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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拯危救难的改革并没有挽救危难之中的大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焰中明王朝销声匿迹了。然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不能承担起统治全中国的重负，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成了中华大地的主宰。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这个王朝使中国封建社会又延续了二百多年之后，于19世纪中叶终于走向了它最后的腐朽与没落。
1840年，对于大清王朝乃至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一个极不寻常之年。英国的隆隆炮声震撼了中国的海域，震撼了中国的南疆，也震撼了中国的心脏，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这炮声使守疆的战士惊讶，使抗战的爱国将帅惊讶，更使清廷的贵族老爷们惊讶，大清帝国不是世界强国、文明古国吗？小小的蛮夷之国怎敢如此无理、如此胆大妄为？但事实就是事实。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以屈辱换来了“和平”。从此，香港割让给了英国，沿海港口开放，牟取暴利的鸦片也运了进来。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1856年，由英法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了。结果是中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与侵略者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以及中英、中法的《北京条约》。接着，又是割地、赔款、开放众多城市、外国人开始大量涌入。随后，号称公正的美国人，也以十分“和平”的方式介入，取得了和英法同样的在华利益。
面对屈辱的现实，中国人开始逐渐觉醒，三元里人民在街头巷尾，与敌人短兵相接，给予英国侵略者以有力打击。香港、九龙的工人罢工、罢业、停水、停电，使整个城市处于瘫痪，外国人最后只好求救于高傲又卑贱的清朝政府。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只知道在屈辱退让中苟延残喘。
在地主阶级的上层，有一些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不能再这样屈服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大清帝国就要灭亡了。而且当时来自于下层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势如浪潮，这更加重了他们的危机感。中国要自救，清朝政府要自救，然而自救的出路在哪里？人们寻找着、探索着，终于发现自救的唯一方式就是学习先进的、能使外国人船坚炮利的西学。1861年之后，一场大规模、持续30余年之久的中学为本、西学为末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所谓洋务运动，就是由清政府内部一些进步人士为首而掀起的办洋务热潮，它是以1861年在北京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而开始的。
中国人办洋务，这可不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在闭关锁国的封建时代，不仅仅是封建政府机构的官僚，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乃至士大夫知识分子们，他们也只知道四书五经，知道三纲五常封建礼义，知道宗教佛学。为民者以学好诗经、考取功名为荣，为官者以如何维护统治、效忠皇帝为尚。他们对外边的世界知之甚少，只知道不同于自己的民族都是蛮夷，北方有蒙古、鞑靼，沿海有倭寇，海外一定还有许多蛮夷。鸦片战争爆发前，沿海向朝廷告急。道光皇帝向大臣们问道：“英国是哪方夷人？地方几许？与俄罗斯是否接壤？”如此骄傲与无知的清政府，将大清帝国与世界割裂，以为大清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20年之后，清政府内部竟出现了洋务派，他们把办洋务作为求强求富的必要手段，而且场面之大，规模之宏令人惊叹不已。为什么会有这样突飞猛进的质的飞跃，为什么封闭了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会迎接世界、走向世界呢？这一变化的关键来源于两次战争对中国的撞击，来源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以及继他之后魏源的思想启蒙。
林则徐，以他虎门销烟的威名流传青史，尽人皆知。同时，他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先驱，范文澜先生称之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当英国人看准了中国这一市场，将罪恶的鸦片源源不断地带到中国之后，身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以钦差大臣之名义到广州禁烟。那时，他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了解英国，了解西方，知己知彼。林则徐大量搜集外国书籍，找人翻译，把1836年伦敦出版的慕瑞著的《世界地理大全》译为《四洲志》，把《澳门新闻稿》译为《澳门月报》，又把德庇时、地尔洼等人所著的《中国人》、《在中国做贸易罪过论》合译为《华事夷言》。这些近代中国系统介绍西方各国地理历史知识的书籍，使中国人了解了陌生的世界。鸦片战争时，面对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不是害怕、屈服，而是勇敢地站起来进行抗争，并主张把他们的船炮拿过来为自己所用，这就是林则徐的高明之处，是他不同于时人的远见卓识，可谓慧眼独具。当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总结失败的教训时说：“我觉得若想抗击夷人，如不拥有夷人所有的新式船炮，建立水军，那么只能是自取失败。只有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才能克敌制胜。”可以说，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便形成了。
