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亡政息

继耶律楚材在蒙古国实行改革之后，忽必烈继往开来，他不但继承了父兄的遗志，发扬武功，建立元朝，统一全国，而且还学习汉法，推崇儒学，改革蒙古国旧俗，巩固了统一战争的胜利成果。元朝对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结束了自五代以来近三个世纪的分裂局面，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它也是第一个在全国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政权，表明了忽必烈所进行的汉化改革要比其他不同程度接受汉化改造的少数民族更加彻底、更为自觉，忽必烈建立了后赵石勒、前秦苻坚、北魏拓跋宏、辽朝耶律隆绪、金朝完颜雍等所没有建立的业绩。但是，元只存在不到百年就被推翻，继之而起的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这一在元朝废墟上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进行了强化君主专制集权政治的改革，使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高峰，与之相适应，朱元璋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严密监察，控制官吏，其结果是人人怵然，人人自危，发展到后来，吏治腐败，它就成了官吏之间倾轧的工具，使明朝政治极其黑暗、残酷。但不管怎么说，明太祖废除丞相，加强皇权，使明朝政权得到巩固，同时进行了政治、经济一系列的改革，为明朝持续270多年的统治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朱元璋的继承者建文帝朱允炆、明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还都能继承祖业，发愤图强，使这一政权持续稳定地发展着。特别是仁宣之时，出现了历史上的“仁宣之治”。但是明成祖朱棣却打破了朱元璋限制宦官干政的规定，只因他在起兵夺取建文帝皇位之时，得到了宦官的帮助，所以他开始重用宦官，与此同时，他设立新的特务机构东厂，专门由亲信宦官统领，这样，宦官的权势急剧膨胀，为后来宦官涉政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宫廷斗争的复杂化增加了新的内容。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已进入它生存的后期，各种社会弊病日见突出，尤其以土地兼并问题最为严重。自从宣宗死后，英宗朱祁镇即位，明朝的统治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英宗胸无大志，昏庸无能，而这时明成祖朱棣重用宦官的隐患已明显暴露出来，宦官权势越来越大，他们跋扈难制，左右朝政，国家政治变得一片混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宪宗朱见深时，宪宗更是耽于享乐，不理朝政，与宠爱的万贵妃日夜相伴，外戚万通、万喜等人仗势横行，宦官汪直、梁芳、陈喜、韦兴等人极尽奉承巴结之能事，取得万贵妃欢心，进而争得宪宗宠信，他们把持朝政，结党营私，操纵朝中重权。孝宗皇帝朱祐樘时，他整肃吏治，广开言路，除弊兴利，改良政治，使明朝政治得以中兴，出现了十几年较好的社会环境。但是，孝宗皇帝没有解决社会的根本矛盾，不能扭转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历史趋势，在他之后，武宗正德、世宗嘉靖年间，这个王朝已明显露出趋于末世的征兆。

武宗同宪宗一样宠信宦官，当时最得势的宦官是刘瑾，他怂恿武宗耽于游乐，大肆挥霍，皇帝不朝，大权落在刘瑾手中。刘瑾进谗言打击异己，使孝宗时的正直老臣如马文升、刘大夏等人都被排挤，余下的都是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辈，这样的统治集团使国家变得暗无天日。明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皇帝，崇信方术，企求长生不老，为此挥霍了大量资财，甚至还残害数以千计的民间女子。他还重用奸佞之臣严嵩，直搅得朝野上下一片混乱，真是国将不国，大厦将倾了。

继世宗之后的是穆宗朱载垕，他虽说不如世宗那么无道和荒谬，但也醉心享乐，置国家大事于不顾。皇帝如此贪图享乐，大权自然旁落，朝中大臣自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在这一严峻的政治斗争环境中，张居正，这位自幼就显示出非凡才能的南郡奇童，以他的超常智慧和左右逢源的处事技巧，脱颖而出，当他千辛万苦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便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事业，使已经垂危的明王朝又出现了新的转机，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某一天，荆州府知府李士翱夜里做了一个梦，他梦见玉帝让他把一个玉印交给一个童子。醒来后，他觉得此梦甚是奇怪，心里盘算着，不解其意。第二天是科举府试，身为知府，自然是主考官，他在应试的儒生之中，发现一个叫张白圭的12岁学童非常出色，李士翱想，昨日梦中童子定是此学童了，于是他当即给张白圭改名为居正，其意在于期望他长大后能正道而行，成为栋梁之材。这就是张居正之名的由来。

张居正12岁就中了秀才，简直就是神童了，于是神童之名在荆州传开了。张居正出身平民，他的父亲张文明中秀才后曾7次参加省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儿子也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张居正果然不负众望，13岁，他就到湖广省首府武昌参加乡试（也就是省试），当时主考官很欣赏他的试卷，便主张录取他，可是当征求巡抚顾璘的意见时，顾璘却说：“此童子很有天赋，如果让他早登仕途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这样，他很可能会骄傲自满，那样的话，这棵奇伟之材就会过早枯萎，岂不是太可惜了。莫不如先让他多些磨炼，待他更成熟些时，其成就会不可限量。”三年之后，张居正中了举人，23岁时中进士，从此踏上了仕途之路。

张居正入仕的年代正是世宗嘉靖帝的中后期，当时严嵩当政。皇帝荒暴，首辅奸佞，张居正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入朝为官的。最初的官职是翰林院编修，参与修纂国史和官书。

张居正不满于此，他面对朝廷弊病，本着为国效忠的宗旨，凭着初出茅庐时的锐气，上呈《论时政疏》。此上疏指出了当时政治的五大弊病，句句切中时弊。他说五大病是：宗室骄恣，侵凌地方官民；不重视人才，官吏名不副实；吏治不健全，使官场十分腐败；边疆防备不力，边患不止；财政用度太奢。张居正将奏疏递上之后，由于皇帝久不上朝，奏疏落入严嵩之手。严嵩看着张居正的上疏，觉得奏疏中所提的时势之病，似乎都是针对自己而来的，心里十分不舒服，不由得对这个刚刚到任的翰林编修怀恨在心，一怒之下，将张居正的上疏扔到一旁。不过从奏疏上看，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严嵩什么，而且张居正毕竟从进士而入翰林，很有些资历，又是刚刚到任，并没有劣迹，所以严嵩还找不到张居正的什么把柄。更重要的是，严嵩觉得，张居正只位于翰林学士之职，还够不上对自己产生威胁，因此，严嵩对张居正没有采取什么打击行动。

