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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社之初即致力于外国文学名著出版，延请国内一流学者论证选题，优选专长译者担纲翻译，先后出版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名著名译插图本”等大型丛书和外国著名作家的文集、选集等，这些作品得到了几代读者的认可。丰子恺、朱生豪、傅雷、杨绛、汝龙、梅益、叶君健等翻译家，以优美传神的译文，再现了原著风格，为这些不朽之作增添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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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于公历一八一八年十一月九日诞生在奥廖尔城。父亲是破落的世袭贵族，很早去世。母亲是富裕的地主，极其专横任性，她手下的农奴们经常受到残酷无情的惩罚。这种惨状引起了屠格涅夫的愤慨和抗议。他说：“我诞生并成长在殴打和折磨的环境里。”“那时候我心中就已产生了对农奴制的憎恨。”这种憎恨便是他后来创作《猎人笔记》的动机。
一八二七年，全家迁往莫斯科。一八三三年屠格涅夫进莫斯科大学，次年转入彼得堡大学，一八三六年毕业于该校的哲学系语文科。一八三八年，屠格涅夫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哲学和古典语言学的课程。在国外，屠格涅夫结交了俄国哲学家斯坦凯维奇和社会活动家巴枯宁，同他们一起研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一八四一年回国。
一八四三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结识了别林斯基，这段友谊对他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屠格涅夫发展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态度。他的作品的现实主义倾向越来越强了。
从一八四七年开始，屠格涅夫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二十多篇鲜明的反农奴制特写，这就是《猎人笔记》，这个总的题名是当时《现代人》的编辑给加上的。这些反农奴制倾向的特写招致了沙皇政府的迫害。一八五二年，尼古拉一世以屠格涅夫在报上发表哀悼果戈理的文章为借口，把他放逐到故乡并加以监视。《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时，教育部大臣上书给尼古拉一世说，屠格涅夫这本书里绝大部分文章都“带有侮辱地主的绝对倾向”，一般地说，地主“不是被表现得滑稽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极不体面而有损他们名誉的样子”。批准《猎人笔记》出版的图书审查官因此被沙皇撤职。
一八五三年年终，屠格涅夫流放期满，来到彼得堡，在那里积极给当时最进步的民主主义杂志《现代人》撰稿。一八五六年和一八五九年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罗亭》和《贵族之家》。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徒有崇高的憧憬，却不能采取积极行动，正如后一部作品中主人公所表明的，他们这个阶级不能再在历史上起领导作用了。
五十年代末期，屠格涅夫是赫尔岑在国外创办的《警钟》杂志的积极的通讯员，常常写信到国外报道国内的情况。然而在他的信件中总不免流露出自由主义的思想。
随着俄国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落后的农奴制成了工农业发展的障碍，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在五十年代后半期越来越尖锐化了。头号大地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
就在这时候，贵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的阶级实质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早在尼古拉统治时期，某些进步的自由主义者曾经支持民主主义者消灭农奴制的主张。但是到了亚历山大二世准备进行农民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害怕革命，转而同专制政体接近。屠格涅夫的社会政治观点在这时候也随之起了变化。他虽然反对农奴制，却“羡慕温和的君主制和贵族的宪制”
，对亚历山大二世寄予希望，热烈欢迎他自上而下的改革。
正在这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屠格涅夫发表了他首次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前夜》（1860），表现了当时革命活动家出现这一重大的社会现象。在当时社会政治斗争激化的情况下，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观点与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曾有显著分歧，由于他不同意他们从《前夜》引出的革命结论，终于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刊物《现代人》彻底决裂。一八六二年问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刻画了当时俄国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贵族两个阵营的尖锐分歧，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在这场斗争中的思想立场的深刻矛盾。