1841年林则徐因禁烟、抗战而被革职充军到新疆。林则徐去往新疆的途中路过京口，和正在京口的志同道合的好友魏源相见后，便把《四洲志》的稿子交给魏源，嘱咐他：“你要以此为蓝本撰写一本《海国图志》，以便更系统、更具体地介绍西方社会。”魏源没有辜负林则徐的期望，于1844年完成了《海国图志》的编纂。初始50卷，后来又进行扩充，1847年补充到60卷，1849年又扩编为100卷。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不但详细叙述了世界各国的沿革、地理，而且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社会现象、对外开拓殖民地的社会本质，以及其技术水平、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等等都做了介绍，并加以评述。他是这样描述英国的：英国并不看重宗教，只重视商业和武力，以此到世界各地去开拓殖民地。他指出，鸦片战争不是林则徐禁烟的结果，实际上是英国侵略者唯利是图、唯威是畏的必然行为，以及清朝落后所造成的。他为林则徐申冤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学习西方长处。他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
林则徐、魏源的启蒙思想，促使中国士人更多地了解了西方，使中国知识界眼界大开，耳目一新，从而也为更多的人来学习西方、学习西学起到了引导作用。但是，应该看到，林则徐、魏源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是相当表面的、浅层次的，所谓长技不外乎指船坚炮利而已，还没有上升到西学这一高度。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他们过高，因为在万民皆睡的状态下，唯我独醒，并发出大声呐喊，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他们做出了自己应做的贡献，更深层的认识只能靠后人来完成。事实也确实如此，洋务运动之所以能迅猛发展起来，后来的冯桂芬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著名的《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的一部力著，其中《采西学议》和《制洋器议》集中反映了他学习西学的思想。冯桂芬把学习西方长技提高到了学习西学的高度，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飞跃。他在《采西学议》中写道：“在我国古代的一部天文历算著作《周髀算经》中，有四极四合与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的说法，后人都不解其意。战国时的阴阳家驺衍，说中国名为赤县神州，而中国之外也如赤县神州的还有九个，这在当时也被看做是荒唐之言。然而，他们说的并没有错，地球确实大无边际，并不是舟车、人力所能到达的。据西人地图所列，天下有百国。而这百国的书籍，在明末译过来的仅意大利和英吉利两国的书就有数十种之多，其中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都十分具有科学性，是中国人远不及的。这些对于我中华大一统之邦来说，难道不是中国学子的羞耻吗？”
“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置翻译公所，选附近15岁以下聪颖易悟的童子，聘西人教他们各国语言文字，再聘内地名师教他们经史之学。一切西学都从算学开始，西人十岁以上无人不学算学，今欲采西学，自然不可不学算学，或者以西人为师，或者请内地知算学的人为师都可。我听说香港英华书院、上海墨海书院藏书都很多，另外1847年俄国人送政府方略馆的书籍也达千余种，都可以有选择地翻译过来。这样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所不包，互为贯通，对中国将大有裨益。听说西人发明了新的测量地动之术，与天行密切配合，可以报时。又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可以把它引来用以治水。又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收效大，可以学来以利民生。其他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我们不管他是什么奇技淫巧，只管学来便是。这样，三年之后，那些文童已能对外国书籍应口成诵，以此来补充本学；诸生中如有成绩突出，具有真才实学的，可由通商大臣请示朝廷封他们为举人。如前所议，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之于夷而胜于夷之人，这实在是当今治学的第一要务。”
“愚以为在今日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行于世，都能独自达到富强，更何况我们对各方面做以比较，选择其中最好的来学习呢！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是善之善者哉？”
“夫御夷为当今天下第一要政，此议如能行，则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人必然多起来，则必然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之人脱颖而出，然后得其要领而抵御之。”
