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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的人生轨迹首次交汇于纽约第23大街的美术馆。那是1908年，林肯的诞辰日。尤金·迈耶（EugeneMeyer）32岁，不过只做了几年的生意，他却已经赚得了数百万美元。艾格尼丝·恩斯特（AgnesErnst）只有21岁，刚刚从巴纳德学院（Barnard）毕业，亭亭玉立。她是当年的《纽约太阳报》（ NewYork Sun ）的自由撰稿人，不仅经济独立，而且还能贴补家人。她对艺术颇感兴趣，也正因此缘由去参加了日本版画（JapanesePrints）展。对于那个年代的女子来说，她的趣味和工作全都不落凡俗。
父亲驾着斯坦利蒸汽汽车（StanleySteamer，最早的汽车之一）前往华尔街，路上遇到了一位平时不是很热络的熟人，埃德加·科勒。科勒看起来虚弱又沮丧，父亲不由心生怜意，所以决定送他一程。父亲表明自己会在日本版画展览场馆停车，科勒决定陪同他前往。
进入美术馆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两位正在往外走的朋友。两个人调侃这次展览说：“里面有一个女孩在参观展览，她比墙上的任何艺术品都更加漂亮。”进入场馆后，科勒和父亲立刻就注意到了那个女孩。她是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子，金发碧眼，看起来倔强、充满活力而又自信非常。我母亲始终记得她那天的装扮，因为她觉得这身“套装”影响了自己的命运。母亲身穿灰色花呢套装，戴着鹰羽装饰的松树皮帽，想必靓丽极了。父亲在见到她的那一刻，转身对科勒说，“这个将会是我要迎娶的女孩。”
“你是在开玩笑吗？”科勒问道。父亲回答说，“我一生之中还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科勒觉得他们以后可能不会再有遇到女孩的机会了，便怂恿我父亲前去搭讪。“不行，那样只会冒犯到她，把事情弄糟，”父亲回答。于是，两个男人约定，以后无论谁先碰到女孩，都要把她介绍给对方。
仅仅在一周后，科勒打电话给我父亲说，“猜猜发生了什么事？”“你遇到那个女孩了，”父亲脱口而出。“混蛋，让你猜中了，”科勒回答。母亲巴纳德学院的同学在家中举办聚会，聚会上有《风流寡妇》（ The Merry Widow ）的业余演出，母亲扮演丹尼洛伯爵（CountDanilo），而科勒也参加了这次聚会。表演结束后，母亲卸去了戏装，科勒认出她就是美术展上的那个女孩。他向母亲做自我介绍，并告诉母亲他与我父亲间的约定，还为他们三个人安排了一顿午餐。
科勒履行了诺言，让我父亲和母亲认识了彼此。1910年，林肯的诞辰日，距离父亲在美术馆首次见到母亲整整两年后，他们结婚了。当我回顾生命的漫长过往，如果有什么东西自动浮现出来的话，那就是机遇和偶然对我们的命运的影响。因为正是这一连串的偶然，才有了后来的事情。
父亲来自显贵的犹太人家庭，家族的许多代人都生活于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我们家族出了许多拉比（rabbis，意为先生、夫子，犹太人对师长和有学识者的尊称──译者注）和民间领袖。我的高祖父雅各布·迈耶（Jacob Meyer）曾获得荣誉军团勋章，他其实是犹太公会（Sanhedrin）成员。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称犹太公会为犹太名人团体，这个团体与犹太人市民权利的确认有很大关系。
我的祖父名叫马克·尤金·迈耶（MarcEugeneMeyer），大家都叫他尤金。他于1842年出生在斯特拉斯堡，是曾祖父第二位太太的四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一个。曾祖父去世后，曾祖母身无分文。祖父14岁便辍学了，然后和兄弟姊妹一样外出工作以供养家庭。祖父先是为布卢姆两兄弟工作，他们在阿尔萨斯拥有一家店铺，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在密西西比州的唐纳森维尔还有一家店铺。两兄弟之一表示要前往美国，彼时，还很年轻的祖父决定一同前往。途经巴黎时，布卢姆将祖父介绍给了拉扎德兄弟公司（LazardFrères）的亚历山大·拉扎德（AlexandreLazard），后者又将祖父引见给了他们在旧金山的合伙人。1859年9月，祖父花费110美元，买下三等舱的船票，然后乘坐当时最快的明轮船（side-wheeler）离开欧洲来到纽约。接着，他乘坐蒸汽船自纽约到达巴拿马，又乘坐火车穿越地峡，最终搭乘蒸汽船抵达了旧金山。当时，旧金山只有五万人左右。祖父在那里待了两年时间，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在拍卖行工作，他还存下了一点小钱。1861年，祖父搬到了洛杉矶，因为拉扎德兄弟的表亲说他在那里的商店缺少店员。祖父曾经描述说，当时的洛杉矶只有三四千居民，且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城中有四座砖房，其余则是屋顶开裂的土坯房。没有铺砌好的街道，也没有下水道。饮用和灌溉水全部来自沟渠。接下来的22年里，祖父一直留在洛杉矶。
开始时，祖父担任店员和记账员，居住在杂货店的里屋。有时，他抱着枪睡在柜台上，以保护货物。祖父可靠稳重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因为当时没有银行，新结交的朋友开始将金钱交予他保管。不到三年的时间，祖父就成为了杂货店的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即无限责任合伙人──译者注），而杂货店的名号“巴黎城”（TheCityofParis）也愈发响亮。不到十年，祖父和他的兄弟康斯坦特就接管了这家店铺。他开始放贷，成为了一家银行的董事和洛杉矶社交俱乐部（LosAngelesSocialClub）的组织者，此外，身为治安委员会（VigilanceCommittee）的成员，他还帮助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祖父是城市供水系统的创始人，涉足房地产和矿业投资，并兼任法国领事代理人。1867年，他迎娶了16岁的哈丽特·纽马克（HarrietNewmark）。女方父亲是拉比，他亲自主持了婚礼。婚礼过后，新婚夫妇在新家中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其中就包括冰淇淋，对于洛杉矶人来说，这可是新鲜玩意儿。
我父亲生于1875年，全名为尤金·艾萨克·迈耶（EugeneIsaacMeyer），名字分别取自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他是家中的长子，前面有三个姐姐，罗莎莉、爱丽丝和弗洛伦斯。他后面还有四个弟弟妹妹：两个女孩露丝和艾琳，两个男孩沃尔特和最小的埃德加。祖母哈丽特并不如祖父那样健康，她长期体弱多病，也许是因为仅仅32岁便已经成为8个孩子的母亲，而当时的医疗水平又非常有限，或者是因为她多少患有抑郁症，还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正因此，父亲年幼时，比他大六岁的姐姐罗莎莉充当了母亲的角色。罗莎莉姑姑很早便离开学校，帮助抚养弟弟妹妹。
这些早年境遇帮助我理解了父亲的个性。据我所知，祖父非常严厉，而且并非特别慈爱，真正的母职人物是近乎同龄的温柔敏感的姐姐，但她却并没有准备好承担起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权威，在重压下变得不知所措。这些孩子不可能得到太多父母的关爱，因为父亲总是雄心勃勃，而真正的母亲又缺席不在。我父亲从来都不善于处理亲密的人际关系；感情存在于心，却无以言表。
1884年初，父亲随家人搬回旧金山，当时这座城市已经有22.5万人，相较于洛杉矶，它可以为庞大的迈耶家庭提供更好的教育与医疗设施。这里也要更加安全。我记得父亲讲述过他在洛杉矶的早年岁月，那时候所有人都随身携带手枪，且几乎每晚都会有人被枪杀。祖父也许对搬家之事非常满意，但尚且只是八岁小男孩的父亲很快就陷入困境。他孤僻而好斗，还被家人逼迫着穿一些看起来“不同凡常”的衣服──包括白色硬挺的阔翻领衬衣。学校里高年级男孩会把低年级男孩围在圈子中，让他们相互殴斗。直到有男孩鼻血横流时，殴斗才能结束，而那个流鼻血的可怜男孩，通常就是我父亲。为图自卫，父亲迫于无奈学习了一些格斗技巧，却一直因为举止粗鲁而受到祖父的严厉呵斥。这些遭际令父亲变得坚韧。为了让祖母远离旧金山的雾气，改善身体健康状况，父亲一家搬到了阿拉梅达，在那里，年少的尤金击败了当地的恶霸，这个人之前一直霸占操场。这场胜利的后续效应却并不美好，父亲成了学校和家庭中的捣蛋头目。他带领年幼的弟弟妹妹对抗管家，调皮捣蛋，戏弄女孩，尤其是骚扰可怜的罗莎莉姑姑。
阿拉梅达并没能让祖母的身体好转，并且，它太偏僻了，对祖父的生意并无太大帮助。很快地，全家人又搬回了旧金山。这是父亲第三次转学。在眼睛被棒球砸到后，父亲被禁止玩耍，理由是这会令祖母担心。橄榄球和在附近湖中划船同样遭到禁止。不过，他可以参加击剑课程，并向绅士吉姆·科比特（JimCorbett）学习拳击。科比特后来成了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然而，他为了宣传而将上课的照片刊登在了报纸上，于是，这些活动全都遭到了禁止。父亲在学校的日子仍旧艰难，他要忍受犹太鬼的蔑称，同样遭到羞辱的还有被称为意大利佬、爱尔兰佬和中国佬的同学。
这个家庭属于犹太教改革派（ReformedJewish），父亲接受了犹太史、希伯来语和宗教意义的教育，但当要行受诫礼（bar mitzvah，犹太教庆祝男子满十三周岁和进入犹太教团体的典礼──译者注）时，他拒绝了。在被要求宣称“全然信仰”（perfectfaith）时，父亲说，“我相信部分教义，但我并非对它们全都坚信无疑。”父亲从未有过明确的宗教信仰，但后来却参与了犹太教的慈善团体、事业以及国际事务。不过，他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并坚信自己的身份首先是美国公民。
父亲不爱上学，但读过很多书。他以班级第三名的成绩从初级中学毕业，祖父却责备他没能拿到第一名，因为祖父知道，这个男孩根本没有用功学习。后来，祖父越来越多地让父亲参与到商业会议、政治讨论和高级金融融资中，这激发了他真正的学习热情。
同我父亲一样，罗莎莉姑姑成长为了坚强并极具控制欲的人。她嫁给了西格蒙德·斯特恩，而她的大妹妹爱丽丝则嫁给了西格蒙德的弟弟，亚伯拉罕。斯特恩兄弟是李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外甥，后者在淘金热（GoldRush）高峰期来到旧金山，向矿工出售用于制作帐篷的厚重粗斜纹布。最终，这些粗斜纹布并没有做成帐篷，而是变成了带有铆钉的裤子，李维·斯特劳斯凭借这些裤子获得了大笔财富，“李维斯”（Levi's）这一品牌也风靡世界。斯特劳斯终生未婚，负责打理其生意的斯特恩兄弟继承了这家公司。后来，西格蒙德和罗莎莉姑姑又将这家公司交给了他们的女儿艾丽斯，及其丈夫沃尔特·哈斯，此后，这家公司一直掌握在他们家族手中。
现在，旧金山也成为父亲两位姐姐的家，她们在婚后建造了两座紧邻的大房子。然而，拉扎德兄弟公司给予了祖父合伙人身份，尽管全家人都不愿意离开旧金山，但祖父却觉得这次邀请是很好的机遇。1893年，全家人搬到了纽约。当时父亲17岁，刚刚完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第一学年的课程。第一次，父亲见识到了美国的辽阔和纽约的庞大。彼时，纽约有350万人口，囊括了各类奢侈的享乐和反差强烈的贫民窟。
父亲在拉扎德公司担任信使，一心盼望某天能够接替祖父在那里的职位。他临时抱佛脚参加耶鲁大学的入学考试，只有三周的准备时间和伯克利分校的普通推荐信，但他还是被录取了，并且此后的生活变得极度紧张起来。父亲只认识很少的人──他是来自西部的孤独犹太男孩──所以，他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并修读了许多额外课程，只是偶尔才去体育馆锻炼一下。毋庸置疑，这些既是为了弥补社交生活的缺失，又是源自他追求卓越的动力。父亲进入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并凭借额外学分跳过第三学年，最终只花费两年时间便大学毕业──在250人的班级中排名19。那时，他还不满20岁。
短暂回归拉扎德公司后，父亲去国外待了一年半，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的银行中实习。他首先来到巴黎，那里的实习工作没有报酬，但他获得了一枚漂亮的珍珠领带夹。在我早期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一直戴着那枚领带夹。因为直到21岁前始终没有抽烟，祖父奖励了父亲600美元，父亲开始用这些钱来投资。多年以后，父亲同我们这些孩子立下了相同的约定，但我相信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或者我们没有人能够做到21岁前不尝试抽烟。毫无疑问，对于我们而言，他许诺的1000美元的价值，远没有当时600美元在他心中的价值高。
父亲成年独立后的第一次锻炼，出现在从欧洲归来后。祖父培养他，当然希望他能够进入拉扎德公司。但父亲回来后发觉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年半的银行从业经验毫无用武之地。他的初始薪资是每周12美元，且增长缓慢。此外，他为其姐夫乔治·布鲁门塔尔工作，后者是个很难相处的人，自高自大且脾气火爆。父亲从未真正喜欢过这个姐夫。布鲁门塔尔是优秀的外汇交易银行家，后来成为了拉扎德公司在美国的主管，成功更胜以往。他的妻子是父亲最爱的姐姐弗洛伦斯（家里人都叫她弗洛里）。
我最初知道布鲁门塔尔一家人时，他们冬季生活在纽约，夏季居住在法国或者地中海的游艇上。在纽约，他们巨大而精心装饰的房子占据了半个街区，还设有室内游泳池。弗洛里每年从法国购买大量的服装，有时，她从顶楼取下箱子为前往巴黎收拾行李时，竟然会发现上次旅行带回的一箱子衣服尚未拆封。父亲曾经玩笑式地向乔治抱怨母亲在衣服方面的浪费，夸张地声称母亲几乎从不曾重复穿一件衣服。乔治转过头来，极其真诚地说道，“尤金，你从来没指望过你妻子同一件衣服穿两次吧？”
弗洛里拥有完美身材──一次圣诞节，他们没有寄卡片，而是寄送了她精致的脚和脚踝的石膏模型。弗洛里只有一个孩子，乔治不允许她给孩子喂奶，以免破坏她美丽的体型，但这个孩子很早便夭折了，为此她始终耿耿于怀。
可能是对乔治·布鲁门塔尔没有好感，也可能是天性喜好独来独往，父亲开始脱离祖父为其铺设好的道路。他在其他领域经历了许多的冒险和试错──曾经利用晚上时间攻读法律，但却感到厌烦。后来，父亲偶然读到一本书，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勒基（WilliamEdwardHartpoleLecky）著作的《人生地图》（ The Map of Life ），书中建议说，“人的一生应该被视作整体来规划，其中每一阶段都是下一阶段的序幕。”父亲依此制定了一项概略规划。前20年已经结束──它们可以被概括为“求学”。20至40岁间应该致力于成长和经历人生，这个过程中他将获得“才能”、婚姻和家庭。40至60岁是运用自身知识和经验的时期，而行事的前提就是“如果可能的话，献身于公共服务”，父亲写道。他将会在60岁退休，然后优雅地老去，并帮助年轻一代。
父亲环顾拉扎德的一切，甚至将目光放在了他父亲身上，此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自己人生规划的正确性。拉扎德的官僚作风已经药石罔效，老年人掌控一切，聪明的年轻人毫无出头的机会。巴黎的合伙人统治了这家公司。父亲和许多年轻女子约会，但其中只有一位是他真正动心的。这名女子便是艾琳·昂特迈耶，律师塞缪尔·昂特迈耶之女。我相信，这是他在遇到母亲前唯一真正经历的浪漫爱情。然而，当时在拉扎德，父亲每月只有200美元的薪水，他知道这点钱根本无法供养妻子，而我也相信，艾琳的父母有着同样的想法。
此时，由不抽烟而得来的金钱已经在投资中获得回报，父亲总共积攒下了5,000美元。通过投资铁路股票，这笔钱已经增值到了5万美元，然后向祖父摊牌，表明了离开拉扎德，独立创业的决心。这是剑拔弩张的一刻。祖父认为自己为父亲的前途操劳终生，而父亲的决定无疑是否认了他的努力。父亲进一步告诉祖父，他将会在证券交易所购买席位，祖父表示不会给予他任何帮助，但父亲声称，他已经攒够了必须的5万美元，可以自己做到这件事情。祖父说，“尤金，你这是在赌博。”这便是祖父对资本市场的看法。
离开拉扎德后，父亲迅速踏出第一步，但却遇到了麻烦：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一家投机商号──欺诈性的经纪人事务所。父亲发觉同事的本质后，立即离开了。这是一次重大挫折，但现在祖父开始支持父亲，表示想要给父亲投资的基金，并希望家族的其他成员也都去投资。甚至连布鲁门塔尔也参与了。
经历这次的不利开局后，父亲躲到棕榈滩反省过错，在那里，他制定了“商业拓展计划”。这份备忘录概述了一项简单却异常高尚的策略，包括与最优秀的人合作、购入熟悉的证券、持有它们以及保持建设性。这些思考引导他于1904年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尤金·迈耶公司（EugeneMeyerandCompany）。渐渐地，父亲开始在华尔街崭露头角，自己与合作方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等到1906年，父亲已经赚得数百万美元。刚开始，他要与知名大公司竞争，这其中必然会有诸多困难。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后，他渐渐认识了这些大公司的老板。我总是听父亲说，他最崇拜爱德华·亨利·哈里曼（E.H.Harriman）。哈里曼是埃夫里尔（Averell）的父亲，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在哈里曼、摩根（Morgan）以及其他大人物面前，我想父亲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和拘谨，而当这些人开始注意到他的作为时，他一定也颇觉得意。父亲曾援引他们其中一人的说法，“小心迈耶那个家伙，他会赚走所有的钱。”
父亲的投资哲学之一，就是深入研究上市公司──首先对其同类公司做详尽的经济分析。他一生之中的典型习惯，就是在做出决断前弄清事实真相。事实上，尤金·迈耶公司是全华尔街最早设立市场研究部的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愈发擅长分析经济趋势。他预见了市场的恐慌和剧烈波动，当推断出经济崩溃即将来临时，他便会及早抽身。尽管赚取了大笔财富，父亲仍旧勇于承担风险，有两次他都血本无归，至少以华尔街的标准来看是如此。
父亲对家人尽职尽责，始终如一，他庞大的财富允许他去改善祖父母的生活水平。整个迈耶家族关系紧密，且斗志昂扬。父亲与罗莎莉姑姑的关系尤其亲密。1906年，可怕的地震和火灾袭击了旧金山，整座城市与外部世界的电话通信被切断。父亲决定立刻动身前往那里，看看能帮上些什么忙。他往钱包里塞上3万美元，带着一个小手提箱和一把手枪，在纽约搭上火车出发了。
罗莎莉、爱丽丝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都安然无恙。他们和聘用的佣工共计28人，全都来到罗莎莉姑姑家中，躲避了两天。随着大火的临近，他们先是转移到卫戍地，接着跑到金门公园，后又搬到他们其中一人在费尔奥克斯租的夏日别墅。在那里，父亲找到了他们。父亲走近他们时，罗莎莉姑姑抬头望着他，说道，“尤金，我知道你会来的。”
父亲很早就喜欢上了收藏，他对丢勒（Dürer）和惠斯勒（Whistler）的蚀刻版画，美国作家的原稿第一版，以及林肯书信尤其感兴趣。父亲结识了雕塑师加特森·博格勒姆（GutzonBorglum），当时他正在创作林肯的头像，父亲主动请求买下它，并将它捐赠给了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答应了博格勒姆的请求，将雕塑陈列于国会大厦前，首先将其置于白宫展览。因此，父亲平生第一次来到华盛顿，并见到了罗斯福总统。他在写给罗莎莉姑姑的信中，极有洞见地指出，“罗斯福必须建立一套货币机制，以防止出现我们最近经历的恐慌。我希望自己能够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毫无疑问，即便我丢下公司业务，依循长期规划直接参与管理政府事务，这些问题也仍旧会存在。”
