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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夭折了，北宋王朝这辆千疮百孔的破车又重新回到了沿袭旧制的古道，在那里颠簸着、喘息着。一切都依然如旧，社会痼疾依然存在，冗官、冗兵、冗费三冗之弊更加严重。庆历新政失败后，重新掌握政权的守旧势力变本加厉，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北宋王朝已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了。
宋仁宗取消一切变法措施之后，就再没有丝毫进取之心了。他置朝事于不顾，每天沉溺于深宫，抱残守缺，苟且因循又过了十七八年，于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病死。他留给儿子英宗赵曙的是一个破烂不堪、岌岌可危的残邦断国。北宋王朝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英宗皇帝即位后，曾经决心改弦更张，有所作为，并展开架式，将富弼、韩琦等新政重臣又都召回京来，与他们共同探讨积弊之源以及裁救之策。英宗虽然励精图治，志在有为，但是他只成了历史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在位仅4年，还没来得及施展他的抱负就因病弃世而去了。北宋王朝更加破败不堪。
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年仅20岁，朝气蓬勃的神宗赵顼即位了。宋神宗面对着百年之积的衰败局面，立下宏图大志，誓欲披荆斩棘，有所作为。
神宗自幼便痛心于仁宗皇祖屈服于辽、西夏的国耻，不满于朝廷上下萎靡不振、百无聊赖的精神面貌。他勤奋好学，立志要强国雪耻。在他身居东宫的岁月里，常常废寝忘食，为此内侍时常加以催促。当内侍告诉他应该吃饭了时，他便回答说：“我兴致正浓，不感到饥饿。”直到英宗皇帝再派内侍传令休读才作罢。
神宗登基后，志向远大，富于朝气，他急于物色理国之英才。正是在皇帝求治之心的感召下，曾一度沉寂的宋廷又被要求改革的强烈呼声打破了。天空又出现了一道霞光，将庆历新政后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渐渐驱散，无数改革志士又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王安石便是这一时代契机之下涌现出的卓越人物。
熙宁元年四月的一天，王安石宅第门外热闹非凡，原来是皇帝派人传旨宣王安石立即进宫议事。王安石领旨谢恩之后，两行热泪顺颊而下。是啊，王安石经历了多少年的期待，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他曾怎样的焦虑、痛苦、失望啊！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于北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出生在抚州临川的一个官员家庭。王氏一门，从叔祖王贯之登进士开始起家，父亲22岁中进士，王安石也是在这一年龄时中了进士。他之所以能学有所成，是因为他自幼就立下了鸿鹄之志。早在17岁那年，王安石跟随父亲到了南方大城市金陵，在那里他的思想开始成熟，认识有了重大飞跃。在《忆昨诗示诸外弟》一诗中，记载了他的这一变化：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家寥寞生伊威。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睎。
这首诗是在叙述他自己正襟危坐，思索人生的情景。时光流逝，男儿当立志，谢绝婚丧庆吊之应酬，潜心攻读，最后要学到经纬之才，行稷、契故事，学伊尹辅君。在王安石年仅17岁的心灵上，就希慕着远古先祖契和后稷，立下了学以致用、经世治国的远大志向，由此也奠定了他日后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奋战一生的思想基础。
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被派往鄞县（今浙江宁波市一带）当了知县。在那里，他兴修水利，兴办学校，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致使鄞县人民永远怀念着他。
在王安石38岁的那年，也就是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因为他在地方政绩卓著，被朝廷任命为中央三司度支判官，以总理全国朝政。当时正值仁宗末年，自庆历新政失败后，朝野上下一片沉寂。然而已在地方供职十六七年的王安石，凭着对社会弊病的体察、对民间疾苦的感受，以及他那颗报国的炽热之心，决心在新的岗位上有所作为，试图使仁宗皇帝能重新觉醒，能再一次掀起改革浪潮。于是，他到任不久，便把多年思考的治国之策，整理成一封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进献给仁宗皇帝。
万言书首先指出国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对外惧怕“夷狄”，对内财力困穷，风俗日衰。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现行法度陈旧，必须予以变革，才能合乎先王之政。改革的关键是培养一批优秀的人才队伍，等等。王安石同时也提出了人才的培养要做到“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个环节。所谓养才，即提高官俸，高薪养廉；取才是通过考察实际才能决定是否选拔；任才就是以德任之，而不是凭资历年限。王安石的这一变法理论与范仲淹吏治改革有相同之处，它可以说是庆历新政的延续。同时，他所提出的救治社会弊病方案也成了日后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理论基础。
万言书呈给仁宗皇帝后，根本就没被当一回事。仁宗本来就懦弱平庸，胸无大志，也无治国之才，晚年更是沉溺深宫，几乎不问政事。王安石未遇明主，万言书如一根鸿毛，扔在一潭死水之上，没有溅起任何涟漪。为此王安石曾十分苦恼，他眼看北宋政权已病入膏肓，却拒绝用药医治，有什么办法呢？皇帝没有变法图治之心，身为人臣，也无能为力。王安石只能尽心思虑，勤于职守，将本职工作做好。
正因为他的勤勤恳恳，两年之后，嘉祐六年（1061年）王安石被调任知制诰，担任起草皇帝命令等机密文书工作，成了亲近皇帝的侍从官，地位也随之提高了。王安石充分利用了与皇帝接近的机会，时刻宣传自己的救国救民主张，虽然屡次遭到仁宗的拒绝，但他总是锲而不舍。万言书石沉大海，他又上了一折《上时政疏》，重申了培养人才、改革法度为当务之急的主张，并且列举了后梁、后唐、后晋帝王不用贤才、不修法度以致亡国的先例，直言相劝仁宗皇帝以此为戒。仁宗皇帝疾病缠身，已无力也无心去整理国事，更不会接受王安石之建议去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了。王安石在仁宗一朝，虽位居显赫，但终因抱负难施，而郁郁寡欢。他寄希望于未来，相信自己不会终生不得志。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神宗年轻有为，刚毅果敢，富于朝气，他早知王安石之贤，即位后便决定起用此人。
