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在江苏担任巡抚职务大约五年时间，其间曾两次署理两江总督。在五年时间里，他一如既往地兢兢业业，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无良法。江苏是林则徐一生做官时间最长的省份。直到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简放湖广总督，他才离开江苏。

巡抚，以“巡行天下，抚军按民”得名，又称抚台，是明清时地方军政大员之一，清代巡抚主管一省军政、民政，可谓责任重大。在林则徐的谢恩奏折上，道光帝恳切地批道：“知人难，得人尤难，汝当知朕之苦衷，一切勉力而行，毋负委任，朕有厚望焉！”林则徐怎能不知巡抚一职意味着什么呢？他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他对道光帝说，此番担任江苏巡抚，“唯有持清勤以端其本，慎张弛以善其施，整顿钱漕，先惩已甚，清厘仓库，尤贵截流。当执法者，不敢以姑息起玩心，当设法者，不敢以拘牵碍全局。”历史早已证明，林则徐在任五年，忠诚可靠、不折不扣地实践了他的诺言。

清朝实行“督抚制”，总督可以统辖一省或多省的行政、经济及军事，权力大于巡抚。总督和巡抚在一省做官，往往彼此龃龉，甚至水火难容、矛盾丛生，但江苏的情况却不同。当时两江总督是陶澍，主管江苏、江西和安徽。陶澍和林则徐志同道合，已有将近二十年的深交，两人都是关注国计民生的清官，所以从无掣肘或推诿扯皮之事。他们督抚之间，既是上下级又是好朋友，事事都能和衷共济、相得益彰。他们结合江苏的实际情况，对漕政、河政、盐政进行改善，林则徐尽情地施展他的才能，实现他经世致用的理想。南京城有一座“陶林二公祠”，是两广总督左宗棠为纪念陶林二公邀约南京地方士绅修建的。这一时期在江南和林则徐共事的人，都对他敬爱有加。其中任布政使、按察使的，先后有梁章钜、陈銮、怡良、裕谦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封疆大吏。

江苏河网密布、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但也有许多社会矛盾。当时水灾旱灾频频发生，百姓生活依然困苦。因此，林则徐担任巡抚期间，始终特别辛劳，孜孜矻矻寻求治理之方。不过，江苏毕竟是民风开化之地，林则徐深知在此主政不必事事干涉，而贵在顺乎人情、导之于所安。他在《三吴同官录序》里以此自励并劝勉同僚：“吴为东南大邦，山水秀良，风俗和美，士民多文少质，类能读诗书，识俎豆，服田力穑，束身听长吏之教。官是土者，苟政无阙失，事事体民情出之，则民之爱之也如父兄。虽江南北地气别强弱，而固结不可自解之情，实有以窥长吏隐微而成其向背，盖善感者莫吴民若也！郡县以下，尤无日不与民见，诚知民情向背而顺导之于所安……”林则徐考虑得多么全面、周到，在对待百姓上与抚育儿女几乎没有区别！在江苏巡抚任上，林则徐在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政绩，这与他勤政爱民、为了百姓福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行事风格是分不开的。

林则徐曾在一篇奏折中说：“深思原本，而必以察吏为最亟。”确实，如果官吏不思进取，所治地区就很难有向上的气象；如果官吏巧取豪夺，百姓就不可能有富足的生活。因此，林则徐对属吏的考察一向特别用心。按考绩是清代吏治的要典，是内外官员进退升降的依据，而责成行政首长妥善办理。当时外官的考绩，名为“大计”，每逢寅、巳、申、亥年即每三年举行一次，各级官吏的政绩及其升降去留，全由总督和巡抚一一严密考核再上报朝廷，由朝廷据以处理。林则徐接任江苏巡抚后，次年就是大计之年，林则徐因深知吏治之重要，在考察官吏上就格外尽心。他在密陈所属藩、臬、道、府等员考语的奏疏中，首先恳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说，考察官吏政绩首先要考察自己，必须把各级各类官员的事务一一了然于胸，然后才能得知属员有没有尽心尽力。如果上司没有事先了解一项事务的详情，又怎么能察其情伪呢？因此，“半载以来，随时考察，虽不敢谓灼见无遗，而司、道、府之立心、行事、人品、官声，尚可陈其梗概……”。林则徐在充分了解相关情况后，还要亲手誊写清单以便保密。他对官吏的考核可以说是尽心尽力。