综观冯桂芬的思想，他已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为“师夷善法而制夷”，提出了更广泛地学习西方的口号。他认为中国不仅仅在军事技术上落后西方，而且在人才、地利、君民关系、名实必符等诸多方面都不如夷，所以要广泛地学习，但必须是在以中学为本的前提下进行。他的这一中学为本、西学为末的思想对中国洋务运动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学习和掌握西方技术，是冯桂芬倡导自强之道的重要课题，这也成了洋务运动的初衷。他的《制洋器议》简直就是手把手地告诉洋务派如何去学西学，如何去制造洋器。冯桂芬将西学思想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之中，只等着洋务派将他的思想付诸实施了。
1861年十二月，安徽合肥虽没有北方的皑皑冰雪，但也是寒气逼人，冷风瑟瑟。此时，在刚刚组建的淮军总部，李鸿章正双目紧闭，双眉紧锁，坐在那里愁眉不展。左右见状，不知为何，小心翼翼地问道：“大人已承曾总督相助，组建了淮军，缴匪已胜利在望，大人还为何事忧虑？”李鸿章什么话也没说，他挥了挥手，示意左右退下。于是他们都再不敢言语，心怀疑虑地走了。
此时的李鸿章已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之命建立了淮勇，面对士气高涨的太平天国，他正待命准备开赴战场，而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那么他究竟在想什么呢？原来，这位24岁就中进士、曾是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正为国事而忧虑、困惑。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农民起义又风起云涌，大清王朝江河日下，危机四伏。太平天国势在推翻清朝政府，英、法、美等国企图主宰中华，这就是19世纪60年代的国情！十一月，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掌握了大清实权，并以恭亲王奕䜣为首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应付日益繁多的对外事宜。然而，这又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希望呢？总理衙门只是为外国人在中国取得更大的利益大开方便之门罢了。李鸿章闭目思索着，心里更增加了几丝愁绪，眉间的皱纹更深了。
忽然，外面一片嘈杂声使他从混乱的思绪中清醒过来，他睁开双眼，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原来是他的一个幕僚刚刚从苏州回来，只见他兴冲冲地来到李鸿章近前，“太令人振奋了，请大人看看这本书。”来人急不可耐地说。李鸿章接过来一看，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翻开扉页，再翻下去，继续看下去，李鸿章越看越兴奋，他不知不觉中热血沸腾了，不禁大声说道：“原来我所苦苦寻找的答案就在这里啊！”是啊，这就是李鸿章所要找的答案，拯救危难中的中国，拯救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只有学习西学才是唯一的出路。李鸿章兴奋着，欣喜着，他已不再困惑，不再犹豫，出路就在眼前，只要自己沿着别人给指的路向前走就行了。
与此同时，冯桂芬的书籍走出了他的家乡苏州，在合肥、上海、北京、湖南等地传开了，恭亲王奕䜣看到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看到了，无数的中华士人看到了。
此时的曾国藩，对农民起义自然是恨之入骨，但更使他痛心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民族的劫难。他看到外国人肆意横行于中国的沿海与沿江，他的心被一种不可言状的愤怒与伤感所笼罩。他把这种愁苦心情写在纸上，向他的日记倾诉，“大局已坏，令人心灰”，他无法沉默，无法忍让，“扼腕久之，泫然有呜咽之哀”。该如何摆脱这种苦痛呢？终于，他看到了一种新颖的思想。1862年9月17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余偶从朋友处得到冯氏之《校邠庐抗议》一书，如获至宝，仔细研读，实觉冯氏之论乃名儒之论矣。”读罢冯氏之作，曾国藩茅塞顿开，有如拨开云雾，看到了久违的希望和阳光。冯氏的西学之路，就是中国的自救之路，他终于明白了这个还不是众多人都能明白的道理。曾国藩这位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在民族危难面前，选择了时代的最强音。
林则徐、魏源、冯桂芬，他们使蒙昧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大开了眼界，他们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尤其是地主阶级上层一些有识之士。这些有识之士开始学习西学、接受西学，并采纳西学，洋务运动由此而产生了。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法、美等国侵略者大量涌入中国，并在北京派驻公使，中国外交事务逐渐繁重起来。过去承担对外事务的理藩院已明显不能应付目前这种局面，于是清政府便在北京成立了总理衙门，以总理外交事务。慈禧太后给予奕䜣领导的总理衙门权力很大，按军机处的规模组建，除主管外交事务之外，还兼管各路军务及海关等。但是，总理衙门一成立，便成了洋务派实行洋务运动的领导机构，这实在是清朝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与洋人打交道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障碍，于是，总理衙门便把这一问题看成了头等大事。1862年，以学习英语为首要任务的同文馆成立了，第二年又开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所属同文馆。
随着总理衙门、同文馆的设立，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也在中华大地勃然而生。大权在握的恭亲王奕接受了新思想的陶冶，总理衙门事实上成了洋务运动的大本营。