一八六二年后，俄国反动统治变本加厉，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受到摧残，屠格涅夫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更有所发展。一八六三年，他竟“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于皇朝，并且捐了两个金币来慰劳那些因镇压波兰起义而受伤的兵士”
。一八六七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烟》最明显地暴露出他的思想矛盾中的消极的一面。他在揭发当时俄国统治者的反动面目的同时，却公然诽谤流亡国外的民主主义者。
屠格涅夫生涯的最后十五年主要是跟他在一八四三年就结识的法国女歌唱家薇亚尔多一家人一起在巴黎度过的。他在那里结识了当时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都德、左拉、龚古尔、莫泊桑等人。他是俄罗斯文学在国外的孜孜不倦的宣传者。
一八七七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在对国内七十年代革命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描写里，表现出拒绝革命改造的渐进主义思想。
屠格涅夫住在国外的时候，每年都要回国一次。一八七九年和一八八○年两度归国时，受到广大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他曾表示要迁回俄国，然而这个愿望没有得到实现。一八八二年年初，屠格涅夫患了脊椎癌，于次年九月三日在巴黎附近的布日瓦尔逝世，终年六十五岁。遗体安葬在彼得堡。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早期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也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名著之一。这部作品在屠格涅夫的创作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在这以前，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内容上还没有触及农奴制时代俄罗斯生活的根本问题。创作上的不满意使他感到苦闷，他曾经想放弃文学生涯。只是因为《猎人笔记》的成功，才使他回到文学界来。
在格利鲍耶陀夫和普希金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就具有反农奴制的性质。然而那时主要是从道德观点出发来保护农民的。到了四十年代，农民暴动次数的不断增长，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使得农民逐渐成了文学上的主要人物，也成了屠格涅夫笔下的主人公。
《猎人笔记》的第一篇《霍里和卡利内奇》作于一八四六年，发表在一八四七年第一期《现代人》杂志上。此后在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一年间，他在《现代人》杂志上一共刊登了二十一篇特写。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初次刊印《猎人笔记》单行本，在其中增添了一篇《两地主》。在一八八○年出版的单行本里，又加入了《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结局》（1872）、《车轮子响》（1874）和《活尸》（1874）这三篇。这个包括二十五篇特写的集子就成了最后的定本。
《猎人笔记》的作者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阐明了人民生活中前人所未注意或未涉及的方面。正像别林斯基在评述《霍里和卡利内奇》时所说，屠格涅夫“从他以前任何人都没有这样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
别林斯基对《猎人笔记》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热烈赞扬《霍里和卡利内奇》的意义，给屠格涅夫以很大的鼓励。几篇有巨大的社会性讽刺意义的特写如《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1847）、《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1847）、《总管》（1847）、《事务所》（1847）、《莓泉》（1848）等，都出现在别林斯基逝世之前，其中尤其是《总管》和《事务所》这两篇，触及了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关系，是作者在同别林斯基思想上最接近的一八四七年夏天写作的，当时他正陪同患病的别林斯基在西里西亚的萨尔茨勃伦休养。
