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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和他的粉红房子

我怕“大脚”比佛,但更怕乔治,尽管“大脚”比佛是这条街上块头和力气最大的人。乔治长得又矮又胖,蓄着一撮灰色的小胡子,肚子特别大。他看上去不会伤害任何人,但总是自言自语,骂骂咧咧的,因而我从来也没想过对他友好。

他就像他家院子前拴着的那头驴,又灰又老,除了偶尔嘶叫一番外,就像哑巴一样。你会觉得乔治对身边的事情从不关心。说来也怪,我发觉没有人说乔治是疯子,可人人都说我挺喜欢的曼曼疯了。

乔治的房子也让我害怕。那是座破烂不堪的木屋,外面涂成了粉红色,马口铁做的屋顶上布满了黑锈。房子右边的那扇门总是开着,内墙从未粉刷过,日子久了便显得灰黑灰黑的。房间的一角有张很脏的床,另一角放着一张桌子和一个凳子,此外再没有别的家具。没有窗帘,没有壁画。就是鲍嘉的屋里还挂着张劳伦·白考尔的画像呢。

我简直不敢相信,乔治有妻子,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和波普一样,乔治也喜欢让妻子做家务和院子里的活儿。他家养了几头牛,为这我也恨乔治。因为牛棚里淌出的水弄得街上的阴沟臭气熏天,而我们在人行道上打板球时,球经常掉进沟里。博伊和埃罗尔就总故意把球放在臭水沟里沾湿,用来恶作剧。

乔治的妻子从来就不是个体面的人。在我心目中,她仅仅是乔治的妻子而已。我也一直以为,乔治的妻子几乎总在牛棚里面。

乔治经常开着家门,坐在外面的水泥台阶上,而他妻子则在忙碌。

乔治从未成为米格尔街上那帮人中的一员。他似乎并不在乎。他有妻子、女儿和儿子,他一个个地打他们。儿子伊莱亚斯长大后,乔治就更多地打女儿和妻子。他的打骂好像并没给做母亲的带来任何好处,她只是越长越瘦。可女儿多利却越打长得越欢。她一年比一年胖,一年比一年咯咯咯笑得厉害。儿子伊莱亚斯越变越严肃,但从没跟父亲顶过嘴。

哈特说:“伊莱亚斯那家伙心肠太好。”

一天鲍嘉当着众人的面说:“哼,乔治那老东西,我真恨不得狠狠揍他一顿。”

有几次,趁伊莱亚斯和大家在一起时,哈特对他说:“小子,我真为你难过,你为什么不治治那个老东西呢?”

伊莱亚斯总是说:“这是上帝的事情。”

那时伊莱亚斯只有十四岁左右。不过他生来就那个样子,为人严肃,而且有雄心大志。

自打乔治买了两条阿尔萨斯狼狗,并把它们拴在家门口水泥台阶下面的木桩上之后,我就更怕乔治了。

每天上午、下午我经过他家时,他总是对狗说:“扑过去。”

于是那两条狗便会又蹦又跳地狂吠起来。拴狗的绳子绷得紧紧的,我总担心狗再跳一下那绳子就会断了。同样有一条阿尔萨斯狼狗的哈特可从来不用狗来吓唬我。记得哈特曾对我说:“见到狗千万不要怕,大胆走,不要跑。”

所以,我每次走过乔治家时,宁愿提心吊胆多受点折磨,也不敢加快脚步。

我不知道乔治是就不喜欢我一个人呢,还是对大家都看不上。我从未和街上的伙伴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说自己怕叫唤的凶狗实在太丢面子。

好在没过多久,我就习惯了那两条狗。经过乔治家时,我也不会再被他的笑声吓倒。

一天,乔治站在人行道上,我走过去时听见他在咕哝。那天下午和第二天我又听他在咕哝。他在说:“马脸!”

有时说:“怎么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都长着副马脸。”

有时又说:“小屁股!”

还有:“怎么世界上有屁股这么小的人?”

当然,我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可过了一周左右,我再听乔治这么咕哝简直要掉眼泪了。

一天晚上,我们在人行道上打板球,博伊把球击进了希尔顿小姐家的院子里,球出了界,我们只好结束(我们以六比零赢了)。那天晚上我问伊莱亚斯:“你爸爸怎么老是跟我过不去?他为什么老是取笑我?”

