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1940年的日本既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独裁政治。如果非要用政治术语来形容的话，也许门派林立的极权主义体制还算贴切——“门派林立”和“极权主义”这两个词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矛盾。但是任何术语都很难形容出日本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它发端于1889年的宪政改革，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受到过大众政治、国内动荡、外交压力和战争的影响而逐渐变化。很多人以为日本的政治体系是在天皇统治下的专政，那是对现实的极大误解。 ³⁰

19世纪末期，日本开始急速现代化的进程，那时出现的政府体系带有很强的寡头政治和官僚体系的印记。1889年版日本宪法效法欧洲（特别是德国）。宪法规定国会由两院组成，众议院有300个席位，议员由选举产生，参议院由500名拥有贵族头衔的宫廷、政府和军队官员组成。同时，至少在理论上，天皇还拥有绝对的个人权力。和德国一样，政府大臣由天皇任命，只向天皇负责，不向国会负责。大臣一般并不来自政党。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参谋本部直接向天皇上奏，“统率权独立”。拥有选举权的人起初只占人口总数的1%，这样选举出来的国会有立法权和批准或否决政府预算的权力，但是控制不了政府与军队的执行权。而旧贵族和财阀拥有国家大部分土地和财富，仍然保有极大影响力。 ³¹

即便如此，一旦确立了大众政治和君主立宪体制以后，日本的政治变革便不可阻挡。和欧洲一样，大众政治和君主立宪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越来越重要。1925年的选举权改革后，日本拥有投票权的人必须是年满25岁的男子，两大政党代表了绝大多数有投票权的公民，它们分别是较保守的政友会和比较自由的民政党。但是从欧洲引进日本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意识形态也在日本有各自的支持者。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日本社会经历了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政治暴力，30年代早期有两位日本首相、好几位政商两界名人和几个著名的知识分子被刺杀。 ³² 由于国内动荡，政府也不稳定，执政时间很短，在1921年11月到1937年6月间换过15任首相。 ³³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国家采取了大力刺激钢铁化工和建筑行业的政策，再加上军费猛涨（1937年军费占到政府支出的四分之三 ³⁴ ），日本迅速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经济复苏和“九一八事变”限制了议会政党和多元政治。大部分内阁成员不代表任何政党。 ³⁵ 军部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日本需要在决策中更好地协调军民两个方面关系，于是在1937年底，创建了两个机制来做到这一点，就是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每隔几天召开一次，在外交事务方面基本代替了内阁职能，内阁越来越仅限于处理国内事务。联席会议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陆海军参谋总长及其副手组成，如果需要的话会邀请其他相关大臣列席。会议通常在小会议室举行，与会者围绕首相坐成一个圆圈。但是会议没有正式的主持人，讨论经常漫无目的，这是典型的日本议事方式：在冗长的过程中用模棱两可的语言逐渐地向某一个方向推动最后的决定，在整个过程中强调全体一致的意见。 ³⁶ 有段时间，联席会议停开，代之以只有政府主要大臣参加的四相会议或者五相会议。但缺乏协调的问题又出现了，陆海军参谋总长的缺席是五相会议的致命缺陷，因此1940年，日本又重新召开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的重要决策要经过御前会议批准。参加御前会议的人员和联席会议通常一样，再加上枢密院议长，会议在天皇在场的情况下召开。由联席会议通过的决策文件摆在御前会议面前，参谋本部军官起草了这些文件，在各位大臣之间传阅修改，通常这些修改要经过联席会议中的重臣批准。在天皇面前，按照首相，各部大臣，然后陆海军参谋总长的顺序一一宣读准备好的文件。天皇通常一言不发，而由枢密院议长代替天皇提问。御前会议虽然看起来只是礼节性的，但其实非常重要。一旦天皇对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准奏，就使决议具有了合法性，对与会各方均有约束力，任何人都极难修改御前会议的决议。 ³⁷

