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天气往往炎热难当。在这时候，从十二点钟到三点钟，最坚决、最热心的人也不能出猎，最忠心的狗也开始“舐猎人的马刺”了，这就是说，痛苦地眯着眼睛，尽量地伸出舌头，一步一步地跟在主人后面；主人责备它，它只是委屈地摇着尾巴，脸上露出狼狈的神情，但是决不肯走在前面。有一回，我正是在这样的日子出去打猎。我很想到一个阴凉地方去躺一下，即使一会儿也好，然而一直克制着；我那不知疲倦的狗继续在灌木丛中跑来跑去探索了很久，虽然它自己明知道这种狂热的行动不会产生什么效果的。窒息的炎热终于逼得我考虑到保留我们最后的体力和能力。我好容易来到了我的仁慈的读者所已经熟悉的伊斯塔小河边，走下峭壁，踏着潮湿的黄沙，向着以“莓泉”闻名于附近各处的泉水走去。这泉水从河岸上那条渐渐变成狭小而深邃的峡谷的裂缝中涌出，在二十步以外，带着愉快的滔滔不绝的潺湲声流入河中。溪谷两边的斜坡上，长着茂密的橡树丛林；泉水附近是一片短短的、天鹅绒似的青草地；太阳的光线几乎从来不曾照到过那清凉的、银色的水面。我走到泉水边；草地上放着一个桦树皮制的勺子，这是一个过路的农民为了方便大家而留下来的。我饱饮了泉水，躺在阴处，向四周眺望。这泉水流入河中时形成一个水湾，因此那地方经常是一片涟漪；在这水湾旁边，坐着两个老头儿，背向着我。其中一个体格十分结实，身材高大，穿着一件墨绿色的、整洁的上衣，戴着一顶绒毛便帽，在那里钓鱼；另一个身体瘦小，穿着一件打补丁的混纺棉布外衣，没有戴帽子，捧着一罐鱼饵放在膝上，时时用手抚摸自己的白发苍苍的小脑袋，仿佛是不要让它晒到太阳。我更仔细地向他凝神一看，认识这人是舒米希诺的斯乔普什卡。请允许我把这个人介绍给读者。

离开我的村子几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大村子叫舒米希诺，那里有一座为圣科济马和圣达米安建立的砖砌教堂。这教堂的对面，曾有一所宏大的地主邸宅在这里显赫一时，邸宅周围有各种附属建筑物、杂用房屋、作坊、马厩、地下室、马车库、澡堂、临时厨房、客人住的和管理员住的厢房、温室、民众用的秋千，和其他多少有些用处的建筑物。在这邸宅里曾经住着一家豪富的地主，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忽然有这么一天，这些财产全部付诸一炬。主人们迁往别处去了；这院落就此荒废。一片宽阔的瓦砾场变成了菜园，处处堆着砖头——从前的屋基的遗迹。他们用幸免于火灾的原木草草地钉成一间小屋，用十年前为了要造哥特式亭台而买来的船板作屋顶，就派园丁米特罗凡带着他的妻子阿克西尼娅和七个小孩住在这屋子里。米特罗凡被指令把青菜野蔬供给一百五十俄里外的主人家食用；阿克西尼娅则受命看管一头蒂罗尔种的母牛，这头母牛是出了重价从莫斯科买来的，但是可惜丧失了再生产的任何能力，因此自从买来以后，不曾有过牛奶；还有一只有冠子的灰色雄鸭——唯一的“老爷家的”家禽——也交给她照管；孩子们因为年纪还小，不指定他们任何职务，然而这使得他们完全变成了懒人。我曾经有两次在这园丁家宿夜；路过的时候我常常向他买黄瓜，这些黄瓜天晓得是什么缘故，即使在夏天就已经长得特别大，淡而无味，皮厚而黄。我就是在他家里第一次看到斯乔普什卡的。除了米特罗凡一家和托庇寄住在兵士的独眼妻子小屋里的、年老耳聋的教会长老格拉西姆以外，没有一个家仆留在舒米希诺，因为我所要介绍给读者的斯乔普什卡，不能把他看做一般的人，尤其不能把他看做家仆。

