只好从命。
那天下午，费迪南来了。我预料到他会来找我，他想看我的表情，弄清楚我把登记簿怎么了。他叫我：“萨林姆？”我没有理他，就让他站在那里。不过他不会站太久的。
梅迪就在储藏室里，肯定听到他的话了。梅迪在喊：“喂……喂？”费迪南回了一声，随后就到储藏室去了。他和梅迪开始用方言聊，听上去聊得挺开心，声音很大，发出一阵阵笑声。我怒火中烧，立刻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账簿，走到储藏室。
储藏室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子，装在很高的地方，还被封住了，屋子里黑洞洞的。梅迪正站在梯子上清点靠墙那排货架上的存货。费迪南倚在靠另一面墙的货架上，在窗子正下方。我看不清他的脸。
我站在门口，举起登记簿向费迪南挥了挥，告诉他说：“你是在找麻烦。”
他问了一句：“什么麻烦？”
用的是那种死气沉沉的腔调。他并无嘲讽之意，确实是在问我的话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到他的眼白，好像还看到他在咧着嘴笑。这张鬼脸！这张让人想起面具的脸！我也在想：“是啊，什么麻烦？”
说起麻烦，前提是有法律法规，并且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这里却是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以前有过秩序，不过是建立在欺诈和残忍的基础上，小镇之所以落到今天的田地，原因全系于此。现在没什么法规了，有的只是官僚。这班官僚你要是不塞钱给他们，就是天大的道理都会被他们轻易推翻。我只能对费迪南说：“不要害我，孩子，因为我能把你害得更惨。”
我现在能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了。
我说：“你去把登记簿还给惠斯曼斯神父。要是你不去，我自己去。我还要让他赶你回家，让你永远不能回来。”
费迪南一脸茫然，仿佛遭到了突然袭击。接着，我注意到梯子上的梅迪。从眼神看，梅迪非常紧张惊恐。我发觉我犯了个错误，不该把火全发到费迪南一个人头上。
费迪南的眼睛亮了起来，眼白能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个可怕的时刻，他看起来就像老电影里的丑角，身体前倾，几乎要失去平衡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睛仍然直直地盯着我，怒容满面，不住地往地上吐唾沫。我的话深深伤害了他，他快疯了。他的双臂垂在身体两侧，看起来比平时更长。他的双手握了握，但没有攥成拳头。他的嘴张开着。我原来还以为他在笑，现在看他根本没笑。要不是光线太暗，我一开始就能看清楚。
他那样子够吓人的，我在想：“瞧这模样，他要是看到受害者的血，看着敌人被宰杀，应该就是这种表情吧。”顺着这思路往下走，我又想：“就是这种愤怒把小镇夷为平地的。”
我本可以再进一步，把愤怒催化成眼泪，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想我已经让他们认识到我是什么样的人了。我走了出去，让他们在储藏室里冷静一下。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俩的说话声，不过声调柔和多了。
到了四点钟，商店要打烊，我大声喊梅迪。他巴不得趁这个机会出来活动，所以很爽快地答应了一声：“恩主。”然后皱着眉头，表示他对打烊这件事十分上心。
费迪南也出来了，神色平静，脚步轻盈。他叫了我一声：“萨林姆？”我回答说：“我会把登记簿还回去。”我看着他走开，沿着红色的街道走在光秃秃的凤凰树下，经过小镇集市两旁简陋的小屋。他走得慢吞吞的，身影高大而忧伤。
我带着登记簿去学校找惠斯曼斯神父，他不在。外间的办公室里有个比利时年轻人，告诉我说惠斯曼斯喜欢隔一段时间出去几天。去了哪里？“到丛林里，到各个村庄里去。”年轻人不知是秘书还是老师，说话口气很不耐烦。我把体育馆捐款登记簿交给他，他益发火大。
他说：“他们跑到这儿来，求着我们招他们进来。这倒好，刚一进来就偷上了。要是不看着点儿，整个学校都会让他们偷走。他们跑到这里来，恳求你照应他们的孩子，到了街上，他们照样和你推推搡搡，表示他们对你毫不在乎。”年轻人脸色不好，皮肤苍白，眼圈发黑，说话的时候不住地流汗。他接着又说：“很抱歉，你和惠斯曼斯神父谈谈会更好。要知道，我在这里很不容易，天天把蜂蜜蛋糕和鸡蛋当饭吃。”
听起来他的饮食似乎挺高级，后来我才明白他其实是说自己无以果腹。
他说：“惠斯曼斯神父这学期想让男孩们吃非洲的食物。这也没什么大关系。首都的一位非洲妇女就会烧一手好菜，她烧的对虾和贝壳特别好吃。可这里呢，全是毛虫、菠菜拌番茄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番茄酱。第一天就这样。当然，这只是给男孩们吃的，不过我一看就倒胃口。我不敢待在饭厅里看着他们嚼这些东西。现在厨房里烧的东西我全都不敢吃，我自己房间里又没有烧饭的器具，到凡·德尔·魏登旅馆去吃吧，庭院里不时飘来下水道的怪味！我得走。这里我待不下去了。惠斯曼斯神父无所谓，反正他是牧师。我又不是牧师。他往丛林里跑，我可不想往丛林里跑。”
对此我也爱莫能助。食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问题。我自己的安排也够呛。那天中午我还是跑到印度夫妇那里去蹭饭，为了这顿饭我闻够了阿魏胶和油布的味道！
大约一周之后，我又去了学校，听说那比利时小伙子和我见面之后第三天就乘汽船走了。是惠斯曼斯神父告诉我这消息的。神父刚旅行归来，晒得黑黑的，样子很健康。他丝毫没有因那位年轻教师的离去而心烦。他说，他很高兴体育馆捐款登记簿被送回来，这登记簿是小镇历史的一部分，偷登记簿的孩子早晚有一天会明白过来的。
惠斯曼斯神父四十来岁。他穿得不像一位教士，不过他就是穿着普通的裤子和衬衫，也显得与众不同。他长着一张“娃娃脸”，我注意到欧洲人有时候是这种脸型，但在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中间看不到。这种脸上，嘴唇的形状和前额的突起有些孩童的特征。这种脸型的人有可能是早产儿，或是很早的时候经历过磨难。他们有的内心同外表一样弱不禁风，有的则十分坚强。惠斯曼斯神父就很坚强。他给人的印象是不成熟、脆弱，但又坚韧顽强。
他前些天是到河上去了，拜访他熟悉的几个村庄，并带回来两件东西：一个面具和一件比较古旧的木刻。他没多讲刚离开的那位老师，也没多讲体育馆捐款登记簿，他更愿意讲他带回来的这两件东西。
