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人的自身

一个人的自身比起这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或者他所给予别人的表象都更能带给他幸福——这一点我们已经大致上认识到了。一个人本身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他自身所具备的东西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一个人的自身个性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伴随着他，他所体验的一切都染上他的个性色彩。无论经历何种事情，他首要感受到的只是他自己。物质享受是这样，精神上的乐趣更是如此。因此，英语的短语to enjoy one's self （享受自己）是一个相当生动的表述。例如，人们说：“He enjoys himself in Paris”（他在巴黎享受自己），而不是说“他享受巴黎”。如果一个人的自身个性相当低劣，那么所有的乐趣就像把价值不菲的美酒倒进被胆汁弄得苦涩难受的嘴里一样。因此，除了严重灾祸以外，人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好是坏，其重要性远远不及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感受方式；也就是说，人们对事情的感受能力的本质特性和强弱程度才更为重要。一个人的自身是什么，他的自身拥有到底为何，简而言之，他的个性及其价值才唯一直接与他的幸福和快乐有关。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只是间接发挥作用，因此这些作用是可以消除的。但个性发挥的作用却永远无法消除。这也是为何针对他人自身优点而产生的嫉妒是最难消除的，同时也是至为小心掩藏起来的。进一步而言，只有感觉意识的性质和构成才是恒久的，人的个性每时每刻都持续地发挥着作用；相比较而言，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永远只是暂时地、偶尔地、刹那间地产生作用，并且它们本身都受制于不断发生的各种变化。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过：

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是我们的本性，而不是金钱。

正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咬紧牙关承受纯粹从外而至的灾祸，但由我们的自身所招致的不幸却更难忍受，因为运气会有变好的时候，但我们的自身的性质却永远不会改变。因此，对人的幸福起着首要和关键作用的，是主体的好处，诸如高贵的品格、良好的智力、快乐的性情、愉悦的感官和健康良好的体魄，一句话，

健康的身体加上健康的心灵。——尤维纳利斯

所以我们应该多加注意保持和改善这一类的好处，而不是一门心思只想着占有那些外在的财产和外在的荣誉。

在上述这些主体素质中，最直接带给我们幸福的就是轻松、愉快的感官感觉，因为这一美好的素质所带来的好处是即时呈现的。一个愉快的人随时都会有他高兴愉快的原因，原因是他就是一个愉快的人。一个人的这种愉快气质能够取代一切别的内在素质，但任何其他好处都不可以替代它。一个人或许年轻、英俊、富有和备受人们的尊重，但如果要判断这个人是否幸福，那我们就必须问一问自己：这个人是否快乐、喜悦？如果他快乐、喜悦，那么，他是年轻抑或年老，腰板挺直抑或腰弯背驼，家财万贯抑或一贫如洗——对他而言，这些都是无关重要的：反正他就是幸福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翻开了一本旧书，赫然入目的是这样一句话：

谁经常笑，谁就是幸福的；谁经常哭，谁就是不幸的。

这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了，我却一直无法把它忘记，因为这句话包含着朴素的真理，虽然这是老生常谈，说得夸张了点。因此，当愉快心情到来之时，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因为它的到来永远不会不合时宜。但我们往往不是这样做，经常会犹豫不决地接受愉快的心情，因为我们想先弄清楚我们的高兴和满足是否确有根据，或者因为我们担心在严肃地盘算和处理重要的事情之际，高兴的心情会打扰了我们。其实，这种做法是否真有好处仍是一个未知数。相比之下，高兴的心情直接使我们获益。它才是幸福的现金，而其他别的都只是兑现幸福的支票，因为高兴的心情在当下直接给人以愉快。所以，对于我们的生存，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恩物，因为我们生存的真实性就体现在无法割裂的此时此刻，连接着两段无尽的时间。据此，我们应把获得和促进愉快的心情放在各种追求的首位。确实，对愉快心情贡献最小的是盈余的财富，最能增进愉快心情的莫过于健康：那些低下的劳作阶层，特别是耕作农地的人们，常常露出高兴和满足的表情，而烦恼则是富贵人家常有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首要争取的是身体健康，而愉快的心情就是从健康的身体长出的花朵。让身体健康的手段，众所周知，无非就是避免一切纵欲放荡的行为，一切令人不快和剧烈的情绪动荡，以及一切太过紧张和持续太过长时间的精神劳累；每天在户外空气中进行两个小时的身体快速运动；勤洗冷水浴，饮食有节。如果一个人每天不进行一定的身体活动，他就无法保持健康。如果要保持一切生命活动程序运作正常，那么，不管生命活动程序所发生的是部位还是整体，都需要运动。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很对：

生命在于运动，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

机体的整个内在是永不停歇地快速运动，心脏在复杂的双重收缩和舒张的过程中，强劲地、不知疲倦地跳动，心脏每跳动28 次，就把身体的全部血液沿着身体的大、小血脉传送一遍；肺部一刻不停地抽气，就像一台蒸汽机；大肠则像虫子一样蠕动不已；体腺始终在吸收和排泄；伴随着每一次脉搏跳动和每一次呼吸，大脑完成了一次双重运动。这样，如果像无数整天坐着不动的人那样缺少外在运动，他们身体外表的静止就会与内在的骚动形成惊人的、有害的不相协调。这是因为身体内部不停的运动也需要得到某种外在运动的支持。上述身体内外之间的不协调，类似于某种情绪使我们的内在沸腾激动起来，但却不得不竭力压制这种情绪从我们的外表流露出来。甚至树木生长茂盛也必须借风而动。