凡是人，在社会里总有不论怎样的地位，总有不论怎样的关系；凡是家仆，即使得不到工钱，至少也会得到所谓“口粮”；斯乔普什卡却实在从来没有受到任何补助，一个亲戚也没有，谁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这个人简直没有来历；没有人谈起他；人口调查中恐怕也未必有他这个人。有一种不明确的传闻，说他曾经在某时当过某人的随从；然而他是谁，什么地方人，谁的儿子，怎样会当了舒米希诺的居民，怎样会获得那件混纺棉布的、从开天辟地以来就穿在身上的外衣，他住在哪里，靠什么生活，——关于这些，绝对没有人知道一点儿，而且，老实说，谁也不关心这些问题。只有知道所有家仆的四代家谱的特罗菲梅奇老大爷有一次说，他记得已故的老爷阿列克谢·罗曼内奇旅长出征回来时用辎重车载来的一个土耳其女子，是斯乔普什卡的亲戚。在节日，照俄罗斯旧俗用荞麦馅饼和绿酒普遍地布施并款待众人的日子，——即使在这些日子里，斯乔普什卡也不走到摆设好的桌子和酒桶前面来，不行礼，不走近老爷去吻他的手，不在老爷面前为了祝老爷健康而一口气喝干管家的胖手注满的一杯酒；除非有好心肠的人走过他旁边，把一块吃剩的馅饼分送给这个可怜的人。在复活节的日子，他也参加接吻礼 ，但是他不卷起油污的衣袖，不从后面的口袋里取出他的红蛋 ，不喘着气，眨着眼睛，把这蛋呈献给少爷们或者竟呈献给太太。他夏天住在鸡窝后面的贮藏室里，冬天住在澡堂的更衣室里；严寒的时候，他在干草棚里过夜。人们见惯了他，有时甚至踢他一脚，但是没有一个人跟他谈话；而他自己，也好像有生以来不曾开过口似的。火灾之后，这个被遗忘了的人栖身于——或者像奥廖尔人所说，“耽搁”在——园丁米特罗凡家里了。园丁不理睬他，不对他说“你住在我家里吧”，可是也不撵他出去。斯乔普什卡其实也并不住在园丁的屋子里，他住在菜园里。他来往行动，一点声音也没有；他打喷嚏和咳嗽的时候，害怕似地用手掩住嘴巴；他老是像蚂蚁一样悄悄地张罗奔忙；而一切都是为了糊口，只是为了糊口。的确，如果他不是这样从早到晚为自己的食物操心，我的斯乔普什卡一定饿死了。所苦的是每天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糊口！斯乔普什卡有时坐在围墙下啃萝卜，或者吮吸着胡萝卜，或者俯身剥一棵肮脏的白菜；有时呼哧呼哧地提着一桶水到一个地方去；有时在一只砂锅底下生起火来，从怀里取出几块黑糊糊的东西放进锅里去；有时在自己的贮藏室里用一块木头敲着，钉上钉子，做成一个放面包的架子。他做这一切事都静悄悄地，仿佛是秘密的：你向他一看，他就隐藏起来。有时，他忽然离开了两三天；当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不在……一转眼，他又出现了，又在栅栏旁边偷偷地把劈柴塞进铁架子底下去。他的脸很小，小眼睛发黄，头发一直挂到眉毛上，鼻子是尖的，耳朵很大，而且透明，好像蝙蝠耳朵，胡子仿佛是两星期以前剃的，永不更短或更长。我在伊斯塔河岸上遇到的，就是这个斯乔普什卡和另一个老头儿在一起。

我走到他们跟前，打一个招呼，就在他们身旁坐下。斯乔普什卡的同伴原来我也认识的：这是彼得·伊里奇伯爵家已获自由的农奴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绰号叫做“雾”。他住在一个患肺病的波尔霍夫小市民——我屡屡投宿的旅店的老板——那里。在奥廖尔的大道上经过的年轻官吏和别的有闲的旅客（埋在条纹羽毛褥子里的商人顾不到这些），到现在还可以看见离开特罗伊茨科耶大村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完全荒废了的、屋顶倒塌、窗子钉死了的二层木造大楼房突出在路旁。在阳光明丽的晴天的正午，比这废墟更凄凉的东西是想象不出的了。在这里，很久以前曾经住过以好客著名的豪富的达官贵人彼得·伊里奇伯爵。有时全省的人都会集到他家里来，他们在家庭乐队的震耳欲聋的乐声中、在花炮和焰火的噼啪声中跳舞，尽情地行乐；到现在，经过这荒废了的贵族邸宅而叹息并回想过去的岁月和逝去的青春的老妇人，恐怕不止一人而已。伯爵长时间地举行宴会，长时间地在许多献媚的宾客中间往来周旋，和蔼地微笑；但是不幸他的产业不够他一生的挥霍。他完全破产之后，到彼得堡去给自己找职位，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就死在旅馆里了。“雾”在他家里当管家，在伯爵生前就已获得自由证。这人大约有七十岁光景，相貌端正而愉快。他差不多经常微笑着，在现今只有叶卡捷琳娜时代 的人能作这样的微笑：温和而庄严；说话的时候嘴唇慢慢地突出，慢慢地缩进去，和蔼地眯着眼睛，说话略带鼻音。他擤鼻涕、嗅鼻烟，也都从容不迫，好像在做一件大事情。