这木刻不同寻常，有五英尺高，刻的是一个瘦削的人，只有四肢、躯干和脑袋，很粗拙，是用直径不超过七八英寸的木头刻出来的。对木刻我也略知一二，我们在海岸的时候也做过这种生意。我们还从精通木刻的部落请了几户人家，专门为我们干活。不过惠斯曼斯神父没理会我提供的信息，继续讲他从这件木刻上看到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木刻像夸张而粗糙，是木刻匠人的恶作剧（我们家雇用的木刻匠人有时候会做这种事）。但是，惠斯曼斯神父知道这瘦削的人像的含义，觉得它充满了想象力，意义深远。
我静静地听他说。最后，惠斯曼斯神父笑了一下：“Semper Aliquid Novi.”他用校训开了个玩笑。他说这句话历史久远，可追溯到两千年前，是一个古罗马作家说的，意思是非洲“总有新的东西”。这话用于面具和木刻再贴切不过。每个面具、每件木刻都是为特定的宗教目的制作的，只能制作一次，所以个个都不相同。仿制品就只是仿制品，不会有原作的魔力和威力。惠斯曼斯神父对仿制品不感兴趣，他按照是否有宗教属性这个标准来搜寻面具和木刻。如果没有宗教属性，这些东西就是死的，毫无美感可言。
很奇怪，一个基督教牧师居然对非洲信仰如此感兴趣。在海岸，我们对非洲信仰不屑一顾。不过，尽管惠斯曼斯神父有着渊博的非洲宗教知识，而且不遗余力地收集这些物件，他对非洲人的其他方面却兴致索然。他似乎对这个国家的时局漠不关心。我对他这种置身事外的超然态度感到妒忌。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他的非洲完全不同于我的非洲。他的非洲是丛林和大河的非洲。他的非洲是个奇妙的地方，充满了新鲜事物。
他是一位教士，半个男人。他按照宗教誓约生活，而我就不会立这样的誓约。我来拜访他的时候，是带着我这种背景的人对宗教人士特有的尊敬而来的。但现在，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位宗教人士。我觉得他是一个纯粹的人。有他在镇上，我心里感到安慰。他的态度，他的兴趣，他的知识，给这个地方增添了一些东西，使之显得不是那么蛮荒。虽然他有点儿自我陶醉，他不管那个年轻教师的精神崩溃，他说话的时候不听我插话，但这一切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觉得这是他的宗教特质使然。我经常去找他，试图了解他的兴趣喜好。他总是喜欢说话，说话的时候眼光略略偏向一边；他还总是喜欢向我展示他新发现的东西。他到我的店里来过几次，为学校订购东西。每次都显得那样腼腆，其实那并非腼腆。我和他在一起没法轻松自如。他总是那么超脱。
神父告诉我说，镇上还有一则箴言，刻在码头大门那里的残碑上，也是拉丁文。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意思是：“各族融合，团结如一，深合他意。”这则箴言的历史也很久远，是从古罗马时期流传下来的，出自一首描写罗马帝国建立的诗歌。罗马的第一位英雄要到意大利去建立自己的城市，途中在非洲海岸登陆。当地的女王爱上了这位英雄，意大利之旅眼看就要告吹，此时关注这位英雄的诸神插手了。其中一位说罗马的主神可能不会同意他在非洲落脚，让各民族在这里融合，让罗马人和非洲人缔结条约，结成一体。在那首拉丁诗歌里，那句诗意思就是这样，但在这条箴言中，原诗句被窜改了三个词，变成了和原文相反的意思。根据这则箴言，也就是码头大门外的巨石上刻的话，在非洲落脚是没有问题的：罗马主神同意民族融合，同意各族人在非洲缔结和平相处的条约。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
我非常惊愕。为纪念和首都通航六十周年，人们居然篡改了两千年前的诗句！罗马如何了得！而这儿算是什么鬼地方？把这句话刻在非洲这条大河边的纪念碑上，肯定会给这镇子招来灾祸。难道他们就没有隐隐的担忧，如同原诗中流露的那样？果然，纪念碑刚竖起来，就被摧毁了，只留下一些铜片，和几个讽刺意味十足的词语。当地人谁也看不懂这些词语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是把纪念碑前的空地当作集市和露宿地。汽船开走前的两天，他们赶着羊，提着鸡笼，牵着猴子（和山羊、鸡一样，猴子也是杀来吃的），闹哄哄地到这里来交易。
幸亏我没有说话，因为在神父看来，这句话中并没有虚荣的成分。它帮助他认识自己在非洲的位置。他并非简单地认为自己置身于非洲丛林中的某个地方，他把自己看成渊源久远的历史的一部分。他属于欧洲。他觉得这句拉丁语说的就是他自己。镇上的欧洲人教育程度不高，在急流附近，现已沦为废墟的欧式郊区代表的东西和神父的生活格格不入。不过这都没有关系。神父对欧洲有自己的看法，对欧洲文明也有自己的看法。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就是这些看法。我和在希腊俱乐部里遇到的人之间是没有这种隔阂的。惠斯曼斯神父不像我遇到的那些人，拼命强调自己的欧洲特性，强调自己和非洲人的不同。在各个方面，他都比我们更安心。
面对非洲小镇的遭遇，惠斯曼斯神父不像他的同胞那样义愤填膺。对于纪念碑、雕塑遭到毁坏，神父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觉得是奇耻大辱。这并不是因为他乐于宽恕，或是对非洲人的遭遇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对他而言，这个他的同胞建立起来的小镇惨遭摧毁，只是暂时的退步。但逢大势变化，重要的新事物产生，都难免发生这种事情。
他说河湾那里建成居住地是大势所趋。那里是天然的会合之处。部落会改变，权力会更迭，但人们最后总会回到那里，在那里见面，在那里做生意。如果把那里建成阿拉伯式小镇，可能会比非洲居住区富裕那么一点儿，技术上也不会先进多少。阿拉伯人身处偏远的内陆，不得不应用森林里的东西来建设这个小镇，小镇的生活和森林里的生活不会有很大差异。阿拉伯人只是给欧洲文明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惠斯曼斯神父崇敬事关欧洲殖民和河道开放的一切。他这种态度镇上人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大吃一惊。大家都说他是热爱非洲的人，照他们的想法，神父本应唾弃过去的殖民时代才是。过去是苦涩的，但惠斯曼斯神父似乎视之为理所当然，他的目光超越了这苦涩。海关附近的修船厂早已无人问津，垃圾成堆，锈迹斑斑。他从里面淘到老旧轮船的残骸和报废机器的部件，都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东西。神父把这些东西摆在学校的院子里，仿佛它们是古代文明的遗迹。他最得意的一件东西上面有一块椭圆形的铁牌，上面刻着来自比利时塞拉林镇的制造者的姓名。