由于经过这样科学、严密的审查，林则徐选用人才或弹劾官吏都有充分依据，也就不会在人事上犯错误。他所举荐的人才，都是凭借才德而有所作为成为名臣的，没有一个人因德行不佳遭到非议。他所摒斥的官吏，也都深知自身存在严重问题，直到老去对林则徐也没有一句怨言，受弹劾者的家族也都认为林则徐十分公正。他在呈报朝廷的奏牍中议论属吏的优劣也都恰如其分，从来不过分赞誉或过分毁损。有个例子可以证明林则徐对属员的考语有多么切实、负责。姚莹在武进等县任知县，总督陶澍对他的考语是“精勤卓练，有守有为”八个字，也可谓高度凝练、概括，而林则徐的考语则是：“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这就十分详细，便于朝廷对其产生具体的印象和正确的判断。翻看历史不难发觉，林则徐的这一评语与姚莹一生的行事人品完全符合。

林则徐以往在江苏担任按察使时，就深感此地积压案件之风盛行，他曾进行过整肃。此时，江苏的刑钱案件仍多于其他省份，而且依然存在积压之弊。林则徐十分厌恶案牍的积压，觉得这对社会风气和百姓生活的负面影响极大。他担任巡抚后致力于根除这一弊病，严令各级官吏清厘所有未结的交代案件。

林则徐同样是治理盐务的能手。早年署理浙江盐运使时，他就有过出色的表现。他还做过淮海道（“道”是地方行政机构之一），负有兼理盐法的责任，虽然为期甚短，但他对两淮的盐务多少还是有所了解的。道光十六年（1836），林则徐署理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发现盐政也存在许多问题。江苏的两淮地区盐场很多，产盐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是全国盐课最重要的一部分。在盐务上，清代的管理沿袭明制，规定食盐划区销售。清中期以后，盐政日益腐败，朝廷又因为财政日益枯竭而不断加重盐税，致使盐价不断上升，于是私盐肆虐，官盐滞销，清政府的盐税收入日渐减少。面对盐政沉疴，清政府焦急万分却无法可想。其实，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包世臣就已提出改行票盐的建议。票盐，要求凭盐票运销食盐。这个方法源自明代，由官府给票，量收税课，凭票行盐。道光十二年（1832），陶澍开始着手进行盐政改革，废除陈规，实行票盐制度，打破了盐商垄断，政府的盐税也因而大增。对于陶澍的改革，林则徐大力支持，他不仅在淮北积极推行这一制度，还密切关注京城那些反对者的意见，从中汲取合理的部分，使盐务不断得到改善。

林则徐对乡试取士工作非常重视。他就任江苏巡抚不久就去视察当地乡试工作，很快就发现这里存在许多问题。不但考生进场秩序混乱，而且考场作弊现象也十分严重。江南人文荟萃，每届入闱的士子多达一万六七千人，设同考官十八房。同考官是明清时期乡试、会试中协同主考或总裁阅卷的官员，因在闱中各居一房，又称房考官、房官。试卷分发给各房官先看，由其加批荐给主考或总裁。按当时考试的人数来算，每房大概需要校阅八百多份试卷。工作量如此之大，房官阅卷稍有疏忽或草率就会失去公平取舍的标准。林则徐发现房官有着抢先荐卷的弊病，以为荐早则取中的机会多，荐晚则中额已满难望入选，因此他们争将先头所阅的较好的卷子趁早荐上，对后来阅到的卷子就来不及细看，只随意在卷上写“欠精警”或“少出色”的含糊笼统的批语，舍弃了事。林则徐过去多次担任考官，他本人又爱才心切，岂容这种情形存在下去。他开始严加管理，先规定阅卷人选必须是文理优长、精神振作的人，绝不许年老昏庸者充任。为了明确制度，使阅卷有法可依，他还奏请拟定了对文章逐篇分别批阅的章程，责令考官遵照办理。林则徐规定：二、三场的卷子的批语不做严格要求，但首场四篇卷子必须由帘官逐一加批，不许使用“欠精警”“少出色”之类的泛泛之词——这样一来，考官就必须认真阅读每篇文章，对文章思想、结构、遣词造句有真正的了解，以革除草率阅卷之弊，防止优秀人才被埋没。不仅如此，成绩揭晓之后，林则徐还要把落第的卷子重新查核，如果发现考官对一些并无大毛病的首场卷子草草阅视竟没有看完，就要据实参奏，予以处分。