1908年2月，就是这个男人进入了美术馆：成功的商人，对艺术充满兴趣，原稿收藏家，怀揣着对公共经济问题的建设性思考。他非常富有，但却关注贫穷问题。他拥有高尚的价值观念，抱负远大，但也独来独往，是紧迫感十足的工作狂。他重视家庭，尽管与父亲和姐夫乔治·布鲁门塔尔关系复杂。他天性羞涩，但同时又脾气暴躁。在大学、华尔街和社会上，他必然曾因种种歧视而受到伤害，但他坚强、聪慧、能干、风趣且充满自信。
尤金·迈耶在美术馆见到的那个年轻女子热衷于先锋艺术，且自认为有些放荡不羁。她同样坚定而自信，但另一方面，她又完全以自我为中心。1887年，母亲在纽约出生，母亲的家族根源与父亲在某些方面相似，在另外一些方面又截然相反。这些差异促成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亲密关系。
就外祖父的家世而言，他们世代都在德国北部的汉诺威担任路德派神职人员，至少最近的那段时期都是如此，家人中也有不少败坏家族声誉之人。恩斯特家族的人英俊、天资聪慧、充满斗志，但不幸的是，他们往往酗酒成性。曾外祖父卡尔·恩斯特（KarlErnst）是汉诺威王朝末代君主的教士，1866年，汉诺威被普鲁士人征服后，他将七个儿子送出德国，以躲避兵役。七人中有六人来到美国，其中就包括我外祖父。来到纽约后，外祖父成为了律师，之后他说服前来旅游的露西·施密特（LucySchmidt）留下来嫁给自己。外祖母同样来自德国北部，她家族中的人大多数都是水手和商人，三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生活在不来梅附近的小村庄中。
母亲在当时还是小乡村社区的佩勒姆高地长大，就位于纽约市外，全家人搬到那里时她才3岁。母亲曾经描述过那里的氛围，在那里，她被教导得拘谨、朴素且充满家人的特质。她写道：
路德派父母有着古怪的执念──我们越是憎恶去做某事，做这件事就越有利于拯救我们的灵魂……我们食用摆放在面前的食物，却不能够抱怨，即使它令我们作呕。我痛恨缝纫课，但每周六的早晨，我都会被强制关在屋子中一个小时，去缝纫褶边……然而，我们生活中的真正磨难，还是每天早上都要浸的冷水浴，无论寒暑，父母认为这有利于塑造坚强的性格。
母亲完全习惯了这种沐浴礼的功效，直到结婚后才停止做这件事情。
直到母亲六七岁时，外祖父弗雷德里克（Frederick）才成为她生命中的重要角色。母亲对他的最初记忆是，“工作勤奋的律师，给予家人的生活虽然简朴但却非常舒适。”她的家人从不谈论金钱，这种传统也被传递给了我们。外祖父的影响逐渐在母亲的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她自称形成了“不同寻常的恋父情结”。母亲称外祖父拥有“闪耀的人格”，而这种品质绝对照亮了母亲的童年生活。外祖父常常带母亲散步，欣赏日出，与她谈论音乐、诗歌和艺术。他谈论瓦格纳的“指环”中的乐趣，在房子周围唱起莫扎特的咏叹调，尤其是《唐璜》（ Don Giovanni ）中的一段。我清楚地记得这段曲子，因为在她晚年我们一起去观看歌剧时，她曾兴奋地将其哼唱出来。父女俩必然是相互迷恋的。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外祖父变得风流放荡，沉溺酒色，并停止支付家用。母亲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童年时她敬爱之人被替换成了她口中的“阴沉的身影，像梦魇一样萦绕着我的青春”。
除了家庭作业以外，母亲和三个哥哥还要在家中学习德语和数学。当同一班级的比尔和母亲准备读高中，而弗雷德要上大学时，全家人搬到了纽约，以享受更好的免费公共教育。母亲不得不适应新生活，停止与男孩们打闹，进入一所女子中学。然而，莫里斯高中趣味盎然的学习环境令她迅速成长，在那里，她学习了拉丁文、希腊语、古代史、数学、法语以及美国和英国文学。
整个高中时代，母亲与外祖父的关系持续恶化，因为外祖父变得更加耽溺于饮酒作乐，也更加忽视工作和家庭。他不再赚钱谋生，而是去写作书籍和戏剧，母亲直言不讳地形容这些东西为“极其业余”。家中的账单无人支付，外祖母变得愈发焦虑不安。这无疑对母亲的生活造成了重大的情感冲击。一切事情都颠倒过来了，母亲对外祖父由敬爱变成羞愧，甚至是憎恨。最糟糕的是，曾经教育母亲热爱学习的外祖父，如今已经不再关心她是否去上学。他甚至想要母亲去工作，以供养家庭。母亲对外祖父这些的感情持久而痛楚，尽管经常向我们谈起外祖父，但她却很少提及这些阴暗面，只是做些微暗示。我最终意识到，母亲对男人的矛盾心态就是源自这样的经历。她对性关系的概念既感吸引，又非常排斥。即便如此，母亲的桌子上一直保存着外祖父的照片，那是个英俊的男人。
与外祖父关系疏远的有益一面，是让母亲意识到必须努力学习赢得奖学金，以进入大学，并赚钱应对日常开支。努力工作还能帮助她消除恐惧──她总是担心自己在许多方面与外祖父太过相似，同时也拥有他的某些缺点。
母亲赢得了奖学金，并于1903年进入巴纳德学院学习，起初修读数学与物理，后来转向了哲学与文学。她特立独行又玩世不恭，最终被贴上了“太缺乏责任感”的标签，以致无法获得接下来的奖学金，此时，她决定赚取必需的150美元，以重回巴纳德学院完成第二学年的课程。那时候，她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早上和午后，她是浸信会夏季学校的负责人。下午6点至10点，她负责打理哈德森·吉尔德收费图书馆。母亲所在学校的主管宣布，两名“地狱厨房”（Hell’sKitchen，纽约市最棘手的一个地区）地区的男性负责人被迫离职，他们将以双倍工资聘用志愿者，而此时，母亲仍旧缺少50美元；她主动申请并得到了这份工作。第一天，她走进骚乱的教室，将一名14岁的男孩驱逐出去才得以扭转局面。然而，这名男孩原来是帮派头目，他的帮会成员（教室中一半的男孩）全都跟了出去。母亲很快弄清了状况，她充分利用被驱逐出去的帮会头目及其主要对手，让这两个人站到她这一边，帮助维持秩序，最终完全掌控了复杂的局面。那时她不过17岁。
回到大学后，学院告知母亲，他们最终决定授予她奖学金。这真是上天的恩赐。她不必再通过教课来挣得额外的金钱了，并且，她还可以向外祖母提供生活费用，对此，外祖父如今已经漠不关心了。自此之后，母亲的大学生活一帆风顺，她很受欢迎，许多男孩都倾心于她。母亲曾经说过，“这样的恩赐令我心高气傲、自我中心到了极点……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我很大程度上都只爱我自己，在生活治愈这种自我陶醉前，它给我和他人带来了许多痛苦。”坦率地说，生活从未治愈她的自我迷恋。
因为有两学分的课程尚未修完，母亲被迫回到学校继续读大四，但这原来却是伪装起来的幸运，正是在这最后一年，她对优秀男性首次产生了理性而又高度情绪化的迷恋，并且，这些男性大多都擅长艺术或文学。母亲经常会与那些才华横溢的男性建立起异常亲密的友谊，而这其中的激情又会令她心力交瘁。我曾经听父亲抱怨说，“家中总会有陌生人。”
母亲的第一个迷恋对象是约翰·杜威。作为大学哲学学会主席，母亲曾邀请杜威发表演讲，并透过他女儿伊芙琳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伊芙琳是母亲的同班同学，她有时会邀请母亲到她家中共进晚餐。母亲阅读了杜威的所有著作。她认为，杜威所倡导的高水平生活令她与“大学生活中的挫败、磨难、沮丧达成了和解”。“我相信，如果不是杜威富有启发性的识见治愈了我的心性不定，那么，我将永远不会嫁给我的丈夫，他是上天赐予我的最好礼物。”
母亲告诉家人她想要去做新闻记者，后来她对此事记录道，“母亲落下了眼泪，父亲沉着脸说：‘我宁愿你已经死了。’”在那个年代，受教育的女人要么去教书，要么做文职工作，只有那么几个女人成了记者，而且大多还是写感伤文章的。因此，母亲首次为《纽约太阳报》担任自由撰稿人，并开始工作时，这的确可以说是一项壮举。她做的是“计件工作”，这令她倍感压力，要费尽心思获取或编造足够多的故事来供养家庭。她的收入高时每周40美元，低时每周只有5或10美元。但她坚持了下来，并很快以“太阳报女孩”而闻名。
某天，为寻求新闻素材，母亲来到了第五大道291号的一家新建的现代美术馆。在那里，摄影作品首次被视为艺术品展出。并且，以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AlfredStieglitz）和爱德华·史泰钦（EdwardSteichen）为首，包括画家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O’Keeffe）、约翰·马林（JohnMarin）和马里厄斯·德·扎亚斯（MariusdeZayas）在内的摄影分离主义者都在此陈列。母亲认为，这些真正的先锋派艺术家是很好的新闻素材。那里的思想和人物都令她兴奋异常（这些人后来被称为“291”），以至于忘记了余下的工作，坐在那里不间断地谈了6个小时。母亲并不认同政治激进派，但对291团体领导的艺术反叛却窝心至极。她在那里结识了许多知己，尤其是史泰钦，还有玛丽恩·贝克特（MarionBeckett）和凯瑟琳·罗兹（KatharineRhoades）；母亲和后两个人被称为“美惠三女神”（ThreeGraces）。我的名字也是取自凯瑟琳·罗兹。
从那时起，母亲的艺术和社会生活便丰盈了起来。父亲已经向母亲表达了爱慕之情，但他似乎不过是众多殷勤求爱者之一，若非他的财富以及这可以为母亲带来的种种好处，母亲甚至不会认真考虑他。财富带给母亲的一项重要好处，就是让她梦寐以求的欧洲旅居生活有了一个同伴，这件事情她筹谋已久。母亲已经借得500美元，她认为这足以支撑六个月的生活，但就在临行前两天，她向父亲这位富有的新求婚者表示，她的好友伊万杰琳·科尔──朋友们都叫她南希──无力负担同行的旅费。父亲同样希望母亲能有个女伴和保护人，便也借给了南希同行的旅费。1908年8月4日，两名女孩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旅程。
母亲不顾父亲以及其他至少两位追求者的劝阻，来到了欧洲，这让她远离了家庭问题，并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母亲离开期间，外祖父要为供养家庭之事忧心。在欧洲，母亲沉浸于博物馆、剧院、芭蕾舞、音乐和歌剧的丰富生活，常常排队数小时购买门票。两名女孩，艾格尼丝和南希，在巴黎找到了一套四室公寓，每月租金36美元，包括食物、洗衣和其他杂费。这套公寓很快成为各国学生的聚会场所。每周工作半天的清洁女工可以挣到30美分，包括5美分的小费。
母亲进入艺术和文学界的唯一真正导师是史泰钦，但只是他一人便足够了；当时，史泰钦和家人正居住在法国。借助史泰钦，母亲见到并结识了许多当时居住在法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正是在那里，她与史泰钦建立了更为深厚的友谊。后来的生活中，史泰钦与母亲以及我们全家人始终关系亲密。母亲遇到了里奥·斯坦因（LeoStein）及其妹妹格特鲁德。母亲欣赏甚至崇拜里奥，但她觉得格特鲁德只是在“招摇撞骗”，因此对其嗤之以鼻。母亲开始了解法国当代音乐家，达律斯·米约（DariusMilhaud）和埃里克·萨蒂（ErikSatie）是其中翘楚。毕加索的作品被母亲摒弃为华而不实。在巴黎，她真正敬佩的女性是居里夫人，她们在同一个地方学习击剑，因此一周会见两次面。母亲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她去赶超的女人──居里夫人真正地激励了她。
母亲在巴黎结识的两位更为重要的朋友是布朗库西（Brancusi）和罗丹（Rodin）。布朗库西同样成了母亲以及我们全家人终生的好友。罗丹是由父亲介绍给母亲认识，当时父亲正途经巴黎。罗丹风流成性，喜欢挑逗年轻女子，某天，他锁住工作室的门，拔掉电话线，开始拥抱我母亲，这令她大为惊慌。母亲恳求他说，她爱的是他的伟大作品以及教诲，她不想要失去这种爱。令人惊讶的是，罗丹接受了这样的说法。但他仍旧无法理解，为什么母亲不愿意裸体坐在马背上，手握标枪，帮助他创作“波阿狄西亚”（Boadicea），不过，他还是将母亲置于了自己的庇护之下。
母亲爱上了巴黎。她在拉丁区纵情作乐，在巴黎圣母院和沙特尔大教堂参加大弥撒，学习歌唱，上法语课，聆听数不尽的讲座，并为她的青春、际遇和不羁的生活而欣喜。她记录巴黎生活的日记，展示了高尚的价值观、娓娓道来的学问以及对艺术和思想界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极大热情。
在日记中，带着纡尊降贵和明显冷淡的态度，母亲将父亲描绘成了富有的犹太公子哥。从自欧洲寄回的诸多信件来判断，她将父亲视为南希和其他朋友的放贷人，以及为左岸（Left Bank，位于巴黎塞纳河[Seine]左岸，是作家、学者和艺术家的汇集之所──译者注）学生团体享用大餐埋单的人。父亲曾前去巴黎看望母亲，次数不多，而他之所以受到欢迎，大抵还是因为带所有人去银塔餐厅（Tourd'Argent）大吃了一顿。
母亲并没有认真地将父亲当作追求者来对待，在旅居欧洲的整段时期里，她一直给奥托·默克尔写信。默克尔是德裔美国人，母亲家的朋友，居住在纽约。母亲似乎觉得已经将自己托付于他。她将自己与默克尔的所有往来信件都保存了下来──他一定是退回了母亲的信件。默克尔显然在逃避，他表示要去看望母亲，却始终没有来，母亲对此失望至极，但似乎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继续充满热情地给他写信，详述自己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未来。某一次，母亲说她为“我们的图书馆”购买了一本精美的初版书，而这些钱原本是为购买毛皮大衣而节省的。任何读到这些信的人都能够看出，默克尔已经失去了爱意，和所有单相思的故事一样，母亲并没有领悟到他的躲避和日益冷淡、稀疏的回信所传达出的信息。
1909年2月，南希回美国了，母亲搬到公寓六楼的一个房间里，既没有浴室，又没有暖气。她通过向《纽约太阳报》和某些杂志（包括《圣尼古拉斯》，她还为这家杂志拍摄了一些照片）寄送新闻报道来赚取旅居欧洲的资金。那年春天，她跑去伦敦过复活节，十分偶然的机会，她进入了一间满是中国画的屋子。就这样，她突然不可思议地“爱上了中国艺术，完完全全地一见倾心、无可救药而又矢志不渝”。她决心要探索这种“生活态度”，触摸其“最深层次的本质”，接下来的数年里，她也的确这样做了。
母亲之后去了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经过这样令人兴奋的游荡后，她最终回到家中，面对令人沮丧的问题。母亲一边要忠于狂放不羁的艺术家朋友，一边要应付我父亲重新点燃的关爱之情，这让她倍感撕裂。并且，她必然已经发觉那个可怕的事实──她挚爱的默克尔不再钟情于她。不管怎样，她对父亲越来越感兴趣了。在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吃午餐时，母亲告诉父亲，她觉得有必要回欧洲认真考虑一番。父亲认定塔夫脱政府所遭遇的问题将会导致经济衰退，于是将资产全部置换成了现金，静待华尔街不可避免的动荡，他对母亲说，“我已经决定独自离开一段时间。”父亲告诉了母亲他计划花一段时间来周游世界。
“为什么，你要离开多久？”母亲以痛苦而惊讶的口吻问道。
“嗯，最少六个月，”父亲回答说。
在那一瞬间，母亲意识到父亲或许不会永远等她。她迅速回应道，“我和你一起去。”
“我知道，”父亲回答。“我给你买好票了。”
三周后，他们在母亲的家中结婚了，婚礼采用了非常简单的路德派仪式，只有双方的家人出席。甚至连纽约的报纸都提及了双方好友的错愕。当时，父亲34岁，而母亲则只有23岁。母亲的动机是什么？还有，父亲的动机又是什么？母亲嫁给父亲是为了逃避家庭问题，为了安全感，还是为了金钱？当然，母亲坦言她的决定与父亲的金钱不无关联。她在自传中坦言：
对于我而言，嫁给任何一个穷人都是不可能的。我能给予丈夫的嫁妆只有我父亲和我自己的债务。我向尤金坦承，我与父亲的关系是永恒的梦魇，这让我摆脱了内心深处的紧绷状态。我深刻地意识到，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身一人，而其中额外的福佑是，自此以后，我将从沉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任何人都不应低估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可以肯定的是，母亲的经济得到了保障：父亲在去度蜜月前就还清了外祖父的债务，而且还慷慨地赡养他，直至他在1913年去世。外祖母同样生活安逸。
当然，母亲终生都在以她特有的方式爱着父亲。她敬重他，钦佩他的智慧、实力以及领导才能。也许，母亲在欧洲所记的一段日记提供了一些洞察，让我们知晓为什么她会嫁给他，以及她强烈的自我意识：
我昨天写信给尤金，祝贺他的生日。这是我所写过的最出色文字。如果我对他的人格曾有任何疑虑，那么，它也被这样的事实一扫而空了──他要求我展现出崇高的一面。这于我而言是最严峻的考验。
就父亲而言，他做好了结婚和组建家庭的准备。母亲的照片证明了她惊人的美貌，她还是个充满智慧的年轻女子，拥有众多的追求者。从美术馆的第一次相见，父亲便为之目眩、倾心，发起了有耐心的攻势。
父亲的犹太人身份困扰到母亲了吗？我想必然是的。在自巴黎写给家人的信中，她提及了这一事实。母亲有着深厚的路德派背景，但她却并非特别笃信宗教，不过，显然，她潜意识中也隐藏了那个时期的反犹主义思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我觉得，从母亲的角度来看，父亲的实力和魅力盖过了他是犹太人的事实。我还认为，她当时太过年轻以致不切实际，又向来无视家庭规范我行我素，才会觉得父亲的犹太人身份不会影响到自己。我只能推测，她过于自我和自信，以至于在嫁给父亲时，觉得自己不会被视为犹太人，反倒父亲会被视为非犹太人。然而，纽约的社会歧视还是触痛了这场婚姻，母亲因此而深受伤害。
毫无疑问，母亲嫁给父亲的决定混杂了多种原因。不管怎样，这场婚姻令所有人都大为惊愕，还有许多人相信它不会持续太久。但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尽管父母的婚姻曾承受压力，遭遇酸楚，但他们从未心生悔意。
几年前，父亲在纽约州芒特基斯科镇买下了一座农场，这对新婚夫妇在那里逗留了两周，接着便带上仆人乘坐私人列车——宪法号，开始了环游世界的蜜月之旅。他们穿越美国，在蒙大拿停下车，探望父亲开采铜矿的朋友，“大比尔”汤普森。母亲佩戴着她的结婚礼物，一串完美匀称的珍珠项链。珍珠并不是特别大，但当时养殖珍珠还没有出现，这些大珍珠已经非常罕见了；母亲后来一直佩戴着这串项链。根据家里的传言，等到他们要离开时，汤普森太太面向她丈夫说道，“比尔，你看到那串珍珠了吗？”从比尔那里获得肯定的答复后，她质问道，“那么，你觉得你该做些什么呢？”
新婚夫妇到达了旧金山，在那里，他们用一周的时间拜访了迈耶家族在加利福尼亚的成员。等到要离开的时候，母亲的女仆仍未进入状态。罗莎莉姑姑找到了一位受过训练的保姆，她想要旅行，也愿意做任何必需的事情，尽管对母亲的需求一无所知。因此，玛格丽特·艾伦·鲍威尔女士取代了那位无法令人满意的女仆。鲍威尔是位经验丰富的保姆，淳朴得体，信奉基督教科学派。对于我们迈耶家的孩子而言，这是最幸运的事情，因为鲍威丽──我们都这样称呼她──一直留在我们家中，将我们所有人带大。
等到父母结束蜜月之旅，回到纽约，母亲也已有了身孕。父亲重回华尔街，母亲则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调整，以适应已婚女人的身份。一夜之间，她发觉自己过着富裕的生活，并且还要管理家庭事务。有一次，她坐在专人驾驶的车里，思索着对我说，“这真的是我吗？”正如她曾经承认的那样，她经历过一段艰难的岁月，尤其是在早些年里，那时我离我出生时日尚多（我是她五个孩子中的第四个）。她很少去思考，在夫妻和亲子关系中，婚姻所带来的责任。恐怕她一生都没有能够弄清楚这些。
她似乎将婚姻视为一纸契约，她将永远坚守，并且，她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在她看来，她的责任是生育和抚养孩子，管理家庭事务，并在需要的时候履行女主人的职责。除此之外，她决心要保持自身的个性和精神生活，这和许多当代女性相仿，但却超前于她的那个时代。在自己的世界中，她我行我素。后来，她在回忆录中解释了当时的感受：
对于婚姻突然强加的责任，我从内到外地抵触抗拒。最初的那些年里，我觉得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密谋抹除我的个性，将我投入名叫“女人”的通用模具中铸造。许多已婚的大学同学都放弃了智识上的兴趣，转而在洗尿布、下厨房的日常琐碎和对生活自鸣得意的满足中迷失自我。我下定决心，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想要有个大家庭，但我同样也想要继续作为个体来生活。
我相信，母亲在婚姻中经常感到极度的不快，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她去看心理医生，并且对其极度依赖。她学习中国艺术和中文，与“291”艺术家们保持联系，发展收藏现代艺术品的兴趣，试图借助这些来逃避婚姻和母亲身份中的所有问题。她遇到了实业家和先锋收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LangFreer），这个人对她的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他们在中国艺术展相遇，弗利尔了解母亲的兴趣后，邀请她到底特律参观他的藏品。母亲回应说，“下周我要生孩子，不过，在此之后，我会尽快过去的。”父亲陪伴母亲一同前往了，并且，他也成为了弗利尔的好友。