浑浊的大河奔腾不息，周遭发生着一些平淡的事件，各民族混居在一起——这一切早晚会滋生出伟大的东西。我们正处在其开始阶段。惠斯曼斯神父觉得殖民时期的遗物和非洲物品同样重要。在他眼中，真正的非洲已奄奄一息，行将就木。因此，趁非洲还没死的时候，很有必要好好了解它，并把它的物品保存起来。
他把从垂死的非洲收集来的物件通通收藏在学校的枪支储藏室里，那里以前是用来放学生军训时使用的老旧枪支的。储藏室和教室一样大小，从外面看也像间教室。不过它没有窗户，只有两扇木条大门。里面唯一的光源是一个光秃秃的灯泡，从长长的电线上垂下来。
惠斯曼斯神父给我开了门，我一进去就闻到一股热烘烘的青草、泥土和陈油脂的气味。板条搭的架子上放着一排排面具，看着这些面具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在想：“这就是扎贝思的世界，她离开我的商店，应该就回到这种世界去了。”不过，扎贝思的世界是活生生的，而这里的世界却是死的，这就是面具给我的印象。它们平躺在一排排架子上，不是向着天空和森林，而是对着上一层架子的下面。这些面具在不止一个方面被贬低了，失去了原有的威力。
不过这种印象转瞬即逝。储藏室又暗又热，面具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我的敬畏感也越来越深，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被外面的世界包围着。这就像夜里在大河上的感觉。丛林里精灵出没，祖先的阴魂在丛林上方俯视着，庇护着。在这间屋子里，这些死气沉沉的面具所代表的阴魂，它们拥有的魔力，以及那些质朴的人们对宗教的敬畏，似乎全都集结起来了。
面具和木刻看起来年代都很久远，说它们属于什么时代都有可能。可能是一百年前，也可能是一千年前。好在惠斯曼斯神父逐一记录了它们的时间，从他的记录看，它们存世时间都还不长。我边看边想：“这个面具是一九四○年的，就是我出生那年。”“这个是一九六三年的，就是我刚来这里的时候。说不定是在我和马赫什、舒芭夫妇一起吃饭的时候造出来的。”
如此古老，又如此年轻。惠斯曼斯神父对于他的文明，对于未来，抱有一种很宏大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站在这一切的终点，觉得自己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幸运的一个见证人。
我们中大部分人只知道大河、毁坏的公路和它们两边的东西。此外的一切均属未知，我们只能为之惊诧。我们很少偏离常规的路线，其实我们出门的次数都不多。好像我们到这里来已经跑得太远，没有心思再动了。我们只是守着自己熟悉的东西：公寓、商店、俱乐部、酒吧、日落时的河畔。有些周末，我们也到河马岛上去玩。河马岛位于急流上游。不过，岛上荒无人烟，只有河马，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见到了七只，现在只剩下三只了。
至于隐蔽的村庄，我们只能从到镇上来的村民身上了解一二。他们已经与外界隔绝多年，缺衣少食，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形容枯槁，衣裳破烂，能再次自由出行他们似乎都很高兴。我经常从商店里看着他们在广场的商铺前闲逛，盯着各式布匹和成衣，或者漫步到食品摊前，看着一堆一堆放在小块报纸上的油乎乎的煎飞蚁（论勺卖，价格不菲）。还有橙色的毛虫，眼睛外突，身上长着毛，在瓷盆里蠕动着。还有白白胖胖的蛴螬，装在小纸袋里，一个袋子放五六条，用潮湿松软的泥土养着。这些蛴螬富含脂肪，身体吸收能力强，没什么味道，沾甜的能吃出甜味，沾辣的能吃出辣味。这些都是森林食品，不过现在村庄里已经找不到了（蛴螬生长在一种棕榈树的树心），大家也不想跑到森林深处去找。
村民们本来只是到镇上来逛逛，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镇上露宿。一到晚上，街道上、广场上到处都有做饭的。商店雨篷下的人行道是睡觉的地方。在这里睡觉的人还搭起了象征性的围墙：用石头或者砖块支撑着纸盒子，构成矮墙；或者在地上插上棍子，用石头围住棍子，保持棍子直立，然后在棍子之间拉绳子，形成小拳击台的样子。
小镇的人气又旺了起来，不再像原来那样荒凉。人们从四面八方的村庄里赶来，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接着，从镇外茫茫一片的未知之中，传来了战争的消息。
还是那场战争，我们至今没有从中完全恢复过来。它是一场半部落性质的战争，在独立运动中爆发。战争让小镇受到重创，成了空城。我们都觉得这场战争已经打完了，该了结的都了结了，战争的狂热也化作乌有了。没有任何迹象让我们想到别的结局。连本地非洲人也开始觉得那是个疯狂的时期。说疯狂是实至名归。从马赫什和舒芭那里，我听说了很多关于那个时期的可怕故事。听说这里接连几个月都有士兵、叛兵和雇佣兵在肆意杀戮；人们被捆成让人难以接受的形状，在街上被活活打死，一边挨打，一边被迫唱一些歌。从村子里来的人对这种恐怖毫无准备。而现在，这可怕的情形又要重演了！
独立时期，我们这一带的人因为愤怒和恐惧而失去理智——殖民时代郁积了太多愤怒，部落之间潜伏的各种恐惧也被唤醒。这一带的人不仅受到欧洲人、阿拉伯人的虐待，也受到其他非洲人的压迫。独立运动开始后，他们不愿接受首都的新政府统治，于是掀起了这场起义。起义是完全自发的，没有领袖，也没有宣言。要是这场反抗更理智一些，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这一带的人本可以建成新的国家，把河湾的小镇收归自己名下，成为新国家的首都。但他们过于憎恨入侵者，因为入侵者在这个小镇上统治，从小镇上发号施令，统治其他地方，所以他们连带着憎恨起小镇。他们宁可把它毁掉，也不想自己接管。
毁了小镇，他们又感到难受。他们盼着这里重现繁华。现在小镇露出了一点生机，他们却又害怕起来。
这些人好像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他们遭受的苦难太多了；他们给自己带来了太多苦难。他们从村子里出来到镇上游荡的时候，一个个都显得那么疲弱和癫狂。到了镇上，他们看上去非常需要小镇的食品和安宁，但一回到村里，他们就想把小镇重新推倒！多么可怕的愤怒！就像森林里的暗火，潜入地下，沿着被烧掉的树木的根系暗暗地燃烧，然后突然从一片光秃秃的焦土中冒出来。在废墟和贫乏当中，毁灭的欲望又燃烧起来了。
这场战争我们都以为已经远去，突然之间又冒了出来，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时听说我们熟悉的路边发生了伏击事件，听说村庄被攻击，听说部落头人和官员被杀。
