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早就具有匡时济世的抱负，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践行着这一理想。

在京师任职期间，林则徐两次奉命出京，担任地方乡试考官。

第一次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8月1日，林则徐离开翰林院，往江西南昌任乡试副考官。乡试，唐宋时称“乡贡”、“解试”。由各地州、府主持，一般在八月举行，所以又称“秋闱”。明清两代定为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一次乡试，凡本省生员与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经科考合格者，都可以应试。各省主考官均由皇帝指派。考中者被称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为经魁，第六名称为亚魁。举人原则上就获得了选官的资格。凡考中者均可参加次年在京师举行的会试。因此，乡试是读书人非常重视的大事。

林宾日得知林则徐要出任乡试副考官，不禁感怀自己过去的经历，他特地写信给林则徐，说为国家选拔人才是大事，嘱咐他要慎之又慎。林则徐谨遵父命，自己也深知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与国家发展关系重大，怎肯掉以轻心。他对每一份考卷都细心批阅，反复查看，同时严肃处理作弊现象。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考试制度，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有的人寒窗苦读，期望以真才实学通过考试，有的人则另辟蹊径，处心积虑研究作弊之法。

最常见的作弊方法就是请托，即通过关系贿买考官，打通关节，以谋求录取。有权势的利用手中的权势托人，有钱的用钱托人，有亲戚朋友关系的用关系托人。这种作弊方式，具体方法有探题、关节和偷改。探题就是考前贿买考官，让考官向考生泄露试题。关节就是做记号，考生在卷子中设定特殊标记，如同留下暗号，让考官阅卷时认出来从而加以关照。偷改则更进一步，直接贿赂考官及阅卷人员在试卷上做手脚，偷改试卷。道光十五年御史镇南曾上书说：“近来科场多有包揽誊录之人，场前议定记号，择其书写精工者，给银修卷。”由此可见当时请托作弊之风之一斑。

有些不用功读书却想中举的考生，不能请托行贿就想出另一种作弊方式——找人替考。替考的人又叫“假手”，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枪手”。找人替考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考生不进考场，只让替考者入场考试，试卷上署的自然是原考生的名字。另一种是考生和替考者都入场考试，但两人试卷上写的都是对方的名字，以便将替考者的成绩归于原考生。

一些家境贫寒、求学很不容易的考生，平时不下功夫苦读，临考既不能贿买考官，又不能请人代考，却也想出一种方法——夹带。夹带，顾名思义，就是把书上的内容或事先写好的文章抄下来偷偷带进考场。夹带的手法真是五花八门，有的把文章藏在衣服鞋袜里，有的写在衣服甚至身体上，各种文具、食品也成了用来夹带文章的作弊工具。夹带的文章自然写得密密麻麻，堪称“微型书”。

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作弊手段，考官就必须想方设法反作弊，要花费许多心血防止考生以作弊的方式通过考试，防止无才无德之人混入国家栋梁之才的队伍，贻害朝廷和百姓。考官责任之重大可想而知。林则徐不辱使命，担任副考官期间事必躬亲，处处留心，工作极其负责。经过他的辛苦工作，这届乡试共录取九十四名举人，其中大多是平时就享有文名，且出身寒门、刻苦攻读、有真才实学的人。放榜后，林则徐还亲自到民间访求意见，看看人们对这个考试结果有无异议，人们都心悦诚服。一时间，士人和百姓称这个录取榜单为“清榜”。这清榜的出现，与林则徐的耿直、正义有直接关系。

第二次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林则徐奉命去云南担任乡试主考。在这次乡试中，他一如既往地认真负责，不仅严防作弊、细心批阅和评点试卷，而且提出他对“人才”的看法。在林则徐看来，人才必须德才兼备，既要品德高尚，又要有学问。这届乡试结束后，林则徐从考生的文章中选出十四篇上乘之作，呈送给皇上。皇上读后，对林则徐的做事态度和勤政务实的作风有了更深了解。

林则徐任考官，本着为国家遴选优秀人才的宗旨，从不徇私舞弊，总是公正严肃，因此在读书人中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在一些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的考官主持的考试中，一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士子有口难言，求告无门，怨气冲天。而经林则徐主持的考试，即使是落第考生也心悦诚服，甚至就一些问题写信向林则徐求教。谈到对考官工作的认识，林则徐后来曾说：“我在江西担任副考官时，深知科考之难、备尝艰辛的家父多次叮嘱我，评定文章的优劣一定要慎之又慎。”确实，不但优秀的试卷林则徐看了又看，即使文章并不太好的试卷他也认真阅读，认真写评语，每个考生的试卷上都有他精心的圈点和密密麻麻的字迹。试卷上的每一句批语和点评，都凝结着林则徐对读书人的爱护和期许，反映着他为国家召唤济世之才的愿望。这样的考官，天下读书人谁不感念呢？

两次奉命赴外地主持乡试工作，林则徐都表现出高洁的人格和杰出的才能，让嘉庆帝十分高兴，更加赏识他的才干。嘉庆二十五年（1820），林则徐由翰林院外放，被委任为江南道监察御史，林则徐主政地方事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此，林则徐开始施展才华，大力兴利除弊，努力实现他匡时济世的伟大理想。