此时，地方上的李鸿章等人也开始行动起来。1863年初春，被调到上海已被提拔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终于将他久慕的冯桂芬请到自己帐下。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相差十几岁的两个人走到一起，并使他们成了师生、战友和知己。李鸿章视冯桂芬为恩师，冯桂芬也更加深入而具体地把他的西学思想灌输给李鸿章。由冯桂芬建议和拟稿，李鸿章依照同文馆之例，奏准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广方言馆比北京同文馆更加进步，其学生不但学习外国语言，而且还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制造技术，它同第二年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设立的同文馆一样，为培养洋务人才做出了突出贡献。与此同时，各同文馆大量地翻译书籍，对开中国风气也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862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已持续了12年之久，清政府出于种种考虑，求救于外国人军队介入中国内战之中。装备精良的外国军队前所未见，使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大开眼界。外国有军舰、轮船，中国却只有帆篷舟楫；外国有来福枪，中国却只有弓矢、工枪，相差实在太悬殊了。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鸿章经常到英法提督的兵船上去，看见其大炮之精纯，弹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在不是中国所能比的。”正是因为这种悬殊差距，他们才想把外国人所有的拿过来据为己有。曾国藩曾说过：“目前借助于夷国军队，得以解一时之忧；而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才可期永远之利。”李鸿章也曾强调说：“国家百用可省，只有练兵设备万不可省。”他们二人都认为：如果中国军器也能像西方的那样精锐，那么不但平定国内之乱有余，而且抵御外侮亦无不足。
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了军械所。虽然规模较小，但是它却是在中国试制新式武器的开始，它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始祖。之后不久，他又与李鸿章共同在上海创办了洋务运动期间最大的军事工业江南机器制造局。曾到国外采办机器的容闳后来追述：“自余由美国采购机器归国以来，中国国家已筹备了千百万现金，准备建厂，并希望能成为好望角以东之第一良好机器厂。故此厂实乃为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曾文正之高识远见。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曾国藩、李鸿章引进机器生产军备，以求自强，这在当时是最为先进之举。
曾、李二人的自强思想与行为得到了奕的认同。1864年6月，奕在奏折中说道：“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从洋人挑衅以来，至今已数十年矣。到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难道都是因为武臣不善治兵哉？即使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所以才不能所向无敌耳。”
太平天国结束之后，中央与地方协调起来，洋务派官员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军事工业的建设上来，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掀起了建立军工企业的热潮。1865年，李鸿章在南京建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建天津机器局。之后，张之洞在汉阳创办了大型的湖北枪炮厂。此外，陕、甘、粤、鲁、吉等省也先后办起了规模较小的军火工厂。
随着军事工业的建立，如何使用这些从外国引进的机器，便成了首要问题。起初，他们雇用外国技师，但“聘用洋员只是权宜应急之谋，实在不是经久可恃之道”（李鸿章语）。换言之，中国的工业必须使用中国自己的人才。然而，当时中国的“人才”只会制作八股文，只知沉浸于章句小楷之中，根本不懂技艺。面对这种局面，李鸿章提出变通文场科举之制、专设一科取士的主张，即在原来科举所学基础上，再加一科，学习西方近代的军事装备和机器生产，以造就掌握近代工程技术的人才。他这样说道：“今日儒者，只是殚心劳神于八股文字，等到实际用时，则闭门造车，根本不能为现实所用。应于文场科举之制，略为变通。拟分为八科，以求为现实所用。一曰忠信笃敬，以见其品行；二曰直言时事，以见其见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见其学识；四曰填词作赋，以见其才华；五曰询问其对刑名钱谷的认识，以见其是否长于吏治；六曰问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见其是否能指挥作战；七曰考算数格致，以见其是否精通自然科学，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八曰试以外国情势利弊，言语文字，以见其是否能不致辱命。政府重视实际才能，并特设一馆，广招奇技异能之士，那么人才将辈出而不竭，海外华人中有抱负绝技的，必将返回中国以求取爵禄功名。”