早在神宗为皇子时，就已对王安石之名有所耳闻。当时王安石的朋友韩维任颍王府记室参军，经常给皇子赵顼讲经论义，得到了赵顼的高度赞赏。而每次韩维都说：“这是朋友王安石的学说。”神宗由此对王安石产生了极好印象。更重要的是他的变法精神与神宗所追求的富国强兵思想不谋而合，神宗锐意进取，便十分器重王安石。
神宗初继，他的进取之心，使许多迷茫中的仁人志士看到了希望，他们又都纷纷行动起来，力主变法事宜，司马光也是其中之一。早在仁宗时期，司马光就曾经说过，因为时势变迁，对旧的统治方法不能一味地因循，应有所厘革，革除弊政。他曾向仁宗进言，朝廷要斟酌时宜，损益变通，并针对冗官、冗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建议随材用人，破格提拔，改变只按出身资历的选官制度。对冗兵问题，他提出务精不务多的选兵原则。神宗即位，他上疏指出：国家财政困难的根源是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五个方面，必须深思其患，力救其弊，裁减国家用度，他的根本主张就是节制国家所用，即节流。与司马光不同的是，王安石则以开源为原则，他的宗旨就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即以开发财源的理财之道来解决国贫民穷的困窘局面。这样在如何变革，改些什么问题上，两位天下大贤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深入，竟达到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程度，这是中国改革史中少有的现象。
神宗皇帝更看重王安石的开源理财之道，便特召王安石入殿，商讨国家大事。这才有了皇帝派人到王府受官宣召之事。
王安石终于得到了神宗的重用，此时，他已年近半百，然而他那颗忧国忧民之心还依然年轻，即将觐见明君神宗，他感到自己苦苦等待几十年施展抱负的时机终于来临了，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王安石驱车快马加鞭来到皇宫之外，早有侍卫禀报神宗，神宗连忙宣召，君臣二人一个是求贤若渴，一个是久期明君，他们如久别知己，终于相见。神宗见王安石布满岁月沧桑的脸上满载了睿智，不知不觉对王安石肃然起敬。于是一场决定王安石命运的谈话开始了。
神宗首先说道：“朕久知爱卿之名，今想请教爱卿一事，不知当今治国应从何处入手？”王安石回答：“臣启陛下，当今治国，应以择术为先。”神宗对此很感兴趣，继续问道：“那么选择何术方能治国呢？”王安石回答说：“自北宋建立百年来，由于理财无术，致使民不富、国不强。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从理财入手。”王安石的这一治国理论大合神宗心意。他又进一步问王安石：“唐太宗此人如何？”言外之意，自己是否能建立唐太宗之功勋。王安石笑了笑说道：“陛下岂能以做唐太宗就满足了呢！应以尧、舜为榜样，享有唐尧虞舜之圣名。”
王安石仍恋恋不忘他自幼立下的要为稷、契，追随明主，辅佐圣君的壮志，他认为神宗就是他所追寻的圣主明君唐尧虞舜。他将其平生所学倾囊相送，恨不得朝夕瞬间便实现他的梦想。神宗对王安石高远的志向也十分欣赏，他高兴地说：“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新法，朕当以政事任卿。”君臣相知，一见如故。事后王安石又遵神宗之命，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指出北宋政府17条不尽如人意之处，最后大声呼吁：大有为励精图治，正在今日！神宗对此十分满意，他曾毫不隐讳地对王安石说：“自古以来，君臣之间像朕与卿这样如此相知的，极为罕见。”
宋神宗要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京城。朝中那些安于陈规旧俗的元老重臣，听说王安石要变革天下弊政，便惊恐万分，参知政事唐介毫不掩饰地对神宗说：“王安石不可以授大任，如果让他当宰相，恐怕将来会变更成法。”说的多么直接明确，祖宗之法不可变，无论谁为相，只要变更法度，我就反对你，这就是守旧大臣的心声。
当年庆历新政时的改革斗士，这时也都心灰意冷，锐气消磨了，他们或者是根本就不愿意变法，或者是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不同，总之是对王安石入相持坚决的反对意见。富弼是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这时看神宗果真要有所作为，竟对神宗说：“陛下临朝未久，应该首先布德施恩，愿20年不谈兵事。”神宗一听，跟自己的富国强兵之治根本不相符合，便默不作声。富弼也知道自己在神宗一朝不会得志，便再三请求罢相。神宗于是问他：“卿即去，谁可代卿呢？”富弼马上推荐文彦博，神宗没有说话，沉默了许久，又问：“王安石怎样？”富弼这回也以沉默不语表示异议。神宗即位，韩琦也继富弼之后罢相，神宗挽留不住，便问他：“卿去，谁可属国，王安石如何？”韩琦说：“王安石做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而辅佐陛下从政则绝对不可。”神宗见欲起用王安石却找不到支持自己的人，他便问有变法之志的司马光，请他说一说王安石这人如何。司马光与王安石早有争议，他不赞同王安石的理财主张，就对神宗说：“有人说王安石奸邪，这种毁谤是有些太过分了，但如果说他不懂事理，人又执拗，这却是事实。”神宗一听，此言与反对王安石入相无二意，他在朝廷元老重臣中几乎找不到王安石的支持者。神宗深深地感觉到，欲实行变法，将会举步维艰。
值得庆幸的是，神宗皇帝意志坚决，行事果敢，他没有受舆论的干扰，更没有被反对势力所左右，还出面为王安石辩解，说王安石不好官职，不求享乐，算得上贤者。并对王安石坚定地表示：“人们对你都不很了解，以为你只知经术，而不晓世务。但我了解你，并真正地需要你，正如唐太宗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王安石满怀信心地说：“唐太宗、刘备何足道，陛下要为尧、舜，臣愿全力相助。”君臣二人都没有被困难和阻挠所慑，他们齐心协力，对前途充满信心。宋神宗终于力排群议，于熙宁二年（1069年）的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
王安石对神宗知遇之恩十分感激，他决心不负所望，鞠躬尽瘁报答宏恩，并实现自己的毕生夙愿。就这样，历史上闻名中外的王安石变法揭开了序幕。
神宗问王安石，变法以何为先，王安石说：“变风俗、立法度，是当今之所急。”于是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为变法的总指挥部，开始制定各种法度。
