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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秋，爱玲乘搭“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港赴美，到码头送行的只有文美和我。船到日本，她寄出一封六页长信，其中有些话：“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使我们读了很心酸。她说赶紧写信详告旅途一切，是因为“有许多小事，一搁下来就觉得不值一说了，趁有空的时候便快写下来”。此后她一直守着这个原则，事无巨细都在脑子里向我们“絮絮诉说不休，就连见面也没有这么大的劲讲”，然后一有机会就写信寄来。她的信长短不一，语调也随着环境和心情的不同而变化，可是每一封都是她的心声。她认为世事千变万化，甚么都靠不住，唯一可信任的是极少数的几个人，因此再三嘱咐我们：“一有空就写信来……但一年半载不写信我也不会不放心的。惦记是反正一天到晚惦记着的。”这位天性内倾、不喜与人交游的才女，一旦和我们缔了深交，竟毫无保留的付出她真挚的友情，只能称之为缘份吧。二十几年过去了，她的旧信已积成一大堆，我们偶而翻阅，读到那些富于“张爱玲笔触”的字句，又像在斗室中晤对清谈了。
她在美国的写作生涯并不顺利。长篇小说Pink Tears（即后来在英国出版的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和在台北出版的《怨女》）改了又改，始终找不到出版者。另一本爱情小说，因为人物太多，外国人搅不清中国人姓名的“三字经”，也没有人要。如果改用中文写，又怕其中人物有影射之嫌和近乎红楼梦的“碍语”，不愿轻率下笔。据我所知，这小说的主题很有吸引力，搁在那里实在可惜。但愿时来运到，慢慢有见天日的机会。至于短篇小说和论文，发表过的仅为Stale Mates（后译成中文为《五四遗事》）和A Return to the Frontier［《重访边城》］，都登载于The Reporter［《通讯者》］杂志。
五十年代后期，我曾安排爱玲为电影懋业公司编几个剧本，详细数目和片名，因事隔多年已记不清了。还能想起来的是：林黛主演的《情场如战场》（当时打破国语片卖座纪录），李湄和陈厚主演的《人财两得》和叶枫主演的《桃花运》，都是本轻利重的上乘喜剧。一九六一年她到香港来搜集写作资料，另外赶写了两个剧本，其中之一是《南北一家亲》（《南北和》的续集），也极受欢迎。
爱玲曾获“The Edward MacDowell Colony”［爱德华·麦道伟文艺营］及“Huntington Hartford Foundation”［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奖金，得以在专供作家、音乐家和画家等居住的优美环境中专心创作，后来又获选为“住校作家”，先后在迈亚美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女校莱克莉夫学院内从事写作。在MacDowell Colony期间，她与美国小说家Ferdinand Reyher［费迪南·赖雅］相识，情投意合，不久闪电结婚。爱玲来信说婚后生活美满，我们自是高兴。她还告诉我们：“我和Ferd常常谈着手边稍微宽裕点就到欧洲东方旅行……相信几年内我们会见面。那一定像南京的俗语：‘乡下人进城，说得嘴儿疼。’”可惜几年后Ferd的健康日渐衰弱，终于在一九六七年十月病逝，我们始终没有机会认识他。
《五四遗事》英文版
爱玲在莱克莉夫学院时，於梨华曾请她去纽约州立大学讲演过一次。她居然去了，也算是奇事一桩。这段时期，她的主要工作是翻译用苏白写的小说：《海上花》。为甚么要译这样一本冷僻的小说？说起来又是一段文学因缘。以前爱玲写过信给胡适，胡适很快覆信，并将《秧歌》细读和批注，使爱玲非常感动。后来《秧歌》英文版问世，胡适买了多册推荐给友好，并且在爱玲到纽约后，还去她的居所探视她。二人对《海上花》有同嗜，这可能是促使她翻译《海上花》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