当然，阻力也一定存在。但林则徐做官不怕得罪人。

此时，在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境内），黄河南岸水利工程尚未竣工导致河堤决口，洪水肆虐，百姓死伤甚重。林则徐立刻前去调查。他发现，此处的黄河水利工程之所以进展缓慢，迟迟不能完工，是因为贩运筑堤材料的奸商为了挣到更多的钱而囤积居奇，趁工程急需材料之机哄抬价格，以期牟取暴利。这样一来，工程所需的筑堤材料很难得到及时供应。黄河水利工程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岂容如此轻视？林则徐迅速查明情况，上报朝廷，建议“严密查封，平价收买，以济供需”。在林则徐出面干涉的情况下，河堤决口被迅速堵住了。当时担任河南巡抚的是满洲贵族琦善，林则徐丝毫不惧琦善满洲贵族的背景，向嘉庆帝直陈琦善监督不力导致生灵涂炭的罪过。官场中，官官相护是常态，林则徐却为了天下苍生的利益，不怕得罪官场中人。

林则徐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仅仅两个多月，改任浙江杭嘉湖道。在浙江，他积极甄选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当时，担任浙江巡抚的是陈若霖。

陈若霖（1759—1832），字宗觐，号望坡，福州螺洲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嘉庆间先后任云南、广东、河南、浙江巡抚。道光元年（1821）升为湖广总督，次年调任四川总督。道光四年（1824）授工部尚书并管顺天府尹事务，同年调任刑部尚书，直到逝世。陈若霖为官清正，注意兴修水利，精通法律，善于断案。福建流传的《陈若霖斩皇子》的戏，虽然情节纯属子虚乌有，但却十足表现了这位巡抚的刚直不阿。

陈若霖是林则徐的同乡前辈，又同样为人正派，这就为林则徐在浙江施展政治抱负提供了有利条件。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时杭州城内确实非常繁华，但农村却民生凋敝。土豪劣绅称霸乡里，鱼肉百姓，水利失修使原本就很艰辛的生活更加艰难，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林则徐一上任，就发布告示选拔人才；经过甄别，对书院的诸生按名次发放津贴，不随课升降而有变动，还对优秀士子进行奖励。他还支持并实际主持了修海塘一事。

这一年，陈若霖接到朝廷命令，办理萧山、山阴、会稽三县水利工程。据《文忠公年谱草稿》记载，林则徐深入实际，勘查发现“旧塘于十八层中，每有薄脆者搀杂”，提出新塘采石必须选择坚厚的。竣工后，“新塘较旧塘增高二尺许”，并在“旧制五纵五横之外添桩石”，海塘十分坚固。

林则徐还致力于整肃歪风。如果社会风气不正，社会问题就难免层出不穷，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当时杭州城风气不佳，官吏和地痞流氓相勾结，开放“花会”聚赌，诈骗钱财。林则徐深感花会聚赌是地方上最大的祸害，他决定予以取缔。每遇到官员在场包庇的情形，他就立刻毫不留情地将对方革职查办。

在陈若霖的支持下，这一切事务都得到有序进展。林则徐没有忘记这位巡抚给他的帮助。道光十二年（1832）陈若霖在天津病逝，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恭恭敬敬地书写了《陈若霖墓志铭》以纪念这位清廉刚直的同乡。

在杭州，林则徐革除弊政大刀阔斧，匡扶百姓细致入微，他渴望以此为契机，多做好事、实事，实现经世致用的理想。然而，没料到的是，仅仅这么几项措施，就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阻力。他为官清廉，不畏权势，行事果敢，不假情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同僚的不满。平时迎来送往，他本着节俭精神从来不铺张浪费，而官场中其他人已经奢华惯了，就看不惯林则徐的做派，更不可能理解他的苦心。不少亲朋好友知道他做了官都来找他办事，而林则徐坚持原则，不肯坏了规矩，又得罪了一些亲友。另外，他一心整肃歪风、打击恶势力，也触犯了不少贪官污吏的利益。这么一来，有人对林则徐冷嘲热讽，也有人不断传出攻击诽谤他的流言蜚语。官场的污秽，这些官僚的庸俗和歹毒让林则徐心寒，他不禁对官场感到厌倦，甚至失望透顶。

道光元年（1821）8月21日，林则徐接到父亲林宾日病危的消息，心中焦急万分。他便以照顾父亲为由辞官而去。照顾父亲可以暂时告假，何至于辞官呢？这显然违背了“经世致用”的一腔理想。究其原因，显然还是官场的恶浊积习令林则徐气愤。但是，林则徐面对这样的官场没有选择妥协、顺从，而是选择以离职的方式表示不满和抗争。在他乘船返回家乡期间，妻子郑淑卿在船上生下三女林普晴，返回福州时，林宾日已经病愈。看到父亲康复了，身体安好，林则徐也松了一口气。

林则徐在家一直闲居到次年三月间。父亲林宾日、母亲陈帙和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不支持林则徐辞官的决定，而且他在家乡也不知用什么技能求生，只有再到官场去做事。于是，道光二年（1822）3月24日林则徐离开家乡北上，赴京补官。事实上他心中依然有做些实事的渴望，他深深懂得，“经世致用”岂是挂在嘴边说说那么简单？既有经世致用的志向，就应该做好准备直面追求理想之路上的种种坎坷和艰难。如果经世致用的道理人人都懂，且人人都像对待吃饭睡觉那样随随便便就能做到，那么，还值得把这当作一种志向、一种情怀、一种抱负吗？经世，首先不是就要面对世界上的种种吗？只有面对种种世相，才能解决种种问题……林则徐的主师曹振镛、房师沈维鐈也一直为他在朝廷斡旋，道光帝早已经知道林则徐任内的卓越政绩，便特地召见、夸赏他，破格为他复职。6月13日，林则徐得到圣旨：“著仍发原省以道员用。”这可以说是来自皇帝的知遇之恩。