这时马赫什说的一席话让我印象深刻。他的衣着打扮总是那么一丝不苟，他总是那么养尊处优，为他可爱的妻子着迷不已，真是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番话来。
马赫什告诉我：“你能怎么办？你生活在这里，你还问这个问题？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呗。只能继续下去。”
小镇上有军队驻扎进来了。这些军人来自于一个武士部落。他们原来伺候这一带的阿拉伯人，帮他们找奴隶。后来经过几次血腥叛乱，转投殖民政府门下当兵。所以，小镇的治安管理仍旧照搬原来的套路。
不过现在不需要奴隶了，而且在殖民时代结束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枪支，每个部落都可能成为武士部落。所以这支军队行事谨慎。街上有时会出现一卡车一卡车的士兵，但这些士兵都不露出自己的武器。他们有时也在营房附近练练步伐。他们的营房也就是我那老乡建的宫殿，楼上楼下的走道被隔成几块，晾着女人的衣服（军人制服的洗涤被一个希腊人承包了）。仅此而已。这些军人都不张扬，也不敢张扬。他们周围都是过去的敌人，是他们原来猎捕的对象。他们定期领军饷，日子过得还不错，不过军备很短缺。这个国家刚换总统，新总统是军人出身。他用这种方式辖制国家，控制桀骜不驯的军人。
就这样，镇上的人们勉强相安无事。这些军人待遇不错，而且已经被驯化，和他们做做生意还是挺不错的。士兵们也舍得花钱，他们买家具，也喜欢地毯——这是跟阿拉伯人学的。不过现在镇上的平衡局面受到威胁了。军队真的要去打仗。把现代武器交给这些人，下命令让他们去杀人，他们会不会像各自为政的独立运动时期一样，变得如同他们猎捕奴隶的祖先，成群结队地四处烧杀抢掠？谁都不知道。
千万不要这样。我在这场战争中是中立的，两方我都怕。我不想看到军队失控的局面。我也不想小镇毁在本地人手里，尽管我对他们抱有同情。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赢，只希望回到过去的平衡局面。
有天晚上，我预感战争近了。半夜醒来，我听到了远处的卡车声。可能是任何一方的卡车，甚至有可能是道莱特的运货车，从遥远的东海岸过来。我在想：“这是战争的声音。”听着机器发出的不间断的、刺耳的声音，我想到了枪。我在想这些枪会被用来对付疯狂的、食不果腹的村民——他们的衣服已经破得不成样子，黑乎乎的，和灰烬一个颜色。不过这都是半夜惊醒时的焦虑。过了一会儿，我又睡着了。
早上梅迪送咖啡来的时候说：“士兵们跑回去了。他们往大桥方向走。一到桥上，他们的枪就开始弯曲。”
“梅迪！”
“我正在跟你讲呢，恩主。”
糟了。部队要是真撤退就糟了。我不希望这支部队撤退。如果不是真的，那也够糟糕的。梅迪说的传闻是从本地人那里听来的。他说部队的枪变弯了，这就意味着反抗者——也就是那些衣衫褴褛的人——听信谣传，认为自己有森林和大河上各种阴魂护佑，刀枪不入。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镇上的人立刻就会揭竿而起。
够糟的，不过我也没什么办法。商店的存货——根本没办法保护。我还有其他什么值钱的东西？还有两三公斤黄金，是我在各次小交易中挣下的。还有我的证件——出生证、英国护照等等。还有照相机，我以前给费迪南看过，后来再也不用它来吸引人了。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放进一口木箱子里。我还把父亲托梅迪带来的圣地贴画放了进去。另外我也让梅迪把他的护照和钱放进箱子。梅迪恢复了在我们家做奴隶时的样子，慌慌张张，在这种节骨眼上还为了面子处处跟我学。看我把东西放到箱子里，他也照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里塞，我不得不叫他停手。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箱子埋了下去。那个坑就在楼梯下面，红土中没有石头，很好挖。
其时天色尚早。我们的后院荒凉乏味：早晨的阳光洒下来，院子里飘着邻居家的鸡的气味，地上是红色的尘土和死去的叶子，晨光中，树影斜斜地横在地上。这些树我在海岸的时候就很熟悉。一切都这么平淡无奇，我在想：“这样做真蠢！”过了一会儿，我又想：“我不该这样做！梅迪现在知道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在那口箱子里。我现在只能听他摆布了。”
我们离开家，到商店开门营业。我得继续下去。早上第一个钟头，我们做成了一笔小生意。但紧接着，集市广场的人都走了，小镇陷入沉寂。阳光耀眼而炽烈，我盯着不断缩短的树影，以及广场周围的商铺和房屋。
我想我有时能听到急流的声音。那是河湾处永远不息的声音，若是平时，这里根本听不到。现在，那声音随风飘来，忽有忽无。中午，我们关门去吃饭，我开着车穿过街道，四处一片寂静，只有强烈的阳光下金光点点的河流还有一点儿生气。河上没有独木舟，只有一堆一堆的水葫芦，从南部漂过来，又向西部漂去。水葫芦的花茎粗粗的，宛若桅杆。
那天中午，我在那对亚洲夫妇家中吃饭。他们原来是做运输生意的，独立运动爆发后，生意立刻停了，家里其他人全部离开了。我和这对夫妇每周一起吃两次饭，但一直以来，他们家毫无变化。这对夫妇几乎从来没什么新消息，我们之间也仍然没多少话可说。他们的房子简陋得像农舍，坐在走道上看，院子里仍旧停放着运输公司留下的那些日益发霉生锈的汽车。这要是我自己的生意，我会觉得这幅场景有碍心情。不过老夫妇俩好像并不介意，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很多。他们好像觉得把日子挨过去就够了。和我们家上一辈的人一样，他们觉得自己完成了宗教和家庭规定的传统义务，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够了，圆满了。
过去在海岸的时候，每当在我们群体中看到像他们这样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的人，我就会感到悲哀。我总想让他们觉醒，让他们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但现在能和这对安详的老人待在一起，我感到心情十分平和。在这样的一天，如果能一直待在这里多好啊。真希望能回到童年，生活在睿智的长者的庇护之下，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一切！
