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皇帝这一名词，秦始皇时才出现。秦二十六年（前221年），平定六国，统一了天下。秦王嬴政在称帝前夕，下令：“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遵令议定“名号”。他们三人找来一些博士，反复研讨，参照古代三皇五帝的名号，最后确定上尊号为“泰皇”，“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嬴政对此议案批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号，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以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由是，才有了至高无上的皇帝之称，以及体现皇帝威严的礼仪。为了万世一系、传之久远，嬴政称始皇帝，其后则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

在秦始皇称帝之前，皇与帝通用，且不联缀使用。比如有天皇、地皇、泰皇（人皇）；有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统称为三皇五帝。皇、帝都是君。君是占有一定地盘、发号施令的尊者。天子、诸侯、卿、大夫都可称君。

随着皇帝这一新名词作为至尊之称出现之后，君也只限于偏指四海之主，进而与主联缀，成为君主（或君王），是皇帝的另一种说法了。而且，皇帝是法定的书面语，君主则为习惯用的口头语。

汉承秦制。“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史记·叔孙通传》）。“汉天子正号曰皇帝”（《独断》上）。刘邦称皇帝以后，废除了秦朝的礼仪法规。因此，皇帝的至高无上尊严也不复存在了。“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史记·叔孙通传》）。当年曾当过秦朝博士、熟悉秦朝及古代礼仪的叔孙通，在降服刘邦以后，因是一介书生，一直没有什么建树，甘沉下僚。他一直在等待能发挥特长的时机。如今，时机到了。他针对朝廷之上无礼仪的混乱状态，建言刘邦制礼定乐，建立一套规章制度，先从树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开始。正为无礼仪而不堪群臣骚扰的刘邦，当即命令叔孙通制定礼仪。

叔孙通“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率领一群儒生及弟子演习礼仪，告成之日请刘邦“试观”，得到了首肯，并在汉高祖七年（前200年）正月，长乐宫建成群臣朝贺之时，按新制定的礼仪朝见皇帝。“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侯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失礼者”（《史记·叔孙通传》）。面对尊卑有序，肃穆威严的场面，刘邦飘飘然了。他不由得脱口而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因制定礼仪有功，升为太常，主管礼仪，还得到五百斤黄金的赏赐。

从秦汉至明清，皇帝的称号一直未变；显示皇帝独尊的礼仪，代有增华，一直沿用。

秦始皇提出皇帝之称，刘邦再定朝君之礼仪，决非偶然，是有其必备的历史条件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称皇帝起码要有三个条件：天下统一，政令统一，实行郡县制。凡是做不到这三点，或缺其一二，皇帝的名实就不相符了。

皇帝作为至尊，权威是绝对的，权力是无限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皇帝所具有的一切，都具有排它性，不可比拟性。皇帝的言词、服饰、器物、行动，等等，都有独特的规范。比如，皇帝自称为朕、孤家、寡人，皇帝的命令称制、诰、诏，皇帝戴的帽子称冕，使用的印章称玺，朝见群臣的宫殿称金殿或金銮殿，与后妃寝息的房子称宫（正宫、东宫、西宫之称按后妃的地位而别），皇帝的车称辂、辇，皇帝的仪仗尽管代有异同，但基本上分为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三种（或称法驾卤簿、銮驾卤簿、骑驾卤簿），分别用于不同场合，而各种旗帜、礼器、乐器、兵器及随从人员等均有详细规定。皇帝的后妃、宫女、太监的数目及品级也有明文规定。

总而言之，皇帝的衣食住行言语甚至嬉戏均独具一格。无论什么人，如果效法，则罪在不赦，属于僭越叛逆性质。御用即皇帝专用，不许丝毫侵犯。之所以如此塑造皇帝这一社会角色的外部形象，制造独一无二的效果，完全是为了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皇帝的内涵则是以无限制的权力来表现的。皇帝的话是最终的裁决，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法律、法令。任何人的富贵生死，任何事的可行与否，全凭皇帝一人而定。俗话说“金口玉牙，说啥是啥”，便是数千年来皇帝权力的形象写照。

皇帝的权力不仅有主宰国家的作用，而且还被涂上了神秘色彩。尽管中国封建时代政教分离，但是抽象的天意从来就是绝对的真理，而天意则往往体现为皇帝的意志。因此，皇帝又称天子。皇帝是集神权、政权、族权、夫权于一身的独一无二的角色，权力是无限的。

皇帝是统治阶级集团的最高的代表，其社会地位是无以复加的，处于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高点。任何人不敢列在皇帝之前。晚清西太后掌政时，西洋汽车传进中国，只因为司机座位在前面，西太后就从不坐汽车。这一事例今天看起来实属荒唐滑稽，但当时囿于皇帝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这种意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汽车在洋务运动的时代竟被拒之于宫廷大门之外，却被视作是天经地义的事。国内的一切都属于皇帝，一切均归皇帝支配。