哈特笑了,伊莱亚斯却一脸严肃。

哈特说:“都取笑你什么来着?”

我说:“那个胖老头笑话我是马脸。”其他的话我都说不出口。

哈特笑了起来。

伊莱亚斯说:“伙计,我爸这人爱开玩笑。但你得原谅他。他说什么就让他说去。他老了,活得不容易。他不像我们这些人受过教育,可他的心眼并不坏,和我们一样。”

他说话时一本正经,哈特没笑。以后每次经过乔治家时,我总告诫自己:“我应该原谅他。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后来,伊莱亚斯的妈妈死了。她的葬礼是米格尔街有史以来最寒酸、最可悲,也最孤独的葬礼。

那间空空的前屋在我眼里变得更加可怜,也更加可怕了。

奇怪的是我开始同情起乔治了。米格尔街上的那帮人在哈特家外进行了“验尸”。哈特说:“他打她打得确实太狠了。”

鲍嘉点了点头,然后用右手食指在人行道上画了一个圆圈。

爱德华说:“照我看是他杀了她。博伊告诉我,就在那女人死之前的那个晚上他还听见乔治毒打她呢。”

哈特说:“你们以为那帮医生和法官在这儿是干吗的?寻开心吗?”

“我发誓,”爱德华说,“这事绝对假不了。博伊绝不会在这种事上撒谎。那女人确实是被打死的。伦敦经得住这样的轰打,乔治的老婆可经不住。”

那帮人中没有一个为乔治说话。

博伊说的话完全出乎我对他的了解。他说:“多利真是可怜了。你们猜他还会打她吗?”

哈特聪明地说道:“我们等着瞧吧。”

伊莱亚斯退出了我们的圈子。

葬礼之后的头几天乔治一直很伤心。他喝了好多朗姆酒,在街上来回走,又是哭又是捶胸,到处请人宽恕他,求人可怜他这个命苦的鳏夫。

几周以后,他还是不停地饮酒,还是在街上跑来跑去,请求大家宽恕,搞得大家莫名其妙。“我儿子伊莱亚斯,”乔治总这么说,“我儿子伊莱亚斯原谅我了,他到底是个受过教育的孩子。”

一次他碰到哈特。哈特说:“你家的牛怎么样了?你给它们挤奶吗?喂它们吗?你现在也想宰了你的牛吧?”

乔治于是把牛全卖给了哈特。

“上帝会说这是趁火打劫,”哈特笑道,“我说这是一笔交易。”

爱德华说:“这对乔治有好处,他是在赎罪。”

“嗯,我也这么看,”哈特说,“我给他的钱足够他喝两个月的酒。”

有一周时间,乔治不在米格尔街。这期间我们见到多利的机会多了。她把前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又从邻居那儿讨来些鲜花摆在屋里。她咯咯咯的笑声也比以前多了。

街上有人(不是我)毒死了那两条阿尔萨斯狼狗。

我们都希望乔治是永远地走了。

可他却回来了,还是醉醺醺的。不过他不再哭了,也不那么绝望了。他还带了一个女人。那女人是个十足的印第安种,有点老,但看上去很结实,足够对付乔治的了。

“她好像也是个酒鬼。”哈特说。

那女人成了乔治家的新主人,多利只好再搬回到后屋空荡荡的牛棚里。

后来我们又听说了不少乔治打人的事,大家都说为多利和那个新来的女人难过。

我同情那个女人和多利。我真想不通这世上有谁愿意与乔治生活在一起。大约两周后的一天,波普对我说:“乔治的新老婆离开了他,你听说了吗?”我听后一点也不惊讶。

哈特说:“真不知道等我给的钱花光了,他会怎么样!”

