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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是中国人永远也不能忘怀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东方的岛上小国、不久前还遭受着列强侵凌的日本，竟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并取得胜利，加入到瓜分中国的强国之列！
这场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开始改变在华的侵略形式，改商品输入为资本输入，争先恐后地开设工厂，建筑铁路，开凿矿山，逐渐地控制中国财政命脉。在列强瓜分统治下，中国人民过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活。
面对如此悲惨局面，无数中国人在痛苦中思考着。中国为什么会如此惨败？日本为什么会成功？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富强之路，那么30多年的洋务运动为什么就没有使中国富裕自强呢！事实证明，用西方的技术来为中国封建政体服务，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若使中国走上自强之路，首先要学习西方的政体、学习日本的维新，康有为说得非常明白：“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甲午战争的惨败，洋务运动的破产，是对“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宗旨的最残酷的判决。经此剧变，没有被硝烟和波涛吞没的三军将士们长了一智；那些钻研经籍、流连诗文的知识分子，也在救亡图存的呼唤之下前进了一大步；而探索着救国救民真理的仁人志士们，则将西学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引入中国，从而使中国的救亡运动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
19世纪末叶，伴随列强政治、经济、军事的侵略，各种思潮也一齐涌来。早在西学刚刚传播之时，早期改良主义思想便在中国大地上悄然而生。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觉者，而且最初都曾经是洋务派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但到后来，他们对洋务运动产生了怀疑，甚至批判洋务派死抱封建政治制度不放的守旧立场，并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广泛地介绍到中国。在他们之后，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对洋务运动的抨击更加猛烈，他们在经济上要求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竞争，在政治上介绍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要求在中国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他们在比较了西方各类国家之后，对君民共主的国家特别欣赏和赞美，王韬曾这样说过：“君民共同治理国家，则上下相通，民情可以很快传达到君主那里，君主施给百姓的恩惠也可以迅速地传布下去。”
总之，早期改良派对中国如何走向富裕的道路，作了种种探索。他们学习西方，追求真理，对西方的认识，由船坚炮利到振兴商务，再到君民共主，这是中国近代西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他们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同时又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西方学习架起了桥梁。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救国救亡的中国志士们深深地意识到，只有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才是当务之急。在这一历史大潮中，康有为扛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改革大旗。
康有为，1858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官僚地主家庭，又名康长素，自幼就感受到了资本主义侵略所带来的灾难，同时也较早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身受封建正统教育的康有为困惑了，迷茫了。1882年，24岁的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中。回乡途中，康有为到了外国人设有租界地的上海，他看到租界地内井然有序，心想，外国人治理租界地都这样有办法，本国的政治一定更加进步。他把江南制造局和教会所翻译的书都买了下来，装几大箱带回家去，细细研读。西方的政治、经济就好比一个磁盘，强烈地吸引着他。康有为的革新思想也就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强国，其一整套治国办法是进步的。而中国却闭塞落后，不思彻底改革，所以才被列强所侵略，处境一天比一天坏。从此，他便把学外国、搞改革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中法战争以后，列强侵略势力深入中国西南边陲，清朝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暴露无遗。康有为认为如果这个时候赶快变法维新还来得及，如果再拖延下去，内忧外患一天比一天紧迫，那就无法挽救了。于是他写信给当时比较开通而又为光绪帝所信任的大臣翁同龢、潘祖荫，大谈变法维新。1888年，他再一次参加顺天乡试时，写了洋洋5000字的《上皇帝书》。这是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他向皇帝建议要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如此内修政事，10年之内，富强可致，20年便可雪耻复仇。
