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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四点钟从部里回来，但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他没有来得及进来看她。他先到书房里去接见等候着他的请愿的人们，在他的秘书拿来的一些公文上签了字。用餐时（总有几个客人在卡列宁家用餐）来了一位老太太，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表姐、一位局长和他的夫人、一位被引荐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部里工作的青年，安娜走进客厅来招待这些客人。五点整，彼得一世的青铜大钟还没有敲完第五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进来了，穿着佩戴着两枚勋章的礼服，打着白领带，因为他吃了饭马上就要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生活中的每分钟都给分配和占满了。为了要按时办完摆在面前的事，他严格地遵守时间。“不匆忙，也不休息”是他的格言。他走进餐厅，和大家打了一个招呼，就急忙坐下来，对他的妻子微笑。
“是的，我的孤独生活结束了。你不会相信一个人吃饭有多么不舒服呀。”（他特别着重 不舒服 这个字眼。）
吃饭时他和妻子稍稍谈了一下莫斯科的事，露出讥讽的微笑，向她询问了一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情况；但是谈话大体上是一般性的，涉及彼得堡官场上和社会上的各种新闻。饭后，他陪了客人们半个钟头，又含着微笑和妻子紧紧地握了握手，就退了出去，坐车出席会议去了。安娜那晚上既没有到那位听见她回来就邀请她去赴晚会的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那里去，也没有去那晚上她原已经定好了包厢的剧场。她不出去主要是因为她打算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总之，安娜在客人走后忙着收拾服装时，感到非常懊恼。她本来是一位很懂得怎样在穿着上不花许多钱的能手，在去莫斯科之前她拿了三件衣服交给女裁缝去改。这衣服要改得让人认不出来，并且三天以前就应该做好的。结果两件衣服还没有动手，而其余一件又没有照着安娜的意思改。女裁缝走来解释，硬说还是照她那样做的好，安娜发了那么大的脾气，她过后一想起来还自觉惭愧哩。为了要完全平静下来，她走进育儿室，和她儿子在一起消磨了一整晚，亲自安置他睡下，给他画了十字，盖上被子。她没有外出，把晚上的时间愉快地在家里度过，觉得高兴极了。她觉得如此轻松平静，清楚地看出自己在火车上觉得那么重要的一些事情，不过是社交界中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罢了，她没有理由在任何人或是自己面前感到羞愧。安娜拿了一本英国小说在火炉旁坐下，等待着丈夫。正九点半，她听到了他的铃声，他走进房间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她说，把手伸给他。
他吻了吻她的手，在她身旁坐下。
“大体上说来，我看你的访问很成功吧。”他对她说。
“是的，很成功哩。”她说，于是她开始把一切事情从头到尾告诉他：她和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同车旅行，她的到达，车站上发生的意外。接着她就述说她开头怎样可怜她哥哥，后来又怎样同情多莉。
“我想这样的人是不能饶恕的，虽然他是你哥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峻地说。
安娜微微一笑。她知道他说这话只是为了表示对亲属的体恤并不能阻止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她知道她丈夫这个特性，而且很喜欢这一点。
“一切都圆满解决，你又回来了，我真高兴哩，”他继续说，“哦，关于我那项议会通过的新法案，人们有什么议论呢？”
安娜关于这个法案毫无所闻，她想起自己竟会这么轻易地忘记他那么重视的事，良心上觉得很不安。
“相反地，这里却引起了很大反响。”他露出得意的微笑说。
她看出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要把这件事最令他得意的地方告诉她，因此她用问题去引他讲出来。带着同样得意的微笑，他告诉她因为通过这项法案而使他博得的喝彩。
“我非常，非常高兴哩。这证明对于这个事情的合理而又坚定的观点终于在我们中间开始形成了。”
喝完了第二杯奶茶，吃完面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来，向书房走去。
“你今晚上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吗？你一定很闷吧，我想？”他说。
“啊，不！”她回答，跟着他站起来，陪伴着他通过这房间走到他书房去。“你现在读什么呢？”她问。
“现在我在读
李尔公爵的
《
地狱之诗
》
，”他回答，“一本了不起的书哩。”
安娜微微一笑，好像人们看见他们所爱的人的弱点微笑一样，于是，挽住他的胳臂，送他到书房门口。她知道他晚上读书成了必不可少的习惯。她也知道虽然他的公务几乎吞没了他全部的时间，但他却认为注意知识界所发生的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是他的义务。她也知道他实际上只对政治、哲学和神学方面的书籍发生兴趣，艺术是完全和他的性情不合的；但是，虽然这样，或者毋宁说正因为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来没有忽略过任何在艺术界引起反响的事情，而是以博览群书为自己的职责。她知道在政治、哲学、神学上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常产生怀疑，加以研究；但是在艺术和诗歌方面，特别是在他一窍不通的音乐问题上，他却抱着最明确的坚定见解。他喜欢谈论莎士比亚、拉斐尔
、贝多芬，谈新派诗歌和音乐的意义，这一切都被他十分清晰精确加以分类。
“哦，上帝保佑你！”她在书房门口说，书房里一支有罩的蜡烛和一只水瓶已经在他的扶手椅旁摆好，“我要写信到莫斯科去。”
他紧紧握着她的手，又吻了吻它。
“他毕竟是一个好人：忠实，善良，而且在自己的事业方面非常卓越，”安娜在返回她的房间时这样对自己说，仿佛是在一个攻击他、说绝不可能有人爱上他的人面前为他辩护一样，“可是他的耳朵怎么那么奇怪地突出来呢？也许是他把头发剪得太短了吧？”
正十二点钟，当安娜还坐在桌边给多莉写信时，她听到了平稳穿着拖鞋的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梳洗好了，腋下挟着一本书，走到她面前来。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他说，浮上一种会心的微笑，就走进寝室去了。
“他有什么权利那样子看他呢？”安娜想，回忆起弗龙斯基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那种眼光。
她脱了衣服，走进寝室；但是她的脸上不仅毫无她在莫斯科时从她的眼睛和微笑里闪烁出来的那股生气，相反地，现在激情的火花好似已在她心中熄灭，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