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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还是六点半出发。因为不像第一天晚间可以回家，所以得带上电脑、洗漱用具、换洗衣服和几本书，背包明显变重了。晴空湛蓝，又一个高亢的暑天。坐城铁13号线，到西二旗转昌平线。大概是周六一大早的缘故，乘客并不多，13号线上见到好些人打瞌睡。离我不远，一对中年男女在靠近车门的地方激烈地争论，江浙口音，忽然那女的手掌一扬，“啪”地打在男人的脸上。连闭眼瞌睡的乘客都惊醒了，瞪大眼睛看他们。那男人背过身去，不仅没有回打，似乎一句话也没有说。等着看热闹的只好又闭上眼睛。从五道口到昌平，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
元代的昌平县治并不在今昌平镇，而在今昌平镇西四公里的旧县村，古称白浮图城。明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于土木堡（今怀来县境内）被瓦剌俘虏，留守京师的皇弟朱祁钰称帝，改元景泰，是为景泰帝。景泰元年（1450）调整京师防务体系，在昌平县以东兴筑永安城，两年后成为昌平县治。从此这个狭小地带就有了两座包砖的城池，但两城并存的时代并不长久。迁治之时，难免发生拆用原县城建材的事情，比如后来永安城南大门修葺时，很多砖瓦就是从旧县城拆来的。拆用建材的事官家和民间都会做，这个过程中，旧县城势必倾颓隳堕，日渐萧条，到清代就看不到城墙的痕迹了。
县城东迁，引起交通路线东移，这就是为什么元代从健德门北行的驿路偏西，而明代从德胜门到昌平的驿路偏东。这种变化使得这一段的元代驿路、辇路终于无迹可寻，旧县南边榆河（即古代的温榆河）上那座石砌的红桥，也早已“桥亡而名尚存”。在红桥边，元文宗（Jayaatu Khan, 1304-1332）给替自己夺位立下大功的燕铁木儿（El Temür）建祠立碑，因为燕铁木儿曾在这座桥上驰马搏击，赢下关键一仗。不过这些碑刻祠堂，早就和红桥一样，被明人拆解挪用了。如果明代不曾迁徙昌平县治，那么清河北岸的大口、南沙河南岸的皇后店、北沙河南岸的皂角屯等元代捺钵多少会有某种规模的古迹保存，榆河上的红桥也应该得到后代缮治维修，不会逊色于今日沙河镇北边那座著名的朝宗桥。如果那样，从北沙河到白浮图城也就不会壅塞不通，我之所以要从昌平镇前往旧县，就是因为从皂甲屯无路北行。
沿昌平镇的政府街西路向西，到西关环岛，走过李自成骑像，看川流不息的汽车环绕着他、无视着他、淹没着他，觉得很有趣。心想：李自成本来已经到小营环岛了，为什么要让他退回到昌平呢？沿京藏高速辅路（就是过去的国道）继续向西，二十分钟就到京藏高速（G6）与京新高速（G7）的交叉桥下。我想从桥下空地直接过去，猛然听到低沉雄浑的狗吠，原来是一头体型硕大的黑毛藏獒，作势向我扑来。一个中年妇女趴在一块大石上死死拽紧狗绳，高喊：“别过来！别过来！”我说，我要到对面去。那妇女说：“快从那边走！它不会让你过！”大概这里平时无人光顾，成了遛獒的好地方，我的出现让她十分恐慌，似乎生怕控制不住狗。既然它不让我走，我只好绕道了。走路碰上藏獒，也算是新事物吧。
照说我对昌平的这一带是比较熟悉的。二十多年前刚留校担任新生班主任时，我在北大昌平校区（昌平园）生活过一年，而旧县村就在昌平园附近，原京张公路的南侧。那时我常在园区周围及十三陵陵区走动，对附近村庄和道路有一定了解，但仅止于京张公路以北，没有到过旧县村。这次为走元代辇路做准备时，才意识到旧县的意义。虽然没有看到元代皇帝在昌平县宿顿的任何材料，但辇路和驿路一定经过这里，所以我必须到旧县村看一看。