每一运动的速度越快，这一运动就越成其为运动。

这句话以最简洁的拉丁文表示，就是“Omnis motusguocelerior，eomagismotus ”——这一规则可以适用这里。我们的幸福取决于我们的愉快情绪，而愉快情绪又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关于这一点，只要互相对照一下我们在健康、强壮的日子里和当疾病降临、我们被弄得苦恼焦虑的时候，外在境况和事件所留给我们的不同的感觉印象，一切就都清楚了。让我们幸福或者不幸福的事物不是那些客观、真实的事物，而是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理解和把握。这就是爱比克泰德 所说的：

扰乱人们的不是事情，而是人们对事情的看法。

总之，我们的幸福十占其九依赖于我们的健康。只要我们保持健康，一切也就成了快乐的源泉；但缺少了健康，一切外在的好处，无论这些好处是什么，都不会给我们什么乐趣，甚至那些属于人的主体的好处，诸如精神思想、情绪、气质方面的素质等，也会由于疾病的缘故而大打折扣。由此看来，人们在相见时首要询问对方的健康状况，并祝愿对方身体健康的做法，也就不是没有根据的了，因为健康对于一个人的幸福的确是头等重要的事情。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大的愚蠢就是牺牲健康，无论是为了诸如金钱、晋职，还是为了学问、声名；为了肉欲和片刻的欢娱而牺牲健康，就更是愚不可及。我们更应该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虽然健康能极大地增进我们的愉快心情，而这种愉快心情对于我们的幸福又是头等的重要，但愉快的心情却不完全依赖于健康；因为即使是完全健康的人也会有忧郁的气质和明显的沮丧心境。在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无疑在于人最原初的、因而也是不可改变的机体组织的构成；甚至大致上在于一个人的感觉能力与肌肉活动、兴奋能力及机体新陈代谢能力之间或多或少的正常比例。超常的感觉能力会引致情绪失衡以及阵发性的过度愉快和挥之不去的忧郁。那么，因为天才的条件就是超常的神经力量，亦即超常的感觉能力，所以，亚里士多德相当正确地认为，所有杰出、优越的人都是忧郁的：

所有那些无论是哲学、政治学、文学或其他艺术方面表现出色的人，看上去都是忧郁的。

西塞罗在讲述下面这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时，他所指的肯定也是上述那段话：

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天才人物都是忧郁的。

在此考察的这些彼此差异极大、属于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莎士比亚曾经异常优美地描述：

大自然造就了奇特的人，

一些人总是眯缝着眼睛，大声笑着，

就像看见苏格兰风笛手的鹦鹉；

也有一些人阴沉着面孔，笑不露齿，

虽然奈斯特发誓那笑话的确值得一笑。

——《威尼斯商人》第1 景

柏拉图用了“郁闷”和“愉快”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一差别。这一差别的原因就是不同的人有着极为不同的感受愉快和不愉快印象的能力。所以，一件让一个人发笑的事情，会让另一个人近乎绝望。一般而言，一个人接受愉快印象的能力越弱，那他接受不愉快印象的能力也就越强，反之亦然。同一件事情有出现好或不好两种结果的可能，“郁闷”型的人会因为“不好”的结果而生气或者烦恼，对好的结果也提不起高兴劲儿；“愉快”型的人却不会为不幸的结果而生气和烦恼，但对事物的好结果却会深感高兴。对“郁闷”型的人来说，尽管他们实现了十个目标中的九个，他们仍然不会为已实现了的目标高兴，而仅仅因为一个目标的落空而生气。“愉快”型的人如果遇到与此相反的情形，会因为成功实现了一个目标而得到安慰和愉快。不过，正如没有一丁点好处的十足坏事并不容易找到，同样，“郁闷”型的人，亦即阴沉和忧心忡忡的人，虽然总的来说比无忧无虑、快乐的人承受更多只是想象出来的不幸和苦难，却因此遭遇更少真实的不幸和苦难，因为把一切都看成漆黑一团的人，总是担心最坏的结果，因此做足防范措施，与那些总是赋予事情以愉快色彩和大好前景的人相比，不会那么经常地失算与栽跟斗。如果一个天生郁闷的人，再加上神经系统或者消化器官的疾病的折磨，情况最终可以发展成由于持续的不幸而对生活感到厌烦，由此萌生自杀的倾向。到了这时候，最微不足道的不便和烦恼都会引致自杀。的确，当情况变得最糟糕的时候，甚至连这点不便和烦恼也不需要了，一个人会纯粹由于持续闷闷不乐的心情而决定自杀。这种人会以冷静的思考和铁定的决心实施自杀，通常就算是在别人的监视之下，仍会随时留意着利用每个不被监视的机会，迫不及待地抓住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和最自然不过的解脱痛苦的手段，其中没有犹豫、退缩和内心斗争。关于自杀方面的详尽论述，可阅读埃斯基罗尔 的《精神疾病》一书。除此之外，在某种情况下，就算是最健康的和或许是最愉快的人，也会想到过自杀。那就是当巨大的痛苦，或者步步逼近的已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压倒了对死亡的恐惧。不同之处只在于自杀所需的诱因的大小，而这诱因与人的不满情绪成反比。不满情绪越厉害，自杀所需的诱因就越小，到最后，诱因可以减至为零。相比之下，愉快情绪越强烈，维持这一情绪的健康状况越良好，自杀的诱因就必须越大。因此，导致自杀的原因大小不一，这当中的两个极端是与生俱来的忧郁不满的心理得到了病态的加剧；天性是健康、愉快的，完全是客观原因所致。