可以说，《猎人笔记》里大部分特写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方面来反对农奴制的。屠格涅夫后来在他的《文学及生活回忆录》里谈到《猎人笔记》的主要思想说：“我不能同我所憎恨的对象并存在一起，呼吸同样的空气，对于这一点，看来我缺少应有的忍耐力和坚强性格。我须得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远方更有力地攻击它。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一定的形象，冠用着众所周知的名字：这敌人就是农奴制。我在这个名字之下搜罗并集中了我决心与之斗争到底的一切——我发誓永远不同它妥协。”
继《死魂灵》之后，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里给农奴制时代的俄罗斯地主们画了一系列独特而逼真的肖像。这里有自命不凡的兹韦尔科夫（《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穷奢极欲的彼得·伊里奇伯爵（《莓泉》），千方百计折磨奴仆的专横任性的科莫夫（《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靠棒打强占土地的、“猎人”的祖父。这里还有《两地主》里的斯捷古诺夫，他认为“老爷总归是老爷，农民总归是农民”，他出于爱护“而惩罚”（鞭打）管餐室的老头儿瓦夏，“带着最仁慈的微笑”倾听这鞭打声。这里刻画得最出色的是《总管》里的佩诺奇金，这人既“文明”又“仁慈”，却遮掩不了他那凶残的农奴主本性。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曾经利用这个形象来揭露自由主义报刊对葛伊甸的人道的吹嘘，他写道：“这种对葛伊甸的人道的敬崇，使我们……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态度和蔼，有欧洲人的风度。地主请客人饮酒，高谈阔论。他向仆人说：‘为什么酒没有温？’仆人默不作声，脸色苍白。地主按了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接着列宁又说，这个地主是“那样地人道，……自己对仆人不打不骂，他只是远远地‘处理’，……真像一个有教养的温和慈祥的人。”
像斯捷古诺夫和佩诺奇金之流的地主任意打骂农奴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柯罗连柯指出：“这一切现象和人物在当时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司空见惯的。而可怕就在于这普遍性。”《猎人笔记》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揭发力量，也正在于它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现象来向读者揭示出农奴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除了地主本身以外，屠格涅夫还描写了他们的爪牙倚仗地主的势力，欺压农民。如《事务所》里的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和《总管》里的索夫龙等。
处于这重重压榨之下，农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霍里和卡利内奇》里，作者把服劳役制的奥廖尔省农民和交代役租的卡卢加省农民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揭穿了认为农奴缺少地主的保护就不能生活的反动谬论。霍里离地主老爷的“保护”远，所以生活好。卡利内奇有行猎的老爷的“保护”，反倒连草鞋钱都落空。在《猎人笔记》的其他特写里，作者进一步描绘出农民生活的阴暗画面：希皮洛夫卡的农民脸色沮丧，特别是安季普一家被弄得家破人亡（《总管》）。弗拉斯因儿子死了，长途跋涉去向地主请求减租，却被怒斥一顿，赶了回来；斯乔普什卡穷得“每天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糊口”，受尽欺压，甚至连打喷嚏和咳嗽都胆小害怕（《莓泉》）。还有那穷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在雨夜去偷窃树木，差点儿被效忠于地主老爷的守林人断送了性命（《孤狼》）。……一切一切，都说明了他们过的是怎样含垢忍辱、水深火热的日子！
不消说，农民们对地主是怀着一定的憎恶的。《孤狼》里的那个农民在绝望之余，突然从顺从和恐惧转而把怨恨发泄在守林人身上；《总管》这一篇的末了，农民安帕季斯特骂索夫龙“是畜生，不是人”，“真是一只恶狗”；《美人梅奇河的卡西扬》里的卡西扬则通过宗教形式表达某种反抗情绪。
然而《猎人笔记》里没有表现出公开的反抗，这固然与作家的思想立场有关，但也由于当时检查制度的限制。屠格涅夫原来还打算在《猎人笔记》里加入两篇特写，一篇是描写农民直接惩治地主的《食地兽》。他说：“在这个短篇里，我要描写一件在我们这里发生过的事实：农民们杀死了一个地主；这地主年年夺取他们的土地，因此农民们称他为‘食地兽’，他们强迫他吃下八普特最肥沃的黑土。”另一篇题名为《俄罗斯的德国人与改革者》，其中提到一个具有“治国大才”的某地主，这人“老是在自己的村子里发号施令，运筹策划，——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安排农民，硬要他们照他的程序去吃、喝、办事；夜间起来绕着农民们的房子走，把人们叫醒，老是监视着……”据屠格涅夫说，这人跟沙皇尼古拉一世相像到可惊的地步。显然，这样一类作品，在当时，“检察机关无论如何是不会让它通过的”。
