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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用药的基本指导原则，也是肝病用药的主要方法，多年来，广大肝病工作者为此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并根据不同肝病的发病规律尝试和创立了一些新的辨证方法，使辨证用药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具体，目前，对绝大部分肝脏疾病辨证用药的总体规律已基本形成共识。
一、常用辨证方法
1.整体辨证 整体辨证即传统的辨证方法，也是肝病最基本、最常用的辨证方法，即根据某一肝脏疾病或疾病的某一阶段的发生发展规律和临床表现特点，在对病因病机病位等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证候归纳，划分若干临床证型，而后分别设立治法，确定方药。以慢性肝炎为例，各地分型虽不尽一致，但大都包括气滞血瘀、肝胆湿热、肝郁脾虚、肝肾阴虚、脾肾阳虚等主要证型。
朱曾柏认为慢性肝炎的演变过程，一般总是依据脾胃肝胆湿热、气滞血瘀、肝脾两虚，而病至后期，病情严重者则多呈现肝肾阴血耗损，或虚中夹实，并认为“病至后期，总是以虚为多”。临床分为脾胃湿热壅滞证、气滞血瘀证、肝脾两虚证、肝阴亏损证四型，分别施以清热化湿解毒，兼以和胃舒肝；疏肝理气，兼以清肝解毒；扶脾养肝，兼以解毒；养阴柔肝兼以清肝解毒等治法。王文正将慢性肝炎分为肝气郁滞型，多见于慢性肝炎稳定期；肝血瘀滞型，多见于慢性肝炎及早期肝硬化；肝郁脾虚型、肝肾阴虚型，多见于肝病日久患者；肝胆湿热型则往往见于慢性肝炎活动期。对此五个证型分别予以疏肝健脾、理气调中，舒肝化瘀、活血攻坚，舒肝健脾、培土益中，滋肾养肝及清利肝胆湿热等法治之。罗鸣歧认为本病临床可分为湿热蕴蒸、气滞血瘀、肝阴不足三型，其中湿热蕴蒸又分为湿重于热及热重于湿，气滞血瘀又分为肝郁偏重及瘀血偏重，而分别给予相应的治法与方药。关幼波将慢性肝炎分为湿热未清、肝胃不和、肝郁脾虚、肝郁血滞、脾虚湿困、脾肾两虚、肝肾阴虚、气血两亏八型。傅大名将迁延性慢性肝炎分为脾虚肝郁型、肝阴亏损型及气滞血瘀型三型，并认为各型的划分是相对的，各型既可单独存在，亦可二三型兼有，型与型之间在一定条件上可互相转化。刘镜如等将本病归纳为六个基本证型，肝郁气滞、肝胆湿热、肝脉瘀滞、肝肾阴虚、脾虚湿阻及气血亏虚等。李石成辨证分型治疗慢性迁延性肝炎获得满意疗效，分为脾虚湿滞、肝郁气滞、肝肾阴虚等三型。
朱彬彬辨证施治慢性肝炎300例，按中医辨证论治和西医辨病，结合肝功生化变化，将本病整个演变过程分为三期七型：
（1）肝脾湿热壅盛期 ①肝热型（261例，占87%）；②肝湿型（30例，占10%）；③肝脾湿热型（9例，占3%）。
（2）肝热阴虚期 ①肝阴虚型（46例，占15.3%）；②脾肾阴虚型（32例，占10.7%）。
（3）肝脾肾虚损期 ①气阴两虚型（26例，占8.7%）；②脾肾阳虚型（4例，占1.3%）。观察结果表明1～3年远期显效率达80%，有效率达90%。
蒋森治疗275例，分为肝郁脾虚型（66例）、脾肾阳虚型（50例）、气血两虚型（27例）、肝肾阴虚型（19例）、血热血瘀型（66例）、湿热稽留型（47例），并认为血热血瘀不同于单纯的瘀血阻滞。结果慢迁肝治愈42例，占39.6%；慢性活动性肝炎治愈51例，占30.1%。
综合各家资料表明，慢性肝炎虽然虚实错杂，证候纷繁，但仍有一定规律可循，20世纪80年代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肝胆病专业委员会则将其分为湿热中阻证、肝郁脾虚证、肝肾阴虚证、瘀血阻络证、脾肾阳虚证，并对每一证分列主证次证标准，使分型更为规范化。