健康与美貌有着部分的关联。虽然美貌这一属于主体的好处并不会真的直接带给我们幸福，只是间接通过留给别人印象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但美貌仍然是至为重要的，甚至对男人来说也是如此。良好的长相是一纸摊开的推荐书，从一开始就为我们赢得了他人的心。因此，荷马这些诗句尤其适用于我在这里所说的话：

神祇的神圣馈赠不容遭到蔑视，

这些馈赠只能经由神祇的赐予。

任何人都无法随心所欲地获得。

——《伊利亚特》3，65

只需泛泛浏览一下生活，就可知道：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就是痛苦和无聊。还有我们成功远离了上述其中一个死敌的时候，也就在同等程度上接近了另一个死敌，反之亦然。这样，我们的生活确实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或强或弱地摇摆。这是因为痛苦与无聊是处于双重的对立关系。一重是外在的，或说客体的；另一重则是内在的，或说主体的。也就是说，外在的一重对立关系就是生活的艰辛和匮乏造成了痛苦，而丰裕和安定就产生了无聊。据此，我们看见低下的劳动阶层与匮乏，亦即与痛苦进行着永恒的斗争，而有钱的上流社会却持续地与无聊展开经常是绝望的搏斗。 而内在的或说主体的痛苦与无聊之间的对立关系，则是因为一个人对痛苦的感受能力与对无聊的感受能力成反比，这是由一个人的精神能力的大小所决定。也就是说，一个人精神的迟钝通常都是与感觉迟钝和不易兴奋起来密切相关的，因此，精神迟钝的人也就较少感受到各种各样、强度不一的痛苦和忧伤。但是，精神迟钝的后果就是内在空虚，这种空虚就烙在了无数人的脸上；并且人们一刻不停地活跃关注着外在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甚至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暴露出了这种内在空虚。内在空虚就是无聊的真正根源，这种人无时无刻不在向外面寻求刺激，试图借助某事某物使他们的精神和情绪活动起来。他们这方面的选择真可谓饥不择食，这些人所追求的贫乏和单调消遣就可证明这一点。还有同样性质的社交、谈话，以及许许多多靠门站着的和从窗口往外张望的人。正是由于内在空虚，人们才追求社交、娱乐和五花八门的奢侈；而这些东西把许多人引入穷奢极欲，然后以凄凉、悲苦告终。能够让我们免于这种痛苦的可靠手段，莫过于拥有丰富的内在，即丰富的精神思想。因为人的精神思想财富越优越和显著，留给无聊的空间就越小。这些人头脑里面的思想活泼，奔涌不息，不断更新；这些人玩味和摸索着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多种现象；还有把这些思想进行各种组合的冲动和能力——所有这些，除了精神松弛下来的个别时候，都使卓越的头脑远离了无聊。但在另一方面，突出的智力以敏锐的感觉为直接前提，以激烈的意欲，亦即强烈的冲动和激情为根基。这些素质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情感的强烈程度，提高了对精神痛苦，甚至肉体痛苦的敏感性。对任何不如意的事情，甚至细微的骚扰，都会更加感到不耐烦。所有这些都让那出自强劲想象力的各种生动、活跃的表象更是得到了加强，包括拂逆人意的东西。我这里所说的相应适用于从最呆笨的头脑一直到最伟大的思想天才之间的各个级别。据此，无论从客体抑或从主体上说，如果一个人距离人生痛苦的其中一端越近，那距离痛苦的另一端也就越远。与此相应，每个人的天性都会指导自己在这方面尽可能地调节客体以适应主体，因而更充足地做好准备以避免自己更加敏感的痛苦一端。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首要寻求没有痛苦、没有烦恼的状态，追求宁静和闲暇，亦即争取过上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因此，一旦对所谓的人有所了解，他就会选择避世隐居的生活；如果他思想深邃、远大的话，甚至会选择独处。这是因为一个人的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所以，卓越的精神思想会导致一个人不喜与他人交往。的确，如果社会交往的数量真能代替质量，就算生活在熙熙攘攘的世界都是值得的。但遗憾的是，一百个傻瓜聚在一起，也仍然产生不了一个聪明的人。相比之下，处于痛苦的另一极端的人，一旦匮乏和艰辛让他稍稍得以喘息，他就不惜代价寻找消遣和人群，轻易就可将就一切麻烦，逃避自己更甚于一切。这是因为在独处的时候，每个人都返回到自身，这个人的自身拥有就会暴露无遗：这个愚人无法摆脱其可怜的个性，现在就在这重负之下呻吟、叹息。而有着优越精神思想禀赋的人却以其思想使所处的死气沉沉的环境变得活泼和富有人气。因此，塞内加 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愚蠢的人饱受无聊之苦。

同样，耶稣·西拉克 说：

愚人的生活比死亡还要糟糕。

因此，我们大致上可以发现：一个人对与人交往的热衷程度，与他贫乏的思想和总体的平庸成正比。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么选择独处，要么选择庸俗，除此以外，再没有更多别的选择了。