史料记载，道光帝于6月15日召见了林则徐。道光帝对林则徐说：“你在浙江的时日虽然不是很长久，但做官的名声却非常好，处理各项事务没有任何毛病，朕早有耳闻。所以，这次仍让你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你补。等你补缺以后，好好在浙江察吏安民吧。”林则徐听了，请求圣训，道光帝说：“一切照从前那么做即可。”这等于他从前在杭州的言行在皇帝这里受到了高度肯定。同时，杭州城里一些一向与林则徐交好的朋友、官绅也欢迎他回去，正所谓“鱼鸟有情浑识面，士民于我若投胶”，林则徐的经世之心又催迫着他，让他恨不得立刻回到任上去了。

很快地，7月24日，林则徐就抵达了杭州城，开始听候补授。在等候任用期间，浙江巡抚帅承瀛把本科监试委派给了他。

帅承瀛（1766—1841），名士登，号仙舟，湖北黄梅大河镇广文冲村人。嘉庆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累迁国子监祭酒。先后督广西、山东学政，历太仆寺卿、通政使、副都御史，署仓场侍郎。授礼部侍郎，调工部、吏部。道光元年（1821）任浙江巡抚。林则徐先后在其治下任杭嘉湖道员、浙江盐运使等职，并深受其奖掖。道光十七年（1837）林则徐继任湖广总督后，帅承瀛曾积极支持和举荐他禁烟。

监试，指科举考试时负有监督之责的官吏。监试的任务是协助监临（乡试的监考官）摄理外帘闱务，具体包括考场的纪律监察和生活后勤总调度。乡试三场，上万名应试者进进出出，连续好几天生活在闱中，许多事情都需要监试来料理，简直寸步不能离。林则徐以他一贯的严肃认真圆满完成了这一烦琐的工作任务，工作非常细致和干练，让人不能不敬佩。

甫受委任，林则徐就开始着手检查科场案卷，整理文场稿件，熟悉外帘闱务，还多次到现场督查各项具体工作的进展情况。他不辞辛苦，到学署与那里的工作人员一起核实考生人数；为了保证考试场地充足，他与学政商量临时增添号舍（考试场地）的办法。为避免阅卷时通过辨认笔迹特征徇私舞弊，考生的试卷需要统一誊录。当时“浙江省誊录八百人，向来能书者仅及其半”，为了保证试卷誊录工整，林则徐亲自到贡院考试挑选誊录生。考试时天气炎热，就连考生用水问题他都考虑到了。入闱后，各项事务林则徐都安排得有条不紊。第三场考试这天正赶上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按习俗人人都要吃月饼。考生离开了家，自然吃不到月饼了，林则徐考虑得非常周到，给每个人发了四块月饼，以安抚考生思乡之情，勉励其用心考试。

林则徐承担监试工作，表现十分突出，帅承瀛对他赞不绝口、格外器重。10月13日，闱中的事务尚未处理完毕，林则徐就被朝廷简放江南淮海道。但是，帅承瀛舍不得放走林则徐，他硬是挽留林则徐在完成监试工作后署任浙江盐运使，用三个多月协助自己整顿浙江盐政，直到道光三年（1823）2月4日才放林则徐到清江浦（今江苏淮阴）就任。

在清江浦，林则徐担任淮海道不到半个月，又升迁为江苏按察使。此后，他在多个地方担任过职务，每到一处，都一心一意兴利除弊，造福百姓，人称“林青天”。

按察使，又称臬台、臬司，主要任务是赴各道巡察，考核吏治，主管一个省范围的刑法之事，相当于现代的省级公检法机关。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按照清朝的制度，每年三月各省要将审理重要罪犯的材料呈交给中央的刑部，等候七月会审。林则徐甫一上任，经过查考就发现两江地区案牍多得很，比他以前待过的浙江省不知多出多少倍，但各级部门却慵懒怠惰、拖延不审。这就使得案子迟迟不能了结，越积压就越多，而且恶人得不到及时惩治、受害者的冤屈得不到昭雪，这也就意味着正义得不到伸张，恶势力必然一天比一天嚣张，必然社会上的犯罪现象也就一天比一天多。针对这种情况，林则徐改革审判程序，明确规定：人证尽管就地取证，如果人证不是重要证据，可以不必提解人证——这就节省了不少时间，促使案件的审结进度有所加快，也让那些以找人证为借口拖延办案的官吏没有了借口。林则徐还进一步提出限期审案的主张，要求在给定的期限内完成审讯。经过改革，几个月以后，积压许久的案件九成都结案了。