《猎人笔记》的巨大成就不仅是描写农民大众的备受压迫，而且还展示了他们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以他们来同“文明”而“高贵”的地主的残暴行为相对照。《霍里和卡利内奇》给我们展示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农民的美好的精神面貌。霍里具有务实的思想和性格，积极有为；卡利内奇则是俄罗斯农民中的一个诗趣盎然的人物。《美人梅奇河的卡西扬》里的卡西扬热爱祖国的自然界，而同时又意识到“人间是没有正义的”，所以他要穿着树皮鞋去找求真理，幻想有一个“所有的人都过着富裕而正直的生活”的地方。在《白净草原》与《歌手》里，屠格涅夫以细腻的笔触来揭示农民及其孩子们的饶有诗意的心灵和对于自然美的热爱，同时又描绘出他们所处的悲惨的现实环境，例如雅科夫的扣人心弦的优美歌声同外景丑陋的贫穷村庄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读者情不自禁地去深思这种不相协调的情景的社会根源。
《猎人笔记》中有不少篇幅描写了农奴制下遭到悲惨命运的纯朴善良的俄罗斯农家妇女：《约会》中的农家女子阿库林娜的纯洁天真的感情受到了地主的家奴的无情糟蹋。《活尸》里的露克丽亚长年卧病在床上，还关心受苦的农民，央求“猎人”劝他母亲给农民减租。《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里的聪明美丽的阿林娜受到她的刁钻古怪的女主人的摧残。《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里的热情勇敢的马特廖娜一生的幸福被愚钝而无聊的地主的残酷行为破坏了。这些残酷行为屠格涅夫不止一次地在他母亲的庄园里看到过。正像卡拉塔耶夫一样，有一次屠格涅夫曾把一个要被他母亲出卖的婢女隐藏起来，并且用手枪来抗拒警察局长的搜查。
屠格涅夫对农民及其处境作了真实的描写，加强了社会上对农奴制的抗议，因而赢得了人民的感谢。有过这样的故事：某一次屠格涅夫从乡村到莫斯科去，在途中的一个小站上，遇到了两个像是小市民或者厂里的工人的年轻人。他们脱帽向屠格涅夫深深鞠躬。其中一人说，“以全体俄国人民的名义向您表示敬意和感谢。”
《猎人笔记》并不限于农民的题材。例如《县城的医生》中的“小人物”的主题，体现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相像的特征。在《施格雷县的哈姆莱特》这一篇特写里，作者把贵族庄园里的“哈姆莱特们”的精神失常和萎靡不振同人民的健全而坚强的性格相对照。
在《猎人笔记》里也表现了某些没有受到农奴制腐蚀影响的地主。作者怀着同情描写了爱上一个普通农奴女子的卡拉塔耶夫、心地善良而正直的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骄傲而公正的切尔托普哈诺夫。在屠格涅夫看来，即使是地主，只要不是典型的农奴制拥护者，也还是俄国社会的积极力量。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同，屠格涅夫对俄国贵族还抱有希望，极力要发掘他们的积极因素。独院地主奥夫夏尼科夫的一番话多少反映出了屠格涅夫的基本思想：“不关心农民的福利，是地主的罪恶”，应该爱护农民，“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苦，我们也苦”。因此，屠格涅夫所反对的仅仅是那些残酷虐待农民的农奴制拥护者，而不是整个贵族阶级。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局限性，发展到后来，使屠格涅夫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上书表示效忠。
《猎人笔记》的最后一篇《树林和草原》是一幅充满朝气蓬勃的乐观情绪的风景画。屠格涅夫是描写俄罗斯风景的卓越大师。托尔斯泰曾称颂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说：“这是他的拿手本领，以致在他以后没有人敢下手碰这样的对象——大自然。他两三笔一勾，大自然就发出芬芳的气息。”
《猎人笔记》的写作技巧是很出色的。赫尔岑称《猎人笔记》为“屠格涅夫的杰作”，他说：“屠格涅夫从来不堆涂浓重的颜料，从来不采用过分生硬的用语。相反地，他叙述得非常委婉，经常运用细腻的笔调，这种笔调大大地加强了这一富有诗意的反农奴制的控诉书所给人的印象。”
《猎人笔记》在屠格涅夫的创作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通过这部作品，屠格涅夫完成了向现实主义的转变，早期的浪漫主义手法在这里几乎连痕迹也没有了。俄罗斯的现实生活成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取之不竭的源泉。
屠格涅夫作品中的语言特征是丰富、明确、朴素、生动。这种语言受到了列宁的高度重视。列宁对自由主义者写道：“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语言是伟大而雄壮的，这一点我们比你们知道得更清楚。”
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曾“多次反复地阅读过屠格涅夫的作品”。
《猎人笔记》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年轻的托尔斯泰在创作短篇小说《伐木》时读了《猎人笔记》，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知怎的，读了他这作品之后很难动笔了。”
《猎人笔记》促进了年轻的高尔基的精神发展。高尔基在自传体小说《在人间》中叙述他读过“异常卓越的《猎人笔记》”和其他一些优秀作品后的情况，他说：“这些书洗涤了我的身心，像剥皮一般给我剥去了穷苦艰辛的现实的印象。我知道了什么叫作好书，我感到自己对于好书的需要。”
屠格涅夫的创作在国内外都享有很大的声誉，特别是《猎人笔记》和他的几部长篇小说给世界文学以有益的影响。西欧许多文学界人士把屠格涅夫看作“现实主义派的领袖之一”。乔治·桑和莫泊桑把他称为自己的老师，莫泊桑曾渴望着按照屠格涅夫这些故事的样式写一些猎人故事。《猎人笔记》里的风景描写使都德感到莫大的喜悦。