人的大脑是人的整个机体的寄生物或住客，与此相应，人们辛苦挣来的闲暇，就是人的一生的果实和收获，因为这闲暇让人能够自由地享受自己的意识和个性所带来的乐趣。除此闲暇以外，人的整个一生就只是辛苦和劳作而已。但闲暇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什么呢？如果不是声色享受和胡闹，就是无聊和浑噩。人们消磨闲暇的方式显示出闲暇对于他们是何等的没有价值。他们的闲暇也就是阿里奥斯托 所说的“一无所知者的无聊”。常人考虑的只是如何去打发时间，而略具才华的人却考虑如何利用时间。头脑思想狭隘的人容易受到无聊的侵袭，其原因就是他们的智力纯粹服务于他们的意欲，是发现动因的手段。如果暂时没有什么动因的话，那意欲就休息了，智力也就放假了。因为这些人的智力和意欲差不多，都不会自动活动起来，结果就是整个人身上的所有力量都可怕地迂滞静止，这也就是无聊。为了应付无聊，人们就为意欲找出一些琐碎、微小、随意和暂时的动因，以图刺激意欲并以此刺激智力活动起来，因为智力的任务就是要去发现、把握动因。但这类动因较之于那些真正的、自然的动因，就犹如纸币比之于银元，因为前者的作用是带有随意性的。这一类的动因就是诸如游戏、玩纸牌等，发明这些游戏也就是为了上述目的。如果没有了这些游戏，缺乏思想的人就只能敲击随便一件手头上的物品了。对于这种人，雪茄也同样是代替思考的好物品。因此，在各国，打牌成了社交、聚会的主要娱乐。它反映了这种社交聚会的价值，也宣告了思想的破产。也就是说，正因为人们彼此之间没有可以交流的思想，所以，他们就交换纸牌，并试图夺走对方的金钱。可怜的人啊！但为了不失公正，我不想压制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为玩纸牌游戏辩护说，玩纸牌不失为一种应付以后的世俗生活的演习——只要我们通过玩牌能学习到如何巧妙地运用那听任偶然的、不可更改的既定形势（牌局），使我们尽量得到我们所能得到的东西；为此目的，人们必须养成习惯保持沉着，即使牌势恶劣的时候，仍能装出一副高兴的外表。不过，正因为这样，在另一方面，玩牌也就会有一种败坏道德的影响。也就是说，这种游戏的精神就在于人们动用一切诡计和技巧，不择手段地赢得他人的财物。这种在游戏里面的行事习惯，会在人的实际生活里生根、蔓延。这样，人们逐渐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事务中，也同样如此行事，认为只要法律允许，就可以利用掌握在手的每一个优势。这方面的例证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正因为闲暇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开出的花朵，或者毋宁说果实，因为也只有闲暇使人得以把握、支配自身，所以，那些自身具备某些价值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幸福的。而对于绝大多数的人，闲暇只会造就出无用的家伙，无所事事，无聊烦闷，其自身成了负担。因此，我们应该庆幸：

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不是干粗活女工的孩子，我们是自由的人。

进一步而言，正如一个不需要或只需要很少进口物品的国家才是最幸运的国家，同样，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内在财富，很少需要或者不需要向外在寻求娱乐，那么，这个人就是最幸运的人，因为进口物品使国家花费不菲，依赖他人，同时又带来危险，制造不满。到头来，这些物品只能是我们本土产品的糟糕代替品。这是因为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从他人那里，或者从自身之外任何方面期望太多。他人对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极为有限的。归根到底，每个人都孑然独立，最关键的就是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因此，歌德的泛泛所说适用于这里：

无论经历任何事情，每个人最终都得返回自身。——《诗与真》第3 卷，第474 页

或者，就像奥立弗·高尔斯密 的诗句：

无论身在何处，

我们只能在我们自身寻找或者获得幸福。

——《旅行者》v，431

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和做最好的自己。一个人越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在自己的身上越能够找到乐趣的源泉，他也就越幸福。亚里士多德无比正确地说过：

幸福属于那些自得其乐的人。——《欧德谟伦理学》7，2

这是因为幸福和快乐的外在源泉，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极其不保险、不确定、为时短暂和受制于偶然的。因此，甚至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这些外在源泉仍会轻易终结。的确，只要这些外在源泉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这种情形就是不可避免的。人到老年，几乎所有这些外在源泉都必然地干枯了，因为谈情说爱、戏谑玩笑、旅行的乐趣、对马匹的喜好，以及应付社交的精力都舍我们而去了，甚至我们的朋友和亲人也被死亡从我们的身边一一带走了。此时此刻，一个人的自身拥有，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我们的自身拥有能够保持得至为长久。不过，无论在什么年龄阶段，一个人的自身拥有都是真正的和唯一持久的幸福源泉。我们这个世界乏善可陈，到处充斥着匮乏和痛苦，对于那些侥幸逃过匮乏和痛苦的人们来说，无聊却正在每个角落等待着他们。此外，在这个世界上，卑劣和恶毒普遍占据着统治的地位，而愚蠢的嗓门叫喊得至为响亮，他们的话语也更有分量。命运是残酷的，人类又是可怜可叹的。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个拥有丰富内在的人，就像在冬月的晚上，在漫天冰雪当中拥有一间明亮、温暖、愉快的圣诞小屋。因此，能够拥有了优越、丰富的个性，尤其是深邃的精神思想，无疑是在这地球上得到的最大幸运，尽管命运的发展结果不一定至为辉煌灿烂。因此，年仅19 岁的瑞典克里斯汀女王在评论笛卡尔 时，说了一句充满睿智的话：

笛卡尔先生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幸福的一个，在我看来，他的生活让人羡慕。——巴叶：《笛卡尔的一生》第7 部，第10 章