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皇帝这一社会角色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神秘性；既是不可离开须臾的，又是高不可测的。皇帝被视作圣人、神人，其权威、权力、地位是天赋的。皇帝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必然产物。

正因为如此，皇帝的政治活动与私人生活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社会的安危。所以，统治阶级、统治集团在神化皇帝的同时，也制定出一整套皇帝的行为规范，其核心则是封建的伦理，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而皇帝吸收经验，学习规范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在即位之前由师傅辅导，二是在即位后由大臣辅佐。

一般说来，历代皇帝都比较重视皇子教育。太子宫中设有专门的官职，而负责皇子读书的均是当代大儒。以清朝为例，亦可见一斑。清代对皇子的教育制度承袭明朝，明朝的太师、太傅、太保等官，专为太子而设，“掌以道德辅导太子”（《明史·职官志》）。清代的皇子从6岁起便在上书房读书，“选翰林官，分侍讲读，日有课程，特命大臣为总师傅，以综领其事”（《皇朝掌故汇编·官制》）。“定制，卯入申出，攻五经、史、汉、策问、诗赋之学”，“日课诗赋，虽穷寒盛暑不辍”，“故列圣学问渊博，固皆天纵，亦一时师保训迪力也”（《啸亭续录·上书房》）。

皇帝虽说是至尊，但大臣们对皇帝的决策或失德均有义务进行谏诤。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碍皇帝的权威，其实不然，因为谏诤可以避免皇帝的过失，对国事及皇权乃是最不可少的维护。劝谏制度有时确实令皇帝难堪，例如汉成帝时的槐里令朱云，在诛杀奸臣的问题上与皇帝发生争议，朱云的劝谏惹怒了汉成帝，命武士把朱云拉下殿斩首。朱云拼死力用双手抓住殿上的栏杆不放，口中仍不住地谏诤，结果把栏杆都扯断了。此举震动了皇帝，不仅没有杀他，而且还下令不要修复栏杆，以此表彰敢于犯颜直谏的朱云，并倡导众臣向朱云学习。再如，唐太宗的大臣魏徵，屡屡犯颜直谏，唐太宗盛怒之下，数次要杀他，但终为他的正直忠贞所动，不仅未杀他，还宠信有加。在魏徵病死之后，唐太宗感慨道自己从此失去了一面镜子。类此劝谏匡辅皇帝的直臣的事迹历代多有，无论是因触龙鳞而死或直谏而擢升，都被视为忠臣义士，为封建伦常所推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谏诤既可匡正皇帝的一时失误，又可起到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因此，谏诤成为封建王朝的一项不成文法，深受君、臣、民的重视。

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其社会职能自然是多方面的，人们常用“日理万机”来形容。其实，概括起来，则主要有两项，一为祭神，二为治人。祭神是天子的义务，治人则是君主的权力。祭神也包括祭祖先，因此可以称作“敬天法祖”，含有神秘性；治人则是统驭臣民，尤侧重在驭臣，通过臣去统民，带着强烈的现实性。

如果按人的社会职能划分，在封建社会人可分为君、臣、民三种类型。君只有一个，臣有一定数量，而民则是多多益善了。君是统治者，民是劳动者，臣既是君的意志的执行者，又是民情的上达者，属统治者范畴。君臣民构成了君民、君臣、臣民三对矛盾。君臣矛盾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个别情况下也可以变为对抗；君民、君臣这两对矛盾属于阶级矛盾，其本质是对抗性的。在君民、君臣的矛盾中，君总是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在评论皇帝时，总离不开对君民、君臣矛盾的分析。

古往今来，对皇帝均有评论。而在评论的过程中，又主要针对皇帝的政治行为及人格。在判定皇帝的政治行为时，历史上的用语很多，诸如有道、无道，英明、昏聩……都着眼于君对民、对臣的态度。而在判定皇帝的人格时，则简单得多，只重仁、暴，勤俭、荒淫，只着眼皇帝以礼自律的情况。古代中国，颂扬有文治武功的皇帝、勤政爱民的皇帝、纳谏如流的皇帝；抨击残暴的皇帝、昏庸的皇帝、荒淫的皇帝。

在现代，以辩证唯物主义来评论皇帝，则着眼于他的政策与行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及社会进步。在辩证唯物主义史学家看来，那种以英明、昏聩，仁义、残暴，勤俭、荒淫来作为衡量皇帝的尺子，实在是失之过分的简单化了。因为，这种类型区分能否概括得了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姑且不论。仅以英明、仁义、勤俭与昏聩、残暴、荒淫两大类或六种，也不是依据明确，界限清楚的。这些概念，往往是交叉的。比如，秦始皇是暴君，也是明君，更是勤而不俭之君；唐太宗是明君，但不能算作仁君，而说他淫乱也不算过分；明成祖朱棣自然不是仁君，但绝不昏聩；康熙皇帝可谓英明、仁义，但也有糊涂、残忍的一面。更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皇帝在其早年与晚年又判若二人。所以，不能对皇帝进行机械的区分。