“喂，怎么样，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我开始说，“钓了很多鱼吧？”

“喏，请往鱼笼里瞧一瞧：已经钓着了两条鲈鱼，还有大头，大概是五条吧……斯乔普什卡，拿来看看。”

斯乔普什卡把鱼笼递给我看。

“斯乔普什卡，你近来过得怎么样？”我问他。

“没……没……没……没……没什么，老爷，平平常常。”斯乔普什卡讷讷地回答，仿佛舌头上压着重东西似的。

“米特罗凡身体好吗？”

“身体好的，可……可不是，老爷。”

这可怜的人把脸转过去了。

“不大肯上钩啊，”“雾”说起话来，“天太热了；鱼都躲在树荫底下睡觉了……替我装一个鱼饵吧，斯乔普什卡。（斯乔普什卡拿出一条虫来，放在手掌上，啪啪地打了两下子，装在钩子上，吐上几口唾沫，递给了‘雾’。）谢谢你，斯乔普什卡……老爷，您，”他向着我继续说，“是打猎吗？”

“是啊。”

“唔，……您的猎狗是阴（英）国种呢，还是富尔良种 ？”

老头儿喜欢乘机卖弄自己，仿佛在说：“我们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种，可是很好。”

“唔，……您出门也带猎狗吗？”

“我有两群猎狗。”

“雾”微笑一下，摇摇头。

“的确是这样：有的人喜欢狗，可是有的人送给他也不要。照我的浅见，养狗主要可说是为了体面……一切都要有气派：马要有气派，看狗的人也应该有气派，一切都要有气派。已故的伯爵——祝他升入天堂！——其实根本不是打猎的，可是他养着狗，而且每年出门打猎一两次。穿着有金银镶带的红外套的看狗人集合在院子里，吹起号角来；伯爵大人走出来了，他们就把马牵给伯爵大人；伯爵大人上了马，猎户头目把伯爵大人的脚塞进马镫里，脱下帽子，把马缰绳放在帽子里呈上去。伯爵大人抽起鞭子来，看狗人齐声吆喝，走出院子去。马僮跟在伯爵后面，用绸带子牵着老爷的两只爱犬，就这么照料着……这马僮高高地骑在哥萨克马鞍子上，红光满面，一双大眼睛骨溜溜地转来转去……那时候当然还有许多客人。又是娱乐，又有荣誉……啊哟，给挣脱了，这家伙！”他拉拉钓鱼竿，突然这样说。

“听说伯爵一生过得很阔气，是吗？”我问。

老头儿在鱼饵上吐几口唾沫，抛出了钓钩。

“自然，他是一位达官贵人。常常有可说是第一流的人物从彼得堡来拜访他。他们往往系着浅蓝色的绶带坐在桌子面前进餐。伯爵真是招待客人的能手。有时他叫我去：‘雾，’他说，‘明天我要几条活鲟鱼，叫人替我办到，听见吗？’‘听见了，大人。’绣花的外衣、假发、手杖、香水、上等的花露水、鼻烟壶、大幅的油画，都是直接从巴黎定购来的。伯爵举行起宴会来，——天啊，真不得了！焰火冲天，车水马龙！有时甚至还放大炮。单说乐队，就有四十个人。用一个德国人当乐队指挥。可是这德国人傲慢起来，要和主人家同桌吃饭。伯爵大人就下令把他赶走，他说，我家的乐队没有指挥也懂得奏乐的。自然喽，这是老爷的权力。一跳起舞来，就跳到天亮，跳的都是埃柯塞兹 和玛特拉杜尔 ……嗳……嗳……嗳……好家伙上钩了！（老头儿从水里拉起一条小鲈鱼来。）拿去，斯乔普什卡。——老爷毕竟像个老爷的样子，”老头儿又抛出钓钩，继续说，“他的心地也很善良。有时他打你，——可是过一会儿就忘了。只是一件事：就是养姘妇。唉，这些姘妇，天晓得！就是她们搞得他破产了。要知道她们大都是从下等人里挑出来的啊。其实她们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可是不，哪怕你把全欧洲所有最宝贵的东西都给了她们！按说么：为什么不可以如意称心地过日子呢？——这本是老爷分内的事……可是搞到破产总是不应该的。特别是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阿库林娜；现在她已经死了——祝她升入天堂！她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西托夫的甲长的女儿，可真是一个泼妇！有时还打伯爵的嘴巴呢。她完全把他迷住了。她把我的侄儿送去当兵，为了他在她的新衣服上溅了些可可……送去当兵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呢。嗳……可是无论怎样，那时候真好！”老头儿深深地叹一口气，补说了最后这句，然后低下头，不说话了。