由于作弊者屡见不鲜，林则徐还格外关注对这方面事务的处理。因当时盛行入场夹带和抄袭成文的作弊方法，他特别留心雷同卷，一经查出就加以严惩。因应试士子过多导致的入场秩序极坏的情况，一经林则徐整肃就立刻消失。史料记载，当时江南乡试应考的文人为数众多，入考场时“竭一昼夜之力不能毕，有拥挤仆毙者”。林则徐参以兵法，有了好对策。清代文人黄钧宰叙述过此法：“分为三路点名，先期核计各属人数多寡，按照时刻分配均匀，而刊印章程随卷给发，某时某路点某学，一目了然。每届一时，则发炮悬旗大书三路应点之学分、由内而外，以及街衢巷渡，无不周知。”对于场内的誊录、对读与粥饭水夫之事，林则徐无不亲自稽察，甚至亲自品尝饭食。林则徐对士子的体贴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考生无不感激赞颂。

据《清实录》记载，嘉庆、道光年间，江苏、安徽一带水旱灾情不断。林则徐就任江苏巡抚前一年，江苏就因运河决口酿成大灾，以致“颗粒无收，哀鸿遍野”。接任江苏巡抚后，水旱两灾几乎年年都有。江苏是当时的“天下粮仓”，但由于连年灾荒，这里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林则徐就任江苏巡抚时，江苏已连年遭受水灾，淮扬一带继上年水灾后，洪泽湖又涨了水，致使下河各低洼地区多处被淹。林则徐立刻修堵堤坝，让灾民可以在积水渐渐消去后及时补种作物。灾民生计已然艰辛，如再征赋税，无异雪上加霜，于是他又上奏缓征灾区钱粮。百姓无不感恩戴德，但其中有些百姓鉴于去年受灾流亡时曾因沿途州县留养救济而额外获得过好处，就认为逃荒很划算。因此，这一次他们仍然以避水为借口跑到外面，不事农耕。有些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灾民，却也混在其中想捞取好处，甚至还有胁迫贫民冒充灾民的，想通过让人们接受救济从中渔利。经过林则徐的努力，当时灾区积水已经消除，粮价也已平定，官厅也不追欠，一些灾民却仍不回来耕种。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林则徐又采取措施——倡议官员捐钱，向确实贫困的灾民发放口粮，并雇船将他们遣送回原籍，冒充贫民或胁迫贫民流亡的，一经查出从严惩办。与此同时，林则徐还让淮扬府县认真查看当地情况，如果因水灾或农时已过一些地方确实无法补种，要给当地百姓口粮以便其维持生活。这些举措，让受灾百姓切身体会到林则徐爱民的良苦用心，流亡在外的也迅速返回从事农耕，灾区的满目疮痍和混乱景象迅速被农业生产的繁忙景象取代了。

水灾肆虐，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道光十三年（1833）七八月间，江苏沿江的上元、江宁、句容、江浦、六合、江都、仪征、丹徒等县又受了水灾。除了六合县已经自行劝捐赈恤、江都县民力尚可支持外，其余各地都急需赈灾。按照规定，向灾区发放赈款，要等勘定受灾程度、报请皇帝批准后才行，但看到灾民忍饥挨饿、痛不欲生的样子，林则徐不禁心如刀割。他先行拨款抚恤灾民，然后才向道光帝呈递奏折报告情况。道光帝知情后许可了林则徐的做法。上元等县的赈灾工作刚刚结束，九十月间，太仓、镇洋、嘉定、宝山四州县因秋雨过多影响了收成，交粮困难，林则徐立刻会同陶澍奏请准许缓征以减轻农民负担。

当时，苏州、松江各属是江苏的农业中心，那里的稻子生长得好，林则徐以为可以借江南的丰收来弥补其他地区的歉收。苏州、松江地区种的都是晚稻，成熟得晚。偏偏晚稻开花时遇上冷雨寒风，导致结实艰难，后来又有不少禾稻因雨大被淹。当地不少人以纺织为生，而木棉也因灾害歉收。民以食为天，荒年的凄惨景象日甚一日，令人忧心忡忡。特别是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本来江苏全省十分之九的钱漕从这里出，现在却陷入了严重的荒歉，缴纳钱漕成为最严峻的问题。