有些案件与诬告有关，诬告是最让林则徐气愤的，诬告又往往与讼师有关，因此他着力打击不良讼师。讼师，指帮人办理诉讼事务的人。在中国古代，讼师在社会上扮演着准律师的角色，但又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律师。讼师的存在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方面的根源。中国社会的讼师有极强的两面性，一些好的讼师可能因以法维权而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尊重，但也有不少讼师常常为金钱利益而充当“挑词架讼”的讼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滋长不良风气、干扰司法工作。林则徐明察秋毫，经过他的大力打击，讼师助人诬告的风气总算逐渐消歇。林则徐大力改革江苏吏治，有时亲自裁决案件。他还主张权力适当下移，规定一些偏远县的轻案、小案可以由巡道审理，以减轻各地负担，还要求审案的官吏亲力亲为，亲自审阅文牍、察知案情。林则徐以身作则，有时为了审案甚至不顾危险，黑夜潜行，明查暗访，验尸时也亲自动手。经过这一番整肃，短短几个月内，江苏社会风气就大为好转，享受太平生活的老百姓都知道是林则徐带来了这一切，心头口头不忘林则徐。

江苏是举世闻名的鱼米之乡，河流湖泊密布大江南北。在林则徐的想象中，江苏应该是自然风光优美、山清水秀、百姓富庶之地。但他到任不久，江苏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水灾。大水无情，江苏四十二个州县和五个卫所都受了灾。农村受灾情况尤其严重，田园、人畜、房舍蒙受巨大损失。特别是贫苦农民，生活本来就很艰辛，受灾后的惨状更令人目不忍视；他们颠沛流离，忍饥挨饿，街巷中处处都有哀哭求告之声。凡是人们不忍目睹的惨状，此时却触目皆是；凡是人们不忍听到的哭声，此时却充斥耳中。而一些贪官污吏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不管百姓死活，甚至照常征收苛捐杂税。深重的苦难让不少家庭沦落到卖儿卖女、妻离子散的境地。水灾让百姓难以维生，官方赈灾不力，终于引发松江饥民闹府署的事件。水灾发生后，松江府署以报灾期限已过为由，组织娄县（今上海松江）知县上报，于是饥民拥入并破坏了府署。知府称此事为“造反”，上报巡抚。巡抚韩文绮便派兵弹压，并命令候补道钱俊与按察使林则徐一同究办，从严查处。

林则徐得到消息，百感交集。他知道，农民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不是被逼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份儿上，是绝不会揭竿而起的。他急忙找到巡抚，说：“大人，小民聚众造反，定是被迫。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百姓反抗官府，正是生不如死、走投无路时才采取的办法啊。如果动用军队弹压，恐怕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起更大的反抗。这就好比治水，堵不是上策，只有努力疏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患。当务之急是筹集粮食，赈济灾民，不如此不足以防民变。大人意下如何？”

林则徐这一番理据充足的言论说动了韩文绮。韩文绮略一沉思，说：“好吧，就按你的建议办，速去筹办吧。”

民众殴打知府，在封建官员看来是绝对不可饶恕的。但林则徐没有意气用事，他经过审讯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只对殴打知府的个别人进行了处决，其他人则在允许的范围内从宽处理。林则徐认为，这场乱子是由赈灾不力导致的。百姓受灾，生计艰难，府署有责任赈济，而赈济不力在先，不能把饥民的怨愤视为谋逆。林则徐立刻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并宣布减免当年赋税。至于那些赈灾不力的官吏，林则徐认为绝不应该姑息，否则以后百姓的日子仍然不好过，必须认真查办。于是林则徐对松江知府杨树基等人进行了惩处。

林则徐对百姓的爱护，及其正直无私的品质，受到了百姓和士绅的一致赞扬。同年，林则徐抵京，受到道光帝的两次召见。

道光四年（1824），林则徐四十岁，步入了古人说的“不惑之年”。由于此前在各地做官表现都十分出色，清政府对他越来越信赖，因而对他的调动使用也越来越频繁了。这年一月，林则徐被派往苏州担任江宁布政使。在任上，他还要着力解决全省灾害善后问题。虽然水灾已经逐渐平复，但生产的恢复还需要时间，百姓的生活还面临许多困难，可以说这个节骨眼非常关键，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比处于水灾之中时少，问题的难度也很大。

林则徐把稳定社会秩序当作大事来抓。他考虑问题非常全面，首先发布告示，严禁灾民以受灾为由肆意骚扰大户，严禁灾民辍耕做土匪流寇；随后，逐步采取措施解决饥民问题。林则徐劝说富户按照平价卖粮，不许奸商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他还打击为富不仁者的气焰，强力劝谕官吏、地主捐款赈灾。当时江苏有些地区的地主十分富裕，广种良田，收入颇丰，他们不但不肯在灾民忍饥挨饿时捐资相助，而且互相串联起来阻止捐赈工作的进行，有的竟然无理取闹地说赈灾是“勒派”，与抢钱、勒索无异。林则徐十分愤怒，斥责这类人为富不仁，要求他们必须赈灾。

户部尚书潘世恩家在江苏，家中有余粮万石，却不肯开仓赈灾。当时正好潘世恩在家为他去世的父亲守孝，林则徐就带着随从去他府上找他说话。

潘世恩（1769—1854），清朝大臣。初名世辅，小字日麟，字槐堂，一作槐庭，号芝轩，晚号思补老人。潘氏祖上是中原人，潘世恩六世祖潘仲兰自明代起落户苏州。潘世恩嘉庆年间做过侍读、侍讲学士、户部尚书。道光年间成为英武殿大学士，充上书房总师傅，进太子太傅。他做官五十多年，历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被称为“四朝元老”。

来到潘府后，二人自然少不了一番寒暄。林则徐也不耽误时间，寒暄后就单刀直入地问：“大人，听说贵府有几仓陈粮，如今省内受灾，饥民遍野，不知大人可否做些善事，救救灾民？”

