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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提到过的那样，绕开巴门尼德及其论点的其他方式，就是对他视而不见。这也正是新一代哲学家所采取的方式，他们认为，巴门尼德的结论（以及人们对其结论的回应）极其荒谬，甚至觉得完全没必要加以回应。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真实世界，我们日常经验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幻觉，显然，这种看法让哲学家们极力反对常识。这样的困惑和悖论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智识上的挑战，但也可能只是让人们耸耸肩就打发掉了。无论如何，它们确实为各种论证开辟了空间，也让年轻人从所接受意见的教条主义中摆脱了出来。
这些年轻的哲学家中，有些是所谓的智术师（“贩卖智慧的人”），他们用新的论证技巧贬低和嘲笑巴门尼德的哲学。有些则对我们已知的真理持怀疑态度，并且用巴门尼德的论证提出激进的宗教观念和道德观念。这些观念包括如下看法：人类的所有知识和价值都是“相对的”，根本上而言都不是“真的”。在伦理方面，他们也同样认为，我们的理想无非就是那些统治者的理想，正义不过是那些掌权者的利益。智术师只是教授工具，训练那些充满热情且雄心勃勃的雅典年轻人如何在论辩中获胜、赢得好感、让对手哑口无言，从而给公众留下好印象，由此在新的民主政体中谋得政治前途。
换句话说，哲学在智术师那里变得很 实用 ，这是人在世界中谋出路的方式。世界的起源和终极实在的性质、模糊的言辞和难以置信的论证，他们都受够了。还是回到生活中来吧，用哲学为自己做点事，也别太清高，哲学只是为自己找点乐趣而已。
在这些不同的智术师中，我们要提到高尔吉亚，他模仿巴门尼德的论证风格，“证明”了如下引人注目的结论：
1. 无物存在。
2. 即使有物存在，也无法认识。
3. 即使可以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
现在，人们可能设想高尔吉亚对一系列荒谬的命题及其论证非常认真，但也可能断定高尔吉亚是个疯子。或者，人们可以把这一系列命题和论证看成挑战，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不过，或许如下解释更为合理：这些命题和论证可能是有意为之，是戏仿性论证，但针对的不是荒谬的结论本身，而是完全不同的论点，即“证明”这种做法实际上毫无意义。只要所给定的前提足够深奥、晦涩或模棱两可，再加上聪明才智，机灵的哲学家就可以“证明”一切。
基于此，所谓证明和论证确实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 修辞 而已。它们是劝说的工具，甚至只是花招。这样的话，它们实际上所做的，就是劝说对手接受自己的观点。但是，它们也可能会把我们引向绝路。巴门尼德是对自己的戏仿，埃利亚的芝诺是历史上伟大的哲学骗子。只要问题足够神秘，比如说，时间的性质以及没有得到很好理解的概念（例如，无限大和无限小概念），人们就可以“证明”各种毫无意义的说法。只要事物 真实 存在的方式（与常识与感官证据有别）处于险境，人们就很难找到什么来反对诸如此类的论证。当然，它不会是常识和经验。它只能是另一种同样超然的论证。（根据 20 世纪维特根斯坦的诊断，治疗哲学的唯一方式就是更多的哲学。）然而，在关于我们经验之外世界相互冲突的主张中，没有终极的证明或论证，只有巧妙呈现的修辞和意见。
但是，高尔吉亚的论证引发了进一步的问题，随着我们进入对其他哲学家著作的考量，它将显示出某种程度的重要性。我们对哲学文本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撰写这一文本的哲学家的意图之了解？会不会高尔吉亚撰写他的“证明”时语带戏谑，而巴门尼德则对其证明极为严肃？（又或者，高尔吉亚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因而其作品极为真诚，而巴门尼德恰好过得很愉快？）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我们已经证实了哲学家及其态度的说明，不过情形并非总是如此。我们一旦强调观念及其价值的独立性，认为它们可以完全脱离阐述它们的哲学家，那么，无论这些论点在意图上多么荒谬，似乎都可以独立存在，这对于未来世代的人而言是种挑战。
哲学论点和论证是由谁阐述的，这非常重要吗？普罗泰戈拉认为这非常重要。普罗泰戈拉或许是最具原创性的智术师，而且肯定是最有风度的智术师。“人是万物的尺度”，正是出自普罗泰戈拉之口。有时，它被援引为早期人文主义的宣言，就是说，强调对人的需要、人的观念、人的利益的关注，相应地，它也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某种表述，即认为我们应该相信于己有用之物。它也提示了以下这种看法（当时无疑是渎神的看法）：根本没有什么神圣的观点，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诸神。
然而，这句格言更常被用来意指某种怀疑主义，即为怀疑所有关于实在的主张提供了普遍、不可辨驳的理由。因此，这种为人所熟知的解释进而认为，这个观点关涉的不是人作为知识的来源或主体（观念本身在西方大概又经过了上千年的时间才成为哲学思考的中心），而是所有人类知识的 局限性 。我们的知识，受人的五官的约束和人类理智能力的限制，为人类的偏见所决定。易言之，我们无法知道什么 是 真实存在，而只能知道 在我们看来什么存在 。同样，我们也无法知道“什么不存在”，而只能知道 在我们看来什么不存在 。根据这个观点，“人是尺度”意味着人类受限于自己的观点，这就使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