日子顺当的时候，谁会需要哲学和信仰？日子顺当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应付。只有在不顺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借助外力。说到借助外力，非洲人是最擅长的。非洲人掀起了这场战争，他们会因战争吃尽苦头，他们面临的苦难无人能比。但他们能够应付。不管穿得多么破烂，他们都有自己的部落和村庄，这是完全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至少可以逃回他们隐秘的世界，消失在其中，以前他们就这样干过。即便他们遭到巨大的不幸，在临死的时候，他们心里还是踏实的，因为他们知道祖先在上面看着，祖先赞许他们所做的一切。
但费迪南做不到。他血缘混杂，和我一样，在这个镇上也是个陌生人。下午，他来到我的公寓，看上去非常疯狂，几近歇斯底里，充满了非洲人对陌生的非洲人的恐惧。
学校已经停课，目的是保证师生安全。费迪南觉得学校很不安全，他认为镇上一旦发生叛乱，头一个攻打的就是学校。他摆脱了原先装出的种种角色和姿态。他原来一直大模大样地穿着运动校服，显示自己是非洲的新一代，现在觉得这衣服危险，会彰显出他的与众不同，于是给扔掉了；下身的白短裤也换成了卡其布长裤。他语无伦次地说要回南部，回到他父亲那边去。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这不可能。不要说去南部，就是沿着大河送他回他母亲的村里都不可能。
这孩子已经老大不小，可以说是个大人了，这时竟然抽抽搭搭：“我又没想到这里来。我谁都不认识。是我妈妈要我来的。我没想到这镇上来，也没想来上学。她为什么要送我来读书啊？”
这种时候，我和梅迪都觉得安慰别人本身就是一种安慰。我们决定让费迪南住进梅迪的房间。我们给他收拾了一些铺盖出来。见我们这么关心他，他平静下来。天还没黑，我们就早早吃了饭。吃饭的时候费迪南一言不发。回各自房间后，他和梅迪聊了起来。
我听见梅迪在说：“他们到了桥上，所有卡车都停住了，他们的枪也弯了。”
梅迪嗓门很高，声音很兴奋。他早上告诉我的时候可不是这种声音。现在他的腔调和本地非洲人一样，他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到了早上，商店外面的集市广场毫无生气。小镇仍然空空荡荡。流浪的，露宿的，似乎全都躲起来了。
中午我到马赫什和舒芭家吃饭，发现他们的高级地毯不见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上好的玻璃器皿和银器，以及水晶玻璃的裸女塑像。舒芭看上去很紧张，特别是眼睛周围。马赫什更紧张，最让他感到紧张的是舒芭。我们吃饭的时候，情绪一直随着舒芭的情绪起伏。今天她好像要为她准备的饭菜而惩罚我们。我们吃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舒芭用疲惫的眼神低头看着桌子，马赫什则不断地看向她。
舒芭最后终于开口了：“我这一周本应在家。我父亲病了。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萨林姆？我应该和他在一起，而且今天是他生日。”
马赫什的目光在桌子上方飘来飘去。他又说了那段我曾觉得很聪明的话，不过效果大打折扣：“我们应该继续下去。一切都会好的。新总统又不是傻瓜，他不会像前任那样，躲在家里什么都不管。”
舒芭插话了：“继续下去？继续下去？我一直就是这样过的。我一辈子都是这样过的。我在这些非洲人中间就是这样过的。萨林姆，你说这能叫日子吗？”
她看着盘子，并没有抬眼看我。我也没开口。
舒芭又说了：“萨林姆，我这辈子都荒废了。你想象不出我这辈子是怎么荒废掉的。你不知道我待在这里多么担惊受怕。你不知道我听说你来的时候有多恐惧，你不知道我一听说镇上来了陌生人有多害怕。你知道，我不得不害怕所有人。”她的眼睛抽搐了一下。她停住不吃了，用指尖按住颧骨，好像要把神经的疼痛挤压走。“我是富足人家出来的，我们家挺富裕。这你也知道。家里人给我安排好了一切，可我遇到了马赫什。他那时开了一家摩托车店。当时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我和他刚认识就上床了。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家庭，是什么样的风俗，所以我想你也知道我做出这种事有多糟糕！不过糟糕的还不止这些。自从这件事以后，我们就不想和任何人交往。这也是我命苦！你怎么不吃啊，萨林姆？吃啊，吃啊，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呢。”
马赫什的嘴唇紧张地闭起来，看上去有点儿傻。听到责怪的话中含有表扬的意思，两眼又开始熠熠发亮。他和舒芭已经共同生活快十年了。
“我的家人把马赫什毒打了一顿。不过这更坚定了我的决心。我的哥哥弟弟扬言要泼硫酸毁我的容貌。他们可是说到做到的。他们还扬言要杀马赫什。所以我们躲这儿来了。我每天都在防着我的兄弟们来。到现在还是。我在等待他们。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有些事是开不得玩笑的。后来，萨林姆，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马赫什说我天天防着兄弟们其实很傻。他说：‘你的哥哥弟弟不会自己大老远跑这儿来。他们会派别人。’”
马赫什插了一句：“我那是开玩笑。”
“不，那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天知道他们会派什么人过来，任何人都有可能。不一定非得是亚洲人。有可能是比利时人、希腊人，或者其他欧洲人。也可能是非洲人。我怎么搞得清？”
吃饭的时候就舒芭一个人在说，马赫什没有打断她，似乎他以前应付过这种局面。饭后，我们一起进城，马赫什说他不想把车开过去，于是上了我的车。刚离开舒芭，他的紧张就一扫而空。舒芭说了这么多他们之间的事，可他一点儿没有感到难堪，也没作评论。
我们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前行驶，马赫什开口了：“舒芭夸张了。事情没有她想的那么糟。新总统可不是傻瓜。汽船今天早晨还开过来了，里面都是白人。你不知道？你要是到凡·德尔·魏登旅馆那里，就会看到一些白人。新总统出身不好，好像是女仆生的。不过他会把局面收拾起来的！他会利用眼下的机会，好好修理修理这个国家，让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凡·德尔·魏登看看，你就会知道独立后是什么情形了。”
马赫什说得没错。汽船确实开过来了，车子驶过码头时我向那边瞧了一眼，果然看到船停在那里。船来的时候并没有鸣笛，我也没有注意，所以根本不知道它开来了。这艘汽船甲板低，平底，几乎被海关的小屋挡住，只有船尾的船舱上层的顶盖露在外面。我把车停在马赫什的商店外，正对着凡·德尔·魏登。我看到一些军车，还有一些被临时征用的民用卡车和出租车。