“照我看来，你家的老爷很严厉吧？”略微沉默了一会之后，我开始说。

“在那时候这是风尚呀，老爷。”老头儿摇摇头，反驳我。

“现在没有这种情形了。”我注视着他，这样说。

他向我瞟一眼。

“现在当然好些了。”他含糊地说，把钓钩远远地抛了出去。

我们坐在树荫底下；但是树荫底下也很闷热。苦重而炎热的空气仿佛停滞了；火热的脸愁苦地等候着风，但是风不来。太阳在蓝得发暗的天空中火辣辣地照着；在我们正对面的岸上，是一片黄澄澄的燕麦田，有些地方长出苦艾来，竟连一根麦穗都不动摇一下。稍低的地方，有一匹农家的马站在河里，水齐着膝，懒洋洋地在那里摇动湿淋淋的尾巴；有时在低垂的灌木底下浮出一条大鱼来，吐出泡沫，慢慢地沉到了水底，在身后留下些微波。蚱蜢在焦黄色的草里叫着；鹌鹑懒洋洋地啼着；鹞鹰平稳地在旷野上面翱翔，常常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很快地拍着翅膀，把尾巴展成扇形。我们被炎热所压迫，一动不动地坐着。忽然从我们后面的溪谷里传来声音：有人正向着泉水走下来。我回头一看，看见一个年约五十岁的、风尘满面的农人，穿着衬衫，踏着树皮鞋，肩上背着一只柳条筐和一件上衣。他走到泉水边，贪馋地喝够了水，然后站起身。

“啊，是弗拉斯！”“雾”向他一看，叫起来，“你好，老兄。从哪儿来？”

“你好，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那农人说着，走到我们跟前，“我从远地方来。”

“你到哪儿去过了？”“雾”问他。

“到莫斯科的老爷那儿走了一趟。”

“为了什么事？”

“去向他求情。”

“求什么？”

“求他把代役租减轻些，或者把我改成劳役租制，换一个地方，也行……我的儿子死了，现在我一个人对付不了。”

“你儿子死了？”

“死了。”农人略略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他以前在莫斯科当马车夫；实在是他在替我缴代役租的。”

“难道你们现在是缴代役租的？”

“是缴代役租的。”

“那么你的老爷怎么说呢？”

“老爷怎么说？他把我赶出来！他说，‘你怎么敢直闯到我这里来？这些事有管家在管啊，你呀，’他说，‘先得呈报管家……叫我把你迁到哪儿去啊？你呀，’他说，‘先把你欠着的代役租还清了再说。’他简直发火了。”

“那么，你就回来了吗？”

“回来了。我本来想打听一下，我的儿子死后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来，可是没有弄清楚。我对他东家说：‘我是菲利普的父亲。’可是他对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呢？况且你的儿子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还欠我债呢。’于是我就走了。”

农人带笑把这一切讲给我们听，仿佛讲的是别人的事；可是他那双眯拢的小眼睛里噙着泪水，他的嘴唇抽搐着。

“那么你现在怎么办呢，回家去吗？”

“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当然只有回家去。我的老婆恐怕现在已经在挨饿了。”

“那么你可以……那个……”斯乔普什卡忽然说起话来，可是又发窘了，不说下去了，他开始用手抓弄罐子里的鱼饵。

“那么你要到管家那儿去吗？”“雾”继续说，不免诧异地向斯乔普什卡看一眼。

“我到他那儿去干吗？……我还欠着租呢。我儿子死去以前生了一年病，他自己的代役租都没有付……可是我并不怎么担心，向我要不出什么来……嘿，老兄，无论你怎样狡猾，没有用，我就是这么回事！（农人笑起来。）无论他怎样自作聪明，金蒂利安·谢苗内奇，总归……”

弗拉斯又笑起来。

“怎么样？这件事不妙呢，弗拉斯老兄。”“雾”慢吞吞地说。

“有什么不妙？不……（弗拉斯的声音中断了。）天好热啊。”他用衣袖擦着脸，继续说。

“你的老爷是谁？”我问。

“瓦列里安·彼得罗维奇·∗∗∗伯爵。”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吗？”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雾”回答，“已经故世的彼得·伊里奇在生前就把弗拉斯的村子分给他了。”

“他怎么样，身体好吗？”

“身体很好，谢天谢地，”弗拉斯回答，“红润润的，简直是满脸通红。”

“啊，老爷，”“雾”向着我继续说，“派在莫斯科附近倒还好，可是他被派在这里，还得付代役租。”

“一份租要付多少钱？”

“一份租要付九十五卢布。”弗拉斯喃喃地说。

“喏，您听听：而且土地很少，都是主人的树林。”

“听说这树林也卖掉了。”那农人说。

“喏，您听听！……斯乔普什卡，给我个鱼饵……咦，斯乔普什卡？你怎么啦？睡着了吗？”