她只是通过笛卡尔的一篇论文以及一些口头资料，了解到这位当时已经在荷兰至为孤独地生活了20 年的人。当然，就像笛卡尔的情形那样，外部环境必须允许我们支配自身，并从中汲取快乐。所以《传道书》：7，12 已经说过：

智慧再加上一笔遗产就美好了，这可让我们享受阳光。

谁要是由于大自然和命运的恩赐而得到这一好运，他就要小心谨慎地确保自己幸福的内在源泉畅通无阻。要达到这一目的的条件就是独立和闲暇。因此，这种人会乐意以俭朴和节制换取独立和闲暇。既然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必须依赖快乐的外在源泉，他们就更应该这样做。因此，对职位、金钱、世人的赞许和垂青等诸如此类的指望，终究不会把这种人诱入歧途，牺牲自己以迎合人们卑微的目的或者低下的趣味。 真出现情况的话，他就会像贺拉斯在写给默斯那斯的信中（第一部，函件7）所建议的那样做。为了争取外在之物而失去了内在的东西，亦即为了荣耀、地位、排场、头衔和名声而牺牲自己全部或者大部分的宁静、闲暇和独立——这是极度愚蠢的行为。但歌德就这样做了。我的守护神却明确地指引我走向与此相反的方向。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真理，即幸福首要源自人的内在，为亚里士多德的真知灼见所印证（《尼各马可伦理学》1，7 和13，14）。他说：

每一快乐都是以人从事某种活动，或者以运用人的某种能力为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快乐也就无从谈起。

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即人的幸福就在于无拘束地发挥人的突出才能，与斯托拜阿斯 对逍遥派伦理学的描述如出一辙，例如，斯托拜阿斯说：

幸福就是合乎美德地做事，并取得想要的结果。

他特别说明，他所用的古希腊字词指的是每一种需要运用技巧和造诣的活动。大自然赋予人们力量和能力，其原初目的就是让人得以与包围着人们的匮乏作斗争。一旦这场斗争歇了下来，那再也派不上用场的力量就会成了负担。因此，人们必须消遣这些力量和能力，亦即不带任何目的地运用这些力量和能力，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人就会马上陷入人生的另一个痛苦之中，亦即陷入无聊之中。因此，王公、巨富尤其受到这无聊的折磨。关于他们的痛苦，卢克莱修 留给我们这样一段描写。当今我们在每个大城市，每天都有机会见到类似的例子：

他经常离开偌大的宫殿，匆匆走向室外露天——因为在屋子里他感到厌烦——直到他突然返回为止，因为他感觉出门并没有好多少。又或者，他策马驰往乡村庄园，就好像他的庄园失火，他必须匆忙赶去扑救一样。但刚跨进乡村庄园的门槛，他就无聊地呵欠连连，或者干脆倒头大睡。他要尽力去忘记自己，直到他想返回城市为止。

——《物性论》3，1060—1067

这些先生们在年轻的时候，肌肉力量和生殖能力肯定是旺盛十足。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只有思想能力才可以继续保持。如果欠缺思想能力，或者思想能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锻炼，也没有让思想能力有所发挥的素材，那将遭遇到的悲惨情形着实令人同情。因为意欲是唯一无法枯竭的力量，所以，现在它通过情欲的激动而被刺激起来，例如，意欲可以通过一掷千金的豪赌——这一真正低级趣味的罪恶——而被刺激起来。一般来说，每个无事可做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强项能力而挑选一种能够运用此能力的消遣，比如打保龄球或者下棋、狩猎或者绘画、赛跑或者音乐、玩牌或者写诗；研究文章学或者哲学，等等。我们可以有条理地探究这个课题，追溯人的所有能力外现的根源，亦即追溯到人的三种生理基本能力。我们也需要考察这三种能力那些不带目的的发挥和活动——在那些发挥和活动中，这三种能力就成了人的三类可能的快乐的源泉。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身上所突出的或这或那的能力而选择相应的一类快乐。第一类是机体新陈代谢能力所带来的快乐，包括吃喝、消化、休息和睡觉。在一些国家，这类活动甚至成为全民性的娱乐。第二类是发挥肌肉力量所带来的快乐，包括步行、跳跃、摔跤、跳舞、击剑、骑马等各种各样的体育游戏，还有狩猎，甚至打斗和战争也包括在内。第三类为施展感觉能力方面的快乐，包括观察、思考、感觉、写作、造型、学习、阅读、默想、发明、演奏音乐和思考哲学等。关于各种各样快乐的等级、价值，以及维持的时间，会有诸多说法，读者们也尽可以作出补充。但大家应该清楚，我们感受的快乐（这总是以运用、发挥我们的能力为前提）和幸福（这由快乐的不断重复所构成）越大，作为前提的能力就越高级。在这一方面，感觉能力比人的另外两种生理基本能力更为优越，这同样是没有人否认的，因为人在感觉方面的明显优势就是人优胜于动物之处，而人的另外两种生理基本能力在动物身上也同样存在，甚至胜过人类。感觉能力隶属于人的认知能力，因此，卓越的感觉力使我们有能力享受到属于认知的，亦即所谓精神思想上的快乐。感觉能力越卓越，我们享受到这方面的快乐就越大。 要让一个普通、平庸的人对某事物产生热切的关注，唯一只能通过刺激他的意欲，也就是让他对这事物有了切身的兴趣。但是意欲持久的兴奋，却起码是混杂的，亦即与痛苦紧密相联。在上流社会流行的纸牌游戏就是这样一种旨在刺激意欲的手段。更确切地说，是通过激发起人们肤浅的兴趣，造成的也只是暂时的、轻微的，而不是持久的和重大的苦痛。正因此，纸牌游戏无论在哪里都是“上流社会”的普遍玩意和活动 ，只能被视为对意欲的搔痒式的刺激。相比之下，具有卓越精神思想能力的人却能够、也需要最热切地投入到只是认知的活动中去，这里面不夹杂任何意欲的成分。事实上，他们这样做也是迫切的需要。这种兴趣把他们置身于一个基本上没有痛苦的领域，就好比神灵轻松自在生活的地方。所以，常人的生活引向浑噩、呆滞，因为他们的全部心力都是涉及他们个人安逸的那些渺小利益，因此用于应付各种各样的厄苦、困顿。所以，一旦他们停止为这些目标操劳，并且不得不返回他们的自身内在时，那难以忍受的无聊就向他们袭来。这时候只有情欲的疯狂火焰，才可以稍稍活动一下那呆滞和死气沉沉的众生生活。相比之下，有着卓越精神思想力的人却过着思想丰富、生气勃勃和意味深长的生活，一旦他们可以抽身投入其中，那有价值和有兴趣的事物就占据着他们；最高贵的快乐的源泉就在他们的自身。能够刺激他们的外在事物就是大自然的作品和他们所观察的人类事务，还有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的天才人物所创造的千姿百态的杰作。只有这种人才可以真正完全地享受到这些杰作，因为只有他们才充分理解和感受到它们。因此，那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才算是真正为他们活着，前者其实在向这些人求助了。而其他的人只是偶然的看客，只是部分地明白个中的东鳞西爪。当然，具有卓越精神思想的人比常人多了一样需求，那就是学习、观察、研究、默想和实践的需求。因此，这也是对闲暇的需求。但是，正如伏尔泰正确无误地说过的，