马赫什说：“非洲人记性不好，这是好事。你去看看是谁来阻止他们自杀。”
凡·德尔·魏登是一幢现代化的楼房，高四层，水泥结构，线条笔直，是在独立之前的经济繁荣时期建起来的。尽管历经沧桑，仍勉强维持着现代旅馆的模样。沿人行道装了很多扇玻璃门，接待大厅铺着嵌花地板。里面有电梯，不过时常出故障。接待处仍放着独立前的航班广告，还有一个“客满”的牌子，从来没有撤走过，但事实上这家旅馆已经有些年没有客满过了。
我原以为大厅里会有很多人，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可进去一看，发觉比平时还冷清，甚至可以说是悄无声息。不过旅馆还是有客人的：在贴花地板上放着二三十只箱子，都贴着一样的蓝色标签，上面写着“黑兹尔旅行社”。电梯今天坏了，只有一个服务员在值班。那是个矮小的老人，穿着殖民时代仆役的服装：卡其布短裤，短袖衬衫，外面罩着宽大而粗糙的围裙。老人沿着电梯旁的水磨石楼梯独自一人把箱子一个个往上搬。他的顶头上司是个腆着啤酒肚的非洲人。那人好像是河下游的人，平时总是站在接待处后面，什么也不干，只是拿根牙签剔牙，对谁都很粗鲁。不过今天他却站在箱子旁边，做出忙碌而又严肃的样子。
新来的客人有几个坐在院子里的露天酒吧里。院子里有几株绿色棕榈树和藤蔓植物，栽在水泥盆子里。水磨石地板从四面向中间倾斜，正中是栅栏状的地漏，那里总是发出一股下水道的气味，一下雨更是难闻。现在气味还不算太糟：空气干燥而闷热，阳光投射到一面墙上，形成三角形的一块亮斑——白人们就坐在这样的环境里，吃着旅馆的三明治，喝着淡啤。
这群人穿着平民服装，不过他们走到哪里都会显眼。平常酒吧的顾客中总有一些看上去没什么力气的人，而且年龄参差不齐。而这些白人个个体魄强健，里面也有几个灰白头发的，不过看起来不超过四十岁，说他们是运动员也有人信。这些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拨，其中一拨看上去粗野一些，有些吵闹，有几个穿着鲜艳的衣服。还有两三个年轻人假装喝醉了，正在插科打诨，逗大家发笑。另外一拨人严肃一些，脸上修得很光净，看上去受过更好的教育，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乍一看，两拨人好像是碰巧在酒吧遇上了，彼此毫不相干，但仔细一看，你会发现他们都蹬着一模一样的沉重的黄褐色马靴。
凡·德尔·魏登旅馆的服务员平时总是没精打采的。年长一些的坐在板凳上什么也不干，只等着人家来给小费。他们大多长着一张瘪瘪的苦瓜脸，穿着短裤，围着宽大的围裙，就像跟班的穿的制服。有时候没事做，他们就把手缩到围裙下，看起来就像是在理发的人。年轻一些的是独立后长大的年轻人，穿着自己的衣服，在柜台后面叽叽喳喳地聊天，好像自己是客人一样。不过现在这些服务员都很警觉，都在忙乎。
我要了一杯咖啡，很快就上来了，速度之快简直是破天荒！给我上咖啡的是个身材矮小的老人。我不止一次想过，在殖民时期，这家旅馆挑服务员是不是看谁更瘦小，更好摆弄。怪不得此地过去出了那么多奴隶：选来做奴隶的人体格都很差，除了生育下一代的能力，其他各方面都只能算半个人。
咖啡上得很快，还有装在不锈钢壶里的牛奶，是奶粉冲的，量很少，而且好像不新鲜。我把牛奶壶举了起来，还没张口老服务员就看见了，吓得面如土色。见他吓成这样，我只好把壶放下来，无奈地啜饮着苦涩的清咖啡。
酒吧里的人来者不善。他们——或者他们的同伴——可能已经展开行动了。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寻常角色，知道我是来看他们长什么样子的，也知道服务员害怕他们。今天早晨，旅馆的服务员还在说森林里的人如何如何刀枪不入。别看这些服务员身材矮小，一旦小镇上掀起叛乱，他们指不定会用那瘦小的手干出什么事来！这还没多久，他们就沦落到这么可怜的地步了。我们该为此感到庆幸，但同时又有些同情他们。这就是这个地方给你的印象：你永远不会知道应该怎样去思考，怎样去感受。要么感到恐惧，要么感到羞耻，别无其他。
我回到商店。日子还得继续下去，这样还能打发时光。凤凰树长出了新叶，毛茸茸的，嫩绿嫩绿的。日头在移动，人影树影斜斜地横过红色的街道。换成别的日子，一到这时候我就会想着回家喝茶，或者到希腊俱乐部打壁球，然后找家简陋的酒吧去喝冷饮，坐在金属桌子边上，看着黄昏的光线慢慢暗下去。
快四点的时候，商店正要打烊，梅迪突然跑来了：“白人今天早晨来了。有的去了军营，有的去了水电。”他说的水电是指水力发电厂，离小镇有几英里路，在我们的上游。“他们到军营后，头一件事就是把岩义上校给毙了。是总统下令让枪毙的。他可是说到做到，这个新总统！岩义上校正跑出来迎接他们呢，他们没等他开口，就一枪给毙了，当着男女老少的面给毙了！还有依颜达中士，他还在我们这儿买过一卷苹果花纹的窗帘布呢，也让他们给毙了，还有其他几个当兵的。”
这个依颜达我还记得。总是穿着一身浆得笔挺的制服，脸四四方方的，小眼睛，总是笑眯眯的，眼神挺狡诈。我还记得他当时用手掌摩挲着印着大红苹果花纹的布，记得他掏出一卷票子付账的样子，别看他神气活现地掏钱，其实那东西不值几块钱。窗帘布！听说他被处决，当地人肯定都很开心。这并不是因为依颜达是坏人，怪就怪他来自猎捕奴隶的部落，就好像军队里其他人一样，比如他的上校。
总统把恐惧带到了镇上，带到了这个地区。他明着是吓唬军队，暗里是吓唬本地老百姓，在杀鸡给猴看呢。处决军人的消息会不胫而走，老百姓会更加困惑，更加紧张。他们会跟我一样，第一次觉得独立后首都还是有管事的人，感觉到人人有份的独立已经到头了。
我能从梅迪身上看到变化。他不断带回糟糕的消息。但他比早上要平静一些，也让费迪南平静了些。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开始听到枪声。要在早晨，大家肯定都慌作一团。可现在我们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枪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远不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雷声响亮。不过，这陌生的声音让镇上的狗惊惶不安，它们此起彼伏地叫起来，有时把枪声都盖住了。出门来到楼梯平台上，只看到黄昏的阳光、树和炊烟。