但是，对张居正来说，奏疏石沉大海，等于给自己泼上一盆冷水。无疑，朝廷并没有变法图强之心，他所指出的五病，是他所看到的，也是众多贤士良臣都清醒认识到的时弊，可谓切中要害。其奏疏不被理睬，这对于初入仕的张居正来说，是一个深重的打击，他那颗血气方刚、锐意进取、志在有为的报国之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然而，这正是磨炼其意志的开始，此后不久张居正便充分表现出了他的政治才能。之所以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时弊的清醒认识，还在于沉默的张居正已学会了进退自若、屈张自如的本领。而这一点，他是吸取了直言极谏的忠臣杨继盛的教训而得来的。

在张居正29岁的时候，也就是他上疏后的第四年，与张居正同中进士的杨继盛，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掌握住了机遇脱颖而出，一年之内四迁，从山东诸城知县一跃而成了兵部武选司。严嵩觉得，杨继盛连续升迁，一定会对自己感恩涕零，他万万没有想到，杨继盛到任一个月后，便列十大罪状弹劾严嵩。他指出了严嵩是怎样地结党营私，无恶不作，同时又是怎样地使陛下闭目塞听。他在疏中也直指世宗：“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此疏一上，如投了一颗炸弹，立刻产生轰鸣。严嵩暴跳如雷，对杨继盛恨得咬牙切齿。世宗皇帝也是怒发冲冠，说皇帝重用贼臣，这不就是指责皇帝也是昏愦之辈吗！最后的结局为：杨继盛被廷杖一百，之后在刑部监狱关了三年，三年之后在一件跟他毫无关系的案子中被定死罪。

正直之人遭此劫难，使张居正清楚地看到了时局的黑暗，以及严嵩的当权误国。张居正明白了，只要严嵩当政一天，朝政就难有改善之希望，自己的报国之志也就很难实现。

此时的北方动荡不安，鞑靼时常南下，侵扰中原，烧杀掠夺，人民深受其苦。然而，嘉靖皇帝却听信严嵩老贼谗言，一味屈辱忍让，并残酷杀害了积极主张反击鞑靼的总督曾铣和大学士夏言。这使鞑靼的俺答汗更加有恃无恐，1550年8月，俺答汗率众越过长城打到北京城下，嘉靖帝和首辅严嵩、大将军仇鸾都束手无策，听任他们大掠三天之后回归塞外。不久，仇鸾以互通马市为条件，向鞑靼屈辱求和。所谓马市，就是俺答每年给明朝若干匹马，而明朝每年要向鞑靼交若干布帛、粟豆等。从表面看，是互为通商，但实际上，朝廷是以生活必需品换取几匹不能作战的马，换言之，就是以交纳物品换取和平。即使这样，鞑靼也没有忘记在和平的氛围中，不断进攻大同、怀仁等地。

张居正感到失望和苦闷，他为严嵩的专权而愤懑，他等待时机，等待严嵩倒台的那一天。与此同时，他也感到恐慌，自己已上过《论时政疏》，初露锋芒，万一哪一天严嵩感觉到自己的威胁，自己也会在劫难逃，到那时，性命都没了，还提什么报国之志。几年的官场生涯，张居正已学会了如何明哲保身。在万般无奈之下，他选择了以静待动之路，1554年，张居正告病回到了故乡江陵，在家乡美丽的水滨遥视朝廷动静，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回归故乡的三年，是张居正养精蓄锐的三年，这期间，他闲庭信步，作诗对赋，玩水游山，表面上他的乡居生活优哉乐哉，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却极不平静。塞外不时传来俺答继续扰掠的警报，朝廷内严嵩继续陷害忠良。由于国势衰微，除北方鞑靼侵扰之外，江南一带，到处都有倭寇肆行，总督浙福南畿军务张经和巡抚浙江副都御史李天宠积极备战。而嘉靖皇帝却听信严嵩义子赵文华的建议，祷祀东海，寄希望于海神帮助镇压倭寇。赵文华凭着严嵩的势力，得到皇帝宠信，他奉命南行，不是力惩倭寇，却沿路骚扰，并上疏弹劾张经。张经、李天宠先后被捕入狱，二人与杨继盛同时弃世。一个个坏消息从京城北京接踵而来，使居江陵的张居正坐卧难宁。杨继盛等人遇难的噩耗传来，他感到痛心疾首，朝廷的黑暗统治使他感到十分压抑。其实，他所居住的江陵也不是什么世外桃源，同样是官府弊端丛生，地主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从中央到地方，一切迹象都表明大明王朝的根基已在动摇，整座大厦已摇摇欲坠了。张居正再也沉默不住了，他决心用自己毕生的精力献身政治，改革弊政，以挽救这个危在旦夕的王朝。他在给友人的诗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欲骋万里途，中途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表达了他为了不使自己终生遗憾，将要毅然走出田园，重新回到政治的漩涡中，去报效祖国的决心。他扔下亲情，告别了家乡，奔赴北京。临行前，他为父亲留下了一首《割股行》：

割股割股，儿心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张居正怀着报国拯危的信念，回到了他别了三年的北京，回到了他所热衷的政治舞台上。

此时的北京充满阴霾，严嵩父子仍是大权在握，无恶不作，边境时常告急，一切还都依然如故。张居正对友人表露心迹，他说此时的社会非得磊落奇伟之士，打破常规，扫除障碍，不足以弭天下之患。他是以奇伟之士自许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张居正对严嵩父子也只能是一味地恭维，以静待时机。