从1913年1月到弗利尔去世，母亲一直得到他的指导，并同他一起收藏艺术品。他们经常瓜分弗利尔的私人代表从中国运回的物品。1911至1913年间，母亲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文，在接下来的5年中，通过中国学者的帮助（她经常在芒特基斯科的住所中招待这位学者），她收集了大量研究材料，以分析儒学、道教和佛教对唐宋两个朝代的发展所做的贡献。1923年，母亲出版了著作，《中国绘画：李龙眠的思想与艺术思考》（ Chinese Painting as Reflected in the Thought and Art of Li Lung-Mien ，李龙眠即李公麟，宋代著名画家，号龙眠居士，擅长画山水佛像──译者注），以展示她的研究成果。母亲将这本书献给了弗利尔，不幸的是，弗利尔已于1919年去世。在弗利尔遭受病痛折磨的漫长时间里，母亲多次去探望他。弗利尔弥留之际，为他在华盛顿的美术馆指定了5位托管理事，我父母都位列其中。
作为心灵的另外一个出口，母亲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了生物、经济和历史的研究生课程。在那里，她见到并结识了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Beard）和玛丽·比尔德。比尔德夫妇、约翰·杜威等人创办了以自由开明为宗旨的社会研究新学院，母亲谦逊地为其提供资金，1919年学院开课后，她还帮助促成了心理学课程的开设。
与此同时，母亲与“291”团体的接触更加频繁，并开始与史泰钦一起推广现代艺术，尤其是约翰·马林的作品；史泰钦不断从巴黎将自己的油画作品寄送过来。母亲协助创办了以那家美术馆命名的期刊，“291”，并成了这一美国首份先锋派杂志的编辑。在第一个孩子——大姐弗洛伦斯出生之时，母亲就已经投身到了这些活动中。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她原本是打算给孩子喂奶的，只不过在“校外活动”的忙碌中忘记了回家，等跑回家的时候，可怜的鲍威丽正在抚慰大声哭闹的宝宝。
母亲为婚姻苦苦挣扎的最初几年间，父亲在生意上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他大举进入刚刚萌芽的汽车业，向美国汽车公司投入巨资，生产麦克斯韦牌汽车。这家公司曾陷入困境，父亲帮助将其重组为麦克斯韦汽车公司，但该公司的经营状况仍旧没有改观。父亲在铜矿业的大笔投资也尚未收获成功，就这样，他首次感受到了经济拮据。父母之前搬到了位于第70大街和林荫大道交会处的一栋高档大房子中。为了紧缩开支，他们卖掉了这栋房子，并搬入圣瑞吉斯酒店的一整个楼层中──这里并非贫民区，但足以引发谣言，让人们怀疑华尔街的青年才俊业已深陷窘境。
父亲最终自麦克斯韦汽车公司的糟糕状况中脱身，并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这让他保持了对汽车行业的信心。此后不久，他明智地投资了费希尔车身公司（FisherBodyCompany），并取得成功。该公司由七位能力出众的兄弟经营。后来，费希尔车身公司被卖给通用汽车，父亲当时选择了现金而非股票，因而错过了成为通用汽车最大股东的机会。
与此同时，父亲犯下了另外一个并不太严重的错误。他与好友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Baruch）投资了一家金矿，名叫阿拉斯加朱诺。金矿的价值起起落落，在某些位置发现的是水，而非金子。出于某种原因，父亲为我们所有孩子投资了这家金矿，并将此事告知了我们。多年来，阿拉斯加朱诺的价值始终是餐桌上的谈笑主题，我们还会讨论每个孩子是否获得了盈利。然而，它的价值一再跌落，直至完全消失。后来，我和菲尔将我们的黄金猎犬取名为朱诺，以纪念这座金矿──显然，这条狗是更成功的投资。
父亲对铜矿、汽车以及后来的化工业的投资表明，他的追求不仅仅是赚钱，还想要参与开拓新领域。父亲非常敬佩爱德华·亨利·哈里曼，铁路刚刚兴起时，哈里曼就建造了一条。这才是父亲渴望去做的事情──在一个行业诞生之初去参与它。詹姆斯·拉塞尔·维金斯（JamesRussellWiggins）担任《邮报》主编时，父亲曾经问他，如果可以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的话，他会做些什么。拉塞尔回答说，他觉得自己会去记录历史，而父亲则回应说，“我不一样，我会抢先创造历史。”
婚后的最初几年，除了生意问题外，父亲还遇到了一些个人问题和不幸。其中最糟糕的是失去最年幼、最疼爱的弟弟埃德加。埃德加同时还是父亲的合伙人。他和家人搭上了泰坦尼克号，轮船沉没时，他将妻子和女儿推上了最后一艘救生艇，之后便随船沉入海底。当时他只有28岁。父亲是埃德加最大的兄长，几乎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当然也是良师益友。埃德加的罹难令父亲悲痛不已，父亲并没有多少关系亲密的人，而埃德加便是其中之一。
当然，他还有我母亲，在他需要的时候，母亲总是坚定地站在他身后。然而，母亲似乎日益厌恶操持家务，愈发抗拒社会责任，生孩子的痛苦也令她颤抖和沮丧。弗洛伦斯出生时，母亲询问产科医生，为什么会有人生第二个孩子。她自己写道，“我成为了一位尽责但缺乏爱心的母亲。”
等到1914年，母亲已经生下来了第二个女孩，伊丽莎白（Elizabeth）──我们都叫她碧丝（Bis）。母亲很恼火，她觉得自己的个性正遭摧毁，于是父亲鼓励她到国外散心。他们最初打算一同前往，但不断聚集的战争阴云令父亲深感忧心，他决定留在家中照看业已十分庞大的生意。此外，鉴于母亲在适应家庭和婚姻过程中遭遇的挫折，他们都觉得有必要保持距离，于是，他们商定母亲独自去欧洲旅行，且他们会经常通信。的确，母亲一生都认为透过一定的距离来交流会更轻松些，并且，她与我们面对面的交流不会多过透过信件的交流。我对此已习以为常。
母亲步入晚年，而我成为中年人后，出于某种原因，她突然将1914年在国外时与父亲的通信交予了我。我并不清楚其中的缘由。在这些信件中，他们两人的紧张关系暴露无遗。两人不加掩饰地表达彼此的分歧──父亲毫无缘由的愤怒与嫉妒，以及母亲矛盾的情感。
母亲给父亲的第一批信件写于1914年5月，当时，她正乘坐德国邮船“爱国号”前往不来梅。母亲在第一封信件中责问父亲，为何邮船开动前很早他便离开了。她非常伤心，在信的最后写道，“吻我的孩子们。我把心留在了你和她们的身上。”然而，她似乎很快就忘却了离开他们的悲伤，因为她的下一封信满是船上丰富的社交生活的细节──来自费城的斯托茨伯里夫人气度不凡，完全将母亲吸引住了。母亲在详述社交生活之余，还写下了更为亲密的话语。她在信中问道：
你会放下我暂时抛下你的事实，而深情地思念我吗？这是个非凡的时代，即使对于婚姻关系来说也是如此。在我思考事情的这段时间，我希望你不要失去对我的信心，不要停止对我的爱意。这一切都只会让我对你的感情更加明晰，因而也更加美好。
欧洲之旅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都是在重建学生时代的艺术生活。在柏林、维也纳和巴黎，她阅读书籍，欣赏艺术品，并购买它们。她与德·扎亚斯一同去观看她所谓的“超现代艺术”（ultra-moderns）。她“期望被震撼”，尤其是被毕加索的作品震撼，因为她听说毕加索在用“墙纸、报纸和其他实物来构建图画”。她发现他的作品“如生活般浩瀚迷人”，并买下了一小幅静物画，有“水管、玻璃、瓶子和一些葡萄”，葡萄被放置于木屑之中。她称这幅画为“真正的艺术品”，并为其支付了140美元。
很快地，母亲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令她与我父亲的关系更趋恶化。她去故友艾尔弗雷德·冯·海梅尔（AlfredvonHeymel）的公寓中喝茶。在母亲还是学生的那年夏天，经由她的前男友奥托·默克尔介绍，他们在柏林相识。
母亲本以为从这么远的距离写信会让事情变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她在信中提及的这次无女伴的拜访，引发了最老套的争吵。母亲不经意地告诉父亲，她独自一人去了冯·海梅尔的公寓，又补充说他不必惊讶，因为那个地方“到处都是佣人”。然后便是父亲的两封回信（全都被精心保存），充满了不可遏制的愤怒和重复性的指责──“独自一人去男人的公寓”。
母亲发电报并回信说这是个误会，试图加以解释，但这些都徒劳无益。细节对于父亲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去信任她。他枚举母亲其他考虑不周的事件。他觉得自己希望母亲感受到的自由，已经被滥用了，如果她真的在意，她就能够想象到自身行为欠妥的后果。难以置信的是，在说完这些后，父亲表示希望“这些话语听起来不像是说教”，信尾还签上了“以最深情的爱”。
对冯·海梅尔的这次拜访，招致了父母间的误解，但母亲仍旧继续旅行和写信。她告诉父亲，她觉得自己的全部存在都献给了生活，而父亲则全都献给了工作。她还说，她没有全身心地委身于父亲，但这并非全然都是她的错误：“我们经常见不到面。我们居住在闹市中，而非铸造自己的圣地。”她甚至认为他们的城市别墅都反映了彼此间的距离：“没有空间能让他人感到你和我是在真正地生活。”她向父亲承认，过去的一年她极度地不安和不满，也感受到了父亲的无所适从：“我并不责怪你。只有失明的男人才会对这个离开你的女人安心，但当这个女人回家时，我想你会放下心来的。”
事实上，在旅行期间所写的信件中，母亲试图表达对父亲的关切，并剖析自身，但却收效甚微。在最后一封信中，父亲抱怨母亲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经常写信，她总是匆匆忙忙，等回到家中时必然会是疲惫不堪，而非精神焕发。这封信的结尾写道：
你说“高兴些，记住我永远都愿意为你做一切事情”。这是一种巧妙的表达，我确信你会这样做的──如果你凑巧想到了什么的话。毕竟，有心才是最重要的。
母亲的欧洲之旅的最后一周是在史泰钦家度过──那是位于沃兰吉斯的一栋简美小筑。而她的这次旅行也超过了两个月。史泰钦在家中种植了飞燕草（delphiniums），这是他终生的嗜好。母亲无事可做，写信给父亲说，“越来越不放心你，不放心孩子，不放心厨师，不放心没有新鲜保存的草莓……”
母亲依照承诺，于7月31日搭乘荷兰邮轮返家，这是极为幸运的事，因为两周后一战就爆发了，这艘轮船也成了当时最后离开欧洲的几艘船之一。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中，史泰钦的家临近德军意图突破的前线阵地。史泰钦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危急之境，拍电报询问我父亲应该怎么办。父亲坚定地回答，“建议即刻有序撤离。”史泰钦一家勉强得以离开欧洲，来到我父母位于芒特基斯科的家中避难。
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做了个噩梦，梦到自己变身成了外祖父，不负责任、自私自利，以致毁了全家人和自己的生活。她下定决心不要变成那样。事实上，尽管有那些暴风骤雨般的通信，离家的这些日子似乎还是起到了作用。母亲返家时承诺会坚守这场艰难的婚姻，竭力令它有所改观。她在一封信中提到，要好好休养调整，以承受更多的“宝宝事务”。我猜测她的设想是每两年生一个孩子，的确，一年后她生下了哥哥比尔。再过两年后，1917年6月16日，我出生了。
依照父亲的“人生地图”，此时正是他将注意力转向公共服务的时候。在我出生前的那几年，父亲开始在纽约做半公职的工作。1913年，他当选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委员，并努力在金融界促成他所拥护的变革。随着欧洲战事的威胁日益逼近，以及美国参与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加大，各类恐慌开始冲击证券交易，父亲积极协助稳定市场。
例如，1914年秋天，欧洲战争威胁到了纺织工业，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美国90%的染料都是由德国染料企业联盟供应。父亲向曾在德国接受训练的化学家威廉·杰勒德·贝克尔斯（WilliamGerardBeckers）博士提供贷款，帮助他购买工厂设备，建设急需的实验室，以继续染料生产的实验。1916年，贝克尔斯的公司与另外两家企业合并，组建为国家苯胺与化学公司（NationalAnilineandChemicalCompany），一战后过了几年，父亲通过谈判使该公司与四家老公司合并。整合后的企业——联合化学与染料公司（AlliedChemicalandDyeCorporation）——在整个大萧条时期从未遗漏一次分红。1931年，父亲持有的股份价值达到4300万美元，每年的股息后来被用于填补《华盛顿邮报》的亏损。
父亲遭遇过多次金融挫折，但甚至在联合化学与染料公司取得巨大成功前，他就已经积累了巨量财富。等到1915年，父亲的资产估值在4000万到6000美元之间。赚取金钱是令人愉快的事情，但从来都不是他的首要目标。父亲一生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寻找令他的金钱服务于公共利益的途径。父亲加入了许多社会福利机构。他还是西奈山医院（MountSinaiHospital）的董事长，他对心理健康的兴趣也表现在了出资开办诊所上。他在母校耶鲁大学设立了一项基金，以训练年轻人参与公共服务。与此同时，他开始谋求为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父亲是共和党人，为共和党的竞选活动和事业做出了贡献，但他当前还看不到任何为政府工作的机会，因为担任美国总统的是威尔逊。1916年，父亲参与支持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EvansHughes）与威尔逊竞选总统，当然，最终休斯以微弱的劣势失败。
选举过后不久，父亲甚至更加渴望为政府工作，因为他肯定美国将会被卷入战争之中。他表示愿意为好友路易斯·布兰德斯大法官和伯纳德·巴鲁克，甚至是威尔逊本人提供服务。在没有特定职务的情况下，父亲去了华盛顿，每年只领取一美元的象征性薪水。经历了并不成功的开端后，他最终在七位总统手下获得了各类任命和高级政府职务。起初，父亲效力于原材料委员会（RawMaterialsCommittee）和总军需品委员会（GeneralMunitionsBoard），两者最终被合并为战时工业委员会（WarIndustriesBoard）。
父亲在1917年初离开纽约，来到华盛顿。母亲六月生下我后，在芒特基斯科度过了那年夏天。十月份，母亲来到华盛顿与父亲会合，他们租住在K街的大房子中。接下来的四年，他们把我们这些孩子留在了纽约，而给出的解释则含糊不清；譬如，华盛顿太过拥挤、当时出现了流行性肺炎、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在那里待太久。这四年中，他们有三年时间主要留在华盛顿，只是偶尔回来探视一下。父母声称他们不知道要在那里待多久，但这是讲不通的，因为父亲一到华盛顿就辞去了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放弃了数家公司的董事职位，并卖掉了所有可能致使他陷入利益冲突的股份。事实上，1917年8月，他还决定彻底解散其投资银行。因为甚至在那时，他就已经知道自己将会更多地参与美国财政部（UnitedStatesTreasury）的事务。他只留下一间小办公室来管理私人生意，并聘请了几个人来帮助自己买卖股票和缴税。
1917年，我们占据了第五大道820号大楼的整个顶层，以及其下一层一半的空间，我就是在那里出生。我们──在日记中，母亲常常用“宝贝们”来指代我们──和鲍威丽一起住在第五大道的这座公寓中。比尔出生后，家庭教师安娜·奥斯（AnnaOtth）加入了我们。我无法回忆起在纽约的生活，并且，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婴儿，早年与父母的分离和代养对我的影响是所有孩子中最小的。只有心理医生能够评估出它们对我哥哥姐姐的影响。多年以后，哥哥接受了精神分析，为成为心理医生做准备，他回想起这段分离后非常恼火，怒气冲冲地质问母亲为何可以在孩子们尚且年幼时将他们丢在纽约。母亲说，“嗯，你们都已经上学了。”然而，父母第一次前往华盛顿时，三个年长的孩子只有2岁、4岁和6岁，而我不过几个月大。
来到华盛顿后，母亲的生活有了大幅度的好转。她首次成为团队的一分子，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她和父亲都是新人。华盛顿的反犹歧视似乎比纽约要温和一些。并且在华盛顿，母亲找到了展露才华的空间，这与许多迄今仍旧因为被视为男性的附庸，而觉得这座城市乏味丑陋的女性不同。
母亲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兴趣，尤其是对中国艺术，她甚至在自传中承认，“我痴迷于翻译中文典籍，且正在撰写关于中国艺术哲学的著作，因而从未想过要为这场战争做出积极贡献。坦白说，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置身事外。”但与此同时，母亲却果断地投身到了华盛顿的社交生活中，部分原因是她乐在其中，而且融入社会生活有助于扩张父亲的利益。
搬到华盛顿后，母亲开始记录另外一本日记，其中清晰地表达了她对父亲的挚爱。她经常担心父亲的才华不被充分认可，并不断记录父亲事业上的进步和对其能力的信心：“他是如此伟大，我希望在这个因无能和玩弄权术而造成的混乱局势中，他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母亲从未承认过，且常常口是心非，但她显然会为新结识的各类朋友而兴奋。父母或独自，或共同出席晚宴、午餐以及茶会，几乎没停歇的时刻──包括著名的“内德与艾弗琳·麦克林周日午餐会”（NedandEvalynMcLeanSundaylunches），它能够容纳80～100人，会有一整支管弦乐团为来宾演奏乐曲；午餐会在麦克林的“国度”——友谊地（Friendship）举办，它位于华盛顿的威斯康星大道，如今那里是麦克林公园（McLeanGardens）的所在地。几个月过去了，母亲在日记中提到的人物愈发地杰出或高雅，开始时是茜茜·帕特森（CissyPatterson），当时她还被称为吉齐茨基伯爵夫人（CountessGizycki）。茜茜吸引了母亲的注意，她这样描述茜茜：“狮子鼻、红头发，机智幽默，魅力四射，身为女人还能要求些什么呢？她狡黠如猫，我要小心提防，以免被抓伤，但在铭记这一点的同时，我还想要看看她都有什么花样。”
与在巴黎时一样，母亲很快认识了许多卓越的人物：巴鲁克、布兰德斯、法兰克福特（Frankfurter）。法兰克福特又带母亲认识了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Jr.）、伊莱休·鲁特（ElihuRoot）和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母亲自己曾经说，她遇到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并试图获得他的欣赏。母亲还与史瑞尼瓦西·萨斯特里（ShrinivasiSastri）调情，他是来自印度的代表，于1922年到华盛顿参加九国和平会议。在日记中，母亲对自我深刻剖析，她提到感觉自己并非总是处于最佳状态，“但当我喜欢某个人时，我会愚蠢地想要让自己光彩夺目，没有满足的时候。”
母亲还结识了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思（AliceRooseveltLongworth，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之女──译者注）及其丈夫尼克。她对朗沃思夫人（后来我们都称她为L夫人）总是怀揣着矛盾情绪，L夫人对她也同样如此。父亲和L夫人成了好朋友，之后又成为桥牌牌友，但母亲始终与她保持距离。“多么敏锐却贫瘠的头脑！”某次母亲与她会面后写道。“这一点与她的父亲完全一样，也让我更好地了解了西奥多·罗斯福……她的思想无疑令冬季看起来有趣多了。”1920年，她们出席了同一场聚会，母亲形容爱丽丝，“正处于非常淫荡的情绪中。她吃了三块排骨，讲述了惊悚的故事，最后还用深低音歌唱：‘没有人开垦我，我是荒芜的，我是荒芜的。’”母亲尽管不断批评她，但也会有所保留地赞美。“她机敏之中有着某种令人沮丧的东西，”母亲写道。
母亲似乎满足于沉浸在忙碌的社交生活中，但日记里却满是尖锐的批评，既针对这座城市，也针对栖身其中的人们：“华盛顿全然没有有识之士，这一点毋庸置疑”；“罗斯福（富兰克林──时任海军助理部长）非常平易近人，但其妻子（埃莉诺）却和所有官员妻子一样趾高气扬”；“我怀揣着沮丧的心情回到家中，因为这场晚宴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乏味至极。”