2.症状与体征辨证 在肝病过程中有多种突出症状与典型体征，这些症状与体征往往成为肝病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国内不少学者主张对症状与体征进行辨证。又因患者个体差异而表现不一，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主张对本病进行症状辨证。朱曾柏认为治疗本病，特别是那些病程长、肝功损害明显的患者，在解除主要临床症状之后，往往正气来复，肝功也随之改善，他认为抓住主要症状进行辨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关幼波将胁痛辨证分为肝气郁结、气滞阻络，湿热瘀阻肝经，肝郁血滞，肝阴不足、血虚，湿热凝痰阻络五型；腹胀分为停食腹胀、积滞作胀、气滞作胀、湿困作胀、脾虚作胀、腹水作胀；低热分为肝胆湿热、阴虚血热、气血两虚，而分别治之，效果较好。王文正等认为，如果忽视对常见症状的全面辨证，不掌握其各自的病理实质，就会使治疗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辨胁痛分为隐痛——多责之于阴虚；胀痛——须分气滞与湿热；热痛——应辨虚实；柱痛——多发于血瘀痞块；坠痛——总由乎气虚；串痛——病发于气郁。辨腹胀分气滞作胀、脾胃虚寒致胀。辨乏力分肝之气病乏力——气郁与气虚；肝之血病乏力——血虚与血瘀；肝病及肾之乏力——肾水不足与肝肾双亏；湿热蕴结之乏力、肝热蕴结之乏力——肝胆湿热与湿热困脾。低烧辨虚实；高热辨肝郁化火与风火相煽；辨食少分正虚、湿热、阴虚、食积等。
3.体质辨证 某些肝病有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疾病诊断明确，客观指标异常，如个别脂肪肝病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升高，却无任何症状与体征，无证可辨，使用药无从入手，给辨证带来极大困难，有人提出可采用体质辨证法。姜春华认为，通过客观检查了解病的本质，通过诊查了解人的体质，两者结合，辨证论治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对临床上不少病人并无不适，只有化验指标异常而无证可辨者，匡耀祖采用体质辨证方法，将患者体质划分为五个类型，即心火热质、肝木风质、肺金燥质、脾土湿质及肾水寒质，分别治以清心泻火、泻肝泄火、补益肺气、温脾化湿、温补肾阳等法，取得较好的效果。
体质辨证分型，目前单独应用较少，作为一种辨证分型方法，可以与其他辨证分型方法互为补充、共同完善。
4.对某些客观检测指标的辨证用药 在肝脏疾病中，某些客观检测指标常作为重要的诊断标准，这些指标不仅可以直接反映疾病的性质与程度，还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预后，某些指标的变化又是重要的疗效标准，因而不少学者主张以某些客观指标为主线索进行辨证，如ALT、浊絮异常及乙肝病毒表面抗原（HBsAg）阳性等。
（1）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异常 转氨酶活力测定是肝病最敏感的指标之一，转氨酶活力增高一般反映肝细胞损害或有急性活动性炎症，在慢性肝炎则常可持续或反复升高。中医药的降酶效果早已为中西医临床工作者所肯定，虽然国内对单味和复方中药降酶的研究和运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绝大部分学者仍然主张改善肝功（包括降酶）应当坚持辨证论治。葛继民认为改善肝功的方法亦离不开辨证论治法则，必须从整体出发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病证同参、审证求因；临床肝功异常，如单纯见肝治肝、酶高降酶，则有失辨证论治实质。葛继民辨证降酶，分别采用清利湿热法，适用于湿热蕴伏型；疏肝理脾法，适用于肝气郁结型；滋养肝肾法，适用于肝阴亏损型；活血化瘀法，适用于气滞血瘀型。并将上述四法视为降酶大法，可互相结合，随证而施，灵活运用。孟琳升认为转氨酶增高，其病机多以正虚为本，夹邪为标，而气机阻滞是本病的核心，他将ALT升高患者分为肝气郁滞型、脾气虚弱型、肝阴不足型、气血两虚型进行治疗，获得较为满意的效果。
（2）浊絮异常 浊絮试验，主要指麝香草酚浊度试验（TTT，麝浊）、麝香草酚絮状试验（TFT，麝絮）及硫酸锌浊度试验（ZnTT，锌浊），麝浊度持续增高及锌浊度增高往往提示病情向慢性转化。目前对浊絮异常的单独辨证分型尚不多见。孟琳升综合全国对降浊絮的治疗概况，归纳为实证、虚证及夹杂证。实证分为：湿热互结，宜清利之法；肝气郁滞，治当疏理；瘀血内结，应活血化瘀。虚证分为：脾虚气弱，治以健脾补气；肝肾阴虚，治以滋养肝肾为主；气阴两虚，治以并补气阴；还有脾肾两虚型等亦各随其治。夹杂证则当分寒热虚实而治之。他认为降低浊絮乃是治疗肝病的重要环节，并指出各地浊絮异常的治疗仍以辨证论治为原则。