在当时，与严嵩作激烈斗争的主要人物是徐阶。徐阶是礼部尚书，他早已不满于严嵩的黑暗统治，不满于嘉靖皇帝宠信严嵩、不理朝政。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极为老练，但在具体事宜上却据理力争。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进犯，北京告急，大将军仇鸾不敢开战，便派人和俺答接洽，只要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于是俺答要求入贡。世宗为此召集严嵩、李本和徐阶商讨对策。严嵩说：“这是一群饿贼，请皇上不用操心。”徐阶却郑重地说：“鞑靼军队一直打到北京城外，杀人像切草一样，这就不仅仅是饿贼了。”徐阶又说：“敌人已经到了近郊，要开战守城，却没有任何准备，目前唯一的出路是议和，但是惟恐他们贪得无厌，所以这是关键。”最后皇上采纳了徐阶的建议，要求鞑靼退兵，然后满足其求贡之请，以此作为缓兵之计。徐阶就是这样，在处理问题时有刚有柔，既表现了他的政治才干，又使严嵩无懈可击。

徐阶与张居正有着极为亲密的友谊，在张居正入进士后任庶吉士时，当时的徐阶任翰林院学士，从翰林院的名义上，徐阶是张居正的老师，师生之谊使他们彼此亲近，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立场是相同的。而如今，面对严嵩的专权，他们都只好隐忍着，等待着。

徐阶和张居正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嘉靖四十年以后，严嵩已年过80，人老智昏，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心领神会地迎合皇上的旨意了，皇上对他渐渐地疏远起来。恰在这时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祸国殃民、贪赃枉法的严重罪行，徐阶对此积极支持，最后终于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徐阶战胜了严嵩。嘉靖四十一年的五月，严嵩被罢官，儿子严世蕃被捕，三年后被处死。

严嵩倒台，张居正兴奋不已，多年被压抑的心情终于晴朗起来。他有诗句“佳辰已是中秋近，万里清光自远天”，表达了他那豁然开朗的心情。

严嵩倒台了，徐阶升为首辅，然而明朝的政治却丝毫没有改善。这不是徐阶的无能，而是嘉靖皇帝昏愦已极。嘉靖晚年疾病缠身，终日迷恋炼丹之术，对国事已毫无进取之心。当时有名的清官海瑞曾经痛骂过嘉靖皇帝，他说：“嘉靖‘就是家净，家家穷得干干净净，没有钱用’。”海瑞在嘉靖四十五年的二月，将后事都料理完了之后，上了治安疏，向皇帝提出质问，旨在要求改革。他在疏中说：“现在严嵩虽然罢相了，但是朝廷还没有什么改革，你一心只知修道，企图长生不老，你可知道，你的老师陶仲文教你长生之法，可是他已经死了。你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哪个活到了现在？要知道修道没有什么好处，应该立即醒悟过来，每天上朝，研究国计民生，痛改几十年的错误，为人民谋些福利。”海瑞还大胆地指出：“目前的问题就是君道不正，臣职不明，这是天下第一件大事。”世宗看了奏疏之后，鼻子都快气歪了，便立刻逮捕了海瑞。此时的首辅徐阶仍然是不动声色，他太熟悉世宗皇帝了，皇帝一世的昏庸，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变得贤明起来呢！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个皇帝身上，所以他接替了严嵩的位置，整天为皇帝写青词（青词就是写给天神的信），徐阶以此保全着自己的首辅职权。

嘉靖四十五年的十二月（1567年1月），在位45年之久年近60岁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服丹中毒而死，儿子朱载垕即位，即穆宗皇帝。皇帝死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发表遗诏。久负众望的大臣，常常能借此机会，把前朝的一切弊政以遗诏的名义加以革除，在政治上，遗诏往往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徐阶早就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他立刻找到还并非内阁成员的张居正商量，起草遗诏，宣布：嘉靖帝生前进行的大兴土木、采择珠宝、营办织造等劳民伤财之举一律停止，并将因直谏等被错杀错罚的诸臣，加以昭雪或复官。这是一个很得人心的遗诏，徐阶因此威望大增。

新的皇帝穆宗，因为早在当裕王时，嘉靖皇帝曾想另立储君，是徐阶的百般劝解才免于此举，因而他对徐阶有感恩之念，于是乎，徐阶才敢放开手脚，大胆起用有才华的青年张居正。张居正也因曾是穆宗的老师而得以青云直上，1567年2月，他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成了执政的阁臣。20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他终于入阁了。

起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他因政务过于繁忙，穷于应付，不得不找了几个助手，分别担任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的职务，协助他批阅奏章，但却不给他们任何权力。在他死后，这一设置便成了一个常设机构即内阁，而且权力越来越大，到明孝宗时取代吏部尚书的地位而成了百官班首。大臣初入阁者多为东阁大学士，其后逐次进文渊阁、武英殿、文华殿、建极殿、中极殿大学士，首席大学士就是首辅，是最高权臣。张居正入阁，主要是仰仗徐阶的赏识和器重。按理说，徐阶、张居正掌权，他们都主张变法图强，明朝的政治该有好转，但是，由于穆宗皇帝也是平庸无能之辈，当徐阶一再劝阻他少些游宴作乐，特别是太监进谗言之后，渐渐地对徐阶冷淡起来。内阁中的高拱，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取得了穆宗的信任，战胜了徐阶。在内阁纷争中，张居正没有站在老师一边，为了保全他的政治地位，也为了实现他的报国夙愿，此时的张居正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了。

张居正的苦心终于有了报答。1572年的五月，穆宗病逝，10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是为神宗，即万历皇帝。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辅佐神宗皇帝。

在多年的政治斗争过程中，张居正已学会了如何运用权术，以及如何战胜他的敌人。高拱的地位在张居正之上，自然是张居正的一个障碍。神宗即位后，张居正看到李贵妃（神宗的生母）是左右神宗的关键人物，便极力取得李贵妃的好感。神宗即位，尊嫡母陈皇后和生母李贵妃为太后，按照规矩，后尊妃卑，她们在徽号上要有所区别。而张居正在处理此事时，却摒弃旧规，尊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李皇后为慈圣皇太后，她们都加了两个字的徽号，以示并尊。此举使李太后大为感激，从此，对张居正十分信赖。太监冯保在穆宗死后，取得了两位太后的信赖，借口遗诏，掌握了掌印太监之职，张居正将其拉拢过来。冯保站在了张居正一边，他将高拱在穆宗死后哭诉中说的“十岁的太子，怎样治天下”以表自己责任重大的话，添油加醋地进行歪曲，最后终于使皇帝传下谕旨，令高拱回原籍闲住。首辅高拱被逐出京城，次辅张居正循例成为首辅。不久，高仪病死，张居正就成了唯一的顾命大臣，他的政治地位终于得以巩固了。