上书首先到了翁同龢手中，他觉得康有为的言论过于激进，因此没有给转达。之后又到了顽固派徐桐和祁世长的手中，他们对这个狂妄书生不屑一顾，徐桐对左右说道：“此人真是痴人说梦，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上书被退回之后，康有为并没有心灰意冷，他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继续探求着改革之路。当时他作诗吟道：“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即表明了他的高远之志。
第一次上书的失败，使康有为感受到了顽固势力的强大、变法运动的艰难。为了使变法成功，他以自己独有的智慧，以及锐意改革的决心，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中来寻找变法理论，以此减少变法阻力，并力求为大多数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封建士大夫们所接受。于是，他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了一个一反常理的观点，那就是六经皆伪。他说：“东汉以来流传下来的古文经，都是刘歆为了王莽新朝服务而篡改的，因此才叫新学。新学是王莽一朝之学，它与孔子无关，并把孔子本意全部淹没了。以后贾逵、马融、许慎、郑玄等以及宋代注释的经书都是伪学，并不是孔子本来之意。”既然六经都是伪的，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然而，孔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这在他的第二本著作《孔子改制考》中可以找到答案。《孔子改制考》说明了被淹没了2000多年的所谓孔子政治思想的真正涵义，即孔子的托古改制思想。孔子生活在春秋乱世，他向往尧舜太平盛世，孔子的思想就是托古改制。康有为还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那么为什么孔子要用托古改制的形式提出他的改革主张呢？康有为是这样解释的：“人们都有一种荣古贱今、贵远贱近、厚古薄今的心理，而且孔子是个布衣，他若提出改制，势必使人们惊骇，无以为信，所以只好托先王之名，才能既可避祸，又可取信于民。”
事实上，这是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思想。既然孔子是主张变法的，那么我们这些孔子的追随者为何不走同样的变法之路，并按照孔子所指出的大同理想去努力呢？既然被世世代代推崇的六经都是伪的，那么作为禁锢人们思想意识的封建制度为何不可以改变呢？
康有为的理论一经问世，立即遭到了顽固派的猛烈攻击。本来嘛，历年来被封建统治阶级奉若神明的六经，你却说是假的；被封建卫道士顶礼膜拜的儒家先圣孔子，却被你改头换面，转眼成了托古改制的维新斗士，宛若今日的康君一般。这还了得了，这明明不是在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吗？康有为实在是要反了天了，这些封建大员们怎会坐视不管呢！于是变法前的维新与守旧的第一次论战开始了。
首先提出毁禁《新学伪经考》的是安维峻。1894年他上疏弹劾此书，他说：“康长素以诡辩之才，肆意狂言，说六经都是新莽时刘歆伪撰的，并以此为旗号，煽惑人心，招收门徒，势力已十分浩大。臣常常想孔子乃千古之圣人，六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自从汉代儒子经表章、宋儒注释，使经学更加昌盛。我朝也圣圣相承，重道尊经，将六经列为官学，一时间名臣巨儒辈出，使经学大大发展。然而康有为却口出狂言，力翻成案，诋毁前人，真是荒谬绝伦。如此之人，岂可容于当代圣明之世。若不及早加以扼制，恐怕其说一旦流行开来，将危害至深。”此疏一上，反对康有为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叶德辉也站出来为保卫“圣教”而奋起抗争，他上疏反驳道：“《新学伪经考》的作者康长素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圣经圣法予以篡改，真可谓无父无君。他与周礼、与孔子为仇敌，岂不是与禽兽无异，他何以竟狂悖到如此程度！”在顽固派不遗余力的指责之下，《新学伪经考》三次印出，三次被禁毁。
《孔子改制考》也遭此同样厄运。此书刚一问世，叶德辉立刻发表自己的“高见”：“《孔子改制考》宣传民权、平等，民权、平等是什么？就是触犯圣人之纲常、天威之严肃。人人平等，权权平等，那就是没有了尊卑亲疏，无尊卑，即是没有君主，无亲疏，即是无父。康长素实际上是托孔子之名而行其术，名为尊孔，实则是有悖于孔子之道，是在蛊惑人心。”宾凤阳言道：“试问权力下移了，国家究竟由谁来治理，国君又干什么呢？这实际上是在制造天下大乱。康有为实在是心存不轨、辩言乱政之人。”梁节庵也大肆声称：“康有为对上则企图分散君权，对下则欲散布邪教，他这是离经叛道，惑世乱民。”在顽固派如此叫嚣声中，《孔子改制考》也终遭毁版之命运。
