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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买到意大利记者路吉·巴兹尼（Luigi Barzini, 1874-1947）的书《北京到巴黎》（ Pekin to Paris ）的英译本，闲中翻阅，觉得很有意思。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博尔盖塞亲王驾驶汽车穿越两个大洲的行程记”（ An Account of Prince Borghese's Journey Across Two Continents in a Motor-Car ），记录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有五个车队参与的跨越欧亚大陆的汽车拉力赛。那时汽车出现还没多久，对大清国上下各阶层的人来说应该是极为新奇的。我对汽车比赛没有兴趣，让我感兴趣的是书中对那时中国的种种描述。

路吉·巴兹尼对中国并不陌生，义和拳时期他就在驻北京的意大利使馆内，是向西方发出实时报道的少数记者之一。日俄战争时期，他曾跟随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事报道。1907年6月他到北京加入博尔盖塞亲王（Prince Scipione Borghese, 1871-1927）主驾的都灵产Itala七升意大利车队，全程报道这次史无前例的洲际拉力赛，幸运的是他随乘的这辆车以六十二天跑完近一万五千公里的全程，获得冠军。出版于1908年的《北京到巴黎》对比赛过程，特别是对博尔盖塞亲王的Itala车的沿途情况，有生动和详尽的记录。该书的第三章《去长城的路上》一开头这样写他们6月10日清晨的出发：

在一个（中国）警官的号令下，我们行经路线上约五英里（八公里）范围内的全部交通都停了下来，北京城里那种常见的原始的载人二轮小车都拥挤着等候在狭窄的十字路口和宽阔的大马路边。北京主街道两旁数不尽的低矮房屋下，人群也驯顺地列队等候我们通过，他们要么倚靠在暗黑冒烟、飘着蒜味的饭馆前，要么散立于沿街商铺前，这些商铺当街的一面都是涂彩或镀金的木雕，高挂着饰有龙和红丝边的店铺招牌，或是那种写着金字的漆板，展示着各种形式与各种色彩独特的大混杂，把中国街道装饰得像是每天都在过节一般，它们移动、漂流、震颤，似乎与生活的声浪一起摇荡。

这些是集市上日常所见的那种人，淡漠而生动，每天如此，并非因我们而聚集。这个威风的比赛车队就这样在北京人的漠不关心中离开北京城。他们看着我们，既不好奇也不厌憎，好多人甚至懒得看我们一眼，那态度会使你认为他们对汽车比赛这种事早已司空见惯。我们几乎有了卑屈之感。我们本来期望巨大的敬仰，却只见到庄严的无动于衷。事实是现在欧洲人不管做什么，或有能力做什么，都不能让天朝的子民感到惊讶。我们文明的奇迹甚至不能吸引一个中国小孩的注意力。似乎在中国很久以来人们都认定我们欧洲人有某种魔力，掌控着某种神秘力量，可以给钢铁之物注入生命，让它们做各种工作，这在我们欧洲人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能算是什么奇迹。

在狭窄街道的迷宫里快速行进，我们来到北城。穿着写有白色大字的外衣、戴着草帽的中国警员们，长辫盘在头上，如法式发髻那般优雅，用长棍给我们指示方向。没过多久，我们就看到煤山的佛塔耸立于黄墙紫禁城之上，这个煤山是有个皇帝为了看到京师全貌而命人在他花园里建造的。再过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伟岸高峻的德胜门下了。这个半城堡半神庙的建筑，以其三排带遮板的炮窗威慑着城外的平原，那炮窗就和古代三桅战舰上的炮眼一样。靠近城门时道路变得像是庞贝古城的街道，岁月久远，车辙深陷，我们只好慢速前行。出得城门，那呆滞的、吵闹的、无所用心的郊区生活就流淌在我们面前。

从德胜门往北一直到昌平，他们走的是明清的官道，其中从健德门至清河一段，大致与元代的御道重合，也和我走的小月河东岸较为接近。从巴兹尼的记录来看，这段官道似乎并不宽阔，也不平直，有些路段泥泞难行，有些则沟壑纵横，汽车不仅不能高速疾驰，有时还不得不靠人力抬起来才得前进。他们雇佣的一队中国“苦力”是他们得以安全抵达张家口的最大功臣。书中对这些苦力有很多有意思的描写，以后我们还会引述，这里需要特别介绍的，是巴兹尼记录的车队过清河古桥的一段。那座陈旧破损、给他们增添了巨大艰难的古桥，就是我刚刚走过的、1984年搬迁到小月河上的广济桥。

在清河我们必须面对第一道难关。汽车要驶过古桥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沿着河岸到处寻找水浅的地方，希望找到有人涉水而过的痕迹。可是，没有！只有一条路，就是这座桥。

这座最为壮观的桥梁，是欧洲传说中归功于马可·波罗的伟大建筑之一，但可能不会早于明代。这一富丽堂皇的杰作，全都用大理石建造。栏杆雕刻得颇有一点欧洲式的优雅，这或许证明把此桥归功于马可·波罗的欧洲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桥栏以优美的线条伸展开，把两岸连起来，构成一个华丽的白色拱形。这是往昔荣耀的最后孑遗，在这片已忘记了从前对伟大和美的热爱、如今只剩下原始粗俗的土地上。巨大的大理石石板曾平铺在桥面上，但许多世纪的磨损已使它们破裂分解。你会觉得在过去的这数个世纪间，大地的缓慢隆起正试图举起这些石板，似乎它们就是如此之多的半开坟墓的棺盖。自从这个城市被称作汗八里（大汗之城）——马可·波罗记作Cambaluc——以后，这座桥一定再也没有被维修过。我们该会多么赞赏这一美丽的历史文物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必须把一辆重达一千两百公斤、四十马力的汽车运过桥去。

接下来是把汽车折腾过桥，这个过程占了整整三页纸。如果我们不在乎作者明显怀有的欧洲优越感（这也许是他在二战期间滑向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以及观察、知识和记忆的错误，他所记录的道路破败状况，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中国的制度性无序和失败。后来他们的车队经过南口、怀来时，他也记载了今人无法想象的城镇中心的深陷、泥泞和肮脏。书中有一张汽车过桥的照片，桥面大石板断裂、错位、失踪，的确比土路危险得多。但是，以通行近代汽车的标准来衡量广济桥或其他中国桥梁，以及那时中国的城镇乡村道路，并不是合适、合理的，因为它们本来并不需要承载汽车。巴兹尼他们知道，这是第一次有汽车驶上广济桥。不过他们肯定想不到，一百多年后，广济桥会承担停车场的使命，会有十多辆车分三排停在桥面上，一如我之所见。 ZWWY2BhgYfbfmx3mvC8VzkpTNob2WG8rM1Qxe/LzkdfFM1FMZCb7WdYp8nkOFP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