高拱的失败，教育了张居正：要巩固首辅地位、确保内阁的行政权力，必须得到后宫和内廷的支持。他懂得如何敷衍和迁就，与此同时，他又懂得如何对他们进行严格限制。这就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也是他施展政治才华的必要保障。一切就绪之后，张居正开始大展宏图了。

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张居正曾上呈《陈六事疏》，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和饬武备六项施政主张。这是后来张居正改革的基本纲领，但在穆宗一朝，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如今张居正大权在握，可以实施他的改革方案了。张居正的改革与众不同，为了减少阻力，他是打着“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的旗号进行改革的。

1572年6月19日早晨，神宗皇帝第一次召见张居正。10岁的小皇帝对张居正说：“先生为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凡事请先生尽心辅佐。”张居正连忙说道：“臣受先帝厚恩，承顾命之托，怎敢不竭才尽忠，以报君恩。方今国家当务之急，是要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说陛下刻苦学习，亲近贤臣，爱护百姓，节约费用，这都是君道所必备的首要职责，请圣上留意就是。”神宗皇帝连连点头称是。君臣首次相见便达成了默契，张居正苦苦等待支持自己事业的君主终于出现了。

神宗皇帝虽然只有10岁，但他却自幼聪明好学。5岁的时候便已经读书了，这在明代皇帝不甚注意皇子教育的情形之下，是一个特例。不但生母李贵妃喜欢他，就是穆宗和陈皇后也都对他倍加疼爱。当时陈皇后因为多病，住在别宫里，每天早晨，李贵妃都带着太子，到皇后宫中请安，皇后每听到小靴子在阶道上橐、橐、橐，便连忙起来，她自己没有儿子，但是看见这样聪明的孩子，也实在高兴。皇后把经书取出来，一句一句地问他，太子都对答如流，皇后更加欢欣，视太子如己出。聪明的神宗即位后，除了听从太后的话以外，再就是依靠父亲临死前托付的顾命大臣了。而这时的顾命大臣中只有张居正忠实可靠，又深得太后及内廷信赖，由此而来，神宗对张居正言听计从。这一切都为张居正变法图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要拯救这个岌岌可危的王朝，从哪里入手呢？张居正深思熟虑之后，认为首要的症结是纪纲不振。吏治腐败，各级官府有令不行，互相推诿，因循疲沓。公文从京师出来，下发到各地，便都成了各个衙门口里的档案，销声匿迹了，这就是神宗时期明朝的政治。而且各个机构分工不明，权力级别关系也并不清晰，当时内阁首席大学士即首辅虽在名义上是级别最高的权臣，但是各部官吏及宦官仍对朝政起重要的干涉作用。明朝前期，吏部尚书的职权要远远超出内阁，而在纪纲不振、法度不行的年代，吏部成了倾轧朝臣、阁员权力斗争的工具。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张居正提出了整顿吏治、整振朝纲的考成法。

万历元年（1573年），他在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说：“盖天下之事，并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正是为了监督政令的执行，让各机构都能明确职守，他提出了考成法。考成法要求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下发各种文书之前，拿出三本账簿，一本做底册，自己保留；一本送到监察六部的六科，由各科查核执行情况，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发现没有按规定执行的就纠举上奏；一本送到内阁稽核，如发现六科所报有不实之情，则加以议处。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改变长期以来官府有令不行、行之无效的颓废局面，有令必行，行之必果。

张居正的吏治改革可以说是有史以来较为彻底的一次，他同历史上许多改革家一样，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严肃法纪，赏罚分明。张居正改革的彻底性还在于从机构上加以层层牵制，即不是针对某一个官吏的为官是否清廉、才能是否卓著，而是在制度上增强官吏机构的政府职能，保证整个官吏体系的健全发展。此外，考成法规定，以六部督辖地方官，再由六科监督六部，而最后的稽查六科权则集中到内阁，这使原来作为皇帝顾问班子的内阁终于演变成了能领导六部的最高权力机构。内阁权力的扩大，就是对张居正执政权力的肯定，从而更有利于张居正改革的实施。

张居正打出的旗号是祖宗之法不必纷纷更张，然而，他的行动告诉人们，他是在变革！本来朝中有许多大臣并不满意于嘉靖以来的混乱局面，他们也想重新找回太祖朱元璋时的宏威，所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张居正恢复祖宗之法上。但万没想到张居正实质是在变更祖宗之法，这使一些人立刻产生了抗拒心理。

万历四年（1573年）某一天，御史刘台上疏，他说：“张居正制定考成，使内阁的权限列于六部六科之上。而按太祖制度，原来的六部分理国事，六科之臣对其进行考核，这都是他们分内的事，内阁只备皇帝顾问而已。张居正创立考成法，其意欲是企图胁制科臣，使之拱手听令，难道祖宗之法是这样的吗？太祖已废除了丞相，而张居正是以丞相自处，使自己作威作福，目无朝廷，这难道是恢复祖宗之制吗？还请陛下抑损张居正权力，以免滞事误国。”

张居正早就知道变法会遇到阻力。变法之初，他就曾说过：“天下之势最怕个成字，如果是治制之势已成，即使想使它变乱也难；反之，如果乱势已成，欲变成治势更难。”嘉靖、隆庆以来，积弱之势已成，张居正早已做好了应付困难的准备：“我弃家忘身，为国事鞠躬尽瘁，一时的名誉之毁我并不在乎，即使是后人如何评价我都并不计较。”然而，刘台的弹劾却使他太意外了，因为刘台是他的学生，这深深地刺痛了张居正。他十分伤心地对神宗说：“200年来还没有发生过学生弹劾老师的，如今此事发生在臣的头上，臣真是无地自容，只好一走了之了。”说完，他跪在神宗面前，不觉泪水直流。14岁的神宗连忙下殿扶起张居正，深情地说：“先帝将朕付托给先生，您怎能离去呢。先生尽忠辅佐朕，不辞辛劳，不图功利，苍天、祖宗尽知。请先生不必多虑，朕廷杖刘台便是。”张居正听皇上这么一说，将泪止住，向皇上谢恩。于是神宗立刻下旨要对刘台施以廷杖。廷杖是明太祖定下的惩处朝臣的一种酷刑，即用大杖毒打，非死则伤。张居正考虑到如对刘台施以如此酷刑，对自己的影响并不好，便奏请神宗批准，从轻改判，将刘台革职为民。