就在这一年的七月，在淮、浙、江、湖等六路实行均输法。之所以实行均输法，王安石是这样说的：“各路向朝廷所上贡品，每年都有固定数目，以至于丰年时不能多献，等到歉收之年，献贡十分困难，却不敢不如数敬献。此外在远方花成倍的价钱买来，到中都恐怕不得以降半价出售，这样使富商大贾乘机牟取暴利。而今命江、浙、荆、淮发运使总管各路赋税收入，他们掌管钱物，凡是上贡的物品，都要以徙贵就贱、因近易远的原则实行统购。并且要预知京都仓库所存，在货物便宜时多买入，控制货存的有无。过不了多久，就会使国用充足，而民财又不匮乏。”简言之，王安石实行的均输法就是要打破年贡常制，改为丰年多致、荒年少致的原则。以市场供求为准绳，发运使发挥权衡商业的中心作用，限制富商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投机行为。更重要的还是要充分发挥均输为国家求富敛财的作用，从买贱卖贵的商品流通中牟取利益，从而将原来的商人所赢之利转到国家手中，以此达到富国之目的。
这一变法方案刚刚出台，立刻引起了许多人的激烈反对。本来王安石入相，即为元老重臣所强烈抗议，变法更是在艰难中起步。
王安石执政刚刚4个月，守旧派御史中丞吕诲就以十大罪状弹劾王安石，这事让司马光都感到惊讶。一次早朝之前，吕诲路遇司马光，司马光小声问他：“今日觐见皇帝，将有何事上奏？”吕诲神秘地一指袖子说道：“袖中所藏弹劾奏文，是对新任参知政事的。”司马光一时愕然，说道：“大家正高兴喜得新官，你为何要弹劾他呢？”吕诲说：“先生竟也说这样的话，王安石虽然有名气，但固执偏见，唯务改作，天下必受其祸。况且皇上新即位，如果有所图治的话，也只是变更二三个政策而已。如果此人当政，必败坏国事。此乃心头之患，岂容片刻延缓！”说罢，径直上殿，上疏神宗皇帝。他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王安石表面朴素随和，实际内心巧诈。臣诚恐陛下只看中他的才辩，久而久之，大奸得道，则贤者尽去，混乱由此而生。臣考察了王安石政绩，此人本无远略，只是务于改作，标新立异，美言饰非，罔上欺下。臣深为此忧虑，误天下苍生，必是此人啊。”神宗听了吕诲如此恶毒的攻击，知道他对改革执反对意见。王安石对此不屑一顾，他对神宗毅然表示：“臣以身许国，只要陛下处分的理直义正，臣绝不会因怕人毁谤而束缚自己的行动。”神宗见王安石有着大无畏的精神，十分感动，当即罢去了吕诲的御史中丞职务。
此事过后，反对派的攻势并没有结束，均输法出台之后，反对的浪潮又接踵而来。为实施均输法，朝廷任命薛向为发运使，并拿出内府藏钱500万缗、供米300万石作为均输之用。薛向又请求朝廷设置官属，协助办理均输事务。这一政令，又使上至朝廷重臣，下至地方小吏，群起而攻之。
御史刘琦、钱
等上疏攻击薛向，他们说：“薛向小人，借口贷钱之便，随意变更法度，即使有所收益，也是侵夺商贾之利。”还说王安石是“奸诈专权之人，岂能任其混乱国纪，愿早罢逐，以告慰天下元元之心。”苏辙对均输法也坚决反对，他说：“如今实行均输，首先就设官置吏，所用经费已经很多，再加上官吏接受贿赂，官府收购物资，一定比民间的还要贵，到出售时，所表现出的弊端与以前定会没有两样。臣恐怕此钱一出，再难收回。即使稍获小利，也远不如从富商那里征收税额之多。”
苏辙的这一忧虑是基于对朝廷命运的考虑，并不是对改革派的恶毒攻击，这在新法刚刚实行，还未见其收效的时候，他以国家利益为重，有此疑虑，是可以理解的。神宗不纳其言，也没有对他实行什么制裁。而知谏院范纯仁却不同了，范纯仁并不是忧国忧民，提出合理建议，他是态度明确地反对变法。他对神宗说：“现在效法桑弘羊行均输之法，聚敛百姓财富，使民怨沸腾。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蛊惑陛下之心，实在是急功近利，欲速不达。路途遥远理当驱驯马而至，办大事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改，否则必为奸佞之人乘虚而入。请陛下速罢免王安石，此乃众望所归。”此番言论，神宗已听得够多的了，他为了扫清变法道路上的障碍，将这些反对变法的人都一一罢黜，范纯仁也不能幸免，被贬和州。即便如此，反对势力仍屡罢不绝。刑部刘述也上奏神宗，诋毁王安石，他说：“王安石行事偏颇而立新议，陛下不察实情而盲目听其之言，使天下为害。先朝所立制度，自应世世代代固守勿失，而今却事事更张，废而不用。如此奸诈专权之人，岂能任之处于朝堂而乱国纪，愿早日罢免王安石以慰天下之人。”面对刘述等人的叫嚣，神宗皇帝给予王安石以有力的支持，最后将刘述及其同党丁讽、王师元等6人免职。
变法如此艰难，仅一个均输法就使这么多人站出来并不畏神宗的强权制裁而公然反对。王安石对所有的造谣、诬蔑、诽谤都坦然处之，他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把“人言固有不足恤”作为他的格言，并义无反顾地继续实行变法。
在实行均输法后两个月，王安石又出台了青苗法。青苗法是指在青苗不接的时候，由政府主动向农民发放贷款救急，一年按季节发放两次，夏料在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在五月三十日以前发放完毕，随夏秋两税偿还，收取二分利息，如超过规定数额收三分利息。这样做的目的是抑制高利贷者在青黄不接之际强取豪夺，保证农民赴时趋势，不误农时，同时也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可以说，王安石实行青苗法是以农民利益为重的，同时也是富国之举。可谓利国利民。王安石在鄞县当地方官时就曾经在一县之内实行过青苗法，并取得很好的效果。另外，陕西转运使李参也曾做过类似试验，数年之后，官府由粮储不足而转为廪有余粮。实践和理论都表明，青苗法会有利于限制大地主、大商人的盘剥，减轻农民一些负担，并能增加国用。按理说，此法是应该得到大臣们支持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青苗法所引起的争议和反对比均输法还要激烈。
制定青苗法时，在条例司内部就遭到了苏辙的反对。苏辙本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中坚力量，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官，与吕惠卿一同共事。但在均输法实施之后，他就表现了自己的忧虑之情。制定青苗法时，他又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把钱贷给百姓，并收二分利，本意是救民，实际并非如此。放贷款之时，官吏贪污受贿，虽有法不能禁。钱到百姓手里，虽良民也不免妄用，等到收纳本息时，虽富民不免逾期不还。到最后，则定要用刑惩处，州县定会生乱，社会将不太平了。”苏辙的见解也并不是丝毫没有道理，官吏确实有贪污受贿之嫌，百姓也有贷款容易回收难的可能。但是他的调子过于悲观，与王安石锐意改革的朝气格格不入，一怒之下，王安石免去了他的检详文字官职务，出为河南府推官。
但是，除苏辙之外，还有更多的人对此提出异议。富弼在出判到亳州之后，他在那里拒不推行青苗法。外任青州太守的欧阳修强烈要求朝廷停止散发青苗钱。翰林学士范镇也认为青苗法行于唐之衰世，不足以效法。其中苏轼和司马光不仅仅对青苗法有异议，而且对整个变法都提出了质疑。