林则徐话音刚落，潘世恩就连连摇头摆手地说：“哪里哪里，大人有所不知，那几个粮仓都是空的，里面没有粮食，我也想拿粮食救济灾民，但实在没有粮食，爱莫能助啊。”

林则徐早就知道潘世恩不肯轻易放粮，对这个回答并不感到意外。他略一思忖，很快有了妙计，对潘世恩说：“既然大人这几个粮仓是空的，不妨借我用一用。”说着，转身高声道：“来人哪，把潘大人的粮仓封好！”

随从听到命令，一刻也不耽搁，迅速封上粮仓。见此情景，潘世恩方知林则徐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倒弄得他有口难言。他知道，封条一贴，里面的粮食就都是林则徐的了。潘世恩气得脸色发青，转身走开了。

第二天，林则徐就在潘府门前放粮，灾民欢天喜地，“林青天”的美誉从此更是家喻户晓。

要求官吏、地主赈灾的同时，林则徐还鼓励其他省份尤其是江苏邻省的大米贩运到江苏省内销售，这样就能使省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以平抑本省粮价。为了使这一想法得到实现，林则徐给进入江苏的外省粮米以免税的优惠条件，效果明显。这一年，林则徐还曾奉旨总办江浙七省水利，可见朝廷对他之信赖和倚重的程度有多深了。

九月间，林则徐的母亲陈帙病故，林则徐放下手中的事务，怀着悲痛回故乡丁忧。

所谓丁忧，就是遭逢居丧的意思。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丁忧期间，丁忧的人不准为官，如无特殊原因，国家也不可以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因特殊原因国家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则叫作“夺情”。

十一月间，因堤坝破毁，洪泽湖外灌，与洪泽湖相连的淮河水位下降，直接影响到漕运，而漕运则直接关系到京城百官的生活。道光帝闻讯大怒，将南河河运总督张文浩革职，并令林则徐“夺情”离家主持修堤工作。林则徐接受命令，立刻前来。他疲于奔命，道光五年（1825）5月以后，因疲劳过度而不得不休息，只能请假回家休养一段时间。次年，朝廷又让林则徐以三品卿署两淮盐政，但他家中事情还未完结，只好婉言辞谢。

道光七年（1827）林则徐赴京候缺，奉命出任陕西按察使并代理布政使，但他刚到西安不久，又接到擢授江宁布政使的命令。等待职务交接期间，陕南略阳一带发生水灾，林则徐便留在陕西暂理原职，去略阳察看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同时还参与了县城移建事宜。年底，林宾日去世，林则徐南归丁忧。他为父母的离世而悲痛，但心中依然无时无刻不记挂着自己的使命。

在这段家居光阴中，林则徐虽远离朝廷，却须臾没有忘记造福桑梓。他热心家乡福利，修浚了福州西湖。福州西湖又叫“小西湖”，是福州省城西郊的一个名胜，林则徐早年曾在湖边的桂斋读书。福州西湖也可以看作城外的一个大蓄水池，因为城市西北郊一带的农田每年就靠这湖水来灌溉。由于年久失修，土豪侵占湖地，湖心壅塞，“小西湖”经常出问题。遇到旱年，湖水不多，农田就没法灌溉；遇到涝的年景，湖水过多，宣泄无路，不但不再是胜景，而且极易肆虐成灾。林则徐了解情况后，立刻划清湖水水域，追回被人侵占的湖地，重新疏浚了福州西湖和由此流到城边的小河。不仅如此，林则徐还动员当地百姓，让他们沿着湖堤砌上石块，栽种树苗，以此巩固堤基，并环绕湖畔种了几千棵梅花。林则徐代当地官员发布文告，严禁把持、侵占及毁掘湖堤砌石、树木。经过林则徐的修整，福州西湖恢复了灌溉功能和美丽怡人的景色，造福一方。居家守制期间，林则徐自己也常常徜徉在湖畔，流连于山水之间。山水让他的心得以歇息，也给他带来不少雅兴逸志。他还四处访察民间利病，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当地官员。

古人说：“四十，志气坚定，强立不反，不夺于利害，不怵于祸福，可以出仕矣”。意思是人到四十岁心智完全成熟，品德修养、为人处世都很圆满，正可以在仕途大有所为。而林则徐恰好刚过四十，他具有坚定的意志、深厚的修养，尤其经过官场上十几年的历练，处理过典试、行政、盐务、赈务等事务后，上得朝廷的赏识，下得百姓的拥戴，而且他为人正派、为官清廉，深知官场的腐化、国事的艰辛和民间疾苦，又一向有经世报国之志，正应该争分夺秒利用大好时光做一番事业。也许正因为这个，有人对林则徐在封建礼教约束下不得不这么长时间待在家里感到惋惜。

但事实上，这段时光对林则徐复归官场后大有作为未必没有积极意义。这不仅由于林则徐即使在闲居时光中也没有真正停止做事，而且还在于闲居促使林则徐得以暂且摆脱四处奔走、马不停蹄的官宦生涯，冷静地思考世事。按当时的礼法，丁忧不能任官。这种规定的影响，从表面上看只是巩固礼法、使人多多尽孝，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使官员得以暂时离开官场、回到民间，重新接触民众，以两三年时光冷静地观察民间利病和民心向背，促使自己加深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总结过去的从政经验并筹划未来。而这一经历无疑会使他们重返官场后变得更加沉稳、干练，考虑事情也会更加周全，从而更好地为朝廷和百姓服务。林则徐丁忧两次，正如他自己所说：“时时作用世计……须磨砺自修以为他日之用。”在居家时光中，林则徐回顾自己由求学到入仕的过程，总结几年来在各地主持政事的经验；他利用这段相对悠闲的时光，冷静地思考着国家大事，无疑为他重返官场、兴利除弊、经世济民作了更多的准备。