只要有真正的需求，才会有真正的快乐。

所以，有这样的需求就是这些人能够得到其他人所没有的快乐的条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就算他们的周围存在各种各样大自然的美、艺术的美，以及思想方面的杰作，但是这些东西从根本上对于他们就像艳妓之于年老体衰的人。因此，一个具有思想天赋的人除了个人生活之外，还过着另一种精神的生活，精神的生活逐渐成为了他的唯一目标，而个人生活只是实现自己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已。但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只有这一浅薄、空虚和充满烦恼的存在才必然是生活的目标。精神卓越的人首要关注的是精神生活。随着他们对事物的洞察和认识持续地加深和增长，他们的精神生活获得了某种连贯性和持续提升，越来越完整和完美，就像一件逐步变得完美的艺术品。与这种精神生活相比，那种纯粹以追求个人自身安逸为目标的实际生活则显得可悲——这种生活增加的只是长度而不是深度。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种现实生活对于大众就是目的，但对于精神卓越者而言，那只是手段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的现实生活在没有受到情欲的驱动时会变得无聊和乏味，一旦受到情欲的驱动，很快就会变得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那些获得了超出为意欲服务所需份额的智力的人才是幸运的。只有这种人才能够在现实生活的同时，还过着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没有痛苦，能让他们持续地、热切地投入其中，乐此不疲。仅仅拥有闲暇，即智力不需要为意欲服务，并不足以使人们享有精神生活，人们还必须具备某种真正充裕有余的能力，因为只有具备了充裕的能力，才可以投入到某种并非为意欲服务的、纯粹的精神思想活动中去。相比之下，

没有精神思想消遣的闲暇就是死亡，它就像要把人活生生地埋葬。——塞内加：《书信》，82

根据各人充裕程度不一的精神思想能力，相应地在现实生活的同时，有着无数等级的精神生活：从仅仅只是收集和描绘昆虫、鸟类、矿物、钱币之类，一直到创作出最杰出的文学和哲学作品。类似的精神生活不仅抵御了无聊，而且还避免了无聊的种种恶果。也就是说，这种精神生活使我们得以避免低劣的社交，以及许许多多的危险、不幸、损失和纵欲，而如果人们完全是在现实生活里追求幸福的话，这些就是很难避免的。所以，例如，虽然我的哲学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实惠，但它却使我避免了许多损失。