但是，顽固派的气焰并没有使维新志士退却下去。康有为以讲学、办报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对顽固派予以驳斥。1891年他在广东长兴里万木草堂收徒讲学，1894年到桂林讲学，以后又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组织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等等。康有为以及他的门生们以各种途径宣传自己的主张。康有为说：“旧有的有朝一日必将被破坏，所以就不能泥守旧法、恪守祖训，而应当推陈出新。从古代圣典，也可见一斑。《史佚》鉴成王，让他接近于民；《康诰》诫康叔，要他警旧就新；《大学》里讲的也是日日新的道理；伊尹曾说：用其新，去其陈。后世因忘记了先贤的告诫，以至于疏远其民，墨守成法，所以导致败亡。”他还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历史是愈演愈进步，一代胜过一代的，因此不能墨守成法，要日新又新，与日俱进。他说：“守旧则塞滞，维新则疏通；守旧则腐败，维新则鲜明；守旧则颓败，维新则整饬；守旧则散漫，维新则团结；守旧则窳败，维新则发扬；守旧则只存形式，人心不乐；维新则精神振作，士气高昂。中国之俗，向来超远而弃近，趋旧而弃新，正因为此，才致成痼疾，实在是不能不鉴啊！”他认为事物在变化中发展是普遍规律，他说：“假使天有昼而无夜，有夏而无冬，万物则何以为生？所以天只有变通，万物才得以繁生。夫天能长久存在，就是因为它能适时变化。人从小到大，颜貌万变，从不学到学，心灵和智慧都在万变。历史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十年一小变。所以说，天、人、历史都在变，政治也在变。如果积习太深，而又时局大变，这样不尽弃旧习，创建崭新政治，就不能涤除旧弊，维新气象。如果仅仅像办洋务那样贴贴粘粘，缝缝补补，那么千疮百孔，顾此失彼，必将劳而无功。所以只有变革，才是当今之急务。”
当务之急只有变法图强，这才是中国的出路，而变革的模式就是先进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康有为说：“天下万物中人是最尊贵的，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相亲相爱，这是人类的公理，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人人平等，但不能废除君主，他认为中国最理想的政体是西欧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他说：“闻东西各强国之所以能强，就是因为立宪法开国会的缘故。国会者，就是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的法律。依据三权鼎立之说，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最后君主总裁，立定宪法，这样国家就可治了。中国若行此政体，则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成一体，国家怎能不强盛呢？”
康有为以他强有力的理论体系论证了中国的改革势在必行，同时又指明改革的方向和道路，从理论上证明了中国若自强振兴，必须学习西方，走君主立宪的改革之路。并以此反驳了顽固派的叫嚣与攻击，为变法维新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湘军、淮军这些在镇压国内起义威赫一时的旧式军旅，在维新后的日本新军面前，全部崩溃了。旅顺口、威海卫等经营了十多年的军港要塞，被日军全部占领了。花了数千万两银子，费了数十年心血建设起来的第一支海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了。清朝政府再一次屈辱求和，李鸿章赴日，在强权威胁之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但把台湾和辽东半岛等大片国土割让给日本，还要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签订的消息从日本传来，举国震惊！
这一年正是朝廷会试之年，全国18个行省举子聚集于北京。李鸿章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这些血气方刚、忧国忧民的士人按捺不住满腔的愤怒，在宣武门外松筠庵谏草堂内集会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一齐上书皇帝，要皇帝拒签和约，迁都陕西，以图东山再起，同时练兵，以御强敌。此乃权宜应敌之谋，之后再变法以成天下之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领袖就是康有为。
上书写好后，举子们来到都察院投递。都察院门前，一时间，车马盈巷，人群纷集，反对签约形成浩大声势。
举子们的行为令朝廷极为不安，军机大臣孙毓汶派人到各举人的寓所进行威胁的同时，也劝他们不要损害自己的前途。都察院的官员们则说皇帝已在条约上盖了印，事情已无可挽回，上书不能向皇帝呈送。
“公车上书”虽然失败了，但是康有为的声名却从此大震，京城的大街小巷都知道有个举人叫康长素，他敢于向皇帝上书。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没过多久，康有为再一次写成13000字的上皇帝书，内容与“公车上书”大致相同，只是删去了拒和、迁都之建议，把要求变法的内容加强了，并从各方面说明必须赶快变法的道理。这一次上书是康有为的第三次上书，由于当时康有为的名望，以及舆论的压力，都察院被迫将它呈递给了光绪帝，光绪帝第一次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
经历了千波万折，康有为的上书终于交给了光绪皇帝，对于康有为来说，这是他实现理想的第一步。而对于深居皇宫、受制于人的光绪来说，上书好似一束阳光照射到他那充满阴霾的心灵深处，他感到从没有过的畅快，心情立刻豁然开朗起来。