母亲也许鄙夷晚宴，但却为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雀跃不已。某个时刻她宣称，“最终，jem’enfichedeMt.Kisco（法语，意为‘我不在乎芒特基斯科了’──译者注）。我真的确信，那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消失了”──这是她唯一一次提及，那里的势力行径伤害了她。
母亲的日记还表明，母职并不完全是她的首要任务。她几乎不曾单独提及我们任何一个孩子。我的名字（或者，我应该说是名字的首字母）第一次出现在日记中是在1920年2月，那是我出生后的两年半：“宝贝们（比尔和K）这周占用了我一些时间。昨天吃早餐时尤金说，‘K将会成为伟大的女性。’四岁半的比尔说，‘她不会成为女性，她将会成为女士。’K说：‘不，我不会，我会成为女性。’”
日记中会零散地提到孩子们来华盛顿拜访，或父母到纽约探望的事情。这些记述的焦点是我们学到了多少知识，以及我们在鲍威丽和萨季斯·科尔曼（SatisN.Coleman）夫人的照顾下的成长。科尔曼是一名教师，后来因为对儿童的早期音乐训练的方案而成名。她相信音乐教育理应对性格塑造、家庭生活和社会做出贡献。姐姐们都拉小提琴，科尔曼帮助她们学习小提琴时，会先教她们用雪茄盒制作小提琴式的乐器。而我则敲着不同水量的玻璃杯。1918年12月，母亲写道，“孩子们在科尔曼夫人影响下取得的进步，以及他们开心的样子让我欣喜。”母亲来纽约时往往还会带些人过来，而我们──尤其是弗洛里和碧丝──则会为他们跳舞或表演。母亲似乎将这类事情视作幸福童年要素，会捎带评述所有被孩子们娱乐的人，以及“他们无意识的快乐”，或所有人都“陶醉于才艺、潜力和弥漫其间的稚气快乐”。这些言论例证了她以自身期许的方式看待事物的秉性。
由于母亲日常关爱的缺失，我们愈发依赖于鲍威丽。她给了我们拥抱、安慰、人际交往的情感，甚至是母亲所没有的爱。她善良而智慧，更重要的是能温暖人心。鲍威丽始终在我们的身边，敏感地解决我们的问题，抚平我们的疼痛，即使她的方法有些不同寻常。
母亲并不太信任医生──我年幼的时候几乎没有看过医生──而鲍威丽是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该派认为物质是虚幻的，疾病只能靠调整精神来治疗，并称此为基督教的科学──译者注）信徒，因而她根本不承认疾病。如果我们说我们肚子疼或患感冒了，鲍威丽会说，“要相信会好起来的”──然后便离开了，我们必须忍受所有的疾病，甚至是发烧。我得腮腺炎时，的确留在了家中而没有去学校，并得到准许在沙发上躺了半天。另外一次医疗问题是篮球反弹扭伤了手指，肿得像雪茄那么大。母亲派来了她的女按摩师，这位可爱的瑞典女士只看了一眼，便建议我去看医生。医生用夹板固定了我的手指。我读高一时，整个冬季都咳嗽不止。家人对此不以为意，但学校中的人都议论纷纷，因为我的咳嗽声太聒噪了。最终，快到春天时，母亲认为我去大西洋城度个周末会让病情好转。她打发我与法国女家庭教师奥斯一起去了海滨的一家宾馆养病。整个周末都下着寒冷的雨，我们的钱也花光了。只是在30年后，我被确诊出肺结核时，医生才发现肺上的疤痕表明我之前曾受过疾病的侵袭。
幸运的是，我向来身体健康，且体格出色。鲍威丽的哲学深植于我的头脑的好处是，如果真的遇到了什么麻烦，我也倾向于忽视它，且始终能够安然度过微小的磨难。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我在学校的出勤记录非常完美，毫无疑问，周围始终有病菌四处传播。
我越长越大，已经不再依赖鲍威丽，并开始与奥斯小姐有更多接触，她有些散漫，但尽心尽力，心地善良。她很温柔，不过我们长大后，她就无法约束我们了。我们小时候敬爱的另外一个人是家庭司机阿尔·菲利普斯（AlPhillips），我们都叫他菲尔，他同样影响了我们。他是我们的朋友、伙伴、监督者和保护人。
在华盛顿待了一年后，母亲带我们去芒特基斯科度夏；接着，她回到华盛顿，住在了乔治·范德比尔特（GeorgeVanderbilt）夫人的家中，“一个比去年更加迷人的栖身之所”。由于担忧华盛顿的冬季环境，母亲再次决定将孩子们留在纽约。她在日记中为自己的决定辩护：“流感正在全国肆虐，死亡率很高，而华盛顿的境况更为糟糕。到处都有人死于纯粹的轻视，由于没有殡葬人员料理，死尸随处可见。”
母亲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交聚会。她参与创办了一家女士午餐俱乐部，并记下了1920年首次聚会的情景：“我们讨论了‘战争造就的最杰出人物是谁？’哈德（Hard）夫人支持列宁，而哈里曼夫人推选胡佛。有时，讨论的情绪会很激烈……我们决定在下次会议讨论‘针对俄国的封锁是否应解除。’整体来说这很有趣，俱乐部的女人是华盛顿最有智慧的。”爱丽丝·朗沃思被故意从受邀名单中略去。
父亲开始在华盛顿展露才华，他接连进入战时工业委员会和战时储蓄委员会（WarSavingsCommittee），并于1919年1月成为战时金融公司（WarFinanceCorporation）的主席。1920年5月，该公司的业务陷入短暂停顿，父母暂时搬回了纽约，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居住在纽约。华盛顿以其政治魅力俘获了他们。他们倾倒于华盛顿的开放，以及母亲所谓的“这里的生活给予我们兴味的张力”。在纽约，父亲漫不经心地考虑着购买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MissouriPacificRailroad）的可能性，或者与阿道夫·奥克斯（AdolphOchs）合作，后者邀请他加入《纽约时报》（ The NewYorkTimes ）主管商业运营，但仅此一个方面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1920年，共和党赢得了选举，人们开始谈论我父亲回归华盛顿的可能。大多数来自华尔街的反对者认为政府干预太多，他们促成了一场国会斗争，最终，战时金融公司重新运转，哈定总统将我父亲委派到该公司。1921年3月，父亲当选为常务董事。新的任命让父母意识到，他们会在华盛顿再待上几年，于是，那年秋季返回华盛顿时，他们将我们也都带上了。我们全家人终于生活在了一起。
母亲又精神抖擞地投身于社交和政治生活，她发现在他们缺席了一段时间和政府更替后，她必须重新确立他们的地位。例如，她在短时间内完成了300次交际拜访，这意味着在对方家中留下一角折叠的名片，表明是亲自到访所留。她鄙夷这样的举动，声明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尤金更广泛的人脉，也是因为我必须将我们重新放回社交地图……这种游戏比任何人所愿意承认的都更加需要毅力和勇气。”她在日记中透露，“我无法隐藏这样的事实──我比这里的大多数女人都更富同情心，趣味更严肃。”事实上，母亲的这些话千真万确。
至于我，我四岁时华盛顿成了我的家，且始终未变。起初，我们搬到了一座大而阴暗的红砖房子中，位于康涅狄格大道。母亲在日记中将其描述为，“庞大、陈旧、空空荡荡的房子”。她补充说：“孩子们对半乡村的生活很满意，我们都很高兴能重新生活在一起。”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这座房子的，我对它很是喜欢。房子是不规则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餐厅有彩色玻璃做成的凸窗。它租借自伍德沃德与洛思罗普百货商店的伍德沃德一家，洛思罗普家在一个街区之外建造了同样巨大的石房子。房子周围的土地达至了街区的长度，院子因此也成了所有街坊的游乐场地。
我与父亲就未来生活的最早协商就发生在这座康涅狄格大道的房子中，那时我8岁左右。他不断问我，等我长大后，是否愿意做他的秘书。我对秘书是什么或要做些什么一无所知，但整件事情的概念让我厌恶。那时，父亲对我而言既遥远又陌生，我远远地爱着这个男人，但心中却有很大的隔阂。我的回应始终是坚定的不愿意。我能意识到这只是逗趣的话，但也很清楚那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然而，我有一个储蓄罐，其中可以塞入5美分、10美分和25美分的硬币，等到这些钱总和达到巨额的5美元时，它就会弹开；我已经将微薄的零用钱积攒了数个月，且只要5美分就可以将这笔巨额财富纳入我的掌控下。我问父亲是否可以给我5分钱，他说，“好，那你现在愿意做我的秘书了吗？”我同意了。我为了5分钱而出卖了自己。父亲偶尔会提及这个未来的约定，这令我有些困惑和焦虑，但从未想过毁信背约，并一直被称为父亲的未来秘书。
在大家庭中，做最大或最小的孩子似乎是最难的。我们家当然也是如此。长女弗洛伦斯──母亲度蜜月时怀上，并于1911年出生──是迈耶家唯一的古典美女。弗洛里聪慧而柔弱。喜欢艺术和文学，总是斜倚着读书。依据母亲的理念，迈耶家的女孩应该充满斗志，体格强健。弗洛里两者皆无。网球场上，弗洛里总是戴着阔边花式帽，以向家人表明，她根本没有认真对待。弗洛里不喜欢运动，她先是沉浸于音乐之中，后来──事实证明这已经太晚了──又迷恋上了舞蹈。1935年，在马克斯·莱因哈特（MaxReinhardt）的《永恒之路》（ The Eternal Road ）中，弗洛里完成了首次专业演出。父母关注并支持弗洛里跳舞，但在成长过程中，弗洛里从未自他们那里得到自身所需要情感支持。她与母亲的关系曾经非常难堪，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母亲缺乏担任家长的经验和兴趣。16岁时，弗洛里试图与人私奔，司机菲尔阻止了她。我的整个童年时期，弗洛里都是一个遥远但极具吸引力的人物。而对弗洛里而言，在我们都长大之前，我根本不存在。
不管多么不情愿，弗洛里还是屈从了父母的意愿，但晚两年出生的碧丝却从未停止过叛逆。“我的全部生命都用来犯罪了，”碧丝后来对我说，“我反抗大人。”她憎恨父母施加在她身上的权威，并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以牙还牙──她找到了许多种方式。多年后她说道，“我很大程度上都在过着胡作非为的生活。”
碧丝有句口头禅，“你要没做过……你就白活了”，这样的态度既让她麻烦不断，又引导她去持续冒险。任性妄为是碧丝的生命维持剂，她曾经参加滑稽歌舞表演(包括滑稽性短剧、脱衣舞等──译者注）和摔跤比赛。碧丝还很小的时候，她觉得如果不典当些什么东西的话，她就白活了，于是从母亲房间中偷了条项链，并让阿尔·菲利普斯开车带她和朋友穿越波多马克河，到达弗吉尼亚州的罗斯林。罗斯林当时还是城乡结合部的交易中心，尘土飞扬的街上有一排典当商铺。“先生，这些珠宝能当多少钱？”碧丝命令式地询问一脸茫然的当铺老板。“小女孩，”老板回答说，“我建议你将项链还给你母亲。”碧丝和朋友转过身来，发现菲尔在门口笑得前仰后合。
碧丝在男孩中很受欢迎。她16岁进入瓦萨学院，之后继续在慕尼黑和巴纳德学院深造。她经常带富有魅力的男人回家参加家庭聚会，每到此刻，我那些平凡的年轻男友就会相形见绌。
1915年，尤金·迈耶三世（EugeneMeyerIII）出生了。任何背负了如此姓名的男孩，日子都不会好过，比尔（我们都这样称呼他）也不例外，尤其是随着他年龄渐长。在任何家庭中，做五个孩子中的唯一男孩都会很困难，我们家尤其如此，这既是因为父亲的不易亲近和声名显赫，也是因为母亲应付男性时的笨拙。不过，母亲对比尔的出生欣喜万分。她一直想要个儿子，且自己也承认，她感受到了“荒谬的成就感”。
碧丝还很年幼时，她就找到，或者说招募比尔做志同道合的叛逆伙伴。他们两人组成了一个团伙；和碧丝一样，比尔以挑衅的姿态面对成人世界。有一次，我们全家外出乘游艇游玩，只有比尔留在家里学习开飞机，并得到了飞行执照。他告诉母亲有些东西要向她展示。母亲屏息静气，担心那会是结婚证书，与之比较起来，飞行执照似乎积极多了。接着，比尔开始了“展示”，他驾驶飞机在我们位于芒特基斯科的房子上空盘旋，并用机翼的忽上忽下来示意。
从能够记事起，我就崇拜哥哥姐姐们，尤其是碧丝和比尔。我迫切地渴望能够加入他们的冒险生活，并极度艳羡碧丝肆无忌惮的做派。我甚至希望成为她。我嫉妒她的自信、独立、敢作敢为以及与家人决裂和冲突的决心。我也想要潇洒不羁起来，但我没有那样独特的天赋和勇气，还总是因为被动接受他人安排而遭受嘲弄。碧丝百无禁忌，而我则循规蹈矩。无论碧丝和比尔去哪里，我都会请求他们带上我，但我自己却一本正经。自然而然地，他们开始将我视为累赘。
更糟糕的是，我年幼时是世界上最卑劣的搬弄是非者──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些什么。我告发哥哥姐姐并不是因为小气，意图报复，或是讨好父母。我仅仅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僭越原则。我很少参与他们的活动，所以也无法理解这些活动是要保密的，我仅仅是在闲言碎语。四岁的时候，在芒特基斯科，有一次我泄露了他们的事情，碧丝、比尔和弗洛里把我带到了浴室中，并小心翼翼地用胶带封住了我的嘴。碧丝回忆道，“大大的泪珠子从胖胖的脸颊下滚落，这几乎令我心软。我很难过，但我们的做法是正义的。”
身为五个孩子中的老四，父母渴求完美的态度以及抚养我们的古怪方式，异乎寻常地没有影响到我。与哥哥姐姐相比，我更是被父母从远处监管。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孤单长大的我没有经受太多的约束和父母的高压手腕。
等到我成长的时候，孩子们和家长的战争已经结束。不只是因为父母更加忙碌，杂事缠身，也是因为我的一贯做法是取悦他们。后来我才发觉，这种奇怪的顺从让我比哥哥姐姐都更加自由：他们的叛逆让他们更多地受到家族神话和期望的束缚和影响。不知道为什么，哥哥姐姐在反抗家长权威的同时，也更加深陷于家庭教养的负面影响。因此，我成了家中的幸运儿；我既不用承受母亲初为人母的不适应，又避开了她中年精神创伤的冲击（妹妹露丝深受其害）。我受到了某种形式的保护。运气让我成了幸存者，并给予我力量，但在当时，我真正想要的是在哥哥姐姐们那遥远而刺激的世界中获得一席之地。碧丝后来扼要地指出，我“得到了保护，却也受到了欺骗”。
我的困境更多地与缺少他人的指导有关，因为我差不多是自己在情感上摸索长大，并自己去找出应对这种情境的方法。尽管周围环境极度奢华，但我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并在许多方面保持简朴。学校、课程、旅行和学习这些构成了生活的边界。唯一在身体上与我亲近的人是鲍威丽，七岁大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再对她有情感依赖。从那时起，我就只靠我自己了。
我们之中最年幼的妹妹——露丝，于1921年7月在芒特基斯科出生。我被领去看刚出生的婴儿，她就躺在客房的床上。孩子如何降生，或者她从何处来，这些我都毫无概念，我也不记得自己是否好奇。我只是对她充满敬畏，她的小手指蜷缩着。
我们家最小的孩子露丝的出生，固化了我与哥哥姐姐的分隔状态，他们将我和露丝视作一对婴孩。露丝是个迷人的孩子，我嫉妒她金发碧眼，面容姣好，而我却长得黝黑矮胖。我曾用一个假设来测试家人：如果发生了火灾，我们所有人都会聚集在露丝的房间，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会首先冲过来救她。没有人反驳这个假设，也没有人明白我做此假设的真正用意。
我与露丝被归为一组还有另外的原因。我们都仍旧处于鲍威丽的照管下，而哥哥姐姐已经不再需要照料。直到12岁前，我还与露丝分享同一个房间。当有客人来吃晚餐时，我和露丝必须提前一小时单独吃饭，这样的事情几乎每晚都在发生。每年夏天，父母都会带着三个年长的孩子去欧洲旅行，或者，隔年去西部露营，而我直到9岁才得到准许加入年长队伍。其他人外出享受刺激的冒险体验时，我和露丝却被留在芒特基斯科，与家庭教师待在一起。
作为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露丝得到父母的照顾和关心甚至更少，只有家庭教师或者说保姆在倾听她的需要。因为我们总是被视为单独的同伙，而我又比她大4岁，我自然而然地成了她的小妈妈，或者，至少也是重要的导师。她愈发地羞涩、文静、谦卑。大多数时候，她都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并最终成为了天赋出众，钟情骑术的女骑手。她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名叫蟋蟀的史宾格犬（Springerspaniel）和家庭教师奥斯小姐身上。她非常喜爱奥斯小姐。露丝15岁时，史宾格犬死了，几乎于此同时，家庭教师也被解雇。不用说，露丝心都碎了。奥斯小姐离开后，露丝写信告诉我：
我非常非常想念她。如果某个不太熟识的人问我，母亲和奥斯小姐更爱哪一个，我可能会回答说更爱母亲，但我只会告诉你一个人，我更爱奥斯小姐。你知道，我可以和她真正地讨论事情，真正地亲密交流。我想我也可以和母亲交谈，可是天啊，事后我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
我太能够理解她的感受了。母亲后来记述下了这些故事，并把文章卖给了女性杂志。我气愤于她以这种方式利用女儿的伤痛，但她平静地告诉我，她已经将文章拿给露丝看了，露丝很喜欢。我当时并不相信，但事实证明她是对的。母亲去世后，我和露丝仔细搜看她的文件，重新找到了这篇文章。我愚蠢地把它撕了，一见到它，我所有的愤怒就全都回来了。多年后，露丝告诉我，她很不高兴我撕掉那篇文章，并觉得我是心存妒忌，因为文章是关于她而非我的。家庭关系的复杂微妙令人难以理解。这次事件当然也动摇了我的道德自信。
我的童年生活主要在华盛顿的家里和芒特基斯科的夏日别墅中度过。那时候，从华盛顿经纽约到达那个乡村需要八小时，但我们经常这样旅行。这样的长途跋涉由母亲策划，携带上五个孩子，几只金丝雀，以及所有的行李。马匹则单独运送。
这座乡村大房子的环境美妙极了，欢快的气氛弥补了温暖的不足。父亲还单身时购买了一座旧农场，之后逐年扩充它，直至其面积达到巅峰时的700英亩。它是我童年生活的一大组成。最初，这里有座美丽的旧式农舍，父亲将它利用了起来，父母结婚后的最初几年间，全家人夏天都会来这里住。后来，他们决定建造更大的房子。
1915年，查尔斯·普拉特（CharlesPlatt）设计建造了新房子。母亲的好友弗利尔曾邀请他在华盛顿建造东方艺术（Oriental-art）美术馆。新建的石房子适合全年居住，这样父亲就可以乘坐汽车或更完美的通勤火车去华尔街上班。自从父母1917年搬到华盛顿后，我们就只是在初夏至初秋这段时间住在这里。
新房子──周围环绕了大量的树木，全都是移植而来──矗立在原本荒凉的小山上，俯瞰着那座陈旧的农舍。在另一个方向，这座房子可以俯瞰到拜拉姆湖，它不仅能为纽约城供水，也是我们每年夏季划船和钓鱼的地方。我们一直称这座新古典主义的乡间别墅为“农场”，因为父母把它视作农场，而且这里的确有普通的农活要做。这里有猪、鸡以及泽西种（Jersey）乳牛。乳牛给予了我们生牛奶、脱脂乳以及丰富的奶油。山脚下有广阔而多产的花园和菜园，保证我们吃到新鲜的蔬菜，并欣赏到华丽的花簇，房子周围到处都是花朵，每天都在更新和替换。鲜花甚至被送到我们在华盛顿先后住过的房子，等到冬季，农场大量的产品被用卡车运送到我们在华盛顿的家里。到了夏季，我们至少需要十几个人来照看花园。还要有十几个人来打理农场。他们全都依照单身汉的生活方式居住在旧农舍中。
别墅本身很大，但线条简单，它的设计理念庄重高贵，但也保持了随性的气质。别墅的建造材料是自采石场的巨大岩石上炸下的粗糙浅灰色花岗岩，然后石匠再将它们凿刻成巨大的砖形板，房子的建造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我相信，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FederationofLabor）的主管塞缪尔·冈珀斯曾不得不过来解决建造过程所牵涉的两个工会的管辖权争议──石匠工会和砖匠工会。
别墅的房间都很大。大部分卧室都有屏风隔出的凉台。别墅内建造了室内游泳池、保龄球馆和网球场。房子的一端紧挨着美丽、规整的花园，花园尽头是分隔开的古典风格的甜橙温室。两座巨大的意大利式鸟池坐落在池塘的两旁。池塘的两端种着巨大的荷花，而中间则生长着水百合。
最令人赞叹的是一架巨大的管风琴，琴管迂回穿过房子的每一层。周日的早晨，父亲喜欢以高声弹奏《更近我主》（ Nearer my god to thee ）的方式吵醒我们，表达让“所有人起床”的意思。我们也都有大钢琴，且管风琴和钢琴配有机械附件，可以自动弹奏乐曲。我们拥有大量的钢琴纸卷（piano rolls，自动钢琴上用于控制琴键的穿孔纸带──译者注），其中许多都是帕德列夫斯基（Paderewski）的曲子，他也是我母亲的好朋友。我的主要童年记忆，便是飘荡在房子中的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 Hungarian Rhapsodies ）。
