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说：“生命在于运动。”很明显，他是对的。从生理方面看，我们的存在是建立在我们的机体不断运动的基础上；从心理方面看，我们借以存在的是不停地占有——不管它的形式是物质的活动还是意识的活动。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当人们百无聊赖或焦虑不安时喜欢用小棍、手指或别的什么伸手可得的东西连续地敲桌子。这恰好表明人性本质上的特征是骚动不安的：我们会马上对百无聊赖感到厌倦；这种烦躁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敦促我们去引入某种方法，改善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满足。

活动！——我们如果想要有所建树，不管怎样，都得学习，都要工作——太幸运了，我们是无法脱离活动而生存的！一个人想要将其潜能发挥出来，假如他能做到的话，那么，看看这种活动将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如果他能制造或建构某种物品——不管是一本书还是一只篮子，他都将感到巨大的满足。

看到自己的双手日复一日地劳作，最终完成一件作品，会让你直接从中获得愉悦。这种愉悦与一件手工艺品，或一件艺术作品，甚至只是一种手工劳动相关；当然，这件作品越是优秀，就越能给人带来更大的愉悦。

从这个观点来看，那些人是最幸福的，他们认识到伟大的目标会激发创造伟大作品的能力：这让他们的生活别具一番高雅的情趣；不过，因为它忽略了常人的情感而不免有些曲高和寡，相较来说，变成了某种让人觉得枯燥乏味的东西。同时，他们天赋异禀，所以对生活和世界具有一种卓尔不群、远超常人的理解，是某种在传统之上的情趣。

他们从生活和世界中采撷创作的素材；而且，只要没有个人需求的压力，他们马上就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勤勉的采撷工作中去。

他们的才智也是这样：在某种范围内，可以说是具有双重特性的，一方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上运用自己的才智——对于他们和普通大众来说，这些事都是稀松寻常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将自己的才智运用到独特的工作上——对生存进行纯粹客观的静观和反省。

绝大部分人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都是默默无闻的，尔后便永远地消失了，只有智者过着既是演员又是观众的双重生活。

那么，还是让大家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适合的活动区域——这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情！长期的动荡不安会给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因为不具备那种被称作占有的东西，他被迫超出了自己正常的活动范围。

奋斗吧，与困难做斗争！这就如同田鼠一般在地下孜孜不倦地奔忙的人的本性！满足他的一切欲望会成为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愉悦一旦持续太久往往会造成一种停滞感。

战胜困窘就能对生存的快乐进行充分体验，不管我们将在哪里遇到障碍：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社交中还是在精神的劳作——亦即在尝试控制其对象的精神探寻中。斗争和胜利总是能给人带来快乐。

假如一个人没有抖擞精神的机会，就应当尽量制造机会，而且，根据他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决定自己是去玩台球还是去打猎；或者在他本性中那种毋庸置疑的因素的引诱下，与某人发生矛盾，或策划阴谋，或参与诈骗及流氓活动——这一切都是为了使那令人无法忍受的死气沉沉的静止状态结束。就像我所指出的，当你百无聊赖时，是无法保持悠然宁静的心情的。

人应当避免被自己的想象力幽灵所蛊惑。这与服从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的指引是两码事，但却是误导大部分人的生活规则。假如你仔细观察周围的事物，经过一番考量，最终对某一特定事物产生兴趣，通常来说，你会发现编排有序的观念并不能对你的选择产生影响——虽然这些观念是更符合规则的判断依据。

在伏尔泰或狄德罗的小说——我将准确的出处遗忘了——中，像年轻的赫尔克里斯那样的英雄站在十字路口，也是不能看见任何善的踪影的，只有左手握着鼻烟盒，并将一撮烟丝从里面取出，然后扮作他的道德说教的老师，才能看到善；此时，扮演着他母亲形象的恶出现了。

特别是在青年时代，我们往往容易把竭尽全力为之奋斗的目标当作虚幻的幸福憧憬，它们常常浮现在我们眼前，有时甚至终生在我们的脑际盘桓——这种精神是虚假的；因为，当我们发觉这是梦时，幻景就会消散。于是，我们才知道梦幻向我们允诺的都是虚妄不实的，而现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认识。

家庭生活的情景也经常是这样的——我们的家庭生活的细微画面将表现为相似的画面，城市及城镇的生活，甚至乡村生活都是这样，我们所拥有的这种家园，包括它的环境和那些赋予我们尊严和荣耀的名望，也是这样，在这里，不管我们有着怎样的嗜好。我们也常常这样对待梦萦魂绕的情人。

