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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春秋战国一大批有识之士艰苦卓绝的改革斗争，尤其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以后，封建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奴隶制为封建制度所取代，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劳动者从奴隶制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然而，封建盘剥的结果是农民最终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终于形成了富者家资巨万，而贫者无糟糠之食的恶劣局面。男子虽力耕，不足以粮饷，女子虽勤纺，不足以衣服，苦难深重的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虽有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仍无法解决这一十分棘手的土地问题。随着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一个特殊的阶层即大商人出现了。他们与地主阶级一道迅速扩充势力，强占民田、役使和盘剥农民，掠夺财货奴婢，其中一部分逐步发展成豪强大族，并成为官僚地主之后，便更加有恃无恐地掠夺土地。史载萧何曾在关中强制买下民间田宅数千万，霍去病为他的父亲买众多民宅奴婢，淮南王安后荼、太子迁等都曾侵夺民间田宅，甚至汉成帝也曾在民间私置土地。西汉中期以后，拥有三四百顷土地的大地主为数众多，一些人甚至已达千顷以上。例如武帝时酷吏宁成就买田千余顷，哀帝宠臣董贤得到的哀帝赐田就有2000余顷。
豪强地主名义上是出钱收买土地，实则是强取豪夺，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流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了依附于豪强地主的佃客。佃客向地主交租，同时还向政府负担徭赋，受着双重剥削。他们辛勤耕耘，不避寒暑，到头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父子夫妇不能相保，更有甚者，卖儿鬻女而沦为奴婢。西汉时期的奴婢十分多见，他们分官奴婢和私奴婢。官奴婢多数是罪人及家属，他们一部分在皇家苑囿、官营手工作坊及其他公共工程中服劳役。元帝时，仅皇室使用的官奴婢就达10多万人。私奴婢主要是破产农民及其子女，他们在贵族、官僚、地主、富商家中充当仆妾，或服各种杂役。西汉晚期，统治阶级生活极端腐朽，家中往往蓄有大量奴婢，以示富贵，以至于奴婢人数达百万以上。奴婢生无衣食保障，死无葬身之地。非人的生活使他们大量逃亡，并不断起来反抗，从而成了西汉社会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农民起义、暴动时常发生，到汉宣帝时，胶东渤海等地的农民暴动，发展到攻官寺、救囚徒、搜朝市、劫列侯的程度，连宣帝自己也不得不说：“百姓贫疾，盗贼不止。”西汉末年，汉政权更是险象环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汉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消除他们对西汉王朝的动摇之心，便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常制也放弃了。儒生京房曾问元帝为何如此，元帝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时局如此之乱，还讲什么制度不制度的了。”
除了社会如此动荡之外，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极其微弱。奴婢成了豪强的私有财产，随着奴婢的增多，税收也就越来越少，以至于国库空虚，国贫民穷，国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十日之储。
然而，面对这种困境，统治阶级仍浑然不顾，皇帝大兴土木，昏愦至极，官吏贪污奢侈，腐化成风。成帝为赵昭仪修建昭阳舍，尽其豪华；着手营建昌陵，企图与秦骊山之陵相媲美。皇帝如此，众臣争相效仿，互比淫侈。丞相张禹，每次宴请宾客，总是轻弦妙曲相伴，娇伎美女相陪，饮酒作乐，昼夜无别。至于外戚王氏更是奢僭惊人。到了哀帝时，灾荒连年，饥民遍野，西汉王朝虽已朝不保夕，而哀帝仍毫无收敛之意。他不但自己奢华极度，而且为宠臣董贤起豪宅，修冢茔，至于平时赐给董贤及亲属的金钱、财物也是动辄以千万计。统治阶级如此奢华，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却在死亡线上挣扎，起义、暴动此起彼伏，西汉王朝已摇摇欲坠了。
面对这种严峻的社会危机，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若拯危救难，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挽救这一岌岌可危的封建大厦。这一改革思想，以哀帝时师丹的限田方案最具代表性。
前6年，哀帝即位。哀帝刚刚即位之时，将原来的锦绣帷帐都换成绢布，人们感到这位新上任的皇帝很可能有振作之意。在这种情况下，辅政的师丹便乘机进言，指出了当时十分严重的社会弊端，提出了限田和限制占有奴婢数量的主张。哀帝觉得师丹所说确实在理，便让他与孔光和何武一同议定一个改革方案，以解决现有的危机。很快，方案制定出来了，内容是：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30顷为限，超过规定的都要没收归公；占有奴婢数根据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异，诸王最多不超过200人，列侯、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官。其他还有一些边边角角的改革，涉猎的面也很广。方案上交到皇帝手中，哀帝一看，觉得这些规定还真能解决一些问题，对自己的政权统治有利而无害。于是他便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拟好了诏书，准备颁发。