“秋灾不出九月”，意思是过了九月就不许再向朝廷报灾荒了，但江苏那些地区恰在此时发生严重灾害却是不争的事实。不报的话，百姓吃饭已然困难，那些赋税又到哪里去收缴呢？林则徐只好据实奏请准予缓征灾区钱粮。不料，奏折还没递上去，道光帝的圣旨先来了。也许是洞悉了陶林二人的心思，皇帝的口气十分严厉：“近来江苏等省几乎没有一年不缓赋税、不需赈灾，国家经费有常，怎么可以这样反复展缓、破坏典律，一年一年地相沿成例呢？”道光帝责备道：“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急，是国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无取惠之实，无非不肖下吏私充囊橐，大吏只知博取声誉。”意思是陶林二人不顾社稷，只知沽名钓誉。

口含天宪的皇帝，下了口气如此严厉的圣旨，换任何人都会一身冷汗。冒犯龙颜、对抗圣旨，轻则丢乌纱，重则掉脑袋甚或诛九族，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皇帝已说了这样的话，作为臣子除了服从再无别的办法。但是，林则徐眼看灾区民不聊生，认为非缓征不可。在巨大的压力下，两江总督陶澍犹豫不决，最后林则徐决定单衔上奏，并对陶澍说：“如果受处分，由我一个人承受。”他奋不顾身向皇帝递交奏折——长达三千言的《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诉说苏松各属秋后受灾的实情和请求缓征钱粮的缘由。

这份奏折，即便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肺腑。道光帝见到呈报后，终于收回成命，批准了缓征苏松等属钱粮的请求。这篇疏稿也被人们争相传抄，平民百姓得知此事，无不感动得流下泪水。

筹集赈灾款项已然艰难，而各省办赈的积弊更是亟待破除。其中种种黑幕令人不忍卒说。

针对各色人等的舞弊积习，林则徐根据自己的经验制定章程，规定了办赈手续：一是户必亲填，二是人必面验，三是票必亲给，四是查完一户就以油灰书其门首以为标记，五是查完一村就将户口张榜公开，六是查过数村之后就根据人口数量开出清折，先由委员申报司道，再将花名底册移送该管州县，七是赈票上盖委员衔名戳记，使验票者知道是谁所查。这样一来，经过严格的手续，责任落实到个人，舞弊就很难了。如发觉印官和委员有弊不报，要严厉惩治。为了避免他们找借口挪用赈款，林则徐还会同总督及各司道捐出廉俸充当办赈人员的薪水。他语重心长地对有关的州县说：“地方官办理命盗案件，如果出了差错致人死亡，依例就必须抵偿，那所涉及的还不过一人一事，但如果在办赈中有所侵蚀，简直就是向千万个垂毙的灾民抢夺他们的口粮而加速其死亡，即使有幸逃脱法网，天理也必不能容啊。”经过林则徐一番苦心孤诣的管理，那次办赈，从州县到胥吏以及民间生监、土棍等，一概不敢为非作歹，积弊尽除，灾民都说这是“清赈”。为了赈灾，林则徐还在苏州衙门后面修建了十间义仓，储藏义米。创设义仓一事也得到了当地士绅的支持，据说义仓建成后刚刚三天就进粮两千九百多石。

由于受灾严重而官帑（国库）拨给的赈款不够用，林则徐同陶澍一起，找司道府县募捐，并督饬各属劝告绅商大户勉力捐输。募捐的成绩也是空前的，善款总数是国库赈款的好几倍，经过按图查户发给了穷苦灾民。林则徐从那年冬天起在苏州设立粥厂向贫民施粥，直到次年春夏。看到许多贫民从远处跋涉而来，拥挤之中，老弱病残之人分不到粥，林则徐就率众捐款置办“粥担”，每一担粥可供一百多人食用，粥担分散来开，远处近处都有，这样就免去了食粥时的拥挤，使灾民都能喝到粥。他动员人们有力出力帮着挑担，力气小的可以几个人共同挑一担。救济的范围日渐扩大，遍及城乡内外，各州县官绅看到这个赈灾方法灵活管用，纷纷效仿，一时各地都有粥担。因此虽是大灾之年却没有被饿死的人。在林则徐的感召下，有的有钱人家没有囤积居奇，而是买了米平价卖掉，有收养幼童和流亡乞丐的，还有捐修各项工程以代赈济的。江苏就这样度过了严重的灾荒。