这一切都完全是自然的。因为，表面上看来，我们所想象的直接刺激我们心灵的那些幻象似乎就是真实的对象。

与抽象的观念相比，这些幻象更加直接地对我们的意志造成了影响；因为，抽象观念只提供一种混沌不清的模糊外观，没有生动而具体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正是那些幻象的真实部分。我们可以间接地受到抽象观念的影响。

然而，它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虽然它愿意尽量实现它所许诺的事情，让我们相信它的这种教育功能。当然，如果需要的话，也要对抽象观念加以解释——按其原来的含义去解释，即凭借栩栩如生的图像；但是， 一定要慎重，要对言外之意打折扣 。

可以将上述规则看作更为普遍的规则的一种特殊情况，即绝不能让当下印象操控一个人，或者，使其完全不受外部现象的支配，与单纯的思想劳动或观念的训练相比，这种印象或现象的作用绝对要大得多。这些当下印象之所以丰富多彩，并不是由于它们利用了感官材料——事实上，正好相反，而是由于对于感官来说，它们是某种明显的而且直接发挥作用的东西；它们强行入侵我们的头脑，对我们的反应进行扰乱，并且破坏了我们的决定。

迫在眉睫的事马上会显现它的所有结果，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不过，进行思想的劳作或论点的评判则需要时间，就像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思考所有问题一样。这就是我们如此易受享乐诱惑的原因，虽然我们曾全力以赴地抵制这种诱惑；或者是这样容易被侮辱惹怒的原因，虽然这种侮辱的缘由根本不值一提；或者也是这样容易对批判动怒的原因，虽然我们知道批判者根本不该担其责。

同样，且不说其他的例子，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没有什么危险比一个实际上近在眼前的错误观念更严重的了。所有这一切都将人类本性中根本的非理性显露了出来。女人们往往会被这种占优势的即时印象所诱惑，而且，由于受到如此之多的理性的重负，很少有人因此从一种近似的原因所导引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假如说，单纯的凭借思想劳作还不足以抵制某种外在影响，那么，以相反的影响来抵消它就是最好的措施。比如，我们能通过尝试结交那些对我们评价较高的人，来抵消受侮辱的后果，也可以通过快速选择应急方法，以避免因近在眼前的危险产生不愉快的感觉。莱布尼茨讲过一个意大利人的故事：为了避免吐露秘密，这个人通过连续不断地想着那等待他的绞架来承受酷刑的折磨；他不停地大声喊着：“我看见它了！我看见它了！”——过后他解释说这其实是他的计谋的一部分。 出自《人类理智新论》第一卷，第2章，第11节

正是基于某种相似的理由，我们发现一个人要想坚持对某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是多么困难——这种犹豫不决的痛苦并不是大家的看法与我不一致而使做法也相差甚远的事实导致的，虽然我肯定他们是不对的。

举一个例子，一个逃避追捕的流亡首领一定能从一个忠诚的随从——这个随从谨小慎微，唯恐暴露了主人隐秘的藏身之所——那拘谨而谦恭的言行中得到巨大的安慰，这使他十分确信自身权威的存在。

我曾在前文中， 坚持认为健康的巨大价值，就是成为构成幸福的主要和最重要的因素。 我强调并坚持上述观点，还为此提出了一些普遍规则。

在身体状况良好时，锻炼身体，使之强健的方法是参加大量的劳动——这样做既能锻炼整个身体，也能锻炼身体的各个部位；而且，养成劳动的习惯可以抵制各种病毒的侵袭。一旦疾病缠身——不管是全身还是某个器官染病，其表现形式往往相去甚远，并且护理及治疗方式也各不相同，疗效更是大不一样；因为，疾病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形式。

大量运动可以使体力得到强化；但神经则相反，过度使用神经会导致其衰竭。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用所有适合的方法对体例进行训练，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注意尽量不要使神经过于劳累。

比如，不要让强光刺激眼睛，特别是不要让眼睛受到强烈反光的刺激，不要在暗的地方看东西或者长时间对精密细微的物体进行观察，不要让巨大的声响震动耳朵。最重要的是不要过度使用大脑，或在不适当的时候使用，或对其施加过大的压力。使用一段时间后应让它稍事休息，因为，大脑——这个孕育了各种思想的器官——还要做其他大量的工作。