因此，不像德国、意大利和苏联这些国家，日本政府的决策，尤其是外交和战争这样重大的决策并没有打上明显的个人烙印。但也不像议会民主制国家那样，文官内阁就能做出决策。前文说过，天皇任命内阁大臣，内阁独立于国会，仅向天皇负责，在做出关键决策时要咨询军方参谋部的意见，拥有广泛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倒也并不因为军方现役高级将领以陆海两相的身份入阁而受到多大损害。陆相和海相如果想要绕过首相的话，他们还各自有独立上奏的权力。无论如何，陆相和海相的职责主要限于军队的人事和行政工作。关键的战略计划和作战指挥权掌握在由陆海军参谋总长组成的大本营手中，两位参谋总长的军令权直接来自天皇本人。 ³⁸ 当然，如果内阁和军部的意愿相左的话就做不成任何决定。

实际上，军部很少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军方的希望和要求反映了陆海两军当中互相竞争的各个派别的利益。因此在外交政策等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是一个类似于“群体谈判”的机制，是各派力量博弈的过程。这期间会有冗长的讨论、辩论和讨价还价，而在整个过程中军方发言人的分量大于文官，最后的决定是一个基本一致通过的决策。 ³⁹ 最终的决策强调全体一致，并经天皇批准，才成为板上钉钉的命令。

无论日本军政两界上层有多少派系，谁更有权，有多少政治分歧或者不同的战略观点，到1940年为止，在日本的权力核心人物当中已经大致形成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共识。经历了之前的国内分裂和纷争，还有“九一八事变”和侵华战争，在整个30年代，日本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民族主义，很像当时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它的精神核心是日本国家的象征，即天皇本人。它的体现方式则是军国主义。

自从1926年25岁的裕仁天皇登基以来，尤其是1928年举国欢庆的登基大典之后，对天皇的崇拜上升为日本新教义的基石。裕仁的年号是“昭和”，意即“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事后看来十分具有讽刺意味。他的父亲大正天皇嘉仁在位时间是1912年到1926年，裕仁作为皇太子自1920年起摄政。大正时期的日本是与全盘西化和民主化潮流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当日本被国内各种危机所困扰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国家衰落的感觉。像魏玛共和国一样，民主制度和政党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软弱和国家分裂的象征。日本在国际上遵守华盛顿体系，而民间认为这个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人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因此日本的国际政策也被视为是软弱的。而国家的软弱也反映在嘉仁天皇脆弱的健康状况上。裕仁治下的日本被大众寄予了回归他祖父明治天皇英雄时代的期望。明治天皇在1867年到1912年在位期间缔造了现代日本，在甲午和日俄两场战争当中获胜，并开启了日本主宰东亚事务的时代。

新的民族主义教条的核心被称为“皇道”，提倡日本回归其悠久历史（大部分是传说）的“核心价值”，克服西方世界的影响，完成日本作为高等民族的使命，即主宰东亚。 ⁴⁰ 它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目标与“皇道精神”相适应，就是使日本上升为世界强权，通过掠夺中国东北、华北乃至东南亚的自然资源，达到统治整个亚洲东部的目的。而通过反复的宣传和压制国内不同政见，统治阶级精英的这种意识形态逐渐地主宰了公众意识，为绝大多数日本人所接受。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过程中，政府很容易利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内狂热情绪。而精英阶层蓄意制造出来的民间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反过来又推动着上层精英。最重要的是，新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渗透到了军官队伍当中，从而影响了陆军和海军的所有官兵。在所谓“皇道”的旗帜下，在军队基层形成了比高层更为激进和冒险的军国主义。因此，到1940年，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观念已经发展成无论在日本精英阶层还是普罗大众当中——尤其是在中级军官当中——都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举国一致。这就是说，尽管还存在策略上和战术上的分歧，但在意识形态方面，日本举国没有不同意见。