但是这一还没有发出去的改革诏书，立刻引起了权贵的群起反对，尤其是外戚丁、傅两家以及哀帝的宠臣董贤态度十分坚决。限田、限奴婢会伤害他们自身利益，他们怎能不反对呢？问题是这股反对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以至于朝廷上下几乎没有几个人支持这一改革方案。哀帝本来就不是什么振作自强、力挽狂澜之君，他看诏书引起权贵们如此不满，就连忙把诏书收起，不再颁发。师丹限田方案成了一纸空文。
限田方案破产了。西汉固有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西汉王朝的危机与日俱增。在这一紧要关头，王莽篡夺了汉家政权，建立了新朝。然而新莽政权不但没有挽救这一根深蒂固的社会危机，而是更加激化了矛盾，使整个社会变得一片混乱。新朝成了一个短命的王朝，在历史的烟波浩渺中荡然无存了。继王莽之后建立的东汉政权，更加旗帜鲜明地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到了东汉后期，政府日益腐败，门阀势力日益膨胀，豪强势力日益扩张，最后出现地方割据局面，中国进入了三国鼎立时期。
呈鼎足之势的魏、蜀、吴三国都励精图治，努力进取，试图完成统一大业。由于他们力量对比并不太悬殊，虎熊之争，难分胜负，谁也没能如愿。与此同时，三国各自为政，长期征战，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后有西晋短期统一，但由于西晋统治集团的腐朽、朝廷内外争权夺利斗争不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激烈，西晋很快就灭亡了。
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利用匈奴人民仇视西晋统治的情绪，在离石（今属山西）起兵反晋，他自称是刘汉政权的后裔，建国号为汉，并于316年兴兵灭了西晋。
刘渊自称是汉朝的后继者，建立的政权也叫汉，但身为匈奴贵族的刘渊，并不懂得缓和民族矛盾的重要性，相反他却采取胡、汉分治的办法，压迫汉人，使民族矛盾更加激化，政权的统治也很不稳定。318年，刘汉为刘曜的前赵所灭，此后几十年的时间，先后有石勒的后赵，冉闵的魏，鲜卑慕容氏的前燕、后燕、北燕、西燕和南燕等政权建立，最后由氐族苻坚建立的前秦统一了北方。383年前秦与东晋爆发了著名的淝水之战之后，前秦政权土崩瓦解，北方又重新陷入混乱。各小国又纷纷建立，彼此征战吞并，厮杀不断，人民苦不堪言，流离失所。正因为如此，北方各族人民急切地盼望着统一，等待着统一。是北魏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在很久很久以前，位于嫩江西北部的大兴安岭地区，居住着古老的慕容拓跋部民族。当时共有99个氏族的36个游牧狩猎部落（后来演变为8个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后来，有一个酋长叫推寅，他把整个部落南迁到大泽，也就是今天的呼伦池。后又传了8代，洁汾当酋长时，又向南移，经过大山深谷，九难八阻，最后终于到达了匈奴故地。258年，酋长力微率部移居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地区，由于当时曹魏政权从这里撤消了云中、定襄等郡，所以拓跋部才得以顺利发展。
此时的拓跋鲜卑，由于定居于汉人的集中区，受汉文化的影响极大，社会进步很快。当时酋长力微的儿子沙漠汗曾两次到洛阳去访问，在洛阳一共滞留8年，这8年使他更多地接受了汉文化，并决心回国后有所作为。但是，就在他归国的途中，那些守旧的部落大人们，怕沙漠汗回国后变革旧俗，竟无情地把他杀害了。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守旧势力何等强大，他们固守着本部落自古因袭的旧俗，十分恐惧着先进汉文化的影响和渗透。
西晋后期，猗卢建立了国家，取名代，从此拓跋鲜卑族也加入了北方征战的行列，但不久被前秦所灭。386年，道武帝拓跋珪重建国家，改国号为魏，建都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西南）。
拓跋珪是拓跋部的杰出人物，他息众课农，学习汉族的农业技术，使国家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征服了一些北方的游牧部落，俘获大批人众和牲畜，使拓跋部由此迅速强大起来。强盛的魏国开始东征西讨，首先大举进攻后燕，夺得并州，又东出井陉，进入河北各州郡，陆续占领了信都、中山、邺等重镇，基本平定了关东地区。
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期间，比较重视对汉文化的接纳和吸收。他曾命令吏部尚书崔宏通署36曹，置五经博士，增加国子太学生名额；又听从博士李先的建议，命令郡县搜罗书籍，送到平城；同时效法魏晋中正制，命令郡县举贤才以充实政府机构。他的这些措施无疑对北魏社会的进步以及加速封建化进程具有进步意义，使魏政权更加强盛起来。
从此以后，北魏威震北方。太武帝拓跋焘时，连年征战，进攻柔然，攻打夏国，并于431年，灭了铁弗部的夏国。432年，北魏围困北燕都城和龙（今辽宁朝阳），攻陷郡县多处，并迁徙燕民3万家到幽州。436年，北燕终于屈服于魏，将和龙宫殿焚烧，向东逃到高句丽而亡国。
北魏灭夏平燕，至此声威大震，从此以后，北魏大军，浩浩荡荡向西域进犯。437年，魏首先派使者到达西域，乌孙王亲自为向导，领魏使者到达破落那（即大宛）、者舌（即康居），其他各国也都遣使通魏，达16国之多。439年，魏太武帝亲自统兵进攻北凉，北凉灭亡。这样西晋末年以来的十六国纷争局面终于结束了，北魏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大业。
统一给社会带来的进步是无法估量的，战争的结束，意味着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人民的幸福。那么，在群雄称霸中，为何北魏一枝独秀一举夺魁，在各国纷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北魏政权在与中原接壤之后，受到了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汉文化的冲击，他们能面对时局，适时地调整统治政策，使拓跋部本身的氏族关系逐渐瓦解，并建立了封建统治秩序。与此同时，北魏统治者意识到了汉族地主对其统治的重要价值，极力笼络汉族上层分子。早在396年道武帝夺得并州时，就积极招引汉族士人，充实统治机构，并让崔宏等人立官制，制礼仪，定律令。431年，太武帝征招中原士族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几百人，给他们以官爵。北魏灭夏时，又得到赵逸、胡方回等儒生。灭北凉后，把河西儒生阚驷、索敞、胡仲达和祖籍中原的常爽、江式等人迁到平城，让他们教授生徒，整理经籍，考订律制，撰修国史，传播诗文，厘订文字，等等。