张居正赏罚分明，严肃法纪。当时京城有个黔国公沐朝弼，此人屡次犯法，作恶多端，擅杀无辜，百姓对他恨之入骨，然而又非常惧怕他，敢怒不敢言。张居正把他抓了起来，将之废为平民，并押往南京禁锢。除掉沐朝弼这一恶霸，真可谓是大快人心，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驿站混乱是不治之朝的通病，明中后期也是如此。官吏无论公私之事，都要利用驿站，役使百姓，百般勒索。张居正将整顿驿递作为严肃法纪的一个重要方面，他重申官员只有得到勘合，执行公务，才可利用驿道。同时，在马匹、民夫和食宿供应上也有种种限制。这无疑限制了官僚们的特权，是一件安民利国的好事。制度制定之后，张居正执法非常严格，就连他的儿子、弟弟出门都是自己雇车而行。一次他家仆人依仗权势擅自向驿站索取官马，被张居正送到锦衣卫，重责百杖，并遣回原籍。张居正以身作则，严守法令，以至于万历八年（1580年）神宗派皇亲上武当山祈神赐子，都没有使用驿站。

但是，对驿站的整纪直接触犯官僚的切身利益，他们享受惯了的特权一下子被取消了，这使他们感到很不舒服。于是有人对新法置若罔闻，拒不执行，有人甚至公开反对。一次，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上疏，要求放松驿传之禁。神宗找来张居正，与他商量，问他赵世卿的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张居正语重心长地对神宗说道：“近年来驿递困弊至极，官吏有令不止，任意运用驿递，实在扰民至甚。今加以整顿，凡是无勘合的，一律不许使用驿道，这只是恢复了祖宗的旧规，以防扰民之举。臣每每想起本朝建国时的规模，其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远盛过汉、唐制度，至于说宋的懦弱被人牵制，更无法与我朝相比。臣由此觉得从制度上不必纷纷更改，只要能遵循太祖之制，从安民的意愿出发，就可以固本安国了。臣受事以来，兢兢业业，忙于政务，锄强戮凶，剔奸厘弊，有时不得已运用武力加以控制，这都是为了安民而已。而奸人因为侵犯他们的特权，所以便说时政太苛刻，以此来蛊惑众听，这些都是为了他们自身利益着想，而不顾国家大局。臣的良苦用心，请陛下明查。”张居正的话是再明白不过了，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太祖祖制，利国安民，所以，不轨之人一定会对此不满。神宗还能说什么呢，他连忙安慰张居正：“请先生不必多虑，一切就依先生便是。”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更加态度坚决地行使法律的尊严。以后无论地位多高，身份多特殊，如果违反了使用驿站的法律，都毫不容情，给予处罚。经过张居正吏治改革、严肃法纪之后，官场作风明显好转了。

张居正的最终目的是要富国强兵。当时国匮民穷，经济凋零，豪强权势兼并土地，隐报占田数目，使赋役制度完全破坏了，致使国库空虚，国用不足，军用匮乏，边境危机自始至终也没有解决，北方的鞑靼虽以封贡为条件暂时停止了进攻，但并不意味着有永久的和平。解决重重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富国强兵，富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在经济领域里大规模实行改革。赋役是封建国家最根本的经济制度，在国家经济衰竭，赋役废弛的情况下，张居正采纳了地方上一些有为的地方官为发展一方经济而探索出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把原来按土地和人丁分别征收的赋税和敛派的徭役合并为一，无论税粮，还是差役，都一律改为征银，差役由政府雇人充当，把差役转移到地亩之中，使一部分无地或少地农民，多少减轻一些丁役负担。这一度地而税的赋税制度，使国家在不加赋的情况下，而增加赋税，同时又抑制兼并，减轻贫民的负担，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措施。而这一新赋税方式能否切实贯彻，其关键就在于对土地的核实与清查。一条鞭法实行之前的万历九年（1581年），长达三年之久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清丈土地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清丈土地，就是调查户口、田地，凡是农田、牧场以及废地等等都要从实丈量。其目的就是使广占民田的豪绅列强也来承担国家的赋役负担，从而一定程度上限制贫富不均、负担不平的现象，并达到增加国家税收之目的。

由于清丈土地触犯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所以，清丈的诏谕一发布，王公贵族们便一下子愤怒起来，京城的街头巷尾，到处是他们不满的叫嚣声。官员们纷纷上疏加以反对。宗室镇国中尉廷㙸、奉国将军俊槨上疏反对清丈，他说：“张居正以丈量土地为名，行苛税搜刮民财之实，实在是掊克之举。请陛下早日罢之。”上疏皇上的同时，他们还在实际中坚决抵制清丈他们的土地。

面对如此强大的抵抗势力，张居正没有退却，他面奏皇上，重申清丈之由，并对年仅16岁的神宗皇帝讲明，清丈土地、实行新的赋税制度，关系到富国强兵这一大事，对于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神宗对张居正已言听计从，他当即下诏废俊槨为庶人，削夺其族人宗禄。同时下令：“各地巡抚负责丈田均粮，如果有违背阻挠的，不分宗室、官宦、军民，都要依法重处。”皇帝的支持，保障了清丈工作的顺利进行。张居正通过考成法督促地方官依法清丈，违法者严惩不贷。嘉知县张一心上报的清丈数字是以旧额假充的，被发现后，受到了降级处分；河南上报的数目也与旧额完全相等，给巡抚褚铁和巡按赵楫停俸处罚。有的地方官看到清丈条例中，对于田地有分列上、中、下等的规定，就索性一律填报下田，这些都被加以惩处。

张居正以身作则，他让儿子清查自己家的田产，查出隐占田赋500余石，向官府作了如实汇报。

冲破重重阻力，张居正的事业终于获得了成功。本已混浊的官场政治变得清明起来，凋零衰竭的经济又重新走上了正轨。在张居正辅政的10年里，国库余银2000万两，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可供政府使用10年。如此的成绩仅仅是10年之功，而且起步于一个入不敷出的困窘局面，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卓著所为。与此同时，军备也充实了，边境危机也得以缓解。