苏轼为开封府推官，他向宋神宗上《万言书》，提出自己对变法的看法。他认为新设立的条例司，使本来就臃肿的官僚机构更加庞大；青苗法推行，将来必有暴官污吏以抑配法强迫百姓借钱出息，使孤贫不济之人铤而走险，成为社会的动荡因素。他对均输法也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均输法在汉武帝时就实行过，结果是严重破坏了商业的正常秩序，盗贼日盛，几乎造成社会动乱。简言之，均输、青苗法在苏轼看来是亏官害民，得不偿失。
对新法反对最为激烈的当首推司马光。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的分歧自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他们本来是一对好朋友，但是在如何变法、都变些什么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冲突。司马光认为，国家的财政困难在于冗费过多，应针对冗费实行改革。他认为王安石所主张的理财之道是盘剥人民，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言。他以节流理论为基础，对王安石实行了全面的否定。首先他建议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他说，国家要解决财力不足，应依靠原来的转运使、知州、知县等机构恭俭节用，如今却又增设新机构，以冗增冗，定会使国家更加危机，百姓骚动。其次散发青苗钱，不仅会使官吏倚仗权势，贪赃枉法，骚扰百姓，而且还会使常平使为了多散立功，不问贫富，按户强行抑配。贫者得钱后转眼就用完了，到时无钱偿还，为了躲避官府催逼，必四处逃匿。仅剩下的富户要偿还几家应交之钱，这样势必使贫者都逃了，富者也变贫困了。朝廷散发的数千万缗青苗钱，本来就是人民的血汗钱，而十年之后，富人家都变贫穷了，青苗法也被破坏了，国库也变空虚了，到时再遇上天灾人祸，势必造成老弱者转死沟壑、青壮年聚为盗贼。他建议朝廷趁着事态还没有恶劣，尽快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诸路常平使。他恳请皇上赶快下令追还青苗钱，对已散发之地，待丰收时催还本钱，也不要利息了，没发散的尽快停止，以免造成严重恶果。
司马光真情切切，衷心可表，神宗皇帝也不免为之感动。不过司马光也确实过于危言耸听，青苗法在执行过程中确实出现一些官吏不法之事，但此法是经过王安石等人仔细论证过的，而且局部试点已证明了它的成效，说明青苗法是可行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有一次，秀州（浙江嘉兴）判官李定，从家乡到京师，他先拜访了谏官李常。李常问他：“你从南方来，老百姓对青苗法都怎么议论啊？”李定回答说：“老百姓都说好啊，没有不高兴的。”李常立即封住他的嘴说：“当今朝廷正为青苗法争辩不休呢，请你千万不要讲这样的话。”
神宗召见李定，李定据实上报了，这使神宗坚定了推行青苗法的决心，对司马光的警告也就不予理睬了。可是，司马光还是觉得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与自己以节约开支为宗旨的理财理论相矛盾，并一直坚持着这一认识。所以他不但在神宗面前据理力争，而且还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对新法提出严厉批评。
面对如此激烈的政见分歧，王安石并没有沉默不言，他坚定自己的变法立场，给反对派以有力的驳斥。针对司马光的观点，他写了一封简明的复信，这就是有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他说：“今君实所说的，无非是我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而导致天下怨谤。而我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议订法令制度，经过朝廷讨论修正，再交给负责的官员去执行，这不算侵官；替国家理财，增加收入，不算征利；驳斥错误的言论，揭露巧言善辩的坏人，不算拒谏。而至于怨诽之多，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人们苟且偷生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多半不顾念国事，以附和世俗，讨好众人为善。当今皇帝要除此弊端，我就不再考虑反对者多少了，要出力帮助皇帝来抵抗，世俗之众哪能不气势汹汹地诽谤呢？”
王安石与反对势力的抗争，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神宗以行政手段将反对变法的人一个一个逐出朝廷。那个曾阻止李定说青苗法大快人心的谏官李常，看一计没成，又生一计，竟以莫须有罪名上告青苗法的危害，他说：“有州县官名义上散发青苗钱，实际一个铜钱也没发到百姓手里，却勒令老百姓归还利息，致使百姓怨声载道。”神宗一听，很是生气，便责问王安石是怎么回事，王安石追问李常，要他说明此事发生在何州何县，由何官将此事上报。李常一听，不觉瞠目结舌，因为根本就没此事，都是他捕风捉影胡乱编造的谣言。神宗明白了事情真相，当即将李常罢官。就这样，因诬陷、诽谤、攻击、疑虑新法而被免官的反对派不计其数。司马光也感到难以在朝廷安身，便也请求外任，神宗准他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
司马光离开后，朝廷内几乎是变法派的天下了。王安石看到经过自己与神宗的共同努力，变法终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他感到十分的欣喜。几十年的心血没有白流，自己的毕生夙愿终于得以实现，这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实现的呀！还曾记得，未遇明主时苦苦的等待，年富力强时壮志未酬的苦闷。还算是苍天有灵，在自己已即知天命之年，明君出现了，这曾使半百的老人怎样的兴奋，自己算是不枉此生，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了。然而变法之初，人们是那样的不理解，甚至毁谤、排斥，以无中生有的事实进行恶毒的攻击，即使是自己的故朋好友！这就是变法之难啊！如今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王安石也清楚地认识到，以后的路同样充满荆棘。
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擢升王安石为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大权在握了。皇帝对他十分信任，王安石自可以坐享功名和利禄，等待着青苗和均输之利，也可以减缓与反对者的冲突。但是，王安石没有这样做，他同所有锐意改革的志士一样，困境中勇于进取，成功时不骄不躁。他独掌重权之后，以大无畏的气概，将变法有力地推向前进。自1070年至1074年，一项项新法又相继颁行了。