北魏政府之所以笼络一些汉族士人，这是对中原地区军事占领的需要，是政治统治的需要，甚至也是军事镇压的需要。
但是，拓跋贵族与汉族地主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除，这种矛盾有时甚至很尖锐。道武帝灭燕后，强徙境内守宰、豪杰、吏民2000家到平城，就是为了加强对汉族地主的控制，消除他们的反抗意图。明元帝诏征各地豪强地主入京为官，州郡对被召的人加以逼遣，酿成了很大的骚动，直到太武帝时，还有一些关东地主不愿出仕，把到平城做官视为畏途。太武帝最亲信的汉人士族崔浩，由于反对北魏与南朝为敌，又提倡族姓门第，竟惨遭杀害，株连九族。
北魏统治者对汉族地主怀有极大的戒备和敌视心理，对反抗他们的汉族以及各族人民则更是无比的仇恨。北魏与后燕的参合陂一战，后燕无数士卒降魏，都被坑杀。在太武帝攻打刘宋时，他们不但杀尽丁壮，而且毫无人性地刺穿婴儿于槊上，然后开怀大笑。替他们征战、卖命的非鲜卑族士兵命运也同样如此，每次战争，鲜卑族骑兵都强驱徒步前进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士兵，使这些人即使不死于敌手，也丧生于鲜卑骑兵的铁蹄之下。当魏猛攻刘宋盱眙时，太武帝致书宋将臧质说：“围城的兵尽是氐、羌、匈奴和丁零，如果你军杀死他们，正可以减少北方各地的反魏力量，对北魏没有什么不利。还是请你军快快投降吧。”这是何等赤裸裸的表白啊！民族歧视使被征服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是以民族征服和军事掠夺为基本目的和主要内容的，每次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后，北魏统治者都要把俘虏赐给鲜卑贵族、功臣，充当奴婢，或者充作政府的军户、隶户、牧子、伎作户和杂户，等等。奴隶终年衣不遮体，食难果腹，还经常受到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军户、隶户、杂户等各种依附户受到北魏政权的严密控制，为其服各种杂役，生活也极其贫苦，而且世代相袭，永无翻身之日。
北魏统治者对汉族以及各族人民实行如此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这不能不激起了各族人民强烈的反抗。
从北魏建国到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各族人民的起义多达80余次，从逃亡、抗租、射杀官军，到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各民族的人民还经常联合抗争，如445年的盖吴起义就是各族人民联合举行的一次大规模武装斗争。魏孝文帝即位后，农民暴动几乎连年发生，太和元年（477年），秦州略阳王元寿起义、怀州伊祁苟初起义，太和四年（480年）雍州氐民齐男王起义、洮阳羌人起义、徐兖地区司马朗之起义，太和五年（481年），平城沙门法秀密谋利用宗教作掩护聚众起义。
各族人民方兴未艾的反抗斗争，迫使北魏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如何缓和与各族人民的尖锐矛盾。与此同时，正因为如此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北魏的政权统治已岌岌可危了。这使统治者意识到，要想继续在中原地区统治下去，就必须改变鲜卑旧俗，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进行彻底的汉化改革。魏孝文帝拓跋宏完成了这一伟业。
469年的一天，北魏的都城平城热闹非凡，这里正举行册封大典，3岁的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小小的孩子什么也不懂，他的祖母也就是献文帝拓跋弘的母亲冯氏冯太后，在一旁微笑着，向前来祝贺的文武百官点头致意。群臣们都知道，眼前的这位太后才是当今政权的直接操纵者，献文帝确实郁郁不得志。正因为此，皇帝厌倦了这个没有实权的权力，两年之后，将皇位传给了年仅5岁的拓跋宏，自己做起了太上皇。
孝文帝即位之后，一直由冯太后辅政，20年后的490年，冯太后病故，孝文帝才独掌朝政。可以说，冯太后对孝文帝的影响十分巨大。
冯太后，即文成文明皇后，她生于长安，是汉族人。冯太后的原籍在今河北冀县，也就是当时的长乐信都。十六国时期，他的祖父冯弘和伯父冯跋都曾是北燕国的国王。北燕灭亡后，父亲冯朗降魏，后来曾担任过秦、雍二州的刺史，姑母成了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昭仪。不久，父亲冯朗因反叛被杀，她便入宫由姑母抚育成人，14岁被选为魏文成帝拓跋濬的贵人，后来因为她的知书达理、有胆有识而被立为皇后。
由于家庭的熏陶、教育，使她通晓汉族传统文化和封建治国经验。冯太后躬亲抚养孝文帝长大成人，她完全用汉族文化、儒家经典来培养孝文帝，以至于使孝文帝从小就雅好读书，手不释卷。所学范围也十分广泛，五经之义、诸家史传、庄老之学等等无所不包。他才华横溢，好作文章，诗赋铭颂，随口吟来。对于一位少数民族的封建帝王来说，汉学水平达到如此程度，实在是难能可贵。
孝文帝的成长与冯太后的教育丝毫不能分开，正因为如此，他对冯太后既尊敬又孝顺，在他亲政之前，事无巨细，都要禀报太后，“请祖母决策”这是他常说的话，每当大臣们让他裁决时，他都这么讲。
冯太后确实非一般的女流之辈，她具有一位政治家的才干和素质，足智多谋，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当机立断，因此威震四方。正是由于冯太后潜移默化的影响，孝文帝也成了一位深慕华风的封建帝王。
历史发展到祖孙二人统治时期，这个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王朝，已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了。时代在呼唤改革，呼唤用先进的汉文化来根本改变这个征服民族所固有的落后，于是冯太后、孝文帝的改革应运而生。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以吏治的改革拉开了帷幕。
北魏初年，这个以军事统治为主的政权，由于每发动一次战争，便将战利品分给部将，长此以往，就形成了百官断禄制。没有俸禄的结果，是使他们尽情地搜刮、掠夺，中饱私囊。统一北方之后，由于很少发生战争，官吏们得到的封赐相对减少，这又使贪污腐化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太武帝时，派平南将军公孙轨到雍州征收粮饷，公孙轨借机每户多收绢一匹，贪污为己用。公孙轨死后，太武帝对崔浩说：“上次我出行到上党，沿途百姓都说，公孙轨不但受贿，而且纵贼，以致现在余奸不除，这都是公孙轨造成的。他刚上任时，是骑着一匹马，自己拿着鞭子来的，等到卸任时，竟从车百辆，满载而归。此人幸而早死，否则我定治其灭门之罪。”由此可见，官吏的贪污之风是何等盛行，北魏的官僚政府是何等腐败。