不过，对于普罗泰戈拉，我们还可以采用较少怀疑的解释方式。根据这种解释，我们认识世界， 因为 我们从人的角度观察它。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这个观点的意蕴并不为人所了解，但是，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说，智术师普罗泰戈拉的哲学肯定不能被解读为狭隘的只是为了论证而论证的“诡辩术”。它可以被解释为针对知识性质的极富洞见的观点。作为对巴门尼德的回应，它重新安置了对终极实在和人类知识的关注，“把它们全部带回了家”。
普罗泰戈拉也被某些人认为是“相对主义”之父，这种观点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相对”于来源、背景、文化、民族和人而言。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相对主义的指控并无恶意。它只是说，知识本质上需要认知者。这种说法无疑不会窒息知识的可能性，甚至也不会认为不存在可以认识的真理。然而，可以进一步表明，所有认知者（或许神圣的认知者除外）都有其内在的局限，以至于任何（普通的）认知者都只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理解实在。这确实使感官获得了某种资格，我们借此可以说能够认识实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消除了知识的可能性，更不用说破坏了真理观念。根据这个观点，真理就是每个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真正认识（或未能认识）的东西。
人们也可以强调这个观点是成问题的，因为从某个视角认识真理必然意味着所认识的真理不完整，就此而言不是真正地认识到真理。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论证说，既然个人无法走出或超越自己的视角，就无法知道是否存在真理，而只有我们自己对它的“呈现”。此外，人们还可以明确把这个观点往前推进，超出普罗泰戈拉意图表达的意思，认为这里的“人”所指的不是人类，而是具体、个别的人，每个人都有所不同（实际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彼此也极为不同）。倘若如此，真理之为“相对”，不只与人的理解有关，而且与个人相关。
尽管如此，人们仍可能主张，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诸多不同的视角根本上有很大不同；我们也没有理由由此断定，博学学者的知识并不比中等偏下的学生的粗俗意见“更好”。普罗泰戈拉可能从未想过要做出如此激进的结论，然而，他仍被绝大多数哲学家斥为不负责任，认为这样的结论难以置信。事实上，“相对主义”是完全值得尊敬的思想，只是极少得到公平对待（尽管在以其名字为名称的柏拉图对话中，普罗泰戈拉战胜了苏格拉底）。因此，智术师普罗泰戈拉向来是诡辩术的受害者，而不是它的帮凶。
就某些也常常被用作滥用哲学的笑柄而言，智术师中还有其他几个人物值得一提。色拉叙马霍斯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一卷中的人物，历史上也真有其人，他确实主张正义无非是当权者对自己利益的照顾，而且他可能真的具有柏拉图讽刺的那种呆板的论证风格。还有就是卡利克勒斯，他强调权力的自然表达，对其他理想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冷嘲热讽。（现代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常被人认为与其相像。）再有就是这个时期的哲学家——诗人、名叫克里提阿（Critias）的贵族。克里提阿被斯巴达人任命为僭主，他除了写过某些富有思想的诗，还杀害了雅典的数千名民主分子和有民主分子嫌疑的公民。不过他也没有得到善终。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柏拉图是他的表亲。
雅典历史上还有个真实人物，也值得稍微提一下。他就是臭名昭著的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阿尔喀比亚德是雅典著名的贵族青年。他长相英俊、才华横溢，但阴险狡诈。他是民主的公开敌人，两次背叛雅典（他先是加入斯巴达，后来又加入波斯，反对母邦）。他还是著名的有情人、负心汉、通奸者和渎神者。他也是苏格拉底珍视的学生之一。
重要的是要记住，希腊的民主不是突然出现的。没有哪次公民起义能够创建这个体制（而且，我们也可以确定地说，没有哪个君主或僭主仅靠命令就能让这样的政体存在）。大约在公元前 1200 年入侵希腊的多利安人，就已经用公民大会进行统治了。雅典甚至在希腊的大部分地区被外国军队征服之际，仍设法保持独立，他们有漫长的人民统治传统。但是说到发起真正的革命，在雅典确立由公民大会统治的民主政体，则大概是在公元前 5 世纪之交。甚至在那时，“民主”也局限于相对较少的部分（男性）公民，绝大多数是富人和老贵族家庭的成员。
在公元前 463 年，激进民主分子采取了进一步的推动措施，把投票权扩展到底层阶级。在伯里克利统治时期（他在雅典的“全盛时期”作为“首席公民”执政），公民大会人数扩大到 18000 人，由 500 人组成的议事会管理，500 人议事会以随机抽取的方式选出。甚至将军也是选举产生，审判法庭的陪审员有 501 人甚至更多（这让行贿和游说几乎不可能）。但是，民主从不缺少挑战者。富有的贵族家庭因权力和特权的丧失而感到怨恨，他们组织秘密社团，破坏向来脆弱的民主政体。在智术师盛行的时代，雅典已经因公元前 430—前 429 年的瘟疫受到重创，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包括伯里克利），并且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到了斯巴达的严重破坏。值此之际，苏格拉底这位最聪明、最机智的智术师试图教育这些秘密社团的年轻人，其中就有年轻的阿尔喀比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