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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8）把人生能够得到的好处分为三个方面：外在之物、人的灵魂和人的身体。现在我只保留他的三分法。我认为决定凡人命运的根本差别在于三项内容，它们是：
（1）人的自身，即在最广泛意义上属于人的个性的东西。因此， “人的自身”包括健康、力量、外貌、气质、道德品格、精神智力及其潜在发展。
（2）人所拥有的身外之物，亦即财产和所有意义上的占有物。
（3）人向其他人所显示的样子，众所周知的就是人在其他人眼中所呈现的样子，亦即人们对他的看法。他人的看法又可分为名誉、地位和名声。
我们考察的第（1）项的差别，是由大自然本身所确定下来的。由此可以推断：第（1）项的差别比起第（2）、（3）项的差别，对人们的幸福抑或不幸福，会产生更加根本和彻底的影响，因为后两项的差别只是出自人为的划分。人自身拥有的真正优势，诸如伟大的头脑思想或者伟大的心，与人的地位、出身（甚至王公、贵族的出身）、财富等诸优势相比，犹如真正的国王比之于戏剧舞台上假扮的国王一样。伊壁鸠鲁
的第一个门徒门采多罗斯曾在他的著作里，为某一篇章冠以这样的题目：“使我们幸福的，主要是我们自身之内的原因，而不是自身之外的原因”。确实，对于一个人的舒适、幸福而言，甚至他的整个生存方式而言，最重要的是这个人自身的内在素质，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直接决定了这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内心的幸福，因为人的内心快乐抑或内心痛苦首先就是人的感觉、意愿和思想的结果。而人自身之外的所有事物，对于人的幸福都只是间接地发挥影响。因此，同一样外在的事物和同一样的境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都不尽相同；处在同一样环境中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这是因为一个人只是与他自己的想法、感觉、意欲活动直接相关。外在事物只有在刺激起他的上述东西时才能发挥作用。每一个人到底生活在何样的世界，首先取决于这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因各人头脑的差异而相应不同：是贫瘠的、浅薄的和肤浅的，抑或是丰富多彩、趣味盎然和充满意义的。例如，不少人羡慕他人在生活中发现和经历饶有趣味的事情，其实他们应该羡慕后者理解事物的禀赋才对，因为正是由于理解事物的禀赋，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在其描绘中才是那样耐人寻味。这是因为在一个思想丰富的人看来是意味深长的事情，由一个头脑肤浅、平庸的人理解的话，那不过是平凡世界里乏味的一幕而已。这种情形尤其见之于歌德和拜伦创作的、明显取材于真实事件的许多诗篇。呆笨的读者会羡慕诗人能有那些其乐无穷的经历，而不是羡慕诗人的伟大想象力，正是这想象力把相当平凡无奇的事情变得伟大和优美。同样，具有忧郁气质的人所看到的悲惨一幕，在乐天派的眼里只是一场有趣的冲突，而麻木不仁的人则把这视为无关紧要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现实生活，亦即当下经历的每时每刻，都由两个部分组成：主体和客体，虽然主体和客体彼此密切关联、缺一不可，就像构成水的氧和氢。在面对完全一样的客体时，不同的主体就意味着所构成的现实完全不同，反之亦然。最美、最好的客体与呆滞、低劣的主体互相结合只能产生出低劣的现实，情形就像恶劣天气之下观赏美丽风景，又或者以糟糕模糊的照相机拍摄这些风景。或者我们用更浅显的语言来说吧：每个人都囿于自己的意识，正如每个人都囿于自己的皮囊，并且只是直接活在自己的意识之中。因此，外在世界对他帮助不大。在舞台上，某个演员扮演王公，另一个演员扮演参议员，第三个演员则扮演仆人或者士兵或者将军，等等。但是，这些角色之间的差别只在外在的一面，这些表面之下的里子和内核却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可怜的戏子，都有其痛苦和烦恼。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情形：各人不一样的地位和财富赋予了每个人某一角色，但这一角色与这人的内在幸福并不相应。其实，隐藏在那角色里面的，也同样是充满痛苦和烦恼的可怜虫。痛苦和烦恼的具体内容因人而异，但其形式，亦即其本质差不多是一样的；尽管痛苦和烦恼的程度会有差别，但这些差别一点都不是由人们的地位、财富的差别所决定，亦即不是由每个人扮演的角色所决定。也就是说，因为对人来说，一切存在和发生的事情，永远只是直接在人的意识里面存在和发生，所以，很明显，人的意识的性质和构成本身就是首要的关键。在大多数情况下，意识的性质比呈现在这意识中的物象、形态更为重要。一切豪华、壮观、有趣的东西，反映在一个愚人呆滞的意识之中，与塞万提斯的意识相比，都是枯燥乏味的，因为塞万提斯在一个简陋、不适的牢房里写出了《堂吉诃德》。