针对这种状况，魏太武帝曾采取严惩的办法打击贪官污吏，但收效不大。孝文帝太和初年，官吏们仍横征暴敛，不思利民之道。冯太后也曾试图以严惩来煞住贪污之风，她于太和三年（479年），曾把贪赃不法的秦州刺史尉洛倍和雍州刺史宣都王日辰处以死刑。但是这一临时性的打击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制止官吏的贪污之风。这使冯太后敏锐地意识到，对官吏实行断禄是官场腐败的根本原因。于是，她在太和八年（484年）实行班禄制，即给百官以俸禄，这样，孝文帝为帝时期的改革政令出台了。
班禄令规定，官吏以官职的大小而给予不同数量的土地和谷调，即给予俸禄。其中刺史给土地15顷，太守10顷，别驾8顷，县令郡丞各6顷。同时颁布了严惩贪赃枉法的新法律，只要贪污1匹绢就要处死刑。以此表明朝廷整治吏治的决心。
从常规来看，政府给官吏以俸禄，解决官吏的生活之需，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应该使百官拍手称快才对。但实际上，政府给的俸禄，哪抵得上官员平日贪占搜刮所得！皇亲国戚、达官显宦们攫取巨赃的门路被堵死了，他们自然要跳出来反对。
孝文帝的舅爷、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反对最甚。李洪之长期以外戚显贵自居，早已养成了贪婪暴虐的恶习，家资上亿，生活奢侈无度。班禄制实施后，他照例贪赃无误，自以为是皇亲国戚，冯太后也不会拿他怎样。冯太后考虑到了他的特权地位，但是正因为此，她要杀一儆百，以利于变法的进一步推行。李洪之事情败露之后，被戴上了枷锁，迫令自杀。
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冯太后和孝文帝不但没有退却，相反却义无反顾地行使法律的尊严。同年秋，又对文武百官进行严格的审查，有40多名地方官员被处以死刑。如此的严刑酷罚终于暂时煞住了官吏的贪污贿赂之风，使官场风气大为改观，吏治改革取得了明显效果。
但是，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的，在达官贵人的心中，一直难以忘怀以前的那种强取豪夺，富贵荣华。如今屈服于政府的法律，不得不克制自己贪婪的欲望，心里真是难受极了，他们真希望能早一天恢复断禄，取消俸禄制，重新找回自己的奢侈豪华。他们努力想使梦想变成现实，终于有一天，他们的代言人淮南王拓跋佗站出来说话了。
一次早朝，拓跋佗启奏道：“臣启陛下、太后，自从实行俸禄制以来，惩处了众多国家命官，致使官吏怨言很大。而且给官吏俸禄，增加了人民负担，人民也十分不满。既然此制度如此不得人心，臣请求恢复断禄制。”
冯太后知道拓跋佗对俸禄制不满，于是就针对这一问题让群臣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这时只见中书监高闾说道：“在饥寒难挡的情况下，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其子。现在给官吏俸禄，则廉洁的人可以不至于过于清贫，贪婪的人受到了约束。如果不给俸禄，则贪者肆无忌惮，廉者不能自保。而淮南王说恢复旧制断禄，那么请问，取消俸禄，你将以何为生呢？”
这一问，把拓跋佗问得面红耳赤，站在那里一声都不敢言语了。冯太后和孝文帝听了，心里很高兴，这表明朝廷内并非都是贪官污吏，还有廉洁正直之士支持着改革。他们看到班禄制已深入一部分官吏的心中，更坚定了变法的决心和信心。
班禄之争，使冯太后和孝文帝充分认识到，官吏的素质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他们继实行俸禄制之后，又制定了厘定官制、调整结构、考核官吏等一系列措施，使北魏政权机构日臻完善。
如此彻底的吏治改革，使各级官吏都能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汉族地主中许多有才学之人也能充实到北魏政府中来，使北魏政府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吏治改革的成功，为经济领域里的全面改革以及全盘汉化奠定了组织基础。
北魏初年，政治矛盾层出不穷之外，经济上也危机四伏。十六国时期，由于长期割据战争，使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北魏统一后，曾采取劝课农桑等一些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到孝文帝时期，仍有大面积土地荒芜。同时，百姓流散，强宗豪族肆意侵凌，他们乘机兼并土地，包庇荫户，形成宗主督护。政府所掌握的户籍不实，国家的税收无几。针对这种状况，冯太后和孝文帝进行了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租调制等经济领域的三大改革。
485年，北魏政府颁布了均田令，对国家土地实行再分配，以期发展农业生产。均田令规定了15岁以上男子可受露田40亩、桑田20亩，女子受20亩露田。与此相对应的赋税制度也做了调整，即一夫一妇每年出帛1匹、粟2石。这样，均田与税收都是以一夫一妇为个体单位，形成了新的组织结构。同时接受了李冲的建议，改变过去的宗主督护制，而实行5家立1邻长、5邻立1里长、5里立1党长的三长制度。邻长、里长和党长的主要职责是检查户口、催督租调、推行均田，从而形成了新的地方行政组织。三长制与均田、新租调制三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对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税收都极其有利。
但是，三项改革对于作为地方豪强的宗主贵族来说，无疑是一种权力的剥夺。他们所兼并的土地没有了，他们所庇护的人丁没有了，他们曾经拥有的权力也被取消了，这一切都使他们感到十分气愤，于是在一开始便激烈地反对。
一天，朝内中书令郑义、秘书令高祐、著作郎傅思等发起了攻势。高祐首先进言道：“臣启太后、陛下，李冲所主张的立三长制，实际是欲使天下混乱之法。它听起来似乎可用，但实际上却很难执行。”郑义接着说道：“臣的意见也是如此，三长制是不切实际之想。如果不信臣等之言，可以先试行一下，只有失败了，才知道臣等说的不错。”傅思也连忙补充说道：“实行旧制，为时已久，如今一旦改制，恐怕会致混乱。”
冯太后闻听此言，不容辩驳地说道：“立三长制，则课赋都有了统一的标准，可以把被包庇的荫户查出来，使豪强地主不再存侥幸心理。这种制度有万利而无一弊，有什么不可以实行的呢？”