但是，常人在获取生活快乐方面却寄望于身外之物，寄望于财产、地位、妻子、儿女、朋友、社交，等等；他把自己一生的幸福就寄托在这些上面。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他失去了这些东西，或者对这些东西的幻想破灭，他的幸福也就烟消云散了。为把这种情形表达清楚，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人的重心在他的自身之外。正因为这样，常人的愿望和念头总是不停地转换。如果能力允许他这样做，他就会变换着花样，购买乡村别墅或者良种马匹；一会儿举行晚会，一会儿又出外旅游。总之，他要极尽奢华，这是因为无论什么他都只能从外在寻找满足，就像重病人一样，冀望通过汤水和药物重获身体的健康和力量。其实，一个人自身的生命力才是身体力量和健康的源泉。我们并不马上转移到对应的另一极端的人，而是首先看看那些精神思想力量并不那么显著突出，却又超越了泛泛之辈的人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人会业余学习和练习某一门优美艺术，或者研究某一门的自然科学，例如植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等等；而一旦缺少外在的快乐源泉，又或者当那些外在的快乐渠道再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时候，就会主要从其学问研究中得到消遣和乐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才可以说他们的重心是部分地在其自身。但是，因为这些人对艺术的业余爱好，与那种自发的艺术创造力之间，仍然存在一段很远的距离；又因为单纯的自然科学知识只停留在事物表面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这些人无法全身心投入其中，为其完全占据，并因此整个生命存在与这些东西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对除此之外的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趣。只有那些具有最高等的精神禀赋，我们称之为“天才”的一类人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只有这些人才会把存在和事物的本质完全而又绝对地定为他们的课题。在这以后，他们就尽力把自己的深刻见解，根据自己的个性倾向，或通过艺术，或通过哲学表达出来。因此，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不受外界的打扰，以便忙于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实在已经成为迫切的需要。孤身独处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闲暇则是至高的礼物，其他别的一切好处都是可有可无的。如果还真有其他别的好处的话，通常只会变成某种负担。只有这种人我们才可以说，他们的重心完全就在其自身当中。由此可以解释为何这类极其稀罕的人物，就算有着最良好的性格脾性，也不会对朋友、家庭和集体表现出其他人都有的那种强烈的休戚与共的关切，因为他们只要拥有自身内在，尽管失去了其他一切也能得到安慰。因此，他们身上有一种孤独的特质，尤其在别人从来没有真正完全地满足过他们的时候，这种特质就更加明显。他们因而无法视别人为自己的同类。的确，当彼此的差异无处不在的时候，他们也就慢慢地习惯了作为另类的人生活在人群中。在称呼人群时，他们脑子里想到的是第三人称的“他们”，而不是第一人称的“我们”。我们的美德素质主要是为他人带来好处，而优秀的智力素质则首先让我们自己受益，所以，美德素质让我们受到人们普遍的喜爱，但智力素质则招来别人的讨厌。

由此看来，那些在精神思想方面得到了大自然非常充裕的装备的人，就是最幸运的人了。确实，属于主体的东西比起属于客体的东西距离我们更近。无论客体事物的作用和效果是什么，都永远是首先通过主体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客观事物只是第二性的。以下这些优美的诗句可以作证：

真正的财富只能是灵魂的内在财富；其他别的东西带来的烦恼多于好处。——卢奇安

一个内在丰富的人对于外在世界确实别无他求，除了这一否定特性的礼物——闲暇。他需要闲暇去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精神才能，享受自己的内在财富。这样，他的要求就是在自己的一生中，每天每时都可以成为自己。当一个人注定要把自己的精神印记留给整个人类，那么，对这个人只有一种幸福或者一种不幸可言，那就是能够完美发掘、培养自己的才能，得以完成自己的杰作，或者受到阻挠而不能这样做。除此之外，所有其他别的对于他来说都是无关重要的。因此，我们看到各个时代的伟大精神人物都把闲暇视为最可宝贵的东西，因为闲暇之于每个人的价值是和这个人自身的价值对等的。“幸福好像就等同于闲暇”，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过。狄奥根尼·拉尔修 告诉我们：

苏格拉底珍视闲暇甚于一切。

与这些说法不谋而合的是，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0，7—9）把探究哲学的生活称为最幸福的生活。他在《政治学》（4，11 ）里所说的话也与我们的讨论相关。他说：

能够不受阻碍地培养、发挥一个人的突出才能，不管这种才能是什么，就是真正的幸福。

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第1 卷，第14 部）中的说法也与此相同：

谁要是生来就具备，生来就注定要发挥某种才能，他就会在发挥这种才能中找到最美好的人生。

但拥有闲暇不仅对于人们的惯常命运是陌生的，对于人们的惯常天性而言也是如此，因为人的天然使命就是必须花费时间去获得他本人以及他的家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人是匮乏的儿子，他并不是可以自由发挥智力的人。因此，闲暇很快就成了普通大众的包袱。的确，如果人们不能通过各种幻想的、虚假的目标，以各种游戏消遣和爱好来填塞时间，到最后，闲暇就会变成痛苦。基于同样的原因，闲暇还会给人们带来危险，因为“当一个人无所事事的时候难以保持安静”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一个人拥有超出常规配备的智力也同样是反常的，亦即违反自然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个禀赋超常的人，那么，闲暇对于这个人的幸福就是必不可少的，尽管闲暇对于他人来说时而是一种负担，时而又是有害的。因为缺少了闲暇，这种人犹如被套上木轭子的柏加索斯 那样闷闷不乐。但如果上述两种特殊反常的情形碰巧结合在一起——拥有闲暇属于外在的特殊情形，而具有超常禀赋则是内在的反常情形——就是一个人的一大幸运，因为现在那个得天独厚的人可以过上一种更加高级的生活，也就是说，这样的生活免除了人生两个对立的痛苦根源：匮乏和无聊。换句话说，他再不用为生存而忧心忡忡地奔忙，也不会无力忍受闲暇（闲暇也就是自由的生存本身）。人生这两种痛苦，匮乏和无聊，只有通过彼此抵消和中和，才使常人得以逃脱它们的困扰。