（3）白蛋白/球蛋白（A/G）比例异常 杨芬明对蛋白比例倒置的慢性肝炎患者从整体观念出发，辨证分型治疗，效果满意。临床分为：①脾失健运、气血亏虚型，治以健运脾胃、补益气血；②脾肾两虚、湿热未尽型，治以调补脾肾、清利湿热；③肝肾亏损、血热毒蕴型，治以滋补肝肾、凉血解毒；④肝郁气滞、瘀血阻络型，治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清解余毒。章文亮辨证治疗慢性活动性肝炎高蛋白血症52例，气滞血瘀型27例，肝郁脾虚型20例，肝脾湿热型5例，结果52例血清丙种球蛋白全部下降，近期显效者29例，有效18例，总有效率为90.4%。
（4）HBsAg阳性 龚坚曾综合各地资料，归纳为清热解毒法，适用于湿热疫毒型患者；扶正固本法，适用于虚证患者；活血化瘀法，适用于瘀血证明显者。联合用药，熔上述治法于一炉，或精选药物，组成定方，或辨证论治，灵活加减，从而把对乙肝的治疗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蒋健等曾对88例迁延性乙型肝炎进行临床观察，其中设辨证分型组，分湿热蕴结型（10例）、肝郁脾虚型（6例）、肝肾不足型（11例），益肾温肾为主，清化湿热为辅的治疗组（41例）；对照组（20例），用单味陈皮制剂。结果表明：辨证分型组与益肾组所用治疗方法均有一定的促使HBsAg转阴或使其滴度下降的作用，且能使部分患者的乙肝病毒核心抗体（抗-HBc）、乙肝病毒e抗原（HBeAg）和乙肝病毒多聚酶（DNA-P）转阴，而对照法对HBsAg几乎无作用，从而认为从实验室筛选出有降低HBsAg滴度作用的药物对于指导临床应用的价值是有限的。胡源民辨证治疗乙型肝炎100例，分为肝胆湿热、脾虚、肾虚、瘀滞四型，与西医病因学相结合，分别拟定乙型肝炎Ⅰ、Ⅱ、Ⅲ、Ⅳ号方，结果近期疗效较为满意，远期疗效也显示有希望。
5.定法定方、辨证加减用药 为了在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下寻找对慢性肝炎有效的治法与方药，不少学者采用固定治法、固定方药、辨证分型加减的方法进行观察与研究。
李芝舫以健脾法为主治疗乙型肝炎68例，以脾虚为共同的病理基础，兼有肝郁、湿热、阴虚、血瘀、肾虚之证者分别辅以泻木、化湿、养阴、化瘀、益肾之法，结果临床治愈29例，好转21例，无效18例，总有效率为73.5%。阎国瑞以补中运脾法为主，佐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法，以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慢性肝炎302例，结果总有效率为92.36%。肖立渭用活血化瘀为主法，佐疏肝理气、清热利湿、益气健脾、滋阴养血治疗慢性肝炎500例，疗效较好。陈增潭在辨证基础上固定处方，统一服中药汤剂复肝24号，随证加减，最短3个月，结果症状均有明显改善，转氨酶、麝浊与治疗前有明显差异，24%病例HBsAg转阴，从而设想以中医辨证理论为指导，结合西医学理论，用中药调整机体免疫功能，对提高慢性肝炎的治疗效果会有帮助。戴馨仪等用单方中药制剂“益肝”，对肝胆湿热型、肝郁脾虚型及肝肾阴亏型均有效，以肝郁脾虚型疗效最好，免疫功能改善也最显著，肝胆湿热型次之，肝肾阴虚型稍差。徐加辛自拟清肝汤为基本方治疗乙型肝炎100例，辨证分为正虚邪恋型、脾虚湿滞型、肝肾阴虚型、肾气不足型及肝郁血瘀型，分别加用相应药物，疗效满意。
各地辨证方法虽有不同，但其实质内容却是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临床实践已经表明强调整体观念、突出辨证论治仍是目前和将来中医治疗慢性肝炎的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一点已为不少专家学者所肯定。钱英认为中医治疗慢性肝炎属于整体疗法，而不是单纯为了解决某项检测指标，其疗效具有可重复性。合理的治则必须建立在正确的辨证基础上，突出辨证论治是提高肝炎治疗效果的关键。朱曾柏认为分型论治有一定的好处，能在一定范围发挥中医理法方药及其加减运用的特点。这些论述提示应进一步不断统一与完善分型方法，充实分型内容，使之更好地指导中医对慢性肝炎的治疗。