为了让清政府接受李鸿章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奕䜣将这一主张做了改造，他在原来同文馆内增设了算学馆，派科举正途官员到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等等。这样既不用改变科举考试内容，又可以使传统科举生员学习西方技术。但是，这种折中方案仍在朝廷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年代，具有先进思想的开明人士仅仅是凤毛麟角。他们不但面临着自身如何学习西学的问题，而且更为艰巨的是如何与强大的顽固势力进行抗争！洋务运动刚刚起步，那些京城里的守旧大臣们便紧握起“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利剑，窥视着、犬伏着。最初成立总理衙门、同文馆时，他们无话可说，那是时事需要，否则就无法与强硬的外国人打交道。洋务派买进外国的船只枪炮，同时又自己建厂，自己生产武器，这是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是维护清朝统治的需要，顽固派仍无话可说。但是，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了，洋务派仍大张旗鼓地引进机器、建立工厂，在顽固派看来，这是另有所图，欲变祖宗之制。如今又让科举生员学习西学，这还了得，顽固的封建大员们终于怒不可遏了。1867年，以算学馆成立为导火线，终于引发了一场新与旧、中学与西学、洋务与守旧的大辩论。
首先发难的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张上疏说道：“科举取士自古为国家求贤之正途，我大清王朝也赖此读圣贤之书的科举士子才得以如此长盛不衰。而如今恭亲王却要让这些国家俊秀去学习夷学，从而以夷变夏，其用心何在？臣请太后、陛下取消算学馆，以正学士纯洁之风。”张盛藻的意见，立刻得到了大学士倭仁的赞同。倭仁上了一篇奏折，恶毒攻击洋务派关于学习洋人技艺的主张。他说：“今求一技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而夷人十分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是他们诚心教授，所成就的也不过是掌握术数之士。自古以来还没有听说依恃术数就能起衰振弱的呢。天下之大，何患无才。如果认为天文算学必须讲习的话，可以广泛搜集精通此术者，何必非得用夷人、以夷人为师呢？使读书之士，讲明义理，就可以维持人心。立国之道，尚礼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而如今却将这些聪明俊秀、国家培养出来准备重用之人，使之变而从夷，定会使正气不伸，邪气将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中国之众不都驱于夷人统治之下了吗？如今天下已受洋人之害久矣，难道还要推波助澜不成？听说夷人传教，常因为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科举正途跟夷人学习，唯恐所学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其所迷惑，这正中了他们的骗术耳。”
倭仁的这番言论实在是太有煽动性了，他既从宣传封建礼教出发，又考虑到民族利益，以此来反对学习夷人技艺、以夷人为师。19世纪60年代，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确实恣意横行，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倭仁的言论显得很有“民族气节”！倭仁是当时久负理学盛名的大学士，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立场和观点影响着一大批人，客观上阻止了许多人投考同文馆。奕䜣后来说过：“当御史张盛藻上奏此事时，臣衙门投考之人还不乏其人。而自从倭仁倡议以来，京师以及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而且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谣言，蛊惑人心，臣衙门里于是再也很少有投考的人了。”由此可以看到，顽固派具有坚强的社会基础，摆在洋务派面前的阻力实在太大。
然而，时代的召唤使洋务派并没有屈服，面对强大的困难，他们勇敢地迎接着挑战，重申自己的中学为本、西学为末的观点，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朝廷之上，奕䜣上疏说：“臣等查阅倭仁所奏，陈义甚高，持论甚正。臣等在未曾经理洋务之前，也是这种想法。但是，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臣等发现，洋人所掌握的自然科学技术确实是先进的，而这也正是他们能肆意逞强的原因。中国要抵御外侮，只有先自强，把他们的先进技术学到手，然后才能与之抗争。臣等一切所为，无一不是为了国家，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训练洋枪队，派人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于京畿一带设立六军用以保卫朝廷，凡此种种苦心经营，无非是欲图自强。而御史、大学士却不理解臣等良苦用心，甚至许多人都不理解。当没有战事的时候，他们把外国的利器嗤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待有战争时，他们又惊讶于外国人的利器何以变得如此锐利神奇，又以为这样神奇之器自己学不来。殊不知，如果不把外国人的利器学来，那么我们就只有等待挨打受侮了。所谓的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就可以制敌之命，臣等实在是不敢相信啊！”奕䜣情真意切，情理交融，感动了在场的许多文武百官。
垂帘听政的慈禧听了奕䜣之言之后说道：“恭亲王一心为国，大家都已知道了。大学士也是为国分忧，爱卿不必多虑。”听到前一句，奕䜣感到由衷的宽慰；听到后一句，奕䜣感到很不舒服。此时的同文馆都没有生员了。太后不是不知道，现在竟也说倭仁是对的了，真是不可思议。正当奕䜣在这里暗自不满的时候，只听太后又说话了：“恭亲王继续主持同文馆事宜，招收天文算学馆学生。同时，大学士到国内各地访求天文算学人才，事成之后，可以另外设馆。”此谕一下，奕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毕竟西太后还是支持自己的，只不过是给倭仁一个台阶而已。他这样想着，心情也开朗了许多。
