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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出版后许多大报杂志都有佳评，尤其《纽约时报》本身和书评专刊连评两次，《星期六文学评论》和纽约另一张大报Herald Tribune［《先驱论坛报》］先后刊出极有利的评介文章，大可以借用“好评潮涌”之类的滥调来形容各方的反应。爱玲倒不十分在意，耿耿于怀的反而是《时代》杂志迟迟未有评论，总觉得是一种缺憾。《时代》杂志篇幅有限，选书极严，非有显著特点的书不评，而且评时以挖苦讽刺居多，词锋尖刻，往往令当之者无地自容。
有一天我从办公室带回来一本新出的《时代》杂志，先不告诉她，只说给她一个惊喜。因为那一阵我们言谈中常提及这杂志，她心中似有预感，果然开口就问：“是不是《时代》终于有了书评了？”事实上，《时代》杂志的书评并不能对一本小说的销路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虽然这篇书评对这新作家的第一部英文小说极为赞许，也没有起甚么大作用。
《秧歌》第一版很快售完了。美国小说界有一个特殊现象，一册小说如果不能跻身畅销书之列，就要遭受淘汰，书商根本不考虑再版印行。现在谁要买《秧歌》，恐怕唯有求诸于旧书店了。后来香港有人取得再版权，印数极少，我们也没有见到。《秧歌》的外语翻译版权卖出了二十三种，还改编成电视剧，在“全国广播公司”第一映室播映。爱玲赴美后居然在荧光幕上看到，“惨来信云：不忍睹。”
《秧歌》英文版封面
《秧歌》英文版内页签名
爱玲住在女青年会，虽然独居一室，但译书写作渐为人所知，偶然也会有人找她。身份泄露之后，不免受到注意。她生平最怕就是这一点，所以后来托我们在我们家附近的一条横街租了一间斗室暂住。这房间陈设异常简陋，最妙的是连作家必备的书桌也没有，以致她只能拘束地在床侧的小几上写稿。说她家徒四壁并非过甚其词。她一直认为身外之物都是累赘，妨碍一个人生活的自由。好的书她宁可借来看，也不愿意买，因为“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这一段时期，她正在写《赤地之恋》，大纲是别人拟定的，不由她自由发挥，因此写起来不十分顺手。我们时常抽空去看望她，天南地北的闲聊一阵，以解她创作时不如意的寂寞和痛苦。有时我工作太忙，文美就独自去。她们很投缘，碰在一起总有谈不完的话。但是不论谈得多么起劲，到了七点多钟，爱玲一定催她回家，后来还索性赠她My 8 O’Clock Cinderella［我的八点钟灰姑娘］的雅号，好让她每晚和家人聚天伦之乐。在这种地方，爱玲对朋友是体贴入微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同她往来最密切的时期。
她对《赤地之恋》并没有信心，虽然写时态度同样的认真。为这本书求得的一签是：
勋华之后。降为舆台。安分守己。仅能免灾。
书成后，美国出版商果然没有兴趣，仅找到本港的出版商分别印了中文本和英文本。中文本还有销路，英文本则因为印刷不够水平，宣传也不充分，难得有人问津。
这次经验更坚定了她的信念：决不写她不喜欢、不熟悉的人物和故事。
那时候我在电影界从事剧本审查工作。李丽华和我认识颇久，知道爱玲在香港，而且同我们相熟，再三要我代约爱玲一见。她当年在上海大卖其座的《假凤虚凰》等片与爱玲所编的电影剧本属同一公司出品，慕名已久，此刻刚组织了丽华影业公司，打算自资拍片，恨不得快些请到第一流人才为她编剧以壮声势。她听说爱玲性情孤僻，绝不见生客，因此托我想办法安排。这明明是出难题给我做，叫人伤透脑筋。一方面，李丽华的水磨工夫是出名的，而且她又是红得发紫的天皇巨星，肯亲自出马，等于纡尊降贵，实在难以推辞；另一方面，这话却不能和爱玲直言相谈，否则强其所难，可能为她断然拒绝。只好多费时间用文火炖、慢火熬，终于获得爱玲首肯，约定了一个日期。
记得那天下午，李丽华特地从九龙过海来我家，打扮得非常漂亮，说话也特别斯文，等了相当久，爱玲才施施然而来。她患深度近视，又不肯戴眼镜，相信李丽华在她眼中只不过是一片华丽的光影。坐了没多久爱玲托词有事，连我们特备的茶点都没吃就先行告退了。
爱玲那时把全副精神放在《赤地之恋》上，同时在申请移居美国，根本没有心思写剧本。日后虽然写了几出电影剧本，也没有一部由李丽华主演。二人的缘份仅止于这惊鸿一瞥似的短聚。可是爱玲的观察力是另有一功的，她虽然只坐了一忽儿，对李丽华的印象却很深刻。次日见面时她告诉我们：
“越知道一个人的事，越对她有兴趣。现在李丽华渐渐变成立体了。好像一朵花，简直活色生香。以前只是图画中的美人儿，还没有这么有意思。”
后来我将这话讲给李丽华的弟弟听，他摇头表示爱玲可欺以方：
“究竟是书呆子！她要是看见我姐姐早上刚起床时的清水面孔，就不会这样说了。”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其实小咪（熟人都这样叫李丽华）脸部轮廓极好，工作态度更是有口皆碑，无怪走红影坛历久不衰，有“长春树”之称。我们同她相熟后，知道她坦率风趣，说话刮辣松脆，有时三字经都会出口。那天见爱玲，颇有“强盗扮书生”之感，也真难为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