然而，张居正以维护祖宗之法为招牌的改革，自始至终也没有离开反对势力的抵抗。在他执政之初，一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便公然说道：“我们以为张公在朝，当行帝王之道。现在看他的议论，不过是富国强兵，仅仅如此，真是太令人失望了。”面对这些人，张居正啼笑皆非，在国贫兵弱的条件下，首要的问题就是务实求富求强，帝王之道，只能是虚谈。对于这般迂腐之人，张居正不屑与之争辩，只是笑了笑说道：“这真是太抬举我了，我怎么有能力使国富兵强呀！”张居正确实是讲究实干精神，反对清谈，所以严格科举，打击学政，虽说这有些矫枉过正，但也可见他的良苦用心。事实上，他也感觉到了困难的巨大，面对如此积弊日甚，惰性成习的官僚集团，仅仅凭借手中的权力，能奏效吗？很快便证明，他的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守旧集团反对变法、反对张居正的气焰愈加嚣张。万历五年（1577年）的夺情之争，成了反对张居正的焦点。

1577年九月十三日，张居正74岁的父亲张文明在老家江陵去世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使张居正悲痛万分，19年没看到亲生父亲了。这些年来，自己在外疲于奔命，无暇去看望家乡的老父亲，然而现在却永远也看不到了，这怎能不使他伤心呢？然而随着父亲的去世，大的麻烦却来了。按照儒家礼制，小孩子在出生以后的三年中，全靠父母爱护，因此在父母身死以后，应当守制3年，为官的至少也要守制27个月，叫丁忧，以报父母之恩。但对于此时的张居正来说，他很难做到守制27个月，更不用说3年。张居正当国5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整个国家安定了，政治上了轨道，经济有了发展，边疆也和平了，大明王朝，已经从困顿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了富强的国家。这一切都是谁的功劳？张居正心里清清楚楚。自己如果走了，国家交付给谁呢？内阁中吕调阳忠厚老实，但没有大的抱负；张四维虽有些才气，但资历太差；慈圣太后虽然贤明善良、教子有方，但她并无治国之才；冯保更不用说，如果让他执政，不弄个马仰车覆才怪呢。张居正自己虽然和冯保交情甚笃，但那是在利用他，得到他的支持，同时也借他之威风来压制其他内监。神宗皇帝只有15岁，还是个孩子，他怎么能够负担起这个国家呀！但在宗法社会里，守制之请是不可少的，于是张居正上疏请求回原籍守制。而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神宗皇帝很快便下旨，不许守制。

此时的神宗，根本无法离开居正的辅佐。虽然他已年满15岁，大婚在即；虽然张居正对他的要求过于严格，以至于使他或多或少地产生了逆反心理；虽然在帝师张居正的严厉教导下，他也学会了一些太祖批阅奏章的方式，了解了一些民间疾苦，掌握了一些明君之政。但是母后的动辄罚跪，以及常常劝告的“听先生教诲”使他意识到，自己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正如离不开母亲一样，也离不开老师，他没有勇气接受张居正的离开，他对张居正太依赖了。更主要的是张居正的政绩，谁能保证，张居正离开后，明朝不会重新回到困顿中去！于是，神宗对张居正挽留说：“卿笃孝至情，朕十分感动，只是皇考将朕托属给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内安定，蛮貊率服，朕自知年幼，对卿深切依赖，顷刻离卿不得，怎能等待三年？还是请卿身系社稷安危，强抑哀情，以不负我皇考委托之重。”张居正见神宗态度如此诚恳，内心十分感动，他说：“今臣处在君臣、父子两伦不能并尽之时，而父制当守，君父尤重，臣怎敢不仔细分析、酌其轻重呢？”

事实上，张居正也不情愿离去！他从23岁中进士以后，经历了31年的苦苦奋斗，才取得现在的政治地位。而他一旦走开，这一宝座自然归为他人所有。

按照明朝制度，首辅离开3天以后，次辅便把座位从内阁的右边搬到左边，翰林院的后辈和内阁僚属都要穿红袍前来道贺。此时的张居正因父亲病逝的缘故，正在悲伤、犹豫，已经3天没上朝了。到第四天早上，大家以为张居正一定为守制做准备呢，以后也不会回来了，于是便都穿起了红袍向次辅吕调阳道贺，吕调阳虽然是个老实人，没有把座位移到左边，但也接受了道贺。这事使张居正非常震惊，自己还没有去位呢，人情已经变了，将来如果当真离开了，那还了得吗！种种理由促使张居正决定，在京辞俸守制。在君臣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张居正在丧期照旧任职。

夺情之举立刻引起那些反对张居正变法之人、那些封建礼教卫道士们的强烈反对，一场夺情风波哗然而起。

宋尧俞是张居正的门客，当他知道张居正夺情之后，致书给张居正，他说：“自万历元年以来，政治清明，边疆安宁，先生功业永不可没，如果能继续留任，自然是天下苍生甚幸。然而守制乃是纲常名教所定，如不守制则会被人指责为热衷权势而不守礼仪。希望先生带头遵守纲常名教，为万世师表，这样功成身退，以求万世之名。”张居正的好友、蓟镇总兵戚继光也致书张居正，建议守制，并提出请回徐阶担任首辅。他说：“徐阶年事已高，不会长久在位，先生服丧期满以后，仍可担任首辅之职。”戚继光的建议颇使张居正动心，他感激戚继光、宋尧俞对自己的爱护，但他认为，徐阶太老了，已经精力衰竭，不能担当重任了，而自己的夺情之举，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自己，如果他的改革能继续下去，可以事半功倍，否则将前功尽弃。

夺情成了定局之后，便激起了相当一大批士大夫的不满。最初皇上圣旨发到吏部，示意吏部尚书上疏慰留张居正，并办理夺情。吏部尚书张瀚和左侍郎何维柏商量，何维柏说：“丁忧守制，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是迁就不得的。”于是张瀚在心里有了主意，吏部司官们请他复奏，张瀚装糊涂，他说：“大学士奔丧，本来是应该加恩的，这是礼部的事，和吏部没有什么关系。”张瀚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他的不满。皇帝夺情的诏书屡次下发，张瀚拒不合作，他认为，如果同意此夺情之举，“从此以后，纲常就扫地了”。皇帝为此勒令张瀚致仕，罚何维柏停俸3个月。

