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住在女青年会,虽然独居一室,但译书写作渐为人所知,偶然也会有人找她。身份泄露之后,不免受到注意。她生平最怕就是这一点,所以后来托我们在我们家附近的一条横街租了一间斗室暂住。这房间陈设异常简陋,最妙的是连作家必备的书桌也没有,以致她只能拘束地在床侧的小几上写稿。说她家徒四壁并非过甚其词。她一直认为身外之物都是累赘,妨碍一个人生活的自由。好的书她宁可借来看,也不愿意买,因为“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这一段时期,她正在写《赤地之恋》,大纲是别人拟定的,不由她自由发挥,因此写起来不十分顺手。我们时常抽空去看望她,天南地北的闲聊一阵,以解她创作时不如意的寂寞和痛苦。有时我工作太忙,文美就独自去。她们很投缘,碰在一起总有谈不完的话。但是不论谈得多么起劲,到了七点多钟,爱玲一定催她回家,后来还索性赠她My 8 O’Clock Cinderella[我的八点钟灰姑娘]的雅号,好让她每晚和家人聚天伦之乐。在这种地方,爱玲对朋友是体贴入微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同她往来最密切的时期。
她对《赤地之恋》并没有信心,虽然写时态度同样的认真。为这本书求得的一签是:
勋华之后。降为舆台。安分守己。仅能免灾。
书成后,美国出版商果然没有兴趣,仅找到本港的出版商分别印了中文本和英文本。中文本还有销路,英文本则因为印刷不够水平,宣传也不充分,难得有人问津。
这次经验更坚定了她的信念:决不写她不喜欢、不熟悉的人物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