日落后四周一片漆黑。停电了。可能是机器坏了，可能是线路被人故意掐了，也可能是发电站被叛军占领了。但现在没有电也不是坏事，说明至少今天晚上不会发生暴乱。这里的人不喜欢天黑，有的人甚至要在屋子里点着灯才能入睡。不过我、梅迪和费迪南都不相信发电站被叛军占领了。我们信任总统派来的白人。早晨我们还看不清局势，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我坐在客厅里，就着油灯看旧杂志。梅迪和费迪南在他们的房间里说话。他们的声音和白天或者有电时不一样。两人的嗓音都压得低低的，带着沉思的意味，沉稳老成，像是两个老人在谈话。我来到走道上，发现他们的门是开着的，梅迪穿着背心和衬裤坐在床上，费迪南也穿着背心和衬裤，躺在地铺上，一只脚翘得高高的，抵在墙上。在油灯摇曳的灯光下，他们看起来像是躺在某间窝棚里面。两个人悠闲地聊着，慢声细语，不时停顿或沉默，同他们的姿势十分相配。这些天来，他们头一次这么放松。他们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所以竟聊起危险、战争和军队这些事了。
梅迪说他早上看到白人了。
费迪南回答说：“南部有许多白人，那里的打仗才叫打仗呢。”
“今天早晨你真该见识一下。他们直接冲到营房，拿枪指着所有人。我从来没见过当兵的这样。”
费迪南说：“我第一次见到当兵的那会儿还很小。那时欧洲人刚走，我住在妈妈的村里，还没有去我父亲那里。这些当兵的跑到村里来，也没个领头的，什么坏事都敢干。”
“他们有枪吗？”
“那还用说？当然有了。他们四处搜白人，搜到了就杀。他们说我们把白人给藏起来了，但我看他们纯粹是找麻烦。后来我妈妈走过去和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就走了。只带走了几个妇女。”
“你妈妈和他们说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看她把这些人吓住了。我妈妈会魔法。”
梅迪说：“我们海岸那边有个人，和你说的有些像。那人好像是从这一带过去的，他让人对阿拉伯人动手，见阿拉伯人就杀，从集市上杀起。我当时就在现场。你真该见识一下，费迪南。那些胳膊和大腿扔得满街都是。”
“他干吗要杀阿拉伯人？”
“他说他是在执行非洲之神的命令。”
这话梅迪倒没和我说过。或许他觉得这并不重要，或许他是给吓坏了。不过他并没有忘记。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我想费迪南可能在思考他刚听到的话。他们再次开口时把话题扯开了。
枪声继续传来。不过还是在远处。是总统派来的白人在开枪，好像是在承诺秩序和稳定。很奇怪，枪声竟让人感到安慰，让人有一种深夜听雨的感觉。一切外部未知世界的威胁都被遏制住了。焦虑散尽，坐在客厅里，看着油灯的灯影摇曳，电灯光永远造不出那种阴影来。费迪南和梅迪用闲适而又老成的声音聊着天，把自己的小屋变成了温暖的小窝。这样的情景，确实让人感到慰藉。感觉像被送到了隐蔽的森林村庄，送到沉沉夜色下的小屋，隐蔽而又安全——外界的一切像被一条施了魔法的线挡在外边。和印度老夫妇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想过，现在我又开始想，要是这一切是真的该多好啊。真希望一觉醒来，世界缩回到了我们熟悉而放心的小天地！
第二天一早，战斗机开过来了。听到声音，刚想出去看，它已经冲到头顶上方了，飞得很低，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让你感觉无法把持自己的身体，所有的感官似乎都关闭了。有架喷气式战斗机飞得低低的，你能看清楚机身下面是一个银色的三角形，这是杀人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它飞走了，很快就远得几乎看不见了。阳光越来越烈，把远去的飞机照得雪亮。后来战斗机又回来了几次，其中一架就像一只凶狠的大鸟，盘旋在天空中，不肯轻易离开。接着，它又飞到丛林上方，最后终于爬升到高处，远远地投下炸弹，炸弹当即在丛林里炸开，声音一如我们熟悉的雷声。
一周内，战斗机来了好几次，是同一架。每次都低低地飞到小镇上方，然后飞到丛林上方，随机扔下一些炸弹。不过战争第一天就打完了，而军队一个月后才从丛林回来，整整过了两个月，凡·德尔·魏登旅馆的新客人才陆续离开。
一开始，也就是白人到来之前，我还认为自己是中立的。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赢，军队或者叛军。实际的结果却是两败俱伤。
来自那个著名的武士部落的士兵有很多被杀。后来，更多士兵丢掉枪支，丢掉浆得笔挺的军装，抛弃了他们花了不少钱装修的营房。总统在遥远的首都重组了军队。镇上的军人来自不同的部落或地区，成分比以前复杂多了。武士部落的人手无寸铁地被丢到镇上。营房那一带的景象让人毛骨悚然，有女人在通往森林的路上哭，一会儿捧起自己的大肚子，一会儿又放手让它重重地垂下来。一个鼎鼎大名的部落，就这样落入过去的猎物之手：好像是大自然在冥冥之中把森林里的古老法则颠倒了。
那些面黄肌瘦的叛乱者不久又在镇上出现了，看起来比原来更饥饿，更落魄，黑乎乎的破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就在几个星期前，这伙人还觉得自己有神力相助，以为敌人的枪管会弯掉，打出来的子弹都会掉到水里。他们一个个面容憔悴，脸上带着怨恨，有一阵子他们独来独往，好像有些癫狂。他们曾想毁灭这个小镇，但又需要它。正如马赫什所说，人们把他们从自杀边缘拽了回来。他们意识到有人在远方掌控着这里的一切，于是恢复了以往的顺服。
从抵达镇上的头一天到现在，我第一次发现凡·德尔·魏登旅馆出现了一些生机。汽船不仅给总统的白人士兵送来物资补给，也带来了很多女人。这些女人是河下游的，一个个体态丰满，浓妆艳抹。我们这里划独木舟的、扛货的女人往她们身边一站，简直就是皮包骨的小孩。
后来我们终于获准开车到大坝和水电站去。那里临近两军交战的地方。水电站的设备毫无损坏，不过一家开张不久的夜总会已经不在了。夜总会老板原来是南部葡萄牙占领区的人，为了躲避征兵，逃到我们这里来，开了这家夜总会。这儿环境非常优美，夜总会坐落在悬崖上，前面的大河一览无余。这里是我们刚刚开始习惯的好去处：周围的树上总是挂着五颜六色的小灯泡，我们悠闲地坐在这里，一边喝着低度葡萄牙白葡萄酒，一边欣赏着大峡谷和打着灯光的大坝，简直是种奢侈的享受，让我们感觉自己很有品位。不过打仗的时候，叛军占领了夜总会，将它洗劫一空。夜总会的主要建筑十分朴素，没什么特别的：水泥墙围在四周，舞池是露天的，边上有个酒吧间。那四堵墙仍在，但很多地方有火燎的痕迹，可见他们曾想连这水泥墙一起烧了。所有装置都被毁坏了。叛军的怒火好像是冲着一切不属于非洲森林的东西，如金属、机械、电线等等。
其他地方也能看到这种愤怒的印记。前一次战争结束后，联合国某机构曾把水电站和大坝上面的堤道修好，离大坝有段距离的地方竖立了一座金字塔形石碑，碑上有块铭牌，记载着联合国修坝一事。铭牌好像被用沉重的金属物件砸得走了形，上面的字母也被人一个个锉掉了。堤道一端本来有些铸铁的路灯柱子，都是从欧洲运来的，竖在这里作为装饰。代表新势力的地方装一些老式路灯，主意不错。可惜这些柱子也被砸得面目全非。灯柱都是十九世纪的巴黎工匠制造的，上面还刻着他们的姓名，这些姓名也无一幸免——凡是有字的地方都被人锉掉了。