对张瀚的处罚，如同火上浇油，更加激起反对派愤怒的情绪。在这些饱受儒学熏陶的士大夫心目中，纲常名教是立国之本，纲常之中又以孝道为首，他们声称：国无孝道不可以为国，家无孝道不可以为家，人无孝道与禽兽无异，中华无孝道则与夷狄无异。张居正平素经常谈到圣贤之道，祖宗法度，他们觉得，张居正言行不一，不守孝道，违背纲常，必将给国家带来灾难。恰在这一年的十月，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出现彗星在封建社会里一直被视为是天上降灾的标志。神宗连忙下诏修省。反对张居正的人也立刻发难，认为天降灾难是由于张居正的夺情所致。于是反对张居正的呼声又如汹涌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接着，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的学生吴中行上《论夺情疏》。他说：“臣觉得张居正19年未见其父，父亡而不能亲自办理丧事，是违背人之常情，不守制更是违背了圣贤之训和祖宗法度。此事关系着万古纲常，四方视听，还请张居正回乡守制。”张居正的另一个门生、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也上疏反对夺情。他说：“臣感到奇怪，张居正能以君臣之义而效忠陛下数年，却不能以父子之情尽孝一日。张居正多年积起的勋望，请陛下不要败之一旦。”

吴中行、赵用贤都是张居正的门生，并不希望他就此下台，而只希望他不仅能做立不世之功的能臣，更要做万民万世的楷模。他们在反对张居正的同时，也给张居正留了许多面子。而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的《谏张居正夺情疏》就不留丝毫情面了。他们说：“陛下常说为社稷故而留张居正。那么社稷最为重要的就是纲常，而元辅大臣是纲常的表率呀，如果纲常败坏，还谈什么国家社稷之安呢？张居正位极人臣，反倒不守平常百姓之节，将来何以对天下后世？臣恳请陛下让张居正奔丧守制，以全大节。”

士大夫们的攻击，使张居正十分恼火，神宗皇帝也觉得这些人太不识大体，于是便决定以廷杖之刑处分他们。这一消息传出之后，礼部尚书马自强以及翰林院的许多官员纷纷出面援助，他们向张居正求情，盛怒之下的张居正表示爱莫能助。结果，吴中行、赵用贤受廷杖六十后被除名，艾穆、沈思孝受廷杖八十后被充军。

处罚了吴中行等人之后，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形势对张居正十分不利。神宗皇帝为了稳定人心，于廷杖吴中行等人后的第二天下诏说：“朕身为君主，有权决定大臣的进退予夺，元辅肩负着天下之重，岂容一日去朕左右？且纲常人伦以君臣为大，恪守君臣之义也就是恪守纲常。而那些群奸小人，忌妒元辅忠正，于是便以纲常之说，试图排挤元辅，使朕闭目塞听于上，他们方可任意恣行，这才是悖逆不道，倾危社稷，真正大伤朕心。从此以后，如再有党奸怀邪，欺君罔上，必严惩不贷。”神宗皇帝把夺情的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以保全张居正。这样，一些善于明哲保身的官吏就不再敢公开反对了。

然而，年轻的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仍然上疏反对。他不但对夺情之事进行攻击，而且还指责了张居正的改革，并对其人身进行诽谤。他说：“陛下以为张居正是有利社稷的吗？张居正虽有一些才志，但在施政过程中刚愎自用，他削减生员，断刑苛刻，阻塞言路，实在是乖张之举。臣观张居正之疏中有这样一句话：‘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如果说奔丧是平常之事而不屑为之，岂不知只有尽此五常之道然后才能称其为人。现在竟有人连父亲生时不照顾，父亲死了却不奔丧，还堂而皇之地称什么‘我是非常之人’。更为可悲的是，世人竟也不把丧心之人当做禽兽，却也称其为非常之人，岂不悲哉！”

邹元标抓住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病而对张居正进行否定，又借夺情一事对其人身进行攻击，这实在有些太过了。张居正的改革如果没有一点毛病，那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没有任何事物完美无缺。如果张居正对官吏不是要求严格，“断刑苛刻”，以法律衡量官员，就无法使改革进行下去，而这正是张居正的明智之举。然而，到了后期，尤其是夺情之争过后，张居正开始大搞京察，打击了一大批并非完全出于恶意的反对夺情者，提拔一些奸佞小人，如吏部侍郎王篆等人只因赞成夺情便青云直上。从此，在张居正周围形成了一个依附于张居正的亲信集团，这不但影响了他的个人威望，同时也危及改革的顺利进行，使一些赞同改革的正直大臣，不愿与他合作。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邹元标说张居正削减生员，阻塞言路，这是针对张居正学政改革而发的议论。张居正面对明朝后期官学生员大增，素质却在下降的实际情况，核减生员入学名额，严格考试制度，有的州县只能选录一名生员，对已入学的生员也要时常严加考核，被地方送来的生员，如果京考不合格者超过5名，则该省学政就要受到降官他调的处分。这种十分严格甚至苛刻的考试制度，使许多人断绝了当时最受重视的以学入仕的途径，这些人当然不满于张居正。明代后期，心学的发展，使清谈之风盛行，士人往往以书院为名聚党空谈，张居正对此十分反感，他主张学以致用，士人应以古代圣贤之书为治国安民、立身处世之用。他反对空谈，由此引发了禁毁天下书院的做法。张居正的务实精神是好的，但他企图以强制手段来消弭思想界的派别斗争，这不但是做不到的，相反禁止了民间讲学，摧毁了思想界的生机。

邹元标对张居正不能公允评价，同时以愚儒之见对张居正大肆攻击，使张居正异常气愤，只见他脸色铁青，嘴唇发紫，用颤抖的手指着邹元标，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扑通一声瘫倒在大殿之上。神宗吓坏了，他唯恐张居正有个一差二错，幸好张居正没出什么危险，只是愤怒过分，一时刺激使之哑然。神宗皇帝连忙降旨，杖责邹元标一百，发配都匀卫充军，立即执行。