一个又一个的沉重打击，给光绪皇帝心灵带来极大的震动。有着几千年历史、4亿人口的中华大国，竟然被一个岛国打败，以致屈膝求和，受尽凌辱。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光绪皇帝心痛如割，第一次深切地感到了国家的危机，感到了自己宝座下基石的动摇，也感到了自己处境的艰危。所有这些痛苦的事实，都使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已经变了，如再按过去那种老规矩、老办法办事，已经行不通了。他非常想学日本明治天皇，奋起维新。他知道，如果再不改弦更张，变法图强，这个江山就有被西方列强分割的危险，祖宗的基业，就有被覆灭的可能！然而，自己又如何变革啊？又哪来的权力允许他变革呢？一想到他身处的境地，不觉更加烦闷起来。从自己4岁即位起，一直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16岁成人之后，西太后不好意思再垂帘了，就宣布归政于帝，由她训政。1889年光绪19岁时，西太后觉得再训政下去实在说不过去，不得不宣告皇帝亲政。可是二品以上大员的黜陟还要请她的懿旨，一切政令还要受她干涉，所不同的是皇帝先看奏折，然后再请太后懿旨。但实质是一样，光绪受制于皇太后，毫无实权。近期发生的几件事，更使他郁郁寡欢。甲午战争失败后，有个胆大的御史叫安维峻，他上奏章攻击李鸿章抗战不力，并有指责和议出自皇太后之意。太后动怒，把安维峻革职充军。光绪的两个妃子珍妃和瑾妃，因为得罪太后，也被革去妃号，降为贵人，珍妃的太监高万枝被活活打死。后来，又有杖打珍瑾二妃、杀太监寇良才等等事情发生。
所有这一切，都使这个热血未冷、壮志未泯的年轻皇帝感到心情十分压抑。他试图寻找出路，然而出路在哪里？就在他苦闷、彷徨、困惑的时候，他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康有为的变法图强思想正是此时的他所需要的。他命令将此书抄成四份，一份呈西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总督、巡抚、将军审议，一份存乾清宫皇帝文件柜，一份存勤政殿，以备随时展阅。康有为的上书在朝廷内外轰动了，许多爱国志士从此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光绪帝急不可耐，他想尽早召见康有为，以便进一步探讨改革具体事宜。
然而，西太后看过康有为的上书之后，将折子一摔，怒气冲冲地说道：“这个康长素，简直是妖言惑众，以后再不许皇上听其蛊惑。”奴才们将太后的口谕转达给都察院，示意都察院不准再向皇上传递康有为的奏折。
康有为在第三次上书成功之后，马上又写了一个奏疏，论证了设立议院的必要性，并建议皇上广招贤才，制造舆论。上书写好后送到了都察院。都察院官员说你是工部主事，应由工部代递。而工部侍郎李文田坚决抵制，拒绝代递。康有为又去找兵部尚书荣禄，荣禄是西太后的心腹，更不肯代递了。第四次上书就这样被阻搁了。
康有为的又一次受挫，使他暂时放弃了给皇帝上书这条途径，他开始在社会上广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以取得多数人的支持，从而积蓄力量，以迎接新世纪中国的到来。
1895年的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同年12月改名为《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编写文稿，除刊载清朝政府的章奏和转载在华外国人报刊上的文章外，每期都有议论一篇，以此做维新变法的宣传园地。最初每期印1000份，后来每期印3000份，免费送给北京的官员们看。它的影响很大，有更多的人由此开始了解变法，并理解它，支持它了。
在创办刊物的同时，康有为又着手组织学会。同年8月，由帝党文廷式出面，邀请陈炽为会长组成了强学会，梁启超为书记员。康有为在《强学会序》中，陈述了在列强侵略下的危迫形势，以及成立学会挽救时局的目的。学会一开始，声势便很浩大。学会每隔几天便集会一次，有人进行讲演宣传，还向上海购得译书几十种，计划设立图书馆，帝党翁同龢、孙家鼐出面支持，大官僚张之洞、刘坤一等也都捐了款。
强学会在北京活动的影响一天比一天扩大，康有为又到上海成立了上海强学会，并发刊《强学报》。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变法的呼声越来越高，使顽固派感到这是对他们的严重威胁，他们不能再容忍了。他们公开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并到处散布不利于强学会的流言蜚语。顽固派的言行果然奏效，以至于《中外纪闻》送出去后，官僚们对送报的人怒目而视，到最后就是出高价也没人肯代送了。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上了一个奏章，他说：“启奏皇上，工部主事康长素等人以强学会之名结党营私，并以《中外纪闻》为阵地贩卖西学，这些人实在是无法无天，请皇上予以严办。”皇帝听了倒不觉得怎样，但西太后却借此机会勒令光绪帝封闭强学会，查禁《中外纪闻》。
维新志士们虽然又遭受到了打击，但是，此时的维新浪潮已风起云涌，势不可当。上海强学会被查禁后，梁启超的《时务报》接踵诞生；康有为回到广州，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在桂林组织圣学会；与此同时，湖南的谭嗣同成立南学，并创办《湘报》；在天津，严复、夏曾佑创办《国闻报》……总之，在全国成立的学会、学堂、报馆等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了勃勃生机。
就在变法之声震撼着古老的华夏大地之时，中国时局进一步开始恶化。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和九龙，中国即将被帝国主义强行瓜分。面对如此紧迫的时局，康有为毅然从广州赶赴北京，再一次向皇帝上书。
这一次是康有为的第五次上书，他慷慨激昂地说道：“当今的中国面临的是怎样的局势啊？日本议院天天在开会，各国的报纸都议论纷纷，他们是在讨论瓜分中国的事！此时的形势就好比地雷四伏，只要将药线接通，稍一点火便会烈焰四起。然而自从割让了台湾以后，全国人民都知道朝廷不可靠，到处都埋伏着人民反抗的危机，即使没有外国列强的逼迫，也已经是够值得忧虑的了。现在已经到了内外交困、山穷水尽的时候，如果还不动手变法，尽快拯救内外危机，那么到时想求一个半壁河山的偏安局面，也是不可能的了，即使是皇上和大臣们想当个长安的老百姓，也是不可能的了。”