北宋政权是在五代征乱基础上建立的，长期纷争割据，军阀混战，社会生产力已破坏严重。而北宋建国近百年的时间里，统治者一味加强中央集权，农民根本没有得到休养生息，农田水利破坏严重。再加上兼并横行，农民破产，耕地荒芜，社会动荡不安，这也是自仁宗时期改革呼声持续不断的重要原因。庆历新政，范仲淹还没来得及整顿农业，就在保守势力的一片声讨声中败下阵来。王安石却不同，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顶住了反对势力的强大压力，站住了脚跟，从而才使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有了得以解决的可能。
变法之初，王安石就深知农田水利是民生、政务、理财的关键所在，所以在成立三司条例司之后就立即派人到各地考察农田、水利、赋役状况，并于变法当年即熙宁二年（1069年）的十一月，颁布了农田水利法。招募流民垦荒，5年之内不入版籍。兴修水利，开挖沟渠，疏浚河道，所需费用，由当地住户依照户等高下出资出料，工程浩大的，政府出钱贷款。北宋政府曾拿出近16万贯钱支付水利工程。
农田水利法的收效十分明显，几年间，政府新开荒田废地达1万多处，共计3600多万亩。同时，治理了漳河、汴河、蔡河、滹沱河等河流。在治理黄河时，先后采用铁龙爪、浚川耙等扒疏工具，将河床淤泥扒起，使其顺着急流入海，或被冲上两岸，既达到了治河目的，又造出了良田。除此之外，还从石门到三限口开渠灌田达300万余亩。这些基本建设的实施不但在当时对发展生产具有积极意义，而且造福了子孙后代。农田水利法是利国利民的一项重要改革。
王安石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其中心环节就是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富国的目的。为此，他还制定了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一系列配套的改革措施。
北宋开国以来，政府采取不抑制兼并的土地政策，致使兼并日甚，田籍不清，豪族地主侵夺土地，农民失去土地却不能免去赋税，被迫逃亡各地，不但严重影响国家收入，而且激化社会矛盾。王安石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制定了方田均税法，也就是重新丈量土地，根据拥有土地的多少、土地质量的高低而征收土地税。这一法令的实质是增加国家税收，使赋税负担与土地占有的实况相符合，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但是它触动的是官户、富豪之家的利益，实施起来相当的困难，成效并不显著，元丰八年（1085年）废除。
市易法与均输法的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有异曲同工之效。即由国家出资，收买市场上因富商大贾操纵物价而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需要时，再以加年息一分或二分的利赊给普通商贩，限于半年或一年之后偿还。市易法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使豪商大贾们垄断市场的权利受到限制，政府增加了收入，小商贩也不至于遭受大商人的欺压，市场价格也能相对保持平衡，这对于当时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免役法是王安石着力最多的一项改革措施，因为它所触及的是非等闲之辈的利益。也正因为此，反对变法的浪潮又如潮汐般涌来。
北宋政府的服役制度是承袭前代，实行差役，也就是依照户等轮流在州、县政府内职役。差役制实质上仍属于力役制，是在两税之外，为解决地方官府的劳役需求而额外的加征，给人民造成沉重负担，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朝廷只知役使，无相应的俸饷月银，许多服役之人趁维持地方治安之机谋取外快。针对差役制的弊病，王安石经过两年时间的酝酿和试点、终于推出了免役法，也叫募役法。即将百姓轮流服役改为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此钱由管内住户按户等高下分摊。服役的人家交免役钱，就可以不再服役。而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户，如官户、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寺观户，都按等级减半出钱，叫助役钱。此外，在雇役征用的正额之外，还加收20%，称为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之用。募役法改差役为雇役，这在役制史上是一件重大改革。它使农民从役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有较充足的时间从事生产或经商，促进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这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但是，免役法触犯了特权者的利益，势必引起强烈的反对。
豪门贵族享受惯了世世代代的免役特权，如今硬让他们拿钱来雇人服役，使他们觉得很不舒服，虽然他们只需交原来应服役人所交的一半，对于他们来说，也算不上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但在他们的脑海里已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种成见，那就是平民百姓理应去服役。司马光作为他们的代表又出面了，他说：“原来役户轮流更换，还有休息时期，如今出钱免役，服役的人也就再无休息之期了。此外单户、女户等以前从来不服役，而且他们也没有余钱，而今却硬让他们拿钱，即使是鳏寡孤独之人也不能幸免。本来力气是人们生而有之，谷帛为人们耕桑而得，至于说钱，为官府所铸，非民众所私有。而现在制定免役法，就只是惟钱是求，惟钱是用了。丰年时百姓卖粮得钱可以交纳了，然而如遇灾年呢，就得被迫伐树、杀牛、卖田才能交得起免役之钱，如此，人们何以为生！这是对贫苦人民怎样的盘剥呀！”
司马光的论断从表面上看，似乎还有些道理，他认为人的力气是与生俱来的，最为廉价的，而粮帛金钱则是辛辛苦苦用劳力换来的，似乎是劳动所得要比自身气力昂贵得多。但关键的一点却被司马光忽略了，那就是劳动者本身是生产力的第一大要素，只有人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司马光也堪称是社会一大贤达，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关键问题。凡夫俗子、乌合之众随之叫嚣，一时间，以反对免役法为龙头的反变法浪潮又甚嚣尘上。
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确实出现过某种扰民弊病，反对派借此机会大肆渲染。青苗法颁布不久，又设置了诸路提举官。由于官吏素质参差不齐，确实出现了一些人们忧虑的现象。有些人往往为迎合王安石心意，尽力去多散青苗钱，以此求功。根据户等的高下不同强制抑配，最后竟造成富民不愿贷或者不愿多贷，而穷困之户想贷却贷不到，百姓对此十分不满。河北安抚使韩琦上疏说道：“臣依据青苗法的诏书得知：此法力在施恩于民，以防富商大贾趁青黄不接之际高息放贷，高利盘剥。如今执行起来，却按户等制定借款数额，而且三等以上户还可以多借。孰不知，上等户历来都是兼并之家，官府以三分利借钱给他们，实际上是放钱取息，与变法初衷相违背。此外，贫民贷款容易还款难，会出现许多连锁问题。陛下如果能躬行节俭以化天下，自然会国用有余，又何必派使臣纷纷四出，岂不令人费解。臣乞求罢免诸路提举官，一切依旧法行事。”