大臣们见太后如此意志坚决，而且也知道太后向来行事果断，赏罚严明，尤其是前时对李洪之的惩罚还清晰地记忆在人们的脑海中，所以他们都害怕起来，再也不敢言语了。这样，在太后的坚持下，三长制以及均田、新租调制等改革措施得以彻底地贯彻，并在其后不久，其优越性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经过前期的改革实践，在冯太后和孝文帝的艰苦努力下，抵制了反对派的一次次非议，不但对官吏实行了班禄，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彻底的吏治改革。新的经济改革也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增加了政府收入，增强了国力。政治、经济改革的成功，也缓和了北魏业已存在的十分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面临危机的北魏政权可以坚实地屹立于中原大地之上了。
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因病去世了。这对于年仅23岁的孝文帝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旧贵族们开始蠢蠢欲动，他们要借此机会，取消新法，恢复旧制。
冯太后去世之后，孝文帝郑重向大臣们宣布：太后之制不变！太后法律不变！这个年轻的皇帝，不但继承了冯太后的改革精神，而且把改革更加深入地推进了一步，使拓跋鲜卑进行彻底的汉化改造。
可以说，冯太后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她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抵制住了种种压力，对一个野蛮的、尚武的少数民族实行了一系列的改制，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更主要的是，她亲手培养了一代圣主明君，使鲜卑民族汉化的理想早已在她的继承者心中扎下了根，而这正是她的事业得以继承和发扬的重要因素。
孝文帝亲理朝政后，决定把祖母的改革事业深入下去。当时，宗室贵族的势力太大，北魏宗室及功臣子孙中被封王的很多，他们常常仗势胡作非为。孝文帝为削弱他们的势力，下诏道：“除了烈祖的后代以外，各王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但官品如旧。”
在首都平城，孝文帝躬亲助耕，以鼓励生产。皇上刚刚举起一锹土，立刻被风吹起，吹得满身、满脸全是沙土，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使人们无论怎样努力，这里的农业生产效率都很低。相反，黄河流域在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之后，便迅猛发展起来，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这些都使孝文帝感到，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已经有些鞭长莫及了。
就在孝文帝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下，一天，中书监高闾对皇帝说：“凡是帝王无不以中原为正统，我朝也应依据儒家的阴阳五行，定为土德。”皇帝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是聪明的孝文帝在他的启发之下，一下子悟出了另一层内涵，那就是连高闾自己也没有想到的，迁都中原。
孝文帝忽然间豁然开朗了，是啊，为什么以前就没有想到呢！本来吗，平城是在军事掠夺的过程中构建的，整个都城都被尚武的氛围所笼罩着，这里极适于用武，而不适于文治。在武力统一北方之后，只有一种稳定的、祥和的气氛，以文治国，才能使政权长治久安。而且平城是鲜卑贵族保守势力的老窝，如想在这里继续深入地移风易俗，恐怕会难上加难。更何况，平城北部柔然不断侵袭，很不安宁。看来，只有迁都，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但是，孝文帝清楚地知道，迁都可是牵系着鲜卑人根本利益的大事，他们贪恋本土，难舍在故土的既得利益，如果贸然行动，他们必定会群起反抗，迁都之事定难成功。于是，一个周密的计划在孝文帝的心中形成了。
493年五月的一天，孝文帝与群臣商议，大举伐齐。他说：“商汤、周武王革命，都是应天顺人。现在，朕要行汤、武之志，进兵齐国，一统天下。众卿意向如何？”群臣一听，又要发生战争了，心里虽不赞同，却也不敢发表反对意见。但是，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道：“今齐国还未见灭亡之兆，依臣看，陛下出师远征，并不是很吉利。”孝文帝厉声说道：“国家社稷乃是朕的社稷，任城王你还想违背朕的意愿不成？”拓跋澄毫无畏色地说道：“社稷虽为陛下所有，但臣也是社稷之臣，怎么能明知陛下所为对社稷不利而不加以阻止呢？”孝文帝知道任城王有理，但他真害怕任城王会影响他的行动大计。过了许久，孝文帝才说道：“人各有志，何必要大伤感情呢！”
孝文帝在实施他的计划的第一步，就遭到了忠诚之臣的反对，他感到有必要与任城王说个清楚，他想如此直言进谏之臣一定会全力支持自己宏伟事业的。回宫后，孝文帝便立刻召见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对他说道：“刚才大殿之上，朕怕人人都反对我，阻挠我的大计，所以才对先生声色俱厉。”他让身边的人退下，继续说道：“我国兴自朔北，徙居现在的平城，这是个用武的地方，而不适合以文治国。现在朕想移风易俗，而道路却十分艰难，朕想借这次南征之机而迁居中原，不知卿以为如何？”
任城王一听，恍然大悟，原来皇帝是志在迁都，以利于更好地移风易俗，他这位忠正之臣自然是非常赞同。他说：“陛下原来是想定居中原，然后经略四海，这是行周、汉兴隆之举，臣自当竭力相助。”
孝文帝见任城王果然赞同自己，心里自然很高兴，于是便跟他商量道：“北人恋故土，他们对此一定会极力阻挠，该怎么办呢？”任城王说道：“此乃非常之事，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做到。陛下出自一片圣心，他们也奈何不得。”孝文帝由衷地说道：“任城王，你真是朕的知己啊！”
孝文帝这回有了任城王拓跋澄的支持，他的行动便顺利多了。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魏孝文帝亲率30万大军南下伐齐。