虽然如此，我们却要考虑到一个具有优异思想禀赋的人由于头脑超常的神经活动，对形形色色的痛苦的感受力大大加强了。另外，他拥有这些思想禀赋的前提条件，亦即他那激烈的气质，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头脑中那些更加生动、更加完美的表象，都会让透过这些表象而刺激起来的激动情绪更增加了烈度。总的来说，这些激动情绪是痛苦多于愉快。最后就是巨大的精神思想禀赋使拥有这些禀赋的人疏远了其他人及其追求。因为自身的拥有越丰富，他在别人身上所能发现得到的就越少。其他人引以为乐的、花样繁多的事情，在他眼里既乏味又浅薄。那无处不在的事物均衡互补法则或许在这里也发挥着作用。确实，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并且似乎不无道理的说法就是，头脑至为狭窄、局促的人根本上就是最幸福的，虽然并没有人会羡慕他们的这一运气。我不想在这一问题上给予明确的说法，以免让读者先入为主，尤其是索福克勒斯 本人在这一问题上就表达过两种互相矛盾的意见：

头脑聪明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是主要的。——《安提戈涅》，1328

又

要过最轻松愉快的生活莫过于什么都不懂。——《埃阿斯》，550

在《旧约》里，贤哲们的说法同样令人莫衷一是：

愚人的生活比死亡还要糟糕！——耶稣·西拉克，22，12

和

越有智慧，就越烦恼。——《传道书》：1，18

在这里，我不会不提及这样一类人：由于仅仅具备了常规的、有限的智力配给，所以，他们并没有精神思想上的需求，他们也就是德语里所说的“菲利斯特人”（Philister）。这是德语特有的词语，源自德国的大学生生活。后来，这一名称有了更高一层的含义，虽然它和原来的意思依然相似。“菲利斯特人”指的是和“缪斯的孩子”恰恰相反的意思，即“被文艺女神抛弃的人”。我虽然可以从更高的角度审视，把菲利斯特人的定义确定为所有那些总是严肃古板地关注着并非现实之现实的人，但是，这样一个超验的定义却与我在这篇东西里所采用的大众视角不相吻合。所以，这样的定义或许不会被每一个读者所透彻理解。相比之下，这个名称的第一个定义更加容易解释清楚，它也详细表现了菲利斯特人的本质及其所有特质的根源。因此，菲利斯特人就是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由此可以作出好几个推论：首先，在他们的自身方面，菲利斯特人并没有什么精神上的快乐。这是根据我已提到过的基本原则“没有真正的需求，就没有真正的快乐”。他们的存在并没有受到任何对知识、真理的追求这一强烈欲望的驱动（这种追求，纯粹只是为了知识和真理的缘故），也没有要享受真正的美的热切愿望，而美的享受与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密切相关。但如果时尚或者权威把这一类快乐强加给他们，他们就会像应付强制性苦役般地尽快把它们打发了事。对这种人来说，真正的快乐只能是感官上的快乐，他们就通过这些补偿自己。因此，牡蛎和香槟就是他们生存的最高境界，设法获得所有能为他们带来身体上安逸和舒适的东西，就是他们生活的目标。如果这些事情把他们忙得晕头转向，那他们就的确快乐了！因为如果从一开始就把这些好东西强加给他们，那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无聊之中，而为了对抗无聊，所有能够想象出来的手段都会用上：舞会、社交、看戏、玩牌、赌博、饮酒、旅行、马匹、女人，等等，等等。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赶走无聊，因为缺少了精神的需求，精神的快乐也就是不可能的。因此，菲利斯特人都有一个奇异的特征，即都有一副呆滞的、干巴巴的、类似于动物的一本正经和严肃的表情。没有什么能让他们愉快，让他们激动，没有什么能提得起他们的兴趣。感官的快感很快就会耗尽。由同样的菲利斯特人所组成的社交聚会，很快就变得乏味无聊，纸牌游戏到最后也变得令人厌倦。不管怎样，这种人最后还剩下虚荣心给予他们的快感。那就是尽力在财富或者社会地位，或者权力和影响力方面胜人一筹，并借此获得他人对自己的尊崇。又或者，他们至少可以追随那些在这些方面出人头地的人，以便沾上这些人的辉煌。从我们提到的这些菲利斯特人的基本特质，可以推论出第二点，在涉及他人方面，由于菲利斯特人没有精神上的需求，只有生理上的需要，所以，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们会寻求那些能够满足自己生理上的需要，而不是精神上的需求的人。因此，在他们对别人的诸多要求中，最不重要的就是别人必须具备一定的头脑思想。当他看见别人具有突出的头脑思想时，反而只会引起菲利斯特人的反感，甚至憎恨。因为他们有某种难以忍受的自卑感，以及某种隐蔽的嫉妒——这种嫉妒，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掩藏起来，甚至对自己也是这样。这样一来，这种嫉妒有时候就会变成某种私下里的苦涩和愤怒。因此，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要对卓越的精神思想给予恰如其分的尊崇和敬意，而只是把这些留给拥有地位和财富、权力和影响力的人，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优势。在这些方面出人头地也就是他们的愿望。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是没有精神需求的人。菲利斯特人的巨大痛苦就在于任何观念性的东西都无法带给他们愉快。为了逃避无聊，他们不断需要现实性的东西。但由于现实性的东西一来很快就会被穷尽，一旦这样，它们不但不再提供快乐，反而会使人厌烦；二来还会带来各种祸殃。相比较而言，观念性的东西却是不可穷尽的，它们本身既无邪也 无害。

在关于个人素质、禀赋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所有这些讨论中，我考虑 的主要是人的体质和智力上的素质。至于人的杰出道德素质以何种方式 直接地给人以幸福——这问题我在关于道德的基础的获奖论文 里已 经谈论过了。因此，我推荐读者阅读那篇论文。 FcoxkQUlL8MpMMqJ6kVo6USNXqS157LYhkPuztHYPQAKt0LgRYBqwTyiMxneCI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