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事态的发展很快表明，日本打错了算盘。松冈洋右与日本统治阶层的很多人都以为，《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对美国会有威慑力，德国外交部也是这样以为的。而美国人的反应很快就证明他们全都大错特错了。该条约只是证实了美国的观点，即日本是一个好战、无赖的军国主义国家，是纳粹德国在远东的翻版，因此必须阻止日本人。 120 9月23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似乎进一步证实了美国的看法。日本先是向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允许日军过境，并向日军开放机场。双方还在谈判当中，日军就出兵了。经过两天小规模冲突，法国当局投降了。印度支那北部被日本占领。 121
罗斯福政府当中早就有一批官员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最显赫的“鹰派”人物包括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他们主张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反对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国务院的观点得到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上将和美国舰队总司令詹姆斯·理查森上将的支持。他们认为全面石油禁运马上会刺激日本铤而走险发动战争，而美国海军此时还没有准备好。荷属东印度群岛政府此刻已经告诉国务院，请求美国不要采取行动，以免招致日本入侵东印度群岛的危险。罗斯福暂时支持“鸽派”，没有实行石油禁运。但是9月19日，美国用宣布全面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金属来回答德日谈判结盟的行为。这项禁运将于10月16日生效。 122 尽管美国政府中的主导力量还是不想把日本逼到绝境，使日本铤而走险开战，但是废金属禁运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美国不会向日本通过《三国同盟条约》所施加的压力低头。华盛顿警告日本人，美国一直坚持维持东亚现状的主张。 123 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对蒋介石进一步增加援助，而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迅速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于日本来说，这意味着灾难性的侵华战争注定要无止境地继续下去。蒋介石毫不意外地拒绝了日本的诱降条件。作为回应，东京在11月承认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权。而罗斯福宣布美国正在考虑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1亿美元巨额贷款。 124 因此在1940年秋季，美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既然双方都寸步不让，那么很明显，双方只能依靠实力的较量来决定东南亚的归属了。 125
从日本的角度来说，三国同盟最重要的目的是威慑美国，不让美国干涉日军南进战略，因为南进控制原材料对日本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安全至关重要。签订条约这个举措的赌博色彩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万一美国不吃这一套，不受威慑，反而把这个条约看作是挑衅怎么办呢？《三国同盟条约》适得其反，加强了美国遏制日本扩张的决心，威胁日本石油生命线怎么办呢？但是从当时日本政府的角度来说，这个险必须要冒。日本下这个赌注肯定要冒很大风险，但是也有可能获得巨大回报。而不赌这一局就意味着未来长期向英美势力屈服，还意味着侵华战争完全徒劳无功。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选择了大胆，而不是谨慎。当然，日本人仍然无法克服对未来的恐惧，但他们对这种恐惧抱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前海军省次官、后来偷袭珍珠港的始作俑者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1940年10月说了这样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地讲出了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这样干根本行不通！和美国开战就等于和全世界开战。可是决定已经做出，因此我会尽忠职守。毫无疑问本人最后将阵亡在（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上。” 126 但是那些把内心的担忧说出来的人迅速被边缘化了。按照松冈洋右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的观点，从长远来说，日本冒险所受到的损害比不冒险要小。这是自取灭亡。但是松冈激情洋溢的演说，他的赌徒本性以及他对强势外交的信仰正好切合了当时日本政坛的大趋势。当时的环境是，日本军部和文官政府都一心一意想要南进，而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威胁也是真实的，且日趋严重。
其实《三国同盟条约》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可怕。 127 它的确有重大的象征性意义。它表明日本将未来寄希望于打破英美在远东的统治。尽管离真正开战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日本的战略和外交思路已经固定了。 128 日本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和美国正面冲突的道路。
日美之间的这种碰撞并非完全是命中注定的。命运之神没有牵着日本的手把它拉上和美国开战的轨道，而即便日本军部自己也对和美国战争没有必胜的把握。日本走上这条灾难性的道路完全是1940年夏秋日本领导层所做的一系列命运攸关的选择的结果。但是这些决定和选择根植于过去20年日本人的主流思维方式，还有日本人用这种思维方式来理解经济现实从而形成的世界观。