斯乔普什卡突然抖擞一下。那农人在我们旁边坐下。我们又沉默了。对岸有人唱起歌来，歌声多么凄凉啊……我的可怜的弗拉斯发愁了……

过了半个钟头，我们分手了。 Q1adzifUqeoFQPimudseOXbWuMwKnwBVqU50DRPlioVFI+IELmxv+2yJ74UnLicR

有一次，秋天，我从远离庄园的田野打猎回来，路上受了风寒，生起病来。幸而发热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一个县城，住在旅馆里了；我派人去请医生。半个钟头之后，县城的医生来了，这人身材不高，瘦瘦的，一头黑发。他替我开了一服普通的发汗剂，叫我贴上芥末膏，非常敏捷地把一张五卢布钞票塞进翻袖口里，——但同时干咳一声，望望旁边，——已经准备回家了，忽然不知怎的同我谈起话来，就留下了。我正为发烧而苦恼，预料今夜会睡不着，喜欢有一个好心人和我聊聊天。茶拿来了。我的医生就谈起来。这人很不傻，谈风很健而且富有风趣。世间往往有奇怪的事：有的人你和他长住在一起，保持亲密的关系，然而从来不和他推心置腹地讲真心话；而有的人呢，刚刚相识，就一见如故，彼此像忏悔一样把所有的秘密都泄漏出来了。不知道我凭什么博得了我的新朋友的信任，他竟无缘无故地，即所谓“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一件相当精彩的事讲给我听了；现在我就把他的故事传达给我的善意的读者。我力求用医生的原话来表达。

“您可知道，”他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这是纯粹的别列佐夫卡鼻烟的作用）开始说，“您可知道这里的法官帕维尔·卢基奇·梅洛夫吗？……不知道，……嗯，没有关系。（他清清喉咙，擦擦眼睛。）我告诉您，这件事发生在——让我仔细想想，哦，——发生在大斋期，正是解冻的天气。我在他家里，我们的法官家里，玩朴烈费兰斯 。我们的法官是一个好人，喜欢玩朴烈费兰斯。突然（我的医生常常用‘突然’这两个字），他们对我说：‘有人找您。’我说：‘有什么事？’他们说：‘送来一个字条，——也许是病家送来的。’我说：‘把字条给我看。’果然是病家送来的……唔，很好，——这，您知道吗，就是我们的饭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是一个女地主——一个寡妇——写给我的；她写着：‘我的女儿病势垂危，请您看在上帝面上劳驾出诊，我现在打发马车来接您。’嗯，这都没有什么。……可是她住在离城二十俄里的地方，已经夜深了，而且路难走极了！况且她家里境况不好，两个银卢布以上的诊金是不必希望的，就连这也很难说呢，也许只能得到些粗麻布或是一些谷物罢了。可是，您知道，责任第一！人都快死了。我突然把纸牌交给常任委员卡利奥平，回到家里。一看，一辆小马车停在阶前；马是农家的马，——大肚子，真是大肚子，身上的毛简直像毡子，马车夫为了表示恭敬，脱了帽子坐着。我心里想：看样子，老兄，你的主人不见得是堆金积玉的……您在笑了，可是我告诉您：我们这班穷人，凡事都要考虑考虑……如果马车夫神气活现地坐着，不脱帽鞠躬，还从胡须底下露出冷笑，摇着马鞭——那么包管你可以拿到两张钞票！可是我看出今天不是这种生意。不过，我想，没有办法，责任第一。我拿了最必需的药品，就出发了。您信不信，我差点儿到不了啦。路坏透了：有小河，有雪，有泥泞，有水坑，突然堤坝决了口——真倒霉！可是我终于到了。房子很小，屋顶盖着麦秆。窗子里有灯光，大概在等我。迎接我的是一位戴着便帽的端庄的老太太：‘请您救救命，病很危险了。’我说：‘请别着急……病人在哪儿？’‘来，请到这边来。’我一看，一间很干净的房间，屋角里点着一盏神灯，床上躺着一位年约二十岁的姑娘，已经不省人事了。她热度很高，呼吸很困难，——害的是热病。房间里还有两位姑娘，是她的姊妹，都吓坏了，哭得满脸泪痕。她们说：‘昨天还很好，胃口也不错；今天早晨嚷着头痛，到晚上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还是那句话：‘请别着急。’——您知道，这是医生的责任，——我就着手医治。我替她放了点血，叫她们替她贴上芥末膏，开了一服药水。这时候我老望着她，望着她，您可知道，——咳，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脸蛋儿……总而言之，是一个美人！我心里充满了怜惜。她的脸庞多可爱，一双眼睛……好，谢天谢地，她安静些了；出了汗，好像清醒过来了；她向周围望望，微笑一下，用手摸摸脸……她的姊妹弯下身子去，问她：‘你怎么样？’‘没什么。’她说着，把脸转过去……我一看，她已经睡着了。我说，好啦，现在要让病人安静一下。于是我们都踮着脚走出去；留一个侍女在这里随时伺候。客厅里桌子上已经摆好茶炊，还有牙买加甜酒，干我们这一行，这是非有不可的。她们端茶给我，要求我在这里过夜……我同意了：现在还能到哪里去呢！老太太老是叹气。我说：‘您怎么啦？她会好的，请您别着急，最好您自己去休息一下，已经一点多了。如果有什么事，请您叫人喊醒我。’‘好的，好的。’老太太就出去了，两位姑娘也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客厅里已经替我预备了一张床。我躺在床上，可是睡不着，——这是多么奇怪的事！似乎已经很疲倦了。我总是忘不了我的病人。我终于忍不住，突然起来；我想：让我去看看，病人怎么样了？她的卧室就在客厅隔壁。于是，我起了床，悄悄地开了门，可是我的心怦怦地跳。我一看，侍女已经睡着，嘴巴张开，还打鼾呢，这家伙！病人脸朝我躺着，摊开两手，怪可怜的！我走近去……她突然睁开眼睛，盯住我看！……‘是谁？是谁？’我不好意思起来。‘别害怕，’我说，‘小姐，我是医生；我来看看您现在怎么样了。’‘您是医生？’‘我是医生，我是医生……是您母亲派人到城里接我来的；我们已经替您放过血了，小姐；现在请您安心休养吧，再过两三天，上帝保佑，我们就会把您治好啦。’‘啊，是的，是的，医生，不要让我死啊，……求求您，求求您。’‘您怎么了，上帝保佑您！’我心里想，她又在发烧了。我替她按脉，果然有热度。她对我望了一阵子，突然握住了我的手。‘我告诉您，为什么我不愿意死，我告诉您，我告诉您……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可是请您别告诉任何人……您听我说……’我俯下身子；她的嘴唇凑近我的耳朵边，她的头发碰着我的脸，——说实话，那时候我头昏目眩，——她开始低声说话……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啊，她是在那里说胡话……她说着，说着，说得很快，而且好像不是俄国话，说完之后，她哆嗦一下，把头倒在枕头上，竖起一根手指警告我。‘记住啊，医生，别告诉任何人……’我好容易使她安静了，给她喝了点水，叫醒了侍女，就出去了。”