在此之后，很少有人再就夺情之事敢公然反对了，历时仅仅十几天的夺情之争告一段落。但是，反对派对张居正的不满却持续着，并对以后深入的改革怀有更深的仇恨，直到张居正身败名裂为止。

1582年6月20日，58岁的张居正没能抵得住死神的召唤，在他功成名就之后，终于舍弃了他难以放下的权力以及十分依恋他的神宗皇帝，匆匆地走了。濒临垂危的大明王朝，出现生机和活力，这都是张居正的业绩，是张居正改革的功劳。可以说，张居正由政治入手、再由经济领域深入的、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获得了成功。

张居正去世了，受制于张居正的神宗皇帝失去了依赖，同时摆脱了张居正的专权，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和轻松，直到这时，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是个威福自专的皇帝！回想起受制于人的岁月，他感到一种耻辱向他袭来，以前的10年，自己也是皇帝，却要任人摆布，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神宗是世宗嘉靖皇帝的孙子，在他的血管里流动着皇祖的血液，遗传着皇祖的孤高与奢华！张居正改革十年后，政治清明，经济富足，边境安宁，这一切都使身为皇帝的神宗逐渐滋生了贪图享乐的恶习。在张居正谢世的日子里，他所做的不是对张居正的感激，继而发愤图强，将改革的事业继续下去。相反，他却选择了报复，不但报复张居正的约束和独裁，而且对他的改革也做了令人遗憾的反攻倒算。

这时，那些因张居正改革而被触犯了利益的人们，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迎合皇帝心愿，又掀起了攻击张居正的热潮。

张居正执政后期，特别是夺情之争之后，刚愎自用，睚眦必报，喜欢阿谀逢迎，厌恶逆耳之言。万历八年六月，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上疏，指出不少言官只因阿谀奉承便得以升迁，这种风气极不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应予以扭转。同时他提出应广开言路，不应禁锢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张居正却认为这是对他的攻击，最后找了个理由罢了赵世卿的官。相反，为其歌功颂德之人却都得到他的重用。原礼部侍郎邱岳写了一副对联，曰：“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张居正见了大喜，正准备给予越级提拔时，因自己病重才未能得以实施。张居正虽是一位政绩卓著的改革家，但随着地位日隆，身价倍增，其生活也日见奢华起来。万历六年三月，张居正回乡葬父。此次回乡，真可谓威风凛凛，轿子是特制的，前面有起居室，后面是寝室，还有厕所等。由32名轿夫抬着，赫赫煊煊从北京南下，一路上有戚继光的军队保护，沿途巡抚、巡按御史以及府、州、县长官出来迎接，赠送奠品，热情招待，真可谓浩浩荡荡，场面非凡。最能使人抓住把柄的是他的科场作弊、纵容亲属受贿等特权行为。在张居正执政之初，对子弟、家人约束比较严格，不许他们结交权贵，教育子弟勤奋学习，以求科举取士。他的儿子嗣文、嗣修、懋修等也确实都刻苦好学，小有成绩，但并不都是最优秀的士子学童。万历五年，张嗣修参加科举考试，当廷试拆卷要发榜时，排在二甲的张嗣修，被神宗列为一甲第二名榜眼。为了掩人耳目，又将同张嗣修一起读书的才子沈懋学定为状元，将原定状元的宋希尧降为二甲第一名。事后，神宗对张居正说：“朕无以报先生功，只有对先生的子孙予以一些照顾了。”张居正对此事自始至终装作不知，最后对神宗的好意也怡然接受了，从此科场风纪大坏。与此同时，江陵的张家借张居正之威，又强占了辽王府。这些都使人感到，张居正在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张居正的“失节”行为，虽然不能与历史上贪官污吏同日而语，但这毕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黑影。正因为如此，当他死了之后，再一次遭到反对派的攻击。

当反对张居正的人不断上疏，试图否定张居正、进而否定改革之时，神宗皇帝再也不是张居正坚强有力的后盾了。他对张居正的反感也在升级，最后终于以逮捕冯保，查抄其家为先，然后向死去的张居正下手了。

在张居正身殁仅仅9个月之后，也就是万历十一年的三月，神宗下诏取消张居正上柱国、太师之名，并取消他死后加赐的文忠公谥号，责令其子锦衣卫指挥简修为民，接着便取消了张居正的所有改革措施。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四月，原辽王妃子控告张居正陷害辽王宪，强占辽府产业。于是，神宗下令抄没张居正家产，派遣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橓等人，从北京出发，直奔江陵张府。真是墙倒众人推，在这些人到达之前，荆州府和江陵县的长官已将张府的门给封了，张宅的人不敢出来，官府也不许他们出来。当北京来人到后，打开宅门，发现有十余口已经饿死了！经搜检，共抄得黄金万余两，白银10余万两。神宗派来的人认为，连冯保家都有金银100余万两和大量珠宝，张居正的家资怎么会这么少？他们硬说张家有200多万两银子，用毒刑逼着长子敬修交出来。敬修不胜拷打，最后悲愤地自杀而死，懋修则自杀未遂。不久，神宗下诏宣布张居正罪行，其主要罪状有：“诬蔑亲藩，侵占王坟，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废辽王，假丈量田地，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就这样，张居正人亡政息了，他的弟弟张居易和儿子嗣修被充军到边远的烟瘴之地。张居正名誉一落千丈，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付诸东流。

从此以后，神宗皇帝日渐昏庸，不理朝政，张居正创造出的富强国势，急转直下，到了崇祯年间，明王朝终于在全国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中覆灭了。

如果说张居正改革是成功的改革，那么在他死后，明王朝却很快走向了灭亡。如果只因明朝灭亡而说张居正改革失败了，这又显得不太客观。改革的十年，是垂危的明王朝重现生机的十年，他使国富民强，称得上功成名就。成功与失败，这本来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在这里却难以划分。或许这是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吧，它不同于孝文帝名主自身主持的改革，也不同于商鞅、王安石圣君在世时的改革。这一次确实特殊，促使张居正变法的是神宗，取消变法的也是神宗。是神宗皇帝使张居正的改革获得了成功，同时也是神宗皇帝使改革走向了最终的失败。这是九泉之下张居正的悲哀，更是明朝的悲哀！但不管怎么说，张居正是带着成功的喜悦离开人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