母亲为没有请室内装潢师而自豪。她和普拉特一起挑选了家具，结果这些家具稀奇古怪且不太实用。他们两人都很高，自然也为起居室选择了高大的椅子。父亲比母亲要矮上几英寸（1英寸=2.54厘米——译者注），有些椅子父亲坐在上面脚几乎够不着地。没有一个房间的床前配有合适的阅读灯，也没有一个桌子配有合适的椅子或电灯。父亲曾大声抱怨卧室中没有阅读灯──我想父亲最终是自己去买了一盏。就合适的光照和舒适的椅子而言，母亲的卧室是整栋房子中唯一既漂亮又宜居的一间。
在房子的一层，所有房间都没有足够的椅子供彼此亲密之人坐下交谈，只有父亲书房外的室外走廊是例外。我们大致就靠着这个门廊活着，它是开放的，不过有屋顶。晚餐过后，我们总是聚集在父亲的书房中。那里同样只有两把大椅子，放置在壁炉的两旁。父亲的桌子、椅子和沙发远在房间的对面角落，所以，每晚大家交谈时都不得不搬来额外的椅子，放置在壁炉附近。
母亲不仅从来没延请过室内装潢师，而且东西摆放好以后，她就从来没有再动过，只是在我们这些孩子长大后，才重新调整了房间的布置。起初，我和露丝以及保姆（后来是家庭教师）生活在一起，我们睡觉的房间有门廊，隔壁是游戏室。弗洛里、碧丝和她们的家教生活在相似的房间中。父母在大厅的尽头有一个套间。比尔和他的家教住在三层。
整座房子挂满了巨幅的中国画。在最大的那间起居室中，有一个桌子摆满了母亲收集到的青铜器、花瓶和其他物品，漂亮至极。她的书房里有两件布朗库西的作品──壁炉架上的《达那伊德》（ Dana ï de ）和门上的《金发的女黑人》（ Blonde Negress ）。书房里还摆放着白色大理石雕塑《空中飞鸟》（ Bird in Space ），它的木质底座由布朗库西在我们的花园中雕刻。那是他第一次来到美国，并和我们一起住在芒特基斯科时完成的。我记得自己就坐在布朗库西的旁边看着，他一边雕刻，一边同我们交谈。
我和露丝长大许多后，一家人很多时候就在一起吃饭了，尤其是周末父亲从华盛顿回来后。我们有两个餐厅。如果家里宾客很多，我们就在大理石地板的内餐厅用餐，它更大也更正式，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如果只有家里人和几位朋友，我们就会在“外餐厅”就餐，这里能够容纳20人左右。外餐厅摆放有绿色的威尼斯式（Venetian）配套家具，四周都是大玻璃窗，可以看到房子外的梯田和树林。这间餐厅中只摆放了一件装饰品，布朗库西创作的雕塑，是对母亲的复刻。不消说，这是一座非常抽象的黑色大理石雕塑，布朗库西称之为《女王不傲慢》（ La Reine pas D é daigneuse ）。许多人都嘲笑它，还有人将其描述为马儿肿大的膝盖。它在布朗库西的展览中只出现过一次，碧丝在这次展览上听到有人评论说，“那是什么玩意儿？”她扭头面向那个可怜的大惑不解的陌生人说道，“先生，那是我母亲！”我一直都觉得这座雕塑美丽极了。
在我年幼的时候，家里有10到12个佣人。他们大多都已经待了很长时间，并成了我们的熟人、心腹和好友。每间卧室都有两个铃，可以用它们来召唤女佣或男管家。我从来没用过它们，不过，我想姐姐们应该用过，父母当然也用过。此外，家里还有司机菲尔，马倌及其助手，他们要照管八九匹马。
农场负责人约翰·康明斯（JohnCummins）监管这里，在他下面是园丁主管查尔斯·罗思（CharlesRuthven），一位苏格兰绅士。罗思居住在此地的一座漂亮的白色农舍里，他的女儿珍和儿子乔治是我在芒特基斯科的玩伴。马倌及其妻子住在另外一座小农舍里，而阿尔·菲利普斯及其妻子住在车库上面的寓所里。他们的儿子汤姆是我和露丝的另外一个玩伴。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非常开心，上午上课，下午则去果园采摘水果和乘坐干草马车。
我对芒特基斯科始终怀揣着矛盾的情感。一方面，我深深地爱着它，并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农场上的孩子们。随着年龄渐长，也就是12岁到18岁之间，我仍旧认为农场很美妙，因为这是我童年时就有的想法，但于现实之中，整个少年期我在附近都没有朋友，完全是孤身一人。
直到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我们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了。周末或其他时间，我们会有很多的访客，但我们在当地几乎没有社交生活。只是在后来我才了解到，父母承受了当地反犹主义的压力。我相信，他们起初建造这座大房子时，定然已经被警告会遭遇社交上的冷落。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没有收到过邻居的邀请，也被排除在乡村俱乐部之外，直到俱乐部破产倒闭时他们才收到入会邀请（我想俱乐部不过是想要我父母帮忙）。但我从未去过俱乐部，甚至没有见过它。
直至母亲去世前，我曾无数次回来探望那里，有时是和儿女们，他们也都很喜欢这座农场，有时是看望父母。我仍期待着回到那里，只为在踏入宽敞美丽的前厅时，让痛苦的现实再浮现五分钟。我愈是年老，就愈是不喜欢农场的孤寂，但在童年时代，它就像我十岁时写信给父亲所说的那样，是“美妙的老地方”。
读五年级那年，我们家搬离了伍德沃德的房子（这座房子已经被卖掉了），搬入了马萨诸塞大道的红砖房子中，距离杜邦环岛有两个街区。我去学校的路程稍长了一些。我每天早晨带着旱冰鞋沿大道走，大概要穿越八个街区的上坡路。回程路则轻松得多，我呼啸着一路下滑，一手拿着书包，留出另一只手在每个转角抓住街灯柱，以免冲到大街上去。
在马萨诸塞大道暂居了两年后，我们搬到了前驻法大使亨利·怀特（HenryWhite）的大房子中，房子坐落于第16大街外的新月城1624号。我当时上七年级，这座房子是我真正成长的地方，我在华盛顿的家，也是母亲晚年的寓所。
父亲先是租了这房子几年，之后才于1934年买下它。这座位于新月城的房子由著名建筑师约翰·拉塞尔·波普（JohnRussellPope）于1912年设计，最初有四十间屋子。这是座非常宏伟庄重的房子。主层中唯一有些温馨的房间是书房，在那里我们度过了大部分时光。我和妹妹露丝又住到了同一个房间中，不过等到姐姐们都去上大学时，房子被重新整修，我也得到准许可以选择自己的房间，并装饰它。我说想要它更具现代风格。一位独特的现代设计师便为我建造了灰浆壁炉，并将其涂刷为白色，不带壁炉台，房间摆放了量身定制的现代家具，非常精美。这与古色古香的房子构成了古怪的反差，且是其中唯一的宜人之地。这座房子中满是切宾代尔式的家具，以及名画和雕塑──塞尚（Cézannes）、马奈（Manet）、雷诺阿（Renoir）、布朗库西、罗丹（Rodin）的作品，以及楼上大厅中马林（Marin）的伍尔沃斯（Woolworth）水彩系列。前厅有一扇华美的中国屏风，一尊青铜佛像，一面镀金镜子。这面镜子后来进入了白宫，与另外一面成对的镜子凑到了一起。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座新月城的房子的氛围吓坏了我的一些朋友。一位朋友记得，有一次在大餐厅中吃午饭，只有我们两人和我的家庭教师；男管家和一名女佣则在旁伺候。母亲在这里用餐时，饭菜端上来后都会先摆放到她面前，她立即用餐，且吃得非常迅速，每次最后一个人的菜还没端过来她便吃完了。我们称那个不幸的座位为“饥饿角”，并竭力避免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习惯了将一只手放在盘子上；否则，在叉子从我们嘴边返回前，盘子就会被撤走。时至今日，我吃饭的速度仍旧很快。很奇怪儿时的习惯能保持如此之久。
我读高中的时候，好友玛丽·金特里（MaryGentry）来我家过周末，她始终记得独自一人下楼吃早餐的情景。当时，她坐在空荡荡的餐厅里，男管家过来问她想要吃些什么。她非常害怕，只想到了葡萄干。男管家端来葡萄干，将其放在玛丽面前，之后便站在了她的椅子后面。玛丽记得每咬一口都会有回音自各个角落传来，这让她深感恐惧。玛丽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她还是会过来陪我过周末，但她告诉我她再也没有下楼吃过早餐。
不论是住在华盛顿还是农场，我们都会十分忙碌。我们始终有严苛的课程安排要遵守，放学后和暑假也会有许多计划好的活动。我们会花很多时间骑马，尤其是在围绕着农场的数英里（1英里为1.6公里——译者注）的小径上，或者是在华盛顿的岩溪公园（RockCreekPark）。九岁的时候，《华盛顿明星晚报》（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刊登了我骑在皮特身上的照片──皮特是我的小马──并赞扬我是“技艺高超的女骑手”。我其实不太擅长骑马，也不是很喜欢。但骑马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不得不这样做。
我们有音乐课程，它延续了科尔曼夫人的传统。我们甚至还有仪态课，因为家人觉得我驼背太严重──现在也如此，尽管我上了那些课程。我们还接受了达尔克罗兹（Dalcroze）教学法的指导，它是一种舞蹈，能够赋予你节奏感。我仍旧记得，手臂要按三拍舞挥动，而脚要以两拍舞踏步。这并不简单。
我们还有法语课，教授课程的女士和我们一同生活了许多年。她不是我们家的亲戚，但与我们同姓，叫做加布里埃尔·迈耶。周末的时候，我们会被叫去用法语背诵诗文。如今70年过去了，我仍旧能够背诵拉封丹（LaFontaine）的《寓言诗》（ Fables ）中的片段，以及西哈诺·德·贝杰拉克（CyranodeBergerac）的某些演讲，他是我所崇拜之人。在我9岁那年，迈耶小姐出于某种原因离开我们去了法国。高中的时候我继续学习了法语，如今说起来也相当流利，但其实这仍旧是我在9岁时的水平。
体育运动是我们的课程的重要部分。到了夏季，哥哥比尔会有很多家教，其中有一位负责教授制作和放风筝。比尔甚至还有摔跤老师，姐姐碧丝偶尔会跑去上课。我们长大一些后，网球课就成了长期项目。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间，每到夏季就会有位专业网球手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做我们的教练，主要教授碧丝。我每天会上一小会儿课。
每隔一年，我们都会有夏季露营活动，尽管至少会有一位家庭教师陪伴我们，但母亲还是会积极参与进来。父亲从未曾像母亲那般喜爱露营，他不喜欢寒冷，那会令他感到不适。他会骑马在荒野中跑上十分钟，然后面向向导问道，“这附近有电话吗？”（当然，现在会有的）。后来有一次露营，到了晚上，浑圆的月亮将天空照得透亮，我听父亲喊道，“有人能把月亮关了吗？”
母亲在日记中记述了比尔的第一次露营，其中包含了某些她很少用以形容儿女们的负面言辞。母亲描述说他们──我因为太小而不能去──经常吵架，并且需要耐心调教，“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变得如此自私，完全是被宠坏了。”管教三个孩子与管教两个完全不同，这让母亲极为苦恼，并将他们比作一篮子鳗鱼。
母亲认为这些旅行能够让我们更加亲近现实生活，也更加独立。她曾经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向我们展示大房子之外的生活的方式。我想确实是这样，但其效果有限。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旅行中，有五位农场工人，十一匹乘骑马，十七匹驮马──不是什么艰苦磨炼。
我参加了最后一次野营旅行，那是1926年8月，我们去了加拿大的落基山脉（Rockies）。我们骑马翻越山岭，并在晚上露营，偶尔还会去钓鱼娱乐。同样地，还是有许多驮马携带我们的行李，并有牛仔为我们搭建帐篷。我们这些孩子跟着向导捕鱼，而父亲却感染了风寒。母亲在日记中简要地记录了这次旅行，以下叙述代表了她强加给我们的一些思考：
爬山非常辛苦，但也让我再次领悟到这样的事实──人在恢复体力后能够前进得更远。这一点非常有趣。我觉得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重要的教训，因为它同样适用于精神努力。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没有发现，这种重振旗鼓便能走得更远的现象存在于所有需要付出努力的领域。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的努力，许多人一出现疲乏便选择了放弃。正因此，他们永远领略不到竭尽全力后的光荣与欣喜……
爬山是母亲最爱的消遣之一，但她从未能将这种激情灌注于我们身上。
有些年份我们会去欧洲旅行，我的第一次欧洲之旅出现在11岁。我最初写作并保留下来的日记，就包括对这次欧洲之旅的记录，那是在1928年的夏天。我们从法国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然后再返回法国。我的日记呈现了11岁孩子的所有兴趣点：指出我们所在的古老邮船伯伦加莉亚号的船舱是“鲸鱼王子的套房”；数出埃菲尔铁塔每两层之间的台阶数量；复述拿破仑的棺材运抵荣誉军人院（LesInvalides）后，重新开棺的故事。我记得，当母亲和弗洛里、碧丝爬到山顶时，我却被迫和露丝留在瑞士的酒店中，还有，当哥哥姐姐同父母去意大利时，我却继续逗留在瑞士。这些事情更加让我认为，我被排除在哥哥姐姐的队伍之外。父母认为我和露丝还没到欣赏博物馆藏品的年龄；我们和家教留在度假酒店中，参加酒店为小客人安排的娱乐活动。有一张老照片拍摄了化妆舞会上的场景，我记得那次其实非常有趣；我打扮成了养鹅女，而露丝就是我的鹅。
我们在马恩河游泳，并参观了巴黎圣母院和凡尔赛宫，但我对这次旅行唯一真正深刻的记忆是，我和父亲一同乘车，窗户全都关闭着，父亲吞云吐雾，车内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雪茄烟味。父亲只抽雪茄，那种用古巴烟草制作的粗大昂贵的雪茄，并且是一根接一根地点燃。在狭小的空间里，如关着窗户的车内或火车车厢中，这几乎无法忍受，但我逐渐习惯了，或者，至少也是甘心忍受了。他在登喜路公司拥有私人储藏桶，公司员工会把他喜爱的品牌的雪茄装入其中。他还有自己专享的烈性波旁威士忌（bourbon），酒桶上面刻有他的名字。我至今还保留了其中的一个桶盖。
首次欧洲之行的三年后，我们又回到欧洲，并在德国花费了更多时间。于我而言，最令人难忘的经历是拜访爱因斯坦的家。我把这件事记录在信上，并寄给了留在国内工作的父亲：
我想母亲已经告诉你，我们见到了爱因斯坦。他既崇高又朴素！他的头发像个鸡窝，穿着宝蓝色“全身”套装，手里还拿着烟斗。他妻子不让他抽雪茄……他们的房子非常简单，但漂亮极了，就在湖边。他独自驾船出行。船底平展宽阔，即使他心不在焉，船只也不会倾翻。如果人们看到船只在湖中打圈，那么，他们就会知道有新的理论正在成形。
1929年，父亲在怀俄明州凯利市的提顿山谷买下了一座牧场。牧场名叫红石牧场，非常美丽，但在当时看来异常偏远，自罗克斯普林驾车200英里才能到达，最后30英里还是蜿蜒的山路。红石牧场700英亩（1英亩约为0.4公顷——译者注）的草地恰好坐落于美丽的提顿山山脚下，那是一片引人注目的红土山脉。买下牧场的同年九月，父亲带着我、弗洛里和比尔前往那里，那时我12岁，我们骑马、钓鱼、远足、射击。我们都是青少年，忙于各种各样的活动，因而并不太热衷于前去牧场，尽管，我们在看到它的一瞬间就爱上了它。几年后，因为我们始终对牧场兴味索然，父亲便卖掉了它，这令我非常伤心。
旅行和才艺课程构成了我们所接受的非正式教育的主体。就某些方面而言，我们接受的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一样稀奇古怪。我们家还在纽约的时候，哥哥姐姐已经就读于开明的林肯学校。等我们搬到华盛顿后，他们就转去了弗莱德学校。我在一家蒙台梭利学校开始接受教育，它的教学理念同样开明。学校鼓励我们以自己的节奏发展兴趣──换言之，在任何想要的时候，做最喜欢做的事情。我从学习系鞋带开始，逐步发展为大量阅读，这让我很是享受；我不喜欢数学，并竭力避开了它们。我接受了韵律舞蹈课的教育，这种舞蹈要用到花式扎染围巾，但最终结果是我成了倒立和侧手翻的高手。从幼儿园到三年级，我都是在那里度过，等到离开时，我各项杂技娴熟老练，数学运算却笨拙生涩。
8岁时，我进入波托马克学校读四年级，学校离我们家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波托马克是私立的传统小学，因此，我是从无拘无束、自由放任的环境来到了规范严谨的学校；这里的桌子都成排摆好，教学日有安排妥当的课程，还有家庭作业，而最糟糕的是，我们要学习分数，这对我而言就像是门外语。
对于新来的女生来说，在波托马克上学并不容易。我在那里最初几年的生活很是孤单。我感到窘迫、格格不入又与众不同，尤其是在穿着没有人穿的螺纹短袜时。这是最后一个男女同班的年级；从五年级到八年级（波托马克最高只到八年级），就只有女生了，这和我高中就读的马德拉中学（Madeira），以及大学所在的瓦萨学院最初两年一样。
波托马克学校带来了我人生中第一次重大适应调整──它教会了我成长中的重要一课：无论置身于何种环境，都要努力融入其中。我必须去观察他人在做些什么，然后去效仿他们。我要应对我的孤独，我的与众不同，并变成他人那样。我多少有些形单影只，直至第二年，也就是五年级时，我想出了通过邀请他人到家里做客来结交朋友的方法。罗斯·海德（RoseHyde）因此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尽管，我第一次邀请她时措辞并不得体：“罗斯，我叫了所有的人，但她们都不能来。你可以来吗？”她来了，这是我们长期友谊的开始。
七、八年级时，我结交了其他一些朋友：朱丽亚·格兰特和玛德琳·郎。她们都是军官的女儿，其中朱丽亚还是格兰特总统的孙女。六年级，我们开始学习南北战争的历史，学生们拿来了她们参战亲属的照片。罗斯带来了她曾祖父的照片，他是南部联盟军的神职人员。朱丽亚拿来的是格兰特将军斜倚在树上的著名照片。“猜猜他为什么倚在那棵树上，”罗斯开起了玩笑。“因为他喝醉酒站不起来了。”朱丽亚将她打倒在地。罗斯的母亲不得不写信向格兰特夫人道歉，此事才得以平息。
我十二三岁时，朱丽亚和玛德琳来芒特基斯科的农场拜访了我。我第一次有来我家过夜的客人，兴奋极了。我不知道该如何接待她们，所以不断询问母亲，“我们该怎么做？”因为这个愚蠢的问题，我受到了母亲的严厉训斥──我们自己就有游泳池、网球场和保龄球场。考虑到这样奢侈的环境，母亲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但我感到了一种局促不安的愉悦，且不知如何处理。
早年学习的舞蹈和杂耍令我动作敏捷。等到五年级的时候，我的协调能力非常出色，并成了团队运动的佼佼者。波托马克的学生被分成了两队，红队和蓝队。两队在游戏、赛跑、排球和其他运动项目上竞争激烈。我属于红队，喜好发号施令，我一直没觉察到这个特质，直到有一天，普瑞莎小姐──体育老师，我非常喜爱她──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如果我不去过多地指挥他人的话，她会考虑让我做红队队长。一瞬间，我仿佛听到自己在怂恿他人，下达命令。我采纳了她的建议，真是奇迹，我成功了！我成了队长。这项小小的成就让我心中暗自满足。我首次获得了社交上的成功，这表明我身上的某种特质在发挥作用。
八年级时，我被送去了明妮·霍克斯小姐的舞蹈学校。我太羞涩了，上课成了一种磨难，身高更是为我增添了苦恼。我长高了──班里个子最高的几个孩子之一──脚也变得非常大。在此期间，母亲突然变得节约了──也可能是真的不愿购物了──因此，我穿着碧丝穿过的两套裙子去舞蹈学校。我仍旧记得，一件是浅桃红色的天鹅绒裙子，另一件是红色丝绸裙。家人觉得丝绸裙后背露得太多了，就用其他材质的布料补了一下，非常扎眼。为了整体效果，家庭教师为我购买了一双金色童鞋。其他女孩拥有平底轻舞鞋和泡泡袖。我的鞋则是高跟鞋，商店中只有这双大小合适──让我的身高至少增加了两英寸。这种古怪的身影当然高过了小男孩们，灾难性的结果可想而知。
大约在同一时期，我们女孩都开始函购香皂和香波，并在操场上交易它们。和朋友们一样，我也收集了喜爱的电影明星的照片，有葛丽泰·嘉宝和玛琳·黛德丽，我在周末会去看她们的电影。我记得德语版的《再度坠入爱河》（ Falling in Love Again ），它是《蓝天使》（ The Blue Angel ）中的歌曲。我们还如饥似渴地阅读电影杂志。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也会有幻想，但我甚至在那时就意识到这不可能实现。我的幻想之一是能当上模特就好了。我曾经向高中好友南希·怀特表达了这一想法，她反问道，“给什么做模特呢？房子？”这把我送回了现实。我想，我还和许多孩子分享过“成名”的幻想，也许不是电影明星（尽管我也曾虚无缥缈地幻想像黛德丽那样踏入房间），而是以某种方式取得成功，让人们都认识我。奇妙的是，“水门事件“之后，这种幻想在小范围内实现了。我始终觉得这令人难以置信，既感愉快又有些难为情，不过，母亲自负的阴影让我对现实保持了清醒。
读高中时，我来到了马德拉中学。高一时，学校在华盛顿的杜邦环岛附近。父亲非常钦佩马德拉的创办者露西·马德拉·温（LucyMadeiraWing），他为这家学校提供资金，并协助将其迁移到弗吉尼亚州美丽的新地址，那时我读高二。我因此而成为了寄宿生，只在周末回家。多年后，父母将他们拥有的、毗连学校的178英亩土地捐给了学校。