医生说到这里，又猛烈地嗅了一会儿鼻烟，呆了一阵子。

“可是，”他继续说，“到了第二天，和我的期望相反，病人并没有好转。我再三考虑，突然决定留在这里，虽然有别的病人在等我……您也知道，对病家是不可以怠慢的，我的业务会因此而受到损失。但是，第一，病人确实是危急了；第二，我得说实话，我对她很有好感了。况且，她们一家人我都喜欢。她们虽然是没有家产的人，但是所受的教养可说是罕有的……她们的父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个作家；当然是在贫困中死去的，可是他已经使孩子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又留下很多书。不知道是为了我热心照顾病人的缘故呢，还是另有缘故，总之，我敢说，她们都像亲人一样喜欢我……这时候，道路泥泞得厉害，一切交通，可说是完全断绝了，到城里去买药也非常困难。病人没有起色……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但是……这时候……（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他又嗅鼻烟，喉头咯咯作响，喝了一口茶。）对您直说了吧，我的病人……怎么说好呢，可说是，爱上了我……或者，不，不是爱上了我……不过，……实在，这怎么，这个……”医生低下了头，脸红了。

“不，”他兴奋地继续说，“怎么可以说是爱上了我呢！一个人到底应该有自知之明。她是一个有教养的、聪明博学的女子，而我呢，连我的拉丁文也可说是完全忘记了。至于外貌呢，（医生微笑着看看自己）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傲。可是上帝并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傻瓜：我不会把白叫做黑；我多少懂得点事。譬如说，我心里很明白，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她叫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对我不是产生了爱情，而是有了一种所谓友谊的好感和尊敬。虽然她自己在这一方面也许是弄错了，可是她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请您判断吧……不过，”医生显然有点语无伦次，一口气说出了这些断断续续的话之后，又补充说，“我的话似乎说得有点乱……这样说您一定一点也听不懂……那么让我把一切按照次序说给您听吧。”