二、辨证用药的临床优势
所谓优势是与其他用药方法或西医学治疗方法相比较而言的，是相对的，一般说来，辨证用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宏观调控，注重综合疗效 辨证用药是建立在中医学整体观基础上的，就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等主要肝脏疾病而言，其病变十分复杂，临床治疗不单单追求某一指标的疗效，往往既要治疗疾病本身，又要调节和改善人体本身的状况，只有进行宏观调控，才能收到较好的综合疗效，而辨证用药恰恰最能体现宏观调控的原则与方法。辨证过程中对不同的体质、病程长短、病情轻重及种种不同的临床表现进行全面分析所确立的治法与方药，对病因、病位、病机转归规律、体质状况等都有一定的针对性，从而收到较好的综合疗效。辨证是宏观的、总体的，疗效是综合的、多方面的。此外，体质差异等也是辨证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治法的确定与方药的应用也应有所兼顾，这对改善整个疾病的预后当然是最重要的。
2.有效的对症治疗 作为病人主观感觉和外在表现的症状与体征是临床辨证最重要最直接的客观依据，因此，治法和方药对症状和体征针对性更强，有些治法就是直接针对症状与体征的，如理气止痛治胁痛、行气消胀治腹胀、利胆退黄治黄疸、和胃消食治纳呆等，均法有所指、药有所对、明了具体、疗效确切。临床所见，辨证用药在取得综合疗效的基础上，以症状和体征的改善和消除最为明显。减轻和消除症状与体征是肝病临床治疗的重要目标之一，症状和体征的改善与消除直接减轻了患者的痛苦，体质的改善又为最终康复奠定了必要的身体条件。20世纪70年代已有人指出，主观症状疗效比之客观指标疗效有时更加重要，因为前者是对人的稳态及其调节的贡献度，后者可能仅仅表明药物对机体的直接干预作用。
这种直接改善消除症状体征的治疗方法唯有通过辨证用药才能达到和实现，是目前西医学治疗所不具备的。
3.用药灵活，适宜于多环节治疗和阶段性用药 “有是证、用是药”是辨证用药的基本特点，这就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肝病用药的灵活性，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治法与方药，如病毒性肝炎可以表现为急性、慢性和肝硬化等不同的临床过程和病理阶段，每一阶段的临床表现是不同的，治疗环节也不一样，是不可能用一种固定的方法来统治的，辨证用药的方法就可以证变而法变，法变而药异；就同一阶段而言，亦会表现为纷繁不同的证候，治法也因之而异，如急性肝炎有以湿热证候为主者，用清利法，选清利药；以肝郁证候为主者，用疏达法，选解郁药，则可随机应变，法出万端。
辨证用药的灵活性使治疗方法丰富多彩，从而极大地扩大了药物选择的余地，也更适合于个体化治疗方案的确立，从而使肝病治疗学的内容更为丰富。
4.疗效优势 辨证用药的方法学优势已如上述，几十年来肝病辨证用药的实践经验还告诉我们，辨证论治作为中医药治疗肝病最基本也是应用最广泛的治疗方法，其疗效优势是明显的、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①有较好的改善和消除患者症状和体征的疗效；②促使肝功恢复，如降酶、退黄、降絮浊及调整蛋白比值；③抗肝纤维化作用，阻断慢性化进程，软缩肿大肝脾；④调整免疫疗效，包括免疫抑制作用、免疫促进作用和双向调控作用；⑤ 有一定的抗病毒作用，表现为病毒指标的阴转等，而这些又恰恰是病毒性肝炎等肝脏疾病临床治疗的主要目标。多年来国内许多有关的实验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疗效的存在，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总之，辨证用药的临床优势已为世人所公认，可以肯定，在可以预见的一个时期内，辨证用药仍将是肝病用药的主流。
