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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凯蒂：
我把你丢下一个月了，日子一天天过得那么平淡乏味，我几乎找不到什么新鲜的、值得写的东西。七月十三日凡·达恩一家来了。我们本以为他们十四日才来，但从十三日到十六日，德国人不断给犹太人发召集令，弄得人心惶惶，反正早一天总比晚一天好吧，所以他们提前一天来了。
彼得·凡·达恩是早晨九点半到的（我们还在吃早饭）。彼得快十六岁了，是个腼腆，笨手笨脚的男孩，所以别太把他的到来当回事儿。凡·达恩夫妇半小时后也到了。
最好笑的是，凡·达恩太太的帽盒里装了一只便壶。“没有便壶我就找不到家的感觉。”她大声说，一边在她的沙发床底下给便壶找了个固定位置。凡·达恩先生倒没带便壶，胳膊下面却吃力地夹着一张折叠茶几。
从他们来那天开始，我们大家就在一起吃饭，不出三天，我们七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了。不用说，凡·达恩讲了许多我们离开后发生的事，他们毕竟在外面的世界多待了一个星期。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我们的房子和戈尔德施密特先生的情况。
凡·达恩先生告诉我们：“星期一早上九点，戈尔德施密特先生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过去一趟。我马上赶过去了，戈尔德施密特见了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给我看了你们留的便条。按你们的嘱托，他说打算把猫送给邻居，我告诉他这主意不错。由于他害怕房子会被搜查，我们仔细地查看了房间，把里里外外给拾掇整齐了，桌上吃剩的早餐给清理了。突然我看见书桌上有本记事簿，上面写着马斯特里赫特的一个地址。虽然我明知这是故意放在那里的，还是装出又惊又怕的样子，请戈尔德施密特先生把这张会惹麻烦的纸给烧掉了。我指天发誓，说我压根儿不知道你们去哪儿了，不过那个地址让我想起了什么。‘戈尔德施密特先生，’我说，‘我知道这地址是咋回事儿了。大约半年前，有个高级军官到办公室来找弗兰克先生。他俩好像是一块儿长大的。他答应只要弗兰克先生需要，就会帮他。我记起来了，他就驻扎在马斯特里赫特。我想这位军官说话是算数的，一定在想法让他们一家先到比利时，再到瑞士。如果弗兰克的朋友问起来，你这样说一点儿事也没有。当然，马斯特里赫特就别提了。’说完这些我就走了。看来你们的朋友都相信了我的话，后来我碰到好几个人都是这么对我说的。”
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好玩极了，当凡·达恩先生讲了另一些人的传言，他们的想象力简直惊人，我们更是笑了个够。比如，有一个和我们住着不远的人家说，他们亲眼看见我们四个人大清晨骑着自行车离开了，而另一个女人非常肯定地说，我们是半夜被一辆军车送走的。
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