《猎人笔记》的出版给屠格涅夫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光荣。屠格涅夫自己写道：“这本书出版了，我很高兴，我觉得它将是我给俄罗斯文学宝库的一点贡献。”而事实上，《猎人笔记》已经不单给俄罗斯文学，而且也给世界文学做出了贡献。
丰一吟
一九七八年
凡是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的人，对于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素质的显著差异，大概都会惊讶的。奥廖尔的农人身材不高，背有点儿驼，神情阴郁，蹙着眉头看人，住在白杨木造的破旧的棚屋里，服着劳役，他们不做买卖，吃得很差，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的代役租农民
就不然，他们住的是松木造的宽敞的农舍，身材高大，眼神大胆而愉快，脸色白净；他们贩卖黄油和焦油，每逢节日总穿长统靴。奥廖尔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大都位在耕地的中央，不知怎样变成了污泥池的峡谷的旁边。除了随时准备效劳的几株爆竹柳和两三株瘦白桦树之外，一俄里
周围连小树也看不见一棵；屋子紧靠着屋子；屋顶上盖着腐烂的麦秆……卡卢加的村庄就不然，大部分周围都是树林；屋子的位置较为疏朗而整齐，屋顶上盖着木板；大门紧闭，后院的篱笆并不散乱，也不向外倾倒，不会招呼过路的猪进来做客……在猎人看来，卡卢加省也较好。在奥廖尔省，再过五年光景，最后一批树林和大片的灌木丛林势将消失，沼地也将绝迹；卡卢加省就同它相反，禁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有数十俄里，珍贵的松鸡尚未绝迹，温良的大鹬还可看到，忙碌的沙鸡突然飞起，使得猎人和狗又欢喜，又吃惊。
我有一次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见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卢特金，和他结识了。他酷爱打猎，因而堪称一个出色的人。他的确也有一些弱点：例如，他曾向省里所有豪富的小姐求婚，遭到拒绝，不准上门，便怀着悲痛的心情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诉苦，而对于小姐们的父母，他照旧把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当作礼物送过去；他喜欢重复讲述同一个笑话，这笑话尽管波卢特金先生自己认为很有意义，其实却从来不曾使任何人发笑过；他赞扬阿基姆·纳希莫夫
的作品和小说《平娜》
；他说话口吃，把自己的狗称为天文学家；他把
但是
说成
但系
，他家里采用法国式烹调，这种烹调的秘诀，据他的厨子的理解，在于使∙每种食物的天然滋味完全改变；肉经过这能手的烹调带有鱼味，鱼带有蘑菇味，通心粉带有火药味；不过任何一根胡萝卜，不切成菱形或梯形，决不放进汤里。然而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又无关重要的缺点之外，波卢特金先生，如前所说，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同波卢特金先生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他家里去宿夜。
“到我家里大约有五俄里，”他说，“步行是太远了；让我们先到霍里家去吧。”（读者谅必会允许我不照样传达他的口吃。）
“霍里是谁呀？”
“是我的佃农，……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就到霍里家去。在树林中央一块清理过、耕作过的空地上，孤零零地矗立着霍里的庄园。这庄园包括几间松木结构的屋子，用栅栏连结起来，正屋的前面有一间用细柱子支撑着的披屋。我们走进去，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身材漂亮的年轻小伙子。
“啊，费佳！霍里在家吗？”波卢特金先生问他。
“不在家。霍里进城去了，”小伙子微笑着回答，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要准备马车吗？”
“是的，老弟，要马车。还要给我们拿点克瓦斯
来。”
我们走进屋里。原木叠成的清洁的壁上，一张苏兹达尔的画片
也没有贴；在屋角里，在穿着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菩提树木的桌子是不久以前刮洗干净的；原木中间和窗子的侧框上，没有敏捷的茶婆虫钻来钻去；也没有沉思似的蟑螂隐藏着。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走出来了，拿来一只装满上好克瓦斯的白色大杯子、一大块小麦面包和装着一打腌黄瓜的木钵。他把这些食物统统摆在桌上，身子靠在门边，然后带着微笑不时地向我们看。我们还没有吃完点心，马车已经在阶前响动了。我们走出去。一个大约十五岁、头发鬈曲、双颊红润的男孩坐在车上当马车夫，很费力地勒住一匹肥壮的花斑公马。马车的周围，站着六个相貌十分相像而又很像费佳的、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都是霍里的孩子！”波卢特金说。“都是小霍里