九月的天气，正是秋雨连绵。30万大军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着。这时探马来报，前面就是河南洛阳城了，众人一听，无不兴奋已极。到了洛阳这一落脚点，可得好好歇歇了！这些人已经是人困马乏，疲劳不堪了。然而，当大军刚一到洛阳，孝文帝就下令：“继续南下，不得停歇！”
此令一下，众将士都吃惊不小。这时，李冲等人跪在孝文帝马前，流泪苦谏：“陛下今日之举实为天下所不愿，而唯独陛下坚持南征，臣等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冒死请求罢兵。”
孝文帝大怒道：“朕刚刚经营天下，立志要一统全国，而卿等却屡次阻挠。你们都不要再说了，否则就要治罪。”
这时早已受不了长途雨中行军折磨的众将士、臣子，都一起跪下，齐声说道：“恳请陛下罢兵。”孝文帝看到元老众臣们已经中了自己的圈套，便说道：“现在我们兴师动众，率30万大军南下伐齐，如果无功而归，何以见世人？朕世代深居朔北，早想南迁中原，如果依照众卿之意不再南伐，那么就应迁都于此。众卿之意如何？”
正当大臣们不知如何是好之时，孝文帝又命令，要他们立刻表态，同意的站左边，不同意的站右边。心腹大臣们率先纷纷站到了左边，许多大臣心里虽不愿迁都，但是一想到如果南伐，不但路途艰辛，而且更害怕在刀光剑影的战场厮杀中丢掉自己的性命，两者权衡，他们就不得不同意迁都之举。
当然，也有大臣当场表示反对。燕州刺史穆罴就对孝文帝说：“迁都事关重大，依臣看，恐怕不可。”孝文帝问：“为什么不可？”穆罴举出了几条十分可笑的理由，说什么，四方未定，九区未平，征伐之举得需戎马，如到中原则没有马，等等。实际上他自己也不知为何不能迁都，只觉得应该不能。孝文帝听了，就问大臣们：“还有谁有异议？”尚书于果、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都说不明白孝文帝为何要迁都。孝文帝和颜悦色地给予了解释，他们也就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
就这样，孝文帝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以非常的谋略，终于使迁都这一保守势力定会全力阻挠的大事，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孝文帝在洛阳的首场演出以成功而宣告结束了，他命人快马加鞭，在洛阳修筑宫殿，做定都的一切善后工作。
然而，对平城该怎样交代呢？孝文帝心存一丝忧愁。他有些担心那里的守旧贵族会聚众造反，但他转念想到手中握有的权力，便又恢复了自信。
当任城王返回旧都平城，向留守在那里的鲜卑贵族宣告迁都之旨时，众人无不十分惊骇：原来孝文帝南伐是假，迁都是真！这消息太突然了，任城王拓跋澄只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经据典，对他们进行开导工作。经过一番思虑之后，他们觉得皇帝既然已经将生米煮成了熟饭，自己再反对也无济于事了，莫不如就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吧。大多数贵族准备南迁，平民百姓在经历了最初的震动之后，也开始迁徙。
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多种利益的制约，有少数人坚决反对南迁。于是，便发生了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叡、安乐侯元隆等人密谋反抗之事。
穆泰等人接到皇帝的迁都令之后，大为不满，便在一起商量，如何抵制南迁。上书反对已毫无意义，拒不南行，也不能允许。于是，他们铤而走险，聚众反抗。
穆泰等人的反叛，令孝文帝十分忧虑，他对任城王拓跋澄说：“穆泰图谋不轨，引诱宗室叛变，这都是因为迁都造成的。北人恋旧，如此的南北纷争，朕恐怕洛阳要立不住了。现在朕派你快速北进，如果反叛势力薄弱的话，你可以直接擒获，如果他们势力强盛，你就征调并、肆二州的兵力进行镇压，虽然他们是王爷犯法，但这关系到社稷安危之大事，请爱卿不要手软。”
拓跋澄见皇上信任自己，很激动，便说：“穆泰等人本来是愚蠢之人，他们只是依恋北土，而并非有什么远图。臣当尽心尽力，平定叛乱，请陛下勿忧。”
于是拓跋澄出兵恒州。当行至雁门时，有人报告说，穆泰已西据阳平，而且弓强马壮，屯兵据守。拓跋澄知道后，便快速向阳平进发。右丞孟斌对他说：“依我看形势不可低估，应征召并、肆兵力，然后步步为营，向前进攻。”拓跋澄不这么认为，他说：“穆泰既然叛逆，就应该据守他所在的恒城，而他却转为守阳平，说明他的兵力薄弱，我们应该快马前进，出其不意，定能平定叛乱。”果然，他派李焕为先锋，便擒得了穆泰，其他党羽被俘，陆叡、元隆等百余人皆入狱。
穆泰等保守势力的反抗被平息了，孝文帝成功地完成了迁都大业。但是，守旧的鲜卑贵族恋旧情绪却很难一下子扭转，以至于发生了太子恂带头企图逃离洛阳之事。
太子恂，平时就不爱读书，不明大礼，又因为长得膘肥体胖，很受不了洛阳夏日的酷暑炎热，整日拿把扇子，东游西荡，无所事事。一想起平城的凉爽，不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时常怀念着北方，追忆着北方。太子的思绪正迎合了大部分念旧思故、反对迁都之人的心理，很多人就利用太子向孝文帝发难，这对在洛阳的统治极为不利。
当时的中庶子高道悦曾多次告诫太子要支持父亲的事业，洁身自爱，以免生出祸患，可太子就是不听。孝文帝出行松岳，令太子留守洛阳，他便企图乘此机会逃奔平城。太子召集了一些人马，杀了高道悦，准备从西掖门出城。但守门将军拓跋俨把守严密，太子没有成功。
第二天一早，早有人飞马报告孝文帝，孝文帝一听，脸都气白了，他从没有想到自己的亲生儿子、今天的太子、未来的皇帝竟然公开反对自己！太子不支持自己的事业，那么太子即位后，所有的改革事业都将前功尽弃，自己毕生的心血都将化为乌有，想到这，孝文帝不禁一阵心寒。他不允许任何人阻止自己的改革步伐，即使这个人是自己的儿子，为了使变法顺利进行，孝文帝决心予太子以严惩。
孝文帝当即火速回京，立刻召来太子。太子垂头丧气地刚一走进殿门，他便大骂太子不孝，并亲自下殿杖打太子。事后，孝文帝和群臣商议是否废掉太子，太子的老师穆亮和李冲连忙跪在孝文帝面前，苦苦地为太子求情，并摘下帽子表示要替太子受过。孝文帝见二位老臣如此忠心耿耿，不免有些感动，但为了自己矢志不渝的变法事业，他必须执法严明，惩罚太子以警戒国人。于是他说道：“二位爱卿为太子求情是因为私人的感情，而朕所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古人云，大义灭亲。现在太子企图违父背尊，逃归朔北，天下哪有这样无父无国之人？你们何必要包庇这样的人。此小儿今日不除，乃是我国家之大祸，朕决心已定，你们就不要再说了。”
众人见孝文帝如此大义灭亲，也就不敢多言了。孝文帝将太子恂废为庶人，并派人看守。后来中尉李彪又密奏说太子企图谋反，孝文帝一怒之下，便将其赐死。这样，太子拓跋恂结束了短暂的15岁生命。