由于自然灾害，江苏积欠了朝廷许多钱赋，分年征收显然也会给正在恢复中的民力带来巨大负担，林则徐时常为此担忧。恰好道光帝于道光十五年（1835）降旨：“皇太后六旬万寿，所有各省节年正耗，民欠钱粮，及因灾缓征、带征银谷，并借给籽种、口粮、牛具、及漕项、芦课、学租、杂税等项，著各该督抚等将道光十年以前实欠在民者详悉查明，按照该省所属之某州某县银谷若干开单具奏，候旨豁免。”文忠立即督促官吏翻查簿册、逐年核对，会同陶澍等人将江苏两属统共熟田未完银十五万三千多两、米谷二千一百多石、因灾递缓银四百八十四万九千多两、米豆麦谷一百三十九万五千多石通通奏请豁免，减轻了百姓负担。

林则徐说：“水利之废兴，农田系焉，人文亦系焉。”一句话道出了水利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江苏号为泽国，赋税出于农田，而农田系于水利。林则徐认识到，在农业社会里，水利是左右社会、文化兴衰的基本因素。1833年的大灾暴露了江南水利失修的严重性。江南境内有吴淞江、黄浦江、刘河（娄江），古称“三江”，其北又有白茆河，与三江相为表里。各江河的支流纵横交错，形成得天独厚的水利灌溉网。但水利失修之后，三江逐渐淤塞，反而造成危害。早年他任江苏按察使时，朝廷就曾令他总办三江（吴淞江、黄浦江、刘河）水利，但林则徐因那时母亲去世没能就任。陶澍任江苏巡抚时修浚吴淞江，黄浦江也随之挑浚（清除淤塞，开通河道—），完成了一部分工作。但是，刘河及其北部的白茆河的修整因所需经费较多，拖延了十年还未兴办。林则徐就任江苏巡抚时，河道淤塞十分严重，太湖很难适时泄流，水患频发，造成连年荒歉的局面。林则徐深知“水利为农田之本”，“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而且以工代赈还可以解决一部分灾民的生活出路。连年不断的灾害促使他锐意兴修水利，决定立即挑浚刘河和白茆河。

这年年底，林则徐开始筹划挑浚事宜，并派布政使陈銮以及李彦章、黄冕等人负责具体工程的规划和实施。道光十四年（1834）春天，陶澍和林则徐批准了疏浚方案和预算，并决定刘河由官府借支兴办，白茆河由官民捐资兴办。

一开始，众人“议刘河者咸曰海口有拦沙，凿去为便”，但这项工程会耗费许多银两，所以讨论了很多次还是没有结果。林则徐等人反复商议后，决定把刘河挑成清水长河，在海口修筑石坝，设涵洞，外面潮水来了可以以之抵御，里面的水太多又可以由此泻出。白茆河也照这样办理。林则徐还带头捐献修白茆河水利银一千两。

关于这一千两银子，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与林则徐的夫人郑淑卿有关。

据说，商定兴修水利当天，林则徐非常高兴地回到家里，问郑淑卿：“家里还有多少积蓄？”

林则徐是有名的清官，既不向人行贿，也从不受贿赂，家中哪有存银呢？郑淑卿听他一问就知道，肯定又遇上需要银子的事情了。这几年，为了赈灾、捐助，林则徐没少从家里往外拿钱。

郑淑卿答道：“不足一千两了，是给汝舟进京赶考用的。”

林则徐愣住了。

郑淑卿问道：“老爷今天遇到什么事啦？为什么问家中有多少银子呢？”

林则徐若有所思，自言自语道：“不足一千两……不多，真是不多啊。但现在疏浚刘河、白茆河急需银钱，我已经和陶大人等人说好了各自捐银一千两以为榜样，谁料家里却没钱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郑淑卿见状连忙说：“老爷别着急，待我看看钱匣中还有多少银两，还差多少不到一千两，然后再作计议。”

郑淑卿拿出钱匣清点一番，见还余银八百二十两六钱，还差一百七十九两四钱。林则徐不禁苦笑：“不足之数，又怎么弥补呢？”

郑淑卿不禁也着急起来。她向来支持林则徐清廉为官，这时忽然想起自己的首饰。她从头上摘下金钗，毫不犹豫地递给林则徐：“先拿到当铺去，怎么也值得上四百两银子了，凑齐一千两很容易。”

林则徐的内心不禁涌起万丈波澜，他轻轻地抚摸着这金钗。这金钗是他和郑淑卿当年的定情信物。现在，为了支持他修浚江河，郑淑卿把自己异常珍视的金钗也奉献出来了。

林则徐说：“我今天迫不得已把金钗送到当铺，将来一定再赎回来。”