让人忘不掉的是这种愤怒——那些头脑简单的人见着金属的东西就想用自己的手毁掉！刚刚停火没几周，随着村里的人又跑回到镇上，饥肠辘辘，四处觅食，这些事已经显得非常遥远，难以想象了！
恢复和平后没几天，惠斯曼斯神父再次出游，结果被人杀害。他的死本来不会有人知道，凶手随便把他埋到丛林里的某个地方就行了，谁也不会找到。不过杀害他的人故意要把事情抖出来。他们把遗体放入独木舟，独木舟沿着大河漂游，最后被水葫芦缠住，停在了河岸边。尸体上面满是残害的痕迹，头颅被人砍断，还钉上了钉子。大家一切从简，很快把遗体掩埋了。
太可怕了。他这一死，让人觉得他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那么渊博的学识就这样随他入土了。对我来说，可贵的不只是他的知识，还有他的人生态度，他对非洲的热爱，他对森林信仰的感情。他一死，我觉得整个世界也死了一小块。
我敬佩神父的纯洁，但现在我不禁怀疑这纯洁到头来究竟有没有价值。面对如此可怖的死亡，我们怎能不去怀疑一切呢？不过我们终归是人，不管周围有多少死亡，我们总还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不能带着怀疑的心态长久生活下去。所以，这一阵怀疑的情绪过去之后，我开始感觉到神父的一辈子过得比我们大部分人都好——在内心深处，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这一点我从不怀疑。神父对自己的文明的看法让他过着一种独特的全心投入的生活，激发他去寻找，去探索。我们看到的只有丛林，而他却发现了人性的丰富饱满。不过，他对自己的文明的看法和他的虚荣相似。他过分沉迷于研究大河边各民族的融合，为此付出了代价。
神父是怎么死的，没有什么像样的说法。但他的尸体放在独木舟里，在河道上漂流，肯定被很多人看到了。公立中学里人们议论纷纷。虽然镇上大多数人对神父知之甚少，但大家都知道他热爱非洲。学校的男孩们有的感到难堪和羞耻，有的却火药味十足。费迪南属于后者。他已经从前一阵的惊吓中恢复过来，也不再想着回母亲的村庄了。他对神父之死的态度我一点儿也不奇怪。
费迪南说：“博物馆是欧洲人的玩意儿。那和非洲之神犯冲。我们各家的屋子里都有这些面具，我们都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们不必到惠斯曼斯的博物馆去。”
“非洲之神”——这话是梅迪说的，而梅迪是从海岸那边反抗阿拉伯人的暴动的领袖那里听来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是那个从水电站传来枪声的夜晚，那晚我们感到自己平安了。不过这个说法暴露出费迪南内心的一些东西。住在我家的那些天，费迪南经历了一场危机。自此之后，他进入了一个新的角色。这个角色很适合他，而且更合理。他不再想扮成某个特殊种类的非洲人。他就是个非洲人，愿意认同自己性格的各个方面。
这种新角色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些。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有礼貌，他变得嚣张而怪异，背后是隐秘的紧张。他尽量不到我家里或者店里来。这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在经历了叛乱的巨大惊吓之后，他想向我表明，没有我他也照样活得好好的。但后来有一天，他托梅迪捎来一封信，打动了我。信写在从练习本里撕下来的一张印有线条的纸上，没装在信封里，而是折了几折，折得小小的，紧紧的，展开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字写得很大：“萨林姆！那个时候，是你把我带回家，把我当成自家人一样。F.”
这就是他的感谢信。把他带回家和自己一起住，这种善意对一个非洲人来说非比寻常，值得感谢。但他又不想显得自己好像是在巴结或者示弱，所以故意弄得这么粗糙——没有信封，带线条的信纸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字写得大而潦草，信里不明确表示感谢，以“萨林姆”而不是“亲爱的萨林姆”称呼我，以“F”而不是“费迪南”落款。
我觉得这封信既好笑又动人。不过整件事有点讽刺。费迪南难得表现出的这种柔情，却是我的一个小小举动所引发的。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出自特定背景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姿态。我来自海岸，我的家庭和我家的仆人生活得很近，可以说太近了，而这些仆人过去是奴隶，他们的祖先就是从我们现在所处的非洲土地上被掳走的。如果费迪南知晓这个背景，不知道他会多愤怒！不过，从这封信和他这个不卑不亢的新角色来看，作为一个男人，他已经成熟了很多。当初他的母亲扎贝思把他带到我店里来，请我照应他，想必心里盼的就是这种结果吧。
说起惠斯曼斯神父藏品的不只费迪南一人，其他人也开始议论了。神父在世的时候四处收集非洲的东西，大家都把他当成非洲的朋友。现在情况变了。大家觉得他收集这些东西是对非洲宗教的不敬，所以学校里谁也不敢接管这些藏品。也可能是因为别人都不具备神父那种学识和眼力吧。
学校有时会带访问者参观这些藏品。木刻还好，但由于枪支储藏室通风不佳，面具开始腐坏，味道比以前还要难闻。它们依旧躺在木条架子上，因为在腐坏，好像失去了神父教我去看的那种宗教魔力。没有了神父，这些面具只是一些奢侈的物件。
在接下来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镇上陆续来了很多客人，他们来自许多国家，有老师，有学生，有打着各种名号来帮忙的人，还有一些好像是刚发现非洲的人。这些人看到什么都表现得很惊喜，唯独对我们这些镇上的外国人不屑一顾。神父的收藏开始被人偷抢。镇上来了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这人好像比非洲人还要非洲人，比谁都要爱穿非洲衣服，比谁都喜欢跳非洲舞蹈。有一天，此人乘坐汽船突然离开。我们后来才发觉枪支储藏室的大部分藏品都被偷走了，和此人的行李一起被运到美国。他常说要开一个原始艺术的展览室，不用说，神父的藏品将成为展览室的核心展品。这些藏品！森林最丰饶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