迈耶家的女孩全都不经思索地被送至了马德拉中学。马德拉小姐拥有超前的理念，并试图开阔我们的眼界。例如，她相信上帝是女性。她以圣经课为幌子，试图让我们了解贫穷。她利用威严的讲坛，努力将我们塑造成罗斯·海德所谓的“萧伯纳式费边主义者”（ShavianFabian）。学校本身确实展现出了平等主义精神。我们的校服有助于掩盖不同的家庭条件，此外，我们通常都不知道或关心任何人的社会地位。不过，不足为奇的是，我们的家庭背景都相差不多。大萧条曾在我们周围肆虐，但并未对家庭造成重大打击。“贫困党”被组建起来，并向社会福利基金捐赠收入。
在那个恪守教条的年代，马德拉小姐采纳了组织严密的管理方式。她在学校集会上演讲时，经常会谈到她的座右铭：“处变不惊，善始善终。”充满了清教徒的紧迫感。寄宿生可以去城里的一家百货商场购物，但在售鞋部必须要有女伴从旁保护，因为是男人帮你试鞋。我的朋友珍·罗林斯收到了室友和室友父亲的午餐邀请。“不可以，”女舍监说，“你不能和室友的父亲外出。”原因很明显，几年前，一名女生和另一名女生的父亲私奔了。
尽管向来安分守己，我却参与了一项违规活动。我加入了秘密社团，“处女到底”──我不得不承认，这是奇怪的追求。午夜时分，我们这些处女起床，披上马德拉小姐从法国修道院采购的厚重雨衣，徒步一英里来到树林，埋葬了一双橡胶套鞋──这一举动的含义如今我已忘却。我毕业后，“处女到底”繁荣了许多年，直至一名女生向马德拉小姐告了密，她因为没有被吸纳为会员而妒火中烧。
学校每年举办两次舞会。当然，男孩是不允许参加的，因此，所有女孩穿上晚礼服，戴上襟花，彼此搭配跳舞。这类舞会中，我这样的高个女孩跳舞时会占据主导，后来的生活中，我感到很难和男性舞伴配合。
我在社交上的发展非常缓慢。我很多年都没有机会认识男孩。高中时的一个新年前夜，我16岁，与家人参加艾弗琳·沃尔什·麦克林举办的著名舞会。哥哥很贴心，陪我跳起了舞蹈。因为我几乎谁都不认识，我们就跳了一曲又一曲。灯光最终熄灭了，电子显示牌上亮起了文字，“新年快乐”。《友谊地久天长》（ Auld Lang Syne ）的歌曲响起，哥哥望着我说道，“这将会是我最后一次和你共度新年夜。”
17岁的时候，我决心学习如何吸引派对或舞会上的单身男子。我发觉，如果你对愚蠢的笑话放声大笑，并表现得很活跃，像是玩得非常开心的样子，那么，男孩子就会觉得你有吸引力。我无耻地运用了这一技巧。我假装开心，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因此开始逐渐出入华盛顿的派对。我还学会了如何摆脱某个男孩的“纠缠”，因为那会是一场噩梦。我认识一两位哥哥在华盛顿读书时的朋友，也会有男孩偶尔邀请我参加派对和观看电影。在瓦萨学院时，我有几次受邀去男子学院过周末。但直到数年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我才找到了真正的男性朋友和男朋友，因为羞怯和处理亲密关系的无能，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我吓跑了。
我非常努力，以便和马德拉的其他同学保持相同的高度。我参加了排球、曲棍球和田径校队，还进入了合唱团。我被要求学习钢琴课程，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练习贝多芬的同一首奏鸣曲——《热情奏鸣曲》（ Appassionata ）的第二乐章。同学们都怕极了练习室中传来的永无改变的钢琴声，但在这一过程中，我的确学习到了一些曲式结构的东西。我还演出了戏剧社创作的独幕剧。我扮演英俊的公爵，这个家伙导致了许多人的死亡。
我对新闻工作很感兴趣，并加入了学校杂志的编辑队伍，杂志名被贴切地取为《闲谈者》。尽管我们的目标是“有影响力且震撼人心”，但杂志对天气的关注丝毫不逊色于社会问题。许多广告也刊登在了上面，其中一篇的标题为“为那些发展着的曲线，在‘红色卫地’寻找一处乐园”，在马德拉，我作为高年级学生还第一次获得了被广泛认可的成功。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我当选了高年级学生会主席。我从来没想过广受喜爱或被他人认可之类的事情。它令我欣喜若狂，而父亲甚至比我更开心。
在学校里，我们更加关心体育运动、朋友和假期，而非真实世界。事实上，在早年求学生涯中，我对政治漠不关心。1932年总统竞选期间，我记得参与了一场辩论，依循父母的共和党观点，我表达了对胡佛的支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只知道父亲在胡佛政府做事，而我信任父亲。我的同学罗宾·肯珀是詹姆斯·肯珀（JamesKemper）之女。詹姆斯·肯珀是著名的芝加哥民主党人士，罗宾也因此而支持罗斯福。我们都应支持自己的父母，这似乎理所当然。
高中生活尽管成功，但在马德拉经受的历练却不足以应对此后我将踏足的生活。我仍旧觉得自己怪异、害羞，且没有太多朋友。但显然，同学们看待我的方式与我自己不同。我的毕业纪念册上描述了一个喜爱大笑，走起路来颇有男子气概的女孩。同学们对我的预言是：“凯将会是新闻界的大人物。”但我并没有为自己设想这样的未来，事实上，我根本没有设想未来。相较于开辟自己的事业，我始终在做的是努力适应自己所置身的生活。我更想要去开拓新途径，想要像碧丝那样放荡不羁，大胆冒险，但我选的附加在班级纪念照下的诗句揭示了我的另一面：“那些关于她、源自她的一切，理应被解读为真正的高贵。”换言之，自命清高。
1921年，母亲遇到了威廉·卢肯斯·沃德（WilliamLukensWard），旧时代最有识见的政治领袖之一。他管理着威斯特彻斯特县，那是芒特基斯科镇的所在地。他鼓动母亲更积极地参与该县的共和党政治活动。沃德成为了母亲的导师、支持者、领导和密友，并说服她更多地投身到公民事务中来。母亲对沃德的理念表现出的热情，以及她和父亲对公共服务的热衷，意味着我们成长过程中始终受到这样的信念的影响──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你都会不自觉地想到公共问题，并在关注共同体利益或公共服务过程中回报社会，这也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很快地，沃德创建了县娱乐委员会（RecreationCommission），由五位女士担任委员，母亲任主席。在母亲的领导下，委员会开始为贫困阶层的儿童举办夏令营。她在全县范围内组建合唱团，还每年都为成人和儿童举办大型音乐节，而这个音乐节原本不过是在大帐篷下的活动。接着，在母亲的大力鼓动下，沃德修建了县活动中心，于1930年5月投入使用；它是位于白原市的一座巨大多功能会堂，如今仍在使用。活动中心可以举办各种演出，从戏剧和音乐会，到家禽和其他动物的表演。多年来，母亲主持了那里的各类活动，包括纽约大都会歌剧团的演出。当时适逢一年一度的家禽表演，举办地在地下室中，为了保证歌剧女主角的演唱不会被公鸡的啼鸣打断，母亲草草策划了一个方案，她让人在笼子中加装硬纸板，这样公鸡就无法昂首打鸣了。
母亲还参与了共和党的政治事务，她工作积极，到1924年时已经成了共和党代表大会（RepublicanConvention）的代表。后来，母亲涉足的事务越来越多，开始为她支持的候选人和事业四处游说。1924年的大选期间，我们创作了一首诗：“库利奇和道斯，库利奇和道斯。如果母亲离去，他们就是缘由。”母亲收到进入州政府的邀请，还有许多妇女支持她竞选国会议员，她都拒绝了，理由是“丈夫和家庭是我首先要考虑的”。1933年，我与母亲出席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首次就职演讲，看到罗斯福走到国会大厦前，发表他的著名演说。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望着胡佛颓然离去的背影，这与志得意满的罗斯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满面春风地站在演讲台上，雨过天晴，强烈的阳光洒在他英俊、红润的脸庞上。母亲转过头来，对我说，“等着吧，四年后我们就会重回白宫。”这些话显然毫无远见。母亲在情感上尤其痛恨罗斯福。
父亲也参与了共和党的政治事务，尽管，他并没有那么积极热心。事实上，父亲在不受党派控制的事务上同时为两党服务，包括战时工业委员会、农业贷款委员会（FarmLoanBoard）和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ReserveBoard）。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通过在战时金融公司的工作，帮助振兴了美国农业。战时金融公司在向农场主和牲畜养殖户发放贷款上拥有特殊权力。1925年初，父亲清理了金融公司的账目，这一非凡成就收获了广泛的认可。梅洛·蒲赛在为我父亲写作的传记中叙述道：
迈耶交给财政部一张4.99亿美元的支票。它最终被送至了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因为人们相信它是世界历史上开立的最大数额支票……战时金融公司借出了7亿美元──3亿用于战争目的，1亿用于资助战后出口，3亿用于援助农场主──没有任何损失，且有足够的利润来支付其所发行的债券的利息，以及自财政部获得的基金……很多人都在说他将美国农业自灾难中拯救了出来。
我童年时，父亲忙于各种政府事务，母亲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家。等他们回到家中，我们与他们的见面也会很拘谨。母亲总是在床上吃早餐，父亲同样在卧室吃，就在母亲身边的小桌子上。我们会上楼和他们交流一小会儿，之后便各自离去。午后，母亲有时会带我们其中一人到公园兜风，或者，让我们到她的卧室聊天，但这种情况很罕见，相隔也很久，且大多数时候这种交流都是单向度的。尽管如此，我非常喜欢这些时刻，曾经还评论说既然她这么忙，也许我们应该提前预约──这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后来被她多次提起。
父母大多数时候都是外出吃晚餐，或者在家中精心设宴，款待客人。有时，我会在母亲换衣服、做按摩或修指甲时看望她。母亲的高贵优雅和惊人美貌令我赞叹不已，每当她衣着典雅地出席学校活动时，我都会暗自骄傲。然而，尽管我在年幼时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母亲，但与此同时，我也对她感到敬畏和恐惧。常年以来，我都因为太过畏惧她，而从来没有考虑过忤逆她的意愿。在极少的例外中，因违背她意愿而吞食的苦果令我刻骨铭心。我11岁时第一次参与了欧洲之旅，母亲让我和比尔去邮船的理发室中理发。我们另有计划。比尔让我告诉母亲，理发室排着长队，我们要等会儿再去。我不假思索地执行了他的命令，在一生之中，我做过太多这样的事情。母亲不知如何竟发现理发室中根本没人排队，因而严厉斥责了我说谎的行为，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说谎了。最终，我被独自关在了舱房里。我难过极了，但这段插曲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让我知道了说实话的重要性。
几年后，读高一时，我再次在理发问题上犯错──我违背母亲的意愿，剪掉了自己长长的黑色卷发。我怀揣着战战兢兢的心情等待她的反应，而她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我有些困惑，甚至觉得受到了羞辱。最终，我提醒了她，她却耸耸肩不屑一顾，留下茫然无措的我。我可是鼓足了勇气才这样做的啊！
父母时而苛刻万分，时而不以为然，做子女的也只能察言观色。父母在大大小小的方面都影响了我们。他们的某些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你虽能用力擦去，但却会留下印记。我无意识地从母亲那里继承的一个古怪习惯，就是小事上的多疑和心胸狭隘。母亲在某些方面挥霍无度，但她却会抱怨收到的小账单，认定那些人是在欺骗她。她买皮草时会说，“你得留心些，因为你选择了这一件，他们会给你换成另一件。”她还说，“如果你要给珍珠项链换线，那么你必须坐下来看着他们，确保所有珍珠都能拿回来。”她在给佣人加薪时也非常吝啬。她完全就是厌恶赠予，即便赠予的内容不过是赞美或鼓励。我同样变得不愿意花钱，阴暗地怀疑他人占我便宜，还无法享受给予的乐趣。
嫁给菲尔·格雷厄姆（PhilGraham）后，我克服了许多这样的习惯，因为菲尔极其慷慨大度。某些我从未能改掉的古怪习惯继承自父亲。尽管我们生活开支巨大，父亲却对某些小花费特别固执。他热情地鼓吹小处节省──物尽其用，绝不浪费，能拍电报绝不打电话，能写信的话自然是最好了。睡觉前关闭每一盏灯，这样的强迫行为我保留至今。独自一人住在房子中时，我会完全无法忍受有灯开着。我会在大厅和楼梯间来回巡视，以确保所有的灯都已关闭。我告诉自己停下来，这根本不重要，但还是会去把亮着的灯全关闭。
某些反面事例给我留下了深刻教训。年幼的时候，成年人的行为时常会令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记得，我曾对某些看到的事情感到震惊和错愕，并默默发誓长大后绝不像他们那样做。例如，母亲遇到电影院排起长队时，会径直走到售票处，说道，“我是《华盛顿邮报》的尤金·迈耶夫人。”接着便要求直接进场入座。那个时候，的确会有人带她进去。我却尴尬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件事情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如果我进入餐厅后，领班没有给我找好位子，而是将我带到了“西伯利亚”，我也不会和他争辩。我只会温顺地前往西伯利亚。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在情绪上似乎愈发受到煎熬。她日益沉迷于与生命中的各个男人的友谊。但我相信，其中只有一人真正令母亲产生了情爱，这个人就是威廉·沃德。母亲不断患上感冒、肺炎或其他各种疾病，每一次患病，她都会给予自身极大的关注，并变得自哀自怜、情绪化，要求和接待他人的频繁探望，而我们则在一旁嘘寒问暖。
母亲还开始酗酒，有时早上10点便开始了，她生命中至少有一段时期是如此。这个问题让父亲十分忧心，并且，对于他和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项不断加剧的负担。甚至母亲饮酒的方式也有些怪异。地下室中有一个上了锁的老式酒柜，只有父亲一人有钥匙，因而他必须一趟趟地去地窖中取酒，这样也能够知道母亲到底饮了多少。当然，劝诫从未取得任何效果。奇怪的是，母亲从不自己购买威士忌，或者向父亲索要钥匙。
母亲对我们的影响常常都互相矛盾。我们会因为取得的成就而受到鼓励，但她却非常自负，甚至会践踏我们刚刚萌芽的兴趣或热情。如果我说喜欢《三个火枪手》（ TheThree Musketeers ），她会回应说除非我像她那样阅读法语版本，否则不可能真正领悟其中的妙处。母亲直至去世的那一周都在读书──哲学、历史、传记，以及所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俄国的经典文学。她对读轻小说的人嗤之以鼻，更不消说垃圾读物和消磨时间的作品了。
四年级至五年级的那个暑假，我独自一人待在芒特基斯科别墅三层的房间中，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了阅读。我通读了大仲马的所有作品、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MayAlcott）的八卷作品（从《小妇人》开始）、《金银岛》以及名叫奈普（Knipe）的人所写的激动人心的冒险小说。我最后一统计，发现大约已经读了100本书，于是写信告诉父母，我正在“积极地畅游书海”。我感到开心极了。不幸的是，这种对于阅读的早期热情在五年级之后便销匿了，直至后来偶尔拾起书本。再后来，我喜欢上了电影杂志、《红皮书》（ Redbook ，美国女性杂志──译者注）和《时尚》（ Cosmopolitan ，针对女性读者的时尚类杂志──译者注）。更晚一些时，我恢复了阅读热情，尤其喜爱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母亲为我们设定了不可能企及的高标准，这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损毁了我们的能力，令我们甚至不能完成自己设定的恰当目标。大致上，我想我们都会觉得没有达到她的期望和要求，而她带给我们的不安全感和缺乏自信迁延多年。但不管对我们有着怎样的疑虑，她呈现给世界的家庭图景始终毫无瑕疵。她创造并维持了子女完美无缺的神话。在她看来，我们都是幸福快乐，是会讲两种语言的优秀学生。事实上，她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感到骄傲。她过去常常将我们比作流行小说《永恒的少女》（ The Constant Nymph ）中的人物。那本书讲述了一个古怪、喧闹却也疯狂搞笑的家庭，全家人因此还被称为桑格马戏团。她散布的其他神话，还包括迈耶家的女孩更聪明、更富魅力、更有趣、更伶俐、更成功，凡此种种，简言之，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最重要的是，她觉得我们要与众不同，富有智识，甚至是特立独行。
此外，父母期望我们能够在社交上取得成功，这很难界定和阐明。对迈耶家的女孩来说，在学校和派对中大受欢迎必不可少。不论实情如何，我总是会说自己在聚会上玩得很开心，然而事实常常恰恰相反。如果父亲或母亲来学校看我，我想我将不得不召集一群朋友，这样至少表面看来我颇为合群。
我们还很年幼时，当时拥有《邮报》的麦克林夫妇举办了儿童聚会，他们向来宾赠送了非常贵重的礼物，甚至是手表。母亲告诉我这样的做法非常粗俗，她不会让我的姐妹参加。母亲的朋友建议说，出席这次聚会也许会非常重要，而母亲则回答，“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那个受欢迎的人。”
母亲看待事情的这种倾向，同样意味着她轻视平庸人、凡常事以及琐碎生活。这种对平凡事物的负面态度也成了我自己的特质，且令我惶惑不安。我知道自己并非就是什么超凡脱俗的人物。我还知道，我想要融入这个世界──让周围的人都喜欢我。但和哥哥姐姐一样，我承继了许多家庭的哲学。记得读大学时，我和好友玛丽·金特里（MaryGentry）行走在瓦萨校园中，我问她，“你喜欢这里的女孩吗？”“喜欢，”她答道。这曾使我短暂地怀疑自己的标准存在问题。我觉得应该居高临下地俯视善良的普通人，并且只喜欢那些特立独行的聪明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不再执着于与众不同，不再认为平凡或普通是一种罪责，并能够就各类人的本身之所是去欣赏他们。
我无法宣称母亲是真正爱我们的。直到母亲弥留之际，我在她眼中都是成功的，而或许，这才是她所钟情的。然而，尽管母亲有着种种复杂性，但在整个童年时期，我都与母亲更加亲近，而非那个遥不可及、难以相处的父亲。我喜欢他，但总是会有隔阂。事实上，他在孩子中间很高兴，与我们相处时也很有趣，但总会有些不自在。最亲密的时候，他会把我们当小孩子一样放在膝盖上，在我们耳边摇晃手表。我和露丝还很小的时候，他会在早餐前来到我们的卧室，陪我们嬉笑打闹一小会儿。
父亲缺乏亲密的天赋，但在许多方面，他的支持与爱还是能直抵我的心灵。父亲在没有使用任何言语的情况下，表达了对我的信任，这是生命中最令我感受到支持的事情。它拯救了我。然而，我只是在追忆往昔时才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时间来滋养。
我们家很少谈及敏感的话题，其中三个尤其是禁忌──金钱、父亲的犹太人身份以及性。我们家所有人都从未提及过这三个话题。事实上，我们从不谈论任何难以启齿或私密的事情。谈论金钱或我们的财富令我们反感，与人们的想象不同，我们过着颇为清苦的生活，这也许有些古怪。我们没有太多炫耀性的物品，或是精致的玩具和衣服。弗洛伦斯11岁时，母亲在日记中叙述说，她为弗洛里购买了非常简单的生日礼物，“书籍、果仁糖和其他小物件”。母亲感到自己有些吝啬，但她也认为，“延续他们幸福命运的最佳方式，就是限制他们对财富的渴望。”
与班上的大多数女孩相比，我拥有的东西要更少，尤其是衣服。我在小学时用的简易衣柜中，只有两件上学穿的无袖连衣裙和衬衫，以及一件最好的连衣裙。零用钱上，父母也对我们严格限制。碧丝从瓦萨学院发给父亲的电报让我记忆犹新——“快寄零用钱，否则将破产。”父亲回复说，“破产吧。”我唯一记得的与金钱有关的讨论就是，父母告诉我不能只做富家小姐，必须做些事情，参与一些有益的、能创造价值的工作；你不能也不应该一事无成。工作始终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记得有一年大家都在过圣诞假期，我却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学习绘制曲线，那时我大概15岁。
