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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旅行都是朝圣”，这是旅行作家Don George的话，他还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他这样总结：“旅行是收集全球拼图板片的一种方式，由此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拼图整体；旅行是使世界变得神圣的朝圣行为，无论我们是在哪里、是怎样走上这条路。”并非某个神圣的目的地决定旅行的朝圣性质，赋予旅行以朝圣性质的是旅行者自己在旅行中的行为和思想。旅行使我们更深地走向自己的内在，同时也把自己开放给世界的外在，真正的旅程是我们内外两种人生持续展开的对话和交互作用。他说：“我举目无亲、言语不通，全凭道路的慈悲。不过我开始信任。结果是，无论到哪儿，我越是把自己开放给他人并且仰赖他人，我就越是得到他们的热诚拥抱与协助。”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朝圣，你不必旅行到耶路撒冷、麦加和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或其他那些知名的圣地。只要你怀着敬畏和好奇去旅行，以天生的、珍贵的生命感受力去感触每一个时刻、每一次遭逢，那么，无论去哪里，你都是走在朝圣的路上。

照他这样说，前往金莲川也可以算是一种朝圣，只是这一朝圣性质的获得并非由于那早成废墟的上都，而在于行走本身。从酝酿计划以来，已经有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一定要徒步呢？灵活一点，有的地方坐车，有的地方走路，不是效率更高、更安全吗？我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说到底，这是另一个价值系统里的规则，不可以用效率或安全度来衡量。

近些年我读过几本写远程徒步的书，最喜欢的是罗瑞·斯图尔特《寻路阿富汗》（Rory Stewart, The Places in Between ），我还专门写过一篇评介。这本书是作者2002年初在阿富汗徒步旅行的记录。2000年，二十七岁的作者计划徒步穿越亚洲，本打算从伊朗向东走到越南，后因各国政治情势的限制，只在伊朗、尼泊尔、印度和阿富汗几个国家分阶段走了一部分，全程合计近万公里。《寻路阿富汗》记录的是他2002年初在风雪之中穿越阿富汗中央山地的经历。行程的艰险危难和作者叙述的平静从容反差极大，形成充满古典气息的、罕见的张力，读来欲罢不能。在第五天，天黑以后，书里这样写道：

一团雾气飘来，萦绕于四周，雨继续下着，我们什么都看不见。过了五分钟，我举步跨进薄雾。跌落下去的时候，我伸手抓住一丛荆棘，虽然棘条还是从手里滑脱，毕竟缓阻了我在悬崖上的下坠之势。结果我四仰八叉地躺在河边，在公路下方十五英尺的地方。阿卜杜拉·哈克朝下叫喊，我也叫喊着回应他：我没事，没事……他就笑了。我发现崖壁上有一个凹槽，就利用这个凹槽费劲地攀爬上去，与他会合。

从（下午）离开Obey村以来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五个小时，天黑也有两个来小时了，我俩都冻得直哆嗦，而下雨也变成了飘雪。我们的目的地在哈里河（Harī Rūd）的对岸，大雨之后的河水浪涛汹涌，奔腾下泄。没有绳子是很难渡河的。我们听到一辆卡车从后面驶来，这可是从早晨出发后的头一遭。阿卜杜拉·哈克建议我们搭便车过河。我有点犹豫，我可不想这个旅程中有哪怕一小步路是坐车的，可是我也知道阿齐兹可能已经在雪中等候两个小时了，而且这事似乎也不值得争吵起来。

汽车到了转角的地方，阿卜杜拉·哈克走到路中间，站在汽车头灯的刺眼光亮里，用枪指着汽车的挡风玻璃。那个司机停下车，载我们渡过河流，到了对岸。阿齐兹拿着手电筒等着我们，我走在他身边，在雪中踉踉跄跄，好几次滑倒。到一座房屋的门前，脱掉湿透的靴子，拍落头发和外套上的雪，然后进屋。主人让我坐在火旁，我把脱了皮的白脚放到尽可能靠近火的地方，满怀感激地接过一杯茶。已是夜里十点。这一次我终于疲累得不能写日记了，就和主人玩起了下棋的游戏。

接下来的叙述中，引用了阿卜杜拉·哈克对他的保安局同伴说的话：“罗瑞可不情愿坐上卡车了……这下好，明天一早我们还得回到河边那个上车地点，重新走一遍。……可是我得睡觉啊。阿齐兹，你去吧。”这说明，作者接受乘车过河的建议之前，已宣布次日要回头重走这一段。果然，在第六天的早晨，当阿卜杜拉·哈克和喀斯穆还在睡觉时，作者和可怜的阿齐兹一起返回哈里河右岸，补足了过河的这一段路程。有意思的是，读者只会敬佩他顽强执着，几乎没有人会质疑他过度较真。一条无须明言的道理摆在那里，超越了时代、地域、语言和文化的分隔：既然你说你要徒步穿越阿富汗，那么每一寸、每一尺的道路，你都该徒步。这才是人们所说的“用身体丈量大地”呢。 vveBG/D30YeItFqcgEL083wbjd5H3EaEeDTXRIPqRNoFZkiSCULOonH51UNoNF9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