沿着京张公路（现京藏高速辅路）的南侧向西，我离开马路，走在路基下的田地里，高大的白杨树挡住了越来越灼热的阳光，汽车的喧闹也隔在一个令人愉快的距离之外。只是进了旧县村，就很少有大树足以遮阴了。比起附近的几个村子，旧县的街道缺乏修整，房舍也显得不够光鲜。在村北的旧县小学门前，我向两个老人问路，打听著名的唐槐和观音庵。老人伸手向南：一直走，到头儿就看见大槐树了，树下就是观音庵。他们说，“文革”前旧县村还有十几座寺庙，后来全毁了，观音庵是十几年前新建的，那个地方过去叫菩萨庙。
网上有消息说，2009年5月，旧县村民王全等人挖下水管道时，在地表以下1.5米深发现一方寺庙石碑，碑建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光禄寺少卿新安程奎撰”。万历时还会有朝廷高官为旧县寺庙写碑，可见香火之盛。我打听那石碑的下落，说是已经被文保部门搬到昌平镇去了。网上有人回忆，“文革”前旧县村还有十三座寺庙。一个小小的村庄竟集中了这么多寺庙，只能从该村曾长期作为县城的历史来获得解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唐代狄仁杰为祠祀对象的狄梁公祠。
根据元代宋渤所撰《重修狄梁公祠记》，狄梁公祠在白浮图城北门外，可能就在今日的旧县小学，始建年代不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重修。宋渤在记文里试图解释白浮图城何以有狄梁公祠，把这种民间的感念与狄仁杰在幽燕地区抵抗突厥的历史联系起来。不独昌平如此，似乎华北多地都有这一传统。他说：“吾尝往来上谷渔阳古镇戍中，往往有公祠宇，盖敦实之精，惠义之著，其被覆冒之境，感而不忘，相率祠之，无疑也。”明代正统、弘治和清代乾隆年间，都曾对狄梁公祠进行较大修缮。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记清初旧县“居民不满百家，而狄梁公祠香火特盛”，并记每年四月初一举行赛会，“二三百里内人至者肩摩踵接”。明人马愈《马氏日抄》却说：“昌平县北有狄梁公祠……每岁二月二日，南山北山之人皆来作社。”两人所记节时虽有不同，但必是京北地区极为热闹的盛会无疑。
观音庵就在旧县正中最长街道的最南端，树皮剥落、满身沧桑的唐槐如一朵绿云笼罩在观音庵的上空。北方常见把古槐称作周槐或唐槐，这株古槐的确切年岁也许还到不了唐朝，但我愿意相信它见证过金元白浮图城的全盛时期。非常可能，这个地点就紧靠白浮图城的南大门，驮马商队、驿递行旅、征戍往返，都要由此进出，都见过那时还在壮盛之年的这棵槐树。树旁的建筑早经过无数次毁坏和重建，观音庵自身，和华北北部乡间许许多多新建小庙一样，香火微渺，人迹罕至，远不如这棵古槐巍巍然且气宇昂藏。
告别观音庵和唐槐后，我一边躲避塞满街道、喷起灰尘的汽车，一边看沿街院落内的花坛、杂物和呆呆坐着的老人。中午的街道，除了偶尔的汽车，只有蝉声此起彼伏，给这个房屋低矮的村庄增添了寂静和荒芜的气息。在一家小店买水时，寂静突然打破了。街边电线杆上的大喇叭猛然响了起来：“通知，通知，今天晚上七点半，全体党员到文化园学习。”重复两遍，最后是：“通知完毕，通知完毕。”广播声穿透所有的庭院、门窗和房间，似乎看得见那个女播音员严肃坚定、冷若冰霜的样子，使我一瞬间发生了时空错乱的晕眩。沿街北行到小学，西行离开旧县村，越过无水的河道，走到豪华别墅区“北京湾”的北侧马路上，在农场路转而北行，前往下一站——龙虎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