这场由中、西学之争而引起的洋务派与顽固派首次激烈的争论，由慈禧太后以折中的方法给结束了。慈禧非等闲之人，她运用权术和智谋取得了大清王朝的实权，同治皇帝只是她的一个傀儡。她非常看重得之不易的权力，为了巩固她的政权，她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外国人打了进来，她以屈辱换来了暂时的和平，以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换取政权的稳固。农民起义爆发后，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去镇压他们，这其中包括汉族地主武装以及外国的军队，她没有考虑到用外国军队向中国人民开炮，只能使外国在华利益更为扩大，她只考虑她的政权。如今以奕䜣为首，从中央到地方的洋务运动声势浩大，这不能不引起她的思考。洋务派打着自强御敌的旗号，以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为宗旨来办洋务，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封建政权统治，这对清王朝当然是十分有利的。但是，洋务派的所为又不能不使慈禧心存疑虑，因为他们的权力有些过大了。地方上湘淮两军因镇压太平天国立下汗马功劳，朝廷不得不给他们以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据英国史学家包耳格记述，曾国藩是当时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到他去世之时，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人。李鸿章后来更是权力巨大，煊赫一时，按清朝旧规，朝廷命官不得在故乡为官，而安徽人的李鸿章却在1865年升任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第一次打破了“不许服官本籍”的旧制。与此同时，地方督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治理地方为名，截留上交国库的收入，并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操办洋务。所有这一切，都使慈禧太后心怀戒意，她在适当支持洋务大员的同时，也充分利用顽固派来牵制洋务派，从而限制洋务派的势力和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慈禧在肯定奕的同时，也对倭仁予以首肯。
顽固派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思想根深蒂固，现在又有最高统治者的暗中支持，他们有恃无恐，时时处处向洋务派发难。
奕䜣、李鸿章等人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想适当地变通成法，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近代武器设备、工业生产技术，达到求强求富之目的。他们以为只要中国有了和西方列强同样的武器设备、生产技术，就可以超越洋人，免受欺侮。李鸿章的看法是：“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将不如人的火器学来，中国就尽善尽美了，大清帝国的封建统治就会永固了。正如奕䜣表白的：“凡此种种苦心经营，无非是为了自强。”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练兵、制械、购船这些活动，稍变成法、造就人才、开通风气这些主张和措施，将会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客观上产生强烈的冲击。近代工业企业在中国出现，使中国固有的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以至整个社会文化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洋务派所始料不及的。但是作为封建卫道者的顽固派却最早意识到了洋务势必要使中国圣教和封建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和威胁，甚至出现用夷变夏的可能。他们认为办洋务，学西方，会弄坏世道人心，会导致中国封建文化的崩坏，伴随洋务而产生的近代事物和近代意识，会危及中国的封建制度，因此他们站在维护封建制度的立场上极力反对办洋务。
洋务运动在艰难困苦中跋涉着。李鸿章等人一方面要与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周旋，在国力衰微的境况下让步求和，甚至乞求外国人的支持和帮助；一方面又要同顽固派进行抗争。一次，李鸿章对友人大发牢骚说：“朝中大臣胸无大志，却只是一味地对我们议论诽谤，挑剔责难，无事生非。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朝廷怕我们的权力太大，总想收权控制我们。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人家日本君臣上下一心，军事工业才发展得很快。相反中国却君臣不能一心，朝中政令朝发夕改，这样大臣怎么能施展才能。唉，真让人十分苦恼啊。”友人听了，跟着一同抱怨：“唉，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朝廷并没有忽视李鸿章对维护清朝统治的作用。1870年，李鸿章被提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由他总揽一切洋务大权，从此，李鸿章成为洋务运动的总代理，操纵着清政府对外事务的权力。在这一有利的条件下，李鸿章将洋务运动更深入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随着军事工业的不断发展，洋务派遇到了他们起初所没有预料到的严重问题，那就是原料的匮乏，以及资金上的困难。当时军工所需原料，不但煤、铁要外运，甚至连木材都要从香港运来，这对于工业发展十分不利。