那么，今天如何才能避免对皇帝评论的简单化倾向呢？首先，研究者必须克服长期形成的左的观念影响。既要承认历史不是皇帝的家谱，也要充分认识皇帝在历史上的作用。要敢于正视祸国殃民的皇帝确实有，但是富国强兵的皇帝也同样存在过。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但不能据此便把皇帝一律视作罪恶的渊薮。要想肃清左的影响，归根结底还是人人都会说而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那四个字：实事求是。如果不能真正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对皇帝的评论就不能深刻，更不能正确。

其次，还必须注意研究方法。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脱离历史背景。长期泛滥的贴标签式的方法必须废止。具体分析，决不是单一分析，相反，应是综合分析，诸如阶级分析、人格分析、角色分析、心理分析……都是不可或缺的，切忌单打一。

最后，必须避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结论。不能以静止、孤立，不变的好、坏二字对皇帝进行盖棺论定，而是要透过皇帝的社会地位看他的历史作用，也就是说，对皇帝的政治行为，性格特征都要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来。

近年来，对皇帝的研究大有形成热点之势，有关皇帝的传记出了一些。虽然对简单化的研究有所突破，但仍感不足。主要表现是对皇帝的政治行为谈论得多，而对皇帝的性格特征分析得少；对皇帝的历史作用谈论得多，对皇帝的社会角色分析得少；对皇帝的社会活动谈论得多，对皇帝的心理分析得少；对皇帝作为具体的历史人物研究得多，而对皇帝作为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普遍存在的政治制度研究得少。如果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来研究皇帝，当会弥补对皇帝问题研究的不足，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

研究皇帝，还不应忽略皇位的变迁。从前2世纪的秦始皇到20世纪初期的溥仪，中国共出现了299个皇帝，如果加上袁世凯，则整整300个。这些人是如何登上皇位的呢？

概括起来，有三种情况。第一，靠武装斗争统一天下，自封为皇帝。如秦始皇、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唐高祖李渊、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及清世祖福临等开国之君都属此类。第二，靠继承父兄之业而自然成为皇帝。如汉惠帝刘盈、汉武帝刘彻、汉明帝刘庄、晋惠帝司马衷、唐高宗李治、宋钦宗赵桓、明思宗朱由检、清圣祖玄烨等。第三，靠发动政变篡夺来的皇帝。如西汉末的王莽、南北朝的刘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宋太祖赵匡胤、明成祖朱棣，等等。

第一种情况，新皇帝上台往往借用农民起义的力量，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这些开国之君一般多有建树，大有作为，多起到了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作用，使残破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有利于社会前进。第二种情况，新皇帝多是嫡长子，或兄终弟及，或为族人继统，但基本上通过合法的形式，获得朝臣们的认同。第三种情况，则较为复杂了。新皇帝获得帝位的手段基本上不是光明正大的，伴有阴谋诡计。他们或杀死在位之君，或搞掉应当继位之人，取而代之。

长期以来，对于君权的转移问题研究得很不够，而对于篡夺君权的问题研究得更不够。君权的转移实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围绕财产与权力再分配斗争的一种表现。不研究或少研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就不可能全面深透地理会社会矛盾。

无论为了全面理解社会矛盾，或为了深刻认识阶级矛盾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研究篡夺君权问题都是必要的。鉴于广大读者的实际情况，写一本有关的通俗读物尤为必要。

《血溅龙袍》这本书，通过再现历史上篡夺君权的事例，展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侧面。在再现与展示的过程中，力求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历史的发展规律。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描写均有历史依据，而没有虚妄之辞。对人物与事件的评议，则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

篡夺君权是以阴谋手段，达到非常目的的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仅从靠篡位上台的皇帝来看，也足以证明那种简单地把皇帝划分好、坏两类的偏颇、简单。因为，通过篡权登极的人并不都是坏人，而被篡夺帝位的人也并不都是好人。例如，隋文帝杨坚决不是坏皇帝，尽管他是靠篡位上台的；汉平帝的帝位被篡夺，可是，他却不是个有作为的好皇帝。隋炀帝既是个篡位者又是个被篡位者，他虽有一定作为，却不是好人。

因此，对于篡夺君权的人，就不能视为个人的罪孽，不能以手段的不正当来否定政治上可能有的进步性。而应重在探讨是何种力量与思潮把这种篡位的人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使他成为弄潮儿。要看这种人当了皇帝后，对社会、对历史起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

当然，限于作者的水平，能否实现上述的愿望，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有赖于读者的批评。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