道光十年（1830）正月，林则徐服丧期满后，离开福建北上，四月到京。他由京官外放期间曾三次到过京城，但每次都只是短暂停留后就被派到外省处理事务。这一次来京城却是他十余年来留京时间最长的一次，大概三个多月。

京城确为人才荟萃之地，在这里可以站在更高层次上考察政局，也可以与人讨论政事。这次林则徐留京时间较长，能够时不时与熟人和朋友见面、谈心，发表对时政的看法，探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问题。

林则徐来自地方，又在多个地方参与过政事，了解民生疾苦和吏治腐败。此时来京居留，所见所闻都让他对清政府的统治局面感到忧虑。自嘉庆、道光以来，清廷吏治弊病丛生，积重难返，一年坏似一年；在朝大员大多暮气沉沉，信奉“少说话、多磕头”的维持现状者多，朝气蓬勃、锐意进取者寥寥无几；各省封疆大吏，不是惯于以营私舞弊、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就是明哲保身、消极怠惰，只求因循敷衍以自保。随着人口逐年增多，国内生产渐感不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失去依靠、没有生活来源的民众开始随地生事，引发一系列棘手的问题，社会稳定正在受到威胁。而与此同时，外来势力对中国虎视眈眈，分明有伺机而动之意，且鸦片已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输入量一年比一年多，正在严重侵害政府和民众的利益。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国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民生日艰，而外国的坚船利炮却正在东南海面耀武扬威甚至寻衅滋事。一些感觉敏锐、有危机意识的人不能不陷入忧虑，但他们充满焦虑的声音却被更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声音淹没了，危机正在悄悄地然而一刻不停地蔓延。

在这危机重重的时刻，官吏中除了不思进取者，也还有一些具有经世报国之志的人。他们勇于面对现实，潜心研讨，互相砥砺。林则徐这段时间在京城就常与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往来，在与旧友叙寒温的同时又结识了不少新朋。林则徐才识卓越、政绩优异，不但在民间享有口碑，在朝中同样无人不晓，自然备受尊重。他那种“不以名位矜己，不以贤智先人”的谦虚态度，也使人们乐于同他接近。

这段时间，他与从前一起活动在宣南诗社的那些旧友恢复了往来。诗社如今又增添了不少新面孔。据张维屏《南山集》记载，这一时期曾在一起唱酬过的，还有黄爵滋、潘曾沂、潘曾莹、彭蕴章、魏源、张维屏、周作揖等人。他们并非因作诗而结缘，诗社是十分松散的，没有那么大影响和凝聚力；他们是因思想主张的接近而结缘。这些人都是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影响的人物。他们通过科考取得功名的时间比林则徐晚，地位比林则徐低，年龄也大多小于他，但他们的才华却不容小觑，好几个人已有了切实的成就，学术造诣颇深。与林则徐的相似之处还有，他们对弊政也痛心疾首，渴望建功立业、力挽狂澜。他们正是富有朝气和上进心的贤明，林则徐为他们不同于其他官宦的精神面貌而感到高兴。当时，跟林则徐关系密切的主要有黄爵滋、魏源、潘曾沂、张维屏等人。

除了这几位以外，林则徐这一时期在京城还与不少友人往来，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有经世致用之心，希望能以所学、所行改变不合理的现实。林则徐素有经世之志，希望士人能在变革现实的事业中发挥作用，不喜欢崇尚空谈的人。《清代名人轶事》记载过一个故事，讲的是林则徐间接劝勉龚自珍减少不切实际、书生气过重的空谈的事。虽然此事是否确切尚有商讨余地，但颇能反映林则徐的辩才和他经世致用的主张。

龚自珍当年名震京都，达官显贵纷纷与他结交，到了“倒屣相迎”（因急于出门迎接贵客，连鞋子都在匆忙中穿倒了）的地步。可见龚自珍受欢迎、受推崇的程度。论及时下世事，龚自珍总是口若悬河，纵横陈说。每到这时，四座都听得哑口无言，跟他诘问辩驳，没有不避让退却的。有一天，龚自珍在一位贵人府邸饮酒，林则徐也在座。龚自珍“谈天雕龙之辩，风起泉涌”，众人听他谈得气势恢宏，只有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心里却“厌苦之”。酒过数巡，在座宾客中有人说起朝中各部的文笔小吏多属于奸佞之人，说完长叹不已。林则徐借机对他说：“你怎么这么轻看奸佞之人呢？如此说来，在座各位都可以做奸人了。”这个人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林则徐说：“你真的不明白吗？我在对你说奸佞之人。所谓奸佞之人，就是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做别人不忍心做的事。就像西汉大臣公孙宏用一年时间移风易俗，尚且认为迟慢，王安石却作万字长书自比他的老师。秦桧说‘我有两个计策，可以惊动天下人’。他们就是这类奸佞之人了。诗书礼乐汇聚在京都，但他们这干人却胆敢口出狂言而毫无顾忌、异常自信，但也并非真的就有超出常人的才干，只不过是见到当世人才稀少、学识浅陋，才会肆无忌惮，凭借他们那点儿学问就沽名钓誉，炫耀他们不多的学识来惊动众人。这样的人一旦遂心得志，必然令百姓遭殃、国家衰败。这类人心志叛逆而险恶，行动虚伪而顽固，阅历多又通达事故，借此来图谋国事——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就应该诛杀。这类人才是奸佞之人啊。您怎么能认为区区一个文书小吏就能成为奸佞之人呢？”林则徐这番话显然是有的放矢，是对龚自珍的一个劝勉。他说完，满座宾客都“改容称善”，龚自珍也“颇自矜持”，变得恭谨严肃了。听说此事的人，都说如果不是林则说出这一番严谨郑重的话，龚自珍未必容易信服。

