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吃完午饭,我和母亲还有雪尔维姐姐一起去给报纸上报道的、住在贫民窟的穷苦妇人送布。
我拿着布,姐姐拿着写了住址和姓名的纸条,我们来到了纸条上写的地方。那里有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有许多小屋,母亲领着我们走到走廊尽头最后一间小屋前,敲了敲门。
门开了,走出来一个头上包着青色头巾、身上穿着白色衣服的年轻妇人,她很瘦弱。我觉得她很眼熟,肯定在哪儿见过。
“您就是报纸上报道的那位母亲吗?”母亲问。
“嗯,是的。”
“我们拿了些布送给您,请收下吧。”
那个妇人十分高兴,想谢谢我们,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我往屋里看去,这间黑漆漆的小屋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有个孩子坐在里面,背对着门,趴在椅子上,好像在写字。我仔细一看,那个孩子的确在写字,椅子上放着纸,地板上放着墨水瓶。
我想,在这么黑的屋子里,怎么能看清楚字,又怎么写字呢?看着那个孩子的红头发、破上衣,我突然认出来了:这不是我们班的克洛西吗?就是卖菜人家的孩子、手有残疾的克洛西!趁他母亲把我们送来的布收进屋里时,我轻轻地告诉母亲,克洛西是我的同学。
“小声点儿,别让他看见你!”母亲说,“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母亲接受同学家的施舍,不知道会多难为情呢!小声点儿!”
【可这时,克洛西好像听到了动静,把头转了过来。我呆住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克洛西看着我,一直微笑着。
母亲在我背后一推,我顺势走了过去,扶住克洛西。他站起来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
【可这时⋯⋯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
克洛西看到“我”,没有像母亲想的那样“难为情”,而是“一直微笑着”,还热情地和“我”握手,表现了他乐观的性格。
克洛西的母亲对我的母亲说:“七年前,我的丈夫去了美国,只留下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最近,我也生病了,不能再挑着担子去卖菜了。为了吃饭,桌子之类的东西都当了,孩子坚持要看书,可家里没钱买灯油,他的视服破破烂烂的,一句话也不说,独自坐在一旁,用冷冰冰的眼神注视着船舱里的乘客。
他的这个举动是有原因的。两年前,他在乡下种田的父母为了生计,把他卖给了马戏团。马戏团的人打他、骂他,强迫他学艺,拉着他到法国、西班牙各地去表演,并且从来不让他吃饱。
马戏团到西班牙的时候,他实在忍受不了虐待和饥饿,终于想办法逃了出来,到意大利领事馆寻求帮助。领事可怜他,安排他坐上了回热那亚的船,还写了一封给热那亚守卫官的介绍信,要他送这个少年回他父母那儿去。
少年穿着很破旧的衣服,浑身是伤,身体十分虚弱,却睡在满是达官贵人的二等舱里。大家觉得很奇怪,纷纷看着他。有人和他说话他也不理,好像讨厌所有的人。
【有三个乘客一再询问,他才开口用意大利语简单地说了自己的经历,说话时还夹杂着法语和西班牙语。那三个乘客不是意大利人,竟然听懂了他的话,半带着怜悯、半带着醉意地和他说话,还给了他一些钱。
这时,一群妇人走了过来。听说了少年的遭遇,其中一个也拿出一些钱来,重重地拍在桌子上,生怕别人看不到似的,说:“给你,把这些钱也拿去!”】
【有三个乘客一再询问⋯⋯把这些钱也拿去!”】
这些乘客把善举当戏来演,表明他们的同情是虚伪的。
少年低声说着“谢谢”,把钱放入口袋里,愁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走回自己的床位,把床帘拉上,躺在那儿开始设想:有了这些钱,就可以在船上买些好吃的东西了,填一填两年来从来没有吃饱过的肚子。到了热那亚,还可以买件新衣服换上。再拿着剩下的钱回家,父母一高兴,或许能对自己好一点儿。这不多的钱,对他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他躺在床上,越想越高兴。
那三个乘客围坐在二等舱的桌子旁聊起天来。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着旅行中去过的地方。在他们谈到意大利时,一个人说意大利的旅馆很差,另一个人抱怨意大利的火车很糟糕。酒渐渐喝得多了,他们开始口无遮拦起来。一个人说,与其去意大利,还不如去北极,还说意大利人都是骗子和土匪,又说意大利当官的人都不识字。
“愚蠢的意大利人!”一个人说。
“低贱的意大利人!”另一个人接着说。
“强盗⋯⋯”
还没等第三个人说完“强盗”两个字,一把银币、铜币就像冰雹一样砸到了他们的脑袋和肩膀上,散落在桌子和地板上,叮当作响。那三个人十分生气,正想抬头看是谁,结果一把铜币又飞了过来,砸在了他们的脸上。
【“拿走你们的臭钱!”少年从床帘后探出头来,对他们怒喊道,“说我祖国坏话的人的东西,我一点儿也不稀罕!”】
【“拿走你们的臭钱!⋯⋯我一点儿也不稀罕!”】
这里的“不稀罕”与前面的美好设想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突出了少年炽热的爱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