他喝干了那杯茶，用较为平静的声调说起来。

“唔，是这样的。我的病人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一天重似一天。先生，您不是医生，您不能了解我们医生的心情，尤其是当他开始预料到病魔将要战胜他时的心情。自信力不知到哪儿去了！你突然胆小起来，简直到难以形容的地步。你似乎觉得：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忘记了，病人不信任你了，别人已经看出你的慌张，勉强地把病情告诉你听，用怀疑的眼光看你，交头接耳地议论……唉，真糟糕！你心里想，一定有对症的药，只要找到它。对啦，是这药吧？试一试看——不对，不是这药！等不到药力发生作用的时间……一会儿用这种药，一会儿用那种药。你常常拿出药典来……心里想，药在这里了，在这里了！其实有时是随便翻翻书，想碰碰运气看……可是在这期间病人已经快死了；别的医生也许会医好这病人的。你就说：一定要会诊；我一个人负不起责任。这时候你竟变成了傻瓜！但是后来渐渐习惯，也就没有什么了。人死了，——不是你的罪过，因为你是照规矩行事的。可是还有更难受的：你眼看见别人盲目地信任你，而你自己明知道是无能为力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全家对我的信任正是这样，因而忘记了她们家的女儿正在危险中。而我呢，也宽慰她们，说是不要紧的，其实自己心里吓得要命。尤其不幸的是碰到道路那样泥泞，马车夫去买药，常常要好几天。我待在病人房里，寸步也不能离开她，您知道，我讲各种好笑的故事给她听，陪她玩纸牌。夜里也在那里坐守。老太太流着眼泪感谢我；可是我心里想：‘我是不值得您感谢的。’我坦白告诉您，——现在不必隐瞒了，——我爱上了我的病人。而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也依恋我，常常除我之外不要别人走进房来。她开始跟我谈话，问我在哪儿念过书，生活过得怎么样，有哪些亲人，和哪些人来往？我觉得她不应该说话，想禁止她，可是您知道，要坚决地禁止她，我是办不到的。我常常抓住自己的脑袋想：‘你在干什么，你这强盗……’可是她拉住我的手不放，老是对我望着，望了很久很久，然后转过头去，叹一口气，说：‘您这人真好啊！’她的手发烫，眼睛很大，可是没有精神。她说：‘嗯，您真好，您是好人，您跟我们这里的邻居不同……不，您不是那样的人，您不是那样的人……怎么我以前不认识您呢！’‘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安静些吧，’我说，‘……实在，我觉得，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您这般看重……可是请您安静些，看上帝面上，请您安静些……就会好的；您会恢复健康的。’说到这里，我还得告诉您，”医生把身体俯向前些，扬起眉毛，继续说，“她们和邻居们不大来往，因为地位低的人跟她们不相称，而富人呢，自尊心又阻止她们去交往。我告诉您：这家庭是极有教养的，——所以，您知道，我觉得很荣幸。她只肯在我手里服药……可怜的人，靠我搀扶抬起身子，服了药，就盯住我看……我的心怦怦地乱跳。这期间她的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了；我想，她要死了，一定要死了。您相信吗，我恨不得自己躺进棺材里去，因为她的母亲和姊妹老是望着我，盯着我看，……对我渐渐失去了信任。‘什么？怎么样了？’‘不要紧，不要紧！’怎么叫不要紧，我自己也糊里糊涂。有一天夜里，我又是一个人坐在病人旁边。侍女也坐在那里，大声地打鼾……这可怜的侍女也难怪：她也累坏了。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整个晚上都觉得很不好过；发烧折磨着她。她翻来覆去一直到半夜里；最后好像睡着了，至少躺着不动了。一盏神灯点在屋角里的圣像前面。我坐着，低下头，也打瞌睡了。突然似乎有人从旁边推了我一下，我转过身来……啊呀，我的天哪！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睁大眼睛盯住我……嘴巴张开，面颊热得通红。‘您怎么了？’‘医生，我会死吗？’‘哪有这事？’‘不，医生，不，求求您，求求您，请您不要说我是会活下去……不要这样说……要是您知道……您听我说，看在上帝面上，请您不要隐瞒我的病情！’她的呼吸异常急促。‘如果我确实知道我要死了，……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一切！’‘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别那么想吧！’‘您听我说，我一点也不曾睡着，我一直在看您……看在上帝面上……我相信您，您是个好人，您是个正直的人，为了世界上神圣的一切，我恳求您对我说真话吧！您要知道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医生，看在上帝面上请您告诉我，我的病很危险了吧？’‘叫我对您说什么呢，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别那么想吧！’‘看在上帝面上，我恳求您！’‘我不能瞒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的病确实危险，但是上帝是仁慈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她好像很欢喜，脸上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我害怕起来。‘您别害怕，别害怕，死一点也吓唬不了我。’她突然略微抬起身子，用一条胳膊肘支撑着。‘现在……唔，现在我可以告诉您：我全心全意地感谢您，您是个善良的好人，我爱您……’我对她看，好像发痴了；您知道，我心里害怕……‘您听见吗，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有哪一点值得您爱呢！’‘不，不，您不了解我……亲爱的，你不了解我……’突然她伸出两手，抱住我的头吻了一下……您相信吗，我几乎叫了起来……我突然跪下，把头埋在枕窝里了。她默不作声；她的手指在我头发上发抖；我听见她哭了。我开始安慰她，宽她的心……我实在不知道对她说了些什么话。我说：‘您要把侍女吵醒了，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感谢您……请您相信……您安静些吧。’‘好，别说了，别说了，’她反复地说，‘什么都不要紧，嘿，醒了也好，嘿，有人进来也好，都没有关系：反正我要死了……可是你顾虑什么呢，怕什么呢？抬起头来……也许您不爱我吧，也许是我弄错了……如果这样，请您原谅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说哪儿话？……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她直盯着我看，张开了两只手臂。‘那么你拥抱我呀……’我坦白告诉您：我不知道这一夜我怎么没有发疯。我觉得我的病人在毁掉自己；我看得出：她的神志不很清醒；我又明白，如果她不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她就不会想到我；您想哪：活了二十五岁没有爱过一个人而死去，毕竟是含恨的事。正是这一点使她痛苦，因此她在绝望之余，就拉住了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您明白了吗？她的手抱住我不放。‘请体恤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也请体恤您自己。’我这样说。‘为什么？’她说，‘有什么可惜？反正我是要死了……’她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如果我知道我会活着，仍旧做体面的姑娘，那我才要害羞，真要害羞……可是现在有什么关系呢？’‘谁对您说您要死了？’‘嗳，得了，别说了，你别骗我了，你不会说谎的，你瞧瞧你自己。’‘您的病会好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会医好您；我们要请得您母亲的允许，……我们结为夫妇，过幸福的生活。’‘不，不，我已经听到您的话，我一定要死了……你答应我了……你对我说过了……’我很痛苦，有种种原因使我痛苦。您想，有时候发生点小事，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很痛苦。她忽然问起我的名字来，不是姓，而是名字。不幸我的名字叫做得利丰 。嗯，嗯，叫得利丰，叫得利丰·伊万内奇。在她家里，大家都叫我医生。我没有办法，只得说：‘我叫得利丰，小姐。’她眯着眼睛，摇摇头，用法语轻轻地说了些话——唉，大概是不好的话，——后来她笑了，笑得也不妙。我就是这样跟她在一起过了差不多一整夜。早晨我走出来，就像发疯了似的；我再走进她房间里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喝过茶之后了。我的天，我的天！她已经叫人认不得了：比放进棺材里去的人还难看。我对您发誓，我现在不懂得——完全不懂得——当时怎样忍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我的病人又拖延了三天三夜……多么痛苦的夜晚啊！她对我说了些什么话呀！……最后的一夜，请您想象，——我坐在她旁边，只向上帝请求一件事：请早些把她带走，同时也把我带走……突然老母亲闯进房里来……我昨天已经对她——对母亲——说过，我说，很少有希望了，不行了，可以去请牧师了。病人看见母亲，就说：‘嗳，你来了，很好，……你看我们，我们互相恋爱，互相起了誓。’‘她这是怎么了，医生，她怎么了？’我面无人色。我说：‘她是说胡话，因为发烧……’可是她说：‘得啦，得啦，你刚才对我说的完全不同，你还接受了我的戒指……你为什么要装模作样？我母亲是好人，她会原谅的，她会理解的，我快要死了——我何必说谎；把手给我……’我跳起来，跑出去了。老太太当然猜测到了。”