皇帝看过韩琦的上疏，有些吃惊，不禁皱紧了眉头，他把疏放在一旁，自言自语地说道：“韩琦还真是个忠臣，虽身在朝外，却不忘国事。朕开始以为青苗法可以利民，没想到竟害民如此。提举官怎么能硬行摊派呢？”王安石一听皇帝之言，不觉对韩琦怒火中烧，他深怕神宗动摇变法意志，影响变法的整个进程，于是针对韩琦所奏说道：“如果说桑弘羊垄断天下财货，以供皇上私用，可以称他为兴利之臣。而如今陛下行青苗法是为了资助百姓，至于说适当地收取利息，这也是周公当时所制定的法令，其目的在抑制兼并，赈济贫弱，而并不是为了满足私欲，怎能说臣是兴利之臣呢？”王安石说完，用眼睛的余光偷偷地看着神宗皇帝。只见神宗面无表情，这与往常王安石奏事之后皇帝都面呈喜色形成鲜明对比。王安石不免一惊，怎么，今日自己说的不对吗？莫非皇上对自己不满了吗？事实确实如此。神宗皇帝看了韩琦的上疏之后，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青苗法竟出现扰民现象，与自己的初衷相违，这使神宗闷闷不乐，对王安石的辩解也是充耳不闻了。这一次是皇上对王安石的首次不信任，也是王安石变法面临着更大阻力的开始。
面对反对势力的强大压力，若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就会失去坚强的后盾。于是王安石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战术，称病不出了。
王安石不上朝了，神宗便想起了司马光，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主持变法。司马光接到神宗诏书之后说：“陛下之所以用臣，是因为臣直言进谏，一心为国吧。然而只是给予臣高官厚禄，却不听臣之言，则是朝廷用错了人。如果臣只是以禄位自荣，却不能救民于水火，那臣与盗贼无异。陛下如果能取消制置条例司，追回提举官，不行青苗、免役法，那么即使是不用臣，也是对臣的恩赐呀！”神宗一听这话，立刻明白司马光已经和王安石格格不入了。虽然他也曾在英宗朝提出过以募人之法代替差役，其实质与募役法宗旨完全相同，但现在却不一样了，他已由最初的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转变为全盘否定变法，这对于还企图以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宋神宗来说是不能接受的。相比之下，还是王安石变法合乎自己的心意。
韩绛等人早已看出帝意，便劝说皇帝挽留王安石。王安石本来也并非真想辞官归田，君臣二人又一拍即合。王安石上殿谢恩，君臣相见，互相对视了良久，最后同时一笑。就这样，多少不快、隔阂以及委屈都在这相视一笑中化解、消融了。王安石对神宗说：“内外大臣、从官、台谏们，他们都企图破坏先王正道，而阻止陛下变法，所以才闹得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的。”神宗也认为是这个道理，便又与王安石相知无隙，王安石又坚定地踏上了变法之路。
韩琦见前功尽弃，便更加变本加厉谴责王安石引用周礼蛊惑皇上之心。于是，皇上下令：凡是韩琦奏文一律压在条例司内不予上报。神宗派遣二位心腹太监（也是王安石的死党），到各地考察了解实情，二人回来后，都极言变法乃民心所愿，而没有出现强制抑配青苗钱之事，神宗对此深信不疑。
久经磨难的王安石再一次经受住了风雨的洗礼，他的变法意志更加坚定，行事也更加果敢了。
王安石除了推行均输、青苗、免役等理财方面的变法措施之外，强兵也是神宗与王安石所追求的目标，于是推出了保甲法、保马法、省兵置将法等军事方面的改革。
宋太祖赵匡胤为防范武将专制其兵，创立了更戍法，官兵时常更换，结果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指挥不灵。同时冗兵问题一直困扰着宋廷，是百年来难以解决的症结之一。针对这一弊端，王安石实行改革，划定禁军防守区，不再将军队调来调去，并由固定将官，对禁军就地加以训练，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同时，裁并原军营、诸路厢军，限定军队人员，规定应役年限。至此，冗兵之数大减，军费开资大大减少，军队战斗力却有所增强。北宋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冗兵问题被王安石解决了，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改革。
保甲法是把农村民户按保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有两丁以上，出一人作保丁，对保丁加以训练，并逐步走向正规化。农忙时务农，农闲军训，既不误农时，又加强了地方武装，既减少了兵员，又加强了地方统治。保甲法成了王安石的得意之作。
保马法就是由保户养马，给予养户一定的报酬，但是养户要负担许多责任，诸如马死赔偿等等，而且还规定养马限额。它有利于政府的节省开支以及强兵备战，实现了利国之目的。
王安石在推行新法过程中，他深深地意识到有一批精明强干、热心改革人才的重要性，于是进行了教育和科举方面的改革。整顿学校，改组太学，把反对变法的学生统统罢退，统一编定教材，规定科举考试科目，为培养实用人才创立了良好条件。
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改革，在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到元丰年间（1078—1085年），中央和地方府库无不充盈，可以支付20年之用。北宋边防也得到加强，熙宁五年（1072年）即变法的高潮时期，经略安抚使王韶曾打败西夏，收复了200年前唐中叶以后失陷的熙河等5州、幅员2000里的土地，这是北宋历史上少有的胜利，是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局面的有力证据。
但是，变法终究是触动了大官僚地主阶级、大商人以及王公贵族的利益，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变法的阻挠，千方百计破坏变法，以达到最终取消新法的目的。虽有王安石坚决的斗争，但是终因反对派的势力过于强大，变法在风雨飘摇中倾斜了。
在古代，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对地震、山崩、星变等自然现象，长期得不到正确解释。反对派就是用灾异天变，天变降罚作为舆论武器，对变法进行破坏。