林则徐此时在京城结交的友人，都是有才华、有志向的人。他从不奔走于权势之家，而是愿意与这些具有匡时救世思想和顶天立地、激浊扬清的高尚节操的士人切磋、交流。当时这些人在官阶上是小人物，并非位高权重之人，但他们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则是大志士、弄潮儿。他们有学问、有理想、有原则、关心世事，为变革当时的社会风气大声疾呼，引领了那个时期的学术风尚，尤其是推动了禁烟运动的兴起。林则徐从这些朋友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力量。

道光十年（1830）8月，四十六岁的林则徐受命担任湖北布政使。

在清代，一省的行政长官为巡抚，布政使是巡抚的僚属，大概相当于近代的副省长和民政厅长。巡抚和布政使是上下级的关系。布政使主要负责承宣政令——承接上级指派的政务、法令宣达到各府、厅、州、县并督促其贯彻实施，管理属官——管理府、州等各级官员，按期发放俸禄、考核政绩等。掌控财赋——征收全省各地赋税，负责财政收支，统计全省各府户籍、税役、民数、田数等民事内容。

林则徐在湖北担任布政使还不到四个月，清政府又让他到河南当布政使。由于1831年江苏发生水灾，运河决口，六十多个州县受灾，两江总督陶澍要求林则徐前来支援，不久道光帝又把林则徐调任为江宁布政使。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地，为当地吏治和民生殚精竭虑，贡献着他的才学、心血和力量。

这么短的时间内，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一岁之中，周历三省”，他每到一处都致力于兴利除弊，使贪官污吏得到惩治，社会风气得以好转。各地重臣也都十分钦佩他。凡民生疾苦、吏事废坠、人才贤否，林则徐全都心中有数而且采取相应措施。短时间在三个地方任职而且都有实实在在的功绩，林则徐做官用心之勤、任事之勇、建树之多，由此可见一斑。他的政绩，无论妇人孩子还是贩夫走卒，全都能一件件说上来，可见他施政着眼于改善民生。百姓都以生活在林则徐为官的地方为荣，甚至说：“林公来了，我的日子好过了！”林则徐的政事被编成歌谣，传遍街巷和田野。他为清朝统治的长远利益，锐意整顿财政，兴修水利，救灾办赈，一时贤名满天下。

赴江宁就任时，他一路留心勘察水情。到江宁后，他凭借多年来丰富的救灾经验向陶澍建议：要克服水灾造成的困难，一是要规劝官吏和富户捐赠粮食财物以周济贫困的人，二是要妥善输送流民以免他们滞留此地带来更多混乱，三是要收养老病之人以免流失走散，四是要劝人收养幼童以免其遭到遗弃，五是让耕田大户收留佃农以免其流离失所，六是埋葬受灾而死之人以免横尸遍野，七是多设置卖粮的商店以平抑粮食价格，此外还有“变通煮粥以资熟食，捐给絮袄以御冬寒，劝施籽种以备种植，禁止烧锅以裕谷食，收牧牛只以备春耕”等，而无力养活耕牛的人家，允许把耕牛送到“当牛局”，等到春耕用牛的时候再发还给原主人。这些措施有的放矢，全面周到，涉及救灾赈民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官员，怎么可能不得民心呢？

林则徐原不是专攻水利的人才。他之所以能够熟悉水利、对治理水灾有深谋远虑，与朝廷将治水赈灾任务交给他有关，更与他宅心仁厚、亲民爱民的思想有关。如果他没有经世致用、为民造福的精神，就不可能一次次在各地主持工作都取得重大成绩，不可能得到朝廷的赏识和信赖，治理黄河、改革河政的重大任务也就不可能派给他了。

林则徐担任江宁布政使刚刚三个多月，道光十一年（1831）朝廷又让他升任河东河道总督。

河督是当时最优的阔差，为一般官吏所垂涎，没有特殊背景是不可能得到这个职务的。但林则徐却没有为得到这个职务而高兴，相反，他感到这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担子。河务是积弊最重的部门、贪污腐败最严重的地方，这就是贪官污吏愿意到这里来的原因。由于积弊最重，整顿起来必然困难重重。河工也是最繁重的工作，关系着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不精通水利是无法胜任的。

