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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代表的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成为庞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尤其是在大户人家，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牵扯到家族的荣耀，而家族的背景，也会为每个的头顶增添一抹闪亮的光环。
身为大户人家的女儿，张幼仪虽然免遭缠足的厄运，却也不得不屏声敛气地以端庄贤淑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一双大脚只为她带来了短暂的自由，十二岁那年，已经生过十一个子女的母亲，再一次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张家的最后一个孩子，却几乎在出生的时刻，夺走了母亲的生命。
这个女孩叫张嘉蕊，在张家的女孩子中排行第四。母亲在生她的时候昏了过去，就连做医生的父亲都觉得，母女二人的性命可能都保不住了。
为了唤醒妻子，张父把两个年幼的儿子叫来，让他们在一个容器里撒尿，再把尿端到妻子的面前。闻到刺鼻的尿味，张幼仪的母亲一下子苏醒了过来，可张幼仪并没有因此而欢欣雀跃，她的心中还有隐隐的担忧，担心母亲会再次昏睡过去，一睡不醒。
母亲的命保住了，四妹也平安降生，只是这一次的生产，带走了母亲的大部分元气，一连几年，她的身体都十分虚弱，于是，带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十二岁的张幼仪身上。
在还是个孩子的年龄，过早地承担了母亲的职责，这让张幼仪的心理渐渐变得成熟，她学会了包容与忍让，用宽大的胸怀去默默容忍每一个人的过错，即使有些过错带来的痛，比当年缠足时还要铭心刻骨。
为了让母亲静养，张幼仪常常把小妹带在身边，一次在后院玩耍的时候，她一不小心把小妹摔在了地上，这一幕正巧被父亲看到，他一把抱起哇哇大哭的小女儿，再将一巴掌狠狠地甩在了张幼仪的脸上。
也许，父亲并不是惩罚她把小妹摔倒，而是从这一举动担心女儿不够端庄稳重，他说张幼仪东跑西颠，简直野得像个乡下丫头。因为凭着张家的门第，决不能容许家里的女孩做事不够小心。
这就是门第的光环，它更像是一把带着夺目璀璨光芒的金锁，紧扣在张家每一个人的心头，支配着每一个人应该按“规矩”做事。
在这一次之前，父亲从来没有打过张幼仪，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对女儿动手。这一巴掌让张幼仪久久愣在原地，止不住的眼泪既是害怕，又是让小妹摔倒的懊悔。直到天色将晚，看到张幼仪依然还在院子里哭泣，很少走出房门的母亲走到张幼仪的身边，疼惜地擦去女儿的泪水，说出了一句饱含哲理的无奈，她说：“要像天上那对姐妹一般的自由是很难的！”
张幼仪毕竟太小，她听着母亲的话，却又无法猜出全部的含义。不过，她可以感受到母亲紧紧搂着自己的力度，这力度，代表着温暖。
虽然父亲的教育有些严厉，然而张幼仪的童年却并没有吃过苦。这也是因为笼罩在家族的光环之内，张家人从未因为吃穿的问题操过心。祖父的高官身份，除了换来了大片的土地和大宅子之外，还有两顶华贵的轿子一直放在家中。
轿子是那时候最常见的出行工具，张幼仪从小就能乘坐着轿子四处逛，不用自己走路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这让她觉得无比惬意。
不过，张幼仪坐的，并不是家中珍藏的那两顶轿子，只有在重大的场合，张家才舍得让它们派上用场。
张幼仪经常坐的，是那种接在长长的竹竿上面的轿子，其实更像是一个被抬起来的椅子，有两个扶手和一个靠背。如果太阳太毒，椅子的周围就会挂上帘子，用来遮蔽阳光。对于小孩子来说，遮蔽起来的空间似乎带有神秘的色彩，坐在里面，会拥有莫名的快乐。
张幼仪喜欢坐轿子的感觉，两个轿夫一前一后把两根竹竿扛在肩上，走起路来脚步很轻快，随着他们的步伐，竹竿在一上一下地颠来颠去，但却十分平稳。这是用钱换来的舒适，只有有钱人家才能够拥有这样的享受。
每当父亲出急诊的时候，就会坐着轿子出门，并且，每次都要带上三个轿夫。因此，当地的许多轿夫都喜欢坐在张家的门口等活。
之所以需要三个轿夫，是因为父亲很多时候都是急着赶去救命，两个轿夫抬累了，就需要换位置，父亲不愿浪费这样的时间，于是就多叫上一个轿夫，让他跟着轿子跑。如果哪个轿夫累了，另外一个轿夫马上就能顶上。
轿子坐得多了，张幼仪渐渐也能凭借轿子的外观，知道它的用途，也能知道轿子里面的人有着怎样的身份。
比如看到一抬朴素的青竹轿，她就知道这是日常出行乘坐的；如果看到白布覆盖的轿子，则是送葬用的；而红布装饰覆盖的轿子，就一定是接新娘子用的。
而抬轿子的轿夫人数，也代表着乘坐者的身份和地位。在清朝时期，四品以下的官员，无论到哪里出行，只能乘坐两人抬的官轿，轿子的顶子是锡制的；三品以上的官员待遇就要好得多，在北京城内可以乘坐四人抬的官轿，出了北京城则可以坐八人抬的官轿，轿子的顶子是银质的；至于那种需要十到三十人抬，拥有银顶黄盖红帷的轿子，只有亲王才可以坐，普通人只有看一看的份。
不过，这种种限制只是为中国人定的规矩。在张幼仪生活的那个年代，洋人到了中国，想坐几人抬的轿子，就坐几人抬。因为中国的许多地区已经成为了外国人的地盘，他们用自己的法制对中国人进行管制。