一天，王安石奏请皇上派人浚治漳河，这本来是件利国利民、造福子孙万代的好事。但是那个曾经说“祖宗之法具在，不须更改”的文彦博立刻站出来反对，他说：“只有百姓得以安宁，才可能一心务于劳作，国家财用才能丰足，而如今动众扰民，恐为不可。再者，漳河长久不修，也没见有什么坏处。而且即使是河流改道，不流向西，便流向东，十年河西，十年河东，此害彼利，此利彼害，还不都是一回事。”这番谬论简直是荒唐之极，他在不遗余力反变法中表现得是那么无知，神宗听了也觉得是无稽之谈，并没往心里去，治理漳河如期动工了。但是之后不久，京东、河北等地突然大风骤起，狂风怒吼，天昏地暗，直吹得人摇树动，三日不绝。人们都惊恐万分，连神宗皇帝也不知所措了。这时台谏官刘挚趁机对神宗说道：“陛下，如此恶风，乃是天降灾异，这是人们开工动土，惊动了天神，才使天神兴风作浪，降下灾祸。如果继续下去，以后不知还会有什么天灾降临呢。”神宗一听，立即惊慌起来，神宗虽然算得上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但在神秘未解、信奉神灵的年代，大多数人都信奉天命，神宗也不例外。如此狂风乱作，再加上刘挚之言，神宗感觉到这是上天对自己做错事的惩罚，于是下令停止漳河水利工程。王安石察觉到了反对派的用心，立即上疏神宗，指出天刮风是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并极言修漳河之利。神宗有所觉悟，收回成命，水利工程得以继续进行。这一风波算是过去了，但在宋神宗的心里，却留下了一道阴影，他对天的威力不免已产生了恐惧心理。
反对派等待机会，借题发挥，这样的机会终于又来了。1072年的一天，华山突然崩裂，京都再次哗然。文彦博又一次上疏恐吓神宗，他说：“这是因为实行市易法，侵犯了人民的利益，民怒，才使华山崩塌，这难道不是天在警告我们吗？”神宗一听，立刻又害怕起来。与此同时，又偏偏赶上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反对派更以所谓天怒人怨为依据，反对新法。神宗害怕天罚，为此坐卧不宁，忧形于色，常常长吁短叹，想将不完善的法律罢去。王安石反复开导神宗，跟他讲天鸣地裂、河水泛滥、石殒星移等都是天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而与人间事情毫不相干的道理，有时二者偶尔相遇，那只是一种巧合。至于水旱灾害则是常有的事，即使是唐尧、商汤盛世也在所难免，这不足以使人忧虑，当务之急就是只要做好人为之事就可以了。听了王安石苦口婆心的劝解，神宗深叹一口气，说道：“正是因为人为之事没做好，才使天降下灾害，这岂是小事，朕怎能不忧虑恐惧呢？”王安石那种天变不足畏的大无畏精神并没有消除神宗的疑惧，反对派抓住了可乘之机，大肆以附会之说动摇神宗，以达到罢黜王安石，废除新法的目的。
不久，天空有彗星出现。彗星在古代被视为妖星，反对派又以此大造声势，使神宗皇帝忧心忡忡。这时参知政事冯京上言说：“臣闻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是因为政府在成都设置博买务，控制百姓在市场的交易，如今又设立市易务，恐怕会引起同样的事件发生。”神宗一听立刻六神无主起来，他连忙下罪己诏，要臣下广为进言。这时已退居洛阳的司马光，看皇上有求退之心，连忙上疏，陈述朝政的6条失误，对新法予以全面的否定。他指出：“青苗钱，使百姓负担日重，而官府无所得；免役钱，聚敛百姓之钱，却养活了一批游手好闲之人；市易司与民争利，而实质是耗散官府财物；保甲法教民习武，疲扰农民；农田水利法，盲目破土，劳民伤财。总之，新法侵扰四方，得不偿失。”在司马光的眼里，新法已是一无是处了。神宗见司马光疏之后，对新法的利弊得失也开始怀疑起来。这种怀疑再加上来自后宫的强大压力，神宗皇帝终于动摇了。
后宫是皇上的生活起居之所，同时又是宦官施展计谋之处。宫廷内所需日用品，都由宦官从商人处购得，他们从中取得巨额回扣，中饱私囊。但自从实行市易法后，都要按市易务规定的市场价格出钱购买，这就堵住了宫中索财的重要渠道，因此他们在太后面前极言新法不便。日久天长，太后也就真的觉得王安石在变乱天下。一次，太监郑侠绘了一幅在旱灾之下流民扶老携幼图献给太后看，并说：“旱灾都是由王安石引起的，罢免了王安石，天必下雨。”太后和皇太后二人见图中百姓悲惨之状，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她们来到神宗面前，流着眼泪说：“王安石扰乱天下，快把他逐出朝廷吧！”神宗一时间不知所措，他连忙安慰太后，并点头称是。
神宗皇帝终于被反对派的强大攻势搞昏了头，他对王安石的信任动摇了，同时也怀疑起新法来。王安石见神宗已完全改变了主意，自己的努力已属徒劳，于是他请求辞去宰相之职。不知所措的神宗皇帝同意了王安石之请，任他为江宁府（今南京市）知府。
神宗皇帝终于在反对势力的强大压力面前败下阵来，他屈服了！怯懦了！让步了！王安石也第一次无能为力地退出了朝廷重地。
值得庆幸的是，神宗在王安石罢相之后，并没有使新法废弃，他任用改革派韩绛和吕惠卿继续推行变法。由于二人意见往往不合，于是韩绛密请神宗召回王安石。
被贬到江宁府后的王安石，心情也十分沉重，他想起变法以来的风风雨雨、艰难历程，不禁一阵心寒，反对势力怎么如此顽固，变法图强何其艰难！王安石没有因为丢弃相位而放弃理想，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将变法深入下去。为此，他养精蓄锐、藏器待时，并写诗作赋，修身养性。诗《登北高峰塔》就是他这时的成功之作，表现了王安石志趣高远、高瞻远瞩、不畏旧势力的胸怀和气概：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听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寄景生情，抒发自己的情怀。正在他急于想了解事态变化、变法实施如何的时候，皇帝下诏书召其回朝。
王安石见诏后，十分激动，为了彻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又鼓起斗争的勇气，决定在改革的道路上奋斗到底。他归心似箭，昼夜兼程，仅用了7天时间就回到京师，再度为相。
反对派初见王安石被贬，他们很是欣喜一阵。正当他们指望神宗废除全部新法之时，王安石却第二次任相了。于是他们再次把矛头指向了王安石，并企图将王安石置于死地。宗室赵世居被指控谋反后被诛，许多人都受到牵连，其中与王安石相识的术士李士宁就是其中之一。负责办理此案的范百禄以此大做文章，企图定李士宁死罪，然后株连王安石。此事多亏了副手徐禧及时发现并予以揭露，王安石才免于此难。
王安石见反对派之心如此恶毒，他真是有些困惑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反对势力为什么如此顽固？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他不免有些看淡了仕途，也有些看破红尘了。
变法的艰难还来自于变法派内部。吕惠卿是变法的核心人物，他对新法的推行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他有些专横跋扈，权欲很重，所以对王安石复相并不欢迎。不久他又与章惇一起贪赃不法双双被罢出朝廷。变法派内部分裂了，大大削弱了战斗力，也使王安石的改革锐气受到了极大挫伤。摇摆不定的神宗皇帝这时更加动摇了，对王安石也并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了，用王安石自己的话说，十句能听五句就不错了。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清楚地意识到再很难把变法推向前进了。