三、辨证用药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辨证用药的主要方法是将多种不同的临床证候归纳为若干证型进行分型论治，这种用药方法和优势已如上述，但我们现在临床治疗的已不再仅仅是中医的病证如“胁痛”“黄疸”等，而是西医学意义上的各种肝脏疾病，其片面性与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虽然多年来不少学者在探索中医证型与某些客观指标的关系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并总结了一些初步的规律，但迄今为止，仍未完全证明“证”与某些实质病变与客观检测指标有必然的相关性，“证”的规范化的标准亦未建立，临床医生对于证型的确定及对证候量、度的判断又往往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证型就难免存在表象化问题，常难以准确地反映病变的实质，在治疗上有时治法与方药对“证型”而言可能是恰当的，但对病变实质却不一定有很强的针对性，其疗效就会出现“证”与某些客观检测指标结果分离的现象，“证”消除了，而作为判定疗效重要标准的客观指标却不一定改善；或客观指标已经改善而证却依然存在；或者二者的疗效都是确切的，但却经不起重复，使用药带有明显的片面性，有时常难达到医生与患者共同期望的临床症状体征与客观检查指标的同步改善。
其次，许多患者可无任何不适及阳性体征，如部分乙肝病毒携带者，只是病毒免疫指标异常，既无任何体征，又无任何不适，无证可辨，立法颇感困难，用药无所适从，疗效难以保证，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尚无更恰当的辨证用药方法。
辨证用药的片面性与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主观随意性 辨证用药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同样的临床资料，不同的医生因经验与学识等方面的差异，就可能有不同的辨证结论，如胁痛腹胀、小便黄赤、大便黏滞不爽等症，有人可能辨为肝胆湿热，用龙胆、栀子、黄芩、柴胡、车前子等药，而有人也可能辨为中州湿热，用黄连、木香、连翘、薏苡仁、佩兰等，究竟何为最佳方案，有时难以确定。此外，即使同一病证，治法相同，用药也会存在较大差别，如同为肝胆湿热，有喜用龙胆、栀子、黄芩者，也有善用茵陈、田基黄、金钱草者，究竟孰优孰劣，亦难定论。正因如此，往往很难总结出辨证用药的规律与经验，使某些经验介绍重复性较差，经常出现张三用之则灵，李四用之则不灵的状况。多年来，国内广大肝病工作者在认识和阐述辨证用药的规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但普遍疗效较好、屡用屡验、经得起重复的真正成熟的东西尚少，更难产生最佳方案，许多实质性问题亦无较为统一的认识与结论，其原因正在于此。
2.以“证”代病，套用固定的传统方药 借鉴中医学某些相关病证的辨证规律和方法，为肝病辨证用药提供理论参考是必要的，但以中医病证与西医学疾病对号入座，生搬硬套显然是错误的。
多年来，国内在辨证用药研究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以“证”代病，套用固定的传统方药现象，如病毒性肝炎，不少人将其与“胁痛”“黄疸”对号，介绍临床经验、撰写学术论文，开宗明义，先讲病毒性肝炎一病中医学早有认识，隶属于“胁痛”“黄疸”范畴，而后完全按“胁痛”或“黄疸”的框架进行辨证用药，从根本上忘记了肝炎是西医学之疾病，与“胁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肝炎除可以有“胁痛”之表现外，更有自身的发生发展的规律，辨证用药必须符合其规律，才会用药准确。如肝气郁滞一证既是“胁痛”的一个重要证型，也可以出现在肝炎的某些临床阶段，如完全套用柴胡疏肝散，对肝炎来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肝炎治疗还有病毒需要清除、肝功需要恢复等多个环节，辨证用药时就更需要全面而准确，这不是套用固定的传统方药所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