康有为说这番话，就是想以此来唤醒那些还沉睡的封建大员们，唤起他们的良知，刺激他们麻木的神经。康有为的上书确实刺激了顽固派的自尊与虚伪的灵魂，当康有为把上书送到工部时，尚书淞溎看后大为恼火，他指着康有为的鼻子问道：“你为何敢如此大逆不道，口出狂言？难道你不怕死吗？”康有为大义凛然地说：“是的，我不怕死。”康有为确实是不怕死的，他为了中国的变法事业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以至于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这次大胆的上皇帝书，虽然没有送到皇帝手里，但却被许多官员互相传抄，天津、上海的报纸也把它刊载出来，其内容流传甚广，为一些士大夫所欣赏。都察院的给事中高燮看到后，大为感动，他当即上奏推荐康有为，并请皇上立刻召见他，委以重任。翁同龢也趁势夸奖康有为，促使光绪帝下决心召见康有为。
皇上欲召见康有为，立刻遭到守旧大臣的反对。恭亲王奕对光绪说：“依据本朝成例，不是四品以上的官吏皇上不得召见。康长素职位太低，皇上若有所询问，让大臣传话就是了。”皇上无法，只好依据奕䜣意见，改令大臣传康有为问话。于是康有为与大臣的直接对话开始了。
1898年1月24日的下午3点钟，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出席问话的大臣有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等五人。这次问话实际上是变法与反变法的小小辩论会。首先开口的是荣禄，他问道：“你极力主张变法维新，但是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这一点你做何解释？”康有为回答：“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的领土的，今天连祖宗的领土也保管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呢？就比如这个总理衙门吧，它就是个外交署，也并不是祖宗之法中所固有的。这是因时制宜，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荣禄看康有为把自己驳倒了，再无话可说，坐在一旁不作声了。接着廖寿恒问道：“如果说要变法，那么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康有为直截了当地回答：“应从改革法律、官制入手。”李鸿章听到这，有些按捺不住了，便用质问的口吻问道：“按你这一说法，难道说六部都要取消，规章制度都可以不要了吗？”康有为毫无惧色，不慌不忙地回答道：“法律实行得久了，必然会生弊，更何况当今是列强并立的时代，不再是从前关起门来闭关自守的时代。现行的法律和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中国危亡的，正是这些旧法，所以必须要废除这些旧法。即使是一时不全改，也应斟酌情形逐渐加以改变。只有这样，新政才能推行。”翁同龢这时岔开了他们的辩驳，转问变法需要的款项怎样筹措，康有为回答：“日本设立银行发行纸币，法国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成效都很可观。中国地广人多，如果能改变制度，税收将比现在增加10倍。”接着，他又详细地谈了他所设想的具体方案，以及如何取法近邻日本等等。
这一次会谈，直到天黑才结束。康有为第一次与一些顽固大臣面对面地辩驳、交锋，他的维新斗志以及大无畏的精神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守旧大臣们看到了维新志士的勇敢和士气，感到无比地恐慌，从而更加深了他们的仇恨与敌视，加紧了阻挠的步伐。
第二天早朝，翁同龢把问话的情形告诉了光绪皇帝。皇帝一听，立刻要召见康有为。然而，奕再一次出面阻挡，他说：“皇上如果实在想了解康长素的主张，可以先让他上书条陈意见，如有可采之处，再召见也不迟。”光绪只好传令让康有为写出书面建议，并要康有为将他所编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等书都一同送上。同时他又命令以后如有康有为的奏章、条陈，应随到随送，不得任意阻挠和积压。
得到皇帝的诏令之后，1月29日，康有为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也是第六次上书。他在这篇奏折中说：“臣闻方今守旧之国，没有不被分割而危亡的，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无不如此。如今世界各国的趋势就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之所以面临着如此危亡的局面，就是由于保守旧法不知变革所致。现在只有毅然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维新道路，此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依据日本的明治维新，请皇上尽快做好以下三件事：第一，召集群臣，宣布变法。大臣们都要表示决心，革除旧习，努力维新，否则自请免官。第二，设上书所，让士民自由上书，破格重用才能之辈。第三，设制度局，下设法律、度支、学校以及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海军等局，订立各种新章。如此则虽不敢说自强，但自保却不成问题。臣愚夙夜忧国，对统筹大局做了详细的思考。如此时阽国危。臣谨竭愚诚，伏乞皇上圣鉴。谨呈。”
康有为的这一统筹全局奏折，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新政治的全部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康有为把变法说得轻而易举，可立见成效，使年轻的皇帝大受鼓舞。光绪当即把此折发给总理衙门的亲王、大臣，让他们商讨，还把康有为的书放在案头，天天翻看。看来光绪皇帝要决心一试了。