孝文帝以赐死太子为代价，稳定了新都洛阳的局势。保守势力看到孝文帝对儿子都不放过，他们再不敢起来反抗，也就安于定居洛阳了。
然而，迁都洛阳，并不是孝文帝的最终目的，他要使鲜卑族达到彻底的汉化，并为此继续不懈地努力着。
语言是交流的重要工具，鲜卑人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迁都之后，不同民族之间的人民很难沟通，更不利于鲜卑人对汉文典籍的学习、研究，不利于汲取汉族丰富的文化营养。孝文帝决定改变这种状况。
495年的六月，孝文帝下令：“朝廷内任何人不得说鲜卑话，违令者，必免官罢职。”此令一下，朝廷内外立刻就像炸了锅一样。这些朝中大臣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说的是鲜卑话，如今一下子要改变它，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孝文帝也看出了这一难度，便做了调整，他以30岁为界，凡30岁以下的必须用汉语交谈。
但是，即使这样，人们也觉得很难接受，于是孝文帝与大臣们做了一次长谈。
孝文帝召见众臣，他说：“众爱卿，你们想不想让我们魏朝与历史上的殷周齐名、与汉晋并美呢？”
咸阳王拓跋禧连忙说：“陛下圣明御运，实愿赶超前王，留名青史。”
孝文帝接着问：“如果这样，那么怎么才能实现这一愿望呢？是修身改俗呢，还是因袭旧制？”
拓跋禧回答：“应改变旧俗，以成欣欣向荣之势。”
孝文帝又问：“这种局面是只停留在一代，还是要传之子孙久远呢？”
拓跋禧说：“当然是要传之后世万代了。”
孝文帝于是说：“既然是这样，一定要改革更新。众爱卿应适应这种改弦更张，不应违背！自古以来的各种典章制度以及经史子集，无不是用汉语写成的。我们鲜卑人只有断北语，行汉礼，才能与中华民族宏大的文化融为一体。我以30岁为界，30岁以下的必须都说汉语，你们都要牢固地记住。长此以往，渐渐地形成了一种习惯，就能风化日新了。如果仍袭旧俗，恐数世之后，洛阳之地到处都是披发之人了。你们觉得是这个道理不？”接着，他又说：“朕曾经与李冲论及此事，李冲说：‘四方之语，哪有什么谁是谁非，皇帝所说的就是正音，何必要改旧从新呢。’李冲说这话，应判死罪。”
李冲一听，吓得直冒冷汗，这时又听皇帝点自己的名，说道：“李冲，你肩负着国家社稷之重任，说出如此守旧之言，按理应该惩处。”
李冲连忙请罪，众大臣也都帮着讲情，才使李冲得以免罪。孝文帝如此认真的态度，使得朝廷内上下有了统一的认识，这项改革得以顺利实施。断北语，说汉话，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鲜卑人的汉化过程起着促进作用。
汉话在鲜卑人的口中倾吐自如了，而满口汉话的鲜卑人如再穿着旧有的胡服，则显得很不协调。鲜卑族久居北方，以狩猎为生，男人编发左衽，妇女则穿着夹领小袖短袄，头戴小帽。孝文帝也要改变这种生活习俗。他让尚书李冲和冯诞、游明根、高闾等人反复讨论改革方案，并让巧思多艺的陆少游花了6年时间研究汉族服装样式。当汉式服装定型后，孝文帝立即下令，不分男女，一律改穿汉装。这样朝廷内外，焕然一新，朝野上下，宛若汉人集居，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入。
但是，习惯势力总是要对新事物进行顽固的抵抗。有一部分鲜卑贵族始终不愿改变旧的习俗，其中元老拓跋丕就是其中最为坚决的一个。他认为自己一生一世都在继承祖业，如今老了，很难改变早已形成的生活习惯。孝文帝很尊重他，因为他是元老重臣，更主要的是，他支持别人都服汉服，孝文帝特许他一人可以穿着鲜卑服装入朝。这是孝文帝网开的一面，而对其他人的恋旧行为，他都予以坚决地取缔。有一次，他从前线返回洛阳，看到有些鲜卑妇女仍然穿着夹领小袖的胡服，就把留守京城的官员叫来大加训斥一顿，他说：“昨天我看见一些妇女仍穿胡服，我外出时期，你为何违背诏令？”留守官吏连忙请罪，并表示督察此事，以功补过。过了一段时间，孝文帝有一次去邺城，他发现车上的人仍然戴冠帽着小袖襦袄。他十分恼火，立即将任城王拓跋澄叫来，严厉指责他身为尚书，为何不察。任城王看孝文帝如此的恼怒，就说：“穿胡服的人还是少于不穿的，他们占少数。”孝文帝听了更加火冒三丈，他厉声怒斥道：“这可真是奇怪呀，难道你任城王还想让全城的人都再穿胡服不成？”由此可见，对于人们业已形成的风俗的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需要改革者坚持不懈地努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孝文帝正是通过这种努力，才使移风易俗的伟大工程得以实施。孝文帝真可谓当之无愧的鲜卑族人民的英雄、中华民族的英雄。
对于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行政命令虽一定程度上具有无比的震慑力，但是，在人们的心中，返祖归根一直是人们魂牵梦绕的愿望。无数鲜卑贵族，他们屈服于孝文帝的权威，不得已定居洛阳，并学汉语，说汉话，穿汉服。但是他们有一个最终的愿望，那就是死后回到朔北，归葬祖宗的身旁。这种对故乡的思念虽是情有可原，但它却使人心涣散，心身两处，严重影响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实施。针对这种状况，他于太和十九年（495年）规定：“凡是迁居洛阳之民，死后都要葬于河南，不得北迁。从此以后，从平城南迁的人，都是河南洛阳人了。”孝文帝的这一规定，是将鲜卑人的籍贯都给改变了，彻底断绝了鲜卑贵族回归旧土的念头，他们无奈，只有死心塌地地沐浴儒风汉习了。
孝文帝将鲜卑人的根都给挪植了、迁移了，鲜卑人生活中的一切都变了。从此以后，鲜卑拓跋氏就世世代代生在洛阳、死在洛阳，按照汉人的生活方式而生活着。而且就连姓氏也被孝文帝改变了，将绝大部分鲜卑姓氏改为汉姓，使鲜卑人根本忘记自己曾经是鲜卑人。他首先以身作则，将皇姓拓跋氏改为元氏，这也就是孝文帝拓跋宏为何叫元宏的缘故。他又把太祖以来的八大著姓都改为汉姓，即改为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姓。
孝文帝改姓氏，是为了使本民族与汉族更为接近，是具有很深远的进步意义的。但是，他在改姓氏的同时，也将魏晋以来十分盛行的门阀制度引到北魏官僚机构中来，他给予八姓以最高品级，并授以高官厚禄，八姓以外的鲜卑贵族，也都规定了不同的流品。门阀制度在中原已经落后了，而孝文帝为了实现全盘汉化，竟不顾李冲的反对，完全照搬过来。孝文帝在门阀重建以后，严格按照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鲜卑贵族借助于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门阀制度，完成了自身的门阀化，同汉族士族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但鲜卑贵族也因此很快便腐朽了。这是孝文帝改革的失误之处。