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衰竭，国家收入减少，用于办洋务的资金微不足道，洋务派深感资金不足。为了筹措资金，摆脱兴办洋务的困境，洋务派寻找出了如下出路：利用民间商人资本、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建立民用工厂来创造财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列强在打开中国大门之后，逐渐把他们的侵略锋芒从军事转向政治和经济，以扩大他们的在华势力，1868年掀起的修约风波就是这一问题的具体体现。他们要求在中国建铁路、设立电报局、卖食盐、开煤矿，并在内地设行栈及在内河行驶轮船等等，贫弱的中国无法不答应这种种无理要求。侵略者的强盗行径，也促使洋务派警醒。他们认为，中国应办各类企业，与洋人争利。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民用企业纷纷建立。
1872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了，它属于官督商办性质，目的在于振兴中国商务。1878年，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开采煤矿的企业开平矿务局，这是洋务运动时期比较有成效的企业。开平煤矿是我国最早使用机器开采的一个大型矿，到1882年，已经全部用机器开采，当年出煤达38000吨，1898年产煤73万吨，不但可以供国家需要以及中外轮船之用，而且还可供内地民间日常生活之用。李鸿章对此也十分满意，他曾兴致勃勃地说道：“从此以后中国的兵商轮船及各机器制造局所用的煤，都不致于从外洋远购了。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再为敌人所把持；与此同时也可免于资源的外流。真可谓是富强之基，就在于此呀！”有了开平矿务局的成绩，洋务派又在全国各地开办了许多矿业，除煤矿外，还包括了铁、铅、铜、金等矿。
此外，洋务派还成立了天津电报总局、兰州机器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使中国近代工业企业深入民间各行各业。然而，随之而来的铁路建设又触动了顽固派的神经，他们以此为导火索，又掀起了反对的高潮。
中国近代的铁路风波着实发人深思。19世纪60年代，外国人想深入中国内地，便极力主张在中国修筑铁路，结果都被拒绝。1865年，在北京的英商杜兰德未经批准擅自在宣武门外设了一条1里多长的铁路。英国人试车时隆隆的火车声惊动了慈禧老佛爷，她怒不可遏，问明是英国人未经她的同意就修筑铁路后，气愤已极，当即命令步军统领派人立刻拆毁。在中国大地上诞生的第一条1里多长的铁路因此消失了。10年之后的1876年，英国人又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完成了从上海到宝山江湾镇的铁路修筑，并开始营业。清政府采取的办法是花28.5万两白银将铁路买下，然后拆毁。面对清政府如此愚昧之举，李鸿章感慨地说道：“朝廷以重价购买铁路，而其意在收回后拆毁，真不知其用心何在？万万没有想到朝中诸多大臣对洋务如此恐惧！如果达官贵人都以此为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无振兴之期了，日后连生存都将很难，这可真令人寒心哪。鸿章我励精图治，欲图富强，然而煤铁矿务不容易找到可采之地，招商轮船也受排挤，唉，办事之难，真是非局中人不知其甘苦也。”
难归难，但有所作为的人却并不因此而退却，李鸿章就是这样的强者。1880年12月31日，李鸿章知难而进，上了《妥议铁路事宜折》，指出了修筑铁路的九大利处。归其为一就是速度快，凡是用兵、货运、颁文、邮政、行旅等等都可借助于铁路的快速。他不否认外国人也会借助铁路而深入中国腹地获利，就这一问题，李鸿章建议在铁路沿途，清政府可以征收洋税厘金，从而利国。铁路是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虽然洋人也会充分利用它牟利，但权衡比较，于中国利大，所以，李鸿章坚决主张修建铁路。他的这一主张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就是修建铁路对洋人有利。
李鸿章的奏折呈上之后，光绪皇帝让朝中大臣发表意见，张家骧第一个站出来指明修路的三大害处。他情绪激昂地说道：“臣启陛下，直隶总督所奏修铁路事宜，臣觉得不可。首先，铁路的速度确实是快，如有战事，朝廷派兵确实可以朝发夕至，但是洋人用铁路，也同样神速快捷，这样外国人的势力就会更快地深入中国内地。其次，开造铁路，必然侵占田地房舍、坟墓桥梁，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扰民太重。第三，修铁路，必然与轮船争利，这样朝廷对轮船招商局投以百万银款，都将白费了。基于以上原因，铁路修不得。”这一番话一出，许多人都纷纷表示赞同。这个说，修铁路破坏了祖坟风水，必然会有灾难的；那个说，铁路一通，洋人马上就会打到北京来了……光绪皇帝受控于慈禧，自己并没有决定权，虽然此时已经亲政，但还是要征求慈禧的意见，由慈禧最后定夺。慈禧当然不同意修筑铁路，于是李鸿章第一次筑铁路之请被否决了。
李鸿章没有就此罢休，他继续不懈地努力着，多次上疏讲明铁路对于国计民生之重要，并极言修铁路是有益于维护清朝统治的。到了1881年，清政府终于允许修筑一条由唐山到胥各庄的全长11公里多的铁路。中国最早的一条铁路总算诞生了。
然而，李鸿章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他还要把中国的铁路线修得更长。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列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也想在中国修筑更多的铁路。清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接受李鸿章之请，于是原来修筑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在1886年被延长到芦台。1887年，李鸿章又奏请向东延长到山海关，向西延长到天津和北京，清政府表示同意。李鸿章为了建筑这条铁路，特别组建了天津铁路公司。1888年8月，铁路已经由唐山修到了天津，这就是当时的北洋铁路。当李鸿章等人按原计划继续向北京修建时，却遭到了顽固派不顾一切的阻挠。