过了几天，康有为第七次给皇帝上书，着重讲述了俄国彼得大帝放下架子到外国游历学习的事，意使光绪帝拿出彼得大帝的勇气。
变法的气氛越来越浓了，许多报刊、学会应运而生，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吴学会纷纷成立。正赶上又要会试了，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康有为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要集合全国的举子士人成立一个大会，以伸国愤，让爱国的热忱，为天下人所共有。刚好御史李盛铎也有会合在京应试举人开会的主张，于是由康、李为主要发起人，组织了保国会。康有为在保国会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他历述帝国主义侵略日急，瓜分危机日重，他大声地疾呼：“今日之局势，人人都有亡天下之责任，人人都有救天下之权利。如果能联合中国四万万人民，使人人热情激愤，则无不可为，不患不能救也。今成立保国会，就是为了救亡、保国！”同时他又起草了30条章程，目的就是唤醒士人，讲求变法，以保国家土地不丧失，保民族自立，保象征民族精神的圣教不受侵犯。
保国会一经成立，声势便十分浩大。不久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纷纷成立，他们演讲、宣传，使维新变法的波浪在士大夫中间较大程度地激荡起来，其影响愈来愈大。
从强学会、南学会发展到保国会，已由地区性的学会，进而成为全国性的具有政党规模的统一组织，这使顽固派十分仇视。从1888年以来，顽固派就禁止传播西学，他们焚毁新书，查禁报纸，封闭强学会，驱逐维新士人，千方百计对维新力量进行抑制和打击。保国会成立后，更加剧了顽固派们的不安，于是，更为强大的压力又降下来了。
一天，吏部主事洪嘉兴唆使正在北京找门路的文人孙灏攻击康有为，他对孙灏说：“朝里的大官们都讨厌康长素，你若能出面攻击他，我就替你活动一下，保荐你为经济特科。”孙灏听了很高兴，他就按洪嘉兴之意做了一篇长文《驳保国会》，对康有为的保国会章程逐一加以驳斥，进行攻击、谩骂，并说康有为目无君上，想做民主教皇。文章写好后印成了小册子，送到每一个京师贵人的手中。
守旧大臣和皇亲贵戚，得到这本小册子后，辗转传布开来，于是乎，攻击的言论大起。
御史潘庆澜上疏弹劾康有为，他说：“臣启奏陛下，今康长素之辈成立什么保国会，聚众不轨，臣请皇上圣明，查禁强学会，并请封其万木草堂。”刚毅立刻站出来表示赞同，并说：“臣愿前往查封保国会。”光绪正色问道：“保国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必要查禁呢？”此事因皇帝反对被搁置下来。
没过多久，御史黄桂鋆参弹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牵连到保国会。他说：“保滇会等都是保国会的党徒，他们是为了包藏祸心，乘机煽惑，纠合各地举子而成立的，目的在于宣传他们簧鼓之言，巧立名目，耸人听闻，以博得皇上的谕旨，总揽大权。俗话说，天下古今，权掌握在皇上手中则国家治，如权力下移，则天下乱。而今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如果皇上准许各省纷纷成立自保会的话，唯恐会匪闻风而动，其患不可胜言。如各省从此都自保，那从此国家必将分裂。还请皇上严禁。”荣禄也怒气冲冲地说道：“康有为成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还没有死，就是亡国也不劳他来保。他这样狂妄，非杀不可。”发起人之一的李盛铎，看风头不对，便上疏诬蔑保国会，以求自免。保国会的刑部官员乔树柟，竟写信给梁启超，否认自己加入过保国会，他在信中说：“保国的职责只有在位的亲贵大臣才能担当得起，如出于低贱的下级官吏，那是极大的不安分。”保国会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只开了三次大会便不敢继续活动，自行停顿了。
然而，光绪这个一心想摆脱受制于人状态的皇帝，他的决心并没有变，在京城越来越浓郁的变法气氛中，奋发图强的愿望越来越强烈。1898年6月11日，皇帝终于下了一道“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
晴朗的早晨，光绪帝端坐在九龙华盖和日月龙凤扇下，神情肃穆。黑压压地跪着一地听诏的京官，向皇帝山呼万岁之后便鸦雀无声。只见一宣诏官登上高台，先向皇上行三跪九叩之礼后，西向肃立，双手捧诏，大声朗读起来：“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诏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表明皇帝变法的决心，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根本，又博采西学中务实的精髓；成立京师大学堂，广招人才，等等。
皇帝变法誓词传出来后，苦苦奔波、等待的维新志士们受到了极大鼓舞，南海馆内的康有为等人个个喜形于色，他们彼此祝贺着，互勉着，在他们的心中已达成一种默契，那就是，在皇帝的支持下，要更加无所畏惧地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
皇帝已经宣誓变法了，现在，他最迫切的就是面见康有为，以便商讨新政的具体措施。
6月16日，康有为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康有为被内侍臣引进殿门，第一次跪在皇帝面前时，他激动得有点紧张，面见皇帝，与皇帝谈自己的理想、主张，这是他经过了多少努力、几经周折才实现的啊！光绪帝从康有为走到殿门时起，就一直在打量这个颀身长髯、目光炯炯的南海奇人，正是这个人使他走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成为他日后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君臣二人各自怀着感念与期盼，一种亲近感、依赖感在两人的心中同时产生。康有为行完大礼之后，光绪开始问话。他说：“先生关心国是，忠忱可嘉，屡次上书，朕都知道了。朕已决意维新，先生有何见教，请尽情奏来，朕很愿意聆听！”