，”费佳接着说，他已经跟着我们走出来，到了台阶上，“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霍里进城去了……当心啊，瓦夏，”他转向马车夫继续说，“要跑得快啊：送的是老爷呢。不过，震动得厉害时要当心，走得慢些；不然，弄坏了车子，震坏了老爷的肚子！”别的小霍里听到了费佳的俏皮话都微微一笑。“让天文学家坐上来！”波卢特金先生神气地喊一声。费佳兴冲冲地高举起那只勉强带笑的狗，把它放在车子底部。瓦夏放松缰绳。我们的马车开动了。“这是我的事务所，”波卢特金先生指着一所矮小的房子，突然对我说，“要不要去看看？”“好吧。”“这事务所现在已经撤消了，”他说着，爬下车来，“可还是值得一看。”事务所有两个空房间。看守人，一个独眼的老头儿，从后院里跑出来。“你好，米尼亚伊奇，”波卢特金先生说，“水在哪儿啊？”独眼老头儿走了进去，立刻拿着一瓶水和两只杯子回来。“请尝一尝，”波卢特金对我说，“我这水是很好的泉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一个躬。“唔，现在我们可以去了吧，”我的新朋友说，“在这事务所里我卖了四俄亩
林地给商人阿利卢耶夫，卖得好价钱。”我们坐上马车，过了半个钟头，就进入了领主邸宅的院子里。
“请问，”晚餐的时候我问波卢特金，“为什么您的霍里跟您其他的佃农分开住呢？”
“是这么一回事：他是一个聪明的佃农。大约二十五年前，他的屋子给火烧了；他就跑来对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
，请您允许我搬到您林子里的沼地上去吧。我会付高价的代役租给您。’‘你为什么要搬到沼地上去呢？’‘我要这样；只是您哪，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请您什么活儿也别派我干，要多少代役租，由您决定好了。’‘每年五十卢布！’‘好吧。’‘我可是不准欠租的！’‘当然，决不欠租……’于是，他就搬到沼地上住了。从那时候起，人家就给他取个外号叫霍里。”
“那么，他后来发财了吗？”我问。
“发财了。他现在付给我一百卢布的代役租，我也许还要加价呢。我几次三番对他说：‘赎了身吧，霍里，喂，赎了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硬说没有办法；说是没有钱，……其实不见得是真的呢！……”
第二天，我们喝过了茶，马上又出发去打猎。经过村里的时候，波卢特金先生吩咐马车夫在一所低矮的农舍旁边停下，大声叫唤：“卡利内奇！”“马上就来，老爷，马上就来，”院子里传出回音，“我在穿鞋呢。”我们的车子就慢慢地走了；出了村子以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赶上了我们，他身材又高又瘦、小脑袋向后仰着。这就是卡利内奇。他那和善的、黝黑的、有几点麻斑的脸，使我一见就喜欢。卡利内奇（我后来才知道）每天陪主人去打猎，替他背猎袋，有时还背枪，侦察鸟儿在哪里，取水，采草莓，搭棚，跟着马车跑；没有了他，波卢特金先生寸步难行。卡利内奇是一个性情挺愉快、挺温顺的人，嘴里不断地低声哼着歌，无忧无虑地向四处眺望，说话略带鼻音，微笑的时候总是眯着淡蓝色的眼睛，又常常用手去摸他那稀疏的尖胡子。他走路不快，步子却很大，轻轻地拄着一根细长的木棍。这一天他几次同我谈话，伺候我的时候毫无低三下四的态度；可是他照顾主人却像照顾小孩一样。当正午的酷热逼得我们不得不找寻荫庇处的时候，他引导我们到树林深处他的养蜂房那里去。卡利内奇给我们打开一间挂着一束束芳香的干草的小屋，叫我们躺在新鲜的干草上，自己头戴一只有网眼的罩子，拿了刀子、罐子和燃着的木片，到养蜂房里去替我们割蜜。我们和着泉水，喝了透明而温和的蜜汁，就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簌簌的絮语声中睡着了——一阵微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利内奇：他坐在半开着门的门槛上，正在用刀子雕一把勺子。我对着他那像夕暮的天空般柔和明朗的脸欣赏了好一会儿。波卢特金先生也醒了。我们没有马上起来。在长久的奔波和沉酣的睡眠之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上，觉得很适意：浑身舒服而疲倦，脸上散发出轻微的热气，甘美的倦意使人合上眼睛。终于我们起来了，又去闲逛，直到傍晚。晚餐的时候，我又谈到霍里和卡利内奇。“卡利内奇是一个善良的庄稼汉，”波卢特金先生对我说，“一个勤恳而殷勤的庄稼汉；但 系 他不能够好好地务农，因为我老是拖着他。他每天陪我去打猎……怎么还能够务农呢，您想。”我同意他的话，我们就睡觉了。
下一天，波卢特金先生为了和邻人皮丘科夫办交涉，必须进城去。邻人皮丘科夫耕了他的地，还在这耕地上打了他的一个农妇。我一个人坐车去打猎，傍晚以前到霍里家去弯弯，在门口看到一个秃头、矮身材、肩膀宽阔、体格结实的老头儿——这就是霍里本人。我带着好奇心看着这个霍里。他的相貌很像苏格拉底
：高高的有疙疸的前额，小眼睛，翻孔鼻子，都同苏格拉底一样。我们一起走进屋里。还是那个费佳给我拿来牛奶和黑面包。霍里坐在长凳上，异常沉着地抚摩着他的拳曲的胡须，同我谈起话来。他似乎感觉到自己身份的优越，说话和行动都慢慢吞吞，有时在长长的口髭底下露出微笑。
我同他谈到播种，谈到收获，谈到农家的生活……他对于我的话似乎一直表示赞同；只是后来我倒不好意思起来，我觉得我说的话不恰当……我们的谈话似乎有些异样了。霍里说话有时很奥妙，大约是出于谨慎的缘故……下面便是我们的谈话的一例：
“我问你，霍里，”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主人赎身呢？”
“我为什么要赎身？现在我很了解我的主人，我的代役租也能照付……我们的主人很好。”
“可是一个人总是自由的好。”我说。
霍里斜看我一眼。
“那当然。”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赎身呢？”
霍里摇摇头。
“老爷，你叫我拿什么来赎身呢？”
“唉，得了吧，老头儿……”
“霍里要是做了自由人，”他低声地继续说，仿佛是自言自语，“凡是没有胡子的人
，就都管得着霍里了。”
“那么，你也可以把胡子剃掉。”
“胡子算得了什么？胡子是草啊，要割掉也可以的。”
“那还说什么呢？”
“也许霍里干脆去做商人；商人生活过得好，而且也留胡子。”
“怎么，你不是也在那里做生意吗？”我问他。
“那不过是做点黄油和焦油的小买卖……怎么样，老爷，要不要准备马车？”
“你这个人说话好谨慎，心里可有主意呢。”我这样想。