郑淑卿笑着说：“何必如此惋惜？老爷这番心意我明白。但金钗再宝贵，也比不上江河通畅带给老百姓的好处。这也算是我一个普通妇人对国家的贡献了。”

白茆河、刘河的疏浚工程先后动工。林财徐为了防止官吏督办失责、中饱私囊，离开苏州去工地查勘。他常常坐着小船往来河中，察看劳工是勤快还是怠惰，随时测量河道深浅，与劳工一样不辞劳苦。在查勘过的工段两岸，凡是树石、桥梁等他都暗暗做了记号，以备日后检查工程质量。两河相继浚通河身后，林则徐查验时发现，刘河浚深后，水位下降，堤岸变得高了，有崩塌的危险，他就下令逐段挑砌加固。查验白茆河工程时，他根据预先留下的标记，果然发现有人偷工减料，他严令补复，人人惊服。

两河疏浚全部完工后，林则徐又疏浚太湖以下白茆河的支河和太仓州的七浦河、杨林河，使太仓之水道处处贯通。这些工程利用的是疏浚刘河时节省下来的款项。林则徐力倡节约、反对浪费，他深知手里的钱都是百姓的血汗，一点儿也不肯乱花，使用起来总是小心翼翼。刘河、白茆河诸水的疏浚对农田水利事业的恢复起了很大作用，1834年秋天的大雨和1835年夏天的大旱，都因水利之善而没造成大害，农民获得丰收。“公阅视两河，村民多设香案，欢迎于道”。1834年林则徐五十岁，这年江南士绅为其庆祝五十寿辰，画了四幅图为他祝寿，其中两幅都与治河有关，一幅是《娄水涵清》，一幅是《颂治白茆》。

不久，林则徐又筹划疏浚徒阳运河和练湖，委派李彦章主持。丹徒至丹阳一段运河，是江、浙两省漕运粮船必经之路。河水引自长江，但引水太满的话对于漕运行舟固然有利，却会使沿江田地被淹；如果江水水位太低，则虽然对江畔农田有利，又对漕运不利。所以人们对这段运河的意见历来矛盾很大。林则徐认为：“两者相较，固系农田为本，而运道则须随时尽力，以图补救之方。”运河之西，有晋代开凿的上、下练湖，湖水本来蓄为接济运河的。但明代以来，练湖逐渐淤塞，失去了接济运河的作用。练湖堤坝久已损坏，蓄水越来越困难，出现旱不能蓄、涝不能泄的问题。林则徐经过勘察发现，只要改建“黄金闸”等处，就能解决问题。改建后，练湖蓄水合理，淤塞清除，不但能有效接济运河，而且于农耕有利，可以灌田十万亩。与此同时，林则徐还和陈銮等筹商，修建了宝山、华亭两县临海一带的海塘。在林则徐的倡导下，一时间，江南、江北各地都陆续兴修了一些小型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利国利民，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真正的实惠。

兴修水利的目的是发展农业。林则徐发现，江南农民每年只种晚稻，不种双季早稻。晚稻夏至才开始插秧，入冬后才收获。1833年的大灾，正是在秋季的淫雨中使丰收的愿望落空的。事实上，早在宋代就从占城引进了一年种植两季、耐旱而早熟的稻种，清中叶以前，在闽、粤、湖广以至江北的广大地区都已普遍种植，江南也有过种植记录，但早稻产量虽高，却不能当作赋粮入供，因此江南地主大多宁可种麦也不种早稻，时间一长，民间竟形成一种抵制早稻的习惯。这对增产增收和改善百姓生活是十分不利的。林则徐向官绅和老农询问，大家都反对种植早稻。林则徐对福建、湖广和江苏的地理、气候条件作了对比，相信江苏可以种植早稻。他雇了老农在抚署后园开辟水田，试种早稻。

1833年冬天，林则徐得知江苏按察使李彦章曾在广西劝民试种水稻，获得两种两熟，对早稻种植有经验，就找他了解种植方法，并邀请他编写农书在江南推广。林则徐的好友潘曾沂也作歌配合宣传。李彦章的《江南催耕课稻编》成书后，林则徐热情作序，驳斥了江南不宜种植早稻的论调。林则徐还从家乡引来占城稻四十日、六十日稻种，又让上元县知县黄冕从湖南引进五十日、六十日稻种，在抚署后园试种双季稻。试验成功后，林则徐便向民间倡导推广，并要求地主贷给佃农种子，到收成时收租仍按种麦的标准来收取，这样一来，农民种早稻的积极性就提高了，这对解决大灾后江苏的民生问题有着不言而喻的积极意义。