康有为觉得眼前这位皇帝就是他理想中的立宪君主，他庆幸自己遇到了明君圣主，预感自己的理想能成为现实。于是他挺直了身子，侃侃回奏道：“皇上决意维新，实乃国家民族之大幸。自从禁烟以后，中英交战以来，列强交侵，国无宁日，时至今朝，瓜分之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我国五千年的神州大地，已成了列强的砧上鱼肉，任人宰割，如再不变法图强，国运民脉实将不堪设想！”
光绪点头叹道：“朕知道，现在是非变法不可了，可是国事如麻，纷繁多端，如欲维新，从何入手才好？”
康有为道：“臣以为治国先求治本，首先在于革新制度。近年来，我朝也曾有所变革，兴办洋务，发展工业等等，但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西洋国家那样，行了新政就富强了呢？臣以为，主要就是我国制度不好。从朝廷、督抚、司道、州县守令、以至黎民百姓，犹如十重门堂，重重隔绝，所以办事无法核实，下情无法上达，以至于上下蒙蔽，奸蠹丛生。要改变现今的制度，首先应从废八股、兴学校、开民智做起。现在的大患在于民智不开，民智不开是由于八股取士的缘故，他们只懂得填词对赋，训诂考证，毫无现实意义。”
光绪点头称是，他说道：“朕就依先生之意，废掉八股，广招人才。只是今日国家一贫如洗，年年赔款，国库已空，如欲变法，将如何筹款呢？”
康有为说道：“我国并非贫国，在我国土之内，有许多矿产等自然资源。只是因吏治不善，管理无方，才穷困的。所以只要刷新吏治，清除贪官污吏，选拔清廉之士、干练之才，理好税收一项，国家的财源就充足了。何况还有交通、邮政、矿务等收入，源流广阔，又何愁没有款项呢？”
光绪面露笑容，点头说道：“听了先生高论，朕茅塞顿开，心中豁亮。”之后他们又交谈了两个多时辰才结束。皇帝接见臣子这么长时间，这在朝廷是很少有的。康有为当天就被皇帝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个官职虽然较低，但可专抓奏事。同时起用的还有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英才。
从这天起，康有为等人的奏章、建议，流水般传到紫禁城，然后经过光绪帝，把奏章、条陈变为诏书、谕令，又一件一件从紫禁城下发各地。从6月11日“明定国是”诏书算起，到9月21日，一共103天里，共有110多道诏书、谕令。戊戌新政全面展开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百日维新。
新政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政治上，整顿吏治，裁汰冗员，改革旧的机构，裁撤闲散衙门等。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经济上，设路矿总局、农工商总局和各省商务局，以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提倡商办实业，组织商会。思想文化上，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取消各地书院，改设新式学校，广泛学习西学，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等等。
康有为还上疏建议设议院，建立君主立宪制。他想在民智大开之后，渐渐地实行这一改革方案。但是康有为还没有等到这一天，顽固势力便反扑过来，使新政仅幸存了百天便夭折了。
事实上，维新运动每前进一步，无不遇到顽固势力的阻挠，当变法进入到高潮的时候，这股强大的反对势力也达到了顶峰。
“明定国是”诏书刚刚颁布完毕，便从太庙传来一阵哭声。原来这哭声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发出来的。刚毅是个十分守旧的老臣，他看到局势已发展到这一地步，却无力阻挡，只好一个人跑到太庙中去，在列祖列宗之前痛哭着：“从此纲常扫地也，纲常扫地也。”
刚毅倾心忠诚祖宗制度，荣禄则热衷于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正当刚毅以痛哭来发泄内心的悲愁之时，荣禄却去找他的主子去了。
皇上回宫，群臣散去，荣禄径直赴颐和园而来。太监通报，荣禄入内，只见老佛爷正在闲坐，荣禄连忙跪地叩头，煞有介事地奏道：“启禀老佛爷，刚才皇上宣诏，发誓维新变法，不知老佛爷可否知道？”
慈禧抬抬眼皮说道：“知道了，现在变法维新，已成潮流，就让他们去闹罢。”
荣禄抬起头，仰望着慈禧，急切地奏道：“老佛爷无比圣明，岂不知大权不可旁落，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慈禧最关心的就是权力，荣禄的话震动着她的心，使她失去了心头的平静，不禁略略俯下身子，问道：“你有什么好法儿，就照直讲吧。”
荣禄连忙献策道：“奴才有三条妙计：第一条，逐走毓庆宫行走翁同龢，砍掉皇上推行新政的支柱，这样皇上就孤立无援了。第二条，今后二品以上大员的调任，都要到颐和园向老佛爷谢恩。这样老佛爷就控制了国家的中枢，牢牢把握住了朝中大权。第三条，奴才请求出任直隶总督，军权在握，就不怕这些乱党了。”
慈禧听了，内心十分满意。于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光绪皇帝在下了变法诏书后的第四天，又以皇帝的名义，一连下了三道预告新政危机的命令：一是撤除翁同龢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的职务，送回江苏原籍；二是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要谒见西太后，向她谢恩；三是调直隶总督王文韶回京供职，派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很显然，这是太后的旨意，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表明，光绪帝受制于西太后。