当然日本也会有反对新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声音。天皇长期信任的西园寺公望公爵就是这样一个老派优雅的开明保守主义者。他早年在巴黎生活了10年，在索邦大学攻读法律。他一直力主和英美保持密切关系，和蒋介石和谈，并且厌恶接近德国和意大利。 ⁴¹ 但是西园寺生于1849年，不仅年迈（他在1940年底之前就故去了），而且自己也意识到和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陆海军内部也有少数像西园寺一样的军事政治家，比如阿部信行大将，他曾在1939年至1940年间短期出任首相，还有他的继任者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再有阿部内阁的外相野村吉三郎。他们每个人都主张与美国和解，反对与德意轴心国建立紧密联系，但是他们也都支持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特殊权利以及建立“东亚新秩序”。 ⁴² 他们能够身居高位本身证明了，对于日本未来的道路，日本上层的确存在非常重要的不同意见。而他们很快被迫去职也证明，这些人无力与占据政治和意识形态主流的势力作斗争，尤其是以军方中级军官为骨干的军国主义势力，这些人目前是推动日本政治走向的主要动力。

到侵华战争爆发前夜，从日本政治泥淖中最终被推出来的日本政治家是近卫文麿公爵。他在1937年6月第一次组阁出任首相，而且将在1940年到1941年的关键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卫生于1891年，在1904年父亲死后成为日本皇室以下最显赫的贵族家族的家长，他和皇室的关系密切。从他的青年时代起，近卫就被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未来注定要在政府中出任要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近卫在日本代表团中担任要职，当时他才不到30岁。在几个月之前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他曾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且这一观点此后数十年基本没有变化，成为他今后的信条。他批评当时的日本领导人无条件地接受英美政治家主导的和平，他谴责他们没有意识到“英美代言人所倡导的民主和人文价值观都是在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他们自己自私的利益”。而巴黎和会上的和平“无非是维持符合英美利益的现状”。近卫的言论代表了当时在新一代日本精英和陆海军年轻军官当中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日本是一个处于不利国际地位的“一无所有的国家”。近卫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在维持世界现状和想要推翻这种现状的两个国家阵营之间的战争。前者渴望和平，而后者渴望战争。因此，反战主义并不等同于正义和人道。同样，军国主义也不一定就会践踏正义和人道”。他认为日本的地位和战前德国的地位类似。他谴责日本领导人接受国联时“奴颜婢膝”的态度就像“它是天赐礼物似的”，而实际上国联只不过是“让强国在经济上控制弱国，并且让后起国家永远依附于先进国家的工具罢了”。如果英美列强通过国联将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现状强加给世界的话，“作为一个资源贫乏、国内市场无力消耗本国工业产品的小国，日本只能像德国一样奋起打破这种国际现状”。 ⁴³

在近卫出任日本首相之前不到两年的1935年11月，他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以上论调。他认为战争只有两种基本原因，一是国家间的领土分配不公，二是资源分配不公。只有纠正主要国家之间的这种不平衡，才能获得永久的和平。但是战后的国际安排仅仅致力于防止战争，却丝毫没有触动战争背后的根本原因，即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秩序。他拒绝维持现有的和平。他宣称：“我们的领导人和德国、意大利的政治家不同，不敢站出来公开宣布有必要进行领土扩张。我们被英美宣扬的维持现状的和平主义洗脑洗得太彻底了，在为‘满洲事变’中我国的立场辩护时，表现得就像法官面前的犯人一样。这种和平安排不能保证世界和平。日本和其他后起国家早就应该在世界范围推行新秩序。” ⁴⁴ 正是这种政治哲学最终把日本像德国一样领上了毁灭之路。