林则徐担任江苏巡抚期间，对漕政改革的贡献也非常大。

清代，漕粮的运道归南河总督和东河总督管辖，有漕的六省督抚要分担漕粮的责任。其中江苏负担最重，征漕的数额比浙江多一倍，比江西多三倍。就江苏本省而言，江南又重于江北：漕赋在江北占十分之一，江南却占了十分之九，如此沉重的负担几乎全由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承担。漕米要装在成百上千艘粮船上，经运河北上，每艘船都要给津贴，因此，地方除了交纳漕粮，还得支付数百万的运费。此外，路过闸坝还有税费。名目繁多的费用导致层层勒索，江南人百姓不堪重负。林则徐抵任时，江苏又常遭水灾旱灾，百姓苦不堪言。

林则徐对漕务败坏吏治、为害民生的情况感到痛心疾首，也深知处理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如果把犯错的一概绳之以法，那么不仅州县的肆意勒索、旗丁的百般刁难、胥吏的渔利和劣民之挟制都将为法律所不容，漕船所经之处一切干涉漕政的衙门也都无一可恕。而最值得怜悯的是那些备受践踏的小户良民。良民遭受盘剥，积怨日多。漕务本被视为得利之处，现在却是弊病丛生之所。所谓盈余只是虚名而已，资金反复挪垫早已埋下隐患，恐怕漕额越大的州县仓库就越不完善。这种弊端究竟是怎么导致的，人人都能说得出，但谈到消除这些弊病却人人束手无策。但林则徐说：“臣身膺重任，总当极力挽回，断不敢稍存畏难之见。”决心整顿漕务。

针对江苏钱漕负担过重的实情，林则徐想出一个权宜之计，就是先缴纳新赋，陈欠逐年展缓、慢慢收缴，使受灾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每一百亩田，其中有二三十亩近于低洼入水的部分，他都代为请求缓征，推到一千亩或一万亩田，也按照这比例减掉，减掉的部分按歉收算，这部分的钱漕都延缓到次年再收，结果是逐年展缓。林则徐还设法改善漕粮运道，既避免引入运河的江水过多而淹没农田，又免去了每年漕船往返之前挑浚耗费的钱财。改善漕粮运道的工程曾因资金缺乏而长期搁置，林则徐却以高明的调度办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倡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运用民间力量筹集部分款项，同时责成有关州县使用该工程所可节约下来的经费，以充实工程经费。这种集资方式不仅可以保证顺利完成一个工程，还能促进其他附属工程的展开，使漕运和水利建设达到更完美的境地。

林则徐早就注意到，漕运中存在粮船水手和黑社会帮头、领运人员相勾结、鱼肉商民的腐败现象。每年漕船归次之后，凡商民船只经过，小则讹诈钱财，大则肆意抢掠。有时他们把漕船横在河中，往来船只不给钱就不让通过，名曰“买渡钱”，有时选择河道浅窄之处，两船横着停下，把路截断，让南北船只全不能通过，等到船只多达百千艘，堵在此处长达三四天时，沿河就有地痞无赖向各船敛钱交给漕船，自己当然也要分成。要是遇到重载商船，水手就把一石米泼到其舱内，不给钱就把抢粮的罪名加给商船，把人和船都锁起来，扬言要送到官府查办，这么一来商船往往就不得不给钱了。要是遇到无货的船只，就用其分载私货，送到清江浦交卸才能放回。用这些卑劣手段讹诈的钱财由“总头”收掌，除了汇总后分派给各船之外，领运人员的家丁、差役甚至都能得到一份。这种歪风，不是一般发一发文告警示一下扫除的，林则徐时常驻守在运道的要冲，严格查办此类事件，有效阻止了歪风的蔓延。

当时，各省粮船数千艘，水手多达数万人，漕运过程中经常闹事。有的水手还携带凶器，气焰嚣张。他们拉帮结伙，胡作非为，时常闹矛盾互相残杀。粮船所过之处，甚至常有砍断的肢体漂流在水面。林则徐多次派兵弹压，命令有仇衅的帮派分先后渡江入境以避免残杀，并禁止水手携带武器上船。从此，水手逞凶械斗事件的发生率大大降低，粮船平静无事。