母亲对金钱的矛盾心理，以及金钱带给她一切无疑都令她不愿意去谈及金钱。1922年，母亲去参观犹他州的铜矿，这座铜矿为父亲积累了巨量财富。母亲在日记中写道：“铜矿的景观很有趣，但通往铜矿的村庄却令我震惊……这是金钱的来源，我将它们用于购买中国艺术品，但一想到我们使用的金钱竟出自这样的环境，我就会惊愕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拥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事实从未比金钱谈论得更多。我完全不知道反犹主义这回事，这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我也不知道父亲是犹太人。我不认为这是有意安排的，我相信他们没有否认或隐藏父亲的犹太人身份，也并不以此为耻。但这个话题足够敏感，所以，他们既没有去解释它，也没有以此为荣。事实上，我们在圣公会圣约翰教堂拥有席位──总统的教堂，位于拉法叶广场──但主要原因在于教区长是我们家族的朋友。我10岁的时候，我们迈耶家的孩子全都在家接受洗礼，以满足虔诚的路德教外祖母的心愿，她认为如果不经历这样的程序，我们全都会下地狱。但大抵而言，宗教并非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犹太人身份很少被提及，记得其中一次出现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们在学校中为朗读《威尼斯商人》选择角色，一位同学建议我扮演夏洛克，因为我是犹太人。我曾天真地询问母亲，我们是不是百万富翁──学校里有人指出我父亲是；和那次类似，我也询问母亲，自己是不是犹太人，以及其中的意味。她一定是回避了这个话题，因为我不记得她的回答。不只是我对宗教抱有疑问，姐姐碧丝回忆说，有一次她在我们位于纽约的公寓中吃午饭，有许多客人在场，她不假思索地问道，“嘿！你们说的那个耶稣是谁？”
直到上大学时，我的犹太人身份才给我带来麻烦。当时一名来自芝加哥的女孩正要离开瓦萨，有人问她是否愿意见同样来自芝加哥的犹太女孩，她回答说，“不行，在芝加哥，你不能让犹太人进你的家。”这引发了争执。我最好的朋友康妮·迪莫克后来告诉我，那个女孩当着我的面这么说真是过分至极。只是在那时我才“恍然大悟”──那是1935年，希特勒已经开始影响世界。
性是我们家从不谈论的第三件事情，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对性都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性交是什么，也不知道小孩是如何被怀上的。事实上，严苛的课程计划、训练和体育运动，似乎都是为不让我们过多思考性的问题而安排的。我曾经问母亲，性交过程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并告诉她我已经学习了精子和卵子，但不知道具体过程是怎样的。母亲回答，“你没看到过街上的狗吗？”不幸的是，我没有看到过，但我脱口而出说，“当然见过。”对话也因此而结束。母亲最后主动告诉了我月经，或者说“成为真正的女人”的事情。“别担心，妈妈，”我答道，“几个月前它就发生了。”
因为这些事情从未被谈论过，我几乎对它们全都浑然不知──金钱、宗教以及性。多么怪异：我当然知道我们家的房子很大，有很多佣人，但却不知道我们很富裕，正如不知道我们是犹太人。这种看似十分诡异的事情，对于我们也非常有益。同样古怪的是，我们也没有学习到处理生活实践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最简单的任务。我不知道如何打扮、缝纫、烹饪、购物，最为重要的是，不知道如何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对年轻男子就更是如此了。我和家教一起买过一些小东西，但在成长过程中，我很多时候都是接手姐姐们的礼服；直到18岁，母亲才带我去波道夫古德曼（BergdorfGoodman）选购法国服装。那里的服装精致复杂、华丽典雅，根本不适合我这个年龄，且对于只需衣着得体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浪费。我们最终也没有找到可供日常穿着的衣服。
我向来衣食无忧，得到的照顾也无微不至。事实上，母亲始终在提醒我们，我们有多幸运，对父母有多亏欠，父亲在照顾我们这些孩子上多么富有远见，多么出色。我们也的确很幸运。我们享有大量特权，父母拥有坚定的价值观，他们激发了我们对于艺术、政治和阅读的兴趣。但在这所有之外，我产生了无能和自卑的感受，不止面对母亲时，面对哥哥姐姐同样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对自己的优点和能力有了客观的认识。我不是特别美丽。我很早便长得很高，因此自我感觉有些笨手笨脚。我不觉得自己能够变得出类拔萃，并确信永远都吸引不到自己喜欢的，且父母和哥哥姐姐不会觉得屈尊俯就的男子。
由于家庭的混乱状态，以及与父母和外部世界的奇异隔绝，我们这些孩子只得自己在情感和智识上学习成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矛盾情感，很难找到确切的身份。这样的一个早期例子是：某天，游戏室的电话铃响了，没有大人在场，碧丝战战兢兢地拿起电话，说了声“喂”；一个男人的声音不耐烦地问道，“你是谁？你是谁？”碧丝回答，“我是家庭教师照看的那个女孩。”因为古怪的成长方式，这是她唯一能够想到的描述自身的方式。
正因此，我们究竟是谁，抱负为何，这些问题在认知和社交上始终令我们焦虑不安。奇异童年带来的更加微妙的影响是，我认为自己从来没有把事情做对过，这也是我们这些孩子或多或少都会有的感觉。我说的话合适吗？我穿的衣服得体吗？我有魅力吗？这些问题让我焦虑不安，自我沉溺，有时甚至会将我浸没其中。成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旧如此，直至最终，我对沉湎于过去彻底失去耐心。
1933年6月，父亲收购了《华盛顿邮报》。当时，我们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个事件将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巨大的转变。这家报纸已经陷入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其拥有者爱德华·比尔·麦克林（EdwardBealeMcLean）漫无方向的经营方式。爱德华是个衣冠楚楚的花花公子，爱丽丝·朗沃思后来描述他是“没有志气、没有个性的可怜人”。内德（爱德华的昵称）曾是哈定总统的扑克牌和高尔夫玩伴，但他们间的关系最终破裂，原因在于内德及其报纸牵扯进了“蒂波特山油田丑闻”（TeapotDome）。
内德1916年继承《邮报》，并于15年后失去它，在此期间，他对报纸的新闻内容和商业经营不闻不问。内德带着情妇参加编辑会议，至少他的妻子艾弗琳在离婚诉讼中是这样陈述的。至于内德的新闻敏感性，艾弗琳回忆道，“他不曾有任何的新闻意识──甚至是人咬了狗，接着又咬了内德·麦克林。”艾弗琳娘家家业雄厚。她是矿业大亨的女儿，居住在豪华别墅中，举办奢侈的派对，拥有并佩戴着著名的“希望之星”（Hopediamond，重达45.2克拉，是全球最大的蓝宝石──译者注）。“希望之星”据说会为其拥有者带来厄运，这似乎在艾弗琳的身上得到了应验。艾弗琳下定决心要将《邮报》留给儿子，因而多次拒绝他人的收购报价──并敦促丈夫也这样做──其中至少有一次来自我父亲。
事实上，父亲在表现出对《邮报》和其他报纸的兴趣前，就已经多次尝试进入新闻业。早在1925年，父亲发现赫斯特（Hearst）在华盛顿有两家报纸，且都在亏损，他觉得赫斯特可能会愿意出售其中一家，并尝试收购于早晨发行的《华盛顿先驱报》（ Washington Herald ）。
四年后的1929年，父亲试图以500万美元收购《邮报》，他觉得这个报价已经很高，控股《邮报》的美国证券信托公司（AmericanSecurityTrustCompany）不可能会拒绝他。但他们的确拒绝了。其他的报价，包括1931年两次300万美元的报价，也全都遭到拒绝。这是因为艾弗琳·麦克林的坚持──尽管离婚诉讼和法庭交锋已经开始。然而，内德从其父亲那里继承的原本利润丰厚的报纸业绩持续下滑。管理不善的《邮报》负债超过了50万美元，并被迫与1932年3月进入破产管理程序，这家公司甚至无力支付新闻纸的费用，将会被公开拍卖。
与此同时，1930年9月，父亲被胡佛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这项工作的任务就是扭转大萧条的颓势。父亲开始掌控美国国内外的银行和金融政策。他构思了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FinanceCorporation），起草成立该公司的法案，为法案在国会的通过保驾护航，并担任这家新信贷机构的主席──为确保法案的通过，法案上专门注明了由他担任主席──同时保留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在上午管理一家机构，下午管理另一家机构，且都正处于大萧条的最糟糕时期，这令父亲殚精竭虑，几乎在巨大压力之下崩溃。母亲去见胡佛总统，表示这些无法忍受的工作负担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在父亲完全倒下前减轻他的职责。在日记中，母亲生动地描述了这次会见总统的经过：
昨天……尤金的身体极度疲劳。白宫的重担让他备受折磨……我秘密约见了胡佛，告诉他如果不将尤金从参议院的贪婪中解救出来，尤金将会被彻底压垮。胡佛被我彻底唬住了。计划成功了，我敢肯定，从现在开始胡佛面对尤金时将会态度会更加审慎。我没有责难胡佛任何事情，但却迫使他至少暂时性地与尤金站到一起──这种事情不会永恒不变，因为他的秉性决定了他会为一时的地位和目标而不惜牺牲任何人，付出任何代价……我之前只听尤金说过他与总统关系紧张，但在与总统聊天过程中，总统一开始就强调说，“尤金·迈耶是我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人才。”这令我大感吃惊。我的首要任务是让尤金一切顺利。
最终，国会于1932年通过了《紧急救济与建设法案》（ Emergency Relief and Construction Act ），将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复兴金融公司的主席职位相分离，并允许父亲放弃后者。这稍稍减轻了父亲身上的压力。
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2年秋天当选总统，当然，这为受胡佛任命的父亲带来了新的问题。父亲觉得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公众利益，因而不应该辞职──尽管胡佛想要他这样做。胡佛多次敦促父亲在罗斯福就职前辞职，母亲对此行为的解读极为切中要害：
也许他希望尤金像个东方的寡妇，陪伴主人葬身火海。我猜胡佛进入政治坟墓的同时，希望带着所有的家臣、家眷，甚至是宠物狗一同陪葬，就像伊朗人或塞西亚人首领一样。
父亲可能有类似的想法，但他无意让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工作看起来像是政治职位，他认为它不是，也不应该是。另一方面，父亲觉得留在政府部门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感到自己正在开始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罗斯福邀请父亲留任美联储主席，父亲同意了，但在3月底，他向罗斯福递交了辞职信。在他看来，罗斯福的罪状太多了，其中某些还非常突出：美元实验，漠视金本位制，缺乏制定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经验──不得不说的是，每一位总统都缺乏这种经验。
正因于此，《邮报》的破产成为了父亲的一次良机──正值他准备离开政府之际。他和母亲显然讨论了收购《邮报》的可能性，因为母亲在5月7日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件事情，几乎就在收购前一个月，这也是罗斯福接受父亲辞职申请的前一天：
他（尤金）突然决定购买《邮报》。如果他成功了，这将会引起轰动，我们也会因为这次有智谋的行动而赢得声誉。我最初有些不情愿，因为它意味着很快就会有繁重的工作要做，但现在毕竟也不是逍遥度日的时候。
它同时也意味着巨额的支出，但钱不拿来花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然而，在这篇日记写作了一段时间后，父亲仍旧未决定购买《邮报》。相反，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回归芒特基斯科。在退隐后的第二周，父亲自楼上走下，摩挲着楼梯栏杆，声称上面有灰尘。他抱怨房子的管理有不足之处，母亲则回应说，“尤金，是时候去买下《邮报》了。”1934年，父亲向美国报业编辑协会（AmericanSocietyofNewspaperEditors）解释了发生的事情：
和昔日的东方哲学家一样，我决心离开混乱烦恼的世界，去享受田园生活的平和和静谧。这种归隐的情绪只持续了两周，而且，我相信家人也认为这种沉思冥想的生活不适合我。
讽刺之处在于，正是父母的老朋友茜茜·帕特森（埃莉诺·梅迪尔·帕特森[EleanorMedillPatterson]）的到访，激励了父亲去重新思考购买《邮报》一事。茜茜的兄长乔·帕特森（JoePatterson）是《纽约每日新闻》（ New York Daily News ）的创始人，那是当时非常优秀的一家通俗报纸；茜茜的表兄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RobertMcCormick）则是《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Tribune ）的老板和发行人。
麦考密克家的女人坚强而智慧，茜茜完美地继承了这些品质。她是法国人口中的“相貌普通却有独特魅力的女子”（jolielaide）──面部特征丑陋，但却仍旧不失美丽。茜茜住在杜邦环岛的大厦里，如今的华盛顿俱乐部（WashingtonClub），她是赫斯特的早报《先驱报》的编辑，后来还成了午报《华盛顿时报》（ Washington Times ）的编辑和发行人。她先是从赫斯特手中租赁经营这两家报纸，最终又将它们购买下来，并合并成了一份全天报纸。1933年的彼时彼刻，她清楚地意识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她的未来取决于谁拥有《华盛顿邮报》。
茜茜知道父亲先前有意收购华盛顿地区的报纸，她过来询问父亲，现在是否有意购买邮报，事实上，恰恰是她的问题重新唤起了父亲的兴趣。这次父亲变得坚决了，他来到华盛顿认真筹备此事。很多人都知道父亲曾经愿意为《邮报》出价500万，因此他不想要暴露身份，以免推高拍卖会上的出价。他找来律师小乔治·汉密尔顿替他竞拍，并指示汉密尔顿在任何人出价之后，立即加价5万或10万美元，以表明永不放弃的决心，在出价到达80万美元后，立刻转为每次加价2.5万美元。他在场外告知汉密尔顿最后的出价会在150到170万美元之间，然后便派遣汉密尔顿代表自己出席拍卖会。父亲则继续留在新月城，与好友和终生助理弗洛伊德·哈里森一起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
1933年1月1日，拍卖会在宾夕法尼亚大道E大街《邮报》华丽的灰色办公楼前的台阶上举行，仅仅是父亲草率归隐的几周之后。当日，聚集在大楼台阶前的人包括：内德·麦克林已分居的妻子艾弗琳，穿着黑色衣服，佩戴着希望之星；她的两个儿子；她的朋友爱丽丝·朗沃思；大卫·布鲁斯（DavidBruce），当时是安德鲁·梅隆（AndrewMellon）的女婿；《华盛顿星报》的总裁维克多·考夫曼（VictorKauffmann），及其业务经理弗莱明·纽伯德（FlemingNewbold）；麦克林家、赫斯特以及其他出价人各自的代表。拍卖会上的唯一拍卖品就是华盛顿五家报纸中现状最糟糕的一家的所有遗留物：降至五万份的发行量，别致而生机尽失的古旧大楼，美联社（AP）授予的特许经营权──一言以蔽之，负债60万美元的衰败报纸。
在茜茜的鼓动下，麦克林夫人的代理人和赫斯特的律师们成了汉密尔顿仅有的竞价对手，但麦克林夫人在竞价达到60万美元后便即退出。赫斯特的人紧跟汉密尔顿出价，直至竞价达至80万美元。汉密尔顿则依照指示加价到了82.5万美元。赫斯特必定已经指示他的竞价人在80万美元时收手，因为就是在这个价格他们也退出了。茜茜·帕特森请求拍卖人推迟裁决，这样她就可以打电话给赫斯特，获得更高出价的授权。茜茜获得了三分钟的时间，但接着汉密尔顿就威胁说要退出竞标。毫无疑问，赫斯特1933年时资金匮乏，最终拒绝了跟价竞拍。拍卖人一锤定音，代表匿名竞拍人的汉密尔顿获得了标的。父亲就此以82.5万美元购得《华盛顿邮报》，而五年前他的报价是500万美元。
《邮报》深刻地影响了我和家人未来的生活，但这次收购行为最令我惊愕的地方还在于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无论在收购前还是收购后，家中都没人提及此事，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我还不知道这件事。
拍卖会进行时，我刚刚在马德拉读完高中三年级，且仍旧留在那里，准备参加大学入学。南希·怀特住在隔壁房间，她是汤姆·怀特（TomWhite）的女儿。汤姆是赫斯特名下所有公司的总经理，赫斯特最得力的助手，同时也是茜茜·帕特森的密友（也有人说是情人）。我父亲多年参与公共服务，而南希父亲对新闻业始终关注，所以，我和南希自然很好奇《邮报》拍卖的事情，我们讨论拍卖会上的事情，并猜测那位匿名买家是谁。大学入学考试结束后，我回到芒特基斯科的家，家人都已经来这里度夏了。我们闲坐在门廊里的时候，母亲和父亲聊起了“你什么时候接手《邮报》”的话题，在我的想象中，父亲是匿名购买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我茫然不解地询问母亲她在说什么。她回答说，“亲爱的，没有人告诉你吗？你爸爸买下了《邮报》。”“没有啊，”我回答，“根本没人提到过。”
我发现这件秘密后不久，这件事情就公开了。收购之后隔一段时间才公布新的拥有者是有必要的，这样法庭才能够审批这桩交易。父亲同意法庭将裁定日期延迟十日，日期将满之际，艾弗琳·麦克林的律师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试图重新竞拍。此时，管理人报告说匿名竞标者准备支付现金，法院最后敲定了这笔交易。1933年6月13日，父亲成功收购《邮报》的消息出现在了《邮报》的头版头条上。
我第一次踏足《华盛顿邮报》的办公楼是在那之后的一两天。我和哥哥比尔随父亲从芒特基斯科来到华盛顿，并在晚上参观了大楼，那些带领我们参观的人一定非常紧张。经历了麦克林时代末期的艰难境况后，只有基干员工留了下来──几位非常优秀的员工维持了报纸的发行，另外一些人则无处可去。
大多数人都积极地看待报社易主的事情，至少见诸报端的观点是如此。然而，私下里却有人心存疑虑，怀疑《邮报》是否能成为一份无党派的报纸，以及华盛顿排名第五的报纸在无经验的出版人手中能否经营成功，这样的疑虑迁延多年。针对后者，美国最有才华的独立出版人加德纳·考尔斯（GardnerCowles）警告父亲，华盛顿是晚报占主体的城市，政府员工很早就要去上班，下午四点半才能回家。他认为所有的早报都难有任何作为，尤其是《邮报》，《星报》在这个城市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父亲虔诚地回答考尔斯，“这个伟大国家的首都需要一份好报纸。我相信美国人民，如果他们知道事实真相，我们就能够依靠他们去做正确的事情。我将会给予他们无偏差的真相。思想如果是正确的，那么任何东西都将无法阻止它。”
至于像尤金·迈耶这样的共和党人能否维持报纸的无党派性的问题，父亲从一开始就强调，《邮报》将会是独立的。在父亲掌控《邮报》的声明中，有几项关键陈述奠定了尤金·迈耶的报纸的基调。他表示提高报纸质量是他的目标，而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保持独立性。他解释说，在收购《邮报》的过程中，他只代表自己行事，没有任何人、团体或组织在背后鼓动。当时很多人对这些论述不以为然，但它们却是千真万确的，父亲竭力使公众确信《邮报》不会成为玩物：它不会是共和党的喉舌，也不会被用于挑战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它的确多多少少那样做了）。
甫一接手，父亲便非常兴奋。眼前的挑战似乎焕发了他新的活力。父亲取消了接管者先前实施的减薪10%的决定，并告诉员工只要“表现出色”，他们就全都能保住工作，员工的士气立即大增。然后，父亲环顾四周，很快便开始面对自己争取来的废墟般的严峻现实──报纸版面数量减少，人才大量流失，发行量和广告数量锐减，你甚至不知道第二天印刷机是否还会继续开动。在父亲被宣布为新老板的那天，《邮报》只有18个版面、19个广告栏以及不多于两个版面的分类广告。父亲曾经说道，这是一家“精神上、道德上、实体上全面破产”的报纸。