1937年6月，近卫第一次出任首相，这是他总共三次组阁经历中的第一次。当时他广受欢迎。他的外形令人印象深刻——高大、优雅、敏捷、有教养，而且作为首相来说45岁还很年轻（不过后来他深受痔疮之苦，有时候只能坐在充气的橡皮轮胎上以减轻痛苦）。 ⁴⁵ 日本对新首相寄予厚望，军部也欢迎他组阁，认为近卫的人望有助于军部获得更多的利益。 ⁴⁶ 一个月之内，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近卫很快发现自己主导了一场愈演愈烈却难以收场的战争。实践证明，近卫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无法给内阁提供明确而坚强的领导，只能交错双手，做出高冷的姿态，来掩盖自己无力影响事态发展的窘相。 ⁴⁷ 就在1945年自杀前不久，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近卫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在为所欲为的军部手中的无助的牺牲品。虽然他也确实在私下对“支那事变”表示过不满，但却没有和日本的扩张政策保持距离，也没有反对过陆军愈演愈烈的战争暴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而且我们看到了，他自己的政府在1937年12月断绝和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关系，并且在1938年全面扩大战争之前，还在试图强迫中国接受特别苛刻的和平条件。 ⁴⁸ 1938年底，近卫安排接触未来的伪政权头目汪精卫。但是最终近卫无法结束这场战争，越来越觉得自己成为军方的牺牲品，于是在1939年1月近卫辞职了。

在1940年写的备忘录中，近卫承认，虽然侵华战争让他焦头烂额，但他接受战争的必要性。他的观点和1918年所表达的没有什么两样。他声称，列强的政策是通过经济封锁剥夺日本的海外市场和原材料来源以威胁日本。“九一八事变”粉碎了这种封锁，而“支那事变”将最终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词发明于1940年，指的是日本在整个东亚的统治，是日本版的“生存空间”。 ⁴⁹

发明这个名词的人是松冈洋右，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外相。当时日本国内对德国在欧洲戏剧性的速胜激动不已。松冈洋右五短身材，很壮实，性格外向，语速飞快，以至于赢得了一个“说话机器”的绰号。 ⁵⁰ 1933年3月，松冈率领日本代表团退出了国联。他的挑战态度在国内赢得了英雄般的地位，此举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强硬外交政策代言人的名声。作为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前总裁，松冈是修正主义的著名倡导者。 ⁵¹ 他个性强硬，经常失去自控大发雷霆，一贯以自我为中心，傲慢，又喜欢成为焦点人物。曾有著名人物评论松冈，说他的“优点是能想出绝佳的主意，但……缺点则是会往错误的方向一条道走到黑”。 ⁵² 他喜欢出风头，因此不是一个好相处的同事。但是他是一个谈判高手，既反应敏捷，又顽固不化。美国国务卿赫尔形容松冈洋右“像一篮子鱼钩一样弯弯绕”。 ⁵³ 另一方面，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和松冈洋右打过不少交道，至少在一开始曾认为松冈“虽然说话随便，但却……是个直言不讳的人，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也是发自内心的”。 ⁵⁴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松冈是军部属意的人选。 ⁵⁵ 在出任外相的前一天，他和一个美国记者做过一场不为人注意的访谈，在采访中松冈毫不掩饰他的政治倾向和期望：“在民主和极权的斗争中，毫无疑问极权将获得胜利并控制全世界。民主的时代已经过去，民主制度已经破产了。” ⁵⁶ 他认为日美两个太平洋的强权产生冲突是历史的必然。 ⁵⁷ 这种必然性的信条在1940年和1941年主导了松冈的行动和政策建议。

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的第三号人物在之后几年也将发挥关键的作用，而且在往后的战争中大部分时间将作为首相出现。他就是陆相东条英机。东条生于1884年，像一颗钉子那样强硬，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事管理人员，绰号“剃刀”，曾在关东军担任宪兵司令和参谋长，是陆军中毫不妥协的扩张主义派别的代言人，平素寡言少语，却是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积极倡导者。 ⁵⁸

除近卫、松冈和东条之外，在1940年夏季参与做出关键决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海相。海军在任何南进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自然毋庸置疑。其实海军在任何大战略中的合作态度都是至关重要的。1940年7月出任海相的是吉田善吾海军大将，虽然他也是坚定的扩张主义者，但是发现自己和急于跟德国与意大利结为军事同盟的主流力量步调不一致，于是只好辞职，让位于一个更容易合作的继承者——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 ⁵⁹ OapOFTsjEJ/P4EouTeK5iLJ7l8w5m7XYuOLLvaXaO2rr3h49uKWL+vmj0zH/3S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