孝文帝使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一改过去的胡风野气，使北魏王朝的异族色彩消泯殆尽，与昔日定都中原的汉族封建政权可以相提并论了。这正是孝文帝以及他的祖母冯太后通过不断努力，在与顽固势力进行艰苦卓绝斗争之后取得的。孝文帝的改革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改革者拥有的权力是改革成功的基本保障，与此同时改革的成功也是与改革家的自身素质和良好品格分不开的。
孝文帝自幼受冯太后严格的汉族式教育和培养，冯太后是一位了不起的知识女性，她不但使孝文帝接受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熏陶，而且力主改革，并为孝文帝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孝文帝和冯太后，他们同样具有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远见卓识，能冲破狭隘的民族偏见，具有胆识和气魄，对落后的鲜卑民族进行全面的汉化改造，并在同各种各样反对势力的斗争中，表现了他们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坚定性格和顽强毅力。事实证明，欲变法革新总是要遇到守旧势力的阻挠，而改革愈是彻底，斗争也就愈激烈。孝文帝彻底的改革就是在同保守势力的艰苦斗争中取得的。
在改革过程中，孝文帝以身作则，从我做起。他最先与汉族地主通婚，娶李冲女儿为夫人，以卢氏、崔氏、郑氏、王氏四姓之女为妃。他带头改姓氏，将拓跋氏改为元氏。禁胡服时，他首先穿起了汉族服装，等等。每一项改革措施出台后，他身为皇帝，都身体力行。在一国之君的带动下，各级官吏和平民也都渐渐地能唯命是从了。孝文帝大义灭亲之举也是使变法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
改革家的才智和谋略是至关重要的。改革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孝文帝和冯太后正是在明确改革目标的基础上，制订了科学、合理的计划，并按照预定步骤实施的。他们首先面对北魏当时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实行了缓和矛盾、稳定形势的改革措施。即一方面改变旧有的断禄制，实行班禄，并以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同时实行均田制，将荒地分给无地的贫民，不但使耕者有其田，而且增加了政府编户。与均田制相配套，他们还实行了三长制和新租调制两项改革措施，三者互相促进，使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当初步改革取得成功之后，在社会趋于稳定，政府收入也大大增加的前提下，孝文帝才迈出了改革的第二步，即迁都洛阳。
迁都，确实是非常之举，孝文帝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贸然行事，必然遭到全民的强烈反对。于是他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了周密地安排，佯装南伐，在30万大军人困马乏之时，宣布就地定都洛阳。此举并非平常人所能想象得到和实施得了的，孝文帝正是以他的胆识和魄力，完成了这一关系到鲜卑民族命运的伟大创举，这也是鲜卑人全面汉化的关键性一步。孝文帝完成此举之后，再将改革引向深入，就显得十分得心应手了。他依靠权力进行了断北语、改姓氏、禁胡服、变籍贯、定族姓、革官制、通婚姻等一系列全盘汉化的改革，正因为改革是按步骤、有计划、一步步进行的，才使无数牵动鲜卑人习惯的改革，几乎没有遇到强烈的阻挠，一一顺利通过，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孝文帝这一杰出改革家的过人睿智。
经过孝文帝改革，北方社会经济得到了显著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应地有所发展，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从而为北朝末年结束分裂对峙，实现全面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孝文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改革代表，在少数民族以野蛮的铁蹄践踏中原之后，他以远见卓识的头脑敏锐地意识到，只有用先进的中原汉文化来改造这个征服民族，才能使自己的政权得以巩固。因而他果敢地将鲜卑族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汉化改造，不但稳固了鲜卑拓跋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而且对加速各少数民族的进步，对于推动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都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从此以后，鲜卑族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在经济生活方式、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与汉族之间的差别日见消泯，各族统治阶级之间也早已打破华夷有别的民族界限，实际上浑然一体了。这种民族大融合的实现，使中国历史上持续了200多年的南北对峙局面抹去了民族矛盾的内容和色彩，转变成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正因为此，当各族人民都意识到分裂给社会发展带来的障碍，都一致要求统一的时候，历史传统的向心力终于又把中华民族重新凝聚在一个高度统一的封建政权之下。中华民族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中摄取了丰富营养，才出现了隋唐时代绚丽多彩的文明，从而使中国跨步走在当时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北魏孝文帝为中华各民族的融合，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