“不，”我说，“我不需要马车；明天我想在你这庄园附近走走，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留下来在你的干草屋里过夜。”
“很欢迎。可是你住在干草屋里怕不舒服吧？让我吩咐娘儿们替你铺床单，放枕头。喂，娘儿们！”他站起身来，叫道，“娘儿们，过来！……费佳，你和她们一块儿去吧。娘儿们都是蠢货。”
一刻钟以后，费佳提着灯笼领我到干草屋里去。我投身在芳香的干草上了，狗在我脚边蜷做一团；费佳向我道了晚安，呀的一声，门就关上了。我有很久睡不着。一头母牛来到门边，大声地喷了两口气；狗神气十足地向它狂吠；一只猪闷声闷气地哼着，从屋边走过；附近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匹马嚼起干草来，打着响鼻……我终于打盹了。
清早，费佳叫醒了我。我觉得这个愉快活泼的小伙子非常可爱；而且，据我所见，老霍里也最宠爱他。两人常常很亲睦地互相打趣。老头儿出来招呼我。不知道是我在他家里过了夜的缘故，还是另有别的缘故，霍里对待我比昨天亲切得多了。
“茶炊已经替你准备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去喝茶吧。”
我们在桌子边坐下。一个强壮的农妇，是他的媳妇当中的一个，拿来了一罐牛奶。他的全班儿子一个个走进屋里来。
“你真是儿孙满堂！”我对老头儿说。
“嗯，”他咬下一小块糖，说，“他们对我和我的老伴似乎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他们都跟你住在一起吗？”
“是的。他们自己都要跟我住在一起，也就住在一起了。”
“都娶亲了吗？”
“就这一个，顽皮东西，还没有娶亲，”他指着照老样子靠在门上的费佳回答我说，“瓦夏嘛，他年纪还小，可以不忙。”
“我为什么要娶亲？”费佳回驳他，“我还是这样的好。我要老婆做什么？要来同她吵架，是不是？”
“嘿，你这东西，……我知道你的！你戴着银戒指……只想一天到晚同老爷家的那些丫头们鬼混。……‘得了吧，不要脸的！’（老头儿模仿丫头们的口气说。）我知道你的，你这懒虫！”
“老婆有什么好处呢？”
“老婆是劳力，”霍里认真地说，“老婆是庄稼汉的用人。”
“我要劳力做什么？”
“不用说啦，你是喜欢不劳而获的。你们这班人的心事我们都懂得。”
“既然这样，那你就给我娶亲吧。咦？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
“唉，得了，得了，你这顽皮家伙。你瞧，我们把老爷吵得心烦了。我会给你娶亲的，别担心……老爷，请你别生气。孩子年纪小，还不懂得规矩。”
费佳摇摇头。……
“霍里在家吗？”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卡利内奇走进屋子，手里拿着一束野草莓，这是他采来送给他的好友霍里的。老头儿亲热地迎接他。我吃惊地望望卡利内奇，我实在料不到农民也有这种“温情”。
我这一天出门打猎，比平常迟了约四个钟头；此后的三天，我都住在霍里家里。我这两个新相识引起了我的兴味。不知道我凭什么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都毫无拘束地跟我谈话。我津津有味地听他们的话，观察他们。这两个朋友毫无一点相似之处。霍里是一个积极有为、讲求实际的人，有办事的头脑，是纯理性的人；卡利内奇同他相反，是属于理想家、浪漫主义者、富有热情而好幻想的人物之类的。霍里理解现实，所以他造房子，攒钱，跟主人和其他有权势的人和睦相处；卡利内奇则穿着树皮鞋，勉强度日。霍里有一个人丁兴旺、顺从和睦的大家庭；卡利内奇曾经有过老婆，他怕她，压根儿没生过孩子。霍里看透波卢特金先生的为人；卡利内奇则崇拜他的主人。霍里爱卡利内奇，常常庇护他；卡利内奇爱霍里，并且尊敬他。霍里很少讲话，脸上现出微笑而肚子里做功夫；卡利内奇说话很热情，却并不像厂里伶俐的工人那么能说会道……但是卡利内奇有种种特长，这是霍里也承认的；例如：他念起咒来，就能止血、镇惊、愈疯，他又能除虫；他养蜜蜂容易成功，他的手是吉利的。
霍里当我面要求他把新买来的马牵进马厩里去，卡利内奇就诚心诚意、一本正经地履行这老怀疑主义者
的嘱托。卡利内奇接近于自然；霍里则接近于人类和社会。卡利内奇不喜欢议论，盲目地信任一切；霍里则自命不凡，甚至有玩世不恭的态度。他见多识广，我跟他学得了不少知识。例如：我从他的叙述中知道，每年夏天割草以前，必有一辆样式特殊的小马车来到各个村子里。这马车上坐着一个穿长外衣的人，在卖大镰刀。倘用现钱买，每把收一卢布二十五戈比
至一个半卢布的纸币；倘是赊账，则收三卢布纸币和一个银卢布。当然，所有的农人都向他赊账。过了两三个星期，这个人又出现，来收账了。农人刚刚收割燕麦，所以都能付账；农人同这商人到酒店里去，就在那里付清账款。有些地主想自己用现钱把镰刀买进，然后按同样的价钱赊售给农人们；哪知农人们很不满意，甚至变得没精打采。因为本来他们可以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音，把它拿在手里翻来覆去，无数遍地问那狡猾的贩子：“喂，小伙子，这镰刀不大好吧？”——向地主买便丧失了这种乐趣。在买小镰刀的时候，也有这同样的把戏，所不同的，这时候还有婆娘们参与其事，为了她们的好处，有时弄得那贩子没有办法，不得不揍她们一顿。但是最使得婆娘们吃亏的，是在那种场合：造纸厂的原料采办人委托一种特殊的人去收购破布，这种人在某些县里被称为“鹰”。这种“鹰”从商人那里领得了大约两百卢布的纸币，就出门去找求猎物。但是他和他被称呼的那种高尚的鸟完全不同，并不公然地、大胆地来袭击，反之，这种“鹰”却运用狡诈和奸计。他把他的车子停在村庄附近的丛林里，自己走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去，装作是一个过路人或者只是一个闲散人的样子。婆娘们凭感觉猜测到他来了，就偷偷地出去同他会面。交易匆匆地完成。婆娘为了几个铜币，不但把一切无用的破布卖给这“鹰”，又常常连丈夫的衬衫和自己的裙子也都卖给他。近来婆娘们更发现偷自己家里的东西合算，就把家里的大麻纤维，特别是大麻雄株偷出来，用同样的方法出卖。这么一来，“鹰”的业务就大大地扩展而改进了！但是农民也学乖了，略有一点儿可疑，稍微听到一点“鹰”来到的风声，他们立刻敏捷地从事戒备和预防。事实上，这不是丢人的事吗？卖大麻纤维是他们男人的事，——而且他们的确在卖它，——不是到城里去卖（到城里去卖要亲自去），而是卖给外来的小贩，这些小贩因为没有带秤，规定四十把作为一普特