顽固派对于筑路一事始终就很难接受，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让步。当铁路马上就修到清朝的心脏时他们着实忍无可忍了。朝中大臣余联沅、屠仁守、洪良品、奎润等人联名上疏，极力反对将铁路修到北京。他们这次又找出三条理由：“第一，铁路一开，从天津到北京，外国人长驱直入，毫无阻碍，这对我大清帝国造成了严重威胁。第二，铁路已使沿途人民铲墓平屋，废田埋井，种种扰民不断，民何以堪。第三，从天津到北京，共有车3000辆、船几万只，人们赖以开旅店、设市场，生意兴隆，而一旦铁路修通，将使上百万民众再无生意可做，此乃是夺民生计。以此扰民夺民，必将危及大清的社稷江山，请皇上三思，万不可取。”听了顽固派这番危言耸听之语，慈禧太后授意光绪帝予以酌情考虑再做决定。
李鸿章见朝廷没有表态，知道又是顽固派从中作梗，便连忙上疏，申明自己的主张。他说：“铁路是自强根本，这是万国通行的真理。我们修津通铁路，从而加强海上运输，陆路调动，臣等创办铁路的本意就是要有利于用兵，以铁路的快速来调动全局。所以津通铁路必须要修，这是我国自强最基本的一点。更何况，陛下已经允准，如果又令停工，朝令夕改，也会被外国人笑话。”
李鸿章说的固然在理，但顽固派的言论也使清政府感到恐惧。顽固派与洋务派各抒己见，互不相让，朝廷无法决断，最后将两派意见下发给各省督抚，让他们讨论后复奏。洋务派官员两广总督张之洞看铁路之争相持不下，怕影响了整个洋务运动的进程，于是就提出了一个折中意见，即缓办津通路，在不能引敌的内地河南、湖北修路。其本意是避开矛盾，待以后慢慢解决。清政府终于得到了一位洋务官员的支持，于是便立即命令停止修筑津通路。
在修筑铁路事宜上，李鸿章再次受阻，为此他十分苦恼。李鸿章气愤地说道：“如今实在是遇到了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敌，外患如此严重，而那些守旧之人还在说以成法制之，这不是痴人说梦吗！”他大声呼吁：“成法万不可拘泥，风气万不可不开！”
事实上，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已经给近代中国开了一代新风。他们把中国近代第一批开明人士的启蒙思想付诸实施，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在闭关了几千年的中国大地上，新世纪的曙光已经来临，中国向着先进的世界迈出了第一步！受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影响的顽固势力固然强大，但它却无法扼杀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洋务运动仍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着。
1885年的中法战争，又使中国人遭受了一次劫难，也使李鸿章受到了极大的触动，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几年的自强之路，并没有使大清帝国富强起来，中国还是落后、贫弱。中法战争使李鸿章进一步意识到海军的重要，没有自己的海军，没有自己的舰队，就无法抵御洋人来自海上的侵略。15年前，李鸿章就已经有了这一认识，现在他更加明确了这种认识。如果永远没有购买铁甲之日，中国也就永远没有自强之时。这是李鸿章对于自强的新认识，由此，他开始着手建立中国水师。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从英、德购买了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超勇、扬威等九艘舰船。至此，洋务运动已由最初的创立军事工业、经办民用工业而进入到操练海军这一更高的层次。
1894年，明治维新之后强盛起来的日本发动了一场侵华战争，战争的结局以中国惨败而告结束。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以自强富国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中国并没有因为洋务运动而变得富强起来，相反，却继续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滑去，中国办洋务的士大夫们企图去拉住她，挽救她，但这一切都没能如愿，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宣告结束了。
甲午战争战败，中国半殖民地的形成，不能归罪于洋务运动，如果没有洋务运动，清王朝同样会失败，而且会败得更惨。
洋务运动本身固然有许多弊病存在，但最主要的是李鸿章等人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官僚，在他们内心深处，将封建制度视为他们固守的根本，而这一制度已走到了它最后的灭亡阶段，在这一历史潮流之下，如果仍抱着这个制度不放，那么最后也只能以失败为结局。
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失败了，但它对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把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一些先进的东西带入了中国，它把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大帝国领到了世界的大舞台上，它使中国看到世界，它使无数的中国人接受了西学，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它对一个独立、自强的新中国的到来也起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事实也教育了中国人民，在封建制度江河日下、民族劫难频仍不休的严峻形势下，以西学来补救中学，以中学为本、西学为末的洋务运动来达到自强、富国的目的只是士大夫们的美好幻想。洋务运动失败的事实告知人们：若想挽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对中国封建制度给予根本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