构成现实的客体部分掌握在命运的手里，因此是变化无常的；但主体部分就是我们自身，所以，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变的。因此，在人的一生中，尽管外在不断变化，但人的性格却始终如一，好比虽然有一连串的变奏，但主旋律却维持不变。无人能够脱离其自身个性。正如那些动物，不管人们把它们放置在何种环境里，它们都仍然无法摆脱大自然为它们一次性定下的狭窄局限。这就是为什么，例如，我们在想办法让自己宠爱的动物得到幸福和快活的时候，必须把这种努力控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动物的本性和意识有其界限。人也同样如此，一个人可能得到多少快乐，从一开始就已经由这个人的个性所决定了。一个人精神能力的界限尤其决定性地限定了他领略高级快乐的能力（参看《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第2 卷，第73 页）。如果这个人的精神能力相当有限，那么，来自外在的一切努力，别人或者运气所能为他做的一切，都无法让他超越只能领略平庸无奇、半动物性的快乐的范围。他就只能享受所规定了的感官的乐趣、舒适和愉快的家庭生活、低级的社交、庸俗的消遣娱乐。甚至教育，大体而言，也无法在拓宽我们精神眼界方面给人带来大的帮助——尽管教育也能做出点滴的事情。这是因为最高级、最丰富多彩、持续至为长久的乐趣是精神思想上的乐趣，尽管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这一点产生误会；但是，能否领略这些精神思想的乐趣首先取决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思想能力。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的幸福是多么的取决于我们自身，即取决于我们的个性。但我们通常却只是考虑运气，只是考虑所拥有的财产，或者我们在他人心目中的样子。其实，运气会有变好的时候；再者，如果我们内在丰富的话，就不会对运气有太多的要求。相比之下，一个头脑呆滞的人终其一生都是头脑呆滞，一个笨蛋至死仍是一个笨蛋，哪怕他身处天堂，为天堂美女簇拥着。因此，歌德说：
大众，不分贵贱，
都总是承认：
众生能够得到的最大幸运，
只有自身的个性。
——《西东合集》8，7
对于人的幸福快乐而言，主体比客体重要得多，任何一切都可以证实这一点：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衰老之人对小伙子心目中的女神无动于衷，还有天才和圣人所过的生活等。健康尤其压倒了一切外在的好处，甚至一个健康的乞丐也的确比一个染病的君王幸福。出自完全健康和良好体魄的宁静与愉快的脾性，清晰、活跃、深刻和正确的理解力，温和、节制有度的意欲及由此产生的清白良心——所有这些好处，是任何地位、财富都不能代替的。这是因为一个人的自身，亦即伴随这个人孤身独处的、别人对此不能予夺的东西，其重要性明显高于他所占有的财物，或者他在他人眼中呈现的样子。一个精神丰富的人在完全孤身一人的时候，沉浸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自得其乐；但对于一个呆滞、麻木的人，接连不断地变换着聚会、看戏、出游、消遣都无法驱走那折磨人的无聊。一个善良、温和、节制的人在困境中不失其乐，但贪婪、妒忌、卑劣的人就算坐拥万千财富也无法心满意足。如果一个人能够享有自己卓越的、与众不同的精神个性所带来的乐趣，那么，对他来说，普通大众所追求的大部分乐趣都是纯属多余的，甚至只是烦恼和累赘。
因此，贺拉斯
在谈论自己时说：
象牙、大理石、图画、银盆、雕像、紫衣，
很多人渴望这些东西，
但是有的人对这些却漠不关心。
——《书信》2，2，180—182
苏格拉底在看到摆卖的奢侈品时，说道：
我不需要的东西，可真不少啊！
因此，对我们的生活幸福而言，我们的自身个性才是最首要和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个性持久不变，在任何情况下都在发挥作用；再者，它并不像我列出的第（2）和第（3）项好处那样听天由命，我们的自身个性是无法被剥夺的。与第（2）和第（3）项那些只具相对价值的好处相比，可以说我们自身的价值是绝对的。由此可知，通过外在的手段去影响和对付一个人要比人们估计的困难得多。在此，只有威力无比的时间才可以行使它的权利：人的肉体和精神方面的优势逐渐输给了时间，也只有人的道德气质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在这一方面，后两项的好处当然是似乎比第（1）项好处更有优势了，因为时间并不会直接夺走这些好处。后两项好处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因为这些好处都在客体一边，其本质决定了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它们，起码人们都有占有这些好处的可能。相比之下，属于主体的东西，我们却是无法得到的，主体的东西是作为“神的权利”赋予了人们，终其一生都牢固不变。所以，歌德说：