最明显的经济现实就是日本未来的繁荣完全依赖世界贸易。日本是孤悬于东亚大陆板块以外的岛国，和英国一样不可能在自然资源上做到自给自足。但是英国统治着一个世界性的殖民帝国。英国模式当时被视为强国的经典模式。正当日本完成现代化并且初试牛刀的时候，当时世界上的政治学说都认为，只有统治一个大帝国才是确保繁荣和国家安全的不二法门。这是现代版的重商主义，强调必须控制原材料及其产地，国家才能强大繁荣。强国的标志就是建立殖民帝国，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强国使用武力征服弱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当的。日本和欧洲的德国、意大利一样，把自己视为“一无所有的国家”，有权扩张并且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安全。而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通过控制东南亚尤其是中国的原料产地，还有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强大实力，妨碍了日本的崛起。日本的大国崛起之路的最大弱点就是过度依赖美国的石油和金属材料供应。这是日本国际地位软弱的原因。 129 因此，日本越来越把战后国际秩序当中自由民主的原则，看作是为西方的利益服务的，因而有害于像日本这样的“一无所有的国家”。
日本在20年代陷入了国内危机，国内政治分裂，内斗不断。这种国内状况反映在国际关系上就是日本屈从了西方列强所主导的战后华盛顿会议体系。这种思维方式是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兴起的背景。而30年代日本成功入侵中国东北，继而有希望鲸吞大得多的整个中国，这些都助长了30年代日本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者的气焰。经济上的需要催生了新的意识形态，它的基本思想被概括为“皇道”，体现为天皇的神圣化，最终将政治拉进不可逆转的轨道。新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很快被陆军和海军的青年军官所接受，并通过军事训练渗透到整个军队的下级官兵当中。年长的高级军官和老一代文官政治家一样，仍然信奉不那么激进的国际合作精神。但是他们缓慢却不可挽回地被代表新意识形态的少壮派力量所代替。在侵华战争开始的1937年，信奉“皇道”思想、主张对外侵略扩张的政治家已经身居政府高位了。近卫文麿就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当然，到这个时候，日本政坛早已被军部势力把持。
中国仍是关键问题。战争拖的时间越长，日本就越难以从中脱身，从而获得某种和平协议。而和平解决中国问题是日本和美国改善关系的前提条件。日本越在中国战场泥足深陷，付出的人力和物资代价越高昂，军部的强硬分子就越拒绝让步。在上海的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之后，日本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美国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解决“支那事变”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运用美国的压力，通过斡旋终结了日俄战争。35年之后，同姓的另一位罗斯福总统却不可能再次调停结束中日战争。美国对欧洲绥靖主义的失败记忆犹新，绝没有再去尝试用绥靖主义讨好日本的想法。但是如果美国不讨好日本，美日关系就只能每况愈下，日本的石油供应也就会越来越受到威胁。日本领导层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于是乞灵于南进扩张的战略。南进战略必然增加美国和日本开战的几率，这个必然性就如同白天之后必然是黑夜一样板上钉钉。而在美日之战中，即便日本军方的鹰派也承认，日本只有速战速决，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所以，日本在1940年7月决定南进时，再提其他替代方案已经不可能了。各方对与美国开战的恐惧程度不同，所以各方南进战略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南进方向是整个日本领导层普遍接受的原则。提出替代方案等于要取消南进，这是不可接受的。要和美国改善关系或者避免美日战争就等于说是在中国问题上投降。在日本领导人的眼中，这将导致国家威望严重受损，进而在国内引起不可估量的后果。日本认为，在中国问题上屈服就是对千万名在中国战场上作战、受苦、牺牲的日本士兵的侮辱，不但会削弱日本在国际上的实力地位，而且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日本会比侵华战争之前更加依赖美国。
在太平洋战争惨遭失败以后，国家经过重建，日本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繁荣；而日本战后繁荣的基础恰恰就是依靠美国，依靠成功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拥抱资本主义竞争和市场经济原则。这是全面失败以后日本从灰烬当中重生所遵循的思路，而1940年日本的思想方法和战后的新思维天差地别。当时日本的思维方式仅仅看到美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态度威胁日本赖以生存的资源，完全不可能看到除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以外，还有其他获取资源和国家繁荣的途径。
一旦排除了与美国修补关系的可能（这条路除非美国完全抛弃中国才能走通，而这是不可能的），那就必然只剩下充满危险的对外扩张政策了。而1940年春季德军在欧洲的成功似乎给日本提供了长久渴望的“振奋国威”的机会。机不可失。在7月定下了南进的国策之后，日本就准备好了走出国际上孤立的状态，和获胜的德意轴心国结盟。那些反对这一政策的日本军政高层丧失了一切政治影响力。到9月初，当海军的反对声音被消除，月底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就变得水到渠成了。
日本乾坤一掷，投下了赌注。其实当时它的本意并不是要发动太平洋战争。从现在起到发动太平洋战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1941年的赌博和前一年夏秋的孤注一掷紧密相关，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日本已经走上了战争的不归之路。 130 日本不愿意考虑在中国战场做出任何让步；这条路一旦堵死，日本踏上其唯一的出路就必须甘冒太平洋战争的风险。日本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向南方扩张，并和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珍珠港事件就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