正当他日益消沉的时候，忽然传来爱子王雱病死的噩耗，王安石真是悲伤极了。在这种内忧外困的形势逼迫下，已届老年的王安石心灰意冷，看破红尘，再无精力和心思从事他的变法事业了。同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回江宁过退居生活去了。
王安石在披荆斩棘、奋战八年之后，离开了纷繁多变的政治舞台。在这不同凡响的八年里，他夜以继日，处心积虑，不以为苦；群诽并兴，众谤集身，终无所怨。这就是王安石高尚的品格！退居江宁之后，他寄情山水、训诂文字，编撰《字说》，作诗填赋，过着恬静的生活。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新法在宋神宗主持下继续推行，而且还对王安石基本没有触及的官制进行了改革，继承仁宗时范仲淹改革的某些做法，使北宋长期以来存在的冗官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历史上称之为“元丰改制”。它是王安石变法的继续。可以说，神宗皇帝是北宋开国以来守国明主，他不固守祖宗成法，立志对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积弊进行改革，这是北宋王朝所有守成帝王都不能比拟的。在守旧派强大的压力面前，他义无反顾地支持王安石变法，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使变法全方位地展开，并在王安石两次罢相之后，都使变法得到继续和深入，这不能不说是神宗皇帝的历史功勋。所以史家往往将王安石变法又称为熙宁变法是有道理的。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哲宗皇帝即位，朝中大权完全掌握在太后手中。她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立召司马光辅政。司马光把新法视为毒药，予以全盘的否定，新法被全部废除。
第二年的四月，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王安石悲怆地离开了人世。他走了，带着深深的失望走了。
这是北宋王朝的悲哀，这是历史的悲哀！一代伟人走了，一场宏大的运动销声匿迹了。一声春雷轰鸣之后，大地又沉寂了，天空又充满了阴霾。北宋的守旧势力是那么依恋积贫积弱的局面，终于使北宋政权一步步走向了衰亡。
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就这样以神宗皇帝的死而告终，这曾引起多少人的深思，它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究竟是什么？
毋庸置疑，在北宋王朝江河日下、风俗日败、国力日衰之时，在庆历新政殷鉴不远、人人自危、无人横刀立马之刻，王安石以异乎寻常的勇气和胆识，发出了“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呐喊，并在颇有远见的神宗皇帝大力支持之下，发动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变法图强运动。这种披荆斩棘、不畏樊篱、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斗志，使王安石，这位11世纪的改革家，名垂青史。王安石变法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遗产。它留给人们的教训正如它的经验一样，令人深思。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内进行，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熙宁变法时期，并没有实行政治改革，使之起到与经济改革相辅相成的作用，而且即使是后来神宗皇帝有所触及，也远非经济改革那么全面彻底。没有政治改革相配合，没有建立一支廉洁向上的官吏队伍，使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贪污不法之官，扭曲了变法的本来面目。重要的还在于，王安石并没有建立一个维护变法、保护变法的强有力的法律依靠，对反对变法、恶毒攻击变法之人只是罢黜、降职，给他们留有反扑之机。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家如商鞅、孝文帝等，都是以严格的法律为保障，才使变法顺利实施，并取得最后胜利。所有新与旧的斗争，都是极其残酷而激烈，新势力面对强大的压力和阻挠，不是依法镇压，使新法根深蒂固，就是屈服于旧势力的反扑之下，做无力的挣扎。这是政治斗争的规律，也是王安石与神宗变法失败的关键。
变法过程中，遭遇到如此众多坚决而顽固的反对者，这也是王安石变法所独有的。之所以如此，与变法本身有关。面对北宋长期以来存在的冗官、冗兵、冗费这些严重的社会弊病，许多仁人志士为此而苦恼，并努力去改变。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富弼、韩琦等都曾是庆历新政的旗手，以后的苏轼、司马光等人都为此而思考着、探索着。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形成了一种模式，要拯危救难就要解决这一社会弊端。三冗现象确实使国家积贫积弱，然而，王安石却别出心裁，绕过三冗之弊，把重点放在了开源理财、增加国家收入上来。这就引起人们一种不平衡心理，都觉得眼看明摆着的问题不予解决，却增设新的机构，推出利弊难卜的重大举措。而且随着变法的深入，新法本身演绎出的弊端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失误，使持不同政见者更加坚信王安石变法的不可行性，反对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再加上彻头彻尾的守旧派因变法触犯了他们自身利益而强烈反对变法的叫嚣，二者混淆一起，使变法自始至终在艰难中跋涉，最后的失败也在所难免了。如果说，王安石在酝酿变法或在变法实施过程中，能够考虑一下不同意见，汲取司马光等人的节流主张，在开源的同时对于国家痼疾冗费之患予以整治，那么变法将何其完美，历史或许能给予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政见的分歧影响了王安石集思广益、从谏如流，使他闭目塞听、一意孤行。
更让人悲哀的是，曾享有天下大贤美誉的司马光，在掌握政权之后，将自己禁锢于个人恩怨之中，甚至无视自己曾经有过的变法主张，他不是对王安石变法做调整、补充和完善，而是全盘地否定了！这是司马光一生最大的失误，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千古遗憾。
王安石，这一伟大的改革家，他没能使垂死的北宋王朝复苏过来、振作起来，王安石变法带给人们的一点希望之光，也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一样转瞬即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