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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大都的名称，在源自汉语的“大都”之外，还有大概源自畏吾儿（即回鹘，今译维吾尔，Uyghur）语的Khanbaliq，khan是汗，baliq是城市，Khanbaliq就是汗之城，音译为“汗八里”或“汗八里克”。这个词在《马可·波罗行纪》的各种西文译本里有两种拼写形式，Cambuluc和Kanbalu，所以这两种形式都常见于当时的西文文献。
此外，因为《马可·波罗行纪》采用了蒙古语对中国的称呼Cathay（即契丹，《蒙古秘史》写作“乞塔惕”［Kitad］，是蒙古语对辽国及后来的金国统治区域的称呼，延伸而至全中国），所以十六世纪从马六甲和菲律宾来到中国的西欧人长时期不知道他们所在的明朝，其实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Cathay，当然更不知道明朝的首都北京就是马可·波罗的汗八里。利玛窦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访问北京时，和来自中亚的穆斯林突厥人交谈，才知道北京原来就是汗八里。然而，直到17世纪末，西欧人所绘的亚洲地图上，大多还是在中国北部或东北部，分出一个国家叫Cathay，并标出它的首都叫Cambuluc（汗八里）。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蒙古人只说“大都”“上都”，Khanbaliq这个词可能并不为蒙古人所用，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蒙古语词汇。如果以蒙古语命名“汗之城”，那应该是Khan Balagasu吧。汗八里是包括畏吾儿在内的突厥语（Turkic）和伊朗语（Iranic）各分支语言人群所使用的，他们甚至到明代还用汗八里称呼北京。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沙哈鲁（Shahrukh Mirza）派往明朝谒见永乐皇帝的庞大使团于1420年底到达北京，次年回国，记载此事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的波斯文原本和后来的突厥文（察合台文）译本，都把北京记作Khanbaliq，可以算是一个重要证据。当初马可·波罗一行进入蒙古汗廷时，他们的向导和翻译当然出自西域，随后他们在元朝居留期间，身边也应该一直都有翻译，这些翻译大概也都是来自西域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可·波罗没有如蒙古人一样称大都，而是和西域人一样称汗八里。
和大都一样，上都在蒙古语里也没有别的词汇，只有音译。和大都不一样的则是，作为一座都城的上都是骤然出现的，因而在畏吾儿等西域人群里没有另外的命名，只好和蒙古语一样使用“上都”这个汉语词的音译。忽必烈称汗前以金莲川幕府所在地设开平府，称汗后建立两都制，以燕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因为滦河上游流经开平城南，上都又获得滦京、滦阳等称呼，多见于诗词，但可能仅限于汉语。然而今日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中，上都的写法是Xanadu（以及在形式和词义两个方面都略有变化的Zanadu），虽然语源还是汉语的“上都”，读音却已大相径庭（由两个音节变成了三个音节）。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源仍在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的老法文原版把上都音译拼写为Chandu，是基本忠实于“上都”本来读音的。随着这本奇书流传渐广，马可·波罗对东方世界历史与风物的描述成为文学想象的宝贵资源，上都这座海市蜃楼般的远方都城开始出现在重要的旅行文学作品中。
英国旅行记作家与编撰者珀切斯（Samuel Purchas, 1577-1626）首先在1614年出版了简本的《珀切斯游记》（ Purchas his Pilgrimes：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 Religions observed in all ages and places discovered, from the Creation unto this Present ），其中有关上都简介的部分，取材于《马可·波罗行纪》，但上都的拼写改成了Xandu，这种改动可以认为是因为从法语进入了英语。珀切斯于1625年又出版了二十卷本《珀切斯游记》（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s, contai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 trave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 ），其中第十一卷有对上都的详细描写，继续用Xandu拼写上都。《珀切斯游记》所写的上都，虽然号称来自马可·波罗，其实有相当的改写，文学性更强，这使Xandu这种拼写形式得以取代老法文《马可·波罗行纪》里的Chandu而流行开来。
不过Xandu还是距离上都比较近。从Xandu到Xanadu的发展，要感谢200年后一个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和他的一篇脍炙人口的诗作。
1797年英国著名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写出了英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名篇《忽必烈汗》（ Kubla Khan ），收入他出版于1816年的一部诗集（ Christabel, Kubla Khan, and the Pains of Sleep ）。在为这部诗集所写的序言中，柯勒律治描述了他创作此诗的过程。他说，1797年夏的某一天，正在阅读《珀切斯游记》的他，因治疗风湿病而服用鸦片酊之后沉沉睡去，在睡梦中进入了书中所记的忽必烈汗建于上都的花园，触景生情，吟诵出不少于二三百行的长诗，醒后追记时，因访客打扰，只记下五十四行，这就是后来广为传颂、甚至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巅峰之作的《忽必烈汗》。在这首诗中，柯勒律治把《珀切斯游记》的Xandu写为Xanadu，不知是出于一种误读还是有意的创制。由于柯勒律治在英国文学史上的盛名及此诗的广泛流行，Xanadu不仅成为上都的标准译名，而且还具备了桃花源一般的特殊意义。这一语义演化过程，多少类似于香巴拉（Shambhala）向香格里拉（Shangri-la）的发展。
而且，在英语文学传统中，Xanadu（有时候也写成Zanadu）比Shangri-la更有古典气息，因而在流行艺术和大众文化中出现得更频繁。以Xanadu为题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非常之多，使用Xanadu意象的更是不胜枚举。比如，电影《公民凯恩》里，凯恩的宫殿式庄园就以Xanadu为名。再比如，著名旅行作家威廉·达尔瑞坡（William Dalrymple）出版于1989年的《在上都——一次追寻》（ In Xanadu ： A Quest ），记录二十二岁的他从地中海东岸出发重走马可·波罗之路，直至中国内蒙古的上都，在虚实两个层面借用了Xanadu的意象，可说是此书大获成功的因素之一。不只是大众文化，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决定把土卫六泰坦星（Titan）上的一个反射光较强的区域命名为上都区（Xanadu Regio），大概就是取其神秘难知的意思。
上都具有多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