计算——可是你们都知道，俄罗斯人的手掌是什么样的，什么叫做一把，尤其是在他“卖力”的时候！——像这样的故事，我这个阅世不深、对乡村生活不“老练”（像我们奥廖尔人所说）的人，着实听到了不少。但是霍里并不只是自己讲，他也问了我不少话。他知道我到过外国，他的好奇心便勃发了……卡利内奇也不比他差。但是卡利内奇所最感兴味的是关于自然、山、瀑布、特殊的建筑物、大都市的描述；而霍里所感到兴味的，是行政和国家的问题。他总是有条有理地发问：“他们那里也跟我们这里一样，还是两样的？……喂，请告诉我，老爷，是怎么样的？……”“啊！哦，天哪，有这种事！”我叙述的时候卡利内奇这样惊叹；霍里则不开口，锁着浓眉，只是偶尔说：“这在我们这里行不通呢，这倒是好的——这很合理。”我不能把他的一切问话都传达给你们，而且也没有必要；但是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了一个信念，这恐怕是读者怎么也预料不到的，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本质上是俄罗斯人，正是在他的改革中看得出他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那么确信自己的力量和坚毅精神，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他很少留恋过去，而是勇敢地向前看。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问。他的健全的思想喜欢嘲笑德国人的枯燥的理性；但是照霍里所说，德国人是富于好奇心的小民族，他准备向他们学习。霍里凭借他自己地位的特殊性和实际上的独立性，跟我谈了许多照农人们的说法在别人是压也压不出、挤也挤不出的话。他的确很明白自己的地位。我和霍里谈话，才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的纯朴而聪明的谈吐。他的知识，就他的身份而论，是相当广博的，但是他不识字；卡利内奇却会。“这个吊儿郎当的人会识字呢，”霍里说，“他养蜜蜂也顺利，从来不大批死掉。”“你让自己的孩子们识字吗？”霍里沉默了一会儿，说：“费佳识的。”“别的呢？”“别的都不识。”“为什么呢？”老头儿不回答，把话头转到别处去了。然而，不管他多么聪明，他也有许多执拗和偏见。例如，他从心底里看轻女人，而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就嘲笑和挖苦她们。他的妻子是一个爱吵闹的老太婆，一天到晚不离开炕上，不断地发牢骚，骂人；儿子们不去理睬她，但是她使得媳妇们像敬神一样怕她。怪不得在俄罗斯的小曲里婆婆这样唱：“你怎么做我的儿子，你怎么做当家人！你不打老婆，你不打新妇……”我有一次想庇护媳妇们，企图唤起霍里的怜悯心；但是他沉着地回驳我说：“你何苦管这种……小事，——让娘儿们去吵嘴吧……劝解她们反而不好，也犯不着自讨烦恼。”有时这凶恶的老太婆走下炕，从穿堂里叫出看家狗来，喊它：“过来，过来，狗儿！”就用拨火棍殴打狗的瘦瘦的背脊；或者站在屋檐下，对所有的过路人——如霍里所说——“骂街”。可是她怕她的丈夫，只要他一声令下，她就乖乖地回到自己的炕上去了。然而特别有趣味的，是听卡利内奇和霍里谈到波卢特金先生时的争论。“喂，霍里，在我面前你不要议论他。”卡利内奇说。“那么他为什么不给你做靴子呢？”那一个反驳。“嗨，靴子！我要靴子做什么用？我是个庄稼汉……”“我也是个庄稼汉呀，可是你瞧……”说到这里，霍里就抬起脚来，把那双仿佛是犸猛皮制的靴子给卡利内奇看。“唉，你是和我们不同的啊！”卡利内奇回答。“那么，至少买树皮鞋的钱总得给你，你是陪他去打猎的呀；大约一天要一双树皮鞋吧。”“他给我鞋钱的。”“是的，去年赏了你一个十戈比银币。”卡利内奇懊恼地转过脸去，霍里放声大笑起来，这时候他的一双小眼睛完全消失了。
卡利内奇唱歌唱得很悦耳，还弹了一会三弦琴。霍里听着听着，忽然把头一歪，跟着他唱出悲哀的声音来。他特别喜欢《我的命运啊，命运！》这支歌。费佳不放过取笑父亲的机会。“老人家，你怎么伤心起来了？”霍里只管用手托着腮帮子，闭着眼睛，继续诉说他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别的时候，没有人比得上他的勤劳：他不断地忙着——修理马车呀，支撑栅栏呀，检查挽具呀。不过他不大保持清洁，有一次我指出了，他回答我说：“屋子里应该有住人的气味。”
“你看，”我回驳他，“卡利内奇的蜂房里多么干净。”
“蜂房里要是不干净，蜜蜂就不肯住了，老爷。”他叹一口气对我说。“请问，”又有一次他问我，“你有世袭领地吗？”“有的。”“离这儿远吗？”“大约一百俄里。”“那么，老爷，你住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吗？”“是啊。”“大概弄枪的时候多吧？”“的确是这样。”“那很好，老爷；你就打打松鸡吧，可是领班得常常调换。”
第四天傍晚，波卢特金先生派人来接我。我跟老头儿分别，觉得依依不舍。我和卡利内奇一同坐上马车。“再见了，霍里，祝你健康，”我说……“再见，费佳。”“再见，老爷，再见，别忘了我们。”我们动身了。晚霞刚刚发出红光。“明天准是好天气了。”我看看明朗的天空，这样说。“不，要下雨了，”卡利内奇回驳我，“因为那边的鸭子在泼水，而且草的气息特别浓。”我们的车子走进了丛林。卡利内奇坐在驾车台上，身体颠动着，嘴里轻轻地哼起歌来，眼睛一直望着晚霞……
下一天，我离开了波卢特金先生的好客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