最初，在重组这份报纸过程中，父亲天真地以为，既然他在商业上和政府部门里均获得了成功，那么，他也就能够将自身所学应用于新闻领域。尽管他不了解新闻报纸，但他觉得只要加大投资，加强管理，局势肯定就能够被扭转过来。但事与愿违，接下来的数年间充满了苦苦挣扎和灰心丧气，投入了金钱却始终收效甚微。父亲获得了一些非常宝贵的经验。进入新闻业的花费仅仅是一系列资金枯竭和精神压力的开始，而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在那些年的艰苦鏖战中，父亲无数次怀疑自己能否成功。他有时会在我们面前哀叹，甚至还说要卖掉《邮报》，但我认为，父亲并不是认真的。
父亲质疑自身的时刻和《邮报》最困难的时刻几乎同时来临。他旧日的好友茜茜·帕特森非常懊悔于失去的黄金机遇，如今在激烈的竞争中对父亲实施了重大打击，引发了两人间的公开冲突。茜茜令其表兄麦考密克将《邮报》的漫画专栏转交给自己，从而重创《邮报》。麦考密克不仅经营着《芝加哥论坛报》，还拥有实力最强大的报业辛迪加（syndicate，向各报刊同时出售稿件，供同时发表的企业──译者注），向世界范围内的报纸出售专题稿件，而茜茜本人也是《论坛报》的股东。茜茜让辛迪加通知我父亲，《邮报》的转手令四部最流行漫画（分别为安迪·甘普[AndyGump]、狄克·崔西[DickTracy]、汽油巷[GasolineAlley]和温妮·温克尔[WinnieWinkle]）的连载合同失效。这些漫画将会刊登在《先驱报》上，茜茜还得意扬扬地大肆宣传这一转变。
父亲从来不看漫画，他询问《邮报》的业务经理马克斯此事是否重要。父亲这个外行对影响报纸发行量的因素完全缺乏了解，这令马克斯深感震惊。他明确地告诉新老板，漫画对于报纸的发行量至关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如今──也的确是《邮报》最好、最重要的资产。父亲立即向茜茜提起了诉讼。
接着，茜茜致电父亲说，这些漫画由她的兄长乔·帕特森策划，而她与麦考密克和帕特森的关系给予了她处置这些漫画的权力。父亲则指出，在华盛顿，他才是那个拥有处置权的人。茜茜回应说，“这意味着一场战斗。”
事实的确如此。漫画版权的诉讼战持续了两年，也结束了父母与茜茜长期以来的亲密关系。父亲首先在纽约赢得了临时限制令，禁止《先驱报》刊登那些漫画，但限制令后来遭解除，有一段时间里，两家报纸都刊登了那些漫画。后来，茜茜赢了，《邮报》转而向出售稿件的辛迪加提起诉讼，并于1934年7月在纽约赢下了针对《芝加哥论坛报》讼案，当时法官裁定《邮报》是漫画版权的法定拥有者。针对《先驱报》的讼案在华盛顿开审，1935年3月，哥伦比亚特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U.SCourtofAppeals）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茜茜将该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SupremeCourt），但却未被受理。1935年4月10日，父亲赢得了胜利。
最终判决下来后，茜茜被禁止在《先驱报》刊载漫画，她请求父亲准许她在周日刊载计划好的漫画，因为这些彩色漫画被提前印出，已经到她手中。由于积怨太深，父亲在授权的同时设立了条件，要求她感谢《邮报》，并注明从此以后，那些漫画只会出现在《邮报》上。这自然遭到茜茜的拒绝，而且在不久之后，她出于报复寄给了父亲一个包装精致的花箱，里面有用兰花包住的包裹，包裹之中则是一块生肉；茜茜写了张卡片，以阐释这磅肉的蕴意──“为了不让你失望。”这种满含恶意的对夏洛克的影射，表明了这场冲突的鲜血淋漓。从那时起，茜茜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不断挑衅父亲和《邮报》。只要《邮报》犯错，她就会从旁煽风点火。最终，父亲打电话对她说，“茜茜，如果你再不停止诋毁我，我就会向他人揭穿你的真实面目。”
诉讼结束后的第22个月，《邮报》的漫画连载合约到期，茜茜最终拿到了那些漫画的版权。她和我父亲多年没有再说过话，除了有一次，他们都受邀参加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夫人举办的晚宴。副国务卿夫人并不知道两人间的紧张关系。我的好友露薇·皮尔森也出席了宴会，她后来告诉我，父亲和茜茜坐在一起聊了大半夜。
围绕漫画版权的讼战进行的同时，父亲努力工作，期望能够改善报社的境况，使其具备财务上的偿付能力。他很快意识到报纸行业与自己所知的其他行业不同──你不能够采用普通的改善业务的方法，然后静待结果。他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令报纸取得商业成功，尤其是在华盛顿拥有如此多的报纸的情况下。
父亲真正拥有的是一套成熟完备的理念，他将其初步阐述在了1934年的一篇社论中，随后几年间的演讲过程中又对其加以完善。父亲认为报纸是公共信托，意在服务于民主国家的大众。父亲希望《邮报》能够超越其辉煌时期的成就，且“以非凡品质独领风骚”。在1935年5月5日的演讲中，他阐述了自己从一开始就坚持的几项原则，并将其归纳如下：
1.报纸的第一使命，是报道最大程度被探明为事实的真相。
2.关于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重要事务，报纸要倾其所能地报道出全部真相。
3.作为新闻媒介，报纸理应恪守低调绅士义不容辞的行为准则。
4.报纸刊出的内容理应老少皆宜。
5.报纸要为读者和公众负责，而非报社拥有者的私利。
6.在追求真相过程中，报纸要做好为公众利益而牺牲自身经济利益的准备。
7.报纸不应与任何特殊利益结盟，且在报道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时要公平、自由、审慎。
这些原则是父亲信念的核心和灵魂，然而，如何将它们付诸实践才是真正的挑战。父亲首先着手进行的是寻找需要的人才，让他们承担其令《邮报》起死回生的重任。一开始时，他并不知道哪些人是优秀人才，或者如何去寻找他们。等他真的找到了合适人选──他听说过或物色到的一些新闻记者──说服他们为一家颓败不堪的报纸工作却又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此外，新闻界人士仍旧不确定父亲的真实动机。许多人认定他是要办一家共和党报纸，或者，至少也是要指摘罗斯福政府，尽管这与他的声明相悖。父亲总是说，华盛顿的竞争对手不断散播谣言，加大了他寻找一流人才的不确定性和难度。
寻找工作人员的活动仍在继续，包括社论和新闻撰写人，以及经营人员。新加入的员工水平参差不齐；还有一些人被雇佣来提供建议和评估。《邮报》的经营问题从一开始就令父亲头疼不已。他从《旧金山新闻》（ San Francisco News ）雇用了尤金·麦克莱恩（EugeneMacLean）做总经理，监督除社论版外的所有内容。麦克莱恩在《邮报》只待了两年。父亲发现，麦克莱恩虽是优秀记者，但却在为公司培养人才上毫无建树。他认为麦克莱恩懒惰、嗜酒且沉溺女色。麦克莱恩有一次来芒特基斯科拜访，我完全被他吓到了，我们本来在认认真真地谈论报纸，他却突然抓住我，亲吻了起来，而我当时只有17岁。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父亲对广告一无所知，但在起初犯过错误后，他雇用了一流的业务主管，唐·伯纳德（DonBernard）。父亲从《诺克斯维尔旗帜》（ Knoxville Banner ）挖来了伯纳德，这个人最终帮助他恢复了混乱的经营秩序。新闻编辑方面也由黑暗迎来了曙光，因为父亲很快就找到了亚历山大·琼斯（AlexanderF.Jones）──大家都称呼他为凯西（Casey）。凯西于1935年11月来到《邮报》，出任新的总编辑，他正是《邮报》所需要的人才。凯西来自新闻专业的名牌大学，他优雅、稳重、雷厉风行且朴实无华，总是能够抓住重大新闻，是过渡期里的完美人选。凯西为编辑工作带来了真正的专业精神和新闻标准，也为报纸管理和出版引入了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父亲和凯西·琼斯继续招兵买马，有时甚至支付高于当时水准的工资，聘用了许多对《邮报》未来极为重要的人员。他们逐渐认识到首都报纸的重要意义，并开始组建独立的国家新闻编辑团队来全面报道政府新闻，尤其是联邦政府的事务。开始时，父亲也看到了报纸的本地内容的重要性，特别是考虑到华盛顿古怪的管理方式。
在体育新闻方面，父亲受益于之前麦克林时期的留任者，雪黎·波维奇（ShirleyPovich）。波维奇是优秀的体育记者和编辑，于1921年受聘于内德·麦克林，他还曾在缅因州给内德做球童。从事新闻工作70多年后，波维奇仍旧时常回到办公室，偶尔为报纸写上一篇稿子。波维奇后来讲了个故事，透露了父亲对另外一个领域的无知，这一点和他当年对漫画的不了解如出一辙。1934年，当地的棒球队元老队战绩不佳，只拿到了美国职业棒球联盟比赛的第七名。父亲认为，既然球队在1933年夺冠，那么，他们就应该年年捧杯才对，他询问波维奇，棒球俱乐部存在什么问题。“投球，是投球的问题，迈耶先生，”波维奇回答。“告诉我，这也许对《华盛顿邮报》有益，买一个投手要花多少钱？”父亲天真地询问。他已经逐渐地认识到，体育新闻对于报纸发行量的重要性。
在那个时代，华盛顿的居民经常通过观看E大街《邮报》大楼上的巨大记分牌，来了解棒球场上发生的事情；比分是用粉笔写成。父亲偶尔会自己从电报人员那里拿过比分，交给记分人员。有一次，古斯·葛塞林（GooseGoslin）打出全垒打，并赢下了一场重大比赛。父亲要求记分员先不要公布分数，等他赶过来才写，好让他可以看到聚集在那里的大批观众欢呼雀跃的样子。
父亲了解到辛迪加所能提供的稿件有限，且会造成报纸缺乏自身风格，于是决心让《邮报》尽可能地保持独创性。他关注的一个领域是妇女版，创建者是富有学识的编辑玛尔维娜·林赛（MalvinaLindsay），同时她还开设有“巾帼不让”（TheGentlerSex）的专栏。父亲觉得《邮报》为女性提供的内容沉闷枯燥，于是开始组建写作团队，他认为这个写作团队理应“为华盛顿女性写作，身处华盛顿女性之间，关注华盛顿女性的兴趣”。甚至购买《邮报》尚不足一年，他就已经认为，妇女版的重整旗鼓是《邮报》的最大成就之一。
父亲雇佣女性写作妇女版，让她们在报社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在那个年代并不寻常。他对心理疾病和精神卫生很感兴趣，于是去寻找心理医生为那些存在相关问题的人写作咨询专栏。然而，他无法吸引到心理医生来做这份工作，最终，他选定了妇女版记者伊丽莎白·杨（ElizabethYoung）来写作专栏。最初的几个月里，杨的工作得到了心理医生的指导，她使用的笔名是玛丽·霍沃斯（MaryHaworth）。杨才华横溢，她的专栏成为了《邮报》上最受欢迎的栏目，一年收到的咨询来信超过2万封。
父亲另一个成功的首创是刊登读者民意调查。那时，乔治·盖洛普（GeorgeGallup）博士刚刚成立美国民意研究中心（AmericanInstituteofPublicOpinion），他的民意调查还未受到重视。父亲善于逻辑思考，且始终重视调查研究，他率先与盖洛普签订合约，并在头版刊登他的民意测验。
最重要的是，自入主《邮报》的那一刻起，父亲就致力于社论版的发展。他认为社论版作为美国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其影响力和威信都在下滑，而重新焕发社论版的活力将会成就《邮报》──社论版在首都的重要性远超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他总是向编辑们强调，要避免情绪化、报复性和党派性的言论。他还发誓说，绝不会仅仅因为是政府政策就盲目赞同，绝不屈服于政府官员的控制，并且会避免“群众心理的微妙影响”。父亲具备自己的理念，但挑战在于寻找真正出众的社论版主编，这个人要和他分享共同的理想和抱负。
父亲多次尝试从其他报纸雇佣高知名度的作家，后来，他开始寻找“朝气蓬勃、尚未定型的年轻人”，并选定了费利克斯·莫利（FelixMorley），后者于1933年12月加入《邮报》。莫利曾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RhodesScholar，罗德于 1902 年设立，为美国、德国或英联邦国家的学生提供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的奖学金──译者注），以及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员。他还曾担任《巴尔的摩太阳报》（ Baltimore Sun ）的社论作者和驻外记者，并写作有关于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的著作。作为小说家克里斯托夫·莫利（ChristopherMorley）的弟弟，费利克斯聪慧、有才学，且是贵格会（Quaker）教徒。父亲再次开创传统，与莫利达成协议，永远不会要求他写作他不认同的东西。《邮报》发行人将这一传统沿用至今。父亲还与莫利约定，在关键时刻，发行人保留其观点得以发表的权利。两人发展成为同僚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至美国参加二战前夕，当时两人出现强烈的意见分歧──莫利的反战观点令他成了孤立主义者。
《邮报》的重大发展是独立声音的建立，这也是它的首个显著特征。莫利很快开始在社论版和《邮报》上崭露头角。1944年，《财富》杂志刊出文章回顾《邮报》的发展历史，写道，“随着他的到来，《邮报》的社论版迅速开始具备洞见、活力和威信。”莫利自己开创了另一个流行传统──社论作者自己完成部分采访，并向进行报道的记者和外界消息人士了解信息，在形成观点前细致研究相关事件的正反两面说法。
正如父亲曾经与凯西为新闻报道所做的那样，如今他开始和莫利打造优秀的社论团队。他们聘请了杰出的经济和金融作家安娜·扬曼（AnnaYoungman），她曾经是威尔斯利学院的教授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ReserveBank）的研究员。扬曼的头发灰白，剪得像男人一样短；她头脑冷静，诚实正直。莫利留下了麦克林时代的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默洛·蒲赛，他于1928年来到《邮报》，工作了38年。默洛充满智慧，略微保守，在退休前，他始终是报社的稳定力量，帮助《邮报》赢得了1936年的普利策社论写作奖（PulitzerPrizeforeditorialwriting），这也是《邮报》第一次获得该奖。父亲的传记后来就是由他写作。
母亲甚至也开始尝试写作社论。1935年10月，她将一篇文章交给了莫利，说道，“如果我的处女作太过生涩，请把它们丢到一边，直到我的作品不需你做太多修改再采用它们。我不熟悉媒体，这让我有些放不开。”显然，母亲还没有放不开到不去尝试它们。她还给主编写了一些言辞挑衅的信，其中一篇的结语是，“想要你们写作更多优秀专栏的人”，落款是“乔纳森·斯威夫特”。
《邮报》的社论开始对国会和政府产生影响，它经常质疑政府部门的作为，但父亲声称，它支持的举措与反对的举措一样多。《邮报》投入到了各个方面的战斗中，对抗父亲认为会引发通货膨胀的政策，以及政策的制定者——罗斯福、自然资源局（NRA）、雷克斯·塔格维尔（RexfordTugwell）和亨利·华莱士（HenryWallace），捍卫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有助于保护投资者免遭金融欺诈的规则，清理华盛顿隐蔽的贫民窟，并力挺罗斯福于1937年发表的“隔离”演说。
父亲期望《邮报》能够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有人评论说，头版乍一看像是美联储公告。似乎有许多编辑和记者在刻意讨好父亲，报道他们认为父亲会喜欢的内容。事实上，在父亲担任出版人之初，工作人员持续将注意力放在报道金融、银行和税制问题上。不过，他们很快发现，父亲非常重视报纸的独立性以及记者、编辑（在其原则限制内）的自主权。父亲制定了一套的制度，给予管理者两方面的自主授权──编辑和业务，前提是他们要依照父亲的标准和雄心行事。由于《邮报》最近五位出版人中的三位──父亲、菲尔·格雷厄姆以及我自己──开始时都在不同方面缺乏经验，这成了管理报社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不过，我至今仍旧相信，报纸最好就是由编辑来主导。
单是在1935年，父亲就亏损了130万美元。从那年起，他邀请母亲入股《邮报》，两人共同承担盈利和亏损，父亲占股93%，而母亲占股7%。尽管有这些损失──如今部分可用于免税──但也卓有成效，不过，这些成效更多地表现在新闻方面而非发行量和广告上。
显然，父亲对尽善尽美的追求延伸至了商业方面。他要求广告营运人员研究广告客户的需求，并真诚地去满足他们。父亲非常希望广告客户了解《邮报》在社论版方面的转变，并竭力去促成此事。但发行量上的成功却迟迟没有到来，直至10年后二战结束。
1935年，父亲开始了解到报纸行业的真正意味。逐渐地，工作队伍开始成形，并在当时表现出色。父亲引入了更好的字体，还提高了图像印刷质量，以此来提高报纸的可读性。他扩建了E大街上的办公楼，为其增加了一座侧楼，并在隔壁的芒西大楼租借了一些地方。他甚至自己报道一些新闻，或者，至少是向记者提供消息。正是他向《邮报》透露，英皇爱德华八世（KingEdwardVIII）打算迎娶离异的美国女性沃利斯·辛普森（WallisSimpson），而这最终成了独家新闻。他为自己泄露的内部消息变成轰动性新闻而自豪不已，就像多年后的我一样。
最初几年间，《邮报》大楼的围墙中似乎充斥着麻烦、亏损和艰难挣扎，许多人来了又走，或者挫败逃离，或者另谋高就，但报纸在逐渐取得进步，且这些进步显而易见，参议员亚瑟·范登堡（ArthurH.Vandenberg）称赞《邮报》是“过去12个月中，我注意到的进步最惊人的报纸。”有意的买家不时出现，包括安德鲁·梅隆和沃尔特·温切尔（WalterWinchell），这些人都被父亲断然拒绝。另一方面，父亲于1936年尝试从赫斯特手中购买《华盛顿先驱报》，但遭遇失败，原因是茜茜·帕特森听说了协商中的交易，并致电赫斯特，哭泣着请求他拒绝此事。没有什么东西得来轻易。
自从1933年首次参观报社起，《华盛顿邮报》就成了我生命中恒久不变的一部分。我们家拥有它，关切它，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它日常运作的琐事中。父亲是报纸的拥有者、发行人和新成立的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总裁，同时，他也成为了最出色的业务员，从不错过任何出售广告的机会，还会向出租车司机推销报纸。他时常打电话给新闻编辑部询问新事件，经常出席完晚宴后，穿着礼服便去巡视报社的工作。
母亲的热情和参与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父亲。署有她名字的文章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尤其是早些年。母亲的关切程度在寄给父亲的便函上显露无遗，她抱怨说，一次去乡村，她发现《邮报》的邮箱比其他华盛顿的报纸都要更少。她停下来，询问路上的行人以找出原因所在，并报告说，“《华盛顿邮报》失去了大量订阅者，因为长期以来报童都很不负责。当地居民认为，只要稍加注意，雇佣好的报童，发行量就可以轻易提升。”
我最早在1934年夏天开始为《邮报》工作，当时正值高中毕业，上大学前。我主要在妇女部担任复印员和信使，还同两位优秀的女编辑玛尔维娜·林赛和玛丽·霍沃斯成了好友。从那时起，我便偶尔到《邮报》做暑期工。
收购《邮报》一年后，我进入大学，并和父母就《邮报》的事情不断通信。我每天阅读《邮报》，评论它，鼓励它，甚至批评它，而父母，尤其是父亲，详细地告诉了我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发觉自己全身心地参与到了推动《邮报》发展的努力中。我觉得当时的自己涉世不深、不谙世故且毫无主见，但令我惊讶的是，我似乎对报纸及其内容拥有许多独立的见解。譬如，我17岁那年写信给父母说：
我一直都在认真阅读《邮报》。我觉得它的确在逐渐变好。“人情味”原来充斥了报纸，令人觉得非常尴尬，这种特色如今在新闻中越来越淡化了。即使有纽约报纸摆在面前，我也会无意识地拾起《邮报》……我觉得你们有一件事情是疏忽了，你们曾在一个版面上表现出整个社会歌舞升平的景象，却在其背面刊登社区福利基金（community chest）广告，描绘了流落街头的小孩的悲惨生活。这也许是迫于无奈，也许是无心之失，但其结果却令人吃惊──特别是我会想到失业者。但这不过是细枝末节的事情。整体来看，你们应该受到鼓励。
多年以后，菲尔的心理医生指出了我对《邮报》的关切之深，他说我和菲尔存在相同的问题：过度关心报纸。我以一生中最轻描淡写的态度告诉他，他恐怕对此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