我们很快看到了答案。

那座粉红房子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了人声鼎沸的场所。有许多女人进出,大声喧哗,对自己的穿着毫不在意。每次我经过那粉红房子,那些女人便朝我说下流话,有的还挤眉弄眼,邀我“进去乐乐”。除了这些不相识的女人外,还有许多坐着吉普车来的美国兵。米格尔街上充满了笑声和尖叫声。

哈特说:“乔治那家伙把这条街的名声都搞臭了。”

一时间,米格尔街好像属于那些陌生人了。就连哈特和其他小兄弟想在人行道上坐下来商谈点事情,都没法找到一块清静的地方。

可是鲍嘉却与那帮陌生人混得挺熟,一周里总有两三个晚上和他们在一起。他假装对看到的那些事很反感,可我不信,因为他总是跑回去。

“多利怎么样了?”有一天哈特问他。

“她工作了。”鲍嘉这意思是说她很好。

“我知道她工作了,”哈特说,“可她做什么工作呢?”

“噢,帮人扫地、做饭。”

“给所有人吗?”

“给所有人。”

伊莱亚斯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每次回到家就再也不出门。他在外面吃饭,眼下正准备参加什么重要的考试。他不再关心家庭,鲍嘉曾这么说过,或者应该说这么暗示过。

乔治仍然在酗酒;可他发财了,现在穿上了西服,还打上了领带。

哈特说:“他肯定挣了大钱,否则他拿什么去贿赂警察和那些人。”

然而,我最不理解的是那些陌生女人对待乔治的态度。她们好像很喜欢他,也很尊重他。而乔治对她们却并不温和。他还是那副样子。

一天他向大家宣布道:“多利现在没有妈妈了,我只能又当爹又当妈。我说现在该是多利嫁人成家的时候了。”

他选中了一个名叫“剃刀”雷泽的家伙。简直再也想不出比这更适合他的名字了。他长得矮小,又很瘦,光洁的嘴唇上蓄着一撮整齐坚硬的小胡子。他的裤子总是熨得笔挺,两条中缝线又直又清晰。据说他身上总带着一把刀子。

哈特不希望多利嫁给“剃刀”雷泽。“他是个危险人物,”他说,“没准什么时候就会在你背上捅一刀。”

但多利仍是咯咯地傻笑。

“剃刀”雷泽与多利在教堂举行了婚礼,然后回到粉红房子举办招待宴。女人们个个打扮入时,还来了许多美国兵和水手,喝酒笑闹,向乔治道喜。那些女人和美国人让多利和雷泽亲嘴,亲了一遍又一遍,女人们还在一旁起哄。多利仍是笑个不停。

哈特说:“你们知道吗,她不是在笑,是在哭呢。”

那天伊莱亚斯没在家。

女人和美国佬唱起了《甜蜜十六岁》和《时光流逝》。然后他们又让多利与雷泽亲嘴。有人喊道:“说话呀!”于是大家都笑了,跟着喊道:“说话呀!说话呀!”

雷泽任由多利站在一旁傻笑。

“说话呀!说话呀!”参加婚礼的客人们起哄。

多利笑得更厉害了。

这时乔治开口说道:“多利,你结婚了,没错。可你别以为自己长大了,我就不能把你放在大腿上揍你屁股了。”这句玩笑话引得客人们都乐了。

多利却突然止住了笑,愣愣地看着大家。

有那么一瞬间,大家都沉默了,虽然时间短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出。忽然一个醉醺醺的美国水手挥手嚷道:“乔治,你可以放这女孩做点更好的事嘛。”大家一听都大笑起来。

多利从院子的地面上抓起一把石子就要朝那水手扔去,可她突然停住了,哇地哭了出来。

接着是一阵笑声、欢呼声和叫声。

多利后来怎么样,我不得而知。爱德华说她住在大桑格雷。哈特说他曾见她在乔治街市场上卖东西。不管怎么说,她离开了米格尔街,永远地离开了。几个月后,那些女人开始消失了。停在乔治家门外的吉普车也比以前少了。

“你也该整顿整顿了。”哈特说。

鲍嘉点了点头。

哈特接着又说:“如今要在西班牙港找个好去处容易得很。乔治的问题就是太笨,成不了大器。”

哈特真是个预言家。六个月之内,粉红房子里就只剩下乔治一个人。那以后,我常看见他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不过他再也不看我了。他看上去又老又疲倦,神色悲伤。

不久他就死了。哈特和几个兄弟凑了点钱,我们把他葬在拉佩鲁斯公墓。伊莱亚斯也来参加了葬礼。 vmGkpLex26jpN6xtuq+t7tYVyq/LKHW3SHlunAQa1SA4vGXFSq+shC2GpdKzUg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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