在让你降临世上的那一天；太阳接受了行星的问候，你随即永恒地遵循着，让你出世的法则茁壮成长，你就是你，你无法逃脱你自己，师贝尔和先知已经这样说过；时间，力量都不能打碎，那既成的、已成活的形体。
——歌德：《古老、神秘格言》
我们在这方面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我们既定的个 性。因此，我们应该循着与我们个性相符的方向，努力争取适合个性的发展，除此之外则一概避免。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与我们个性相吻合的地位、职业和生活方式。
一个天生肌肉力量很强、大力神一样的人，如果为外在情势所迫，需要从事某种坐着的职业，去做一些精细、烦琐的手艺活，或者从事学习研究和其他脑力工作：这些工作需要他运用完全是另一种的、他先天不足的能力，而他那出色的身体力量却又无从发挥——那这个人终其一生都会感到不快乐。如果一个人具有异常突出的智力，但其智力无从得到锻炼和发挥，从事的是一种根本不需要他的智力的平庸工作，或者从事的是他体力不足以应付的力气活，那这个人的不幸更甚于第一个人。在这方面，我们要避免高估自己的能力，尤其在我们年少气盛的时候，这可是我们生活中的暗礁。
既然人的自身比起财产和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那注重保持身体健康和发挥个人自身才能就比全力投入获得财富更为明智。但我们不应该把这一说法错误地理解为：我们应该忽略赚取那必需的和适合的东西。但真正的财富，亦即过分的丰裕盈余，对我们的幸福帮助不大。所以，很多有钱人感觉不快乐，因为这些人没有真正的思想修养，没有见识，也因此没有对事物的某些客观兴趣，而只有这些才可以使他们有能力从事精神思想的活动。这是因为财富除了满足人的真正、自然的需求以外还能做的，对于我们真正的舒适和愉快影响不大。相反，为了保管好偌大的财产，我们不可避免会有许多烦忧，而这打扰了我们的舒适和愉快。但是，常人追求财富比追求思想修养要来劲千百倍，而完全确切的是，人的自身对人的幸福而言比人所拥有的财富重要得多。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人蚂蚁似的不眠不休、辛勤劳作，从早到晚盘算着如何增加已有的财富。一旦脱离了那狭窄的挣钱领域，他们就一无所知。他们的精神是空虚的，因此对挣钱以外的一切事物毫无感知。人生最高的乐趣，精神思想方面的乐趣，是他们无法领略的。他们也就只能忙里偷闲地寻求那些霎时的、感官方面的、费时很少但耗钱很多的娱乐，徒劳地试图以这类乐趣取代精神思想上的享受。在他们生命终结的时候，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真的挣到了一大堆钱，这是他们一生的成果。现在他们就把这钱留给自己的继承人继续积累或者任意挥霍。这样的一生，尽管他们都板着一副严肃、煞有介事的面孔，仍然是愚不可及的，与其他许多傻乎乎的人生没有什么两样，后者的标志就是小丑戴的挂着小铃铛的帽子。
所以，人的内在拥有对于人的幸福才是最关键的。正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人的自身内在相当贫乏，所以，那些再也用不着与生活的匮乏作斗争的人，当中的大多数从根本上还是感觉到不幸福，跟那些还在生活的困苦中搏斗的人一般无异。他们内在空虚、感觉意识呆滞、思想贫乏，这驱使他们投入社交。但那些社交圈子的人也正是他们这一类，因为“物以类聚”（荷马语）。这样，他们就聚在一块追逐娱乐，以感官欢娱、声色享乐开始，以荒唐、无度而告终。众多刚刚踏入生活的纨绔子弟穷奢极欲，经常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短时间内就把大部分家财挥霍殆尽，其根源的确只是无聊，而不是其他别的原因；而这无聊就是源自上述精神思想的贫乏和空虚。一个外在富有、但内在贫乏的富家子弟来到这个世界，会徒劳地试图用外在的财富代替内在的财富，因为他想要从外部得到一切。这情形就好比衰老之人试图以少女的气味强健自己的体魄。这样，人自身内在的贫乏导致了外在财富的贫乏。
至于另外两项人生好处的重要性，不需要我特别强调。这是因为财产的价值在当今是人所公认的，用不着宣传介绍。比起第（2）项的好处，第（3）项的好处具有某种相当缥缈的成分，因为名誉、名望、地位等全由他人的意见构成。每个人都可争取名誉，亦即清白的名声；但社会地位，只有服务国家政府的人才能染指；至于显赫的名声，则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得到。然而，名誉是弥足珍贵的，显赫的名声则是人所希望得到的价值至昂的东西，那是天之骄子才能得到的金羊毛。也只有傻瓜才会把社会地位放置在财产之前。此外，人拥有的财产、物品和人的名誉、声望这两项好处，是一种所谓的互为影响、促进的关系。彼特罗尼乌斯
说过：
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决定了这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
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反过来，他人对自己的良好评价，无论其形式为何，也经常能帮助自己获取财产。