林则徐坦言他不但没有研究过河防形势，而且对那些防水设施的特征、功用也一无所知。他还说：“治理黄河这一事务，与地方各项事务不同。在地方，有利的举措就去实施，有害的风气就去消除；对于那些尚未明了的问题可以从容察看，即使一时、一地受人蒙蔽，还可以慢慢挽回损失、补救局面。但治理黄河的事务，行动要十分迅速，不能给人充分的时间考虑。如果胸无定见，哪怕有一件事被蒙蔽，也可能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果。如果什么事都将信将疑，动不动就驳斥他人意见，又怕会颠倒是非，混淆轻重缓急。假如突然遇到险情需立即处理，恐怕束手无策、犹疑牵掣，失去最佳治理时机。那时将臣从重治罪，在臣一身固然不足惜，但靡费了银两、伤害了百姓，贻误了河防大计，让我有何颜面面对君父和天下苍生呢？一想到这一点，臣就不寒而栗啊。”

事实上，由于以前有过治水成功的经验，林则徐这时已经被认为是水利工程的能手。但他不是虚荣、冒进之人，对于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尤其慎重。指对人、对事惯有的高度的责任感，林则徐对治理黄河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都有过深思熟虑。

但道光帝却考虑到，由于河务是个肥缺，这个领域的贪官污吏非常多，让别人主持这个事务，问题会更多，林则徐恰恰是最合适的人选。当时，官吏因循苟且的作风，已经为道光帝深知和痛恨，他必然想找诚实可靠的大臣委以重任，踏实肯干、政绩卓著的林则徐自然是不二人选。他对林则徐期望很高，他知道，接受任务时越是慎重的人，越能把事情做好，因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干事的人。道光帝说：“那些熟悉河务的官员深知属员的弊病，有可能对他们的错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认真查出、严格管理；林则徐不是河员出身，正可以明察秋毫找出弊病，不必徇私袒护。”自此，林则徐接受了任命，并表示“自持刻苦，不避嫌怨”，一定努力革除弊端，力求“工固澜安”。

林则徐一上任，就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专心学习。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的重大问题，他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消除时弊。林则徐务实、清廉、严谨的名声早已远播四处。河工方面都知道他做事雷厉风行，他一上任，众人就变得格外检点。林则徐待人处事恩威并济，他对渎职的人员毫不留情，平时总是以身作则，制定了制裁舞弊的办法，并进行严格的督察，河工积弊一扫而清。河务艰巨，林则徐不辞劳苦、事必躬亲，所以进行中的河工都能经他亲自督察而随时予以改进。为了治理黄河，林则徐曾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亲自对备用的治水设施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画出来、张挂起来，便于平时经常观看、思考。他认真验催挑工的工作，经过观察思考，让挑工运用新方法取得更好的工作效果。查料工作比验催挑工还要繁难得多，他同样一丝不苟。历届河督查验河工物料，大多走马看花敷衍了事，一任上下串通从中舞弊，林则徐却不然。

由于林则徐查验料物极其严密，舞弊之处难以掩藏，就有人采取了纵火灭迹的手段以逃追究。有一回，林则徐在河南沿河查验料物时忽然接到报告，说虞城上泛十六堡底厂存秸一百六十垛，突然夜里失火被烧去五十六垛。林则徐深知秸料理应严密防护，不容稍有疏忽，现竟赶在他来查验之前突报失火，很可能是有关人员本来就没备足物料，因怕被他发现才故意纵火，企图掩饰弊端。如果这种做法得不到惩治，恐怕以后失火的料堆就越来越多了。为此，林则徐立即展开调查，给予舞弊者严厉处分。

林则徐本来就在河务上积累了不少经验，经过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他对如何施工省料也有了独到见解。因此，道光帝令林则徐悉心体察这项工程。

接到谕旨后，林则徐亲自来到抛石工程的地段，经过观察和研究他得出了结论。原来，那一带河水溜行迅急，往往冲走埽（用秫秸修成的堤坝或护堤）前的泥土，而碎石斜分入水，铺成坦坡，既能够偎护埽根，又可以纡回溜势；豫东河堤多是沙土，基础不固，用碎石护着，在迎溜最险的地方酌量抛石，对河工确实是有益的。但是，由于黄河两岸堤长至二十多万丈，而堤前之有埽的不过六千八百多丈，埽前抛石的又仅有二百七十多丈，可是豫东河面宽阔，溜势时有变化，此工刚完而彼工又起，所以尽管年年抛洒碎石，但购料防险各项费用还是很难节省下来。针对这一情况，林则徐提出了可以从中节省工费的办法。

林则徐短时间内就在河务上取得巨大成绩，道光帝对他愈加信任，决定进一步予以擢用。道光十二年（1832）7月，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赴任前他坚持完成河工任务，全都处理妥当才交卸了河东河督的职务，他担任这个职务前后共六个月。九年后黄河汜决，遣戍伊犁途中的林则徐还曾奉命折回，到河南祥符（今开封）工地协助大学士王鼎治理黄河决口。林则徐不愧为一代名臣，他的诗人、官员的身份人人皆知，不得不承认他还是卓有造就的水利专家。他不但学识渊博、为官清正、爱国爱民，而且勤于政务，一心一意为百姓谋福利。

林则徐以前曾在江苏担任过淮海道、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务并博得“林青天”的美名。来江苏做巡抚，可谓旧地重临。得知林则徐升任江苏巡抚的消息后，江苏各地百姓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赴任时，成千上万的百姓成群结队欢迎林则徐的到来。确实，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杆秤，只有这杆秤能准确地称出一个官员的真正分量。 qUsho8fgnJxUDo5HElbS029S7tq7iD0/DERGM7007aczf4c3M2861yA+O5TOTg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