基于近似的理由，一定不要在进行剧烈的体力锻炼时使用大脑，或者在刚刚结束剧烈的体力锻炼之后马上使用大脑。因为，运动神经与感觉神经在这方面是一样的；一旦肢体受伤，它在大脑对应部位的神经就会产生痛感。同样，事实上，在工作或运动的并不是我们的臂或腿——而是大脑，或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大脑的对应部位通过脊椎的中介作用，对肢体的神经加以刺激并使它们处于运动状态。

所以，当我们的臂或腿感到疲劳时，大脑才是这种感觉的真正源头。这就是肌肉只有和大脑联系起来，才可以处于自觉主动的运动状态以及产生疲乏感的原因，也就是说，肢体的活动依赖于大脑。

那些如心脏一般处于无意识工作状态的肌肉，则并非这样。显而易见的是，倘若迫使大脑在同一时刻既进行剧烈的体力训练又进行理智思考，或者进行两种活动的时间相隔很短，那么，大脑必将受损。

我的上述观点与下列事实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即在一次步行开始的时候或一次散步中的某一时刻，精神上经常会产生一种亢奋感。大脑进入工作状态的那一部分还没有达到疲乏的程度；此外，轻微的体力活动对于呼吸器官是有益的，还能供给主动脉更纯、更多的氧化物，再由主动脉向大脑传送新鲜血液。

同样，保证大脑得到充分休息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大脑恢复功能所必需的；因为，睡眠对于人的意义就像给钟上发条一样。 参考《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版，第二卷，第236～240页

这一适度随大脑的发育和活动而发生直接变化；超过了这个度，时间就白白浪费了，因为，如果这样，那么，其熟睡的程度就会与睡眠的时间成反比。 引同前书，第275页。睡眠是一种暂时的死亡，用以保持和更新在白天已经用掉的那部分生命。或者，还可以说，睡眠是我们为死亡所收取的资本而必须付出的一种利息；并且，利率越高，付出的利息对应地也就越多，已被拖延的救赎日期也就越近。

应当明确理解的一点是思想只是大脑的固有功能，它必须遵从同样的法则，以便能像别的任何有机体功能那样运用和休息。用脑过度会损伤大脑，和眼的使用一样。大脑的主要功能是思想，就像胃的主要功能是消化。

灵魂——作为某种非物质的、基本的东西，只在大脑之中存在，其基本功能的发挥都是自发的，也就是说它在永远不知疲倦地思考着。毋庸置疑，有关灵魂的学说导致理智力量的减弱，并操控着人们去做荒唐事：弗里德雷克大帝甚至曾经尝试培养不睡觉的能力。

如果哲学教授们不再到处散发具有毒害作用的学说，那就是最好的了；但是，这种后果恰恰是教条式哲学所导致的，它啰里啰唆地试图和问答教义保持良好关系。一个人对待自己的理智力量应当养成从生理功能去评判的习惯，而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对它们是保护还是使用。还应该记住任何一种肉体损伤——不管是疾病还是机能失调，也不管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受的伤——都会对精神造成影响。

据我所知，卡巴尼斯在他的《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一书中对于这个问题提出的意见是最可取的。 叔本华在此提及的这部著作是由法国哲学家卡巴尼斯（1757—1808）所著的，对以生理学为基础的精神和道德现象进行论述的论文集。卡巴尼斯在临终前彻底放弃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

由于对这一规则的忽视，很多天才人物和伟大学者变得幼稚可笑、脑筋迟钝，当他们步入垂暮之年时，甚至会彻底疯掉。

不用再举别的例子，毫无疑问，本世纪初 即19世纪初 英国的著名诗人华兹华斯、司各脱、骚塞，在他们老年时，不，甚至才过了六十岁，就变得呆笨无能、感觉迟钝；他们的这种愚钝可印证这一事实，即在生命的这一阶段，他们已在高报酬允诺的诱使下将文学视为商品，以钱为目的进行写作。

使他们陷入理智力的一种非自然的妄用之中的也恰是这一点；一个将佩格斯套上马具并用鞭子对缪斯进行驱策的人将必须支付一笔违约罚金，就如同其他能力的妄用也要支付罚金一样。

甚至是康德那样的情况，我猜想出现在他生命最后四年中的稚拙，纯粹是他后半生以及在他逐渐成为名家之后过度劳累造成的。

通常来讲，一年中的每一个月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以及身体状态，乃至精神产生直接而特殊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以气候为转移的。 3RW4u5ldMQZvIW/E3Hx68oofAzg7tAaRFTWSZrIlMRZSPO87e8vyzvP6551HB+Q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