“可是，我不想再多打搅您了，而且回想起这一切来，我自己实在也很痛苦。我的病人在第二天就去世了。祝她升入天堂！（医生用急速的语调附说这一句，又叹了一口气。）她临终前，要求她家里的人都走出去，单留我一个人陪她。‘请您原谅我，’她说，‘我也许对不起您……病啊……可是请您相信，我没有比爱您更深地爱过别人，请您别忘记我……保存好我的戒指……’”

医生把脸扭向一旁，我握住了他的手。

“唉！”他说，“让我们谈些别的，或者玩一下小输赢的朴烈费兰斯吧？您知道，像我们这种人，不配醉心于这么高尚的感情。我们只希望孩子们不要啼啼哭哭，老婆不要吵吵闹闹。因为打那以后我也曾举行所谓正式的结婚……可不是吗！……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带来七千卢布的陪嫁。她名叫阿库林娜；倒跟得利丰很相配呢。 我告诉您，这女人很凶，幸而一天到晚睡大觉……怎么，玩不玩朴烈费兰斯？”

我们就坐下来玩一戈比输赢的朴烈费兰斯。得利丰·伊凡内奇赢了我两个半卢布，——到很迟的时候才离去，十分满足于自己的胜利。 pSrt1AMR12ygydXakGSRYZoNbTcE31hR6Y9NCuk+jAl52+Q+557QpEY35lLJV2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