与此同时，在京城内外，谣言四起。有的说，康有为是汉奸，受了洋人贿赂，替洋人游说，要把大清天下卖给英国和日本；有的说，康有为骄傲狂妄、想当圣人，自立为教主，要尽废六部九卿衙门，使天下人都信奉康教；还有的说，康有为兄弟会妖术，每夜进宫秽乱宫闱，迷惑皇上，使皇上迷了心窍，才整天嚷着要维新、变法；有些谣言甚至造到皇帝头上，说皇帝要剪辫子，在宫中穿西服，信洋教；还说皇帝患了淋症、遗精症等等。这些谣言大都是从紫禁城内、内务府、太医院和太监们口中传出来的，绘声绘色，煞有介事，所以弄得人心浮动，惶惑不安，满城风雨。此外，还有那些因废八股制而失去晋身之阶的守旧文人，因推行新政而担心自己禄位难保的顽固大臣，因裁减绿营而感到衣食无着的绿营丁勇，以及因传闻废寺庙、兴学校而担心自己失去寄生之所的僧道之人，他们都蛆蝇营聚、蠢蠢骚动，搬弄是非。所有的守旧势力都聚集起来了，他们咬牙切齿，怒抗新政。他们不敢公开指责皇帝，便把满腔的愤怒，一起发泄到康有为这个维新派首领身上。他们视康、梁为仇敌，有的甚至公开声称，要找康有为拼命。京城之内，一日数惊，风声鹤唳，新旧之争，剑拔弩张。
光绪皇帝为了变法维新，决定在政府机构中充实维新力量。9月5日，封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入了军机处，参与新政事宜，时称四辅，与此同时，为了清除变法阻力，在封四卿的同时，下令撤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之职。
几天以后，光绪帝又将阻挠新政的李鸿章、敬信从总理衙门撵了出去。14日，又下发了旗人自谋生计的诏书。
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府大臣立山，率领满族官员浩浩荡荡地到颐和园去告状，说皇帝不要满人了，请太后临朝训政。怀塔布、李鸿章等人先后赶到天津，准备在皇帝和太后一同到天津阅兵时废掉光绪。
各种坏消息传到光绪耳中，使光绪皇帝觉察到问题之严重，但又不知如何是好！他连忙下密诏，要康有为等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
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读了密诏不禁痛哭起来，这些君子们密筹的结果，就是将希望寄托于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要他占天津、诛荣禄、入京勤王。
然而，这个曾经是强学会一员的具有维新热忱的袁世凯，却在变法事业最关键的时刻，站在了顽固势力的一边，向荣禄告发了康有为等人的计划。
当荣禄将此消息转告给慈禧时，这位最高权力的拥有者震惊了，暴怒了！
慈禧是晚清历史中十分重要的人物，她善于施展权术，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权势。19世纪末的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她也感到恐惧，但她更害怕年轻的皇帝轻举妄动，造成动乱，以致动摇她脚下的根基。在这种矛盾的心理支配下，她最后决定不妨让光绪去试一试。如果国家真的能像日本那样成功了，自己仍然可以保住当前这种地位；万一失败了，就废掉光绪，另立一个皇帝，自己的地位反倒更加巩固。就这样，她允许了光绪帝维新变法，允许了新政的出台。当许多大臣跑到她那里哭泣时，她没予理会；当怀塔布和他的家人都到颐和园去长跪哀告时，她仍不动声色，因为这都没有对她的最高权势造成威胁。如今，皇帝要发动兵变，这还了得，慈禧气急败坏，于9月21日凌晨，带领禁卫亲兵，全副銮驾，往紫禁城而来。
慈禧怒气冲冲，回到紫禁城中，在乾清宫前下了凤辇，登上御座。那边早有人禀告皇帝说太后驾到，请皇帝快去接驾。光绪一听，如五雷轰顶，吓得浑身颤抖，他知道事态严重了。光绪帝刚一踏入殿门，慈禧就破口大骂道：“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本来你是旁枝侧出，是我把大统给你，你才能登上这个宝座。自从你四岁入宫以来，我抚养你、教诲你20年，花了我多少心血？试问我有何事负你？为何你竟欲将我囚到颐和园中？你如此忘恩负义，真乃禽兽不如！”
慈禧大骂之后，余怒未消，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在那里，光绪度过了他的余生。接着，她用皇帝的名义，下诏废除新政，捉拿康有为等人，并吁请太后训政，西太后又一次临朝听政。
19世纪末叶的中国，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就这样失败了。康有为逃往香港，梁启超奔赴日本，无数的维新人士和帝党被捕入狱，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先弟这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北京城的杀场，染红了无数向往光明、向往新事物的人们的心，染红了充满沧桑、任人蹂躏的中国大地！
然而，维新志士的血没有白流。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情壮志激励着后来的人们！“变法没有不流血的，中国还没有因变法而流血的，这就是国家不昌的原因。如果有，请自嗣同始。”这豪迈的声音，自发出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华夏古国的上空回荡着，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回荡着！它呼唤着人们继续去奋斗、去抗争！它告知人们，封建制度已千疮百孔，赶快来推翻它吧，创造一个新世纪的中国，迎接新世纪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