林则徐还惩治操纵币价影响漕务的奸商。自从中国南部港口和外洋开展贸易，外国银元就不断进入内地并在南方流通使用。洋钱的价值原低于纹银，但因携带便利、使用方便，在很多地方畅通无阻，不久其价值就等于甚至高于国内的纹银了，使得国内货币受到挤兑。1833年，林则徐曾与陶澍上奏：洋钱行使已久，很难骤然禁止使用，但应在比价上加以限制，不能让成色较低的洋钱反而高于纹银。那时，江苏省每一元洋钱一开始按纹银七钱三分计算，后来商人辗转高抬，没过几年，苏松一带每元洋钱就可兑换纹银八钱一二分以上了，使得平民日常用度的开支无形中增多。林则徐认为处理这一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应从行使洋钱最多之处截其流，使奸商无法囤积居奇，而后再平抑洋钱价格，稳定钱价。于是他先从漕粮方面施行了取缔洋钱作祟的手段。

洋钱的流通对漕务的影响很大。那时，江苏办漕的州县，按旧制多用纹银，而苏松等属却以洋钱折给。但洋钱只在南方通用，一过黄河就不能在北方使用了，因此粮船开行之前又得把洋钱兑成纹银，市侩就在这个兑换过程中取利。这样一方面导致了银钱流失给财政造成的损失，一方面又使得漕船常因在兑换中吃亏发生争执而影响漕运。林则徐于道光十六年（1836）署理两江总督任上奏准在漕务内一切费用一律禁止折给洋钱，按过去惯例凡是以洋钱计算的开支，每一元统改按纹银七钱三分核实给发，有效地打击了操纵货币的奸商。

在江苏巡抚任上，林则徐呕心沥血，事事尽心尽力，务求取得实效。大江南北的民众曾在许多官吏治下生活过，很多官员的名字他们并不知道，但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林则徐，只因他确实是个妇孺皆知的好官。

道光十六年（1836）冬，五十二岁的林则徐卸了署理两江总督任，遵旨前往京师。当时鸦片问题日益严峻，他的挚友黄爵滋、程恩泽等人正展开议论朝政的活动。围绕着鸦片问题，弛禁派和禁烟派酝酿着剧烈的斗争。林则徐于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初五日抵京，不久又出京前往湖北担任湖广总督。

湖广总督又称两湖总督，主管湖南和湖北。“湖广”二字源于元朝所设置的“湖广行省”。湖广行省的辖区包括今湖南、湖北全境以及广东、广西部分地区。明朝将原来的“湖广行省”划分为湖广、广东、广西三布政使司，从此，“湖广”专指两湖之地。从在武昌接印到道光十八年（1838）再度奉旨入京，林则徐担任湖广总督共一年零七个月。

林则徐以前在湖北担任过布政使，对这里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在江苏时，林则徐常与石韫玉、包世臣、魏源等名士交游。而在两湖，他常与姚椿、王柏心、潘焕龙、张际亮等人往来。虽然两湖同僚过去大多没有和林则徐共事的经历，但林则徐和他们相处得仍然不错。

当时两湖治安形势紧张，林则徐特别注意军政方面，他上任不久就对湖北省附近各标营官兵进行校阅。盐务方面，林则徐以往曾大力支持两江总督陶澍整顿淮盐，现在则严缉私盐，以便为国库保持这项重要财源。按规定，两湖应销售淮盐，但两湖地区与川、粤、黔等地毗连，这些地方盐课轻，运盐到两湖很方便，所以两湖地区私盐非常多。林则徐在严缉私盐的同时，还考虑到以卖私盐为生的贫民一旦因堵截私盐而遭到打击，一定难寻生路，特准他们改为销售官盐，又考虑他们缺少本钱，准许由官盐店先发盐给他们下乡贩卖，卖完再向官盐店缴还盐价——对百姓依旧体贴入微。湖北水患一向较多，林则徐来两湖之前，湖北境内堤段几乎年年有险情，他上任后精心修整水利，两年大汛时期江汉都化险为夷、平安无事。他还彻底整顿修堤收费的机构，严厉打击冒称书吏为祸民间、鱼肉百姓的恶徒。

任湖广总督期间，林则徐依旧勤勉务实、事必躬亲。他说：“人事之应尽者，均不敢不竭其心力。”正由于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众人的心力才共同朝向理政安民的目标。在两湖，林则徐在治安、盐政、水利、赈务、禁烟等方面都有辉煌政绩。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那时他还不知道，一项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正在前方等待着他。 TnRFwnp2pCyv7wv2qcKZacncBvatxTOfgoVc+btbpckTk/LQROS6RR+/NnxC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