张幼仪不知道外国人坐轿子是怎样的场景，但她却听说，有一个中国人因为痛恨外国人的管制，为自己雇了四个外国轿夫，时常让他们抬着自己坐的轿子，在外国的租界里走来走去，当他走下轿子，还要让外国轿夫托着他那特制的长达十五英尺的官服。
张幼仪还不了解，这是一种反抗的精神，她只认为这个中国人好厉害，简直成为了租界里一道奇特的风景。
她无需羡慕别人的风光，因为在宝山，张家也有着让人羡慕的殊荣。别人出门需要租轿子，而张家却拥有属于自己的轿子。尤其是那两顶被珍藏的轿子，是祖父被任命为知县时获得的礼物。
只有在入宫时，祖父才会乘坐这两顶轿子中的一顶，祖父去世之后，这两顶轿子更是被张家珍藏了起来，用罩子罩了起来，如果没有重要的喜事，轻易不会使用。
有些物件，在岁月的流逝中被一代一代相传，若干年后，当曾经的孩童变成满头白发，将重新呼唤起多少曾经的回忆，永远忘不掉的，是那些物件演绎出多少曾经的繁华。有些故事值得笑着回味，有些却能重新勾起尘封在心底的悲伤。
张家的两顶轿子，本来可以带来无比的荣耀，然而，却为张幼仪一家，埋下了悲伤的种子。
祖父去世后，祖母成为了一家之主。然而，在那个年代，祖母的身份在家中却有些微妙。张家的大宅里除了张幼仪一家之外，还住着两位伯父两家人，与父亲不同，两位伯父都不是祖母的亲生儿子，祖母的身份，在当时的年代，叫做继室。
继室的身份，比正房太太低一等。虽然祖母已经成为了张家辈分最高的家长，不过，只要家中发生重大的事情，当家作主的祖母还是要与大伯一同商量。
只有张幼仪的父亲是祖母的亲生儿子，因此，祖母自然最疼爱张幼仪一家人。不过，按照长幼有序的规矩，作为传家宝的两顶轿子，被传给了张幼仪的大伯。之后又顺理成章地传给了他的长子。这就是传统的礼教，没有任何人对这样的分配产生过质疑，张幼仪的父母也从未觉得这个做法有何不妥。
在张幼仪出生之前，大伯为了给自己的长子，也就是张幼仪的大堂哥娶媳妇，请出了这两顶轿子。
她没有看到当时那轰轰烈烈的场面，一切都是从大人的口中听说而来。据说，大堂哥成亲那天，两顶轿子都派上了用场，其中一顶用红丝喜幛作为装饰，抬到邻省去迎接新娘子；而另一顶则装饰着祖父衙门里敬祖用的金丝幛，里面坐着的，是准备娶亲的大堂哥。
两顶轿子在迎亲队伍里是那么的耀眼，也许按照大人们的说法，这样的盛况，就叫做光耀门楣。
新娘子在婚礼的前一天，就被那顶装饰着红喜幛的轿子接到了张家，出于门当户对的理念，张家的媳妇，一定也来自富庶的人家。也许是为了证实这门婚事的匹配，大堂嫂在出嫁时，带来了许多光彩夺目的珠宝作为嫁妆。
张幼仪懂事之后，大堂嫂向她讲述了自己当年出嫁时的风光。她还让张幼仪看了一眼自己带来的这些珠宝，有玉石、珍珠，还有祖母绿的宝石。虽然张幼仪没有见过当时的盛况，但是仅凭这些漂亮的珠宝，她就可以幻想出，那一定是个十分热闹的场景。
大堂哥也十分疼爱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想念父母，大堂哥就同意让岳父岳母搬来一起住，四口人就住在张幼仪家的隔壁。虽然住得近，两家人却很少来往，张幼仪的父亲每天都忙着治病救人，而大堂嫂的父母则只忙着在房间里吸鸦片、打麻将。似乎也很难与张幼仪的父亲产生共同的话题。
血浓于水的亲情，往往左右着人们的喜好。祖母最疼张幼仪一家，不仅仅是因为父亲是她的亲生儿子，还因为张幼仪的母亲，为张家传宗接代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她生出的十二个孩子里，有八个都是男孩，对于当时的老人来说，这样的媳妇是最能干的。
祖母对张幼仪一家的偏爱，是张家公开的秘密。每次祖母在卧室里单独用餐时，总会叫上张幼仪或是其他的兄弟姐妹作陪。祖母在用餐时，喜欢饮上一杯米酒，佣人们也会顺便给一起吃饭的小孩子倒上一杯。
陪祖母吃饭的殊荣，换来了张幼仪很好的酒量。她从未感觉自己家的孩子与伯父家的孩子相比，有什么特殊，不过在别人眼中，这种特殊的关系，却让人觉得有些吃味。
虽然有着同一位父亲，可大伯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却似乎有些微妙。这种微妙的关系自然而然地传承到了下一代，大堂哥与张幼仪的大哥之间，甚至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矛盾。这让两家人很难融洽地相处，不过，毕竟是同根兄弟，两家人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克制着矛盾的激化，就这样风平浪静地相处了多年。
自从大堂哥成亲之后，这两顶轿子也被大伯传给了他。不过，它们却再也没有使用过，就保存在一间屋子里，没人去看，也没人去动。本以为这两顶轿子会向从前一样，一代一代相传下去，然而，令张家人没有想到的是，它们似乎并不甘心于寂寞，而是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波，张幼仪一家在这场风波中愤然搬离了张家大宅，用张幼仪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变穷了。”
孩提时的故事，虽然久远，但每当回忆起来，还是不免觉得亲切。当多年以后，张幼仪再次回想起关于两顶轿子的故事，似乎已经回味不起当初的苦涩，因为这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记忆，而是承载了岁月的重量，在时间的长河中，发酵出了阵阵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